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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大事—麻城历史丛书

作者:1,2,3,4,5 来源: 日期:2016-3-29 10:57:03 人气:577 加入收藏 标签:

麻城大事

麻城历史丛书

《麻城大事》
发 起
中共麻城市委宣传部
麻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

参与编辑
麻城市文化局
麻城市教育局
麻城市财政局
麻城市档案局

顾 问
毕志伦 杨 遥 蔡绪安 戴福生
总 策 划:程远忠 /邱胜平(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德才 /冯 浩 /金仕善/ 鲁功亮
策 划:(按姓氏笔划为序) 孙谋安 /周汝奎 /张 星/ 张云飞 /张正耀 /胡胜能/ 程中才/ 鲍 斌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红灯/ 毛正秋 /江乐山/ 刘 宏 /李 敏/ 金 木/ 金仕善/ 祝汉蛟/ 郑重建/ 屈苇滨 /程中才/ 缪益鹏
主 编 :金仕善/
副 主 编: 屈苇滨
责任编辑: 冷雁晖
封面设计 :傅可庆/ 袁青青
责任校对: 金仕善 /冷雁晖

前 言
前几年,我们在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援助的优秀贫寒学子的互动交流中,发现绝大多数同学把目标锁定在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方面,读书只是为了应试,忽视了知识的广博性和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在更深入的交谈中,还发现他们对家乡麻城的人文历史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类似情况在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我们知道,同百善孝为先一样,爱祖国必须爱家乡,爱家乡必须了解家乡,不能设想一个有作为的仁人志士缺乏故乡情结,所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萌生了编一套介绍麻城人文历史、风光名胜的读物。这套读物要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让学子们爱读爱看,培养他们热爱家乡,进而热爱祖国的情怀。并且设想这套丛书的编辑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草创阶段,在言必有据,符合历史真实、文化真实的前提下,不追求尽善尽美,先搞出一个样本来;第二步,广泛征求意见,发现不足,遵循简—繁—简的规律,拾遗补缺,删繁就简,修订再版;第三步,由我们智慧的后起之秀精雕细刻,斟酌完善,最终把这套丛书打造成乡土教材、传世读本。在 2012年市迎春茶话会上,我们介绍了上述想法和打算,与会者反应热烈,出席茶话会的市“四大家”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随后,丛书的领导、编写班子建立起来了,广大文化人士热情高涨,纷纷撰稿。在众多麻城新老领导干部的倡导、关怀下,当年年底,丛书前三卷编讫并付印。随后,我们又紧锣密豉,组织广大文友撰稿,终于在2014年底前完成了丛书后五卷撰写粗编工作,由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将文稿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出来,供进一步修改完善之用。在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按照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将《麻城好人》一书中的大多数文稿,并入《麻城名胜暨旧事》、《麻城近现代人物》二书中,将八卷本缩编成七卷本。
这里要特别感谢积极为本丛书撰稿的作者,他们奉献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对麻城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和研究成果,是他们挖掘整理出“古柏举战场 /今枢纽通城 /花县故都 /移民圣地 /李贽著书讲学 /书院《春秋》育才 /明代进士县 /当代将军乡以及魏尚书左仆射毛玠择居花桥河 /宋文豪苏轼杏花村访友 /‘公安三袁’回故里谒师 /汤显祖、冯梦龙来麻城会友”等等一丛丛火树银花,使这套丛书得以面世。
编 者                                             2015年 6月

程远忠

2012年年初,金仕善老师告诉我,计划由麻城市政协、市委宣传部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策划发起,并联合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市文化局、市教育局等部门共同编辑出版《麻城文化丛书》,旨在通过挖掘、整理、记录麻城的历史文化,介绍麻城各个时期的杰出人物、重大事件、山川形胜等方方面面,形成一套系统、权威、经典的市民读本,作为麻城市民特别是麻城子弟了解麻城人文历史、激发其爱家乡爱祖国情怀的乡土教材,同时也算是贯彻麻城“文化立市”战略的一项举措。这无疑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有幸躬逢其盛并为之尽一份力,既是促进会的宗旨所在,也是令我倍感兴奋与自豪的人生幸事。金仕善老师并嘱我为《丛书》作序,令我惶恐万分而一再推谢以至有不敬之嫌,不得已而至勉为其难。
千百年来,麻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涌现出许多各领风骚的杰出人物,也发生过不少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既有风和日丽的名士风流,也有腥风血雨的壮士悲歌;既有先行者孤独而凄怆的身影,也有受难者沉重而杂乱的脚印……这一切不仅共同构成了麻城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麻城文化丛书》要将这千百年来沉淀的历史记忆挖掘和整理出来,其工作之浩繁,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所幸有麻城各领导部门特别是领导者们的远见卓识作为指引,有以金仕善老师为首的一群智者的辛勤耕耘,这项造福子孙的“世纪性工程”启动不到一年,就已结出丰硕成果!对于他们所付出的心血以及所创造的惊人效率,我除了由衷的感动与敬佩,就只剩下喝彩了!

之所以说《麻城文化丛书》是一项造福子孙的“世纪性工程”,不仅在于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更在于它对于教育当代和后世麻城子弟的意义。麻城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所有麻城人的精神财富,是滋润着一代代麻城子弟的精神营养。从个体精神发育的历史看,麻城的历史文化,包括风土人情以至于山川风物,对于每一位麻城人的精神发育和成长都有着母乳般不可替代的滋养作用,是我们人格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滴“乳汁”。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成为我们反复轮回的梦境,成为我们一辈子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故乡给予游子的那一份慰藉,永远如同母亲的怀抱那样温暖而可靠。
生长在文化荒漠的时代,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麻城的历史人文大都知之甚少。记得 20世纪 80年代初我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领导和同事们问起我的家乡,一说到麻城,大都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大革命时期的“黄麻起义”,是出将军的地方;一个是 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三万六千斤”。不是“大革命”就是“大跃进”,麻城的“出名”好像总是和政治运动分不开。议论者先恭后倨的态度和毁誉参半的表情,每每让我感到内心的刺痛!
前几年我在青海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基地时,惊喜地发现“两弹一星”的十大功勋科学家里竟然也有一位麻城人!他就是彭桓武,归国前已是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青年物理学家,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毅然回国,为中国的“两弹一星”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与才华。他归国时有一句名言:“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去才需要理由!”这是多么朴实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站在他的巨幅照片前,我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犹如灵魂深处引发了一次核爆!早已不再年轻的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当时就默默许下一个心愿: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在麻城为他立一座雕像,并把他的这句名言镌刻在雕像的基座上,以他伟大的爱国情怀昭示和激励所有后世的麻城子弟!……我高兴地看到《麻城文化丛书》第二卷已经收录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的事迹,我的这份心愿也算是部分地实现了。我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会有许许多多如彭桓武先生一样的麻城杰出人物走进我们的视野,照亮我们的灵魂深处,让我们每一位后来者从他们那里汲取人生的营养和生命的力量。

《麻城文化丛书》既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自然要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作为记录麻城历史文化的丛书,虽不同于治史,不需要史学一样的体例结构,却同样需要有与治史一样的严谨态度和史学家一样的深邃眼光。无论是题材的选取、资料的搜集还是主题的挖掘与重心的把握,都需要有史学一样的高度,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影响后世的传世之作。
说到治史,有一位叫威廉?T?罗威的美国学者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 )写了一部研究麻城历史的书,叫《红雨——一个中国县域 700年的暴力史》,书中剖析了麻城从元朝到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连绵暴力史,以人类学的视野,从地理环境、气候、族群关系、社会治理结构、心理特点等方面分析了麻城人“暴力”、“尚武”、“好斗”的原因。我个人以为,威廉教授割裂中国历史变迁和社会动荡的大背景,孤立地研究麻城的所谓“暴力史”,显然有失偏颇。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到解放战争的百余年间,整个中国一直浸泡在外族入侵、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腥风血雨之中,所谓“暴力史”实际上是饱受欺凌和压迫的中国老百姓与志士仁人以暴抗暴的历史,而绝不只是麻城的“暴力史”。如果说这些以暴抗暴的历史和事件更集中地发生在麻城,那也只能说明麻城老百姓所遭受的压迫更重,激起的反抗更强烈,也由此铸就了麻城人更富有血性的个性。
以我自己几十年足迹所至的社会观察和比较,单就民风而言,麻城虽然不是民风如何淳朴的世外桃源,但也还够不上民风刁悍的程度。麻城人的传统是尊师重教,讲究长幼尊卑,注重礼尚往来,重农轻商,恋土以及穷要面子(饿死也不愿出去讨饭)等等,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和特征,看不出任何暴力的倾向。假如遵从儒家传统的麻城人不幸在某些历史时刻成了以暴抗暴的“暴民”,那首先应当归罪于统治者的暴政!
所幸那些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时代早已远去;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即便是作为历史的记忆,恐怕也是模糊而飘忽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这个时代需要有知识、有专业技能、有全球视野的建设者,而不再是以暴抗暴的革命者。即便由于历史的屈辱和苦难的记忆,我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几分仇恨抑或是暴戾之气,那也将成为我们和平崛起道路上的绊脚石。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历史的苦难,牢记或者重温历史的苦难是为那些苦难的历史不再重演!我想这也正是《麻城文化丛书》的策划者和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编委们寄希望于每一个麻城子弟的。

清朝乾隆时期的麻城县令姜廷铭曾经这样叙述麻城:“麻城为楚北名区,山水秀丽,人文蔚起。古称‘光黄间多异人’,即其地也。”这个“光黄间多异人”是大文豪苏轼说的。苏轼一言,给了麻城两个文化符号:一个是地域符号——“光黄间”,一个是人文符号——“多异人”。所谓“光黄间”,就是光州与黄州之间,就是麻城。所谓“多异人”,就是多志趣高雅、文采出众、才能卓越、特立独行的人,如哲人李贽、隐士陈季常、县令张毅之属。
历史证明,麻城当得起“楚北名区”的称号,正如本丛书编者概括的“古柏举战场 /今枢纽通城 /花县故都 /移民圣地 /李贽著书讲学 /书院《春秋》育才 /明代进士县 /当代将军乡”为标志的麻城历史文化。远古的事无法考证,自明朝以来,的确是“人文蔚起”,明清两朝,麻城考中举人 513人、武举人 104人,进士 147人、武进士 30人,创造了科举考试的奇迹。科举的成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使麻城长期居于文化发展领先的地位。还有移民文化。在元末明初开始的移民浪潮中,麻城是“江西填湖广”的主要目的地,同时又是“湖广填四川”的主要发源地,成了两大移民运动的“中转站”,形成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麻城孝感乡现象”。这种“中转站”的功能,在全国八大移民圣地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移民运动推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人口质量的优化,延伸了麻城与外部的社会联系。还有红色文化。麻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黄麻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八军诞生的摇篮,是王树声、许世友、陈再道等 3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的故乡。麻城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是一片浸润着烈士鲜血的红土地。
这些文化元素构成了麻城文化的宝藏。
近十年来,随着麻城交通枢纽城市地位的逐步形成,麻城的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的“硬实力”逐步显现。作为一个长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我为家乡的发展成果倍感自豪!同时,以我自身的理解和体会,我认为经济硬实力需要文化“软实力”作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可发持续发展,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等各个领域、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最近,中共麻城市委提出了建设“绿色麻城、实力麻城、文化麻城、效能麻城、幸福麻城”的倡议。这个倡议提得好,充分体现了麻城的发展优势和麻城百万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这“五个麻城”中,“绿色”是方式,“实力”是核心,“文化”是抓手,“效能”是保证,“幸福”是目标。所以我认为,建设“五个麻城”,还是要从文化建设入手。
编辑出版《麻城文化丛书》,是塑造“文化麻城”的有益实践。这么一件文化盛事,麻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能参与其中,我个人能尽一点绵薄之力,这是我会同仁共同努力工作的结果,是我个人的荣幸!我期待这项造福麻城的文化工程顺利实施,如期圆满完成。
2014年 10月
(作者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公共采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创办人)

编辑说明

本卷记录了麻城历史上发生的吴楚柏举之战、麻城“孝感乡”、李贽在麻城、《金瓶梅》书成麻城、明代麻城漕运改折、黄麻起义等十六件大事。但我们深知,这些只是茫茫沧海之中的几朵浪花。自有文字可征的历史以来,麻城发生了何止数百上千件大事,但碍于史料欠缺,不能一一奉献给读者。尤其是从秦汉至宋元达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竟无一例涉及,实在是史料缺失,无可奈何。思之令人叹惋!
麻城西北部有“五关”之险。每当国家分裂、南北战争之际,如晋末的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及宋末的宋元交兵,这里便多次成为兵家争夺的要地。这些战争故事散见于相关的史书,但都零碎不能成文。
北宋时期,苏轼来麻城会陈季常一事,堪称麻城盛事。近年来兴起的“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也是一件大事。我们将一并在《麻城名胜暨旧事》一书中推出。
元朝时,麻城多灾,水、旱、蝗来袭达20次之多,还有两次“人相食”的记载。但受灾的具体情形已无法明了。
元朝末年,麻城人邹普胜发动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明嘉靖三年,歧亭人胡廷凤占山为王。明朝末年,麻城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奴仆造反”。这些底层民众的反抗事件,在县志中只有词条式的记载,也难以成文。
最近二三十年间,麻城县改市,以及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温家宝、李瑞环、宋平、曾庆红、吴官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视察麻城,这无疑是麻城的大事。但考虑到这些领导人在麻城的活动已有很多文章或专著出版,所以这次暂未列入本书。至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事在麻城籍共和国开国将军一书中有叙述。
编 者                                        2015年 6月

目 录

016 漫话麻城 .........................屈苇滨
038 吴楚柏举之战 .....................缪益鹏
049 麻城“孝感乡” ...........王红灯 刘明西
092 明代麻城漕运改折 .................李 敏
112 李贽在麻城 .......................王红灯
176 附录:遥寄一代宗师李卓老 .........刘 宏
186 《金瓶梅》书成麻城 ...............刘 宏
203 张献忠入麻城 .....................屈苇滨
216 于成龙东山平叛 ...................金 木
239 黄麻起义 .........................曾锋
257 小界岭保卫战 .....................李 敏
266 鄂东邪教道德金门覆灭记 ...........缪益鹏
301 周恩来 1958年在麻城 ..............金仕善
306 麻城撤县设市的前前后后 ...........叶显应
318 举水大治理 .......................程中才
326 大别山电厂落户麻城记 .....毛正秋 来 强
341 麻城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李向农
351 后 记 ...........................编 者


漫话麻城

屈苇滨
麻城,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建立县治,作为独立的行政主体存在,已有 1400多年的历史。
麻城,隶属于湖北省黄冈市,地处鄂东。大别山屏蔽东北,为江淮锁钥;举水冲积平原连接江汉,为西南门户。
麻城,从地图上看,状如一片美丽的枫叶,3747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养育着 120万勤劳善良的人民。
麻城,主产水稻、小麦、棉花、油料,福田河的菊花、顺河集的油茶、乘马岗的花生、盐田河的板栗、三河口的天麻、木子店的老米酒、白果的肉糕、夫子河的鱼面都堪称名贵特产,人间美味。
麻城,京九铁路、沪汉蓉快速铁路、大广高速公路、沪蓉高速公路呈“井”字形交汇;从麻城出发,北至北京、南至广州、西至重庆、东至海滨,都可以朝发夕至。
麻城,有著名的“三台八景”,有丰富的民间传说,有众多的历史遗迹。近年,龟峰山杜鹃花红遍全中国,“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旅程。
这就是麻城。这就是让每个麻城人耳熟能详且为之自豪的麻城。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麻城,甚至只能算是表象的麻城。要认识全部的、深层次的麻城,还必须更深情地贴近她,阅读她,了解她的历史,她的文化,她的辉煌,甚至,她的苦难!

麻城很大,周边县都称她“麻老大”。但在过往的历史中,她曾经更大。唐五代的时候,后周与南唐两个政权以长江为界,麻城是后周的南部边界。南宋绍兴年间,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麻城则是南宋的北部边界。直到明朝初年,麻城的东西距离与南北距离都还有 230里。
明清时候的基层政权设置,县下面设乡,乡下面设区(读作“奎”),区下面设里。明朝初期,麻城有四个乡:东南面是亭川乡,西南面是孝感乡,西北面是仙居乡,东北面是太平乡。下辖 130个里。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因为人口减少,将孝感乡撤销合并到仙居乡,同时将 130个里合并为 94个里。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成立黄安县(今红安县),从麻城的西部划分 20个里给黄安,麻城便只剩下 74个里。这时,麻城东西向距离为 160里,南北向距离为 150里。
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政府新设经扶县(今河南省新县),又将麻城乘马地区原仁美区、择里区各划出三分之二,丰义区划出三分之一。1955年,设立于 1952年的胜利县撤销,原属麻城的梅庄区划入罗田县。
据说,麻城在隋朝初建县治的时候面积达 4500平方公里,经过漫长的历史整合,“瘦身”为现在的 3747平方公里。当然,她还是“麻老大”。
广袤的土地承载着壮丽的河山。

麻城的地形由东北向西南逐级下降,呈阶梯状。东北部是高山,西北部是丘陵,中南部是平原,最高的康王寨海拔 1337.1米,最低的陶家寨海拔 25米。
山是大别山。大别山由西北向东南斜卧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成为江、淮分水岭。麻城处于它的中段南麓,境内名山众多,最有名的当数神奇的龟峰山、陡峭的木陵山、高峻的康王寨。
河是举水河。举水河干流发源于鄂、豫交界的蜂包裂山,一路向西南,分段被人称作福田河、大河、四道河、白塔河、县东门大河、高岸河、雨阴河、迎集河、夹洲河、新庙河、宋埠河、歧亭河,出歧亭后,经过新洲、黄冈,注入长江。她在麻城境内有五条支流,分别是许家河(又名跳石河)、阎家河、白杲河、浮桥河、鄢家河。在麻城,除了位于龟峰山 -天井山 -什子山东面的木子店、张家畈两镇属于巴水水系,其他乡镇都属于举水水系。悠悠举水,亿万年来养育了千万代麻城人,她是麻城人民真正的母亲河!
胜水名山构成了诸多名胜。麻城从明朝以来便有“三台八景”的说法。三台指白云台、雁台、钓鱼台,八景指龟峰旭日、白臬飞泉、麻姑仙洞、万松古亭、桃林春色、柏子秋阴、凤岭朝云、龙池夜月。清康熙九年版《麻城县志》有定惠海棠,而没有凤岭朝云。
这些名胜到今天还能被称作名胜的大约只有龟峰旭日、麻姑仙洞、柏子秋阴三处。柏子秋阴即柏子塔,以“秋阴”命名,是说每到立秋这一天正午的时候,柏子塔四面都见不到一点塔身的阴影。对于这一景观,估计极少有人验证。
白云台在五脑山北面的仙居山上,山顶有一块巨石,石面平整,形如高台,山中不时有云雾缭绕,还有凤凰岩、飞仙洞、石室、云泉等景观,是传说中麻姑游玩的地方。与白云台、麻姑仙洞并列的还有凤(凰)岭,传说每当晨雾欲开未开之际,总有凤凰聚集山头,这便是凤岭朝云。
雁台与白臬飞泉都在白臬山上。白臬山是麻城的一座真正的文化名山。山如人形,远远望去,山顶好像有一股泉水从石缝中流出,流至半山又被突出的崖壁阻碍,于是凌空落下,呈一片空明洁白。明代著名僧人周道一在山中建三教堂。山的南面有一方巨石,平坦如席,道一早晚率弟子在这里诵读佛经。每当小沙弥们开始诵读,便有群雁飞来,仿佛是被沙弥们的诵经声所吸引。这便是雁台的来历。周道一死后,梅之焕为他在山中建塔,并题写塔名。如今山中诸景俱灭,唯道一塔尚存,但已处于十分危殆的境地。
钓鱼台在阎家河镇的凤陂河中流,台上有寒碧楼,河岸旁有芝佛寺,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修行讲学的地方。万松古亭在市区西面的七里冈,桃林春色在桃林河,龙池夜月在城区剪子街的龙池桥,定惠海棠在木子店原市第四中学院内。这些名胜景观虽然不可再得,但美好的名字仍留给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

麻城壮美的山水孕育了她古老的历史,古老的历史孕育了大量美好的神话。
神话一:麻姑。麻姑是神仙,她修炼的地方叫麻姑仙洞。但她首先是人,正如所有神仙都是由人修炼而成的一样。在传说中,麻姑的父亲叫麻秋,是东晋时期后赵政权的一位将军。他带兵在麻城(那时还没有城)筑城,虐待劳工,每天要干到公鸡打鸣才允许劳工作短暂的休息。麻姑同情劳工,便提前装鸡叫,引得所有的公鸡都提前打鸣,劳工由此得以提前收工。她的行为被父亲知道了,要对她施以惩罚,她便逃到五脑山北面的一个石洞里躲起来。后来,她得道成仙。
麻姑的故事本是神话,其意义在于劝人行善。既然是神话,当然就不用辩论真假。但它与另一件大事相联系,就不得不让我们认真对待。这件大事就是麻城的得名。现在通行的说法,就是因为城是麻秋筑的,所以麻城在隋开皇十八年(598)建立县治的时候就取名麻城。这一说法见于各种版本的《麻城县志》,还有明朝弘治十四年的《黄州府志》。在这些记述中,有的还注明出自《晋书》。
但翻遍《晋书》,却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信息。
事实是这样的。东晋的时候,以黄州为中心的鄂东一带称西阳国,治所在邾城(今新州县)。当时的西阳国,名义上是由东晋管理,但真正的主宰者是蛮人部落,俗称“五水蛮”。五水指当时位于西阳国境内的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五水蛮统治的鄂东地区是事实上的“国中之国”,东晋政权无力行使管辖权,所以也没有驻兵。直到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征西将军庾亮计划北伐中原,派征虏将军毛宝会合西阳太守樊峻带一万精兵镇守邾城。庾亮的举动激怒了风头正盛的后赵皇帝石虎。当年八月,他任命夔安为大都督,率领石鉴、石闵、李农、张貉、李菟五位将军并五万军队,进攻东晋的荆州、扬州北部边境,其中,派二万人攻邾城。九月,张貉攻陷邾城,杀六千人,毛宝、樊峻突围出去以后,又溺死在长江里。夔安乘胜进军,攻陷江夏(今安陆市),进而围攻石城(地在今钟祥市)。东晋竟陵太守李阳拒战,大破后赵军,斩首五千余级。夔安被迫撤军,沿路掳掠七千多户人家,将他们迁徙到幽州、冀州一带安置。东晋随即委派辅国将军庾怿为豫州刺史,加强宣城、庐江、历阳(今和县)、安丰(今江苏省东台安丰镇)四郡的防务。这样,东有庾怿,西有李阳,东晋荆、扬北部边境复归原状。
这次夔安率部破邾城是后赵石虎时期唯一一次派军队来到麻城附近。而恰在上一年底,麻秋因为在北方打了败仗被石虎削去官爵,所以不能参加这次南下的军事行动。但他会不会以下级军官的身份参加呢?这当然有可能。但后赵军队打完这一仗就撤走了,连邾城都不守,有什么理由来麻城筑城防守呢?
同时,从麻姑这个神话故事在传播中的一些现象分析,也可以看出麻秋筑麻城只是麻城人的杜撰。其一,麻姑的故事有多种版本,先有汉代的麻姑,后来才出现晋代的麻姑,晋麻姑是在受汉麻姑影响下诞生的,诞生的原因可能与麻秋的姓有关。其二,晋麻姑的说法曾在多地出现,并非麻城的专利,只是在麻城的传说中多了一个筑城并“因此命名”的尾巴。比方说,在编于清朝康熙时期的《古今图书集成?神异传》里,就引用《登州府志》里的记载,说麻姑“为后赵麻秋女,或云建昌人,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飞升。政和中封真人。”“政和”是宋徽宗的年号,可见这个在登州(府治在今山东省蓬莱市)流传的麻姑女神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官府的重视。其三,晚明时期著名的文坛领袖王世贞编了一本《列仙全传》,里面写到了晋麻姑。王世贞对麻城十分熟悉,为麻城好几个大家族的家谱和李文祥的《简斋遗稿》写了序言,还为麻城的刘天和写了传,为周鲁山、黄卷、曾烶写了墓志铭。可以肯定,关于晋麻姑的故事,他是从在麻城听说的。但奇怪的是,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写麻城,更没有写麻城得名的由来。我想,他大约也是对这个说法不能认同。其四,以麻姑命名的山、石、洞在全国十分普遍,几乎各地都有。如麻城周边的红安、新县、光山、金寨、罗田等县都有麻姑洞,且都说是麻姑修炼的地方。这一现象表明麻姑的传说带着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最后,说句到底的话,凡是看到过五脑山麻姑仙洞的人,应该都不会相信那是个可以供人居住的地方,更不会有哪个年轻女子敢于独自在那儿居住!
所以,我的看法是,麻城以麻秋命名的说法仅仅是传说,没有事实依据。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同样的事例,孝感因为董永命名、木兰山因为花木兰命名,都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完全出自民间传说。传说很美,就让我们这么传下去也很好,但传说往往不是事实。
读者诸君可能要问,那麻城的名字从何而来呢?对此,我只能表示歉意。但有两条资料可供参考。一是麻姓的来源,有一种流传甚广且见诸相关著作的说法,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一个姓熊的大夫封食邑于麻这个地方,他的后代就以地为姓,改麻姓,而这个“麻”地就是现在麻城所在的地方。照此说法,麻这个地名由来已久,是个非常古老的地名。二是北宋著名地理学家乐史在他的地理专著《太平寰宇记》里面记述,麻城县建立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比我们现在采用的隋开皇十八年(598)提前了二十年,同时,他将麻城县的麻字写成了“蔴”。“麻”与“蔴”,在指麻这种植物的时候意思是相通的。这便启发我们,麻这个地名是不是因为麻这种植物而得名的呢?毕竟,以植物命名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如楚国,就是因为荆山而得名,荆山又是因为荆这种植物而得名。荆这种植物又名楚,所以楚国也称荆国,或称荆楚。
神话二:帝主,或称土主、福主,是麻城县的邑神。帝主的前身也是人。他于北宋时出生在四川的璧山县,姓张,兄弟中排行第七,人称张七相公。他出生三个月就能说话,七岁就能作诗文,特别喜欢道家学说。十七岁的时候,他游历到麻城,见麻城乱建了很多祠庙,很气愤。一气之下,他就动手将见到的淫祠都砸了。祠庙的主人们将他告到麻城县衙,官府将他捉入牢房,关了三年。这时,县城发生火灾,张七相公让狱吏给县令捎话:自己能祭神消灾。县令将他释放。张七相公跨上一匹乌骓马,手执一根红木棍;木棍所指,火当即熄灭。他一路向西,至县城西门的相公桥,但见乌骓马腾空而起,向空中飞去,一直飞到五脑山南坡,才不见了踪影。麻城人便奉他为帝主,在五脑山建庙供奉。
帝主神十分灵验。麻城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求告帝主神,都能逢凶化吉。明嘉靖七年(1528)秋天,麻城人刘天和巡抚甘肃。这一天,是他母亲七十岁寿诞的日子,他以没能在母亲身边尽孝而心里难过。这时,他的一只手突然锥心地痛,痛得他大声呼号,呼号声穿透了好几重房子,可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恰在这时,蒙古兵大军压境,他作为主帅却陷入糊涂状态,神智不清。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帝主神进入了他的梦境,对他说:“敌人已经打到门上来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睡觉 !”说着就用手去碰他。刘天和一下子清醒过来,手也不痛了。他立即带兵出击,打了一场大胜仗。他因此十分感谢帝主,特地为帝主庙做了一块碑。由谁来为这块碑撰写碑文呢?刘天和的心里有三个预备人选,最后交给帝主选择,帝主为他选择了毛凤韶。毛凤韶字瑞成,明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云南佥事。晚年家居,五脑山至牛棚山一带都是毛氏产业。刘天和是明正德三年(1508)的进士,想来他与毛凤韶的私交一定不错,所以千里迢迢地带信来让毛凤韶为他撰写碑文。这通由毛氏撰文的“紫微侯灵应碑”现在还保存在五脑山帝主庙的大殿里。
由于帝主神特别灵验,麻城人民对他特别信奉,官府对他也格外尊崇,宋朝皇帝封他为紫微侯,明朝皇帝封他为助国顺天王,清同治皇帝特敕封“灵感”二字。解放前,麻城家家都供奉帝主菩萨。每年农历九月十八这天,麻城各地还要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到五脑山“朝山”,集体祭祀帝主神。随着麻城移民的脚步,帝主神也走出了麻城;凡有麻城后裔的地方,都有帝主庙,都实行帝主崇拜。
现在想来,帝主神也许就是个道行较高的道士,在人们对道教信仰加深的过程中,寄托着麻城人的俗世情感,被一步步推上了神坛。
神话三:化主。龟峰山上以前有化主庙,什子山以前有化主殿。化主神的真身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叫张毅,字仁甫,北宋神宗熙宁初年任麻城县令。这是一个亲民的县令,每当遇上干旱,他就登上龟峰山求雨,求到了雨,他就赋诗一首,刻在石头上,留作纪念。他还组织老百姓在县城西面的官道两旁栽了上万棵松树。松树长成后,他又在松林中建了一座亭子,起名万松亭。他经常将读书人召集到亭子里,与他们切磋学问,还亲自为他们讲学。万松亭,既是过往行人歇脚的地方,也是读书人交流学问的地方。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贬谪黄州的苏轼路过万松亭,见张县令栽的万棵松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大半被毁,伤感之余,写下《万松亭》一诗,发出了“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的感慨。苏轼的诗强化了麻城人对于好县令张毅的感激和怀念,于是为他塑像建庙,尊为化主。
化者,感化天地万物。化主张毅,是麻城人心灵深处一尊真正的神!

山水灵秀,造就英才辈出。只可惜,麻城关于明朝以前的县志资料几乎是空白,以致先贤事迹湮没于历史的荒烟蔓草之中。清光绪八年版《麻城县志》“选举志”中列有唐朝人物 1人、宋朝 2人、元朝 12人。
在这些人物中,最具名望的当数唐朝户部侍郎阎伯玙。按照中华民国十年版的《湖北通志》记载,这位曾担任户部侍郎的阎伯玙名瑜,伯玙是他的字。阎伯玙这个名字本来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他曾在唐高宗时期担任洪州都督,因为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让他的美名传天下。现在又冒出一个阎瑜字伯玙的户部侍郎来,不免使我们的判断出现困难:这两个阎伯玙是同一个人吗?
这里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阎伯玙刚担任袁州刺史的时候,老百姓的供役繁多,赋税负担沉重,州城残破不堪。阎伯玙上任后,千方百计减轻百姓负担,实行宽松的税赋政策,救助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袁州渐渐恢复生机,原来外逃的人都回来了,还吸引了不少邻近州县的人来袁州落户。后来,阎伯玙调任抚州刺史,老百姓听说后,都要跟着他一起走。阎伯玙还没有出发,很多人就已经先出发了。阎伯玙来到州境渡口,见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就上去询问,他们说:“我们从袁州来,要跟随阎刺史到抚州去。”官府派人制止老百姓外逃,但根本制止不了。阎伯玙任抚州刺史一年以后,又将抚州治理得跟袁州一样好。唐代宗听到这些事迹以后,就提拔阎伯玙担任户部侍郎。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去世了。
这个故事出自北宋时期一个名叫王谠的人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唐语林》。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这个名瑜字伯玙的人是唐代宗时期的官员。唐代宗名李豫,是唐朝的第十一任皇帝,公元 762年至公元 779年在位,登基时间距离唐高宗末年也有八十年。所以可以肯定,唐高宗时期的洪州都督阎伯玙与唐代宗时期的户部侍郎阎伯玙并非同一个人。至于这两人中哪一位才是麻城阎家河的阎伯玙,目前还不能妄下结论。《麻城县志》用了户部侍郎这个官职,又用了滕王阁的事迹,将两个阎伯玙混为一谈,是没有弄清事情真相造成的错误。
到了明朝,麻城人文进入了鼎盛时期。麻城的科举考试全国闻名,有“山阳《礼记》、麻城《春秋》”的说法。《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麟经》或《明经》,是科举考试的一个科目。通过《春秋》这个科目取得考场优势,是麻城科举考试成功的秘诀。这一优势,不仅让麻城人读书蔚成风气,很多外省人也都慕名而来,麻城教师在各地大受欢迎。这是有事例为证的,据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版《麻城县志》记载:曾任吏部尚书的四川巴县人刘春,他们家兄弟几人都是来麻城学习《春秋》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还有重庆的刘成穆、浙江的吴云、四川的张大用等人,都是跟随父辈来麻城研习《明经》,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有一个叫李惠时的人报料说,江西安福县在科场成为后起之秀,据说是得到了麻城研究《麟经》的秘诀。
“麻城春秋”当然不是浪得虚名,而且是绝对的真材实料。仅按清光绪八年版《麻城县志 .文科表》统计,明朝有举人 445人、进士 100人,另有武举人 58人、武进士 20人。那时是宗法制社会,金榜题名是家族的光荣,是光宗耀祖,是诗书望族的标志。让我们看看,在明朝有哪些科举望族:
锁口河刘氏,中举 17人,其中解元 2人,进士 11人;
坝上李氏,中举 16人,其中进士 7人;
新店周氏,中举 27人,其中进士 7人;
掘断山周氏,中举 13人,其中进士 6人;
白杲董氏,中举 13人,其中解元 1人,进士 5人;
七里冈梅氏,中举 11人,其中进士 4人,入翰林院 2人;
古城畈曾氏,中举 14人,其中解元 1人,进士 3人;
红石桥喻氏,中举 10人,其中进士 3人;
五脑山毛氏,中举 9人,其中进士 3人;
白杲阮氏,中举 7人,其中解元 1人,进士 3人。
八里畈邹氏,中举 12人,其中进士 2人;
香山赵氏,中举 8人,其中进士 2人,入翰林院 1人;
……
科举的成功换来了人才的兴盛。在官修的《明史》中有十位麻城人进入了“列传”,他们是李文祥、刘天和、喻希礼、周弘祖、耿定向、梅国桢、周宏禴、彭遵古、李长庚、梅之焕。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还有他们的著述,已经名垂青史。他们创造了麻城的奇迹!他们之外,还有刘钟英、陈以闻、梅之熉、刘侗、邹惺等人,先后成为东林党或复社重要成员,享有广泛的声望,在当时堪称海内名流!
明朝是麻城历史上人才最鼎盛的时期。清朝的麻城仕子们延续明朝读书仕进的传统,也获得了较好的成绩,据清光绪八年《麻城县志》统计,有举人 184人、进士 35人,另有武举人 67人、武进士 2人。他们中不乏才能卓越、政绩显著的优秀人才。如袁铣,字金溪,中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为人严谨,直言敢谏。道光初年,上《停捐例疏》,直指清朝政府卖官鬻爵的弊端。道光皇帝称赞他说:“尹壮图、洪亮吉而后,仅见此人!”尹、洪二人分别是清乾隆、嘉庆时期有名的直臣,都曾因直谏遭贬谪。袁铣虽然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扬,但毕竟忠言逆耳,不久便被道光皇帝罢了官。此后,袁铣被聘入江汉书院讲学,手撰对联一副:“不勘破义利关,何须讲学?要识得忠孝字,才是读书。”此联被长期悬挂于书院讲堂,成为师生共同遵奉的规条。还有太仆寺少卿梁景阳、光禄寺卿程德楷、翰林院检讨曾谨、太常寺卿邹汝鲁等,都是为官端方、学问精纯、名重一时的贤才。
近现代以来,科举废除,在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中,麻城人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大批杰出人才。革命者余诚、屈开埏、周维桢,科学家彭桓武、严仕健、罗先汉,军事将领夏斗寅、严立三、王操如、王树声等,实在可以称作时代英雄,是麻城人的骄傲。

山水灵秀,招人向往;文化昌隆,发人浩歌。在有史可征的文字记载中,有许多著名人士一经来到麻城,便被麻城的自然山水和人文特点所吸引,要么长期寓居,要么反复专程来访。
据《麻城县志》记载,东汉末年官至尚书仆射(音 púyè)的毛玠带着小儿子来到麻城定居,成为麻城毛姓的始祖。家传横幅一件,上书“万古高风”四字,据说是曹操手书。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今河南封丘)人,生年不详,卒于东汉建安末年(约 216年)。他为官公正廉明,很被曹操看重。晚年因直言得罪曹操,一度被监禁,后被罢官,不久去世。他死后,曹操又想念他的好处,赐给他棺材、随葬的器物和钱帛,并任命他的儿子毛机为郎中(宫廷侍卫官)。对于毛玠迁居麻城一事,史书没有记载,也一直有人心存疑惑。但麻城龟山花桥河边有毛玠的墓碑,据说是由彭城(今徐州)人黄斌建于梁大同九年(543)树立的。彭城黄斌建是什么人?墓碑是真是假?目前还难定论。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在位于河南省许昌市
东十六公里处的五女店镇毛王村金龟岗上,也有一座毛玠墓,又称毛承相墓。
与毛玠故事相类似的还有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叔和。在白果镇西南与新州县交界处的胡家楼子村地面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药王坟。坟墓坐落在一条土冈的北坡上,面临一冲田垄,人称岳王冲。再往北又是一条土冈,冈上有一座寺庙,人称药王庙。药王名气很大,前往药王坟、药王庙进香上供的人很多。传说药王坟所在的土冈周围土里埋的任何东西都能治病;前往求药的人,只要带着一颗对药王虔诚的心,什么话也不用说,在土里刨着什么就是什么,带回家用水煎了服用,便能“药”到病除。
药王就是王叔和,名熙。他大约于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出生于高平(今山东省邹城市),年轻时为逃避战乱,随家人迁至荆州。在荆州,他结识了医圣张仲景的弟子卫汛,开始钻研医学。后来,他由曹操的随军医生,逐渐做到魏王府侍医、魏皇室御医,最后被提拔为太医令(管理宫廷御医的官员)。王叔和对中医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他整理了张仲景的中医名著《伤寒杂病论》,二是他写作了中医名著《脉经》。
王叔和晚年是否定居麻城?药王坟是否属实?这些还不能忙于下结论。但药王冲周边包括新州地面上的王姓人家,都称是王叔和的后裔,家谱中以王叔和为鼻祖。王叔和墓也不止一处,在襄阳市区东南 2.5公里处的岘首山上也有一座王叔和墓。
时至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元月,著名文学家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路过麻城。他正行进在浮桥河境内山峦起伏的驿道上,距离歧亭还有二十五里的行程,这时,迎面来了几个人。为首的一人,骑白马,张青盖,戴方冠,全然一身游侠气象。近前一看,竟是老朋友陈季常。他是专门来这里迎候苏轼的。
陈季常名慥,自号龙丘子。他与苏轼相识相知已经很久了。他们同是四川眉州人,两家上几辈人就交往密切,称得上是世交。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出任陕西凤翔府签判,两年后,陈季常的父亲陈希亮出任凤翔府太守。在凤翔,年轻气盛的苏轼虽然对上司陈希亮很不适应,但对太守的小儿子陈季常印象深刻。那时的陈季常,喜欢豪饮,喜欢舞剑,用钱大方。有一次,苏轼在歧山的西山游玩,遇到陈季常,只见他带着两个侍从,都骑着骏马,带着弓箭。这时一只受惊的喜鹊从陈季常马前飞起,他让两个侍从追赶射击,不中;他突然放马追赶,只一箭便射中了猎物。苏轼看了很高兴,便与他谈论古今成败及用兵方略,言语十分投机。十九年过去了,此时两人在麻城再次相见,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慨。通过攀谈,苏轼得知:步入中年的陈季常已没有当年的雄心侠气,不慕官场,追求宁静,看中了歧亭的山水,过着、便举家隐居于此,“环堵萧然”“庵居蔬食”的生活;在歧亭,他自号静庵居士,但因他常戴着一顶近似古代“方山冠”那样高而方的帽子,歧亭一带的人又都叫他方山子。
这一次,苏轼在歧亭住了五天。后来,两人常有往来,私交日笃。在苏轼任黄州团练副使的四年时间内,苏轼三次来歧亭,陈季常七次往黄州,相互探望。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调往汝州,朋友们大多送他到慈湖就回来了,只有陈季常将他送到了九江。
在黄州期间,苏轼写了不少送给陈季常的诗词,其中著名的有《歧亭五首》《陈季常见过》《歧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等。这里还要特别说一说《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一诗。这首诗以一种调侃的口吻写诗人自己与陈季常、吴德仁三人安贫乐道、超然物外的生活状态和情趣,诗的第五句至第八句写陈季常:“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几句诗以形象的笔法、调侃的口吻,描写陈季常惧内的可怜样子。于是,“河东狮吼”成为形容老婆凶悍的成语。但有三点要澄清:一是陈季常的老婆未必凶悍,只是出于对丈夫和朋友们的关心,督促他们不要谈得太晚,要早点休息,而诗人这么写也是出于朋友之间的相互调笑,恰可以看出他们无话不可以谈、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二是“河东”这一地名是用的典故,因为河东是柳姓的郡望,而陈季常的夫人姓柳,所以就用“河东”来指柳氏,而不是指某一具体的地方;三是“狮子吼”也是典故,佛经用“狮子吼则百兽伏”来比喻佛祖讲经声震寰宇的威严,诗人借来形容柳氏严肃认真嗓门大的样子,并不含凶悍、嫉妒类的贬义成分。苏轼离开黄州以后,又写了著名的《方山子传》。
时至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十月,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来到麻城,第二年三月定居到阎河龙潭湖畔的芝佛院。李贽本姓林,名载贽,后改为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出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李贽是举人出身,来麻城前曾任姚州知府。但他天性好自由,爱读书写作,不喜欢公务约束,所以在万历八年(1580)就提前退休了。李贽学问渊博,为人真诚,推崇真性情,倡导“童心说”。他的性格和主张与晚明社会的官场风气、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于是四处碰壁,难以安身。只有进了麻城的芝佛院,他才终于有了一个家,可以安心地著述和讲学。李贽在龙潭湖一直住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其间,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二十八年,长期游历于山西、北京、济宁、通州、南京等地,实际居住龙潭湖十三年。在麻城,他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初潭集》和《焚书》。万历二十八年,李贽回到龙潭湖。冬天,当局因不满于他的言论,以卑劣的手段将他赶出了麻城。万历三十年春,当局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下狱。三月十五日,李贽以剃刀割颈,次日去世。
李贽在麻城,受到了一大批向往自由的信徒的追捧,也得到了一批心胸开阔、为人正直、思想开明、行为中允的士绅的尊重,他与梅国桢、李长庚、梅国楼、梅之焕、周思敬、周思久、邱长孺、周道一、僧无念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李贽不可能在麻城住上十几年之久。李贽在麻城,为麻城带来了开明的学术风气和空前的学术繁荣,一些海内名士,如公安三袁、冯梦龙、汤显祖、王世贞、潘之恒等,都慕名来麻城游历和讲学。
这些寄寓麻城的历史名人为麻城的历史增添了荣光。但我们不能为了荣光而将历史的传说坐实为历史的事实。以下故事是传说,而不是事实:
孔子曾来麻城夫子河。孔子周游列国确实来到了楚国,但他只到了边境要塞负函,就没有再往南走了。负函就是现在的河南省信阳市。其实,编印于 1984年的《麻城县地名志》已经说得很清楚:夫子河“原名刘家河,村庄被洪水摧毁后,幸存的几家终年靠籴、粜麦麸谋生,故名麸子河,讹传为夫子河。”这类民间传说形成的特点是先错写地名,再编故事。与此相类的还有凤到山。按清代《麻城县志》的记载,凤到山本为奉道山。民间先是将地名讹写为凤到山,继而编出有凤凰来此停留的传说。有人因此而干脆称其为凤凰山。
曹操龟峰山题对联。其错缪处有三:一是曹操平生不可能来麻城,求证者可读《三国志》最前面的一篇《武帝纪》,读小说《三国演义》也可以;二是题写对联这种习俗起自于唐五代,盛行于宋朝,生活在汉朝的曹操不可能题写对联;三是从对联最后“俨然天竺古能仁”句可以看出,对联是为能仁寺题写的,而按县志记载,能仁寺建于唐朝。所以曹操龟峰山题对联的事作为传说就可以,不用大肆炒作。至于将曹操的名诗《龟虽寿》也拿来与麻城龟峰山挂钩,就更不恰当了。
李世民龟峰山题诗。李世民做皇帝以前南征北战,但所到之处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最南至洛阳,也就是唐朝统一前的最后一战——消灭王世充、窦建德的战役,主战场在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氾水镇),做皇帝后也从没有南巡过,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李世民没有来过麻城。关于这一点,可以读新旧《唐书》中的《太宗本纪》,也可以采取简单的办法在互联网上“百度”一下。同时要指出,被称作唐太宗李世民所做的《龟峰山》这首诗,罗列景点,且充斥“天子封号”“宰相书名”的谀辞滥调,看其中气不足、毫无性灵的样子,绝非唐人作品,更无“圣主”气质,最大可能出自“到此一游”的本地小文人之手。
此外,顺便“话”到:
李白《短歌行》一诗中“麻姑垂两鬓”句只是使用“麻姑”这个典故,并不是写麻城的麻姑仙洞,更不能说明李白到过麻城。全诗十四行,有麻城人截取其中四行,改名《仙居洞》,借以证明李白来麻城题诗,实在误导读者。
苏轼《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诗中有“劝耕曾入杏花村”句,这个杏花村不是指麻城歧亭杏花村,原诗有注:“朱陈村在徐州萧县。”
同样,谢逸《江城子》词中“杏花村馆酒旗风”句中的杏花村也不是麻城歧亭杏花村。谢逸,字无逸,号溪堂,宋代临川城南(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他一生穷困,没有做过官,也没有外出游历,一直在家乡过着读书著述的生活,四十五岁时就过早地离世了。所以他的词不可能写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麻城歧亭杏花村。

麻城地处江淮之间,拥有大别山之险,隘门关、长岭关、松子关为东北屏障,穆陵关、黄土关、虎头关、阴山关为西北要塞,康王寨、龟峰山、什子山、大崎山为战略高地,每当南北争斗,或出现地方割据,这些重关险隘便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地或一方坚守的据点。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冬季,吴国联合蔡国、唐国发兵进攻楚国,双方从小别山打到大别山,一直打到吴楚交界的柏举。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王在阖闾反对的情况下,带领五千人攻击楚军,楚军大败,主帅子常逃亡到郑国。夫概王乘胜进军,一举拿下楚国都城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柏举之战。长期以来,人们对小别、大别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争论,但对于柏举在麻城意见比较一致。但具体指麻城什么地方,则有两种说法,一种直接说是龟头山,一种认为是黄蘖(方言中与“柏”同音)山与举水结合的名词,即在黄柏山——举水一带。
在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的岁月里,麻城也经常受到战争的蹂躏。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至三十年间,鄂东一带西阳蛮造反,被镇压。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在阴山关南大破梁军,攻占梁赤亭城与漴城。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北魏长风戍主奇道显攻占梁阴山、白杲二戍。次年,梁豫州刺史马仙琕、永阳戍主陈可带领一万士兵在三关南面六十里处建竹墩寨,又于关南四十里处修复麻阳旧城,派辅国将军兼济阴太守蓟沛带两千精兵防守,北魏西关统军诸灵凤攻陷二戍,烧毁城楼,活捉蓟沛。梁武帝普通八年(527),司州刺史夏侯夔率壮武将军裴元礼、直阁将军任思祖,攻克平靖、穆陵、阴山三关。陈宣帝太建五年(573),陈镇远将军兼定州刺史、赤亭王田龙升以江北六州七镇降齐,齐派历阳王高景安率师接应。陈派散骑常侍、江北道大都督周炅率军征讨。田龙升派弋阳太守田龙琰带二万兵士守亭川,高景安驻兵穆陵关、阴山关作为声援,他自己则驻兵山谷作为奇兵。周炅分兵征讨,龙升大败,龙琰被杀,高景安逃走。这些战事都发生在麻城境内,赤亭城、漴城、麻阳城、白杲戍、竹墩、亭川都是当时麻城境内的军事要塞。
宋元更迭之际,麻城成为金、元南侵的门户。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金兵入侵麻城五关。十四年(1221)二月,金将仆散安贞派出两支小股部队潜入黄土关,同时以三千兵士从正面攻打关门,第二天,内外同时发力,宋守军溃败。金兵由黄土关入梅林关,攻陷麻城。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元万户史权攻克虎头关。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八月,元将张柔由虎头关南下,在沙窝击败宋军,经麻城,渡江,围鄂州。由于长期战乱,麻城县政府于端平年间迁往什子山,直到元朝统一全国以后,才重新迁回县城。
元朝末年,麻城人邹普胜聚众起义,推举罗田人徐寿辉为皇帝,邹普胜为太师。麻城又陷入长期战乱。
明朝末年,发端于陕西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崇祯七年(1634)开始进入麻城。麻城各地建立寨堡,与起义军长期对峙。明政府军也时不时来境内剿捕。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起义军首领张献忠进入麻城县城,麻城陷落。
清康熙十三年(1674),麻城人鲍世荣、周铁爪、万野予等以什子山为据点,举兵起义。黄州府同知于成龙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平定了东山起义。
从清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六年(1867),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太平天国军和捻军反复入境,麻城各地再一次大兴寨堡,办团练,与太平军、捻军进行了拉锯式的战斗,有的战事还十分惨烈。如咸丰四年(1854)二月太平军首领李三王入境,先后在中馆驿、北乡龙困桥击败麻城乡勇,杀死前县令姚国振、县令韩宝昌、司狱李克慎,使麻城县政府陷入瘫痪。但没过多久,木子店、木栖河、石陂等地团练对太平军发起突然袭击,太平军战败,逃出麻城。又如咸丰八年(1858)二月,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经松子关入麻城,一举攻占县城。清军十余营会攻,屡战皆败。继而大派援兵,并动员各路团练参战,对县城实行合围。五月初四夜,陈玉成趁大风雨突围而去。又如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初二日,太平军首领陈玉成会同捻军首领龚得树(人称“龚瞎子”),带兵十万攻松子关,清军副将成大吉驻军防守。双方血战数日,龚得树阵亡,陈玉成无法逾越松子关,只得退走蕲水。因这一仗,成大吉升任总兵。
进入现代,从 1927年 11月的黄麻起义开始,到 1949年麻城解放为止,麻城境内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麻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大量农家子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了万里征程,数以十万计的麻城人为革命牺牲了生命,革命战争也培育了一大批共和国的将军。抗日战争时期,麻城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龟头河。国民党正规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五大队,有合作,也有摩擦,国民党军一度制造了血腥的“夏家山事件”。抗战胜利后,国共再陷内战。1947年 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进入麻城境内,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共产党倾斜。1949年 3月,麻城全境获解放。麻城从那时开始告别战争,与新生的共和国一起度过了六十多年的和平岁月。
战争,在带给麻城人巨大生活苦难的同时,还带来了麻城人口、政区、疆域的变化。明朝成化八年,因为人口大量减少,于是将孝感乡并入仙居乡,具有久远历史的孝感乡不复存在。明嘉靖四十二年,因为当时麻城、黄冈、黄陂三县交界地区,土匪出没,盗贼横行,官府难于管理,于是在时任御史耿定向的极力建言下,设立了黄安县。1932年,麻城、黄安、河南光山交界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闹得国民政府十分头痛,便在这里设立经扶县(今新县)。
战争给麻城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人口的大迁徙。麻城最早的土著是苗蛮,南北朝时期是五水蛮。唐宋时期,中原移民逐渐迁来与土著融合。元末明初,开始兴起“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今天的麻城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明朝初期从江西迁来的。而麻城对于四川(含重庆)的人口输出贯穿了明清两朝,形成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现在,占四川、重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家族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这一现象已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我们承认,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还有很多待解之谜,但我们更坚信,麻城孝感乡的确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一个中转站,数以千万计的麻城人从这里出发,经过艰苦的跋涉,进入夔门,一路向西,随处择地安家。然后经过几百年奋斗,又创造出今天的巴蜀文明。

吴楚柏举之战

缪益鹏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有名的战例,上古时期,有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周武王讨商纣王的牧野之战;春秋时期有齐鲁长勺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等等。这些战争,有新旧王朝更替的战争,有部落间的冲突战争,有大国争霸的兼并战争,还有新兴势力对旧势力夺权的战争。作战形式由夏朝、商朝的步战,到西周、春秋时代的车战。战争的类型也多姿多彩,变化无穷。吴楚柏举之战,更是将战争的形式、结构和用兵之道推向高峰,成为中国军事史上划时代的著名战例。
主帅孙武
指挥这场战争的主帅是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孙武。
大约在公元前 540年,孙武就诞生了。孙武出生的时代正值春秋晚期。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孙武的父亲孙凭为了儿子有出息,能以“武”安邦定国,于是为儿子取名为“武”。他的父亲如愿以偿,这个儿子果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震古烁今的人物。
孙武本是陈国人,他的上祖父陈完公投奔齐国后,改姓为田;后来孙武的爷爷陈书受齐王之命攻打莒国有功,齐景公便将乐安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江西省的乐安县赏赐给他作为食采之邑,并赐孙姓,陈武因此而变为孙武。
到了春秋晚期,也就是孙武生活的那个时代,国君公室逐渐衰落,卿大夫势力迅速崛起,卿大夫以损公室利民众的方式收买人心,逐渐架空了国君的权力,使国家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西周时期的“礼乐征刑”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一变为“礼乐征刑”自诸候出,后又变为“礼乐征刑”自大夫出。
齐国的卿大夫之间,因齐景公的昏庸,不理朝政导致栾、高、田、鲍四大家族之间的争斗,弄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弄不好随时都有杀身之祸。孙武是田氏的后代,在这场卿大夫之间的争斗中自然不可能超然物外。孙武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对齐国的局势感到非常失望,觉得在齐国待下去没有任何出路,不如及早离开,找个能实现自已志向、施展自己才能的国家。他环视天下各国,晋国卿大夫专权,没有实施抱负的土壤;楚国虽疆域辽阔,却是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正在走下坡路的国家,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鲁国是个二流国家,国业虽有些起色,但内部矛盾重重,去那里也没有什么作为;秦国是强国,但远离中原,近期内也不会有大的发展。推来算去,反复权衡,只有去吴国了。
孙武来到吴国,看到吴国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更坚定了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同时他也发现吴国虽然政治昌明,经济强盛,但却被战争的烟云笼罩着。当时各国因利益相互倾轧,吴国也到了战争的边缘。孙武并没有急于找吴王阖闾倾吐自己的想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是大隐于市,挑灯夜读,冥思苦想,著述他在来吴国的路上精心构思的《孙子兵法》。不久,一部思想深邃、体系完整、文字优美、空前绝后的军事著作诞生了。
《孙子兵法》自西汉至今,二千余年来,文人武士习诵不衰。宋神宗熙宁年间,将《孙子兵法》颁定为《武经七书》之首,规定学武者必读。《孙子兵法》在七世纪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以后被先后译成法、英、德、捷、俄等语种在世界各国传播,受到外国军事界的高度重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高级将领还参考《孙子兵法》以规划和指挥战争。西方的军事统帅们甚至推崇孙武为“百世兵家之师”,称《孙子兵法》为世界第一兵书。
孙武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著有万世不朽的《孙子兵法》,二是指挥了一场万世不朽的柏举之战,两不不朽,成就了他万世不朽。
副将伍子胥
伍子胥是楚国人。他为什么不为楚国服务,却要背井离乡奔波千里效力于吴王呢?这必须从他的家世说起。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哥哥叫伍尚。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性情豪爽,为人正直,凭着多次直率的谏诤受到了楚庄王的重用。伍家三世都是楚国的忠臣。楚平王在位时,让伍奢做太子太傅,一个叫费无忌的人做太子少傅。费无忌是个乱臣,因担心平王过世后,太子加害于他,多次在平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诬告太子和伍奢在城父统帅军队,与诸候往来,将要进入国都作乱。
费无忌说:君王你现在不采取措施的话,叛乱就要发生,到那时您将束手被擒,悔之晚矣。
平王大怒,囚禁了伍奢,并下诏书要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进郢都,企图一并杀害。哥哥伍尚哭着要去看望父亲。伍子胥说:我们去了,定会被平王杀害,今后谁来为父亲洗冤?你如果定要进都,我从此与你诀别。
伍尚不听弟弟的劝告,坚持进都,结果父子二人双双惨遭楚平王的杀害。
伍子胥怀着深仇大恨来到吴国,做了三件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公子光登上了王位。吴王僚十二年(公元前515年),吴王僚兴兵代楚,这次出兵的目的是想乘楚平王刚刚去世,年幼的楚昭王即位,楚国人心浮动的时机,一举重创楚军。人算不如天算,吴王僚派出的军队不但没有重创楚军,反而被楚国打败,吴将盖余、属庸被困于楚地,不能归还。
吴王僚的堂弟公子光早就想篡夺王位。这事吴王僚没看出来,伍子胥看出来了。伍子胥想报仇,当然要找个靠山。这不是个很好的靠山吗?于是,伍子胥向公子光献计,派剌客专诸剌杀吴王僚。
公子光觉得此计甚好,于是约见专诸,跪在专诸的面前,说:我早就想夺取僚的王位,你是我的好友,你能帮我剌杀王僚吗?
专诸说:我愿意舍命杀王僚,只是我上有老母,下有弱子,还有两个弟弟参与了伐楚的战斗,尚未回乡,我心里不安。
公子光说:我公子光的身体,也就是您的身体,你的老母弱子、两个弟弟的事都由我负责,你安心地完成你的使命吧。
这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了身穿铠甲的武士,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吴王僚的卫队,排列在公子光的家里,门户、台阶两旁,夹道站立的侍卫,都举着长矛。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匕首(即“鱼肠剑”,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所铸五大名剑中的三把小型宝剑之一)放到烤鱼的肚子里,然后把鱼进献上去。到吴王僚跟前,专诸掰开鱼,趁势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毙命。他的侍卫也杀死了专诸。公子光趁混乱率领埋伏的武士,诛杀吴王僚的部下,将其全部消灭。
公子光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登上了王位,号为“阖闾”。阖闾当上国王后,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让伍子胥全权负责修法制、选贤良、练士卒、习战斗等事务,并号令全国:无论贵贱老少,凡是不听伍子胥的,就像不听寡人话一样,等犯死罪,杀无赦。伍子胥得了阖闾的重用,十分感动,尽心尽力地为吴国操劳。
第二件事就是七荐孙武,让孙武这颗武星脱颖而出,成为吴国的三军统帅,开创了春秋未期军事上的孙武时代。
孙武是伍子胥的最要好的朋友,伍子胥在与吴王阖闾交谈中多次提及孙武。吴王说:我并没听说孙武这个人,你说孙武文可安邦,武可定国,是个旷世奇才,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呢?他眼下还只是个布衣,大不了算个隐士吧。
伍子胥说: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古人说得好,居不隐者,患不远;身不逸者,志不广。大凡高隐之士,都有超凡脱俗之举。商代开国谋臣伊尹,原本是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商汤不以他出身卑微,举任以国政,最后帮助商汤打败夏桀,建立了不世之功;傅说,原本是傅岩从事版筑的奴隶,商王武丁不以为他出身卑微,任以国政,开创了武丁中兴盛世;姜太公年老穷困,息影垂钓,得遇周文王,被尊为师,一戎衣而定天下,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大王您素怀济世之大略,有经纬天下之雄心,接待人物应当不限贫富贵贱,凡有用之才,都要以礼相待,不可不察啊。
吴王觉得伍子胥的话十分有理。于是伍子胥便向吴王呈上孙武著述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吴王读后,如饮甘泉,驱车会见孙武,拜孙武为大将军。
第三件事就是提出了“疲楚、误楚、诱楚”的战略方针。吴王阖闾自从拜孙武为大将军后,便开始集中全力与楚国争雄。吴王曾多次与伍子胥、伯嚭、孙武等智能之士谋画破楚的战略方针,并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伍子胥说,楚国貌似强大,其实是外强中干。其一,楚王年幼,辅佐楚王的大臣勾心斗角,没一人真正站出来为楚王承担忧患。其二,楚国的军队虽不乏将才,但缺乏纵观全局指挥三军的帅才。其三,楚国的一些附属小国与楚王貌合神离。有这三点,我们不愁打不败楚国。现在我向吴王献上“三师肄楚”之计。所谓“三师肄楚”,就是把我们的军队编为三支部队,有计划地对楚国进行突然袭击,然后快速回撤,等楚国军队扑空以后,乘他们回撤时我们又出动另一支部队进行打击,待楚军再次出动时,我们又主动回撤,如此一来,楚军左冲右突,必然疲于奔命,最后我们三支部队再同时出动,定能大破楚军。吴王阖闾听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主动战胜楚军的奇谋良策,马上予以采纳。接着吴军发动了养邑之战、伐越之战、豫章之战,为柏举之战扫清了进攻楚国的外围屏障。
伍子胥绝对算得上一位开创性的优秀的游击战专家。他的“疲楚、误楚、诱楚”的战略方针,为后面的柏举之战赢得了决战前的先机。
柏举之战
公元前 506年,吴王举全国之力兴师伐楚,任命孙武为远征军主帅,伍子胥、伯嚭为副帅,胞弟夫概为先锋,挥舟黄邑、弦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潢川县北淮河向南拐弯的地方,然后舍舟登陆,在豫章地区与唐、蔡两国军队汇合一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疾行南下,勇猛地穿越了桐柏山山脉和大别山山脉之间的大隧、冥扼、直辕三个隘口,深入楚国腹地,直扑汉水而来,威逼郢都。
吴军的行动,完全出乎楚国的意料。楚令尹囊瓦和左司马沈尹戌匆忙调集军队到夏州以西的汉水南岸布阵防御,与吴军夹汉水对峙。左司马沈尹戌是楚国有名的军事将领。他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便向令尹囊瓦建议说:你依托汉水阻击吴军,使吴军不能渡过汉水,以保证郢都的安全,我马不停蹄地去方城(今河南省南部,南阳市的北大门),调集那里的主力部队抄袭吴军的后路,毁坏吴军船只,阻塞三关,断其归路。到那时,你再渡过汉水从正面进攻吴军,我率军从侧后袭击,一定能大败吴军。囊瓦同意了沈尹戌的意见。沈尹戌出发后,楚国有两位大夫站出来,一个是武城大夫黑,一个是大夫史皇,他们自作聪明地帮助囊瓦出主意。武城大夫黑说:吴军坚守不出,我看是有计谋的,不过他那雕虫小技是瞒不过我的。我认为吴军此次出战,所装备的战车是用纯木料做成的,极耐风吹雨打日头晒。而我军的战车外面一侧是用皮革包裹、漆胶固定的,遇到阴雨潮湿,胶化筋脱,战车将无法用来作战,相持下去,只能中了吴军的奸计,不要拖了,赶快以我优势兵力,与吴军决战。
囊瓦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他认为武城大夫黑说得非常有理,他为楚军中有这样的人才而欣慰。大夫史皇见武城大夫黑得到了囊瓦的赞赏,也不甘心落后,上前低声说道:大人,您没见楚国上上下下越来越敬重左司马沈尹戌了?如果这次沈尹戌把淮河吴军船只毁掉,回军阻塞三关隘口截断吴军退路,他就会独得战功,声望也会盖过令尹您了。你必须抢在沈尹戌的前头,把吴军解决掉。囊瓦听了二位大夫的话,越想越有道理,便置既定战略而不顾,指挥楚军渡过汉水与吴军决战。
孙武在汉水这边倒真的有些着急。如果楚军坚守汉水,再用一支军队切断他们的后路,到方城去毁坏他们的船只,后果就不堪设想。他正要施计诱敌过河,不料一块肥肉送上门来了,楚军擂鼓呐喊,杀过河来。此举正中孙武下怀,遂指挥军队摆出决战的架式。其实,孙武摆出决战的架式是一种计谋,他要诱敌深入,小别山(一说汉川,一说团风大崎)一战,吴军佯败后撤。囊瓦尝到甜头,勇猛直追,孙武边打边退,直把楚军引诱到了预定的决战地——柏举。这个柏举就是现在湖北麻城东部的阎河、三河、龟峰山一带。
这年冬天十一月十八日,天刚蒙蒙亮,吴楚两军在柏举会战。可当真的要开战的时候,随军作战的吴王阖闾对决战时机是否成熟突然产生了怀疑。阖闾的弟弟夫概知道后心急如焚,不顾一切地闯入阖闾帷帐里面,说:楚令尹囊瓦贪得无厌,中饱私囊,多行不仁不义之事,把楚国搞得乌烟瘴气。他为政不怜民,治军不爱兵,所以现在的楚军上下离心离德,如果我军先打囊瓦的主力,楚军必然大乱,而后再发大兵掩杀,则是必胜无疑。请大王下令进攻吧。阖闾沉思良久,最后还是没有采纳夫概的建议,让他回营静候命令。夫概回到自己的营帐,左思右想都觉得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以孙武十三篇兵法中“料敌制胜,上将之道也,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为依据,认为做部下的应把握时机,见机而行。于是,夫概率领自己的五千人马向囊瓦的军队发起了猛攻。孙武见夫概率先发起进攻,便赶紧抽调三千多名精兵增援夫概,同时调集主力从后面掩杀楚军,楚军大败,令尹囊瓦弃兵逃向了郑国,史皇等人战死。楚军将领苏延率领战败的残军向郢城方向溃退。孙武指挥的吴军在清发水追上了楚军。吴王阖闾正要下令攻击,夫概又以孙子兵法所言的“半渡而击之”来阻止了阖闾。阖闾接受了夫概的建议,待楚军半渡清发水时,才发起攻击,因而在清发水上再次大败楚军。
苏延如丧家之犬,率领的残兵败将马不停蹄的西逃,而连连获胜的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紧追不舍,并在雍澨地区追上了楚军,将囊瓦的余部彻底地击溃了。这时,孙武向西望去,只见汉水绕城而过,渡过汉水,郢都近在眼前了。然而,就在这时,左司马沈尹戌的援兵也自北南下,赶到了雍澨地区。原来,沈尹戌从方城外调出楚军主力后,就依先前商定的作战计划率军抄袭吴军的后路。途中,他得知了囊瓦率军冒然渡河决战的消息,就临时改变了计划率军南下,以便追在吴军前面守备郢城。在雍澨地区,两军相遇。双方在这里展开了激战。吴军士卒身置死地,皆拼死作战以求生;楚军在沈尹戌的指挥下,也挺戟挥戈,浴血奋战。双方经过三场激烈的战斗,最终吴军获胜,楚军主将沈尹戌阵亡,属下大败而逃。
雍澨一仗结束后,吴军已基本消灭了楚军的主力,攻陷郢都可以说已经是毫不费力的事了。十一月二十九日,阖闾、孙武、伍子胥率领吴军攻陷了郢都。楚昭王被迫逃离到郧邑,后又转到随国。吴王终于实现了破楚入郢的夙愿。
吴楚战后之思考
吴王阖闾破楚入郢之战,是我国古代一个典型的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例。楚国地方千里,兵车数千乘,周围附庸十余国,人民富庶,国力雄厚,战备充足。吴王阖闾区区一小国,兵力不过三万,竟能破都灭国,实现预先制定的宏大战略计划,表现出吴王卓越的胆略和智慧。但是,吴军进入郢都之后,吴王阖闾并没有表现出远见卓识,他没有安抚楚国国民,而是做了几件让后人所不齿的事情。
其一,捣毁楚国的宗庙。先是把宗庙里面陈设的楚国历代君王积攒下来的珍宝抢夺一空,搬不动的东西当场砸毁,楚国的重器“九龙之钟”就是毁在阖闾的重锤之下,然后放火烧毁楚国的宗庙和楚国的重要粮仓“高府”。
其二,侮辱楚国的家室。吴王阖闾占领郢都后,自己搬进楚王宫室,然后下令“以班处宫,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吴国的君臣按照卑尊顺序分别居住在楚国君臣未及逃亡的妻妾的家室里。
其三,恶意复仇。伍子胥本想生擒楚昭王,来个父债子还。没料到楚昭王远走高飞逃亡随国。伍子胥满腔仇恨无法宣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径直奔往楚平王的坟墓,拖出他的尸体,一口气鞭打了三百下。他觉得还不解恨,又用左脚踩着楚平王的肚子,右手去挖楚平王的眼睛,一边挖着,还一边数着楚平王的罪过,说:谁叫你听信谗言,杀害了我的父亲和哥哥?他们死得是多么的冤哪,死的是多么地惨哪,我今天就是要挖出你的眼睛,看看你是怎样让奸臣蒙蔽了你的双眼,残害了这些忠良的。伍子胥一直把楚平王的尸体打得七零八落才罢手。
吴军这种野蛮的暴行,不但没有吓倒楚国的臣民,反而激发了楚人的愤慨,他们纷纷逃出国土跟随楚昭王,同仇敌忾,反抗吴军的侵略。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吴军之所以在攻陷楚国都城后而不能立足,除了战后的吴国出现了内忧外患之外,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民心。
一场柏举之战,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的悬念与思考。很难想象孙武率领三万吴侬软语的苏州人千里奔袭,战胜了带甲百万的九头鸟。这除了吴军在战略上高出楚军一筹外,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战争以外的一些东西。

麻城“孝感乡”

王红灯 刘明西
麻城孝感乡是中国历史上八大移民圣地之一,“孝感乡”是中国移民史上一个耳熟能详的重要文化符号,也是无数川渝移民后裔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本文试图从麻城的移民脉络说起,探讨麻城“孝感乡”在中国文化历史地图中所处的重要方位。
一、麻城移民史略谈
麻城地处吴头楚尾的江淮之间,为神州腹心地带,中国移民史上的历次重要移民运动无不涉及麻城。尤其是明清两代,麻城移民的规模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麻城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的承接地和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中转地,在这场贯穿整个长江流域、历时数百年的地域文化的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浪潮中拥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知名度,在中国移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千百年来,麻城移民后裔已遍及川渝大地,有“湖广填四川,麻城过一半”之说,每年前来麻城寻根问祖的川渝人士络绎不绝。
从麻城境内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明,至少在 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块土地上即有人类居住和繁衍,而“江汉地区此时的居民非三苗莫属”(张正明、刘玉堂《湖北通史?先秦卷》),麻城属于三苗活动生息的北部边缘区域。麻城有文字记载的移民历史,始自传说中的上古尧舜时期。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在尧舜之间的君位递邅过程中,南方氏族部落三苗之君反对尧让位于舜,便与尧的儿子丹朱联合抗尧。战争的结果是三苗大败,于是“迁三苗于三危(甘肃敦煌),以变西戎。”从这里可以看出,三苗战败后,部分“不善从”的苗蛮土著被迫从麻城等地远迁往现在的敦煌。禹执政事,曾对三苗实行过怀柔政策,但三苗仍不愿服从以禹为首的统治,于是禹对三苗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讨伐。三苗这次遭受的打击更大,“苗师大乱”、“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为民”(春秋左丘明《国语?周语下》),三苗后世就此衰微。禹征服三苗后,对三苗部族也采取远徙西北边陲的做法。所不同的是,禹对流徙者非但没有虐待,反而为其创造了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即所谓“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尚书?禹贡》)。禹的这次强制性移民,讲究了一定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三苗的反抗斗争从此平息。
从麻城邻近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掘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这说明夏王朝曾向麻城区域大量移民,此时麻城境内尚存相当数量的三苗遗民。
到了殷商时期,麻城属于一个受商王朝控制的小方国“举国”。原居住在中原的楚部落开始南迁,他们与汉江流域三苗后裔为主体的荆人融合,被称为“荆楚”。到商朝后期,商人移民扩展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麻城境内又有不少商的移民迁入。
此后,受激烈兼并战争的影响,麻城又先后归属黄国和楚国。到战国晚期,大量楚人移居麻城,楚人移民的数量还远远超过了麻城土著的人口数,楚文化也逐渐成为麻城地区的主流文化。
楚国灭亡,麻城境内出现先秦时期最后一次大移民。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引兵攻楚,大破楚军,取十余城。公元前 224年,秦王嬴政拜王翦为将,王翦、蒙武率兵 60万大举攻楚,于蕲南大破楚军,掳楚王负刍,楚国灭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中,特别是失都灭国,促使大批楚人逃亡,秦人大规模进驻。
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南郡蛮”造反,武威将军刘尚率兵镇压,迁移 7000余人至江夏界中,开发长江北岸的“五水”流域(“五水”:巴水;蕲水,即今蕲河;希水,即今浠水;西归水,即今倒水;赤亭水,即今举水),这是麻城及整个黄冈境内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入。东汉末年,曹操恐沿江郡县为孙权占领,令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民众北迁,上述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北迁到麻城境内。
南北朝时期,麻城境内建有赤亭县(县治在今麻城市歧亭镇),属“西阳十八蛮县”之一。南朝宋元嘉二十八年(451),“五水蛮”起义,第二年宋文帝派兵征剿。南朝宋大明元年(457),“五水蛮”再次起义,宋孝武帝派沈庆镇压,沈庆大败“五水蛮”后,俘走数万人,麻城大批青壮年被强制南迁。
南宋绍兴四年(1134),大将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州、复州、汉阳、德阳制置使,驻扎江州。为抗金和巩固边防,岳飞组织了江西移民迁淮西,大批江西移民落户黄州府。麻城位于宋金交界处,境内首次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江西移民。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富有反抗精神的麻城人民在孝感乡铁匠邹普胜的带领下,加入了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南红巾”起义。至正十七年(1357),徐寿辉部将明玉珍(湖北随县人)率领包括众多麻城籍士兵在内的红巾军将士西征,并占据四川大部分地区。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偏安一隅的四川基本处于相对安定状态,吸引了大批麻城人前往投附。明玉珍病逝后,随其入川的麻城将士大部分流落在重庆至成都沿途各县,不少人“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孝感乡籍焉”(民国黄陂《周氏族谱》)。
在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一部分麻城人流向蜀地,一部分没有参加起义的麻城土著,也因战难而流徙四方。到明朝立鼎后,麻城已成为人烟稀少之地。明初,战乱平息,为维护王朝统治,朝廷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 (《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时间长达 50余年的移民高潮开始了。麻城因为以前属于陈友谅的根据地,在朝廷组织的强制性官方迁徙中,麻城土著自然成为外迁的重点对象。同时,朝廷组织将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居民西迁,大量江西人迁移到麻城。麻城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洪武十年(1377)孝感乡升格为专管周边 7个县移民事务的散州后,自然成为了长江流域移民运动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和中转站。“豫章人”、麻城人便共同把“湖广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移民四川之前的祖籍地。这次大移民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才渐渐平伏。
明崇祯十六年(1643),麻城发生“里仁会奴变”,张献忠随后进占麻城,麻城有 57000多人加入张献忠的起义军队伍,编成“新营”。六月,“新营”士兵随张献忠入川。张献忠兵败垮台后,“新营”士兵大部分隐姓埋名就地落籍四川,这批“新营”士兵,成为明末入川各姓氏中的“始祖”。
明末清初,战争、瘟疫及天灾导致四川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清廷为解决四川劳动力稀缺和粮食生产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组织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 100多年,先后入川总人数约 100余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的移民中,麻城人又占据重要地位。
有清一朝,麻城地区战乱频仍,咸丰至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波及麻城,英王陈玉成转战麻城多年;同治元年(1862),河南商城白莲教徒罗五崽来麻城发展教徒策动起义,遭清廷镇压;同治四年(1865),麻城哥老会发动起义……麻城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这期间又有大量难民因避难逃往四川。
二、《都碑记》的发现
“若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这一谚语流传川渝地区数百年,麻城孝感乡不仅成为明清巴蜀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更是数十代川人魂牵梦绕的根脉之地。
然而,打开现今的麻城市行政区划图,“孝感乡”不仅杳无踪影,而且很多麻城当地人对“孝感乡”是怎么回事,也感到茫然。麻城历史上真的有一个“孝感乡”吗?如果有,它在哪里?
根据清康熙九年(1670)《麻城县志》卷一《封域志》之“乡区”记载:麻城县“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这段文字完整地记录了明代麻城县乡镇一级行政区划变迁过程,同时也翔实地记述了孝感乡由并到撤的历史。其后又被乾隆六十年(1795)、光绪八年(1882)、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个版本的《麻城县志》所收录。通过这段文字,可以明确有关麻城“孝感乡”的两个方面的结论:第一,麻城孝感乡为明初麻城四乡之一。明初麻城四个乡分别为:太平乡、仙居乡、亭川乡、孝感乡。第二,麻城孝感乡的建制在明成化八年(1472)被撤销,原有辖地被并入仙居乡。然而,除了《麻城县志》上言之凿凿、确可信据的记载外,还有没有其他有力的证据来进一步坐实麻城历史上确实有过“孝感乡”这一建制的事实呢?
前几年,通过查阅大量方志史料和家族谱牒并进行深入研究,麻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麻城市“湖广填川孝感乡现象”研究会会长凌礼潮等人找到了隐藏在历史迷雾中达 500多年的史实真相,破解了麻城“孝感乡”问题研究的历史难题,撰写出了《麻城县孝感乡之谜》、《麻城孝感乡考辨》等一批学术论文,论证了麻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孝感乡”。由于他对“孝感乡”问题的考证论据充分、证据确凿、史料翔实,为全国移民学界的专家学者所采信。
这件事的起因要追溯到 2008年 4月,麻城文史研究爱好者刘明西先生,在咸丰六年(1856)麻城《邹氏宗谱》卷四中,找到了一篇明末清初麻城邹知新撰写的《都碑记》。
邹氏家族原籍江西南昌府新建县,始祖邹迁八元末避乱于麻城西北点兵山,元末麻城农民起义军首领邹普胜即迁麻第三代。其后邹氏家族科甲蝉联,第六代邹来学系正统、景泰年间的朝廷名臣,官至都御史。邹知新是第十三代孙,字师可,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顺治八年(1651)官襄阳宜城县教谕,后升山东莱阳县知县。因为缉捕人犯违期,遂解职归里,诵读自娱。邹知新是一个笃实好学而又一丝不苟的读书人,据乾隆六十年《麻城县志》卷十九“列传五”之“文苑”载,他“幼少慧,苦学不辍,长而能文”,为官后“作士有声,督抚巡按互为荐举。志切亲民,不乐内转国学,升山东莱阳县知县。”他不仅谙熟麻城山川地理,而且对麻城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也颇有研究,“著有《县志》一十四卷,文简事该,惜未付梓。今志多所取证焉。”据康熙九年《麻城县志?重修麻城县志序》载:“麻邑旧志兵燹罔存,邑邹君师可访得烬余数纸,补缀增益之。”乾隆六十年《麻城县志》中收录有他《忠节祠考》《四贤考》《经正书院记》《道观矶记》《什子山记》《芝佛寺记》《定惠寺记》等 7篇文章。咸丰六年麻城《邹氏宗谱》中除了收录他上述 7篇文章外,还收录了他《邹氏祖源考》《都碑记》等 7篇文章,而《都碑记》就是从故纸堆中披沙拣金发现的一篇研究麻城移民文化和“孝感乡现象”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这篇文章中,邹知新详细记述了“孝感乡”的有关历史渊源和轶闻掌故。
《都碑记》原文如下:
去城东南七里,有乡碑、石磨当路,云是古之孝感乡都。昔麻邑存四乡,独孝感乡有遗碑。耆老谓之“世宝”也。今刘氏后裔珍护之,可谓知所重也。
新龆时,闻故老言:“孝感乡都在邑城东南,勿远,都府面坊,多逢回禄,惟都碑、米研犹存。”甚异!余读《旧志稿》,云:“治东南七里许,即磨子场及孝故都、陈侯碑、驰辙、万松亭、赤亭古城,与沈秀者马头湾诸名胜,如联珠然。宋孔常父诗云:‘磨子场边堪寓目,赤亭城下更关情。乡都好景无人说,只得
邑城小市民。’华美骚逸,理或可想。”又读《志略》,称“孝乡犹尚小,是以户丁为制,不以里数为限。”河东先生《龙池闲话》亦曰:“久居湖边,孝都里区,八百户丁,音声皆悉。”观数典而综之,地狭而鸣世也。惜新幼时未知,不知究辨。今徙古乡,见其山川明润,风泽清旷,遥闻豫章人鸠集,悦余,乐而忘归。自赵宋胡元以来,丁旺常为乡之患害。明圣初,云传蜀地土广,川道虽险,乡之迁人皆居之。今民散久矣,百遗二三,莫一能奉。日不见颊龠渔歌,夜无柝击双六,烛火孤点。新叹曰:“名乡耳!岂可独忘此乡乎?”都门之阳有碑碣,额镌“邑东南七里磨子场 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 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侯陈兴谨识”。背阴有字,铭文漫辨。《志稿》云:“陈侯有才能,常乞其旧,而朝廷无旨,乃泐于石,自以怀怨。”夫谓旧舍故,以继乡都起废重兴之。是亦存复之意,以复全盛,尚义崇孝也。
彼其近周,破垣环故井,荒草冠遗坛。往牍曰:“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十年,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乐中,复旧治。弘治时,都崩基坍。故今不知有其乡云。”非虚语也。
绕碑偕刘氏多居焉,访问之,曰:“孝都离邑七里。究之,乃知兹坊集始自汉。传闻同里赵氏至孝,奏之,册封为四乡之宗正。弘治五年正月丁酉,燹之。然崇祯间值献祸,邑名更‘长顺’。八大王广置乡闾,招合流旧,计丁授田。时于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献力置孝感厅,耀“恩风相传”)。析其故地,添置信义和清平。一时避地逊名者,多有附焉。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又云:“盖先人有完稿实著,吾邑言‘忠仁礼义’之俗,推河东者;河东者,惟吾卯金氏者也。”辞虽出自流语,吾又谓:“何哉?”继曰:“掌乡州之粮,磨、研头之职,何其重也;余山林湖堰之积,司仓之责,点造之任者,何其大也;造厨、煮调、白卷,饱头之事者,何其苦也;锉切茎荚,抱注金泉,菜、茶头之勤劳者,何其累也!羹汤适口,熟淡相宜,如‘奏刀不嫌其细,倾尽而为,不以贫富易视来者’之言,兹足以传信,邑人咸仰焉。 ”并曰:“故时人仍谓之‘孝乡’云。吾世力小任重,太平之功,岂不半赖先祖哉?”
嗟乎,新幼所闻之,今访其墟,观其金石亦相合,然益信乎?恐其古胜久湮,予谨述其事,存其传者耳,以示不朽矣!
译文:
从麻城东门出发,往偏南方向,行走七里,有巨大的乡碑、石磨挡着道路。不必问这是什么地方,人们都说,这里就是古代的孝感乡都。说到历史,旧时的麻城,分有四个乡,唯独只有孝感乡遗留下了这块乡碑。当地有身份有见识的长者,说它是见证了历史的宝贝。这碑被至今生活在这里的刘氏人保护下来了。刘姓人真可谓知道它的价值啊!
我孩提时就听老人们说,孝感乡的都府,位于县城东南方向不远的地方,都府的米面作坊,多次遭遇火灾,唯独这乡碑和一些石磨米碾遗存至今,实在是幸运。我长大成人后,读到王汝霖写的《旧志稿》,里面记载说,县城东南七里处,即磨子场,以及原孝感乡都,还有陈县令立的孝感乡都碑、光黄古道上的车辙印迹、苏东坡作诗吟咏过的万松亭、建于后魏的赤亭古城、江南巨富沈万三运载货物的码头湾等。这些名胜古迹,像一串珍珠联结在一起。宋代诗人孔常父,曾途经这里,留下了“磨子场边堪寓目,赤亭城下更关情。乡都好景无人说,只得邑城小市民”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让人们感受到了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孝感乡都繁华的社会风情。又读明代方志学家熊吉编撰的《麻城志略》,书中说:“孝感乡是个狭乡,是以民户成年男子数量为标准进行户政管理,不受村、社、里、区数量的限制。”做过苏州府同知的万祥,在他的著作《龙池闲话》里说:“我住在瓦罐湖边,已经很久很久了,这一带都是孝感乡的地域,居住有八百户人家,因时常见面,哪怕是晚上见面打招呼,光从声音上,就能分辨来者是谁。”把这些文献典籍综合起来看,孝感乡地方狭小而社会上的名气却大得很啊!可惜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些往事,也没有去探究过。今天,我来到了古孝感乡都,看见这里山川明媚滋润,风光秀丽无边,很早听说昔日江西人聚集在这里,被这儿的景色所吸引,他们乐而忘归。其实,自宋元以来,这里就物产丰富,人丁兴旺。密集的人口,常常给古乡带来祸患。到了明初,不知从哪儿传来消息,说四川地广人稀,尽管路途艰险,孝感乡的人一股脑儿地往那儿迁居。如今,大迁徙结束许久了,留下的仅有百分之二三的居民,他们也说不清当年的往事。再也见不到白日有渔歌和竽笛的喧嚣,夜晚大家聚集在一起下棋,听到敲梆声才去休息,偶尔还见几盏孤灯在闪烁的情景了。我不由得感叹万千:“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名乡啊!我们怎么能够独独把它忘记了呢?”
孝感乡都门坊的东南面,竖立着一块石碑,碑额上刻着“邑东南七里磨子场 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 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侯陈兴谨识”的字样。碑的背面也有字,但字迹模糊难辨。《麻城志稿》记载这件事时,说刻碑石的陈县令,是个有才能的人。他怕孝感乡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时常上书到朝廷,希望皇上下旨恢复孝感乡。他等呀等,就是等不到圣旨,于是就立了这块碑,以此表达愤愤不平的心情。他刻碑文时,在“孝感乡都旧址”这句话上,用心良苦,有人建议用“孝感乡都故址”,他却坚持用“旧址”,“故”与“旧”虽一字之差,但他希望孝感乡有复兴的那一天,并有全盛的前程!他坚持这么做,完全是崇尚孝义的缘故呀。
再看孝感乡遗址的周围:残破的围墙,环绕着古井;荒废的祭坛上,芳草萋萋。这让我想起了明太祖古文告档案上记载的内容:“洪武初年,明太祖定下迁民的方略。迁诏到了县堂公署,县衙被搬迁到了磨子场。洪武十年,又将孝感乡都升为散州,统属周边的七个县,具体负责这七个县的移民事务。没过多久,又把这个散州撤掉了。到永乐中期,麻城县治才复迁回原址。孝感乡都留下的县府州衙,在弘治时全部倒塌崩溃了,所以今人就不知道历史上存在过孝感乡!”看来这不是虚妄之语啊。
陈县令立下的那块碑,已被刘姓人的房屋所包围。我访问当地一老人,他说“孝感乡都离城七里,追根溯源,孝感乡坊是汉代开始设立的。相传邻里有位姓赵的孝子,他的事迹被上报到朝廷。皇帝感动了,就册封其地为孝感乡,并把它封为麻城四乡的宗正。而明初遗存下来的乡府衙署,在弘治五年正月丁酉日,被大火烧毁殆尽。到了崇祯年间,八大王张献忠攻占麻城,驻扎在这里,他把县名改为‘长顺州’,并且广泛地建置乡闾等基层政权,召集收容他的旧部,按人头分发田地。又按照他的提议,在原孝感乡故地重设孝感厅,意思是让孝义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他挥毫写下‘恩风相传’的大匾,挂在沈万三那雕梁画栋的古宅里。他们在那里议事办公,将孝感乡故地重新划分,添设了信义、清平等四个乡。一时间避乱逃荒、改名换姓的流民,都往这里投靠,连土著梅家长老,也不敢出来说话。”老人停了一会,又说:“我的先祖有遗留下来的墨稿,记述麻城忠仁礼义的习俗,发源于河东。在河东这一带,又非我们刘氏莫属。”我虽然早就听见社会上有这种说法,但又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呢 ?”老者继续说:“掌管孝感乡的粮食、担负米磨面坊的头领,这都是何其重要的职务啊!我们这里山珍的收聚,鱼虾的捕捞,粮仓的照看,伙房的大厨,这也都是我们重大的责任;特别是烧火做饭,烹烹煮煮,饭熟了,还要一勺勺地分发给大家吃,这该多么辛苦;我们择菜、洗菜、切菜,给客人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这该多么劳累。因长期在乡都府内做饭,我们弄的羹汤适口,菜的生熟咸淡相宜。刀工讲究细致,做工尽力而为,不以贫贱富贵来衡量客人,这都是按忠仁礼义的宗旨行事的。所以,人们对我们都很尊重,并把我们这里还叫孝感乡!”旁边一个刘姓人接着说:“孝感乡尽管消失了,我祖辈人微力小,任重而行,它繁荣兴旺的功绩,难道没有我们先祖一半的功劳吗?”
哎呀!我邹知新小时候听说过这些旧事,今天再来寻访孝感乡遗址,看到了遗留下来的碑文。这碑文与儿时听到的传闻完全吻合,我就更相信这件事了!但又恐怕这名胜被历史尘埃湮没,所以特别谨慎地把今天看到的、听到的内容记述下来,并写成文字加以保存,以便让它流传不朽。
《都碑记》的面世,是麻城“孝感乡现象”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发现。消息甫一传开,立即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世松教授、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孙晓芬编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张小也教授等国内移民专家的强烈兴趣和密切关注。其文最少佐证和解决了有关“孝感乡现象”研究中的七个重要问题:
第一,证明了孝感乡存在的历史事实,为麻城孝感乡的历史遗存问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第二,明确了孝感乡都府所在地设在县城东南七里处的磨子场,即今麻城市鼓楼街道办事处沈家庄村沈家庄湾。第三,解决了孝感乡的得名时间问题,即“始自汉”。第四,解决了孝感乡地名的由来问题。《都碑记》中提到了一则“以孝感盗”的故事:“传闻同里赵氏至孝,奏之。册封为四乡之宗正。”这说明孝感乡由皇帝诰封,且孝悌的故事发生在赵氏家族。传赵氏为赵文楚,以“以孝感盗”而闻名。这则故事,在四川江安县《赵氏族谱》收录的清乾隆年间杨卓写的《谱叙》中记载得更为详细,云:“昔宜(楚)黄麻城赵公文楚,以母老病,故拜盗,恐惊其母。于是,盗感其孝,舍之去。后世遂以孝感名乡……麻城赵氏以孝显于汉,后为巨族,世居麻城。”这则“以孝感盗”的故事一传开,郡守将此事上奏朝廷,其时汉安帝刘祜正欲以孝德治理天下,于是下诏封赵文楚所居之地为“孝感乡”。
第五,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确实下过移民诏书。在《都碑记》中,邹知新引用了“往牍”里的一则史料,他对所引用的资料不称“志”、“纪”之类,而称“牍”,“牍”当指官方的文书档案资料。因此,邹知新所看到的“往牍”决不是什么野史笔记之类,最有可能的是官方的正式文件。凌礼潮先生看到了这段记录时,肯定地说:“邹知新所引的‘往牍’,虽然不能作为我们今天证明朱元璋所下诏书的直接证据,但明人的亲眼所见,这可作为对这一判断的有力支持!”
第六,历史上“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基本上是同时进行,但“湖广填四川”要略早于“江西填湖广”。在孝感乡“鸠集”的“豫章人”皆迁入四川,留居在当地的,仅仅是“百遗二三”。
第七,“孝感乡都碑”为成化二十三年(1487)由麻城知县陈兴所立,其时离孝感乡并入仙居乡只有 15年时间。
除此以外,该文对于研究有关麻城人文历史,也极具珍贵的史料价值。
三、孝感乡的建置沿革
孝感乡历史非常悠久,据《都碑记》中的记载,汉代就设置了孝感乡,距今有 2000余年的历史,比麻城建立县治的时间还要早。
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载:“麻城县,(黄)州北一百七十里。旧四乡,今六乡。本汉西陵县,周大象元年置麻城县,唐元和三年三月并入黄冈县,后复置之,山原出茶。”据查,这是可考的最早完整记载麻城县乡镇建置的史料,这说明北宋初期麻城县曾经设置过六个乡,而此前为四个乡。
又据北宋王存主编的历史地理名著《元丰九域志》记载:“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龟山头、永泰河。 ”尽管“六镇”具名,惜乎“四乡”缺记,所以无法查实宋代麻城县下所领六乡(《太平寰宇记》载)或四乡(《元丰九域志》载)中是否包含有孝感乡。但据清道光年间的《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这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且在南宋初时孝感乡人己零星向外迁播。
再看民间史料的记载。据明代正德四年(1509)赐进士出身、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杜文堂作于“正德四年春王正月中浣吉日”的《杜氏家谱?序》载:“余家京兆西秦人……至七始祖……入籍山西太原……太祖先开公复徙江西吉安府太和县李家村,生俸爵公……宋末(俸爵次子)应举公迁居湖北黄州麻城孝感乡杜家冈。 ”这条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谱序的写作时间,距孝感乡第一次行政区划调整的时间成化八年(1472)仅 37年。该序文称杜氏祖先杜应举迁入“麻城孝感乡杜家冈”的时间在“宋末”,经《杜氏族谱》世系核对证实,实为北宋神宗时期。这是目前所掌握的所有有关孝感乡的文字资料中,记述孝感乡时间最早的文本。
此外,据四川郭氏族谱中的记载,亦可证实在宋代麻城已有孝感乡,谱曰:“吾祖先祖……世居吉安府庐陵延福乡,其后于端平元年甲午(1234年)迁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落业沙子场马老湾(岩)孪湾郭家嘴……”
元代,麻城建置沿革缺记,但根据元朝中期编修的《经世大典》和明初宋濂、王祎主编的官修史书《元史》记载,在元初四川 29个军民屯田机构中,有两个屯田所均命名为“孝感乡”。由于这些军民屯田所均是以外来移民作为劳动力,而当时四川本地并没有孝感乡的建置单位,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屯田名称——“孝感乡”,极可能就来自于麻城,即朝廷从麻城孝感乡征集的屯田民在随屯田大军进入四川后,而将这个乡的名号带到成都平原的结果。尽管这是根据官方史料的记载推测的结果,但按“明因元制”倒推,明有四乡,元亦有四乡,且孝感乡在此前的宋代即存在,在之后的明代也存在,在元代应该没有理由不存在。另根据四川江北姜氏族谱记载,“其祖承嗣公寓江西……明德公(承嗣公三世)于元朝明宗五年壬申岁(元至顺三年,1332年),偕弟迁北楚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这说明在元代孝感乡也是存在的。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下达移民诏书。“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都碑记》)迁诏到了县堂公署后,来县衙办理移民手续的老百姓络绎不绝,县城浅街窄巷,每日里人头攒动、拥塞不堪,无奈之下,县衙只好临时搬到孝感乡都府所在地磨子场。那里空旷广阔,又有庞大的米面加工场所,能够轻松地办理移民事务并安置移民食宿。
《都碑记》又载:“十年,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乐中,复旧治。”说的是,洪武十年(1377),朝廷把孝感乡都升为散州,专管移民事务,同时,由湖广布政使司管辖改属河南布政使司管辖。散州是相对于“直隶州”而言,指隶于府之下,而无下辖县的一级行政机构,散州知州为从五品官,级别低于知府但高于知县。在改属过程中,原有的德安、孝感、随州等府的一些县乡,包括邻近的河南光山、固始等 7个县的移民事务,都划归孝感乡州府衙门管辖。孝感乡州府所在地位于南北要冲,往北的陆路是宋代遗留下来的光黄古道;往南的水路是直插长江的举水。移民专署通过这两条线路,把移民分批次送往移民目的地。不久,随着移民量的减少,朝廷又撤销了这个专管移民事务的散州,孝感乡恢复旧制。到永乐年间,明初的大移民高潮已基本结束,麻城县衙复迁旧址。这段历史,至少有 30多年时间。邹知新的这一记述,不仅填补了中国移民史上的空白,亦可补《麻城县志》“建置沿革”之空白。
前文提到的康熙九年《麻城县志》中记载,明代麻城县进行过两次行政区划调整,第一次发生在成化八年(1472),麻城县因为“户口消耗”,下领四乡并为三乡,孝感乡被并入到仙居乡。第二次发生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前次调整被并入到仙居乡的原孝感乡版图,又随仙居乡划分到了黄安县。由于黄安县设置,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原孝感乡约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即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分地区。从明初洪武元年(1368)算起,至成化八年(1472),孝感乡在明代存在了 105年。
那么,孝感乡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哪里呢?据光绪八年《麻城县志》卷五之“乡镇”记载:“太平乡在县东北,辖二十五里,分四十五区,虎头司巡检领之。仙居乡在县西南,辖二十五里,分五十四区,鹅笼司巡检领之。亭川乡自县城至县东南,辖二十四里,分二十四区,巡捕典史领之。”综合两个版本的县志,可以确定,明初麻城四乡分界如“十”字形,太平乡在东北;仙居乡在西北;亭川乡在东南;孝感乡则在西南,位于与黄安接壤的今麻城东南与西南之间。湖北省方志专家周启志通过研究考证,进一步确定孝感乡的范围包括现今麻城市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县的城关镇、杏花乡南部、永佳河镇、八里湾镇和太平桥镇的河东部分,其主体仍在现在的麻城市,面积为现麻城市总面积三分之一,约 1200平方公里。凌礼潮还较为精确地勾划出了麻城明初四乡区划图,其图被多种出版物广泛引用。
孝感乡都又属于一种什么性质或什么级别的行政机构呢?根据《都碑记》援引《志略》称:“孝乡犹尚小,是以户丁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这表明孝感乡在明初是一个较小的地理单位,在这一地理单元内,推行的户丁制,“孝感乡都”的真实含义就是一个基层里甲性质的机构。又根据《都碑记》援引河东先生《龙池闲话》的话称:“久居湖边孝都里区,八百户丁,音声皆悉。”这里提到了“里”和“区”。相对于“里”是一个基层行政单位,明代的“区”则有其特殊的定义,它是伴随粮长制的建立而出现的。洪武四年(1371),“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万石为率,设粮长一名,专督其乡赋税。 ” 在这一政令之下,明代前期东南一些地区普遍实行粮长制。凡推行粮长制的地方,一般都有“区”的划分,每区下设粮长等若干人负责税粮征收、解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区”的名称也出现在麻城县孝感乡都的地理单元之中。由此可见,在明初拥有“八百户丁”的“孝感乡都”,设在孝感乡地理单元中,既有属于里甲一类的基层行政单位,也还有为征收税粮而设的役制组织——“区”。从当时此“都”以“孝感乡都”命名,可见明初麻城县四乡涵盖地域甚广,以至将距县东南七里纳入孝感乡地理单元之内。洪武十四年(1381)正式颁行里甲制,规范乡里制度之后,孝感乡的地理位置偏移到了县境西南部,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再说有明一代,一乡之下往往领有多个,乃至一二十个“都”的现象比比皆是,一点不为怪。总之,“孝感乡都”的发现,不失为研究明代乡里组织的一个典型个案。
再说成化八年孝感乡撤销后,麻城知县陈兴几次上书“乞其旧”,未获批准。成化二十三年(1487)秋,陈兴在久久地等候而又“朝廷无旨”的情况下,在原乡都门外立了一块“乡都碑”,上刻“邑东南七里磨子场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侯陈兴谨识”,“自以怀怨”。
又过了几年,到了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正月廿六(丁酉日),孝感乡都被一场大火烧毁,留下的县府州衙全部倒塌崩溃。自此以后,孝感乡都逐渐被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孝感乡这一地理单元也逐渐从湖广历史上消失。
明崇祯十六年(1643),大明帝国即将分崩离析,麻城先是发生“里仁会奴变”,随后被陕西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占领。张献忠占领麻城后,不仅接受和改编了原来的麻城世族势力,并设置了相关的军事和行政机构,改麻城县为长顺州,任命“里仁会奴变”的组织者、麻城诸生周文江为知州。同时在孝感乡都府旧址沈万三遗留的古宅里,复置了孝感乡,称“孝感厅”,并在“孝感厅”里“招合流旧,计丁授田”,还将孝感乡故地重新划分,添设了信义、清平等四个乡。这里的“厅”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官府办公的地方,二是府(州)下辖的一级行政组织。如果是第一种解释,则前面所说的“依议复置”四个字就落了空。所以,应该采用第二种解释。也就是说,复置的“孝感厅”,属于长顺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单位。于是,再将原孝感乡故地析为四乡,由“孝感厅”统辖。但长顺州和孝感厅,随着张献忠当年八月在四川军事上的失利后,很快就“名复其旧”、烟消云散。
四、磨子场——孝感乡的米面加工之地
邹知新在《都碑记》中说到《旧志稿》里“治东南七里许”的磨子场,就是孝感乡都府所在地,也是洪武初年县堂公署办公场所,还是负责移民事务的散州府治地址——现麻城市鼓楼街道办事处沈家庄村沈家庄湾。
据《熊氏宗谱?卷之首》记载,沈家庄“兴于元末……其扶舆磅礴之气,屈指吾邑之名胜……旧时街巷纵错,河边有楼阁台榭。 ”数百年前,这里是房屋鳞次栉比、人流熙熙攘攘的繁华富庶之地。邹文开篇中就写道“去城东南七里,有乡碑、石磨当路……”,除了古孝感乡都的乡碑外,他为什么还要写在当时村落中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石磨呢?写了石磨和米碾,为什么还要写刘氏在孝感乡都府里烧火做饭的故事呢?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
古代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参考标准是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都碑记》里说孝感乡人口稠密,“丁旺常为乡之患害”,人满为患,地狭人稠,遂成为“狭乡”,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生存方面的社会问题,人口自然或必然要向外迁移,皇帝顺理成章地就会下达“迁诏”。
再看孝感乡都的粮食储备情况和加工能力。既然是磨子场,顾名思义就是集中加工大米和面粉的地方。据当地老人讲,磨子场原先共有 9盘石磨。据此不难想象,推动 9盘巨大的石磨,需要多少人力和畜力? 9盘石磨,每天能加工多少粮食?若以每盘石磨加工100斤粮食,每天 900斤计算,可供多少人食用?一个小小的“乡都”,竟然有规模如此巨大的米面加工场!这说明孝感乡都其时的粮食储备数量盈足,粮食加工能力强大。
孝感乡都的中转接待能力又如何呢?邹知新详细记述了孝感乡都内的日常生活细节,如米面加工、捕捞鱼虾、照看粮仓、烧火做饭、择菜洗菜等,光负责饮食的就有一个庞大的团队,还有很多小吏和差役,如掌看乡州粮仓的叫“司仓”;负责磨子场磨子、米辗的叫“磨头”和“辗头”;造酒和看管酒库的叫“造头”和“点头”;厨房里负责面食的叫“白卷”;用勺打饭,但要让人吃饱的叫“饱头”;切菜的叫“菜头”;倒茶的叫“茶头”等等。这伙姓刘的人,他们秉持“忠仁礼义”之风,在磨子场掌乡州之粮,司仓研米、造厨调羹,还能弄得“羹汤适口,熟淡相宜”,其职掌之重、责任之大、劳作之苦、繁琐之累,正是赢得孝感乡人崇敬之所在。
稠密的人口,加上较强的粮食储备和加工生产能力,说明孝感乡都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具备了向外移民和建立大型移民中转站的各种先期条件。加之“迁诏至”这个不可违抗的政治因素,当年在磨子场办理移民事务的人群,必定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孝感乡由此自然而然地登上了中国移民历史舞台,创造出了中国移民史上的奇迹,成为众多川渝民众心目中的圣地。
  
五、麻城土著与“江西填湖广”
“居楚之民,多豫章籍。”元末明初时期,长江流域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运动,在两湖的移民中,来自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江浙行省(元制,即今江苏、浙江、福建全境及安徽长江以南、江西鄱阳湖以东)、江西行省(即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一部分)籍移民约占移民总数的 90%。而在这 90%的移民中,江西移民又占 90%。所以,元末明初的长江流域大移民运动,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更为贴切。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 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而麻城孝感乡就是江西移民的重要承接地。直到现在,麻城民间仍然有“十人中有九个江西老表”的说法。
“江西填湖广”,最早要追溯到北宋时期。其时,江西人口居各省之首,经济发展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南宋乾道八年(1172),“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宋遣大理寺薄薛季宣在黄冈、麻城设官庄二十二所,按户给屋,按人给田,并发耕牛、农具和种子,使边民垦殖。”(《黄冈市志?大事记》)这是继岳飞组织淮西迁移后,南宋政权第二次向大别山地区有组织的移民,移民的来源以江西为主。
元至正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361—1363),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西鄱阳湖一带大战,大批民众为逃避战乱,涌入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区。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陈部在江西的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而江西地区长期受明统治者的歧视,被施以重赋。而此时隶属黄州府的麻城,在原住土著人口大部分被强制迁徙后,所纳税赋只有江西的五分之一左右,加上朱元璋下达“迁诏”后,大批江西人纷纷移民麻城。
明代初叶,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其发展水平和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于是,人们便把目光转向省外寻求发展,而更多的江西人则是沿着长江水道向西挺进,进入两湖地区,毗邻的鄂东及麻城地区自然成为其首选目的地。
一些地方县志和族谱中,关于江西百姓入籍麻城的记述不胜枚举。
如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被徐兵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府,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乾隆麻城《邹氏族谱》载:“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山。”
光绪麻城《凌氏宗谱》载:“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光绪新洲《金氏宗谱》中《麻邑源流序》载:“始祖万山公,南宋绍兴八年,自豫章九江府瑞昌县迁居黄冈塔尔冈,遂以为家焉。公传至十二世祖学成、学启、学易、学诗、学海、学先六公,居黄冈。惟学先公支下十二世祖琏公、璨公,自明太祖五年徙居麻城县朝圣门内立业。”
光绪麻城《邓氏宗谱》载:“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由南昌安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了明初迁入的外籍姓氏 35个,其中,有 23个是从江西迁入的,占 65.7%,而黄安在明初时还没有从麻城析出。
民国三十六年(1947)麻城三修《王氏宗谱?序》载:“既考其世系,始祖曰玄兴公,明初由江右来迁,发祥于石陂之磨子山,分衍于龟山左右。而牙山一支更隆盛于清代中叶,与磨子山、铺头坳、赤膊龙诸处光辉相映。”
民国麻城《冯氏族谱 ?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民国麻城《彭氏族谱》载:“(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州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广黄州府,访冈麻二县界,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2005年至 2006年,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全市征集了 142套族谱,这些族谱涉及麻城 125个姓氏,这些姓氏人口占全市人口总数的94.8%,能较全面地反映麻城人口的来源情况。
通过对这 142支家族的源流进行分析,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姓氏及宗支有 125个,占入籍麻城家族的 88.03%。这些姓氏主要迁自江西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即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而来自江西“瓦屑坝”这个小地名的有 41支,占外籍移民总数的 28.9%,占江西移民的32.8%。
在 142套家谱中,只有 17套族谱未反映其祖源自江西,而这17支族谱中,有 3支姓氏来源未注明,有 7支只注明是从麻城的邻县红安、罗田、阳新等地迁入,而麻城邻县的人丁也大部分来自江西,所以这十几支姓氏来自江西的可能性也很大,只是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移民时间上看,在 142套家谱中,注明元末明初迁到麻城的达 90支,占迁麻城总支数的67.7%。
而据麻城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敏对以原孝感乡为主的 120姓 160支麻城各姓氏家谱进行的摸底统计,元至正十一年(1351)至明洪武末年(1398),48年间迁入麻城的家族共有 107支,除 1支来自蒙古、2支来自福建,还有本省蕲州府 1支、襄阳府枣阳县 1支,其余 102支均来自江西,占 95%以上。而这些元末明初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徙四川(含滇、黔)、陕西和邻近的德安府(今安陆市),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江西移民的大量涌入,大大地挤压了麻城土著的生存空间,这一社会现象,在明末清初的麻城人邹知新眼里,认为是土著麻城人的患害。当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丁旺常为乡之患害”后,原住土著们的理想选择,就是另觅新土。这时的江西移民,早已融入了麻城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移民的增加,他们相应地也变成了土著,他们与原有土著一样,面临着生存空间日益狭蹙的问题,也只好继续随众迁移。于是,“传蜀地土广,川道虽险,乡之迁人皆居之”。这是移民向土著转换角色的一个过程,也是解决移民与土著生存矛盾问题的历史必然。
那么,麻城人又往哪里迁徙呢?民国四川《资中县志》载:“资(中)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民国四川《汉源县志》也记:“明初之初,秦楚填蜀……一时编户齐民,楚籍者十九焉。”民国四川《名山县志》:“洪武十四年,徙楚实蜀,名山号为戚都,来者尤众。”原来,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明洪武年间入川移民的省籍,以湖广为最。而湖广籍中,又以麻城孝感乡人为最多,所谓“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麻城孝感乡的移民遍及四川各地,即使以全县人口“填川”,恐怕也难做到这一点,那么孝感乡的输出人口从何而来呢?孝感乡人何以迁之不绝呢?通过“江西填湖广”来解决!即孝感乡的原住居民迁出后,其人口空白很快便被从江西源源不断迁来的移民填充起来。大规模的迁出和迁入,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输出能力。但终究令人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还是没有赶得上人口输出量的增长,至成化八年(1472)最终“以户口消耗”被裁撤并入仙居乡。
六、孝感乡人填四川
四川民谣云:若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这是川渝两地数千万人民对于祖先的共同记忆。麻城孝感乡人填四川(含现重庆市),是一场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
在这场大移民运动中,由于历史的机缘,麻城既是移民起始地,即有大量麻城人从孝感乡都注册迁入四川;又是移民集散地和中转站,即有大量外地移民在麻城停留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又经历山遥路远的长途跋涉,才得以进入巴蜀之地。如四川泸州《王氏族谱》序言中说到,“王九携妻雷氏,于洪武初年到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各种史料和谱牒中像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但最早记录“湖广填四川”和孝感乡人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是清代学者魏源的《湖广水利论》中的记载:“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魏源点明这次大移民发生在明末,原因是张献忠占据四川后大开杀戒,以致“蜀民殆尽”。其实这只是麻城历史上历次大移民运动中的一次。要探讨孝感乡人填四川的历史,必须把视野往前拓展到明朝之前,往后要延续到清中期。这个移民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元代。元、宋之战和战后瘟疫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 ?内江旧户多楚人说》载:“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这是说上述之地已无民可牧,元朝廷无法在此设置地方官府。那么,元朝时四川人口到底是多少呢?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记载,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四川户数为2590092户,人口为 6610831人;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仅为 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人口恢复才勉强达到宋末的 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
因空闲了广袤的土地,自然少不了要迁入一些外来人口。顺帝至元四年(1338),监察御史报告:“近年雍、梁、淮甸人民,见彼中田畴广阔,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 ”来此居住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为了适应“流户日增”的形势,元朝统治者不得不“设官府以抚定之”。元初四川民户仅 12万户,到元末,仅自贡地区一下子就涌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 20余万户。这些史料说明,自元代起,长江流域就开始向四川移民,尽管不是开先河之举,但是史料上有确凿的记载。这里所说的长江流域,当然包含举水河畔的孝感乡。以至在后代的地方志和族谱上,都留下了元代孝感乡民迁居四川、重庆、陕西等地的相关记述。
第二阶段是元末明初。这本来是两个时间段的两次大移民,但这两次移民在时间上几乎连贯在一起,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在时空上前后呼应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元朝末年,麻城地区连年发生自然灾害。据康熙九年《麻城县志》卷三“灾异”载:“元大德十年,大饥。先是,二年夏大旱,秋大水;七年正月,大水。十一年,大疫。”“至正十一年,大旱,人相食。”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民不聊生的麻城饥民揭竿而起,在麻城孝感乡铁匠邹普胜和罗田布贩徐寿辉的带领下,加入了反抗元朝暴政的红巾起义。九月,义军占领蕲水(今浠水县,以南临蕲水得名)后,于蕲水县治东北清泉寺拥立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王朝,封邹普胜为太师。至正十七年(1357),徐寿辉部将明玉珍率部西征,溯江而上,占据了四川大部分地区。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不服,与陈友谅断绝联系,自称陇蜀王,一些反对陈友谅的徐寿辉旧部也大批入川投奔明氏政权。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明氏据川十余年,尚俭轻徭薄赋,在川遍置卫所,戍兵屯垦,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树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而麻城这边,仍处于战火烤炙下,“明氏之兵多楚黄籍”,随明氏入川的部将于是纷纷将家属和亲戚接到四川,吸引了大批湖北和麻城民众前往。为了继续壮大统治根基,明玉珍还下“诏令”广招湖广百姓入川垦殖,又有大批麻城人蜂涌而至。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战败投降明朝,随其入川的将士就地解甲归田,大部分流落在重庆至成都沿途各县,与孑遗土著及入川新民互通婚约,融为新一代四川人的重要部份。元末随明氏入川的人口总数,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先生估计,应为 20万左右,加上随军家属在内,总人数应在 40万以上,移民四川的人口,接近或超过土著。
再说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1368)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天下统一后,“农为国本,。
统治者认识到,百需皆其所出”古代主要的生产力就是发展农业,要发展必须让农民归耕。朱元璋采纳户部郎中刘九臬的建议:“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麻城孝感乡古为“狭乡”,自然在迁民之列。再加上洪武六年(1373),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明太祖洪武实录》)由于移民能获得朝廷提供的牛、种子、车、粮食和耕地,并享受“三年不征税”的优惠待遇,各姓氏家谱记载,从洪武初开始起,就有麻城人开始向四川迁移。
而麻城人大规模迁徙到四川,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就是麻城土著被朱元璋视为敌对势力而被迫进行强制迁徙。明朝初期,战乱平息,部分参战和逃难的麻城人陆续回到已经残破不堪的家园,面对的却是新的强制性迁徙。《陶氏宗谱》中保存的《五户叙》一文,毫不避讳地指出麻城土著被强行迁徙的历史原因,“妣(陈氏)携三幼入金刚台(河南商城县)。大明定鼎六年方归麻邑。邑只有秦黄陶李毛五姓,以麻城好反,众皆掉于四川矣!”
移民的效果立竿见影。洪武五年(1372),四川人口为 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1381)的 9年间,人口增至 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而麻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县册定人口 15809户,计 105112人;而 18年后的永乐七年(1409),人口仅为 15810户,计 104180人,户数增加了 1户,但人口却减少了 932人,可见迁出人数不少。这些迁出的人,都是以“孝感乡”的户籍而迁出的,以至成化八年(1472),孝感乡“百遗二、三”,最后只好取消这个乡的建制。
第三阶段是明末。如果说元末明初迁入四川的移民,是以麻城孝感乡人为主的话,那么到了明末,历史又好像穿越和复制到了这一时期,移民又是以麻城人为主体,并把移民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要从崇祯十六年(1643)说起。这年四月,麻城的诸生周文江和汤志、洪楼先等人组织地主家里奴仆和贫苦佃农组成了“里仁会”和“直道会”,举起反对豪绅地主的义旗,史称“里仁会奴变”。清代史学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卷十九中对这次事件作了相关记载:“癸未(崇祯十六年)四月,麻城宦仆里仁会聚众叛主,城中大乱,乡野亦起兵数万,围困半旬不克……(里仁会)遣人缒城下,由间道请救。时献忠闻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进兵。乡兵闻之,各解围走。献忠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军,号为新营。选勇士将之,势复大盛。”光绪八年《麻城县志》记述为:“里民明承祖及仆辈洪楼先等结里仁、直道二会,活埋杀所仇以倡乱,各乡寨鸠众围城讨乱。”
“里仁会奴变”的直接结果是,被地方团练乡勇围困在县城中的造反者派汤志偷跑出城,到安徽潜山请来张献忠的农民军解围。
四月初六,张献忠攻下麻城后,杀死县丞李体明、教谕萧颂圣,将麻城县改为长顺州,在孝感乡都府旧址沈万三遗留的古宅里重建“孝感厅”,任命组织“里仁会奴变”的麻城诸生周文江为知州,在这里一边计丁授田,一边招兵买马。麻城有 57000人加入了张献忠的
队伍,武进士洪正龙亦率千余人降附,张特地将这些归附来的麻城人建为麻城“新营”。五月,张献忠带着“新营”及原部人马,攻克武昌,首称“西王”。六月,入川征战。八月初,张献忠在军事上失利,长顺州和孝感厅也随之不复存在。关于麻城“新营”士兵的最后归宿,《黄冈市志》的记述为“黄、麻归附张献忠农民军的人员大部随军西进入川。”张献忠兵败后,他们就地隐姓埋名落籍四川。这一历史事件,造就了数万麻城人集体入川,并成为各姓氏中入川的“始祖”。
第四阶段是清初。清初移民,是继明初大移民之后,又一次官方组织的大移民运动。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布政使司人丁陡减至 16096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缓慢增长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而据民国四川《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 13年后仅存 32户。顺治年间的四川人口数,是四川历史上人口统计的最低数。人口的锐减,给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朝廷为迅速恢复生产,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移民入蜀,如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
康熙二十五年(1686)麻城《熊氏宗谱》里有一份《往川人民告贴》,曰:“我等前去四川耕地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盘费,携同妻子兄弟安分前行。”麻城人奉旨进入四川后,当地官员饬令该管地逐户挨查,取结编入保甲。此外,还有“官给牛种口粮”,“新垦田地分年起科”,“鼓励老农入蜀教垦”,“春耕农忙禁派民役”,“查还官兵强占民田”等诸多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在明末清初进入了一个高潮。
这次移民,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其中,移民高潮于康熙十年(1671)开始,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止,历时 105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大规模移民运动。这次移民,约有 100余万移民迁入四川,除湖北外,还有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山东、河南等十几个省份卷入移民浪潮,因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这次事件也被历史学家和民间称为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在“湖广籍”移民中,麻城移民数量较大,许多家族的族谱均称来自麻城或麻城孝感乡。
有趣的是,在移民的过程中,麻城还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包揽棍徙”的中介人。据一些家谱资料记载,这些人随移民大潮到达四川,因为找到了“商机”,后又“恐然而返”,回来后专门在民间牵线搭桥,介绍乡里邻间移民入川,甚至包揽引路、送人入川,从中收取“包银”。从他们的宣传中,可见当时的四川是何等具有吸引力。如《石氏宗谱》记载这些人说:“川省米肉平贱,一去落业立可富饶。 ”又说“川省膏腴,每亩种一石,可收谷百余石。百物俱贱,易于资生。”《甘氏族谱》中也记载过这些人,他们又鼓吹说:“川省之米,三钱可买一石。”又说:“川省乡邻多,易于度日,一去入籍,儿孙满堂。 ”在这些掮客的宣传鼓动下,孝感乡乃至边远地区的人们,一时皆“感于川省逸乐之说”,足见其影响之大。
麻城人就这样听从鼓吹者言,甘冒风险,倾尽原籍家产,自备盘费,携家带口,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四川。都门牌坊前的光黄古道,至今还叫出门路。他们踏上这条路,也就是认准了心目中的目的地,是一块能使自己“富足”的风水宝地。最早入川的移民来到新居后,可以在这里自由占垦土地,“惟力是视”,只要眼睛望见的地方,都是我的!一些荒山地区,甚至于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巡视和管理。而稍后入川的移民,还须沾亲带故,或者攀亲。一旦攀上亲情旧友,就能利用“乡谊”租赁及购买土地。其地价之低,用银一两,即“可购十亩土地”(清《李氏宗谱》)。甚至可以一只鸡、一匹布而“买田数十亩者”(同上)。加上清廷在申报户籍、减免税收、给予牛种口粮等方面的优惠照顾,这些都为麻城移民在四川这块土地上施展聪明才智,乃至生根发芽创造了相当优渥的客观条件。
有关元、明、清三个朝代麻城(含孝感乡)人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在史籍中少有朝廷和官方文献记载,而见诸四川省、重庆市地方志和家谱族牒中的记载却数不胜数。四川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刘宁从四川方志、族谱、墓志中搜集研究 193支家族,发现其中来自湖广的家族达 147支,而这中间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就达111支。麻城孝感乡来源的移民,占湖广籍移民总数的76%。
如在川西地区,民国《简阳县志》卷 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川南地区,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在川东地区,新修的《南川县志》中有介绍:“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咸丰《云阳县志》卷 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在川北地区,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 ,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在四川省中部地区,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2001年,位于四川省中部地区的成都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出土了一通明代嘉靖年间的《万本墓志铭》,据该墓志铭文载,万本的曾祖万元亮,“世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姓刘,在元为屯田户……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即崇州)。”
重庆各地的方志史料和谱牒中关于孝感乡的记载也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一例,如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
为什么在川渝移民中,有那么多人说自己的祖籍在麻城孝感乡呢?这是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现象呢?究其原由,除了麻城孝感乡本身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集散地外,这里面还确实存在一个冒籍问题。民国年间的四川《南溪县志》里记载:“(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如交通、信息等),就冒籍问题初步研判,可能由三部分麻城人组成,且数量不在少数。一是红巾军夏政权的遗川人员。二是张献忠的隐川人员。这两方面的人员主要是躲避当朝的迫害,故而在编户齐民时填写孝感乡。在明初,孝感乡都是官方移民机构,既然是奉旨入川,当然不在追查之列;在清初,距撤销孝感乡已去一百七十余载,既是孝感乡来的,自然就不是“八大王”的兵将了。三是孝感乡撤销后入川的麻城人。他们经历于战火和疾病的磨难,加之续修族谱时距入川时间较久或繁衍数代人后才进行的,故而在传承中已佚具体村落,只好以名气最响的孝感乡作为祖根地了。此外,还存在一种现象,由于在元末明初大量麻城县孝感乡人入川并站稳脚跟后,后来的非麻城县孝感乡人为求认同,也牵强附会纷纷冒籍。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孝感乡人迁入四川时间早,规模大,人数多,且孝感乡是“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集散地和中转站,久而久之,“孝感乡”作为每个家族的记忆符号传承了下来,成了大部分两湖移民集体认同的标志性“祖籍”,更是成为文化语境中两湖移民后来寻根认祖的象征地。
既然都是从孝感乡而来,移民们在哪里办理移民手续呢?据《都碑记》载:“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也就是说,是在孝感乡都府所在地——磨子场。
我们首先来看孝感乡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方位。麻城全境地貌形如马蹄,东部和东北部为高山,西部和西北部为丘陵,中南部为平原,并与长江中游平原相衔接。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向西南倾斜敞开,形成逐级下降的阶梯式地形,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大别山脉环绕着麻城西及西北部,且山脉相连,山水依地势自北向南流注,形成举水水系,经新洲、团风而注入长江。而孝感乡正好坐落在举水冲积平原上的扇面上,是陆路、水路的最好出发地。
再看孝感乡的区域优势和区域经济。因古孝感乡地处举水流域冲积平原扇面上,东部的龟峰山区域,早在宋代之前,就统称为“东山”,那里不仅有古楚遗风,而且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明清时代独特的传统习俗。孝感乡西南一带,既是麻城的鱼米之乡,又是历史上著名的棉产区。白果、宋埠、歧亭的古商贸发达,分别有“山码头”、“小汉口”之称,特别是歧亭,不但历史悠久,还有“水码头”之称。这些地区,在历代志书上雅称为“中土”。因一条黄金水道——举水河(明代俗称洗脚河,也有的入川移民根据谐音称之为“喜鹊河”),将上述乡镇串连在一起,而贯穿中土的陆路——光黄古道,依河而上,至沈家庄与水道交汇。所以,孝感乡水陆码头,四通八达,人聚物丰,保存至今的古店面和石板街,都能印证这一点。
孝感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味食品独特。这些条件,都为移民生息和远徙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洪武十年(1377)孝感乡都升格为散州,统管周边 7县的移民事务,所以远迁川、渝、云、贵的移民,都必然聚集在这里,领取凭证、路条和干粮,办理相关手续。入川的路线有水陆两条,但“条条道路通天府”。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孝感乡高坎堰码头——湖广武昌府夏口驿——荆州府荆南驿——四川夔州府永宁驿——重庆府巴县朝天驿——成都府锦官驿,全程约 5600多里。陆路为:麻城——黄安(今红安县)——黄陂——孝感县——云梦县——德安府(今安陆市)——随州——枣阳——襄阳——巴东县——四川巫山县——成都府,全程约 3500多里。
七、移民的心态:自愿或被迫
孝感乡的移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有着千差万别的各种不同的群体心态。从战乱流徙到奉旨移民,由自发西迁到“徙实填空”,他们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的呢?这需要放在移民事件具体发生的时间、背景和动因等历史条件下去解读。下面通过三个民间故事,来认知和体察不同情况下的移民心态。
解手
这个传说与张献忠征剿四川的故事有关。相传张献忠儿时跟随父亲到四川内江贩枣,他们把驮枣的驴子拴在一家地主的大门口。因驴子的粪尿弄脏了石柱,地主老爷命人鞭打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还小,怒目不敢抗争。这件事在幼小的张献忠心中留下了阴影,临走时发誓道:“将来我再来时,要把你们全部杀掉,方解我恨!”
张献忠起义后,带领部队从湖北进占四川。一天来到川鄂交界的地方安营扎寨。晚上大便时,随手扯草擦屁股,不料抓了一把蛤蟆英子草,这草叶背带毒刺,把张献忠的屁股刺痛了。他又转身扯了一把草,这草不带刺。他就问身边士兵,这是什么地方?士兵说这里是湖北和四川的交界线,有毒的草是四川那边的。张献忠听后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说:“四川人太厉害了,连草都想害我,我们就从这里杀起。”杀到半路,还放出谣言,说“天煞星”下凡了。正如后人在歌谣里唱的那样“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使瘟疫在后头。”张献忠在四川所过之处,白骨成堆,十屋九空,史称“张献忠屠川”。
清朝顺治皇帝入关后,待天下安定,便下令麻城孝感乡的人往四川迁徙。孝感乡人不愿西迁,结果都被官兵捆绑上路,只有大小便时方能解开绑在手上的绳索,所以后人把上厕所叫“解手”。
哥老子上四川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麻城孝感乡都府所在地的沈家庄,有户熊姓人家,家中有三个儿子。按当时的圣旨,三丁抽一,要派一个儿子到四川去。父亲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先叫大儿子去,大儿子说:
“长子不离中堂。”父亲又要小儿子去,小儿子说:“幺儿不离娘房。”父亲只好做老二的工作,老二听后直摇头,说:“哥不去,弟不去,我也不去!”不管父亲怎样劝说,三个儿子都不愿意去。老父亲年迈体衰,便叹着气,拿条毛巾裹在头上,说:“唉,还是哥老子去吧!”三个儿子见老父亲要亲自去,又纷纷争着要去四川。这句话后来在四川流传开来,时间久了,由“哥老子”演变成了“格老子”。“格老子的”,至今许多四川人都爱讲这句话。
白马认亲
高坎堰本是孝感乡的一个里,当时的里长也叫粮长。为什么又叫粮长?就是当粮长的人家,必须有储存的粮食,也就是大户。粮长的工作,一是征收钱粮国课,二是组织人员入川。入川高峰时,按男丁算,二抽一,三抽二,五抽三。也就是你家里如果有五个儿子,必须要去三个。相传这个粮长姓刘,长得高大白净,一表人才,而且心地善良、为人敦厚。他跟老百姓的关系非常亲密融洽,叫这个到四川去,又叫那个去,都因种种原因误过了。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说:“就让我去吧!”唯一的要求,就是带上自己心爱的那匹白马。这位白马里长入川后,刘姓人修谱时忘记了他的名字,就把他的故事和那匹白马的画像刻入了家谱。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庆长寿桥的刘姓人,拿着一幅白马画像找到麻城,时隔 600多年的刘家人,终于又跪在祖宗的牌位下认祖归宗。
还有很多有关麻城孝感乡的民间故事。故事一般抹去了移民迁徙的时间,用“很久很久以前”来开头,但内容大多讲述的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有很多学者收录了这些故事,均认为与故事相关联的史实是:元末徐寿辉率领红巾军起义,起义军与元军的战争,导致了麻城老百姓逃往四川。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占据四川前后,又带去了一些麻城人。稍后,朱元璋消灭了明玉珍,命诸将就地驻守,紧接着再次大规模移民四川。明末清初的战乱,迎来了张献忠的军事移民,而清初的这次移民潮一直波及到清朝中叶。所以,孝感乡移民后裔,在回忆他们迁川的时间与心态时,往往将这些历史事件糅合为一了。
八、“麻乡约”——孝感乡移民连接故乡的精神纽带
孝感乡移民迁徙到四川后,与老家麻城关山阻隔、云水迢迢,他们依靠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与自己眷恋的故乡保持联络呢?
十几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中国二级大法官刘家琛来麻城调研,在麻城市法院讲述了一件令闻者感慨万千的童年往事。刘家琛是四川省三台县人,自幼就常听大人讲起从麻城孝感乡移民到四川的经历。刘家琛出生于 1937年 10月,此时正是日寇铁蹄践踏中华的民族危亡之秋。烽火连八年,家书抵万金,日子鬼子一投降,三台刘氏家族立即派刘家琛的祖父作为代表,回麻城老家祭祖。小家琛日盼夜盼,巴望祖父早日从老家归来。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后,祖父从麻城回到三台,带回来一捆花格土布,又请人帮忙,剪成一尺长的小布块,每家分一块,挂在家里显要位置。这块布,成为一种精神寄托。看到这块布,似乎就回到了麻城老家。
“麻乡约”,这个充满川渝移民乡愁的专用名词,从此进入麻城文史研究者的视野。
日月如梭,经纬万里,川渝移民迢迢寻根路,催生出麻城投资12亿元的孝感乡文化产业园。在“川渝老家”移民博物馆的规划图上,我们终于看到了“麻乡约”的情景再现。原来,明代永乐年间,麻城孝感乡迁往四川的移民,因思念故乡和祭祀祖先、续订族谱等需要,相约每年推选公正守信的人作为代表,回老家探亲送信,来往带送土特产,传递亲情,成为麻城“乡约”。
这些人办事公正、讲究信义,深受民众信赖。天长日久,这种推选代表回麻城探亲的形式即相约成习,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和不成文的规矩,后世人们便称其为“麻乡约”——“麻”,当然指湖北麻城;“乡约”,相当于后来按乡规民约调解乡民纠纷的保、甲长等职务。这种往来于川鄂之间的民间信息沟通和简易物流渠道,在麻城孝感乡移民及其后裔中保持和延绵了多年,不仅保证了西蜀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与麻城老家之间信息顺畅沟通,而且在移民群体中延续和保持麻城地域文化习俗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藕连作用。以故,数百年后的今天,许多麻城孝感乡的四川、重庆移民后裔,仍然与故土麻城乡音接近,生活习俗方面甚至都还保持着浓厚的麻城文化特征。
清咸丰年间,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陈洪义,依据“麻乡约”的模式,在西南地区创办了“麻乡约”的大型客货运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也简称为“麻乡约”。
陈洪义(1820-1903),又名陈崇仁、陈鸿仁,是四川省綦江县(现属重庆市)号坊乡陈家坝人。他 13岁时父母双亡,穷得衣不遮体,只好为人放牛割草度日。十六、七岁时,在煤窑捡炭花卖。20岁时,先在綦江、重庆等地抬街轿子,后在川黔道上当伕子(从事人货运输的体力劳动者)。因为肯卖力,人又厚道,常为伕头义务挑东西,便做了小伕头。又因为他在同业间办事公正、严谨守信,秉承先辈“乡约”遗风,如同当年的麻乡约再现,再加上他脸上长有麻子,人们便以“麻乡约”、“陈麻乡”的外号相送。
咸丰二年(1852),有一位叫唐鄂生的官员,在由四川往赴昆明担任云南矿业大臣途中,路过綦江,陈洪义被拉来充当轿夫。一路上,陈洪义服侍唐氏一家周到细致,特别是在坡坎众多的川黔道上竟然把唐母的轿子抬得四平八稳,颇得唐母的欢心。路过贵州郎岱县时,恰逢唐鄂生生日,唐便大摆筵席纪念生日和迁升之喜,并许以少量酒肉款待脚夫。当日晚,陈洪义自掏腰包,好酒好肉款待脚夫同行。唐鄂生知道后感到非常吃惊,忙问他所为何故,陈洪义面带戚容道:“今乃母难之期,孝道未尽,尚在为人下力,今宴同行,以示祷念;更乃今是吾生日,安有不宴!”唐鄂生见其忠厚朴实,且与自己同日所生,又于迁升途中遇到此人,将其视为“吉兆”,遂生提携之意。到云南后,唐鄂生问陈洪义愿不愿意做官,陈推说没有读过书,不敢作官。唐又问他想做什么事,陈说自己乃下力出身,只想设一信轿行。唐再问他信轿行起什么招牌名,陈答:“众人有意称我‘麻乡约’,愿以此为名。”于是,唐当即帮助他在昆明创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简称“麻乡约”,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客运、货运、送信和汇兑。麻乡约成立后,唐鄂生除将部分公文函件交其递送外,还函告四川、贵州、云南各有关衙署,要对陈洪义开设的信轿行予以大力支持和保护,麻乡约的业务很快遍及四川、贵州和云南等地。
随着麻乡约业务越做越大,同治六年(1866),年近半百的陈洪义回到家乡四川,同时将麻乡约总部迁回重庆,并在重庆设立民信总局,随后又在成都、泸州、贵阳、昆明等地设立民信分局,其服务网点遍布云南、贵州、四川城乡各地,其业务向外延伸到越南、缅甸,向内扩展到长江下游各省及京津地区。鼎盛时期,麻乡约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也设立了办事机构。麻乡约由此发展成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物流企业。
陈洪义的麻乡约能迅猛发展并声誉卓著,除了得到封建官僚的青睐和大力扶持外,更得益于他对这个庞大的组织进行的精细化、标准化、制度化的严格管理。他将麻乡约的经营业务分为三大块,由三个分支机构分别进行管理:第一大块业务是轿行,也就是客运,由“麻乡约轿行”来专营。轿行分为长途客运和短途客运,运输工具有官轿、小轿和滑竿。轿行业务自创办后一直非常兴旺,甚至还一度开通过滇越、滇缅道上的国际客运,直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长途生意才开始日渐清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主要城市开始先后修筑了马路,短途生意也渐渐衰落。第二大块业务是民信局,兼具现在快递、银行汇兑、现金押运、邮政等业务,由“麻乡约民信局”专营。麻乡约民信局信用非常好,凡托交的函件,虽穷乡僻壤亦可送到。1935年,国民政府下令民信局停止营业,该项业务才中止经营。第三大块业务是货运,类似于现在的物流企业,由“麻乡约货运行”专营。其办理的货运业务,其路线之长、货运量之大,非同时代同业者所能望其项背,在滇越、滇缅道的国际货运上,则更是享有盛名。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川设立官办邮局时,先抄录麻乡约民信分局地址以开辟邮路,并向麻乡约要去几个递信伕头熟悉邮路并拓展业务。
1949年,麻乡约被国民政府查封,被迫停业。
从咸丰二年(1852)创建,到 1949年停业,麻乡约大帮信轿行走过了风雨百年的历程。作为我国当时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民间运输机构,它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民间的通信状况,对我国西南三省的物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开创了我国民间通信和快递业务的先河,在我国邮政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川黔古道上,麻乡约轿夫那一声声铿锵豁亮的吆喝,至今还在久久萦绕……
这么一个经营运输和邮政业务的封建性企业,为什么叫“麻乡约”呢?以前有很多种说法,但这些说法都不如一个解释:因陈洪义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他选用“麻乡约”这个名字,既是赋予一种物流业务方面的关联寓意,但更重要的是寄托了无数川渝移民后裔的一种思念和怀恋故土的情结。
川鄂三千里,由麻乡约带动的亲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由麻乡约演绎的寻根故事,娓娓动听,感人至深……
麻乡约,让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记住了故乡麻城,留住了永远的根,留住了浓浓的乡愁。

明代麻城漕运改折

李 敏

清代《麻城县志》文集里载录有《漕运改折记》,是明代晚期麻城进士梅国楼写的。
《漕运改折记》(以下简称《记》),记的是发生在麻城历史上的一件关乎县计民生之头等大事——漕运。漕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河道海道调运公粮,水路不通处则辅以陆运,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这种粮食统称漕粮。明代漕粮,就是将作为税收而收取的粮食等物品,由南部地区漕运到北京,作为宫廷用度、百官俸禄、军饷支付等等。
麻城县城东门外虽然有一条县前河,但用梅国楼的话说,是“淤沙平浅,掬土可塞;雨集而涨,雨霁而涸;舟楫不通,揭历可涉也”。本来,像这样“介在万山中”的大山区,是不应该交漕粮的,但由于明朝初年麻城由河南划入湖广省,而湖广临近长江,所以就被列入到交漕粮的州县队伍里。
从《记》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麻城的“漕运改折”,是分两次进行的。那么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梅国楼说是“岁丙寅夏,周尚宝偕不佞(自称的谦辞)冒行烈日中,谒当事者”。但如果按这个年号去查考这件麻城大事,虽然万历皇帝在位 48年,但恰恰丙
寅年他不在其位,将这个年号全部让给了他的老子和儿子。这样我们就能加以想象:老先生们在修编《麻城县志》时极有可能将“丙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写成了“丙寅”。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至于这位周尚宝先生,名叫周宏禴。他退休前当过尚宝司少卿(掌宝玺、符牌、印章之官)。“周尚宝偕不佞冒行烈日中(具体时间是大夏天),谒当事者”,可见梅国楼是跟着周尚宝宏禴去办改折这件事情的。
对于最早从事麻城漕粮改折事务的周宏禴,我们有必要对他作点介绍。周宏禴(1545—1610,字元孚,号二鲁,万历二年进士,时任无为州同知)。这年,他和哥哥周宏祖(1529—1586,字元孝,号少鲁,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鸿胪寺卿,正四品),正在家中为
父亲守制。也就在这一年,江南各地正在风行“一条鞭法”。
所谓一条鞭法,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给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可见所谓“一条鞭”,就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赋役合并,折算成银两,官收官解。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由原来的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由原来的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各家各户可以不交皇粮,不出徭役,只管交银子就行。
按说麻城人应该还算幸运的,紧赶慢赶,赶上了“一条鞭法”这趟车。只不过当时在麻城不叫一条鞭,而称之为漕粮改折。
事情的起因是,黄安有个耿定向。耿定向本来是麻城进士,但他家那一块儿地盘经常有盗贼土匪闹事,于是他联络几个老儒生,一次又一次给省府衙门打报告,要求划麻城黄冈黄陂三县交界地,建立一个新县。经多年努力,终获批准。于是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从麻城划走 20里(每里 110户,共计 2200户),再加上黄陂、黄冈两县共划出 20里,正式建立黄安县。
朝中有人路路通,精明的耿定向当然一下子就能看明白“一条鞭”的长远好处(见到独先),便带信要黄安县赶紧打报告争取,结果被批准为永远折银(先请于当事人,得永折)。周宏禴分析说,黄安县改折能迅速成功,一是因为耿定向有威信,全县之人都非常信任他;二是县里有个能干的王先生总负责;三是耿定向能紧急调配出一笔公共活动经费,交给办事人员,任凭他们去运作,黄安百姓总算从漕粮赋役的重压下解脱了。
于是,“最称廉明”的麻城县令文德也破天荒凑出一笔公费(调公费百金),作为改折的运作费用,由周宏祖亲笔写信,报请有关部门核准。
周宏祖虽然没有耿定向官大,但多年来一直是模范干部(考最廉能),无论在朝廷上,还是在省府里,都是大名鼎鼎,贤风远播。说出话来,也是颇有分量的。
很快,麻城也被批准改折了。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高兴之余,似乎也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
但这条光明大道在麻城县是三起三落,走得格外艰难。

万历十二年,周氏兄弟守制期满,回京重新分配工作。不久,周宏祖起复,补太常寺少卿;周宏禴则被分到顺天府(北京地区)担任通判(二把手)。
周宏禴这年刚刚迈过不惑之年。他自幼就是神童,“生而颖异,为小儿时即善作文。及长,博洽群书,熟于星象,为古文词挥笔立就”。但这位周二少爷可不是书呆子,他特喜欢狩猎,骑马射箭样样精通。28岁参加乡试,考中全省第五名;次年春亦会试连捷,得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在中央部门工作。这个比大哥周宏祖年轻 16岁的周二少爷,回老家守制之前,就因为写下一纸批评首辅(宰相)张居正的意见书,还没等交上去,就把草稿弄丢了。结果仍然被人揭发检举,降职无为州 (今安徽无为县 )同知。
一晃悠十来年过去,如今周二少爷变成周二老爷,虽年过四十,但仍然没悟透官场上的“混功”。天子脚下官难做,古今一理。周宏禴非但不肯谦虚谨慎笼络好京城里的老少官宦,还自恃文才超群,敢于向老虎谋皮,特喜欢给皇帝上疏,阐述己见。这一次,他饱蘸浓墨,满腔热望,运笔疾书,弹劾兵部尚书张学颜“内臣交结外臣阻滞言路”。结果是,刚过完年,万历皇帝就将他贬到山西五台山以北的代州,去当个小小判官。
不料周宏禴在这个位置上,却充分发挥出他的文才,成果是编写出《代州志》两卷。
万历十三年三月,大哥周宏祖升任南京光禄寺正卿。不久,因穿红衣谒陵,服色失仪被劾,黜为民。次年病逝,年 58岁。
再说周宏禴,经过数年在基层锻炼,后迁南京兵部主事,并在万历十八年升任尚宝寺丞(正六品),又赶上万历十九年选取御史巡边,朝廷命他以京卿兼陕西道御史,巡视宁夏。这下周宏禴可高兴了,黄沙大漠,辽远壮阔。他与守边将领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飞马戈壁荒滩,踏碎贺兰山阙。圆满完成任务后,高高兴兴地向朝廷举荐为大明守卫边防的哱承恩、土文勇等人,称赞这两人是难得的“将才”。
因巡边有功,周二鲁升任尚宝司少卿(从五品)。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哱拜、哱承恩父子被宁夏巡抚等地方大吏逼得突然造反,结果是哱承恩被凌迟处死,周宏禴也连带贬官,降职潮阳尉,又谪澄海(属广东潮州府)典史,最后终于黯然回乡。
周宏禴在外边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老家来。然而此时的麻城已非旧日之麻城。
自万历十四年文县令离任高升,继任者都是新科进士,初出茅庐,在执政能力上,一代不如一代。而那些久在县衙门办公的胥吏,都是些以公谋私、贪污受贿的老油条。清官文德在麻城执政六年,大大挡住了他们的财路。这些“害虫”早已被憋闷得五爪挠心,直觉得生不如死。好不容易熬到“包公”滚远了,以主簿(正九品)许楠为首,立即上下联手,用种种借口废除改折,仍然搞漕粮那一套。
为啥许楠一伙对征收漕粮如此热心?今人已无法想象那时这里头惊天动地的猫腻。因为除正粮外,还有运费,中转损耗费等,称之为“加耗”、“脚价”、“轻斋银”、“鼠耗米”、“变易米”、“蒸润米”等等等等,都要提前摊派到纳税户。湖广本来就是漕粮解运最远的行省 ,加之麻城“俱皆鸟道悬崖,每人肩负米不过二、三斗(10斗为 1石),日行不过三四十里。自邑(此处指县城)至歧亭一百余里,自歧亭至大江,又一百二十余里,皆小沟也。大约远者至江三百六七十里,近者亦三百余里。故邑之兑米一石(史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石,当时的一石约为 94.4公斤),得至挂口,所费不下三四石。”(喻仪《比例改折书》)。
梅国楼《记》文说,“水远运苦,频年以来,吏抱牍而不休,民无以苟旦夕。”每到秋天,不管丰收还是歉收,粮长一声令下,公粮必须立马交齐(每一传呼,必立收受)。并且,按人丁计算的徭役佥派更加厉害,(头会箕敛倍于常额)。运粮的百姓“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车不方轨,马不成列。负载道路之间,伺候公府之门。不待至水次(船只泊岸之处,码头),而已疲累矣”。
千万别以为船到码头车到站,就算送佛上西天了。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看那熙熙攘攘的码头上,早站着不少“戴大盖帽的公务员”,专门负责稽查点验,一要粮户和承运者赔偿路上损失,二要赔补搬运粮食上船所用的踏板和修船费。凶神恶煞,变相索要,翻番提成,小百姓哭天不应,叫地不灵(故心剜腰折,闾阎告病)。
粮户交不起粮赋,只得卖田地、卖儿女,最后逃得远远的。有粮户逃走,赋役就落在未逃者身上。于是你逃我也逃,大家都逃跑。粮长收不上税粮,也只好易姓埋名,隐居外地。
周宏禴《叙》文说,有位福建进士沈孟化(与周宏禴为同榜进士),前几年任蕲黄道参政时就说过,“麻城阻山,与黄安同。黄安得改折,而麻城士民何寂无一言?”(先年闽进士沈君为他郡丞,校全书,书云:麻城阻山,与黄安同。黄安得改折,而麻城士民何寂无一言?)周二爷从心里佩服这位同年硬骨铮铮,铿然有声。为此,周二爷毅然采取行动,召集一些人联名上访,直接向湖广巡抚郭惟贤告状。但郭大老爷很快就升任京官去了(余乃纠众告于郭大中丞处,郭公随即升任去);而沈参政因反对税监陈奉到处滥收矿税,被这个钦差宦官以“抗旨庇属”的罪名上报朝廷,也被降职降阶,调到广西当副使(而沈亦罢归)。并且,因麻城到省里上访去的人比较多,往返一个来回,就用掉 20金(任事者夥,才一往返,即费二十金)。而县里那些被收粮胥吏蒙蔽的士大夫们还幸灾乐祸,无端指责这些为民请命的“志愿者”说,“改折又有什么好处?”(士夫有中粮厅狡计者曰:改折何益?)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辛未,湖广按臣徐兆魁以地方灾伤具四事上请,一议改折,一议缓徵,一议蠲免,一议赈济。户部酌议,谓北绢数目不多,且新以府佐收解,遽行改折非立法意,缓徵徒贻小民他日之累,不若勘被灾轻重,量为蠲赈。诏如部议。”
这说明湖广省府还是认真办事的,想必郭巡抚上调前,也对此事作过交代。只不过户部议案,经皇帝批准,认为“遽行改折非立法意”,只从赈灾角度小作调节,不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我们的周二老爷宏禴,此时并不知道这些曲折过程,只抱怨麻城人不齐心(余度不能得之于众),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想自家,前半生饱读诗书,骑马射猎,风流倜傥有大志;近而立之年,举人进士联捷,何等风光!京都名流,群豪荟萃,连大文豪王世贞、最牛宰相张居正,都对本人刮目相看。后二十年宦海沉浮,风浪颠簸,老来想在家乡为百姓做一点事,也难上加难。唉!
周宏禴灰心丧气了,叹一声长气,凄凄惨惨戚戚。
“哎吆喂,惨得摆嘞!就算我不如耿定向那老家伙,为么事麻城就不能有个王先生(黄安大能人)啊?”
对漕粮改折之难度,梅国楼说得更为贴切,“当时县令及各乡里甲多次开会,讨论漕粮改折的事情。但因为那些狡猾的人以此为利,上下活动,跑到有决定权的官吏面前说坏话。因此,往往早晨刚刚形成的决议,到傍晚就宣布作废”。
似乎是老天爷也成心作对,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麻城乃至湖广省雨多成灾,水冲沙压,好田变坏田,大路变滩涂,万民嗷嗷,流离逃窜。官府所征钱粮,愈加难以为继。到万历二十四年五月,户部直接派干部作为“督战队”,下派到拖欠皇粮的省份,监督钱粮解运,规定“各监兑所属府州县,尽数解完本年钱粮,方许离任。若果拖欠,于布政司库银借支起解,催徵补完。有未完者,照例参治。俱载入监兑”。皇帝批准,此红头文件下发执行(敕从之)。派到湖广省的户部大员名赵世德。
这回万历皇帝下了死招子,下派的人如不能将钱粮解送回来,你们就待在下边别回京;若实在没辙,本皇给你们支个招,干脆把各行省银库里的银子给俺借出来补足皇粮税。至于省府的日用开支,让那些地方官自己想办法嘛,可以再去找老百姓搞吃饭钱嘛。如此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谁也救不了谁,等着被制裁吧。
这下好了,一级压一级,催粮讨赋闹翻天。
麻城有个后生邹琯,上年秋考中举人。与他同榜的李长庚(梅国桢女婿)、周应明已经在春天考中进士当官去了。邹举人在乡间暂时无事可做,就琢磨来点新鲜的刺激,以伸张自己为民请命的宏伟抱负。这位官人到处串联,倡议同道者联合行动,为实现麻城漕粮改折而再次上访。
听说有人在改折大事上前赴后继?周二爷一下子来了精神头,自言自语,“邹小爷刚考上举人,就不忘为家乡故里谋福。我这么大个人,怎能如此不振作呢?”
重新振作起来的周尚宝,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办成改折大事。这件事涉及千家万户,但这几个跃跃欲试者人微言轻,纯属个人行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进衙门办大事,少不了各方打点,上跑下联,这就需要一大笔开支。谁来承担费用?
于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已呼之欲出,即将闪亮登场了。

他的名字叫喻仪,读书人出身,只考中个秀才。长相平平,才学平平,一切都平平常常,一点也不出众。只是家里有一些田地和小小的产业。
但他有非凡的勇气,且具备非凡的毅力和耐力,或者称之为韧性。喻仪之出场亮相,目前有两种说法。梅国楼说,“礼部儒士喻仪,醇雅笃实之士也。素好义而乐施,奋臂兴曰:吾儒不能利及天下,而使桑梓之中有扼腕而悲者,非夫也?”“乃输产捐金,代三乡父老子弟而请命焉。”这是一个舍我其谁的承重者,明道义勇承担,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周宏禴的讲述则和风细雨,平平淡淡。他说,自己有个朋友,名曾嘉怀。曾嘉怀说,“我的邻居喻仪,字号麟野,发誓要承担改折之事。”于是这位周二老爷来到姓曾的朋友家里,要他去邀请喻仪面谈。喻至,曰:“仪不敏(我喻仪能力不够),诚得先生举之于上,仪当竭心力。”周问:“费安所从出?”(所需要的活动经费从哪里来呢)喻曰:“以私帑先之。”(我把自家的钱先拿出来使用)周说:“余邑人不始事,亦不乐成。设事成,所费必无偿。”
(我们麻城县的人非但在事情开始时不愿意承担风险,到事情成功后也不乐意分担费用。倘若改折成功了,你所拿出的钱必定没人偿还。那可怎么办?)
喻曰:“安敢责偿!”(我怎敢让别人偿还。其言外之意为,我既然自愿拿钱出来,就没打算要谁来偿还这笔钱)
周说:“事之成败未可知。倘事成无偿,犹可得名。如事不成,或半成等费耳,费如弃之水。 ”(改折之事,成败不知。如此事成功,即使没得报偿,你还可以落个大好名声。但如果事情办不成,或者搞到中间时没钱继续了,那么你先前拿出来的钱就等于付之流水)
喻曰:“为名而捐金,非仪心也。”(为出名而捐款,不是我心里所想)谈判至此,周二老爷大为感叹,曰:“末世乃有喻生!”不过心里私下也在嘀咕:或者是心血来潮,一时慷慨,也未可知。可那喻秀才回到家中,却仍然热血澎湃。便走到书案前,连喊
书童“拿墨来!”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写出一篇《比例改折书》(以下简称《书》,全文如下:
国家州县赋役,北兑最为重大。然舟楫通利者,以纳米为便;山径崎岖者,以改折为便。麻城接壤河南,居万山之中。北接光山,至县山路一百二十余里;东自东界岭至县,山路一百四十余里;东北接商城,至县山路一百六十余里。俱皆鸟道悬崖,每人肩负米不过二、三斗,日行不过三四十里。自邑至歧亭一百余里,自歧亭至大江,又一百二十余里,皆小沟也。大约远者至江三百六七十里,近者亦三百余里。故邑之兑米,一石得至挂口,所费不下三四石。
万民嗷嗷,流离逃窜,其源多出于此。兼以二十一年及二十三年龙水泛涨 ,腴田半淹, 小河尽塞,搬运之苦,视昔更加倍矣。况本县人多田少,计一岁所收,即丰稔,仅能供一岁之用。而北兑所费不赀,富者已贫,贫者已徙。支吾辗转,日盛一日。大端麻城黄安地里(理)相近,山川相同,黄安之粮一半麻城所割也。黄安向荷哀矜,全赐改折;麻城差繁役重,十倍黄安。苦乐未均,万民嗟怨。万历十年,升任文知县哀恳求改,已得俞允,随被贪肆许主簿,干徵本色。盖折色,万民所供便,而本色,惟管粮官及房保户棍之所利也。本省偶折叁万柒千柒百,前后为祁阳等十四州县,永改叁万叁千有零,其所余肆千,留以待麻城。今广济县复以为请,彼自马口镇巡司,至龙坪及武家穴,三面边江。其邑之地,远水者不过四五十里,即该县申文,亦止云百里远近,难易与麻邑迥绝。且云麻城以数少情弊,此广济士民不昧之本心也。今见麻城有请,而广济复骤变其说,而云麻城有紫潭河。夫紫潭乃黄冈之河,往者黄安之运道也,各县士民岂不耳闻目见乎?况广济已永改三千矣。夫三面近江之地,已得改三千,而四面阻山之邑,反不得沾其惠,恐麻城士民之告争无已也。大端地理之远近,山川之险阻,图籍可考,彼此俱知,又非笔舌之可以挪移伸缩者。伏乞仁台,轸念冲疲荒凉之邑,优恤流离困苦之民,查守道见行明文,并本府刑厅,开报二县乡图,远近水次,秉公改折,是一视同仁,万代之所瞻仰也。

上访之事,有了活动经费,接下来就是决定跑腿之人,即民意代表。依周宏禴的意思,当然是选几个有头有脸,与湖广省、黄州府衙门里的官员脸面熟的士大夫为好;但士大夫中无人响应,只有梅国楼愿意出面一起去。
随行的还有那个邹举人和梅茂才。周、梅两位老爷及随行人员皆自备行粮,所有的公费花销都是喻仪给的。
当时的湖广巡抚(省长)是广德人李得阳(?-1615,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他是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从四川布政调任湖广左布政使,继而担任全省一把手的。
梅国楼说,“岁丙寅夏,周尚宝偕不佞冒行烈日中,谒当事者,白其状(讲说实际情况)曰:‘漕为水设也,近水者利。本邑远水者,利折色(本县是离江水远的地方,皇粮折换成银两上交,有利)。此两利之道也(双赢)。奈何独于麻而靳之?今民不堪命,逃死四方者种种矣。此之不改,毋乃转陆为海,化奡(奡,古代传说里的大力士)行舟乎!邑人哓哓,然不惮请命者,非为私也。’”当事诸公亦为感动。
周宏禴则说,“余同梅给舍五见李抚公(五进巡抚衙门见李巡抚),反覆辩论,听者色动,李公亦心动。”
但李巡抚也有一件非常愤恨的事,说是前几年有一个麻城人到他的家乡广德郡当知府,不顾当地实际胡作非为,遗祸至今。看着李巡抚气愤难抑,满脸涨得通红,周、梅二人只好降低砝码,转而求其次,提出起码改折一半(余与梅姑从其半)。
烈日炎炎。撤离抚台衙门,年过半百、本该在家里含饴弄孙的周、梅二位大老爷,再步行到湖广行省布政司衙门,向布政使王公、储粮韩公、守道荆山陈公等官员商请改折。这三位倒比较好说话,一致认为麻城漕粮应该全部改折(咸欲全折吾邑),而荆山人陈公更是说得头头是道(争之尤力)。不料广济人进来凑热闹,争夺改折份额。而另一位姓陈的右辖官,偏向于广济。
不幸,王布政使突然死去,全省漕粮改折的砝码再度重心偏移,麻城最后落得改折三分之二。剩下的问题,官府答应下次解决。而喻仪所费金钱,已超过百金。
这几位赴省上访的民意代表得胜归来,周宏禴的老朋友们、外加五七个从大山里赶来的乡野老者登门道谢(余老友同五七山老踵门而谢予)。周二爷急赤白脸,说“你们怎么可以不先去感谢喻秀才呢?”(何可不谢喻)
县上人到这时还不知道,是那个老实巴交的喻秀才,为全体麻城人奉献出一大笔钱财,才有今日漕粮改折的成绩。
喻秀才的大名一下子传遍三乡五岭,连远在山西的大同巡抚(正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厅长级别)梅国桢,也忍不住给这个从未谋面的秀才写来一封信,大加赞扬并表示衷心感谢。这封保存在《梅氏族谱》中的《寄里中喻仪书》说,“吾乡民贫赋重,其最苦累,莫如南兑(南粮)。不肖家居时目击其苦,而计无所之。幸仗大力,不惜倾资,多方申诉,改三之二,阖邑(全县)受惠不浅。但较之黄安诸县,尚未免不均之叹。虽官许再处(官府答应下一步再处理),似属虚文。不若早改一日,则早受一日之益。奈不肖言轻,且在远乡?不能为力。凡可赞助,不敢不尽。且豪杰之士,居官则天下蒙其福,居乡则一方享其利。不肖居官无以及民,而吾丈惠及三乡如此,重有愧矣。草裁,为阖邑布谢不尽。”
梅国桢久经官场历练,自然晓得所谓“官许再处”,几乎是一纸虚文,说不准中间会闹出啥子蹊跷事。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且,梅大官人信中既然有“凡可赞助,不敢不尽”的字样,想必与书信同时送达的,还有赞助的银子。
喻秀才读信后再次发誓:“折不全改,与未改同。吾誓始终之。 ”
老实人心眼实,不会拐弯。喻仪在心里自我认定为全县民意代表,非要把漕粮改折这条道跑到黑。从此,每到春夏两季交粮纳税之时,喻仪必定又捐出一笔金银,骑上一头毛驴,带上两三个家仆,往返于黄州、武昌之间,等候在行省、郡府衙门之外,仔仔细细问清楚本年的改折政策,是否有所松动?从而反复给各位大老爷加深印象:如有偶折,千万别忘了麻城这块地儿。这实心人,生怕再错过改折机会。当然,问也不白问,总得上下打点一番。而他自己家里的田园耕作,因无人管理,减产荒芜,也在所不惜。时间长了,家私用尽,他就变卖产业;所卖的钱都用光了,他又向钱庄借贷,拿来办事;年复一年,一晃就是八九年。
伟大的喻仪先生,他将全县事当成自家事,当成自己一个人的事,破釜沉舟,不胜不休。
而县里那些贪吏也不甘心其失败,常常故意捣乱,破坏改折。有一年,他们嫌又要收银子、又要收粮食,就借故怠工,使改折工作停摆,以激怒负责此事的陈大官人(而邑之猾吏复欲阴坏之。故停漕折银,以怒陈公)。
到期完不成征收任务,陈大官人着急了,抱怨说:“我为你们麻城搞改折,折算的银子却不能按时解送到官府,是我在为法自苦。不如干脆还按旧例征粮省事”。
喻秀才听说改折又要泡汤,连续五夜登门造访周家。周二爷问明原因,连忙又给陈大官人写信,感谢他为麻城人民所做的好事,并说明不是本县士民不作努力,而是那些奸猾的胥吏不肯好好工作。如果停止改折,恰恰中了那一伙人的奸计,而让老百姓失望。
陈长官也反悔说:“早知如此,还不如上次一次性全部改折,多省心呀。不过,剩存的还有偶折,原计划就是留给麻城的,等些天就能实行”。不料陈公调走,这笔偶折又被黄梅县搞去了。

麻城人就这么好欺负吗?
喻秀才只好请周二老爷再次出马,组织麻城士大夫们联名上告。
然而,群众上访连年累月,终不及官府行文有字为据,有批有答,有案可查。
万历二十九年夏,四川进士刘文琦来任麻城县令。这位后生虽然也是新科进士,但却是个小小的“官二代”。其父刘启周,十年前考中四川乡试解元(第一名),官长沙府同知。言传身教,使新任刘县令在走入处级干部队伍之前,就学会了一些执政诀窍。此时梅家兄弟正在老屋为年前去世的父亲守制,对刘县令的“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是赞不绝口,“下车以来,政通人和,利兴害祛,力任其事,文移旁午。 ”刘县令对麻城漕粮之弊,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向上级报告说,“兑米一徵,有破产屋(卖房子)、市妻子(卖老婆),言之刺心,闻者酸鼻”。
日子一天天向前挨过,进入腊月天,刘县令按规定要进京入觐,朝见皇帝,由陈留人高维垣(时任黄州府推官)临时代理县政。这位高老爷极负责任,耳闻目睹百姓的艰难困苦之状,毅然以身任之,请求上级彻底免除麻城剩余漕粮。报告说“小民肩担背负,皮破足穿,哭声载道,闻见心酸”。
至此,经历了一二十年的艰难磨合,麻城县的行政力量,终于与民意走向形成合力,官民一体,齐心攻关。
有关这位姓高的父母官,周宏禴《叙》文的说法是,“然力请于院司者,则郡之司理(主掌讼狱的州官)高公也。高公视余邑事即家事。”
年关临近,但民间的“改折志愿者”们没心思筹办自家过年的七事八事。周宏禴说,“余因喻生之请,再同众士大夫联名诉于抚台赵公”。赵公就是湖广巡抚赵可怀,他可是个难得的好官。
赵可怀,字宁宇,重庆巴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进士。为官四十余年,先后任应天、保定、福建、陕西等地巡抚,号称“能臣”,调到湖广省,那是因为朝廷派他来收拾烂摊子。
万历二十九年,湖广省可热闹了。刚过完年,一个混账恶人就在武昌替大明朝出了名,至今还经常被中外历史学家们拿来说事儿。这人就是万历皇帝专门派到楚地征收矿税的太监陈奉,他到处为非作歹,横征暴敛,不但闹得武昌城里鸡飞狗跳,还借口开矿,大肆挖掘湖广各地的古墓,盗卖古董文物,结果挖了不少人家的祖坟,惹得绅民切齿痛恨。引起暴乱的直接起因,是这个陈奉欺压地方官,搞来锦衣卫(皇家卫队)的缇骑,抓捕百姓心中的好官、湖广佥事(省按察使司属官,负责分道巡察,正五品)冯应京(就是将大思想家李贽驱逐出麻城的那个猛官),武昌几万名群众上街,冲进税使署衙门打陈奉;陈奉则调动军队杀暴民,军民互杀,酿成历史上有名的“武昌民变”。陈奉吓得躲进楚王府中,一个多月不敢出门。原任湖广巡抚支可大对局面失控,朝廷紧急调遣工部侍郎(副部长,正三品)赵可怀走马上任,解决这一大堆难题。赵大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稳定住局面,使湖广政局进入良性运行。“能臣”果然能干得很。
这位赵大官人前些年在监司任职时,曾到麻城实地考察,对这方水土的地理状况了然于心。因此,他与布政使梁云龙(1528-1606,广东人)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将麻城县全数改折(方允其议)。
梅国楼说,“俞允之日,欢声载道,惫者复苏,劳者复息,真千年之利,万世之福哉。”
但这次上上下下的奔走努力,又花掉喻秀才大笔银子。可敬的喻秀才自以为既无德色,亦无吝容。
谁也想不到,改折之事仍然不能高枕无忧。没几天,黄梅人又想出一个歪主意,假报受灾,要求暂时将这笔偶折先分一半,实际上是想永远占有。幸亏高推官全力阻挡,而喻秀才则又得奔走游说于各衙门厅道。他打算将家里仅剩的一点产业全部卖光,来支持庞大的公用开支。结果是“高公秉公持正,与监司争,古所难也。麻城始得全折改色。”

纵观麻城漕粮改折的全过程,我们最最敬佩的人,是那个傻傻的喻秀才。他是个典型的中国古代文士。我说的是“文士”,而不是“文人”。呆板的儒生们,往往虔诚地将自己的人生准则,归并到仁义礼智信的条条框框中,特重承诺,一言九鼎。他当时答应自家一个人负责麻城漕粮改折的全部经费,就自己将自己捆绑在这辆“改折”战车上,与麻城改折共死生,不计一切后果。开弓没有回头箭,项羽不肯过江东。他那种性格的人,只晓得一条道跑到黑。别人自私自利,升官发财,他不眼红,他喜欢当救苦救难的菩萨,英雄。
但周宏禴和其他有良心的人不愿意眼看着这个“冒傻气”的喻秀才彻底完蛋,大家决定将漕粮改折的运作经费作为公费处理,均摊。到周宏禴写下《改折叙》这篇文章时,喻秀才也仅仅得到所花掉费用的一半。
周二爷还将喻秀才之“傻”与世上那些聪明人的“精”进行了对比,“世之人席厚积营子孙计(世上的人习惯于为子孙积累钱财家当),即豪而贤,则饰居室、选声妓以自娱(即使是豪杰贤士,也大多装修豪华居室,挑选歌姬舞女为妾,用来自我娱乐)。况喻生家不丰,而出其多半,以佐公家之急。业已为百世之利矣”。此为周二爷的“醒世恒言”:舍己为公,利在百世。
中国人虽有多种信仰,但最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改折大戏落下帷幕,风云人物下落如何?周二爷又给我们讲述了他亲眼目击的拍案传奇。喻秀才年近半百,并无儿子。但他因奔走漕粮改折大事,积下善缘,这两年接连生下两个儿子(喻生先无儿,年来两得举男子),造物主也许离我们很遥远啊,很渺茫啊(造物远矣,杳矣)。但“邑有紫微侯之神(指供奉在五脑山帝主庙里的张七相公),念予邑之急,而施德于冥,前后莫可缕数。岂神佑喻生也”(难道不是帝主庙神仙在保佑喻秀才吗)?这是周二爷的“喻世名言”:积善得子,神佑良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周二爷无法抑制自己对改折前途的担忧,在《叙》文结尾处开始交代后事,“但黄梅之争衅未忘,而余邑之落成已怠。万一有许簿者出,迟漕折之解以激怒储司(故意怠工,延迟解送折银,以激怒仓储长官),而借他邑之口,是则非喻生之
所能常料理也。且余亦老矣,久弃置,言多不为重轻。固世世年年,望贤有司以漕折为急务,望贤士大夫念梓里者,惓惓无忘喻生,而尤以漕折为言可也”。善哉!周二爷之“警世通言”:见微知著,警钟长鸣。
这个世界很奇妙,总有天妒英才的怪事。
万历三十一年(1603),允准麻城全数改折的湖广巡抚赵可怀,因得罪楚王朱华奎,闰九月,就在巡抚衙门里,被楚王宗人府官员殴打致死(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楚宗叛乱”事件。75岁的梁云龙接任巡抚,将闹事宗人(皇家后裔)悉数逮捕,并妥善处理,胁从不问,首恶必办,很快将叛乱平息。梁大人自幼家境贫寒,属于大器晚成,55岁时进京赶考,与麻城梅家兄弟是同榜进士。他文武双全,智勇兼备,横枪跃马,转战南北,声名远扬。上年梅国楼以同年之谊,登府门求改折,梁大人当然得买这个面子。这也是麻城改折获得成功的秘密诀窍之一。万历三十四年(1606),梁巡抚卒于任上,享年 78岁。赠兵部左侍郎,赐葬于故里——广东(今海南)琼山县旧州善送岭。我们的周二爷宏禴不甘寂寞,“宾客日至其门”(《周氏宗谱》《二鲁公科贡蝉联传》)。万历三十八年(1610),又是三伏大热天,有江夏人陈靖之以冤系狱,即将判处死刑。周二老爷认为此案有疑点,专程去武昌营救。犯人获轻判,周二爷却因劳瘁暑热,客死武昌洪山寺,年 66岁。
梅国桢为老父守制期满后,自身也病病怏怏,一直住在家里。
万历三十三年(1605)病死家中,年 64岁。
喻仪后事无考,《喻氏宗谱》只有其人名,未见其他信息。
活得最长远、最滋润的是梅国楼。他一生当官,虽然职位并不算高,但平平稳稳,不骄不躁,“年七十余告休归里”,游山玩水,优哉游哉。《麻城县志》里还保存有他离休后写的《大安山记》,自述“予曾三游其地矣。荏苒年华,消磨豪杰,屈指同游,无一存者,殊为怅然”。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宏禴的“警世通言”有点儿杞人忧天。
大家都看得清白,随着商品经济大潮冲堤撞岸,货币税收称王称霸,垄断全球。
正所谓:漕粮一去不复返,明贤千载真名流。

李贽在麻城

王红灯
一、李贽生平及思想
李贽(1527~1602),明代杰出思想家、文学家和进步史学家,回族,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今南安市)人,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十月廿六日出生于泉州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十六日卒于北京北镇抚司诏狱,终年 76岁。他初名载贽,后为避穆宗皇帝朱载垕讳,去“载”字,遂名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思斋居士;晚年寓居麻城龙潭湖,因号“龙湖叟”;61岁后因剃发而号“秃翁”;有时又自称李长者、李老子、老苦等。
李贽先祖本姓林,祖籍河南汝宁府固始县,元末迁居福建泉州经商。一世祖林闾元代末年“籍前人蓄积之资,常扬帆航海外诸国”(《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二世祖林驽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巨商。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奉命远航南洋群岛和亚洲西部印度洋沿岸诸国,娶色目人为妻,并信仰回教。在李贽出生前 80多年,他家因得罪权贵而忽遭横祸;其三世祖林广斋被统治者杀害,其族为避祸,遂改姓李。到李贽祖父李竹轩时,家道中落。李贽的父亲李钟秀(号白斋)为人豁达大方,主要以教书为生,终身白丁,
家境不裕。李贽童年不幸,六岁丧母,七岁“随父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焚书》卷三《卓吾论略》)。兄妹八人,他居长。嘉靖廿六年(1547),李贽 20岁时与黄氏结婚。生育四子三女,除长女外,其他儿女都不幸先后夭殇。
李贽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福建乡试举人,后历任河南共城(今辉县市)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南京刑部郎中、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1580)七月弃官归隐,寄居湖北黄安(今红安县)耿定理家。万历十三年(1585)春移居麻城,度过了他晚年的绝大部分时光。
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明神宗朱翊钧下诏,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李贽逮捕,关进北镇抚司的诏狱中。入狱近一个月后,风传朝廷要将他
“勒回原籍”,他宁死不受辱,于三月十五日剃头师傅为他剃发之际,乘其不备夺剃刀自刭,“气不绝者两日”,直至三月十六日夜子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才停止他的思想,永远闭上了他那双洞烛世间万象的智慧的双眼,结束了他富有反抗精神、探索和追求真理,同时也是充满悲剧的一生。
李贽一生勤奋好学,读书、讲学、著述数十年,一直手不释卷、笔不停挥,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潭集》《说书》(又称《李氏说书》)、《史纲评要》《四书评》《九正易因》等一系列著作。其主要著作中,《焚书》万历十八年(1590)刊刻于麻城,《藏书》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刻于南京。他的著作,曾多次遭到禁毁,神宗皇帝严令“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尽管如此,他的著作 “《藏书》藏不尽,《焚书》焚不尽,《说书》说不尽”。万历三十年(1602)和天启五年(1625),朝廷两次组织大规模焚毁,然而他的著作屡禁而不绝,并广泛流传于后世,乃至民间盗印、假托者众。
李贽是我国明代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一位特立独行的杰出思想家,是 16世纪我国批判封建理学和纲常名教的先驱,是我国封建社会离经叛道的杰出人物。在明末的思想舞台上,在当时程朱理学居绝对统治、封建专制十分严酷的情况下,李贽面对千百倍于自己的强敌,摆开了“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他“自量心上无邪”,“自信品行高洁”,率性而为,被称为“一代狂狷”、“异端之尤”。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化史、美学史上,他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思想史上以学术问题而被迫害致死的唯一思想家。
在思想主张上,李贽崇尚儒家学说,但以“异端”自居,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更反对把程朱理学作为评价是非的唯一标准;他反对封建等级制,提出“侯王与庶人同等”的平等思想,提倡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甚至提出了“以百姓之迩言为善”的主张;他反对“德礼政刑”的封建束缚,提倡自由发展人们的“自然之性”;他反对封建剥削压迫,强调为社稷民生着想、关心百姓生活才是“真道学”,要求君主尊重和顺从民欲,把“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闻”的“迩言”,作为考察民情和从政治国的依据;他提出“万物皆生于两”,否定“天理”的存在。在社会价值导向上,他批判重农抑商,阐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他主张改革,不仅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改革思想,还积极投身于与陈腐的封建传统思想和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作勇猛的斗争。李贽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的一系列进步主张,有力冲击了封建礼教和所谓的“正统思想”,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他的思想,犹如黑暗夜空中的一道闪电,石破天惊。他丰富的思想宝库在世界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其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对中国明、清两代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主张上,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形成以空净、自然、为己、真率为核心的童心思想。他在著名的《童心说》中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他的诗文写作风格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强烈抨击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之主张,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他极力主张文学革新,反对八股文这种特定内容与形式要求下的科举考试专用文体,是明朝士大夫中较早认识到以八股文为核心的科举取士制度诸多弊窦的觉醒者。其文学思想,对汤显祖、“公安派”袁氏三兄弟、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竟陵派作家钟惺和谭元春、地理学家徐霞客、大批评家金圣叹、大小说家曹学芹等都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在史学研究上,李贽亦有较大成就。他晚年定居麻城后,据历代正史纂《藏书》68卷,立传主 800人;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续藏书》27卷,立传主 400人。两书的史实取材对象,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补祸之匠;时间跨越上起东周末年,下至当朝当世,长达 2000多年。李贽依照自己的观点对这些人物加以分类,细立名目,并撰写了叙论、专论或短评,还为不少历史人物进行了翻案,反映了他敢于冲破理学藩篱的史学观与政治观,也于传统的史学话语观点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也大胆进行了史体改革的尝试。
在长期的讲学过程中,李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他提倡“为学贵在有疑”,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教学内容多元化,反对教学内容单一;提倡建立师友关系,反对势利相交;提倡“因材而笃”,反对压制学生;提倡学以致用,反对求利而学;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女生入学。受这些教育思想的影响,李贽在麻城的学生“从之者几千、万人”,培养出了一大批在当代和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才。
二、李贽的科举仕宦生涯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26岁的李贽参加福建乡试,一试即售,中黄昇耀榜举人。通过这次考试,他看出科举制度的虚伪和局限,特别反感那些只追求形式、没有实际内容的应试八股文,认为这种八股文对读书人思想和思维是严重的束缚和禁锢。他说:“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焚书》卷三《卓吾论略》)因此,他断然不应次年春天的朝廷会试(因“困乏,不再上公车。”见《林李宗谱卓吾公传》),且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参加过会试。
嘉靖三十五年(1556),30岁的李贽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首任河南共城教谕,此任 5年。在担任教谕期间,他“德器凝重,施教有方”(光绪重修《辉县志》卷二《职官表》语),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理性反思,为他日后形成“童心说”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嘉靖三十八年(1559),33岁的李贽擢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到任数月后,父亲李钟秀于次年初病故,他只得回乡守制。时值东南沿海倭患大炽,他抵家的三、四月间,泉州城官民尚在守城抗倭,他不顾热孝在身,立即参加了保卫泉州的战斗,带领弟侄辈日夜登城击柝巡守,与全城父老兵民同仇敌忾,屡次击退倭寇的进攻和袭扰。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27个月的守制期满,李贽携眷到北京,等候官缺。嘉靖四十二年(1563)隆冬,李贽一家绝粮七日、饥寒交迫,幸而房东送来几碗粗黍稀粥,一家人才幸免饿死。因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假馆授徒,以养家糊口。(《卓吾论略》:“三年服阕,尽室入京……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授徒。”)
嘉靖四十三年(1564)六月,在候补十几个月后,李贽补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不久,祖父李竹轩病殁的讣闻传来,未及动身南返,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顶着爱子夭殇的悲恸,李贽再次告假奔丧。途经河南共城时,他将妻女留了下来,“分赙金一半,买田耕作自食”(《卓吾论略》)。惜乎祸不单行,他回泉州后不久,他的二女、三女因饥荒的折磨而相继病故。
嘉靖四十五年(1566),守制期满,李贽仲夏时回到共城,方知两个女儿因病饿去世,伤痛不已,当晚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卓吾论略》)。秋末冬初,接朝廷诏书,40岁的李贽携家带眷赶赴北京,补任礼部司务。礼部司务是一个从九品的低职级闲官,俸薪低廉,所谓“司务之穷,穷于国子”,但李贽安贫乐道,不以为然,说“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此任亦是5年。此任上,李贽一方面“潜心道妙”,“问道于不死之阳明佛释”,同时精心研读理学名家王守仁、王畿的著作;在为官上,他依然生性耿直,不事逢迎,遇事不会变通,所以与礼部尚书高仪(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二年)、殷士儋(隆庆二年至隆庆四年)和侍郎王希烈(隆庆二年至隆庆四年任右侍郎,隆庆四年转左侍郎)、万士和(隆庆二年任右侍郎,同年转左侍郎)等时有抵牾和矛盾。
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44岁的李贽“厌京师浮繁,乞就留都”(沈鈇《李卓吾传》),主动向朝廷提出要求离京外放,遂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在南京刑部任职期间,李贽“日夜聚友讲学”。他讲学强调“证验”,反对空谈。在南京期间,他结识了泰州学派的赵贞吉、罗汝芳、耿定向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还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畿的弟子),特别是与焦竑、耿定理等人相识后更是结为终生好友。李贽在此期间结识的这批朋友,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个阶段,因为与赵贞吉、罗汝芳等朝夕过从,李贽思想深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加之他在这个阶段开始研究佛经,在学识上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思想日趋成熟。
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50岁的李贽由南京刑部员外郎改任南京刑部郎中。五十而知天命,李贽的思想世界发生了重大嬗变,其最显著的变化是佛教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深,从本年开始,他写下了不少宣扬佛教教义的文章,并开始利用佛学中的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等思想对儒学进行批判,佛学理论俨然成为李贽后来批判儒学及传统思想的一件利器。广博高深的学识,融糅进佛法的智慧,李贽思想体系的脉络已基本形成。从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到南京刑部任员外郎,到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改任南京刑部郎中,李贽在南京刑部任职 7年,这是他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衔署。
万历五年(1577)春,51岁的李贽迁任云南姚安府知府。知府是正四品官员,由于李贽任满后辞官致仕,姚安知府是他一生中担任的最高官职。此任 3年,李贽多有惠政,据光绪《姚州志》记载,他的主要政绩有:修庙学,集生徒讲学;改丰德寺禅堂,创立三台书院;修建连场桥(一作连厂桥),利行旅,通往来;修城隍祠,盖光明阁(一名光明寺)等。公事余暇,他热衷于讲学,还常与僧徒讨论佛学,甚至到寺庙里处理公务(《姚安县志》卷二十五《名宦传》云:“贽天性严洁,政令清简,簿书之暇,时与释子参论,又每至伽蓝,判了公事。 ”)。此任期间,李贽法令清简,政绩卓著,特别是他根据姚安地处少数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区的特点而实行的“一切持简易,任自然”的宽和简易之政,受到僚属拥戴和士民好评。
万历八年(1580),54岁的李贽知府任满。按照明朝官员选拔任用惯例,李贽守姚期间政绩为上司和下民所称道,三年秩满,就算他的个性再特立独行,也可以调任同品级的京官(明制有京官高于地方官的原则,即京官与地方官相同品级情况下京官为大),或晋升从三品乃至正三品官员。可正当李贽任期将满、巡按御史(官虽仅七品,但“代天子巡狩,所按籓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势极重)刘维对其进行公开嘉奖之时,是年三月,他“谢簿书,封府库”,携家带眷到临近的楚雄府去找刘维上辞呈,请求辞官。刘维以“姚安守,贤者也。贤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为国,不可以为风,吾不敢以为言”而拒绝他辞官,布政司、按察司两署长官也不同意他辞官。七月初,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藩(布政司)臬(按察司)两台及巡按御史刘维题本上奏朝廷,神宗皇帝得奏下诏,允许其致仕,但仍享受四品官员礼遇。李贽“无官一身轻”,顿感如释重负,偕友人杨慎、生员郭万民等同游滇中山水。
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30岁时任共城教谕开始,到神宗万历八年(1580)辞官归隐,李贽仕宦生涯历 25年,先后担任 7个职务,从一个不入品的县吏教谕,终累迁至四品知府(焦竑《书宏甫高尚册后》:自三十登仕,历七任而至郡守。)。如果除去父亲、祖父先后去世后丁忧守制、请假回籍和候缺的时间,他为官真正在位的时间只有 20余年。
李贽性格狂狷,思想活跃,为官却非常清正廉洁,无论是担任教谕小吏,还是出任四品知府大员,始终清贫自守。明代俸禄制度实行的是薄俸制,如四品官阶的月俸是二十四石米。李贽终其一生,以他的俸薪(《六部成语?户部》“俸薪银”注:官员每年所受之禄曰俸,此外另有月给曰薪水)收入,始终在温饱线上徘徊,他的妻小甚至还常常在饥谨疾疫的死亡线上挣扎。父亲李钟秀去世后,他在北京候缺期间,因“囊垂尽”、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开馆当私塾先生,以求“升斗之养”;祖父李竹轩病殁,他只身回泉州守制前后,他的次男和二女、三女因饥荒、病饿而相继去世……李贽为官半生,不仅没能封妻荫子、妻以夫贵、子因父贵,竟然连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也难以维持,以至六个儿女陆续饿病而死,身后只留下大女儿一人茕茕孑立于世。据《姚州志》记载,他从姚安知府任上辞官致仕后,“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行”。李贽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封建官场有几人能出其右?
尽管浸淫官场日久,但李贽秉持的特立独行、不受约束、敢于“叛逆”的个性,注定他不会像其他大多数官员一样对上阿谀奉承、处处做小伏低,也决不会和同僚同流合污,甚至还常常与上司意见相左乃至发生冲突。这种个性,注定他的仕宦之路可能会因他的清廉自守和有所作为而能稳步升迁,但同时也注定他在精神层面会屡遭困厄。正如他的自述:“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与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万侍郎尽触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在姚安知府任满并决定解官时,他内心深处矛盾重重,一方面,他有着士大夫通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他深刻认识到封建官场的诸多积弊,对政治现实和政治改革深感绝望,“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 ”(《焚书》卷二《复焦弱侯》)由此可见,他的弃官,是经过反复而又慎重的抉择后作出的决定,是他从小个性刚毅、不愿受束缚的个性所使然;或言之,对他亦是一种从言行处处受到掣肘,以及身陷繁文缛节的官场礼仪和虚伪的官场道德中彻底解脱出来的势必抉择。
宦海沉浮 20余年,李贽作为官僚体制内的一分子,他亲眼目睹并亲身感受了朝廷和官员们的腐败无能及官场的种种黑暗。从 30岁登仕,到 54岁致仕期间,大明帝国内忧不止,外扰频仍。内忧方面,十几年时间帝祚三易;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等几任首辅互相倾轧,大肆党同伐异,轮番粉墨登场;虽然经过张居正变法后,万历初年一度呈现出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称“万历中兴”),但腐朽的官场文化、扭曲的官场生态,早已深深浸染了社会各个阶层,以致巧宦日众,吏病日多,士风日坏,大小官吏争相竞逐功利声名,而置广大劳苦大众日益困苦的现实和新兴市民阶层渴望发展的愿望于不顾。外患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倭寇侵掠不止,沿海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北方,与蒙古鞑靼的战争经久不息;西北、西南地区,局部的小规模叛乱频发。李贽仕宦沉浮的 20余年间,正是明王朝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日趋深重的由中兴走向衰败的没落期。对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李贽在后来的《焚书》《藏书》等著作中都作了客观的反映。
三、李贽寓居黄安及从黄安徙居麻城的经过
万历九年(1581)春,应耿定理之邀,李贽携家人由滇入川,取道三峡,沿长江水道顺流而下,到达湖广行省黄州府时,从团风舍舟登岸,来到黄安县耿家。其时,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福建巡抚耿定向正遵制去职在家守丧。李贽来后,寒暄、吊祭如仪。耿定向即命人在城东南 8公里耿家别业五云山天窝书院旁边,专门为李贽夫妇筑室安居。五云山因有天窝胜境,又称天窝山。天窝书院是耿家的书舍,又名天窝山房或天窝馆。在这里,李贽开始了他勤奋读书著述,同时充当耿家兼职私塾先生的归隐生活。直至耿定理去世后,于万历十三年(1585)春由黄安再迁至麻城,李贽在黄安生活了 4年。
选择黄安作为自己弃官归隐后的寓居之地,是李贽由来已久的想法。因为李贽与黄安有着深厚的渊源,特别是他的生死至交耿定理的家在这里,且生活十分方便。袁中道《李温陵传》:“初与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遂携妻女客黄安。”李贽自己也说:“新邑僻陋实甚,然为居食计,则可保终老,免逼迫之忧。
何者?薪米便也。”(《续焚书》卷一《答骆副使》)在辞官前,李贽先后两次到过黄安,并在第二次到黄安时就决定退隐后来此寓居,甚至当时就有辞官留住之意。
李贽第一次到黄安,是在南京刑部任职期间,即万历二年(1574)冬,他从南京水陆兼程,来到千余里之外的湖北黄安,登临五云山,拜访定林法师。在五云山,李贽与定林法师日夜晤谈,并撰著《老子解》(又称《解老》)一卷。第二年春,李贽与定林法师一同离开五云山,
前往安徽泗州。
李贽第二次到黄安,是万历五年(1577)春,在入滇履新途中,“道经团风,遂捨舟登岸,直抵黄安见楚倥(耿定理),并睹天台,便有弃官留住之意。”(《焚书》卷四《耿楚倥先生传》)《黄安县志》卷十中也有记载:“因谒耿恭简(耿定向的谥号),深投契合,遂有寓安之意……”(《侨寓》)既有“留住之意”,李贽彼时便将女儿和女婿庄纯夫提前留在黄安,让庄纯夫跟随耿定理研究学问,临别时还与耿定理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至此,李贽已决定三年秩满后,辞官来黄安寓居养老。耿定理也不负老友之托,不仅将李贽的女儿、女婿安顿在自家的五柳别墅,把他们的生活照料得十分周全,还 “教戒纯夫学道甚紧”,将他们“以己女己婿视之矣”。
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五年(1577),李贽在南京刑部任职 7年,这 7年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对他人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的,当属在此期间他通过王阳明心学之泰州学派弟子何心隐引荐,结识了同属王阳明心学之泰州王艮一派的理学家耿定向和他的胞弟耿定理,特别是耿定理也积极主张个人心性的自由解放,对李贽的“童心说”推崇不已。
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楚侗,又号天台,湖北麻城(嘉靖四十二年设黄安县后隶属黄安,即今红安)人,系泰州学派子弟。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嘉靖四十—年(1562),他竭力主张建置黄安县,次年经户部复奏,乃诏设湖广黄安县,“割麻城、黄冈、黄陂三县地益之,隶黄州府。”(《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九)他也因此被誉为“红安之父”。耿定向历任行人司行人、御史。嘉靖四十—年(1562),改督南直隶学政,自此督学南畿近十年。隆庆年间,擢升为大理右寺丞。后高拱擅权,因他曾讥讽高拱,被贬为横州判官。高拱罢官后,他迁衡州推官。万历六年(1578)巡抚福建,为首辅张居正所倚重,率先试行清丈土地。万历十二年(1584)起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抵任仅一月余,又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后又迁户部尚书,总督仓场。他辞官后回故里居五云山,与仲弟耿定理、叔弟耿定力设天窝书院,讲学授徒,潜心学问,学者称之为天台先生。他是著名理学家,著有《冰玉堂语录》《天台文集》20卷、《硕辅宝鉴要览》《四库总目》《耿子庸言》《先进遗风》等。去世后,朝廷追赠太子少保,谥恭简。李贽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期间,与耿定向同城为官,两人由此而相慕相识。后来,耿定向成为李贽进行反传统思想、反理学教条的主要斗争对象之一。耿定向的门徒很多,如焦竑、王德儒、祝世禄、潘雪松、李士龙、周思敬等,都是很有才学的人。特别是焦竑,亦是李贽好友,隆庆三年(1569)在北京与李贽认识。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江宁(今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中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后曾任南京司业,是晚明著名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著作颇丰。
耿定理(1534-1584),字子庸,号楚倥,与兄耿定向、弟耿定力并称“黄安三耿”。他是生员出身,人称“八先生”,一生不求功名,终生不入仕。隆庆六年(1572)秋,耿定理到南京与耿定向、焦竑等商讨学问时结识李贽,两人相识后,两颗不羁于经典圣贤、喜欢独立思考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很快结为莫逆至交和终生好友。李贽在《耿楚倥先生传》中记述了他同耿定理初次见面时的情形:“岁壬申(即隆庆六年),楚倥游白下。余时懵然无知,而好谈说。先生默默无言,但问余曰:‘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余时骤应之曰:‘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楚倥遂大笑而别,盖深喜余之终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后,思念楚倥不置,又以未得见天台为恨。 ”(《焚书》卷四)
再说李贽与耿氏兄弟自南京相识后,连同此前就相识、其时已中举(嘉靖四十三年举人)闲赋在家的焦竑,皆一见如故、交往甚深,堪称莫逆。李贽在云南任姚安知府期间,还与耿定向、耿定理和焦竑之间书信往来不断,相互探讨、推敲阳明心学和禅学。
万历九年(1581)初夏,李贽抵达黄安,住进五云山耿定理的天窝书院。在天窝书院,他感到“非惟出世之学莫可与商证者,求一超然在世丈夫,亦未易一遇焉”,于是便“闭户独坐,日与古人为伴侣矣”(《续焚书》卷一《与骆副使》),或与耿定理探讨学问、讲经论道,间或从事著述。从万历十年(1582)开始起,他“唯有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自五十六岁至今七十四岁,日日如是而已”(《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这期间,耿定向正好丁忧回家,李贽时常与他谈经论学,而耿家子弟和黄安其他好学青年也常来向李贽请教问学,李贽顺理成章地当起了耿家的兼职私塾先生。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李贽始仕和致仕以来度过的身心最愉悦、精神最欢愉的一段时光。
如此自由、快乐、美好的时光,比起公务缠身,且与同僚关系时常有“触”的“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的痛苦宦海生涯;比起身陷俗务、繁难困窘,年过半百还要为养家糊口而操心的世俗生活(《答何克斋尚书》: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李贽不仅实现了“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的愿望,更是实现了能过上潜心教书授徒、谈学论道、读书著述的娱情悦性的生活的夙愿。在这里,李贽下定了在天窝终老的决心。在给焦竑的信中,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天窝佳胜,可以终身,弟意已决。”(《李氏遗书》卷一《与焦弱候》)然而,好景不长。万历十二年(1584)七月,耿定理去世,李贽作《哭耿子庸》诗四首深情悼念。耿定理去世后,李贽深感寂寥和失望,曾说:“自八老(耿定理)去后,寂寥太甚……自今实难度日矣!”甚至说:“已矣莫我知,虽生亦何益!”(《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太史》)并想离开黄安去南京。不巧的是,此时远在南京的焦竑父亲去世了,李贽考虑到他正丁父忧,生活穷困,又取消了去南京的打算。
恰在此时,随着首辅张居正的病故和朝廷对他的清算,原本与张居正相善的耿定向,凭着他对张居正的翻脸抨弹,其仕途却奇迹般地一路看涨,先是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以守制前的职衔起复,官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七月抵任后,八月又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越明年(万历十三年)四月,再迁刑部左侍郎。不到半年时间,耿定向就由一名正七品推官,擢升为正三品大员。随着职位的跃升,一向以“始终恪守传统儒家的根本,标榜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耿定向光前裕后的心理迅速膨胀,开始担心耿氏子侄辈受李贽激进的学术思想影响太深而流为“异端”,因此屡次来信责怪李贽。在李贽看来,耿定向前恭后倨、鼠首两端,是乡愿(《论语》有云:“乡愿,德之贼也。”)、假道学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他坐视何心隐被杀害而不愿伸手援救,令“卓吾恨之深矣”(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辩证》);而在耿定向看来,李贽则是激进、叛逆和异端的化身。如果说此前耿定向和李贽尚能相互隐忍包容,那么,耿定理的去世,耿定向政治地位的快速擢升且“终无以压服卓吾”,最终导致他们之间学术和政治观点公开歧裂,并开始公开论战。而李贽反对用虚伪的理学教条来教育耿家子弟,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衍化为具体而又无法回避的冲突,李贽感觉在耿家待不下去了。在这种复杂心理作用使然下,李贽一度离开五云山到似马山,住在吴少虞的洞龙书院。而在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日渐公开化后,吴少虞作为耿定向的追随者,与李贽的交情自然也日渐恶化起来。在这种处境下,李贽亟想离开黄安。当年十月,李贽离开黄安前往麻城,但短短数日后,“以无馆住宿,不数日又回。”(《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
回到黄安后,李贽一方面继续与耿定向论战和读书著述,一方面作好从黄安正式离开的打算。同时,作为耿氏兄弟的好友,特别是怀着对新近亡故的耿定理的深厚的感情,李贽对自己离开耿家后耿家子侄失去了自己这样一位良师而感到深深遗憾(《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 “夫以人才难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岂不憾哉?”)。但事已至此,李贽不得不改变当初在天窝终老的想法,愤而离开黄安。
李贽与耿定向之间的公开论战和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反抗封建礼教和维护封建礼教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斗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底,李贽再往黄安五云山和耿定向见面时,两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才实现彻底和解。
万历十三年(1585)春三月,李贽离开寓居 4年的黄安,移居临近的黄州府麻城县。
四、李贽在麻城的著述讲学活动
从万历十三年(1585)春移居麻城,到万历三十年(1602)去世,李贽先后有 10余年时间在麻城寓居。按时间先后顺序,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从黄安迁居麻城,直至万历十九年(1591)五月离开麻城前往武昌,时间为6年余;第二个时间段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自武昌返回麻城,直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离开麻城前往山西沁水等地,时间长达 3年多;第三个时间段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夏秋间,李贽结束从山西、北京通州、山东济宁、南京和武当山等地游历回到麻城,当年冬遭到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字可大,安徽盱眙人)等人迫害和驱逐后离开麻城,避走河南商城县黄柏山(古名黄蘖山),自此,李贽再也没有踏上过麻城这块他曾经生活过 10余年时间的“第二故乡”。
李贽在麻城生活的 10余年时间,先后寓居过三个地方: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至次年正月,暂住在好友周思久(字子征,号柳塘)的女婿曾中野家中;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至万历十六年(1588)秋,寓居在城北维摩庵中;万历十六年(1588)秋直至最后离开麻城,都是淹留在龙潭湖芝佛院。
在麻城的 10余年,是作为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的李贽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阶段,是他思想久经砥砺后日臻成熟,文学、史学、美学、教育和社会改革等思想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和著作结晶的重要黄金期,同时也是他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反对封建理学斗争的高潮期。他的主要著述《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以及关于小说、戏曲的评点,绝大部分都是在寓居麻城期间完成的。可以说,16世纪末李贽在麻城寓居讲学和从事著述活动 10余年,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大事,也是麻城乃至湖北学术史上的佳话。麻城,是孕育李贽光辉价值的摇篮。
寓居麻城前,李贽先后四次到过麻城:第一次到麻城,是万历九年(1581)腊月,他从黄安到麻城,与麻城好友周思久商议第二年春游龙潭湖之事(《李氏遗书》卷一《与焦弱候》第八书:腊底走麻城,与周柳塘相约潭上,为一春之计。)。第二次到麻城,是万历十年(1582)春,李贽如约来到麻城龙潭湖与周思久、无念法师等相聚,直至夏天才回黄安。第三次到麻城,是万历十一年(1583)冬末,李贽再次来到龙潭湖小住了一段时日。第四次到麻城,是万历十二年(1584)十月,李贽在急切地想离开黄安时来到麻城,虽然“不数日又回”,但却下定了从黄安徙居麻城的决心。李贽寓居黄安 4年时间,每年都来麻城一次,自此与麻城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万历十三年(1585)春三月,李贽从黄安移居麻城,暂住在周思久的女婿曾中野家。
寄居的日子,李贽每天闭门读书著述,周思敬(字子礼,号友山,系周思久之弟)、无念法师等友人偶尔前来晤谈,研讨学问。经周思敬介绍,李贽结识了以苦行而证果的大智法师(疑即智慧禅定,东山人,俗姓童),并以大智法师为“教导之师”。对这段时期的生活,他在《与弱侯焦太史》(见《续焚书》卷一)中充满感激之情:“所幸菩萨不至终穷,有柳塘老以名德重望为东道主,其佳婿曾中野舍大屋以居我,友山兄又以智慧禅定为弟教导之师,真可谓法施、食施、檀越施兼得其便者矣。”
不久,周思敬和曾承庵花 72两银子,在麻城北街从曾、刘两家手中买下一幢民居,改建成一楹两层的小楼,取名为维摩庵。翌年正月,李贽一家搬进了维摩庵。李贽在《豫约?早晚守塔》中说:“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创买城下今添盖楼层所谓维摩庵者,皆是周
友山物……”这年夏季,年仅 40岁的曾承庵去世,李贽十分悲痛,自叹说:“悠悠天壤间,念我终孤立!”中秋日,又写下《中秋见月感念承庵》一首怀念他。
本年,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继续进行。他们论战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关于对邓豁渠的评价问题。邓豁渠,初名鹤,号太湖,四川省成都府内江县(今内江市市中区)人,豁渠许是落发后的僧名,曾师事赵贞吉,是泰州学派著名人物,后落发为僧,著有《南询录》,
李贽为之作序。在《南询录叙》中,李贽引了“蜀人”评述邓豁渠的话,称赞邓豁渠为“得道”。而耿定向几年来一直坚持对邓豁渠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说他“轻侮圣训”。李贽的早年好友、曾任卫辉府推官时对留在共城的李贽家眷物质上较大帮助的邓林材(字子培,号石阳,约 1521-1601年,四川内江人,与邓豁渠同族)看了《南询录》后,也来信要李贽毁掉这篇序文,说《南询录》和《南询录叙》都是“欲使天下之人皆弃功名妻子而后从事于学”。但李贽坚持己见,“又与耿天台、邓石阳遗书辨难,反复万余言,抉摘世儒情伪,发明本心,剥肤见骨。 ”(彭际清《居士传》卷四十三《李卓吾传》)论战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围绕耿定向写的《纪梦》一文。闰九月间,耿定向写《纪梦》一文,提出通过“湔磨刷涤”的修养工夫,使人们对“名义爱好者”淡然忘怀,达到“淡”的境界。初冬,李贽给耿定向写了一封信,反对耿定向所谓“湔磨刷涤”,说他是“寐中作白昼语”,而主张“达人宏识”。
这一年,李贽在麻城的重要著作有《答何克斋尚书》(见《焚书》增补一),这篇书信自述了他平生取友和求学的态度;其他主要著作有:《与弱侯焦太史》(见《续焚书》卷一,约写于五、六月间)、《南询录叙》(见《续焚书》卷二,为邓豁渠《南询录》所写序文)、《与焦弱侯》(见《续焚书》卷一)、《复邓石阳》(见《焚书》卷一)、《答邓石阳》(见《焚书》卷一,《续焚书》卷一)、《又答石阳太守》(见《焚书》卷一)、《哭承庵》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写于夏中或初秋)、《中秋见月感念承庵》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写于中秋日)、《大智对雨》一首(见《续焚书》卷五,约写于八月)、《答耿中丞论谈》(见《焚书》卷一,约写于冬初)、《复丘若泰》(见《焚书》卷一)等。此外,还有《维摩庵创建始末》一书,已佚失。
万历十四年(1586),李贽已年满花甲。正月十五,李贽一家从曾中野家搬到维摩庵。在维摩庵,李贽栖住约两年半时间。
开春过后,李贽即患脾病,胸腹胀闷,不思茶饭,经百般调理,仍时好时坏,至年余方愈。在《答周柳塘》中,他说:“我于丙戌之春,脾病载余,几成老废,百计调理,药转无效。”(《焚书》增补一)他原本计划五月到南京听罗汝芳讲学,因为大病未能成行,他对此感深惋惜,说:“今诸公既往,若相聚处少我一人,岂不恨哉!”(《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太史》)
值得欣慰的是,六月间,耿定向的门徒祝世禄(生卒年均不详,字世功,江西德兴人。万历十七年进士,考选为南科给事。历尚宝司卿。)赴任黄陂教谕,途经麻城时拜访了李贽,给这位花甲老人精神上极大的安慰。
约在夏间,三月刚刚中了进士的邓应祈(字永清,号鼎石,邓林材之子,四川内江人,后调北京吏部任主事)到任麻城县令(万历十四年至万历十七年在任)。邓应祈的父亲邓林材(即邓石阳)与李贽是好友,故邓应祈刚一履任,便送礼帖来问候李贽,李贽回以名帖,自称“流寓客子”。邓应祈刚刚到任,麻城就发生严重洪灾,他写信给李贽请教救灾之方,并像他父亲当年周济李贽家属一样对李贽一家给予物资上的帮助,李贽回信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救灾措施。
恰在这时,三月自京师护送妻子彭淑人灵榇归里的耿定向要周思久成立一个讲学会,周思久拟请邓应祈为会主。李贽听说后,极力反对,他说:“何必另标门户,使合县分党也。 ”(《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见李贽先是辞官,后来索性住进一个寺庵中,成了“带发辞家一老僧”,有人开始攻击他,骂他“弃人伦,离妻室”,李贽反驳说他学佛是不得已,自己也绝非是“弃人伦”之人。在给邓林材的信中说:“年来每深叹憾,光阴去矣,而一官三十余年,未尝分毫为国出力,徒窃俸余以自润。既幸双亲归土,弟妹七人婚嫁各毕。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儿孙。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素赢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盖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觉,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焚书》卷一《复邓石阳》)又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食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同上)李贽提出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肯定了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要求,与耿定向“夫此入孝出弟,就是穿衣吃饭”(《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三《与周柳塘》)的观点大相径庭。
这一年,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进一步激化,双方阵线也日渐分明。耿定向此时已是刑部左侍郎,加上耿氏是黄安望族,耿定向在黄安、麻城一带影响很大,李贽与他公开叫阵论战,自己的人际处境自然变得有些微妙、复杂起来。沈鈇《李卓吾传》中说:“两家门徒标榜角立,而耿、李分敌国。”连原先与李贽、耿定向都交好的周思久,在他们的论战中也倒向了耿定向一边。李贽深知,如果稍微低一下头,放弃自己的立场,日子一定好过,但他却办不到:“我非不知敬顺公之为美也,以‘齐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顺公则公必爱我,公既爱我则合县士民俱礼敬我,吴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师生人等俱来敬我,何等好过日子,何等快活。但以众人俱来敬我,终不如公一人独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终不如公之自敬也。”(《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本年,李贽主要著作有:《与焦弱侯太史》(见《续焚书》卷一,写于五月以后、秋杪以前)、《答耿司寇》(见《焚书》卷一,约写于中秋前)、《答周若庄》(见《焚书》卷一,约写于《答耿司寇》后)、《复邓鼎石》(见《焚书》卷二,写于夏秋间)、《与焦弱侯》(见《焚书》卷一)、《寄答留都》(见《焚书》增补一),此外,还评点了《世说新语补》。其中,《答耿司寇》近万言,是一封堪称“中国书信之最”的长信。
万历十五年(1587),李贽继续寓居麻城维摩庵。
春节刚过,喜事临门——正月初十,李贽又当了外公——大女儿再添一子,取名胤耳,后改名惠施。
秋间,因离家多年的妻子黄宜人思乡心切,李贽遂将妻子、女儿、女婿及外孙送回泉州老家。李贽遣眷的情况,耿定力《诰封宜人黄氏墓表》中说:“万历丁亥岁,宜人率其女若婿自楚归,而卓吾尚留楚。”李贽在写给曾继泉的书信上也讲述了其遣眷的原因和遣眷后的心情:“后因寓楚,欲亲就是师友,而贱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归。然有亲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余又以尽数交与,只留我一身在外,则我黄宜人虽然回归,我实不用且,以故我得安心寓此,与朋友嬉游也。 ”“实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 ”(《焚书》卷二《与曾继泉》)
在送家眷返回老家时,李贽应邀到黄陂回访祝世禄,与祝世禄相聚三日,拜谒了鲁台山二程祠(程颢、程颐),对祝世禄“撤名理之藩篱,露肝胆于耳目”的议论大为赞赏,而祝世禄对李贽也更加崇信。去年冬杪,祝世禄的堂弟、弟媳、侄儿等 7人在赴黄陂途中,“同舟覆于九江”,李贽此来,也有吊慰之意。
送家眷返里后,李贽写信向耿定向告别:“仆今将告别矣,复致意于狂狷与失人、失言之轻重者,亦谓惟此可以少答万一尔。贱眷思归,不得不遣;仆则行游四方,效古人之求友。盖孔子求友之胜己者,欲以传道,所谓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是也。吾辈求友之胜己者,欲以证道,所谓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是也。”(《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信中说自己因“失言”而为“乡愿”所仇疾,虽然“乡愿”极好相处,但却只有“狂狷”才能“载道而承千圣绝学”。他认为耿定向舍“狂狷”不取是“失人”。耿定向认为李贽信中所说“乡愿”是隐指自己,于是回信反唇相讥。
论战在继续,但并不影响李贽闭门读书著述:“以故闭户却扫,怡然独坐。或时饱后,散步凉天,箕踞行游,出从二三年少,听彼俚歌,聆此笑语,谑弄片时,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木丸子矣。及其饱闷已过,情景适可,则仍旧如前锁门独坐而读我书也……
闲适之余,著述颇有,尝自谓当藏名山,以俟后世子云。 ”(《焚书》卷一《答李见罗先生》)
秋天,抚治郧阳的右佥都御史李材来信邀李贽同游太和(今湖北十堰丹江口市境内武当山,又名太和山),李贽以“年老力艰”和“不肯入公府”为由予以谢绝。
秋冬之际,刑部尚书李世达(字子成,号渐庵,陕西泾阳人)从北京寄来一信,询问李贽和耿定向论战的问题,李贽作《复京中友朋》,一一加以说明和驳斥。
遣眷之后,维摩庵隔壁一老年嫠妇经常来庵供佛,并给李贽送茶馈果,李贽也待她为“十方诸供佛者”。不料后来“事闻县中,言语颇杂”,李贽即谢绝其供奉。但他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其人既誓不嫁二宗,虽强亦誓不许,专心供佛,希图来报,如此诚笃,何缘更有如此传闻事。”于是,“与大众共一访之”,“乃知孤寡无聊,真实受人欺吓也”,虽“有嗣子三十余岁”,但“老年嫠身,系秣陵人氏,亲属无堪倚者,子女俱无”。李贽于是希望“流言止于智者”,“自报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焚书》增补一《答周柳塘》)本年,李贽主要著作有:《汝师子友名字说》(见《续焚书》卷二,写于三四月间)、《与焦弱侯》第十七书(见《李氏遗书》卷一,写于春初)、《世说新语补序》(见《世说新语》卷首,写于五月)、《望鲁台礼谒二程祠》一首(见《焚书》卷六,秋写于黄陂)、《与耿司寇告别》(见《焚书》卷一,写于秋遣眷之后)、《答李见罗先生》(见《焚书》卷一,写于秋)、《因方子及戏陆仲鹤》二首(见《续焚书》卷五,写于秋)、《复京中友朋》(见《焚书》卷一,写于秋冬之际)、《与焦从吾》(见《续焚书》卷一,写于冬)、《至后大雪呼邻人缝衣带因感而赋之》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写于冬至后)、《复宋太守》(见《焚书》卷一)、《答李如真》(见《焚书》增补一)。
万历十六年(1588),李贽继续寓居麻城维摩庵。是年秋,徙居龙潭湖芝佛院。此后,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除偶尔外出短期游历外,李贽其他时间都是在芝佛院著书、讲学、参禅。
春二月,赴任前依例携母归里的河南道试御史梅国桢(字克生,号衡湘,麻城人)在麻城郊外环阳楼大宴宾朋,邀请李贽等麻城友人前来赏景赋诗,李贽欣然前往,梅国桢终于见到了这位神交已久的辞去四品知府不做的“怪老头”。
二月,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耿定向回黄安安葬弟弟耿定理和妻子彭淑人,并写信给周思久,说“卓吾狎妓”、“鲁桥诸公之会宴邓令君也,卓吾将估旦调弄”等等,李贽对这些无端诽谤之辞,逐一予以驳斥。
春夏间,《李氏藏书》初稿抄录成,李贽派人专程送到南京给焦竑审阅并乞序。在写给焦竑的信中,李贽自叙了《藏书》《李氏焚书》《李氏说书》取名的用意及《藏书》的写作意图,及自己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是非标准问题,说:“承谕,《李氏藏书》,谨抄录一通,专人呈览。年来有书三种,惟此一种系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简帙亦繁,计不止二千叶矣。更有一种,专与朋辈往来谈佛乘者,名曰《李氏焚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撼,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见在者百有余纸,陆续则不可知,今姑未暇录上。又一种则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中间亦甚可观。如得数年未死,将《语》《孟》逐节发明,亦快人也。惟《藏书》宜闭秘之,而喜其论著稍可,亦欲与知音者一谈,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数既多,不尽妥当,则《晋书》《唐书》《宋史》之罪,非余责也。”这时,李贽已有落发的打算,并想到“平生慕西湖佳景”的西湖落发,使“西湖上有一白须老而无发者”。
盛夏,李贽在维摩庵落发当起了和尚,但却留有鬓须。为什么要落发呢?原来,他的宗族家人不远千里,一再派人敦促他回福建,他只好落发明志,以示和鄙俗断绝。在《与曾继泉》(《焚书》卷二)中,他说:“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另一个原因是不愿意接受地方官的管束,在《豫约?感慨平生》(《焚书》卷四)中,他说:“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指地方官)管束,况别省之人哉!”其实,李贽尽管落发当起了和尚,并自称行者,但他落发而留须,没有受戒,没有认祖和师,也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所以算不上真正的和尚。
秋天,李贽徙居龙潭湖芝佛院。他在《初潭集又叙》中讲: “《类林》(即焦竑《焦氏类林》)成于万历戊子之春,余复以是秋隐于龙潭之上。”龙潭湖,简称龙潭,或名龙湖,位于麻城县东 30里,是周思久的别业。这里一泓碧水,深不见底,如有龙眠其间。深潭浅水之际,突兀耸出一石台,似天造地设供隐者垂钓之处,名为“钓鱼台”。台上建有寒碧楼,闲可把酒赏景,静可数息读书。湖光山色,四面修竹,真不愧是一处绝好的景致幽深的隐居处所。李贽 70岁时曾作四言叙事诗《读书乐》:“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周思久在这里建有两座颇具规模的建筑,一曰芝佛院——据说建寺掘地基时,挖出三株灵芝,“生灵芝结像成佛”,故名“芝佛院”,是周思久的私家佛堂,在湖的北岸;一曰龙湖寺,在湖的南岸,与
芝佛院隔湖相望。袁中道《代湖上疏》中讲述了李贽徙居龙潭湖芝佛院的经过:“公之寓齐安也,非以黄安耿布衣故耶?布衣死,周友山可与论学,遂住维摩庵。已,龙湖芝佛院僧无念名深有者,时时来问学。公为此两人无归意。然念维摩庵在麻城中,喧闹非静居者,遂至无念湖上,住锡聚佛楼下,楼在芝佛寺右,净洁可居也。”(《珂雪斋文集》卷十一)李贽自己在《释子须知序》中也说:“然守院僧无念者以好学故,先期为柳塘礼请在焉,故余遂依念僧以居。 ”(《续焚书》卷二 )先前,周思久已延请无念法师在芝佛院当住持,而无念既以李贽为师,李贽到来后,俨然成了芝佛院的“祖师爷”。
李贽搬到龙潭湖后,以芝佛院右边的聚佛楼为起居的精舍,在寒碧楼侧辟一洞为藏书所,还在佛堂上挂起了孔子画像,作好在这里“安居乐业”并终老的打算。在芝佛院,他“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袁中道《李温陵传》)约在此时,李贽写了《五死篇》,谈论豪杰之士五种死的方式,也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认为“天下第一等好死”便是自杀殉道。
闰六月初三,李贽妻子黄宜人在泉州去世。七月间,李贽接到讣告,写下墓碑碑文,让正来麻城看望他的女婿庄纯夫带回镌石。时耿定力刚从成都知府升任福建提学按察司副使,对黄宜人的丧葬事宜非常关心,曾亲撰墓表一通,并拨公款助葬。
大约在李贽搬到龙潭湖时,他的侄儿贵儿(一作桂儿)带着妻儿来到龙潭湖,朝夕侍奉伯父。没过多久,贵儿到湖中洗澡时,不幸溺水身亡,李贽悲痛不己、长歌当哭,先后写了三首诗来吊唁他。
本年,李贽与友人往来书简不断,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重过曾家》一首(见《焚书》卷六,写于春)、《环阳楼晚眺得棋字》(见《焚书》卷六,写于二月)、《答焦漪园》(见《焚书》卷一,
写于春夏之间)、《战国论》(见《焚书》卷三)、《兵食论》(见《焚书》卷三)、《答周柳塘》(见《焚书》增补一)、《与杨定见》(见《焚书》卷一)、《答周二鲁》(见《焚书》增补一,写于落发之后、将入龙潭湖之前)、《寄答耿大中丞》(见《焚书》卷一,写于夏间或稍后)、《答周柳塘》(见《焚书》卷一,写于夏游庐山之前)、《与焦漪园太史》(见《续焚书》卷一,写于暑夏)、《何心隐论》(见《焚书》卷三,写于夏)、《答邓明府》(见《焚书》卷一,写于夏)、《秋前约近城、凤里到周子竹园》二篇(见《焚书》卷六,写于入龙潭湖前)、《剃发》四首(见《焚书》卷六,写于秋初到龙潭湖时)、《初居湖上》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写于秋初到龙潭湖时)、《读书灯》(见《续焚书》卷五,写于秋初到龙潭湖时)、《中秋刘近城携酒湖上》(见卷六,、(见
《焚书》写于中秋)《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续焚书》卷四,写于秋初到龙潭湖时)、《自赞》(见《焚书》卷三)、《赞刘谐》(见《焚书》卷三)、《五死篇》(见《焚书》卷四)、《又与从吾孝廉》(见《焚书》增补一,写于初居龙潭湖不久)、《与曾继泉》(见《焚书》卷二,写于落发之后、闻妻死讯之前)、《哭黄宜人》六首(见《焚书》卷六,写于七月中下旬)、《忆黄宜人》二首(见《续焚书》卷五,写于七月中下旬)、《哭贵儿》三首(见《焚书》卷六)、《哭贵儿》二首(见《续焚书》卷五)、《夫妇论——因畜有感》(见《焚书》卷三,初为《初潭集》卷一《夫妇论》的总论)、《答周复士》(见《焚书》卷一)等。
此外,初到龙潭湖时,李贽即开始编纂《初潭集》,将《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著)和焦竑《焦氏类林》两书的材料,重新分类编辑,通过批点、评论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全集共 30卷。
万历十七年(1589),李贽继续在芝佛院读书著述。
春分前,得知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思想家罗近溪去世,李贽写下《罗近溪先生告文》,并设牌位祭奠,称道罗近溪简易、宽和、慈悲、容众的作风和“舍身为道”的精神。
二月十七日,李贽在芝佛院为无念法师祝寿,写《与众乐乐卷》,称赞无念“学道精勤”。
约二月间,日在从晋江来到龙潭湖,向李贽报告黄宜人丧葬的有关事宜,李贽写信给女婿庄纯夫,称颂黄宜人“孝友忠信,损己利人”的精神,抨击“徒有名而无实”的“学道者”。他要庄纯夫持此信在岳母灵前“苦读三五遍,对灵叮嘱”,叫她“幸勿贪受胎,再托生也”,而要“等我寿终之时,一来迎接”。
春,陶望龄(号石篑)春闱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他经焦竑介绍结识李贽,开始与李贽往来论学,讨论“志仁无恶”的问题。李贽针对宋明理学家鼓吹的“志仁无恶”和“自古圣贤原无恶”的观点,指出志仁非但无恶,而且也无善,因此时善恶尚未分,故所谓“志仁无恶”之说是虚幻不存在的。
夏间,新任安徽休宁县县令祝世禄来龙潭湖与李贽相聚。祝离开后,李贽感到老而无朋,倍感孤单,自称“老苦”,想离开龙潭湖,再度留发,赴北京焦竑处居住。为此,他派无念到北京往见焦竑等友人。无念到北京后,会见了李贽的友人焦竑、顾养谦、邹汝光、杨起元、李时辉(惟清)、袁宗道等人,他们或致信,或赠俸于李贽。夏秋间,无念回到龙潭湖,李贽闻知焦竑“身心俱不闲”,蓄发赴京从焦以居的计划顿时打消。恰在这时,新任南京户部侍郎的友人顾养谦约李贽到焦山(“镇江三山”名胜之一,是长江中唯一四面环水的游览岛屿)栖隐,李贽却又以“余不喜焦山”为由婉言拒绝。秋冬之际,李贽写信给焦竑,向他索回《李氏藏书》原稿,作进一步订正。
年底,李贽与友人周思久之间的关系慢慢发生逆转性变化,先是因琐事起隙,后逐步交恶。国子监司业杨起元知道后,写信劝其师周思久说:“二老皆人龙也,继自今龙湖之名始不虚也……一切葛藤,从今已断,更不提起。”(《杨太史家藏文集》卷六《周柳塘(一)》)对杨起元的调解,李贽充满感激,在给焦竑的信中对其大加赞誉。
本年,天都外臣作序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刊行,李贽闻讯后向焦竑索阅。
本年,李贽主要著作有:《罗近溪先生告文》(见《焚书》卷三,写于春分前)、《与众乐乐卷》(见《李氏六书》卷四,写于二月十七)、《与庄纯夫》(见《焚书》卷二,约写于二月间)、《独坐》一首(见《续焚书》卷五,约写于春末夏初)、《书应方卷后》(见《续焚书》卷二)、《复焦弱侯》(见《焚书》卷二,又见《焚书》增补二,前者是后者的节录)、《书常顺手卷呈顾冲庵》(见《焚书》增补一,写于顾养谦自京南返新任南京户部侍郎之时)、《出门如见大宾篇》(见《说书》,写于夏秋之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见《说书》,写于夏秋之间)、《答周柳塘》(见《焚书》卷一,约写于夏)、《送郑子玄兼寄弱侯》一首(见《焚书》卷六,秋写于龙潭湖)、《又与焦弱侯》(见《焚书》卷二,秋冬之际写于龙潭湖)、《又答京友》(见《焚书》卷一)、《方竹图卷文》(见《焚书》卷三)、《书黄安二上人手册》(见《焚书》卷三)、《高洁说》(见《焚书》卷三)、《复李渐老》(见《焚书》卷二,约写于无念自京返楚之后)。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继续寓居龙潭湖芝佛院。夏秋间,受耿定向迫害,一度避居武昌、衡州等地达数月之久。
年初,《说书》《焚书》及《藏书》的个别单篇评论在麻城相继刻行。《焚书》是李贽的主要著作之一,收录了他历年来的书答、杂著、史论、诗歌等,共 6卷,对封建礼教和假道学作了有力的抨击。关于《焚书》《藏书》刻行的经过,《焚书自序》中说:“今既刻《说书》,故再《焚书》亦刻,再《藏书》中一二论著亦刻。焚者不复焚,藏者不复藏矣。”(《焚书》卷首)为何取名《藏书》《焚书》呢?李贽说:“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则《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李贽之所以不顾“逆耳者必杀”的危险,毅然选定在论战对手耿定向告退之后在麻城刻行这几本书,是因为此书“入人之心”,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说书》《焚书》刻行后,李贽分寄袁宗道、袁宏道等友人,袁宗道、袁宏道、祝世禄、梅国桢、杨起元、汤显祖等人称赞备至。
春间,周思久病危,在周的女婿曾中野的斡旋下,李贽与周思久和解。四月二十日,周思久病故。李贽致信给周的儿子周贵卿,说明自己与先公乃道义之交,但因性窄且急,以致乖迕难堪。(《续焚书》卷一《与周贵卿》)
六月,去冬刚刚从户部尚书告老回籍的耿定向看到公开刻行的《焚书》后,十分恼火,立即写了《求儆书》,指责李贽的“异端”思想,诬蔑李贽使“后学承风步影,毒流万世之下”,说他和李贽
的论战是“为天下人争所以异于禽兽者几杀界限耳”。不仅如此,耿定向还勾结官府,驱逐李贽。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八《李卓吾墓》条载:“先是论学不合者,愈怪之,以幻语闻,当事逐之。 ”在耿定向们的迫害下,李贽避走武昌。
此时,李贽的学生杨定见和芝佛院常住僧常中法师、常通法师等亟盼能实现李贽归葬龙潭湖的愿意,着手在芝佛院后面为他修建塔屋。
在武昌小住约月余后,李贽又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公安等地,遍游南楚。在公安县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俱寓家中,与李贽初次相识,“知其为大奇人也”。
年底,李贽重回龙潭湖。听闻李贽回来后,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字子明,号晋川,山西沁水人)派儿子刘用相到芝佛院出家,拜李贽为师学道。
本年,李贽主要著作有:《自刻说书序》(见《续焚书》卷二,春写于龙潭湖)、《焚书自序》(见《焚书》卷首,春写于龙潭湖)、《与曾中野》(见《焚书》卷二,写于春间)、《与周贵卿》(见《续焚书》卷一,约写于夏)、《答刘宪长》(见《焚书》卷一,又见《李氏说书?孟子下孟离娄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章,约写于秋冬之际)等。其重要著作《焚书》(6卷)在麻城首次刊行,内容包括书信、杂述、史论、诗歌等,后该版本遭禁毁后失传(现存的《焚书》是后人重新编辑刊行的)。
万历十九年(1591),年初至五月,李贽继续寓居龙潭湖芝佛院;五月以后,寓居武昌等地。春间,得悉耿定力将回黄安,李贽写信给在四川的周思敬,流露出愿与耿定向和解的意向,在《焚书》卷一《答周友山》中,他说:
“楚侗回,虽不曾相会,然觉有动移处,所憾不得细细商榷一番……”
二月间,袁宏道来龙潭湖向李贽问学,留住了三个多月,相处甚欢。袁宏道离开时,李贽随他一起到武昌。
五月间,李贽和袁宏道在武昌同游黄鹄矶(今武汉市蛇山西北、武昌长江大桥正下方,其上有黄鹤楼),被诬以“左道惑众”而遭到驱逐。为了表示“服善从教”,李贽“即日加冠蓄发”。但对于这次遭遇,他认为幕后主使仍然是他的论战对手耿定向,在写信给杨定见时说:“侗老原是长者,但未免偏听。故一切饮食耿氏之门者,不欲侗老与我如初,犹朝夕在武昌倡为无根言语,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终始为此辈败坏,须速达此意于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变,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为耿氏累甚不少也。”(《焚书》卷二《与杨定见》)遭到驱逐后,李贽即偕袁宏道住到离武昌二十里外的洪山寺。
经过这次被驱逐,李贽一时名声大增。杨起元推崇李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原壤,他写信给周思敬,表示愿意为李贽“解纷”。
刘东星相信李贽是一个“有道”之人,听说他受到攻击,特地到洪山寺来拜访他,并把他迎回武昌会城。刘东星与李贽朝夕相处几天后,深恨相见甚晚。
李贽暂居武昌期间,刘东星时常邀请他入衙商讨学问,而李贽必得刘东星当堂遣人迎接才去。当时有人邀请李贽主持讲席,但李贽却“勉赴席,不交一言”(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四《文苑?李贽传》)。
秋初,耿定向和其门徒蔡毅中分别写下《求儆书后》《焚书辨》攻击李贽,而湖广会城武昌又正是耿定向门徒麇集之地,李贽受刘东星之邀暂居在此,感到无路可走,在《偈二首答梅中丞》中说:“本无家可归,原无路可走。若有路可走,还在大门口。”正是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控诉。秋天,李贽游大别山(即鲁山,在汉阳东北),并经焦竑、刘东星介绍,在大别山约见唐伯元。此次相见,唐伯元认为李贽“过于方外”,离开了儒家的“中庸”。
秋冬间,李贽得知焦竑将于明春奉差南返,决定在汉阳迎候他。而明年,刘东星也将任期届满别转他去,一些友人为李贽担心。河南巡抚吴自新写信给刘东星,叫他劝李贽迅速离开武昌,李贽却想“使我盖得一所禅室于武昌城下”(《焚书》卷二《答刘晋川书》),但同时又关心藏骨塔建设事宜,希望有朝一日重回龙潭湖。
本年,李贽遗存于世的主要作品有:《答周友山》(见《焚书》卷一,春写于龙潭湖)、《赠袁宏道》诗一首(见《珂雪斋文集》卷九《妙高山法寺碑》,写于春夏间)、《与周友山书》(见《焚书》卷二,写于在武昌黄鹤楼遭逐之后)、《与杨定见》(见《焚书》卷二,写于在武昌黄鹤楼遭逐之后)、《与马伯时》(见《续焚书》卷一,夏写于武昌)、《复杨定见》(见《续焚书》卷一,夏写于武昌)、《与刘晋川》(见《焚书》卷二)、《偈二首答梅中丞》(见《焚书》卷六,约七月后写于武昌)、《答刘方伯书》(见《焚书》卷二)、《答友人书》(见《焚书》卷二,写于秋)、《自武昌渡江宿大别》一首(见《焚书》卷六,秋写于大别山)、《暮雨》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寄焦弱侯》(见《续焚书》卷一,秋冬间写于汉阳)、《与焦弱侯》(见《续焚书》卷一,秋间写于武昌)、《与陆天溥》(见《续焚书》卷一,写于秋间)、《答刘晋川书》(见《焚书》卷二,写于武昌)、《批下学上达语》(见《焚书》卷四)、《与夏道甫》(见《续焚书》卷一)。万历二十年(1592),李贽一直寓居武昌。
在刘东星的保护下,李贽自称是“安乐自在汉”,倒也清静了一些时日。四月底,刘东星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李贽趁刘东星经过之便,寄给河南巡抚吴自新新刻《焚书》四册。刘东星走后,李贽写信给焦竑,吐露了不知“当归何所”的痛苦。
仲夏,李贽在武昌朱邸批点《忠义水浒传》和杂剧《西厢》,他的批点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此时,他写下了阐述自己文学主张的重要著作《童心说》,提出以是否出于“童心”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推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进步主张;认为诗歌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而不能“牵合矫强”;大力推崇赞扬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
夏间,周思敬北上,李贽托他把《焚书》《说书》《坡仙集》和批点《孟子》送给焦竑,请焦竑为《坡仙集》改正差讹、添补落句。
秋间,耿定力升奉常,冬将从河南返里,李贽听到这个消息,再次萌动了与耿定向和解的意向。
本年度,李贽的重要著作有:《童心说》(见《焚书》卷三,约夏写于武昌)、《杂说》(见《焚书》卷三)、《读律肤说》(见《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见《焚书》卷三,夏写于武昌)。其他主要作品有:《复陶石篑》(见《续焚书》卷一,春写于武昌或汉阳)、《二十分识》(见《焚书》卷四,约写于四月间)、《因记往事》(见《焚书》卷四,约写于四月间)、《复麻城人书》(见《焚书》卷二,约写于四、五月间)、《与刘肖川》(见《续焚书》卷一,写于初夏)、《与河南吴中丞书》(见《焚书》卷二,写于初夏)、《与周友山》(见《焚书》卷二,写于夏)、《与焦漪园》(见《焚书》卷二,写于夏)、《答陆思山》(见《焚书》卷二,写于五、六月间)、《寓武昌郡寄真定刘晋川先生》八首(见《焚书》卷六,约写于六月间)、《与焦弱侯》(见《续焚书》卷一,夏秋间写于武昌)、《玉合》(见《焚书》卷四,写于夏)、《昆仑奴》(见《焚书》卷四,写于夏)、《拜月》(见《焚书》卷四,写于夏)、《红拂》(见焚书》卷四,写于夏)、《戏袁中夫》一首(见《续焚书》卷五,约夏秋间写于武昌)、《与友山》(见《焚书》卷二,写于七、八月间)、《又与周友山书》(见《焚书》卷二,写于七、八月间)、《与杨凤里》(见《焚书》卷二,约写于八月间)、《寄京友书》(见《焚书》卷二,写于秋后冬初)、《与梅衡湘》(见《焚书》卷二,写于十月间)、《登楼篇》一首(见
《续焚书》卷五)、《祖师得法因缘序》(见《古德机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李贽自武昌回到麻城龙潭湖。
回到龙潭湖后,李贽提出“塑佛聚僧”的打算和念佛的主张,同时组织大兴土木,添盖芝佛院佛殿两厢及前廊两边厦。佛殿落成后,因未塑佛,李贽暂住边厦。李贽的好友、四月刚刚升任太仆寺少卿的梅国桢的次女梅澹然听说芝佛院要塑观音大士像,致函李贽,称愿为观音大士,请为其作记。李贽对此不置可否,说“或可或否,我不敢与”(《焚书》卷四《观音问》)。但在李贽的影响下,梅澹然还是在生日那天落发为尼,梅国桢特地在麻城城内北街建绣佛寺作为其精舍,李贽写《题绣佛精舍》一诗以贺。在澹然的带动下,其姊善因及自信、明因等人也对佛道“向往俱切”,常向李贽请教佛法,书信往来不断。当时有人写信给李贽,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写下著名的《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予以驳斥。
三、四月间,李贽为梅国桢的《西征奏议》写跋,题为《西征奏议后语》,对梅国桢在宁夏平叛中的功劳和功成不居的品质大加褒赞。
五月初五,芝佛院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及护法韦驮菩萨等诸菩萨像塑成,李贽感叹道:“则菩萨真身自然出现,可使往来瞻仰者顿发菩提心矣,岂不大有功德哉!”(《焚书》卷四《三大士像议》)
五月上旬,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及王以明、龚散木(“三袁”之八舅)到龙潭湖向李贽问学。此次相见,袁宏道对李贽更是推重不已,在诗中把李贽比作老子,又比作龙(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二》之《怀龙湖》)。袁宗道兄弟在龙潭湖住了十天,向李贽问学范围十分宽泛,如问及圣凡同异之分,问《六经》《水浒传》,问荆轲﹑管仲﹑晏子﹑韩信﹑杜甫,问何心隐﹑耿楚倥﹑罗近溪等等,问学道是否要根器,问做学问是否还要功业等等。这次问学他们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很深,袁宏道更是极力称赞李贽的《藏书》为“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历史著作。袁中道写有《柞林纪谭》,详细记录下了他们论学的内容。而李贽对“三袁”也是英雄相惜,特别是对袁宗道、袁宏道的才能极力称道。而此时李贽已经 67岁,而袁宗道 34岁,袁宏道 26岁,袁中道才 24岁,他与“三袁”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交。临别时,袁宗道写有《别龙湖师》八首,李贽则写了《答袁石公》诗八首以酬。
九月初,在友人、衡州同知沈鈇的调停下,李贽到黄安会见耿定向,两人重叙旧情,初步实现了多年和解的愿望。沈鈇《李卓吾传》记曰:“于是耿、李再晤黄安,相抱大哭,各叩百拜,余旧雅,欢洽数日而别。”(何乔远《闽书》卷一五四《畜德志》上)实现和解后,两人都感到十分欣慰,还邀上几个朋友同游黄安县北的天台山,李贽、耿定向各赋诗记之。回到麻城后,九月底,李贽游西城万寿寺,还作一联句赠予寺僧。约十月间,李贽藏骨塔落成。这一年,无念法师游方在外,还为重修李贽藏骨塔到公安回访袁中道。在无念游方在外期间,芝佛院的事务,诸如兴建上院厢厦、塑佛聚僧、规定众僧职事、举行期会等都由李贽主持。由于李贽名声较大,管理井然有序,芝佛院僧徒骤增至 40余人,李贽把僧众分成三等,详列众僧职事,对每个僧人都进行有效的约束管理。
本年,李贽的重要著作有:《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见《焚书》卷二),其他主要著作有:《又与杨凤里》(见《焚书》卷二,写于春)、《题绣佛精舍》一首(见《焚书》卷六,写于春梅澹然落发为尼之日)、《观音问?答澹然师》(第一首,见《焚书》卷四,写于春夏间)、《与明因》(见《焚书》卷二,写于澹然落发为尼之后)、《西征奏议后语》(见《续焚书》卷二,写于三、四月间)、《移住上院边厦告文》(见《焚书》卷四,写于春夏间)、《三大士像议》(见《焚书》卷四,写于五月五日)、《答袁石公》八首(见《续焚书》卷五,写于五月中旬)、《宿天台顶》一首(见《续焚书》卷五,九月上旬写于黄安)、《重来山房赠马伯时》一首(见《焚书》卷六,九月上旬写于黄安)、《与马伯时侍御》(见《续焚书》卷一,写于九月将离开黄安五云山时)、《寒灯小语》四段(见《焚书》卷四,写于九月)、《告土地文》(见《焚书》卷四,写于八、九月间)、《代深有告文》(见《焚书》卷四,写于十月)、《又告》(见《焚书》卷四,写于十月)、《礼诵药师告文》(见《焚书》卷四,写于十月十五日)、《安期告众文》(见《焚书》卷四,写于十月十五日“期会”开始后不久)、《列众僧职事》(见《续焚书》卷四,写于十月十五日“期会”开始后不久)、《告佛约束偈》(见《焚书》卷四,写于“期会”期间)、《戒众僧》(见《焚书》卷四,写于芝佛院“聚僧”初期)、《三蠢记》(见《焚书》卷三)。
万历二十二年(1594),李贽继续寓居龙潭湖著书论道。
春间,无念法师“忽以他事怪其徒常闻”,“逃去别处”,到临近的河南商城县黄柏山中创建法眼寺。李贽写信劝无念,但无念不听,夏至期间派弟子从芝佛院搬运粮食到黄柏山。当时有人说无念是李贽赶走的,李贽写了一篇《穷途说》责备无念,且以自白。
不久,小沙弥杨道也“无故而逃”,无念的徒弟怀喜又以“托言入县闭关诵经”而去。短时间内,芝佛院出了三个“叛徒”,李贽因写《三叛记》。
四、五月间,李贽到武昌。
从武昌回龙潭湖后,李贽一边读书著述,一边讲学论道,他讲学既冲破儒教的堤防,又不守释宗的绳检,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从者数千人,中间还杂有妇女。沈瓒《近事丛残》卷一:“李卓吾……生平博学,深于内典,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致仕后,遂祝发住楚黄州府龙潭山中,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
因接受一些持斋念佛的妇女问法受业,李贽受到大肆攻击。沈鈇《李卓吾传》:“载贽抵麻城,卜居龙湖寺中,鸠率好义者,大修佛殿,饰如来诸祖像。日著书谈道,听说者日益伙。间有室门女流,持斋念佛,亦受业焉。虽不躬往,订于某日某时受戒,先致篚帛;
甫反,侯宦女在家合掌拜,载贽在寺亦答受之。坐是喧阗郡邑。符卿周公宏禴曰:‘李先生学已入禅,行多诞,祸不旋踵矣!’”
此时,耿定向卧病在床,尽管去年与李贽实现初步和解,但在思想上他仍然坚持对“异学”进行猛烈鞭挞,甚至还抱病撰著《学彖》《冯道论》等批判李贽的文章。而在麻城,也掀起了一场迫害李贽的风暴。李贽写信给周思敬,表示决不惧怕迫害。见李贽不为所惧,
麻城一些人进一步勾结地方官员迫害李贽,还扬言要拆毁芝佛院。
面对甚嚣尘上的各种诋毁和谩骂攻击,李贽非但没有丝毫退却,反而准备进一步扩建芝佛院,在佛殿后面新建一阁,以作为读书、藏书和放置书板的处所。
秋冬之际,李贽看到顾养谦夏间辞去蓟辽总督与经略朝鲜军务的疏文,写《读顾冲庵辞疏》。
这一年,汪本钶(字鼎甫,安徽新安人)到龙潭湖向李贽问学,李贽对他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汪本钶自此与李贽相从九年,后来成为李贽的得意门生和真挚朋友,在李贽死后,曾为李贽收藏遗墨、收集整理遗稿,编辑刻行《续焚书》等遗作。
本年,李贽的主要著作有:《礼诵药师经毕告文》(见《焚书》卷四,写于正月十五)、《代常通病僧告文》(见《焚书》卷四,写于正月十六)、《石潭纪事》四绝(见《续焚书》卷五,写于春)、《穷途说》(见《续焚书》卷二,写于夏至之后)、《三叛记》(见《焚书》卷三,写于中伏)、白居易手书《楞严经》题词(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万历三十八年二月十八”条,五月四日写于武昌)、《重刻〈五灯会元〉序》(见《续焚书》卷二)、《与周友山》(见《续焚书》卷一,写于冬)、《读顾冲庵辞疏》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写于秋冬之际)、《答周友山》(见《续焚书》卷一)、《复丘长孺》(见《续焚书》卷一)。
万历二十三年(1595),李贽寓居龙潭湖芝佛院,继续著书论道,到十一、二月间,离开麻城到黄安。
年初,耿定力的故交、原任广东参议史旌贤(字廷俊,一说字伟占,云南大理府云南县人)到任湖广佥事,兼任湖北分巡道。史旌贤到任后,特地到黄安看望耿定向。经过麻城时,扬言要“以法”惩治李贽。由此,麻城再次掀起一股迫害李贽的浊浪。致仕尚宝司少卿周宏禴造谣说:“夫人(指毛钰龙,年二十四守寡,有《毛文贞文集》)老而奉佛,崇戒律,主慈静。有大士过化秽土,高谈最上乘法门,风动男女,谕意夫人,冀得一见,夫人不可。又欲索片札往返酬答,亦不可。所谓大士者,龙湖李先生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四《刘文贞毛氏》引周宏禴语)但当耿克念(耿定理长子)去信询问时,他却“甚辩其无”。对于史旌贤要“以法治之”和驱逐出境的事,李贽不相信是耿定力在幕后操纵,他认为是别人在中间挑拨离间,嫁祸于人。此时,耿克念来信邀请李贽到黄安,李贽感到处在“嫌疑之际,是以不敢往”,他复信表示,史巡道要用恐吓手段迫使他主动离开麻城是绝对办不到的。他还写信给隐居在黄安五云山的马伯时,表示他的斗争意志。
夏间,顾养谦来信邀请李贽到通海(即南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李贽以“适病暑”婉言谢绝。
夏秋间,友人尚宝司少卿潘士藻(字去华,江西婺源人)和詹轸光(字君衡,号问石,江西婺源人)、潘廷谟先后到龙潭湖访李贽。潘士藻将所辑《訚然堂类纂》交给李贽,李贽撮录其中认为特别富有鉴戒意义的文章另成四卷本的《訚然堂录最》。
约九月间,自大同归来的袁中道来到龙潭湖,说他受梅国桢(时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之邀前往大同并相处“甚相欢”,完全得益于李贽从中接引推荐。
不久,耿克念又来信邀请李贽到黄安,李贽为了避免“专往黄安求解免”的嫌疑,回信耿克念,表示自己宁死不求庇于人。
约在秋间,刘东星派儿子刘用相来接李贽到山西沁水。李贽欣然准备动身,不意又闻史巡道要“以法治之”,于是决定不走。
冬,江西宁州知州方沆到龙潭湖与李贽相会,二人日与共学。临别时,李贽在其纪念册上题了“征途与共”四个字,并写了《征途与共后语》,感叹“世间功名富贵,最易埋没人。”
十一、二月间,李贽到黄安五云山见耿定向,这次双方彻底冰释前嫌,这对性格上水火不容、学术上南辕北辙,但却又结下了一辈子难割难舍友谊的老人,经过十几年的相互批驳争鸣后,终于握手言和。李贽写下《耿楚倥先生传》,自叙和耿定向冲突及和解的
始末。
本年,李贽的主要著作有:《答来书》(见《续焚书》卷一,写于春夏间)、《与耿克念》(见《续焚书》卷一,写于夏)、《与马时伯》(见《续焚书》卷一)、《复顾冲庵翁书》(见《焚书》卷二,写于暑夏)、《訚然堂类纂引》(见《焚书》卷五,约写于与潘士藻分别之后)、《訚然堂录最》四卷(见《李卓吾遗书》)、《朋友篇》(见《焚书》卷五,约写于与潘士藻分别之后)、《阿寄传》(见《焚书》卷五)、《李氏因果录》三卷(见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与耿克念》(见《续焚书》卷一,写于秋)、《与城老》(见《续焚书》卷一,写于冬入黄安前)、《耿楚倥先生传》(见《焚书》卷四,十二月写于黄安)、《庄纯夫还闽有忆》四首(见《焚书》卷六,十二月写于黄安)、《征途与共后语》(见《焚书》卷四,写于冬)、《八物》(见《焚书》卷三,冬写于黄安)。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初,李贽自去年底去黄安后一直羁留在五云山;二月初,自黄安回到龙潭湖;六月,离开麻城前往山西沁水。
年初,僧若无想离开龙潭湖远游,其寡母张氏来信劝阻,语言真切中理。李贽看了张氏书后十分感动,写《读若无母寄书》,称若无母为“圣母”写《孝;耿定向也感受颇深,《读李卓吾与王僧若无书》节传》及《书孝节传》,表彰这位“感省”李贽的张媪的孝节行为。二月初,李贽回到龙潭湖。他写信给袁宗道,对去年奉帛预祝七十大寿表示感谢,同时也表达对遭受迫害的愤懑。
春,李贽纂《读孙武子十三篇》(《孙武子十三篇》即《孙子兵法》),主张“文事武备,一齐具举”,反对儒者把文武分为二途和“以治世尚文,而乱世尚武,分治乱世为二也”的主张。
这时,汪本钶因要回新安赴试,李贽去信介绍他向方伯雨学《易》,指导他学习举业,介绍文章作法,视其为关门弟子。
约在春间,湖广佥事史旌贤离任,赴江西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李贽回顾自己二十五载仕宦生涯,写下《夜半闻雁》四首,表达了想离开龙潭湖,高飞远害,但情势又逼他不得不淹留的矛盾心情。又感“改岁以来,老病日侵”,于是豫立戒约,写成《豫约》七条,前五条是戒律式的约言,后两条是遗嘱和自述平生。戒律方面,他要求徒弟们遵行早晚功课、早晚礼仪,管好早晚佛灯和早晚钟鼓,并要信守禁戒,在“化不出菜”时,“则端坐而饿死”。嘱其徒要求生西方,就要修净土要诀,要念佛。在遗嘱方面,他要求后事办理从简,包括如何祭祀等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还特别嘱咐徒弟们对他的书“须牢收”,“决不可与之”他人;自己去世后,不可遣人报丧等等。在自述方面,有《感慨平生》一条,这是研究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的重要资料。夏,李贽读杨慎的诗文选集《杨升庵集》(八十一卷),撰读书札记《读升庵集》二十卷,还自视甚高,称为“老人得意之书”。
大概就在这时,李贽又将几年来为解答女弟子澹然、澄然、自信、明因、善因等人学佛中疑难问题而写的回信结集成书,取名《观音问》,这些信涉及佛性、世界本源、佛教修行方法等问题,是李贽谈佛论道的重要著作。《观音问》结集后,李贽写信给周思敬,驳斥史巡道“正风化”的谰言,自信“正兵在我”,对于论敌施展的任何“杀”、“打”、“骂”的手段都无所畏惧。
六月初,李贽取道河南,前往山西沁水,“从者五七人”,有刘用相、龙湖僧怀林等。途经汝阳时,在那里歇足至“暑退凉生”才走。秋九月,李贽一行方到山西沁水。在沁水坪上村,李贽白天闭户读书,夜间则教刘用相及其堂弟刘用健学《大学》《中庸》。本年,李贽的重要著作有:《读书乐并引》(见《焚书》卷六)、《观音问》十七条(见《焚书》卷四,又见《李氏文集》卷六《书答》),其他主要著作有:《读若无母寄书》(见《焚书》卷四,写于春)、《丘长孺访余湖上兼有文玉》一首(见《续焚书》卷五,约写于春)、《答友人书》(友人即袁宗道,见《续焚书》卷一)、《读孙武子十三篇》(当是《孙子参同》底本,今已佚)、《与方伯雨柬》(见《焚书》卷二,写于春)、《与汪鼎甫》(见《续焚书》卷一,写于春)、《与友人论文》(见《续焚书》卷一,《李氏遗书》题作《与友人》)、《与潘雪松》(见《续焚书》卷一,约写于春夏间)、《答梅琼宇》(见《续焚书》卷一)、《夜半闻雁》四首(见《焚书》卷六,写于春)、《豫约》(见《焚书》卷四)、《读升庵集》二十卷(明万历年间刊本《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咏史》三首(见《焚书》卷六,写于夏或稍前)、《与方訒庵》(见《续焚书》卷一,夏写于龙潭湖)、《与周友山》(见《续焚书》卷一)、《中州第一程》一首(见《焚书》卷六,夏写于河南)、《古道通三晋》一首(见《焚书》卷六)、《榼山寺夜坐》一首(见《焚书》卷六,秋写于初到山西沁水时)、《秋怀》一首(见《焚书》卷六,秋写于山西沁水)、《又八月雨雪似晋老和之》一首(见《续焚书》卷五,闰八月写于山西沁水坪上村)、《九日坪上》三首(见《焚书》卷六,九月九日重阳节写于山西沁水坪上村)、《得上院信》一首(见《焚书》卷六,约冬写于山西沁水)、《乍寒》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冬写于山西沁水坪上村)、《答高平马大尹》(见《续焚书》卷一,冬写于山西沁水坪上村)、《至日自讼谢主翁》一首
(见《焚书》卷六,冬至日写于山西沁水坪上村)、《雪后》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冬写于山西沁水)、《除夕道场即事》三首(见《焚书》卷六,除夕写于山西沁水坪上村)、《复夏道甫》(见《续焚书》卷一,冬写于山西沁水),此外,还有《读升庵集》各卷有关评论文章,如《李白诗题辞》《蜻蛉谣》《唐贵梅传》《李涉赠盗》《封使君》《经史相为表里》《樊敏碑后》《为赋而相灌输》等 26篇(见《焚书》卷五《读史》)。
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597-1600)夏秋间,李贽先后在山西、北京、南京和武当山等地游历,其行程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至春夏之间,寓居山西沁水坪上村;夏至八月间,应梅国桢之邀,寓居山西大同;九月后,寓北京西山极乐寺。
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间,与新罢讲官的焦竑买舟南下,经河北沧州、山东聊城、江苏邳县、仪征等地,于夏初抵达南京,初住焦竑精舍,不久移寓永庆寺(又名白塔寺),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才离开。
在游历期间,李贽一边访友交流,一边著述不辍,留下了《鬼神论》(见《焚书》卷三)、《孙子参同》(见《李卓吾遗书》)、《净土决》三卷(见《李卓吾遗书》)等重要著作。其间,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十八卷《藏书》经多次反复修改正式定稿。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藏书》在南京首次刻印出版,梅国桢、焦竑、刘东星、祝世禄、方时化、耿定力等 6人分别作序。《藏书》是李贽精心编著的一部评述历史人物的重要历史著作,主要取材于历代的正史,载录了自战国至元末约 800名历史人物的传记,分为《世纪》《列传》两大部分。《世纪》讲述的是朝代的更替以及帝王(包括一度号令天下的“草头王”)个人的活动;《列传》则把大臣分门别类,各门类中人物依时代先后排列,大的分类有《大臣传》《名臣传》《儒臣传》《武臣传》《贼臣传》《亲臣传》《近臣传》《外臣传》八种,每类之下又分若干门。李贽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分类,对一些类写了总论,对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论写了专论和简短评语,语言犀利泼辣,富于批判精神。李贽自知此书“与世不相入”,说“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这就是取名《藏书》的用意。而这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李贽日后获罪的直接原因,在书中,他抱着“与千万人作敌对”的决心,试图把千百年来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如他为秦始皇翻案,称颂其为“千古一帝”;为曹操翻案,称赞他是知人善任、爱惜人才的“真英雄”;他还为武则天正名,高呼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
万历二十八年(1600)夏秋间,李贽回到麻城。春上,河漕总督刘东星以漕务巡河到南京,接李贽去山东济宁,李贽欣然同往,于三月二十一日到达济宁,寓居刘东星济宁漕署近邻。
夏间,李贽取道直沽、潞河回到湖北,入武当山“课内典三个月”。这期间,他批选的《坡仙集》十六卷由焦竑在南京刻行。
夏秋间,李贽回到麻城龙潭湖。这次回来,李贽原想安心编书著述,完成选注《法华经》、编辑《言善篇》(又名《三教妙述》),继续校正《易因》。在《与友人》中说:“今年病多,以病多,故归来就塔……”(《续焚书》卷一)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的李贽已是树大招风,他想安心著述,甚至亟欲与攻击和反对他的人讲和,可是,反对他的人仍然不甘罢休,迎接这位七秩老人的却是一场狂风暴雨。
得知李贽回到龙潭湖后,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说他是“说法教主”,风言要递送他回福建原籍,他写信给焦竑,极辨“说法教主”之诬和斥递送回籍之谬。了解到李贽的艰难处境后,焦竑寄诗来,希望李贽再往南京相聚。
为达到更加阴险和恶毒地攻击李贽的目的,麻城、黄安两地和梅国桢有过节的人勾结地方官吏,制造“僧尼宣淫”的谤言,再次掀起一股“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以此达到既迫害李贽,同时又污损梅家名声的目的。
此时,可谓冤家路窄,一直对李贽怀恨在心的冯应京到任湖广按察司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扬言要“毁龙湖寺,寘从游者法”(沈鈇《李卓吾传》)。对冯应京小肚鸡肠、公报私仇的做法,李贽的好友马经伦(曾任通州御史,因抗疏直言被削职为民)直接写信质问冯应京:“然则门下昔日访之者何心,而今日欲杀之者又何心也?闻昔日相访时卓老以道自尊,不相假借,门下意其慢已民,怀恨而去。今日之举,得非籍此以报之乎?”(马经伦《马文公集》卷三)然而,此时的冯应京已经是小人得志、恶紫夺朱,
必欲置李贽于死地而后快。当道者赤膊上阵,应者云集,何况是李贽这样一个浑身长满厉刺的“异端”?
于是,一时谤言四起,各种攻击、诽谤、诬陷他的言论甚嚣尘上,蒋以化《西台漫记》卷二《纪李卓吾》中说:“(卓吾)曾游楚中,而楚黄有名家女新寡,削发皈依之,以故男女蜂拥追随,不下千计,造庵收纳,若蚁附膻。 ”所说的“名家女”,即指梅澹然等。但所谓“男女蜂拥追随,不下千计,造庵收纳”等,纯属架诬之词。事实上李贽只许澹然、澄然、自信、明因、善因等少数妇女问法,而且仅仅是书信问法而已。扬言既出,湖广佥事冯应京、麻城知县韩佥可不容李贽喘息的时机,在这年冬天,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一伙歹徒烧毁了龙潭湖芝佛院,又拆毁了李贽预为藏骨的墓塔,驱逐了李贽。李贽在麻城再无立锥之地,他的学生杨定见想办法把他先行藏匿,再辗转避寓到临近的河南商城县黄柏山中,自此,李贽永远离开了麻城这个接纳了他 10余年时间,孕育出他博大精深思想的“第二故乡”。本年,李贽尽管风尘仆仆、辗转颠沛,但仍留下了许多著作:《说法因由》(见《续焚书》卷四,正月初七写于南京)、《听诵法华》一首(见《续焚书》卷五,《法华》即《妙法莲华经》)、《法华方便品说》(见《续焚书》卷二,约春写于南京)、《易因》上下二卷(今所见有《续道藏》本《易因》六卷,明刊本《易因》二卷,最早刊本卷数不详)、《易因小序》(见《易因》卷首)、《到任城乃复方舟而进以侍御也》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写于三月底初到山东济宁时)、《太白楼》二首(见《焚书》卷六,三月写于山东济宁)、《南池》二首(见《焚书》卷六)、《轮藏殿看转轮》一首(见《续焚书》卷五,约三月底写于山东济宁)、《赠阅藏师僧》一首(见《续焚书》卷五)、《与凤里》(见《续焚书》卷一,三月底写于山东济宁)、《琴台》一首(见《续焚书》卷五,春末写于山东单县)、《释迦佛后》(见《续焚书》卷四,春夏间写于山东曲阜)、《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附《阳明先生年谱》二卷,最早刊本失佚,今所见者乃明万历三十七年武林继绵堂刊本和清道光六年重刊本。三月编成并付刻于山东济宁)、《阳明先生道学钞原序》(见《阳明先生年谱》卷首,三月写于山东济宁漕署)、《阳明先生年谱后语》(见《阳明先生年谱》卷下,三月写于山东济宁漕署)、《与汪鼎甫》(见《续焚书》卷一,写于三月底)、《与方伯雨》(见《续焚书》卷一,写于上述《与汪鼎甫》略后)、《与汪鼎甫》(见《续焚书》卷一,四月写于山东济宁)、《与友人书》(见《续焚书》卷一,初夏写于山东济宁漕署)、《李卓吾先生批点道余录》(夏批点于山东济宁漕署,万历四十七年由钱谦益刊行)、《同马诚所出临清闸》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夏写于山东临清)、《直沽送马诚所兼呈若翁历山并高、张二居士》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夏写于天津直沽)、《望海》二首(见《续焚书》卷五,夏写于天津直沽附近的海口)、《答刘晋川》(见《续焚书》卷一,夏写于自济宁送马经纶北上途中)、《别刘肖川》(见《焚书》卷二,约夏写于在潞口和刘用相最后一别之际)、《与友人》(见《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见《续焚书》卷一,夏秋间写于麻城)、《与梅长公》(见《续焚书》卷一,冬写于麻城)、《湖上逢方孝廉》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冬写于龙潭湖)、《圣教小引》(见《续焚书》卷二,秋冬间写于麻城)、《道教钞小引》(见《续焚书》卷二,约冬写于麻城或明年正月写于商城黄柏山中)、《张陶亭逼除上山既还写竹赠诗故以酬之》一首(见《续焚书》卷五,年底写于商城黄柏山中)。
万历二十九年二月至万历三十年(1601-1602)三月,李贽寓居北京通州,并最终在北京这个大明皇权麇集的政治中心结束了他那从未停止过思想、著述和与现实不断抗争的光辉的一生。
万历二十九年(1601)春正月,李贽继续寓居河南商城黄柏山中,编成《言善编》一书。
二月,马经伦接李贽北上北京通州。四月间,李贽到达通州,住在马经伦别业莲花寺(又名莲花庵)中,在此撰成《续藏书》。
万历三十年(1602),正月起,李贽开始卧病,但在病中坚持修订《九正易因》(又名《易因》)一书的最后定稿。此书竟成李贽的最后著作!带病著书,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病情。
二月初五,李贽草拟《遗言》,对他的后事,包括葬地、墓碑内容和由谁题写墓碑名等都作了详细嘱托,还特别嘱咐“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幸听之!幸听之!”依照他的遗言,马经伦即为李贽选营葬地于通州北门外、潞水之西马氏庄的迎福寺侧。葬地选定后 ,李贽又写《书遗言后》,对自己身后僧徒们的衣食生活进行了安排。
似乎冥冥之中与李贽安排后事暗合的是,闰二月廿二日,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疏弹劾李贽。沈一贯本与李贽没有打过直接交道,但在谤言四起之时,“忽蜚语传言师,云贽著书丑诋沈一贯,一贯恨甚,踪迹无所得,会朝议辨异端以正文体,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劾贽邪说惑众……”(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一四《李贽传》)张问达在疏文中说:“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归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张问达给李贽书籍列举了“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等六大罪名,已 20余年基本不理朝政的神宗皇帝朱翊钧见到这个奏折后,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迅速朱批道:“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朱翊钧的这个批示是异乎寻常的。七品言官张问达的奏疏请求由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回原籍,朱翊钧却下令将李贽列入最高级别的要犯,由“厂卫五城”缉拿,而且还要严查、禁毁其著作。“厂卫五城”的“厂”,即由太监领导的特务机关东厂,“卫”指担负警卫和侦缉任务的御林亲军锦衣卫,“五城”系维护京城治安、火禁、囚犯及疏理沟渠街道等事务的“五城兵马指挥司”。
就这样,在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的当天,李贽就被捕投入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这是奉诏关押钦定要犯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为“诏狱”。
李贽系狱期间,马经伦上下奔走营救,一方面写信给有关官员,要求李贽“令在外候旨,免其入狴”(《与王泰宇金吾》),或让李贽“保外调理,听候入审”(《与王翼廷主事》);另一方面则冒着“如有党徒曲庇私藏”的抗旨不从的危险,直接向沈一贯、萧司寇等当道上书,为李贽辨诬申冤。
在狱中病苦之余,李贽“唯愿一捧了当为快”,但病情稍有好转 ,他即作诗读书自遣。系狱日久,李贽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在《不是好汉》中表示了唯求速死的决心:“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续焚书》卷五)。
三月十二月,汪本钶回新安省母,李贽闻其南归,写下《系中忆汪鼎甫南还》一首(《续焚书》卷五),竟成李贽的绝笔。
系狱近一个月,风传朝廷要将李贽勒回原籍监视居住,李贽表示誓死不还乡,说:“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钱谦益《卓吾先生李贽》)
三月十五日,李贽呼侍者剃发,乘其不备持剃刀自刭,至十六日(5月 7日)子时才气绝长逝。袁中道《李温陵传》中对李贽自刭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久之旨不下,公于狱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
李贽死后,马经伦遵照他的遗愿,将他收葬在通州城北迎福寺侧(今马厂村),墓前树了一块一丈多高的石碑,碑阳面刻着焦竑题写的“李卓吾先生之墓”,碑阴有詹轸光于万历四十年(1612)写的《李卓吾碑记》和七律《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1953年,李贽墓由马厂村迁至通惠河北岸大悲林村南。1983年 10月,再迁至通州区城内西海子公园城墙遗址处现址。墓坐北朝南,南北长 30米、东西宽 12米,墓前建有碑楼,立有詹轸光所立青石碑,东西两侧立有初迁碑和重移碑,墓庭台阶下立有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周扬先生 1983年题写的碑文“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李贽——这个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儒家“叛逆”,这个被神宗皇帝视为“孔子的敌人”的思想者,却以“最孔子”的方式,杀身成仁。
其实,对于自杀成仁的这一天,李贽早有预料,在给周思敬的信中曾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他与汪可受在山西沁水见面时也说过:“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表现得十分从容。听到逮捕他的厂卫士兵到了,“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袁中道《李温陵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修正史《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中却这样记载李贽之死:“已而贽逮至。惧罪,不食死。 ”作为官修“实录”,为何要歪曲事实,或者说没有勇气将李贽自杀成仁的真相如实记录在册呢?是统治者害怕自己的迫害行径会遗臭于后世吗?与此相对应的是,李贽这样一位惊世骇俗的思想家,在他去世后仍然被当作“异端”,被视为洪水猛兽,清代官修《明史》竟然不为其立传,连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李贽的一生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的自杀,打破了屈原之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沉寂,以淋漓的鲜血写就了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一页。他虽然自杀了,但他的思想却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他死后,虽然朝廷严禁刻印传播他的著作,但全国各地学院、书坊都大量刊刻、销售他的著作,人们争相购买、收藏,一时洛阳纸贵。
五、李贽与麻城友人的交往
自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从黄安迁居麻城,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底避走麻城,李贽先后在麻城共生活了 10余年时间。麻城,这片贫瘠的土地,张开她温暖的双臂,接纳了李贽这位远方的游子。
从此,麻城的历史,因李贽而更加厚重;李贽,因麻城而成就了他的不世之才。
李贽出、致仕期间,特别是徙居麻城期间,与一大批麻城人广泛接触并交往,他在麻城讲学时,“从之者几千、万人”,可以说,李贽的一生与麻城和麻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无法割舍的关系。在有关他的传记及与其相关的历史史料中,屡屡出现麻城人的身影;而在他的作品中,麻城人也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地域性群体,仅《焚书》《续焚书》中就提到了不少麻城人,其中,可查证的有名有姓(包括僧尼法号)的麻城人就有 49个,以第一次出现为准,分别是:
《焚书》卷一中提到 7个麻城人,即丘若泰、周思久、周南士、杨定见、周思敬、无念、刘金吾(刘守有);
《焚书》卷二中提到 9个麻城人 ,即刘近城、丘长孺、曾中野、曾继泉、郑子玄、周公瑾、明因、梅国桢、梅澹然;《焚书》卷三中提到 4个麻城人,即杨胖、杨道、怀喜、刘谐;《焚书》卷四中提到 14个麻城人,即明玉、金处士、怀林、常中、常通、善财、自信、火化僧、澄然、常融、常守、怀捷、怀善、怀珠;《焚书》增补一中提到 8个麻城人,即怀玉、曾承庵、善因、常志、周二鲁、刘鲁桥(刘师召)、嫠妇、常顺;《续焚书》卷一中提到 6个麻城人,即邓东里、大智(僧人,疑即智慧禅定)、梅国楼、梅之焕、周贵卿、常觉;《续焚书》卷二中提到 1个麻城人,即常闻。除去以上 49人之外,李贽著作中提到的无从考证的麻城人或根本就没有提及的麻城人肯定会更多,如麻城奇僧道一法师(俗名周之首,系周思久侄儿)与李贽相善,在麻城各个版本的县志及《周氏族谱》(爱莲堂刻本)中都有诸多记载。49人中,因李贽在万历十六年(1588)夏在维摩庵中落发出家,故以僧尼同道及居士居多,其他则为同道好友和崇拜追随者,及与其论学者。而其中,与住在麻城北街维摩庵旁边的嫠妇的交往,及与麻城北街绣佛寺精舍等寺庵的澹然、澄然、自信、明因、善因等比丘尼的书信往来,被迫害他的无耻之徒据为诬陷他的“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的口实。
49人中,与其交情颇厚的当属周思久、无念法师、梅国桢等友人。
与李贽交往较早,且对他提供帮助较多的麻城友人,当首推周思久。李贽在麻城的三处居所,都与周思久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周思久(1526-1590),字子征,号柳塘,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嘉靖三十三年(1554)任琼州知府。守琼期间,他注重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整顿吏治,兴校教化,劝民归善,不到半年时间就“百利随之兴,百弊随之革”。同时期的著名清官海瑞写了一篇《赠周柳塘入觐见序》称赞他,说“二百年来民情今日始泄,二百年来民心今日始安。”隆庆四年(1570),周思久自琼州致仕后回到麻城。著有《柳塘遗语》《求友录》《石潭诗抄》等。
李贽与周思久结识于他们同时隐居在黄安天窝书院时的万历九年(1581)初夏。客居黄安期间,周思久敏感地觉察到耿定向与李贽的根本歧异,曾对耿定理十分精当地品评说:“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
正式寓居麻城前的万历九年(1581)腊月,李贽第一次到麻城,就是与周思久商议第二年春游龙潭湖之事。
万历十年(1582)春,李贽如约到麻城龙潭湖与周思久相聚,这次他们相聚了约两、三个月,为李贽后来移居麻城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李贽与耿定向关系破裂后的正式移居麻城的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至次年正月,李贽暂居在周思久的女婿曾中野家中。而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至万历十六年(1588)秋寓居的麻城城北维摩庵,也是周思久的弟弟周思敬从别人手中买下的民居改建而成的。李贽在麻城居住时间最长的龙潭湖芝佛院,亦是周思久的别业。
万历十四年(1586),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益愈激化。而此时,处境最为尴尬的莫过于周思久了,他本是麻城本地较有名望的致仕乡绅,又是与耿定向多年相交甚厚的学道之友。李贽之离开黄安转投麻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思久等朋友愿意热情接纳他并提供生活等各方面的帮助。眼见李贽屡屡发出“不合时宜”的惊世骇俗之言论,周思久经过反复权衡利害得失后,决定“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与李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此时周思久想超然于他们的是非之外已经不可能了,李贽写信给他,就耿定向对自己的明嘲暗讽进行一一辩驳。周思久担心给他们之间的论战火上浇油,就没有把李贽的信转呈给耿定向。李贽见耿定向那厢没有反应,知道周思久没有把信转呈过去,他的倔脾气一下子又发了,分别给耿定向和周思久写信斥责他们言不顾行。在给耿定向的信中,他的直言不讳令耿定向非常难堪:“观二公论学,一者说得好听,而未必皆所能行;一者说得未见好听,而皆其所能行。”“言过其行终日言扶世,而未尝扶得一时;终日言立教,未尝教得一人。”给周思久的信是这样开头的:“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告进耿老也……欺人即自欺,更何说乎!”周思久深知李贽“重真机”,乃置之一笑,并不作计较。就在李贽与周思久在许多问题的观点产生迥异看法时,周思久甚至还受耿定向之托,要在麻城成立一个讲学会,公开宣讲耿定向们的主张,后因李贽的极力反对,此事终未能促成。
因为李贽与耿定向论战引发的选边站队,李贽与周思久的友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万历十七年(1589)底,两人彻底交恶。
万历十八年(1590)春四月八日,周思久郊游,因淋雨感染风寒而至病卧不起。在曾中野的调解下,李贽“两个月心事顿然冰消冻解”。四月二十日,周思久病逝,李贽闻讣后,写信给周思久的儿子周贵卿(名之士),说明自己与先公“乃道义之交,但因性窄且急,以致乖迕难堪”,算是对他们的友谊和一生的交往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李贽和无念法师,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无念法师(1544-1627),俗姓熊,法号深有,号无念,别号西影,东山熊家河人,是一代开悟得道高僧。他父母早亡,16岁削发为僧,22岁登坛受戒。他本不识字,出家后周游不少名山古刹,参禅悟法,不肯少怠。中年以后,顿悟禅机,成为高僧,竟然能书善辩、著书立说。据光绪八年《麻城县志》载:无念“……师参四十年,后忽有省。原不识字,自是偈颂、书札,口占如流……”他先是龙潭湖芝佛院住持,万历二十二年(1594)到河南商城县黄柏山创建“楚豫禅宗”法眼寺(今黄柏山寺)。著有《醒昏录》《黄柏无念复问》《禅非一枝花——黄蘖无念禅师话语录》刊行。天启七年(1627)圆寂,入《传灯录》,方外友人梅之焕等为其在黄柏山建息影塔瘗藏舍利。
无念与李贽最早相识于万历九年(1581),其时李贽刚刚辞官隐居在黄安,但他们之间密切的交往,则始自李贽移居麻城以后。
据袁中道《代湖上疏》中讲述,李贽寓居维摩庵期间,“龙湖芝佛院无念名深有者,时时来问学”。李贽在维摩庵居住了两年半时间,生活十分方便,期间著书、讲学、参禅自如,间或与无念、周思敬等友人论学,好不惬意!但维摩庵在麻城城中,“喧闹非静居者”,李贽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秋,为避嚣“遂至无念湖上”。龙潭湖芝佛院本是周思久的私家佛堂,无念是芝佛院的住持,作为住持之师,李贽到来后,也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共同的问道志向,日相厮守的参禅生活,他们的友谊在彼此的思想碰撞中进一步升华。
万历十七年(1589)夏间,年过花甲的李贽感觉人生“老苦”,欲再度留发到北京焦竑处居住。夏至夏秋间,无念受李贽派遣,到北京往见焦竑、顾养谦、袁宗道等友人,为李贽赴北京作前期打算,孰料焦竑“身心俱不闲”,李贽只好继续留在龙潭湖。
万历二十一年(1593),无念外出游方,李贽代为主持芝佛院僧俗事务,并管理得井井有条。加上李贽本来名声就大,芝佛院一时香火鼎盛。
万历二十二年(1594),无念“后复厌喧,寄栖商城之黄柏山”(袁宏道万历二十九年中元日所撰《黄柏创建法眼寺记》),并在黄柏山创建法眼寺。当时有人认为无念是被李贽排挤乃至赶走的,但后来李贽“与无念禅师为友,往来黄柏山中”的事实粉碎了这一谣言。
万历二十八年(1600)冬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月,李贽因受迫害,在学生杨定见的帮助下,辗转避入黄柏山,再次和无念一起度过了一段夷悦的时光。
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月,李贽离开黄柏山北上北京通州。此后,这对师友再也无缘团聚。
李贽的朋友中,与他感情最深厚,也最受他推重的,要算梅国桢,而声望卓著的梅家,也是李贽在麻城的重要支持者和坚强后盾。李贽和梅国桢之间,是一种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之谊。
梅国祯(1542-1605),本名鼎,后改名国桢,字克生(一作客生),号衡湘。“少雄杰自喜,善骑射”(《明史》卷 228《梅国桢传》)。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任顺天府固安知县。万历十五年(1587)末,擢河南道试御史。万历十九年(1591)七月,除浙江道监察御史。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降将哱拜父子反叛,他以文臣监军,随兵部尚书魏学曾等赴宁夏平叛,立功边陲。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叙功升为太仆寺少卿;八月,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宣府)大(大同)、山西军务,兼理钱粮。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月在麻城去世,诏赠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明史》有传。著有《征哱奏议》《梅司马遗文》《燕台集》《少参遗文》《少参遗诗》《性理格言》等。
万历十六年(1588)初,梅国桢依例在赴任河南道试御史前携母归里。二月,他在麻城郊外龙池边的环阳楼宴请朋友赏景赋诗,李贽受邀前往,二人得以谋面。两人甫一见面,就互生相见恨晚之感。特别是梅国桢,作为麻城颇有名望的豪门大族梅氏的头面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回乡守制的朝廷现任官员,这次见面相聚后,不仅与李贽开始密切交往,而且公开赞扬和支持李贽的思想和学说,这对处于争议毁誉漩涡中心的李贽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支持。
万历十六年(1588)五月,梅国桢母亲去世,他依制居家丁忧。这期间,因为热孝在身,梅国桢每天和兄弟 6人在城北的母亲庐墓前守护凭吊,很少和李贽晤面。虽然谋面较少,但他们之间缄札往来不断,共同探讨时政、关注国事,两颗忧国忧民的心越走越近。
万历十八年(1590)初,李贽的《说书》《焚书》及《藏书》的个别单篇评论在麻城相继刻行。梅国桢听说后,立即差人赴龙潭湖索阅,李贽即向梅国桢赠送了《焚书》6卷、《老苦》若干卷。收到赠书后,梅国桢如获至宝,反复捧读,叹服不已。
梅国桢守制期满后,于万历十九年(1591)七月以河南道试御史除浙江道御史。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发生叛乱,神宗皇帝命梅国桢作为监军随军赴宁夏平叛。自得知宁夏发生兵变的消息,到次年九月平叛大军凯旋,梅国桢先后多次向神宗皇帝上疏。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四月间,李贽读过梅国桢的系列奏疏后,欣然为《西征奏议》写跋,题为《西征奏议后语》(收入《续焚书》卷二)。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梅国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不久,他因三女梅澹然(乳名锦哥)执意出家而以病假归里。回到麻城没几天,他就受邀到龙潭湖与李贽见面。在龙潭湖,梅国桢为李贽藏骨塔作文《书卓吾和尚塔》(康熙《麻城县志》卷十)。梅澹然在自己生日那天落发为尼,住进了绣佛寺,李贽闻讯派人送来贺诗《题绣佛寺精舍》。为感谢李贽对女儿的看重,梅国桢将祖传的珍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手书的《楞严经》赠送给了李贽,李贽欣然接受,于次年在上面题词,并在后来游历南京时转赠给了友人冯具区。
万历二十五年(1597)初,在山西大同巡抚任上的梅国桢致信李贽,邀请他赴大同寓居。约八月间,李贽经山西沁水抵达大同。在大同期间,李贽修订了去年春在龙潭湖编纂的《读孙武子十三篇》,请梅国桢过目并作序,易名《孙子参同》付梓。梅国桢为该书作《孙子参同叙》,给予高度评价。《孙子参同》著成后,李贽又在大同继续修订《藏书》,梅国桢安排专人帮他抄录文稿,还为《藏书》也写了一篇序言。在大同期间,梅国桢对李贽“供养备至”,悉心照料。
在大同寓居了一段时间后,李贽见梅国桢军务繁忙,提出离开大同别往。梅国桢诚恳地挽留,李贽总算在大同与他一起共度了中秋佳节。九月初,李贽怀着感激的心情,毅然东往北京通州。这次别离,竟成这对知音好友的诀别。
六、麻城人们对李贽的追思及其学术传承
李贽离开我们 400多年了,他思想的光芒,却如漫漫长夜中不灭的火炬,穿越茫茫时空,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光辉,且历久而愈加夺目。
李贽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怀念和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友人、公安派重要作家袁中道写的悼念长文《李温陵传》,成为人们研究李贽的重要史料;竟陵派重要作家、麻城人刘侗和于奕正(北京宛平人)在《帝京景物略》中撰写了《李卓吾墓》专章,将李贽墓列入京都名胜名迹;而同时代的晚明及后世的汤显祖、冯梦龙、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沈德符、纪昀、曹雪芹、谭嗣同、严复、李大钊、鲁迅、吴虞等均对李贽的生平和思想进行过研究和论述,有的还进行了激烈抨击——而这些反对乃至谩骂的声音,不正反衬出李贽的光辉价值之所在吗?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及民间对李贽的研究高潮迭起、硕果累累,研究李贽的各种学术著作源源出版,围绕李贽思想研究展开的各种学术活动连年举办。李贽研究,俨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显学。2010年 4月,经过 12年的艰苦校注,由中国李贽研究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建业主编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李贽全集注》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贽全集注》共 26册,1300多万字,是目前收录李贽著作最完备的注本,不但收录了人们常见的《焚书》《藏书》等,还收录了人们长期不易见到的《九正易因》《孙子参同》《读升庵集》《阳明先生年谱》《雅笑》《老子解》《庄子解》等,是目前研究和整理出的李贽文稿中最系统、最全面的文献。
在国外,李贽对后世的影响也较为深远。日本著名汉学家、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非常喜欢李贽的著作,认为《焚书》所云“与仆心事符合”(《寄作向、增野、品川书》),读《藏书》令“吾拍案叫绝”(《寄某书》),并著有《李氏焚书抄》《李氏续藏书抄》等研究李贽的专著。日本近代汉学家铃木虎雄,潜心研究李贽的生平、思想和著作,著有《李卓吾年谱》。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教授,在普鲁士学术研究院发表多篇关于李贽与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交往的文章。
而在李贽生活了 10余年的“第二故乡”麻城,400多年来,人们以多种方式对他进行纪念、哀思和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麻城学人们掀起了一股研究李贽的热潮。2002年 9月 6日至 9日,麻城市政府与中国李贽研究学会和红安县政府联合举办了“李贽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的 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在麻城召开的研讨会,中国李贽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张建业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郭预衡,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冯其庸,著名文化学者、书法家、书法教育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欧阳中石,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副主席刘炳森,澳门文化界泰斗梁披云,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佐藤炼太郎,日本福冈女子大学教授疋田启佑等当代文化名流纷纷亲临研讨会,或发来贺信、贺电,对会议召开给予热情支持和祝贺。会议收到学术专著 15部、学术论文 30多篇。与会者对李贽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他在麻城生活期间的重要地缘文化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学术研讨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伴随着李贽研究热潮,十几年来,麻城市李贽思想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先后出版了《“李贽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李贽其人》《李贽与麻城》等李贽研究专著。通过对李贽思想的研究,还衍生出了《梅国桢文集》《梅国桢大传》等研究成果的出版。而李贽曾长期生活过的龙潭湖所在地的阎家河镇,在麻城市政府、麻城市文化研究中心和部分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先后投资近千万元,部分修复了芝佛院建筑原貌,重新修建了寒碧楼,让人们在踏上这片李贽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土地时,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和苍茫感,也更增强了人们对李贽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的无限敬仰和崇敬。2013年 9月,阎家河镇将镇区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李贽大道,表达了古镇人们对李贽的无比尊崇和深切怀念。
通过对李贽思想的弘扬和传承,特别是对他教育思想的深入挖掘和运用,麻城市博达学校秉承李贽“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并将其引为校训,提出“没有一个差生”的口号,从推进教育教学公平发展的角度,推进基础教育差异化均衡发展,使该校逐步发展成为湖北省规模最大、影响最盛的民办基础教育学校。
麻城,是李贽的“第二故乡”;李贽,是麻城多维文化符号的重要标识。
麻城,成就了一代思想巨掣李贽;李贽,成就了千古风流麻城。
【附录】

遥寄一代宗师李卓老

刘 宏
今年清明前,我在通州寻找了好几天才在西海子公园找到李贽的墓地。距今 413年的三月十六日先生遇难。最初,通州御史马经纶遵照遗嘱,将其安葬于城北的马厂村。一六一零年,汪可受曾立“卓吾老子墓”碑;一六一二年,马经纶之子马健顺协助詹轸光立有“李卓吾先生墓”碑。均先后被毁。一九五三年又由马厂村迁至大悲林村南。为加强管理方便群众观瞻,一九八三年十月再迁于西海子公园。墓地约有百余平方米。墓冢是一个高约一米半的青砖砌圆丘。在墓庭中央立有青砖碑楼,中间嵌着一方古碑,碑的正面由李贽的朋友焦竑书写的“李卓吾先生之墓”七个大字。墓庭台阶下有三方当代人立的石碑。中间一方是周扬一九八三年夏题写的,碑文为:“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至此,先生方得安宁。
我知道先生是福建泉州人,却在我们麻城龙湖芝佛院著书讲学十六年。晚年又搭建塔屋,本打算终老麻城。可是,天不从人愿,不得已避难通州,后惨死于诏狱。如今独卧京郊,野湖为邻,鸥鹜作伴,好不寂寥。我在墓前上香烧纸,献上一束鲜花,撒下从麻城带来的一捧黄土,躬身肃立,向先生默默倾诉:
先生,学生从麻城来,特代表乡亲来看望您老人家。
先生,您来麻城前是云南姚安知府,刚任满三年,就辞官来麻城讲学。当时,麻城学者耿定理、周思久、周思敬、僧无念、杨定见、曾中野、丘长孺等都来欢迎您。有的给您建房舍,有的提供日用资助,有的帮着联络信息,连野老村夫也来为您的讲学助威喝彩。但大家心里疑惑,堂堂朝廷四品大员呢,这是多少读书人望断脖子都未必能指望到的官职呀,您怎么能像丢弃破鞋一样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开坛讲学那天,您引用泰州学派心斋先生的话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大家心里明白,您是一身正气,不愿与污浊昏暗的官场合流,立志实践探索改革社会的理想。您说过您“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您是厌恶他们说假话,做假事,无所不假。您忠告人们做人处事要有颗“童心”,要说真话,做真人,率性而为。您说,“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根基。”您说,做人最贵有童心。“童心,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失却本心,便失却真人。”您还告诉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用自己的头脑想事,不能矮子赶场似地瞎起哄。您认为当时所形成“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 ”使社会无所不假,这全是来自于从父兄师长那儿听来的孔孟之道。您鞭辟入里地告诉人们,所谓孔孟经典,不过是由孔孟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残缺不全的笔记,是孔孟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根本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六经》、《论语》、《孟子》,此三者,实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而大讲此三者的全是一伙欺世盗名的道学先生们。因为“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总之,六经孔孟是藏污纳垢之所在和制造两面派、伪君子的总根源。敢与万千读书食禄者作对,并肆无忌惮地怀疑、批判偶像,且炮火之猛烈,笔锋之犀利,这在漫长封建社会里唯有您一人!
先生初来楚地是住在好友耿定理家吧?定理与您是心性相通、生死相托的挚友。他长兄是个了不得的朝廷大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福建巡抚,后又升刑部左侍郎。所历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五任宰相。此时,他正遵制回家丁忧。他平时喜欢讲学,以正统儒教自居。先生对他却嗤之以鼻,与他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耿定向推崇礼教,他说:“做君子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遵此‘四勿’者,则为混账鲁莽!”先生知道他推崇的“礼”分明是“刑”的别名,是禁锢人性的桎梏,杀人的刀枪。您哈哈一笑,反唇相讥说:“哈哈,原来你讲的都是‘非礼’之言”!耿说,礼法乱,必人欲生。“穷人欲,灭天理,致令五常尽泯,四维不张,率天下人类而胥入于夷狄禽兽,形同商贾。 ”先生反驳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欲,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乐声色,爱富贵,欲显达,恋生畏死,不惯拘缚,皆是人的自然之性。同声色等人欲是推动英雄建功立业的动力一样,人们追求为“富贵利达”奔忙,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商贾亦何可鄙之者?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搞活经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耿气急败地说,这是日益膨胀的人欲!人欲不灭,礼崩乐坏,须施以“德礼政刑”治之!今社会纷乱,全是礼法不严刑罚不峻所致!先生您步步不让地说,今天下之所以不得安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人性与社会发展须自由开放,须顺应自然,让百姓“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使天地万物和谐不害!耿却说,社会要安定,须要“的的确确寻着孔孟血脉,明明白白走着孔孟途径”。先生反问:“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真以为可笑矣!”昔之孔子,非今之孔子;以昔日孔子之法,治当今之世,岂不荒唐!耿又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于夜。”先生说,“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先生清楚耿某开口闭口孔孟“万世之至论”、“万世之师表”,实则口是心非。例如人们都知道耿定向与张居正关系不同一般,其青云直上多有张相的栽培与提拔。可是,当张相刚一病故,见皇上下诏夺了张居正的官爵,耿某便面目骤变,斥张相是千古权奸,瞬间成了对奸相早有识察的正人君子和清算的急先锋。先生您虽对张相的政治措施有些不满,但仍佩服他“胆如天大”,勇于任事,有运转乾坤的英雄气慨,认定他是“宰相之杰”。您鄙视耿定向前恭后倨、鼠首两端的为人。指斥他“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 ”你满口的仁义道德,“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其实,全是为自己打算。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你们一伙“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虽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你们所代表的一帮当权的官吏只不过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而已。先生在评点《水浒传》时更直接地说,“假道学之所以可恶、可恨、可杀、可剐,正为忒似圣人模样耳!”作为刑部侍郎的耿定向,掌有生杀大权,先生竟敢如此唾面,揭露其虚伪嘴脸,骂得如此痛快淋漓,非天人不能为也!
先生,您对虚伪的权势者如此鄙夷不屑、鞭挞无情,却对下层劳动人民,尤其是封建重压下的广大妇女却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记得那年我们麻城有位叫梅澹然的比丘尼来芝佛院礼佛的同时听您讲法,您竟收她为弟子。这女子的父亲梅国桢是兵部员外郎、右都御史,是个至豪爽的人,也是您的挚友。这时,梅澹然孀居娘家,与其姊妹媳妇善因、明因、澄然、自信、无名等结成研经参佛的“绣佛精舍”,也就是如今的“沙龙”吧。先生给她们以鼓励,并以书信形式给予学法指点。不料“是可忍,孰不可忍”者写信给您,肆意浪猜,恶意诽谤。您对其攻击不屑一顾,而对什么“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歪理邪说予以坚决批驳。您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 您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妇女见识短的话,那也是由于她们长期被禁锢在闺阁之间,不让她们走出家门所造成的,罪恶的根源还是在封建礼教。一旦男女平等,妇女同样可以像男人一样走向社会,担当治理国家重任。您列举了历史上有名的女子文母(周文王妃太姒)、邑姜(武王之后)、薛涛、庞婆及其女儿灵照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您还热情赞扬武则天是一个“快人”、“真人”,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是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的真正政治家,她比那些阴阳怪气的假道学男人不知要强多少倍。说得真可谓大快人心,荡气回肠!你还说“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特未知之耳。”“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所能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 ”“人皆可以为圣”。“天子庶人壹是无别”。在您笔下,统治阶级推崇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完全是无稽之谈。您提倡的社会平等的民主思想远领先欧美几百年呢。没想到,您与农夫渔人交游,纳肩担小贩入学,后来竟成了惊动朝廷的罪名。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在弹劾您的奏疏中说:“……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不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恶势力咬牙切齿的栽赃、诬蔑,正好从反面证明,您铁拳头恰恰击碎了封建等级制的神秘,击中了封建专制与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您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冲击波,强烈地冲击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对于史论,先生发声也振聋发聩。您博览古今,深知历史上沉冤无数,发誓要为古人辨雪。您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罚赏”,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公开申明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您要反对的根本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反对那些曲解孔子,利用孔子而谋私利的假道学;反对借孔子偶像吓人,进而达到禁锢人们思想罪恶目的的人。因此,您在起自春秋,迄于宋元,人更八百,简帙亦繁,共六十八卷的巨著里,彻底推翻统治阶级倡导的儒家传统是非标准,为古人出气,为后世开路。您说:“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予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者。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 您公然给“奸雄”鸣不平,说那些功高震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臣,并非天生的不忠不义,乃是因其主昏庸,或情势所迫,英雄壮心不得不为。您又说西汉时丧夫家居的卓文君,如果不与名士司马相如私奔,就“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就大计”;被儒家正统斥为“贰臣”的五代时的冯道,您却称赞他“社稷为重,君为轻”;而捧为忠君的韩信做齐王时,蒯通劝他反刘邦,韩不肯背信弃义。您评论说,“真可笑。蒯通说的极透彻,尚然不醒!渠解衣推食为着什的?不过诱你作他奴才耳!这等岂可唤作恩?可称呆狗!”致于那些无耻之徒把国家兴亡归咎于妇女的陈腐之见,先生您说,“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亡国自有其不仁不才根本原因,“万恶淫为首”、“女色亡国”等皮相之说纯是无稽之谈。您对现实中“小贤役大贤,小力役大力”犹为不满,深深为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的巨盗林道乾感叹,您称赞他“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可惜国家对有才有胆有识者,弃置不录,致使他们“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您大胆提出:“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众说秦始皇是暴君,您却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您是在启迪人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已捧为神的偶像,如何往深处想,往远处看,往实用上做,如何勇敢地继承先圣先贤们善于思考、不盲从、不迷信的伟大价值。
您的博学睿智与狂放不羁,让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们心惊胆寒,不断加紧对您的围攻迫害,您索性出家为僧,剃了个光秃秃的头,却胡须不除,不受戒、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论敌给你戴上“异端”的帽子。您则仰天大笑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 您以率真、豪爽的性,辛辣、犀利的笔在龙湖写成《初潭集》、《焚书》、《藏书》等离经叛道的不朽著作,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这无疑激起了论敌的刻骨仇恨。他们步步紧逼,加紧陷害。万历二十四年,湖北巡道御史史旌贤趁先生外出之机,散发要法治您的警告,要把您驱逐出麻城。面对反动势力的威胁,您从容镇定地说:“窃谓史道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夫有罪之人,坏法乱治,案法而究,诛之可也。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若吓之去,是以坏法之人而移之使毒害于他方也,则其不仁甚矣!他方之人士与麻城奚择焉?故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是为的论,非难明者!”您横刀立马,毫不退缩!
万历二十八年冬天,湖广佥事冯应京对年事已高的您仍然不依不饶,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龙湖芝佛院,又毁坏您预为藏骨的灵塔。所幸您被弟子杨定见等事先强拉到麻城东北黄蘖山中避难。二十九年,罢官御史马经纶闻讯将先生接去通州。啊,先生,您抛别泉州故乡,是您主动的选择;挥别第二故乡,却是强大黑暗势力的威逼。那时,您久久站在大别山头,远望着曾是英才云集和新思想交汇的芝佛书院被狂徒们残暴蹂躏变成一片废墟,您心头涌起多少不甘、不忍和仇恨。但您擦干横流老泪,昂起头,大步向前走去!
然而,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以您“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上疏,弹劾在通州七十六岁的先生。您心地坦荡,毫不在意,因为您说过,“盖自量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影上无尘,古称‘无愧’‘不怍’,我实当之;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之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
那天,病重昏迷中的您见病房的弟子慌乱低语,您却镇定地说:“锦衣卫为我而来,快取门板来,抬我走。我是朝廷罪犯,不能久留!”您的大刚大勇让那一向骄横跋扈恶如豺狼的锦衣卫校尉低头无语。
入“诏狱”(皇帝亲自下令逮捕审问的案件)的第二天,您被
锦衣卫半掖半拖地带到大堂,可怜体弱衣单的您,躺在冰冷的石阶上几乎死去,却被冷风渐渐吹醒。当听到朝廷无法给“思想犯”定罪而准备押解您回福建原籍,以此损招来羞辱你时,您挣扎着挺起嶙嶙瘦骨的身躯说:“我年七十有六,作客平生,死即死耳,何以归为?”又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三月十五,狱吏呼侍者给您剃发。您神态十分平静,捋了捋花白的长须,看了看这个阴暗的世界。您或许在想,既然狂狷了一辈子,就让生命结束的时候,在这无边的黑暗里迸发一次火花吧!您夺过剃刀,一抹喉管,鲜红的血喷脖而出,溅了一身一地。侍者把先生扶到床上躺下,不知所措,哽咽地问:“和尚痛吗?”您淡淡一笑。
侍者啜泣着,自言自语地责备着自己的疏忽,又责备先生:“您老何苦走这条道呢?”先生您微微睁开眼,露出一丝凄凉的笑,牵过侍者的手,以手指在他掌上写了一句古诗:“七十老翁何所求”!
先生的宽慰让侍者泣不成声。您两日气息不绝。十六日子时气绝而逝。先生,您曾对好友汪可受笑谈过您对死的打算。您说:“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或许您那时就盘算着决意让昏庸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为你这“异端”做一
回吸引大众眼球的广告。您又曾在《五死篇中》论述过人怎样才算死得其所。您说:“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您轰轰烈烈地一泄冲天之怒,“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果然让奴颜婢膝、苟且偷生者无地自容,使末世明
王朝瑟瑟发抖!
“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这是先生多次说过的话吧,它是您一生的真实写照。您终生为争取自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解放,有家家不要,有官官不要,甚至有头头也不要,像神话中的共工一样地独握刀枪与陈腐的封建教条斗,与恶势力斗,与伪君子们斗,一往无前,不折不挠。您那惊世骇俗的呐喊是沉寂千年的思想界的一声春雷,您那拨云见日的巨笔是划破东方古老天空的一颗耀眼的流星。您探索、坚持真理的精神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进取开拓。明末公安三袁、汤显祖、冯梦龙,还有后来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夫之、曹雪芹、谭嗣同、严复、章炳麟、鲁迅等都高举您的旗帜,奋勇前行。我们甚至能在后来的“五 .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声浪里看到您的身影。您无缘参加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合唱,却以前无古人的批判精神领唱了古老东方思想解放的进行曲。您是东方的先知大德,是狄阿杰尼斯、伏尔泰、布鲁诺,是追求思想解放勇猛的斗士,是思想启蒙的先驱,中华民族的脊梁!
先生,您曾预言《焚书》“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我欣喜地告诉您,您震憾华夏几个世纪的惊世之作,虽屡遭劫难,然而《焚书》未焚,《藏书》未藏,且翻刻无数,深入人心。如今中华大地荡漾着思想解放、革故鼎新的春风,已实现了和正实践着您苦苦期盼思想解放的遗愿。
先生,安息吧!
我收拢双脚,深深地向先生鞠躬,久久不愿离去……

《金瓶梅》书成麻城

刘 宏
摘要:《金瓶梅》是明代第一奇书,然而,对其作者至今众说纷纭。而“金学”界热疑的作者大都寓居过麻城,且与《金瓶梅》最早收藏者刘承禧有着密切的关系。《金瓶梅》里大量麻城方言的采用,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这更进一步说明作者是以麻城市井生活为模本进行艺术创作的。综合刘家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与作者思想基础、艺术才华、政治倾向与不事张扬寻求庇护的心理综合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金瓶梅》书成麻城。
《金瓶梅》书成麻城?《金瓶梅》与麻城有联系吗?作者来过麻城吗?麻城有产生《金瓶梅》的条件吗?笔者在这里以多年来发现的大量史料来解答这些疑问。
最早收藏《金瓶梅》的麻城人
《金瓶梅》最初是从何处传开去的?晚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他所撰的《万历野获编》第二十五卷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金瓶梅》的记事:“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
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①。”这一珍贵史料被很多学者注意到了,并在他们的论著中多次引用。但是,这又不免有些疑惑:徐文贞是明末大学士,家住上海松江,而刘承禧家在麻城,如此远结姻亲是不可思议的。作者与刘承禧有过很密切的关系吗?
刘承禧何许人也?关于刘承禧《麻城县志》中记载得很清楚:“刘承禧,守有子,字延白,亦袭职,好古玩书画,弈叶丰华,人以为邑之王、谢也②。”
王、谢是东晋时的豪门望族,而且是当时的藏书大家,将刘承禧与之相提并论,可见刘家非同一般。朱星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中说,至今北京故宫收藏的王羲之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册《快雪时晴贴》后有“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的字样 ③,这又证明刘承禧是当时大收藏家是确凿无疑的。
刘家是个什么样的望族?请看清代的徐鼎在《小腆纪年》中的记载:明末,“楚士大夫蓄奴隶甲天下,而麻城梅、刘、田、李四家蓄奴甲全楚。”其中的“刘”就是刘承禧家族。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今上江陵在事,以同乡麻城刘太傅(守有)领锦衣寄以心膂。……自万历初,始用楚人刘守有掌卫印。刘,故大司马谥庄襄(天和)之孙,为江陵爪牙,故特擢之 ④。”刘守有以祖荫锦衣卫正千户,又以张居正之力任锦衣卫指挥,自然显赫一时。
刘承禧与徐文贞家有姻亲关系吗?我思考多年,不得其解。后来,偶然在麻城罗铺乡发现《刘氏宗谱》,历史的迷雾才得以拨开。原来,刘承禧的曾祖父刘天和是当朝兵部尚书。《刘氏宗谱》里有这样的记载“刘天和,字养和,号松石,生于明成化十七年己亥六月十六日,弘治戊午举人,正德戊辰进士,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少保,谥庄襄,崇祀乡贤,殁于嘉靖廿四年乙巳十二月廿三日,寿六十有七。”《明史卷二百?列卷第八十八》对刘天和有相同的记载:“刘天和,字养和,麻城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进兵部尚书……论功,加天和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千户,前后赉银币十数。迁南京户部尚书,召为兵部尚书督团营。”刘承禧的父亲刘守有也是武进士、袭锦衣卫加太傅、五都督府 ⑤。而查《刘氏宗谱》,刘承禧之妻确为“徐氏”。又据《野获编》卷十一载:“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刘金吾(守有)之子。徐为华亭相公家孙 ⑥。”既然刘天和、徐文贞都是京官和同僚,两家联姻就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了。
刘家门庭显赫,还可以从《麻城县志》中的一篇《刘金吾濠》看出:“刘金吾濠,明锦衣卫刘守有别墅也。濠在西畈去邑二里许。茂林修竹,夹岸盛植芙蓉。至秋如霞如锦。累石为岛,岛有亭,亭外有洞,以太湖石甃之,深入水底。引水为沼,沼有楼舫。栽花嵌石,参差绣错,周回曲折,装点尽致。中有一堂,华亭董文敏题曰:“鱼乐堂”。名贤多游咏,花间四时,箫管昼夜,歌童舞女,尽态极妍。溯流而上,与濠相望二里许则为牛山别墅,石亭佛阁,时闻竹籁松风。把酒登临,山川在望,可谓穷一时之盛美。金吾殁后,濠止有沼,山止有佛阁。知县蒋羽公尝联其阁云:‘鱼乐不知人换世,牛山何必泪沾衣’。可叹也夫⑦!”
刘家建筑与生活与书中所描述的极为相似。其“濠”虽为一角,但可以看出,刘家确实是“邑之王、谢”,“穷一时之盛美”。而主人“花间四时,箫管昼夜,歌童舞女,尽态极妍”,这与《金瓶梅》主人公的生活情趣与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明代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⑧。”这里几乎揭开《金瓶梅》书成麻城的秘密,只是一字有隔。黄州古称“西陵”,而这里却称“永陵”,只因一时笔误,才导致了重重难解之谜。
“华亭董文敏题曰:‘鱼乐堂’”一句的隐含信息不应被忽视。董文敏就是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人。官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这说明刘家与董有着不一般的关系。董其昌当时已是誉满天下的大书画家,他与爱好
收藏的刘承禧交好,无论是政治,还是收藏交流,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值得注意的是,董其昌与《金瓶梅》也有一段情缘。马泰来先生在他的《谢肇浙的〈金瓶梅跋〉》一文中认为,袁宏道家藏的《金瓶梅》抄本得自于董其昌,其根据来自于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一封信:“《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⑨。”既然董其昌与刘家过从甚密,自然会互通有无,那么,他的本子直接抄得于刘承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兰陵笑笑生曾寓居麻城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金学”界历来说法不一。朱星先生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中列举了十三位,即:(1)兰陵笑笑生、(2)嘉靖间大名士、(3)王世贞、
(4)王世懋(王世贞之弟)、(5)王世贞门人、(6)李卓吾、(7)薜方山、(8)赵侪鹤(应旗)、(9)冯惟敏(海浮)、(10)李开先、(11)徐渭、(12)卢楠、(13)李笠翁 ⑩。黄霖先生则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还有史实证明刊刻《金瓶梅》的人为明代文学家冯梦龙 11。其中,王世贞、李卓吾、屠隆、冯梦龙与麻城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分述如下:
王世贞(1526—1590)。他是嘉靖间大名士,举人出身,他是见过《金瓶梅》中描写的大场面的,他的文学素养极高,因此,“金学界”多认为《金瓶梅》就是出自他之手,或是王世贞与其弟王世懋合作完成的。问题是,王世贞兄弟与刘家有关系吗?令人欣喜的是,在《刘氏宗谱》中还意外地发现了王世贞赠刘家“海内名师”匾额一幅,下面的题款是:“赐进士嘉议大夫都御史王世贞拜撰”。《刘氏宗谱》中还有一篇由王世贞为刘承禧曾祖撰写的《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庄襄公刘天和墓志铭》,题款是“万历丁丑端阳日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两京大理太仆寺卿县郡王世贞撰”。《麻城县志》清乾隆本中也有王世贞另三篇文章:《周鲁山先生墓志铭》、《黄万岩公墓志铭》、《曾笔山墓志铭》。可见,王世贞兄弟与刘家与麻城的关系非同一般。再查《明史》,发现刘、徐、王三家存在的十分亲密的关系(徐、王都是松江人)主要与政治倾向有关。他们都痛恨严嵩奸党。嘉靖三十九年,严嵩父子将王世贞的父亲王抒斩首西市后,内阁大学士徐文贞和刘守有父子担着很大的风险,鼎力相助,几经周折,才终于“复抒官”,王家的沉冤才得以昭雪,激烈而严酷的政治斗争更加深了刘、徐、王三家的情谊。这样,王世贞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金瓶梅》在三家传抄就是十分符合情理的事了。新史料的发现,不但为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迷提供了有力证据,而且还说明沈德符所说的“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很可能仅是一种推测,刘承禧所藏全套真本《金瓶梅》更有可能直接录得于王世贞。
屠隆(1542—1605)。浙江鄞县人,进士出身,在山东邻省河南颖上做过知县。持“屠隆说”的是黄霖先生,他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以屠隆与刘金吾的关系说明屠隆与刘承禧有着密切的关系。屠隆在《与刘金吾》中是这样记述的:
独念明公畴昔周旋,义高千古。当不佞初被仇口,明公一日三过不佞邸中,对长安诸公,冲冠扼腕,义形于色。不佞云:“某越国男子,归不失作海上布衣,明公休矣,无累故人。”明公慷慨以手摸其腰间玉带曰:“某一介鄙人,至此亦已过分,诚得退耕汉上田,幸甚,亦复何惧!”及不佞挂冠出神武门,蹇驴且策,而两儿子痘疡适作。公曰:“君第行抵潞河,留八口京邸,薪水医药,余维力是视。”不佞遂行。明公果惠顾不佞妻孥甚至。而不佞之阻冻潞上,则又时时使人起居逐客馈饷不绝,所以慰籍之良厚,又为治千里装,不佞八口所以得不路馁者,明公赐也。种种高义,岂在古人下乎!仆所以万念俱灰,此义不泯,申章远寄,肝肠在兹……独幸明公身健位尊,……为国爪牙,虽然貂蝉蟒玉,出入禁闼,此人臣之极也。江汉之上,可以垂纶,世宁有不散之盛筵乎?顾明公采细人之言,览止足之分
12。
从这段话看,屠隆与刘守有不但不是一般的交密,而且在屠隆遭到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而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刘守有的全力资助。此恩此德,当然要报。那么,一旦罢官,日以“卖文为生”的屠隆,将写成的《金瓶梅》来报答刘守有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更何况上文最后的几句所表现的思想与《金瓶梅》作者主观上要表达祸福循环、乐极生悲之理是完全一致的。这里“世宁有不散之盛筵”一句话,正是生动地表达了这种思想。而它正是《金瓶梅》中“千里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翻版。很明显,屠隆存这部小说与刘家,一是为了报恩,二是为了劝戒。
李贽(1527—1602)。福建泉州人,嘉靖三十一年考取举人,万历五年升任云南姚安知府,任职三年颇有政绩,本有荣升的希望,但他坚决辞官,到黄州府黄安县(红安)与志同道合的学者耿定理一起探讨新思想。万历十三年(1585年,59岁)三月迁居麻城,住维摩庵。万历十六年(1588年,62岁)剃发为僧,迁麻城龙潭湖芝佛上院。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74岁)湖广佥事冯应京毁龙湖寺,李遂离开麻城。在麻城著有《初潭集》、《焚书》、《续焚书》、《藏书》等著作。在麻城寓居十五年。李贽反对宋明理学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李贽则把“性”解释为“穿衣吃饭”等一类本能的要求。李贽反对读死书,认为与其引经据典地学孔孟,“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他揭露假道学的虚伪,说“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 ”他平生最痛恨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至于与刘家的关系,李贽就住在麻城的龙湖,他与刘家联亲的梅家关系非常之好,与刘家的关系亦可亲密无间。李贽的《答耿司寇》中就有赞扬刘金吾的一段话:“且吾闻金吾亦人杰也……
13”。
持“李贽说”的人的主要依据,一是因为他是明末“名教”的最大的叛逆者与异端。二是刻于明末的笑话、戏剧集《开卷一笑》卷一题有“卓吾先后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第三卷题作“卓吾先生编次,一衲道人屠隆参阅
14。”李贽既然与笑笑生合编《开卷一笑》,那么,《金瓶梅》也该是他们合作的结果。清代王昙在《金瓶梅考证》中说:《金瓶梅》“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
15?”虽这并不就足以说《金瓶梅》的作者就是李贽,但是,已成定论的是,李贽是那个时代中勇敢地站出来向宋明理学宣战,为新思想呐喊的伟大旗手,旗帜下的一大批主张个性解放、抒写性灵的文学家都曾来麻城问道。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初,主张“独抒性灵”的祖籍麻城后迁公安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来麻城龙湖向李贽拜师求教,居十日。袁宗道作《龙湖记》。告别时与李
贽相互题诗以赠。也就是本次访问袁小修从麻城携回了《金瓶梅》。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直隶长州人(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是一位杰出的通俗文学家和戏曲家。冯曾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和四十八年(1620年),两次赴麻城拜访李贽,并在麻城讲授《春秋》,反响极为热烈。四十八年秋,他的《麟经指月》在麻城完稿,麻城士人梅之焕还特为该书作序。据冯的《麟经指月发凡》记载:“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秘筴,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语,纂而成书,颇为同人许可,顷岁读书楚黄与同社诸兄弟掩关卒业,益加评定,拨新汰旧,摘要芟烦,传无微而不彰,题虽择而不漏。非敢僭居造后学之功,庶几不愧成先进之德云耳……同社批点,并刻之,以便尽阅
16。”这说明冯当时与黄安麻城文学界名士有过结社活动,而皆书出版全靠社友之力。同时,也证明麻城名士对文学的十分爱好,且有刊刻书籍的作坊。沈德符说:“吴友冯犹龙(注:即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17”
至于《金瓶梅》的传抄与传播,朱星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写道:“袁宏道(中郎)抄有数回,后来其弟袁中道(小修)抄到全书,但缺五回。沈德符借抄后回苏州……袁小修是从湖北麻城大收藏家刘承禧家抄来。刘承禧是从其妻家徐文贞公处抄来。而徐文贞公是嘉靖时宰相徐阶
18。”明人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中曾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如石公而存是书,不为托之空言也
19。”(注:石公即袁中郎)
通过对以上史实的考证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麻城是当时新思想的交汇点,有著成《金瓶梅》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人文基础。第二、与《金瓶梅》写作传抄有关的人物都与刘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可能成为“金吾戚里”。第三、“兰陵笑笑生”曾客居麻城,刘家能给他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且能成其理想表达的庇护所。
《金瓶梅》里的麻城方言说明了什么
《金瓶梅》里有大量麻城方言,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金瓶梅》书成于麻城,因为方言烙印着独特的区域印迹,体现着鲜明的地方个性特色。
《金瓶梅》既然是“配《水浒传》为外典,”写的是山东的事,那么,描写语言当然必须采用大量的山东方言。然而,决不能因为书中用了山东方言就武断地说,《金瓶梅》就一定是山东的某作家的。如《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杭州人而不是山东人。方言与人不是永不会变化的,往往甲地的人到乙地住长了,可以学会乙地方言,忘了或说不好本来甲地的方言了,况且文学家为了贴近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必须学会采集当地方言写作,这是其作为文学家基本功之一。因此,采用方言写作并非难事,是短期内就可以学会的。那么,需要再探讨的问题是,作者在用山东方言写作的同时,还大量采用了其它地方的方言写作吗?如果作者用了第二方言写作,那么至少可以证明,他曾在第二方言区生活过。
我通过反复研读《金瓶梅》发现,书中存有大量的麻城的方言。现列举部分如下:
第 1回:这西门大官人先头 (释:以前)浑家陈氏早逝,身边只生得一女儿,叫做西门大姐 ……
第1回:只见应伯爵头上戴一顶新盔的玄罗帽儿,身上穿一件半新不旧的天青夹绉纱褶子,脚下丝鞋净袜,坐在上首 。

下首(释:上座、下座)坐的,便是姓谢的谢希大。
第1回:人见他为人懦弱,模样猥蕤,起了他个浑名 (释:绰号)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第 2回:王婆便呵呵笑道:“我自说耍 (释:语尾助词,无义),官人怎便认真起来。你也!”第 2回:那妇人气生气死,和他合了几场气。落后 (释:时间长了、后来 )闹惯了……第 3回:婆子道:“耶乐 ,耶乐 !若有似大娘子这般中官人意的,来宅上说,不妨事么?”第 4回:郓哥道:“我是小猢狲,你是马伯六,做牵头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郓哥凿上两个栗暴 (释:用中指关节敲击头脑)。第 5回:武大道:“如何?”郓哥道:“还早些个 (释:早些时候)。你自去卖一遭来,那厮七八也将来也。第 11回:望着雪娥说道:“比如我当初摆死亲夫,你就不消 (释:不要 )叫汉子娶我来家,省得我霸拦着他,撑了你的窝儿。把个李瓶儿急的要不的 (释:要不得)。西门庆已是走出来,被花子虚再不放。
第 11回:那个好意 (释:有意)死了汉子嫁人……

第 11回:西门庆笑道:“元来就是他,我六年不见,不想就出落得恁 (释:那)般成人了!”落后 (释:最后,结果)酒阑,上席来递酒。第11回:桂姐道:“多咱 (释:用在疑问中,语气助词,无义,不同于“咱们”中的“咱”。麻城至今仍说“你几咱去?”)去……”
第13回:急的奴要不的 (释:不得了。形容非常急。)。刚才吃我都打发 到 院 里 去了。”
第 14回:李瓶儿道:“大娘既要,奴还有几对,到明日每位娘都补奉上一对儿。此是过世老公公御前带出来的,外边那里有这样范 (释:好模样、好样子)!”
第15回:月娘道:“二娘,不是这等说。我又不大(释:不习惯)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两个,就同我一般。”
第16回:金莲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 (释:巴不得)腾两间房与他住。你还问声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
第 16回:伯爵骂道:“贼小骨头儿!你不对我说,我怎的也听见了?原来你爹儿们干的好茧儿 !(释:干的好事)”
第18回:常言:信人调,丢了瓢(释:轻信而招致失误)。第 19回:西门庆道:“这个不打紧 (释:不要紧)。”后来西门庆果然把张胜送在守备府做了个亲随。第 19回:到明日管情教他脸上开果子铺 来(释:形容遭打后,脸上留下像果子一样青一块紫一块的疤痕)。”妇人便问怎么缘故。
第19回:那蒋竹山打的两腿剌八着 (释:形容四肢外张,十分狼狈),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儿,问他要银子,还与鲁华。
第 19回:西门庆道:“待过三日儿我去。你不知道,淫妇有些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释:形容不满足)。”
第 19回:那妇人想起蒋竹山说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思量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越发 (释:更加)烦恼痛哭起来。
第 20回:不妨金莲[髟朋]着头,站在东角门首,叫道:“哥,你往那去?这咱 (释:这时)才出来?”
第 20回:月娘正眼也不看,骂道:“贼囚根子!拿送到前头就是了,平白(释:无端、没来由地)拿到我房里来做甚么?”
第 23回:到晚夕 (释:夜晚)月娘来家……
第23回:月娘吩咐道:“对你姐说,上房拣妆里有六安茶,顿(释:安放)一壶来俺们吃。”这老婆一个猎古调走到后边,玉箫站在堂屋门首,努了个嘴儿 (释:用嘴暗示对方)与他。
第 23回:妇人道:“拿甚么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试了试,还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样子周正 (释:规范)才好。”第23回:因和西门庆勾搭上了,越发在人前花哨 (释:卖弄、俏皮)起来,常和众人打牙犯嘴,全无忌惮。第40回:不一时,春梅收拾上酒菜来。妇人从新 (释:重新)与他递酒。
第56回:常峙节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门大官人说的事情,这几日通不能会面,房子又催逼的紧,昨晚被房下聒絮 (释:唠叨。麻城人多说“絮聒”)了一夜,耐不的……”第56回:西门庆道:“目下交了秋 (释:指立秋已过),大家都要添些秋衣。”
第 61回:韩道国作辞出门。到次早,拿银子叫后生胡秀买嗄饭 菜蔬,一面叫厨子 (释:饮事员)整理,又拿轿子接了申二姐来,王六儿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单等西门庆来到。第61回:西门庆道:“等我到几时再去着 (释:语气词,用在动词后面),也携带你走走……”第64回:月娘又道:“你叫下画童儿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顾还挨 (释:办事拖拉,不麻利)甚么!”
第64回:玳安道:“……俺每但说:‘娘,拿等子 (释:天平),你称称。’他便笑道:‘拿去罢,称什么。你不图落 图(释:小费、小赏赐)什么来?只要替我买值着。”
两句骂人的话:第 98回:这刘二那里依听,大叉步撞入后边韩道国屋里,一手把门帘扯去半边,看见何官人正与王六儿并肩饮酒,心中大怒,便骂何官人:“贼狗男女 ,我日你娘!”
第100回:月娘听了,心中大怒,骂道:“云理守,谁知你人皮 包着狗骨!我过世的丈夫不曾把你轻待,如何一且出此犬马之言?”
从语言的传播程度分析,所摘引的这一小部分麻城方言又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麻城古今都使用,而在麻城以外部分地区也偶尔使用的。如“恁”、“忒”、“厨子”、“浑名”、“平白”、“越发”、“聒絮”、“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等。这一类可以认为是因《金瓶梅》的传播和其它作品的传播,使麻城方言使用范围逐渐扩大的,但是,这依然彰显出语言的源头在麻城,因为这些语言如今在其它地方很少使用或近于消失了,而麻城仍然广泛且频繁地使用着。
第二类是只在麻城广泛使用,而在其它地区不见使用,即使在《金瓶梅》中多次出现,但如果不结合上下语境,是很难理解的。如“先头”一词,它与“头”无关,是个时间概念,是开始、以前的意思。“上首”、“下首”中的“首”是“头”的意思,因为“首”是人的一个的重要部位,所以称谓起来比“上座”“下座”文雅、形象了许多。又如“栗暴”是个比喻词,指惩罚别人时,用折曲的中指关节敲击头部,也诙谐地称作“吃栗暴”。板栗是麻城的特产,实心,砸头如石,嚼之有声,而用折曲的中指关节敲头时,其疼痛与音响有如被板栗砸着一般。“多咱”一词中的“咱”不同于“咱们”中的“咱”,有“时”的意味,麻城至今仍说“你几咱去?”这一说法,至今在黄冈地区还普遍地使用,其它地方就很难听到了。“落后”一词,其意不与“先进”相对,而是“后来”的意思,是时间概念。“样范”也是典型的麻城方言,原是“范样”的意思,类似于现在的“模特”,后来通指“好模样”“好姿态”。“耶乐 ”就更典型了,这是麻城人在最惬意时与伙伴常说的一个词语,意即“算了”或“算是结束了”,也有就此敲定了的意思。“从新”意即“从头开始”,与现在的“重新”意同。“挨”是做事不利索、时间利用率不高、磨蹭的意思,与“挨打”无关。“落图”恐怕麻城外的人就更不理解了。它是给人办事时所追求的“小费”,“图”是追求的意思,“落”是所获得的意思。像这样一类在麻城至今用得十分广泛而别地区的人很难弄明白的方言还有“好(hào)意”、“晚夕”、“顿”、“着”、“剌八着”、“干的好茧儿”、“开果子铺”。以上抄引的两句骂人的话也是麻城人至今还用的。其中“人皮包着狗骨”一句在与《金瓶梅》写作同时同地的《寒灯夜话》(注:李贽撰)里有这样一段话:“林曰:
‘果如此,则人真难形容哉!世谓人皮包倒(麻城方言:着)狗骨头,我谓狗皮包倒人骨头。未审此骂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骂人
20。’”由此可见,此句是当时麻城一句很流行的骂人的话。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了。但这足以说明《金瓶梅》中这些方言采集于麻城,也说明作者深入麻城市井生活的程度,如果作者不在麻城长期居住、生活,是绝不能获得如此丰富的麻城方言的。麻城方言是考证《金瓶梅》写作的活化石,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使用的麻城方言,能清晰看到作者眼中麻城的市井生活与作者创作的过程。也许有人以《金瓶梅》里采用最多的是山东方言为据,推出作品书成山东的结论。不错,如王世贞祖籍是山东琅琊 ,且在山东青州任过兵备副使。屠隆虽是浙江人,但在临近山东的河南的颖上做过知县,采用山东方言写作是很便利的。至于冯梦龙、李贽等都曾游历过山东,即使他们没有在山东当官久居,但他们是有相当素养的文学家,单凭反复研读《水浒传》就能模仿出山东方言,以求得与《水浒传》的一致性。然而,如果“兰陵笑笑生”没在麻城生活过、体验过,他是绝对不可能凭想像写出麻城方言的。而麻城方言的采集运用,正反映出作者实录现实的写作态度和语言运用的灵活性,在第六十四回中作者借温秀之口道出了仿用山东方言和麻城方言写作的秘密:“温秀才在旁边笑说道:‘老公公说话,太不近情了。居之齐则齐声,居之楚则楚声。老公公处于高堂广厦,岂无一动其心哉?’”作者在这里特别点出“楚”(麻城),恐怕不单是为了说明流寓他乡的人应该具备的向生活学习的能力,而是为日后读者破解“兰陵笑笑生”行踪留设下的一处解码,真是煞费苦心。再说,模仿山东方言(齐声)是以“《水浒传》为外典”的基本写作要求,是必须的、被动的,而采用麻城方言(楚声)是自然的、主动的、真实的反映,而且这种反映弥散于整套书的各个章节,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作者长期在麻城生活过;二是对麻城方言深透的了解与熟练的把握。
于是,《金瓶梅》的一条尘封数百年的神秘线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兰陵笑笑生”客居麻城——以麻城市井生活为写作素材创作《金瓶梅》——书成后便交给可靠的朋友刘承禧收藏——袁中郎、董其昌等在刘承禧处抄得并传播开去。总之,所有的史实聚焦于一个结论:《金瓶梅》成书于麻城。
《金瓶梅》真本何处寻
《金瓶梅》与麻城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学术界普遍认为,后来的刻本多被书贾们添枝加叶,乱改乱删,而又“以‘孤本’、‘古本’相号召
21。”才导致社会上的膺本泛滥。
真本《金瓶梅》还可能在麻城吗?下面我们不妨作些推测:刘承禧还有一位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后裔———刘侗。他是明末“竟陵派”的重要人物。他良好的文学素养应该说与刘氏世代丰富的书籍收藏分不开。由此推之,《金瓶梅》在刘家珍藏下来是不成问题的。从清朝到民国三百年间,刘氏家族的地位虽不如明末,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刘家仍是麻城数一数二的望族。再说,这几百年间刘氏家族读书人很多。据此,真本《金瓶梅》在刘氏家族中收藏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从另一方面看,明清两代麻城读书为官者很多,藏书之风很盛。据《麻城县志》
22载,明朝时麻城有进士 101人(翰林 10人);武进士 26人(榜眼 2人);举人 348人(解元 8人);武举人 36人(解元 3人);清朝时,麻城有进士 46人(翰林 12人);武进士 4人;举人 165人(解元 3人、经魁 7人),武举人 68人。这也为真本的收藏传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但是,毕竟时间久远,其间又多风雨,寻找真本《金瓶梅》是非踏破铁鞋不可。呜呼,但愿国宝自有天佑!
参考文献:
①见《金瓶梅资料汇编》85页

②见《麻城县志》光绪版 264页

③见《金瓶梅资料汇编》102页

④见《万历野获编》卷21《禁卫》

⑤见《麻城县志》光绪版 264页

⑥见《复旦大学》1983年第 3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注解①

⑦见《麻城县志》民国二十四年版 23页

⑧见《金瓶梅资料汇编》190页

⑨见《袁中郎全集》卷 21

⑩见《金瓶梅资料汇编》97页

11见《金瓶梅资料汇编》149页
12见《金瓶梅资料汇编》165页
13见《焚书》第 32页
14见《金瓶梅资料汇编》154、155页
15见《金瓶梅资料汇编》89页
16见白战存撰《李贽及其治学风格》316页
17见《万历野获编》卷25《金瓶梅》条
18见《金瓶梅资料汇编》102页
19见《金瓶梅资料汇编》87页
20见《焚书》第 4卷
21见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
22见《麻城县志》清光绪版 199—237页

编者按:刘文《〈金瓶梅〉书成麻城》,他以“金学”界热疑的作者大都寓居过麻城,并大量采用麻城方言入书等为据,言之凿凿,真实可信,然终究是推论。若退一步说该书或成于麻城,似乎更为妥当。

张献忠入麻城

屈苇滨
明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六,张献忠未失一兵、未费一箭,兵不血刃,风光无限地进入麻城县城。这在他十四年来腥风血雨的征战生涯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

张献忠,陕西肤施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与李自成同龄。他身材高挑,体型偏瘦,虎背熊腰;脸色微黄,双眉如剑上指。他还蓄了一副很好看的胡须,长到一尺六寸;如果不是他造反成了“贼”,大约是可以被称作“美髯公”的。
崇祯三年(1630),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渐成燎原之势,张献忠投奔到马守应营中,因身手矫健,作战勇敢,加上面呈黄色,在军中被大家称作“黄虎”。不久,他自己便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当时,起义军主要是分散活动,自取名号,共三十二营,比较著名的有闯王高迎祥、过天星张五、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闯塌天刘国能等。李自成与刘良佐当时还属高迎祥部下,称闯将,张献忠则自称西营八大王。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在荥阳召开大会,李自成与张献忠崭露头角,成为两
支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但直到进入麻城之前,张献忠的作战并不顺利。
明末的农民起义军被明朝官员称为“流寇”,这个“流”字很准确,他们的确是没有什么目标,哪里官军力量薄弱就往哪里去,哪里能获得粮食、财物就往哪里去,一边打仗,一边补充兵源和粮食、物资。他们基本不攻坚,遇到城池和寨堡,好攻就攻,不好攻就绕道走。
张献忠也一直是这么“流”着的。
从崇祯八年(1635)到崇祯十年(1637),张献忠转战河南、南京、湖广,打了不少胜仗,也吃了不少败仗,总的形势是一直处于官军的围堵之中。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张献忠、罗汝才被官军围堵进入房县、竹山县一带。张献忠打着官军的旗号准备袭击南阳,将部队驻扎在南关。这时,明总兵左良玉刚好率部来到,起了疑心,派人召见驻在南关的“官军”首领;张献忠装不下去了,赶紧逃跑。左良玉放马追赶,两马相望之际,左良玉连放两箭,一箭射中张献忠眉心,一箭将他的中指钉在弓靶上。正在张献忠十分惶恐之际,左良玉的大刀又劈上了他的面门,鲜血染红了铠甲。这时,幸亏张献忠的第一爱将孙可望上前死斗,将张献忠救下。一路逃窜至麻城,左良玉紧追不舍;一天一夜逃跑七百多里,一直逃到谷城县。正月初九的夜晚,进入谷城,张献忠立即发出榜文,大意是:我决心为国家平定叛乱,已经将李自成赶跑了;现在放下武器,归顺朝廷。
张献忠要投降了。为了达到投降的目的,他选择了两块一尺见方的碧玉、两颗直径盈寸的珍珠,让孙可望带着去贿赂总理(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身份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熊文灿。熊文灿接受了张献忠投降的请求。
但张献忠是诈降,是危急时刻的权宜之计,更是缓兵之计。他如果不来这一招,可能就要死在左良玉的刀下了。现在他摇身一变,成了官军,种种质疑、责难、愤怒,全由总理熊文灿给顶着;而他,仍然可以屯兵谷城,索要军饷,设卡征税,打造军器,训练士卒。对此,明朝的官员们看得一清二楚,左良玉咬牙切齿,熊文灿也心知肚明,但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该护着的时候还得护着。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六日,在熊文灿的“关照”下,张献忠再一次从容地反出谷城。
再反的张献忠,又迅速陷入官军的围堵之中。七月二十二日在房县大败左良玉后,张献忠进入陕西、四川交界的山地潜伏。楚、川、陕三省官兵对张献忠呈合围之势。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左良玉会合官军各部大败张献忠于太平县(今万源县)的玛瑙山。张献忠这一次败得十分狼狈,将士死伤过万人,辎重丢失殆尽;九个老婆丢了七个,眉心还中了左良玉一箭,差点丧命,仅带着千余骑兵逃出战场。
七月,张献忠与罗汝才合兵,经过苦战,进入四川开县。至次年正月,张献忠率部转战四川,先后经达州、剑州、广元、巴西、绵州、内江、成都、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泸州,再经成都、汉川、德阳、巴州、达州,绕了一个大圈,又返回到开县,并烧毁驿道,总算暂时摆脱了官军的围堵。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初,张献忠突袭襄阳,返回湖广。一路攻陷城邑,先后破樊城、当阳、郏县、光州、新野,掠商城、罗山、息县、信阳、茶山、应城,于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徐州,七月围郧阳、掠信阳。八月,左良玉在信阳追上张献忠,双方立即展开一场血战。张献忠在大败之际,又被李自成趁火打劫,人马几乎损失殆尽。这时罗汝才投奔了李自成,并拿出五百骑兵资助张献忠,让他赶紧逃命。
张献忠一路往东,收编队伍,又拉起一支人马。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起,张献忠一路攻掠潜山、全椒、舒城、六安、庐江,直逼南京。九月二十四日夜,张献忠遭官军总兵黄得功部偷袭,损失惨重。于是转而往西,攻桐城,破太湖,陷黄梅、蕲水、蕲州。至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六日,入麻城。

但“流寇”们并不是第一次“流”到麻城。
早在崇祯七年(1634)他们就来了,来的人不少,但不怎么像队伍;每天来来往往地在乡下抢劫,并不攻城。崇祯八年(1635)正月,张献忠往荥阳参加起义军首领会议,途经麻城。麻城知县刘星耀率军民守城。张献忠占据石堰、霸陂,双方对峙。第二天早晨,张献忠带人从东南方向进山,然后往英山方向去了。三月,起义军首领满天星带大队人马再来麻城。官军副总兵马人龙、副将雷应干带一千多人防守在阴山畈。刚一交锋,官军获胜。这时,天突然变了脸,狂风骤起,大雨倾盆。狂风暴雨中,起义军越来越多,越战越勇,官军大败,马人龙、雷应干与游击冯虎昂连同上千士兵几乎全部阵亡。
这一仗下来,官军全然没了斗志;剿“贼”不行,倒是时不时地学着“贼”的招数掳掠百姓。麻城周边动荡不安,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有钱的乡绅大户,更担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于是,各地的乡绅便自发地组织起来,建山寨,筑堡垒。一时之间,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山区出现了几百座寨堡,比较著名的有“蕲黄四十八寨”。在麻城,秀才鲁元孙兄弟建起了云雾寨,举人胡公国建起了拜郊寨,秀才周木营建起了梅侯寨,但最著名的当数梅之焕主建的沈家庄护生堡。
梅之焕,字彬父,号次公,生于明朝万历三年(1575)。他身材魁梧,精于骑射,同时博闻强志,学力深厚。万历三十二年(1604),梅之焕考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广东按察副使、山东学政、通政司参议、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崇祯初年,梅之焕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甘肃,参赞军务。在甘肃,梅之焕整顿军务,提升战力,多次打败入侵的蒙古部落军队,还平定了内部的哗变,建立了赫赫的战功。但因为为人耿介,性格刚强,他也总是遭到权臣的嫉恨。天启末年与魏忠贤党抗争,差点丧命;崇祯三年(1630)又被以“勤王误期”为借口革职回乡。
梅之焕特殊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决定他必然要成为领袖人物。在“流贼”纷扰、流民遍野、烽警迭起、一夕数惊的严峻形势下,麻城县府一班人束手无策。这时,梅之焕以退休官员的身份直接介入到县里的一切大小事项。他将县府的衙役、家里的仆役和乡间游民组织起来,编为正兵和游兵两部,正兵为作战主力,游兵为预备队,都由他统一指挥。他在县城关厢开辟了一个炮兵阵地,装备了若干南赣大炮和东粤红衣大炮,还通过军队的关系借来了几百名炮手。他在县城各门建起瞭望台,派人不间断地观察敌情。他在进入县城的各要害处埋伏枪手和弓弩手,防止敌人渗透。他在距县城八里的沈家庄建立寨堡,与县城彼此呼应,呈犄角之势。
起义军官兵对梅之焕和他所领导的“梅家军”十分害怕,平时只在乡下掳掠,每当靠近县城和沈家庄,就格外地小心谨慎。有一件绝对真实的事:起义军首领老回回来麻城,他手下一名士兵对他献殷勤,说沈家庄梅家院内有好多骏马,可以派人去抢些回来。老回回一听,大怒,指着这个士兵说:“你竟敢哄老子去吃大炮!”说罢,抽杀将这个士兵砍了。据说,张献忠对梅之焕也特别忌惮,每次从麻城东边经过,都要告诫手下军士,让他们不要靠近沈家庄。
有一种说法,说是张献忠曾在梅之焕部下从军,对梅之焕十分敬重,所以每次从沈家庄外经过,都要求将士们收起兵器,脱下盔甲,低着头静悄悄地过去;不是害怕,而是致敬。按有关史书记载,张献忠没有在梅之焕部下从军,倒是李自成曾在梅之焕部下从过军,而且张献忠从军的部队不是甘肃镇,而是延绥镇;所以,这一说法多半是“李冠张戴”,将李自成的事移到张献忠头上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张献忠早年往四川贩卖骡马,被官府抓获,审讯他的是麻城人陈楚产,当时任提刑按察副使。陈楚产见张献忠气度不凡,便从轻发落,将他释放。张献忠思日后图报,问陈楚产家乡所在,陈随口答道:“屋挂包茅树挂草,无河却有二道桥。”张献忠将这两句话牢记在记里。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来到麻城宋埠拜郊一带,眼前呈现出“屋挂包茅树挂草,无河却有二道桥”的景象,认定是找到了恩人的家乡,进而四处寻找恩人,但没有找到,他于是在那里筑了一座土台,在台上望空礼拜,表达对恩人的感激之情。这地方从此被人们称作“拜郊”。而陈楚产又恰是梅之焕的姑父,所以张献忠连带着对梅之焕,甚至对所有麻城人都心存感激,在麻城不怎么杀人放火。这一传说很有人情味,但同样有“移位”的感觉。张献忠年轻的时候应该没有去四川贩马的经历,陈楚产也没有在四川当官的经历;更何况,张献忠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而陈楚产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就辞官回麻城居住,他们根本就没有见面的可能。倒是有一件事与这个传说有相似之处。张献忠年轻的时候在延绥镇从军,因违犯军纪,总兵王威要对他施以极刑。王威手下副将陈洪范见张献忠相貌奇特,内心惊奇,觉得他不是一般的人,便为他求情。结果同案的另外十七个人都被杀死,只有张献忠在挨了一百鞭子的惩戒后被赶出了军营。从此,张献忠对陈洪范特别感激,用檀香木刻了个陈洪范的雕像,将他供奉起来,每顿饭前都先对雕像上供祭拜。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张献忠战败逃到谷城,听说已升任总兵的陈洪范就驻扎附近,便派人献上美女和珠宝,并通过陈洪范向熊文灿请降。所以这个传说是根据张献中与陈洪范的故事改造的,事实上与陈楚产无关,与梅之焕更无任何联系。
不管张献忠对梅之焕究竟有无私意,但梅之焕为朝廷、为麻城抗“贼”、剿“贼”的决心是毫不含糊的。和他并肩战斗的有他的堂妹夫、退休家居的前吏部尚书李长庚,还有同样退休家居的前礼部侍郎刘钟英,他们被誉为“西陵三老”。在晚明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以梅之焕为首的一批麻城乡绅仍在勉力支撑着那行将崩溃的大厦。他们坚守着,抗争着,与一批批潮涌而来、飘忽而去的起义军整整对峙了八年。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十二日,梅之焕去世。
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六,张献忠进入麻城县城。

张献忠入麻城,不是他用武力攻入的,而是被麻城人请来的。
在明朝,麻城算得上是人文荟萃,有姓名可考的文进士 101人,武进士 24人。出的读书人多,当官的就多;而这些读书人往往扎堆似地在一些家族诞生,于是先后造就出刘、邹、李、周、董、熊、田、彭、梅等一批名门望族。到晚明时期,各家族公认的是刘、李、周、梅四大望族。这些望族有权、有钱、有势,还有一样特别扎眼的,就是奴仆,每家养了几百甚至上千的奴仆。这本是很风光的事,但到了乱世,就不免成为安全隐患。
崇祯三四年间,麻城到处传言,说是皇帝下了命令,要解除奴仆的身份,让他们成为平民。奴仆们非常激动,聚集在县城要求落实皇帝的指示,他们在广场上树起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万众一心”四个大字,还在旗竿上挂了一把东洋战刀。他们还张贴告示,号召奴仆们行动起来,与各自的主人展开斗争。这时县令蒋煜出来辟谣,他说朝廷没有解除奴仆身份的诏令,奴仆叛主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如不迅速悔改将格杀勿论。一番恐吓算是将这次“奴变”的风波从表面上平息了。
崇祯八年(1635),各望族纷纷兴建寨堡,组建家兵。所谓家兵,就是从武装奴仆开始。他们给奴仆们做统一的军装军帽,配备各种兵器,甚至还装备一些战马。各家族在装备的数量、质量及花样翻新上形成炫耀和竞争的态势。奴仆们从来没这么风光过,他们成群结队,招摇过市,那一份荣耀和快感洋溢在脸上,表现在言语和行为上。梅之焕的梅家军当然高人一筹,不仅服饰光鲜,刀枪明亮,战马骠劲,还别具一格地配备了上百门西洋大炮。这可是正规军的装备呀!梅之焕的见识也高人一筹。“流贼”一来,他就看出了门道:这些从陕西、山西、河南转战而来的“泥腿子”,缺乏训练,也不怎么懂兵法,没有精良的装备,更没有稳定的后方;他们什么也没有,但有一样不缺,那就是人,总不断地有那么多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哪怕今天打得只剩单枪匹马,旦夕之间,他们又会变魔法似的成为一支大军。梅之焕感叹:虽然当今皇上很“英明”,但奸臣误国,大明已经丧失人心,满地都是想造反的“乱臣贼子”呀!怎么办?关键要把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控制住,不让他们加入到造反的队伍。于是,他大量招收无业农民,不论是麻城本县的,还是外地流落到麻城的。但他对这些人并不放心,所以将他们另编一营,称作游兵,由他自己亲自带领,每天都与他们一起活动,随时小心控制,防止他们投敌或闹事。
但梅之焕去世后,局势就有点失控了。奴仆和游兵们组成了两个“协会”,一个叫直道会,一个叫里仁会。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在“两会”的组织下,麻城再次发生“奴变”。这一次不是集会请愿,而是直接起义。他们劫大户,杀士绅,分财物,占县城。士绅阶层也联合起来进行反击,在县府的支持下,他们将各山寨的队伍串联起来,包围了县城。被包围在县城里的会众十分恐惧。在首领汤志的主持下,他们开了个紧急会议。会上,汤志提出由秀才周文江为首领,由他自己出城去寻找张献忠的起义军。于是,他乘着夜色,让人用绳子吊下城墙,逃出了城。汤志一路往东,直到南直省的潜山县(属今安徽省),见到了张献忠,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张献忠闻言大喜。要知道,张献忠于崇祯十四(1641)年九月大败以后,幸亏罗汝才资助五百骑兵,作为资本,十九个月来,出生入死,剑戟丛中熬下来,到现在,也只有骑兵七千人。他太需要补充兵源了。麻城的“两会”会众可真是送上门来的一份厚礼。他立即决定发兵麻城。张献忠的骑兵一到,麻城围城的山寨兵一看不是敌手,连忙撤围而走。张献忠带着他的队伍,在城内会众的热烈欢迎声中,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麻城县城,这也是张献忠唯一一次进入麻城县城。

张献忠的队伍占领了麻城,各寨堡土崩瓦解,只有朱山寨坚守不降,县令陆晋锡逃往朱山寨。为了保命,士绅们大抵都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向一直被自己视为“贼”的八大王屈服,有的欣然归顺,有的行贿保命。麻城第一大望族的掌门人刘侨,是曾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刘天和的曾孙,中万历二十年武进士,袭荫锦衣卫,授职五城都督、少子太傅。张献忠进入麻城的时候,他被削职在家。刘家自刘天和以后,三代在锦衣卫任职,积累了大量的钱财,搜罗了大量的珠宝古玩。这时,为了保命,刘侨通过周文江向张献忠送上两个美女和价值达千两银子的金器玉杯。普通人没有东西送,但他们积极参军,五万七千人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张献忠将他们组成一支新军,称为新营。
麻城人的顺从,让张献忠很受用;一向以残酷著名、动不动就屠城的八大王,据说在麻城没有杀一个人。
但这是不准确的。张献忠进入麻城以后,抓获了县教谕萧颂圣、县丞李体明,这两个人是硬骨头,宁死不降,张献忠就将他们杀死了。
有一本历史书《甲申传信录》,上面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张献忠进攻麻城一个多月,没攻下来。天气不好,连下了十天雨。张献忠心里烦躁,在一处高岗上对天祈祷,说:“老天爷,如果你明天放晴,我一定为你献上一盘朝天烛,好好地祭祀你!”身边的人都不明白这“朝天烛”的含义。第二天果然风卷云收,天将放晴。张献忠让士兵将县城周边的小脚女人全部捉来,抓了一千多人,然后将她们的脚全部割下来,堆成一座小山,像盛在一个极大的盘子里一样。张献忠还不满足,一心想找一只更小的脚,插在这“小山”的顶端。
张献忠身边带着一个侍妾,长得十分漂亮,尤其有一双缠得很小的三寸金莲,很讨张献忠的欢心。这时,这侍妾多了一句嘴,她说:“这些脚都不如我的脚好看,如果能找到一只像我这样的脚,才可以用来加到这些脚的上面。”张献忠下意识地端详了一番这爱妾的脚,心里说,真是美丽的三寸金莲啊!于是下定决心,让士兵将这脚割下一只,插到了这“小山”的顶上,充当了祭天的“朝天烛”。看着这“朝天烛”,张献忠不禁大呼:“不亦快哉!”就在这一天,麻城陷落。
这显然与汤志引张献忠入麻城的事实不合,可以看出,是清朝以后士绅阶层过度渲染张献忠滥杀无辜的一种版本。
张献忠占领麻城后,改麻城县为长顺州,任命周文江为知事。然后将得胜之师,以在麻城扩充的新营为主力,一举攻下了汉阳、武昌。在武昌,张献忠铸“西王之宝”,改武昌为天授府,任命了一大批官员,麻城的周文江任兵部尚书,汤志为游击,刘侨为锦衣卫指挥使。

没过多久,官军四面云集,左良玉再次大败张献忠于武昌、汉阳。张献忠无力恋战,只得继续他以“流动”求发展的绝活,转战湖南、广西、江西,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春再次进入四川,不久即占领四川全境。
张献忠南下湖南以后,江北各地又迅速被官军收复。这时,凤阳总督马士英驻节寿州,于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派遣霍山秀才黄鼎悄悄来到麻城,与刘侨、田兰生、周从极等士绅取得联系,由他们出面策反周文江。周文江欣然从命,举兵反正,捉拿汤志,处以“磔”刑,就是一寸寸地割死。
周文江因为重贿马士英,不仅保住了性命,还得了个参将(有的书记载为总兵)的职务。
刘侨虽策反周文江有功,但在左良玉收复蕲、黄一带以后,毕竟心里没底,便剃去头发,简单地改变了一下模样,逃往外地藏起来。这时,御史黄澍反复上书要拿他归案,情急之下,他又向马士英行贿。这时,崇祯皇帝已死,马士英因拥立福王有功,成为南明弘光朝廷的第一大开国功臣、首辅大臣。而他与黄澍是冤家对头,便恢复了刘侨的官职,让刘侨出面来充当攻击黄澍的打手。
来麻城策反周文江的霍山秀才黄鼎,字玉耳,是个头脑灵活,投机钻营,没有政治信仰的人。马士英让他任麻城知县。在麻城,他看上了梅之焕漂亮而英武、在山寨带兵的女儿,娶她为妻。他暗中托人铸造了一把李自成式的“果毅将军印”,向马士英报功,说是从李自成军中缴获的。马士英明知是假,但仍然大加吹嘘,上报崇祯皇帝。于是马士英获得丰厚奖赏,黄鼎晋升为副将。麻城人民对黄鼎的行为很看不上眼,纷纷表示:“假印不去,真官不来。”不久,清军南下,黄鼎又投降了清军总督(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被授予总兵职务,驻兵江南。而他的妻子梅氏则带领数万人马转战于英、霍、庐、凤的群山之中,与清军周旋,多次击败清军总督(兵部尚书,总督江南、江西、河南三行省)马国柱。马国柱找到黄鼎,问:“你能劝说你的夫人投降吗?”黄鼎答:“不能。但如果让我们的儿子去,可能有一线希望。”于是派他们的儿子去劝降。梅氏在庐州见到了儿子,对他说:“儿子啊,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道理为娘的明白。但是志士要坚守自己的志向,不能随意改变。你回去告诉马总督,让他来庐州见我,谈得好,我就解散我的队伍,让他们剃发归顺新朝。但是我要始终居住在山里,坚守我的初衷,绝不像你的父亲那样被调往别的地方。”随后,马国柱来到庐州见梅氏。梅氏带部属出见,一身戎装,金盔铁甲,威风凛凛,令马督私下赞叹不已。按约定,梅氏解散军队,而她自己则终老山中。黄鼎在江南,又暗中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家族往来,后来事情败露,他便服毒自杀了。
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在成都宣布建立大西国,即皇帝位。
清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在与清军的作战中中箭,死于川北的凤凰山。
随着张献忠参加革命的五万七千名麻城子弟兵结局如何呢?这恐怕要成为永远也解不开的谜。但还是可以作一个合理的揣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战死在沙场,极少的一部分会侥幸地活下来。如果革命成功,这些活下来的人当然就是英雄、将军,要受到封妻荫子的奖赏;但革命失败了,他们或者受伤掉队了,或者是战败失散了,或者偷偷当逃兵了,然后他们就长期隐姓进名,或者出家当和尚,或者为大户人家作奴仆,或者给没有儿子又想要儿子的人家做儿子或上门女婿,或者开荒种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血与泪写成的历史,进而构成“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传奇故事的续集。

于成龙东山平叛

金 木
于成龙,字北溟,清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 67岁,谥号“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 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康熙八年(1699)于成龙因功由合州知州迁黄州府同知,镇守岐亭,时年五十三岁。 这里顺便说一下清代的有关官制。清代省与州县之间设府,知府一人,统管几县。 同知系知府属官,即郡丞,其职责是协助知府执掌一州政事,主管一地之治安,一府之中,其地位仅次于知府,故设于岐亭的同知衙门被称为“二府”。
镇守岐亭期间,正值社会动荡之际。于成龙在任期间,励精图治,编保甲促各处联防,重教化使百姓知法,除大盗保一方平安。在他的治理下,麻城及周边地界形势趋于稳定。直到康熙十二年,三藩作乱,波及麻城,从而留下一段于成龙东山平叛的故事。
一、起烽烟
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联合平南王尚可喜及靖南王耿精忠反叛,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一时间,那些看风使舵的降清官僚,群起响应。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襄阳总兵杨来嘉、陕西提督王辅臣等振臂助之。数月之间就占据岭南六省,形成燎原之势。次年春,叛军进攻湖南长沙、岳州,军锋直指湖北,湖北吃紧。清廷命湖北巡抚张朝珍驻军武昌洪山,抵御吴三桂。
这一年,于成龙因举“卓异”官升一级,被迁为福建建宁知府,张朝珍不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失去于成龙这个得力帮手,便上奏朝廷,将他改任武昌知府。于成龙更受器重。每有兵事,张朝珍必招于成龙谋议。时局多变,于成龙和张朝珍坐在火山口上,每日惴惴不安,谨小慎微。
有一天,谍报武昌有大户人家与吴三桂相通,且私藏武器准备谋反,张朝珍打算发兵剿灭。于成龙劝阻道:“自烽警起,官宦大户皆躲匿湖山之中,养家丁私备武器以防他盗,不足为虑。如若巡台加兵,恐怕人人自危,民心大乱。所谓牵一发而动全局,不可轻举妄动。”
张朝珍听从了于成龙的劝阻。后来这些藏备器械的大户,果然没有参与吴三桂叛乱。
三月下旬四月初,大批清军南下,与岳州长沙的吴三桂叛军作战。于成龙奉命前往咸宁蒲圻造桥,以渡清军。
四月七日,在咸宁守备及巡驿的大力协助下,咸宁河木桥修造成功。当日,于成龙又转移到蒲圻造桥。时值梅雨季节,阴雨绵绵,河水暴涨,不能打桩造桥。于成龙遂决定连舟造浮桥,然而没有船只。张朝珍接到禀报,觉得水激浪高,打木桩造桥困难太大,连舟为桥的办法可行,于是从武昌府崇阳县调拨了一批船只,运到蒲圻。并命令于成龙二十九日造成浮桥。
于成龙守在蒲圻,一边准备造桥,一边招抚流民。
四月十二九日,由于大雨如注,于成龙没能如期造成舟桥。吴三桂在死战的同时,在清军后方展开政治攻势,散布封官许愿的传单(清廷称之为“伪札”)煽动乡民反清复明。湖北与湖南唇齿相依,本来就动荡不安,在吴三桂的煽动下,乡民纷纷酝酿起义。五月初,武昌和大冶小股乡民揭竿而起,反对清廷,支援吴三桂。张朝珍准备派军镇压。于成龙闻讯大惊,立即呈文告诫张朝珍:“民乱应防患于未然,现在既已反乱,以抚民之心为上策。为了不使百姓生疑,抚民时不可带众多兵马,同时广收逃兵,勿使其散布流言,勿使其无路可走而加入乱民。”
五月上旬,蒲圻和咸宁地区,大雨倾盆,山洪暴发。于成龙担心咸宁桥被洪水冲没,星夜驰至咸宁,加固了一番。九日冒雨到蒲圻搭造浮桥,可惜洪水滔天,无法下桩。十日料理造桥财物,十一日冒雨造桥,勉强成就。然水声如雷,激浪奔腾,令于成龙提心吊胆。恰在此时,于成龙得到了非常糟糕的消息:咸宁桥已被洪水冲没,大队清军被阻绝在河岸边。
桥因天灾被毁后,尽管于成龙为自己申辩过,还是没有得到朝廷的谅解,被革职。张朝珍也无法保他。
于成龙被革职后,打算回老家永宁,安享天年。到武昌洪山辞行,却被张朝珍留在军营,料理粮饷等军务。当时吴三桂散发的传单遍布湖北州县,麻城、大冶、黄安、黄冈等地农民依山结寨,纷纷起义。大冶县的黄金龙得到吴三桂的传单后即扬言自己得了天书和宝剑,在兴宁山中鼓动当地农民起义。守道徐君惺率兵前去征剿,黄金龙逃匿到麻城刘君孚家。刘君孚此时也得到了吴三桂的传单,准备于七月起义。因担心事情败露,便于五月十五日返回他的家乡曹家河,拥众数千人,占据东山。麻城县的鲍世荣、李公茂、陈恢恢等人也群起响应。黄州守将王宗臣率兵进剿东山,兵驻东山脚下的兴福寺;麻城县令屈振奇率乡勇进驻白杲镇。二人正在商议会兵进攻之策,被刘君孚的骑兵乘夜偷袭,杀得七零八落,丧魂落魄,王宗臣和屈振奇率领残兵羸马退守麻城,不敢迎战。
张朝珍密召于成龙在辕门帐下,设酒款待,三巡之后便说:“于君在黄州贤声素著,向得民心,平抚东山,非君不可。望于君莫以革职而耿耿于怀,往抚东山,为朝廷解忧。”
于成龙慨然应允,并且说只需带以前守蒲圻的数卒前去即可。
在场文官武将大为惊异。于成龙开怀畅饮,大醉,当晚卧于军帐。张朝珍的谋臣纷纷指责于成龙斗胆妄言,劝谏张朝珍不应委命于醉汉。张朝珍却对于成龙深怀信心。
二、入虎穴
夜半酒醒,于成龙立即整鞍辞行。当夜离开洪山,渡过长江,沿汉麻路向麻城县疾驰而去。次日入麻城县境,当即发布安民告示,晓谕沿途士民:不必惊慌远窜,各宜归家务农。
麻城百姓闻知昔日之“于青天”来抚东山,心神大安,有不少人夹道迎送,提供刘君孚、刘青黎、黄金龙等人啸聚东山的情况。
二十四日,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跋涉,于成龙到达东山脚下的白杲镇,离刘君孚山寨十余里,当即发布告示声明:士民被胁从反乱者允许自首,自首则免罪不究;有人遭诬陷而反乱者允许赴诉,赴诉之后听其自便。被诉官员一定纠参。三日之后仍不投诉,则以从贼论处。并派士兵给东山起义的农民送去令牌:
牌传谕东山士民知悉:牌到之日,速候本厅,亲临投见,辩明作反情由。尔民自称良善,何忍背叛朝廷?将本厅平昔劝谕‘安生理,保身家’等语竟置若罔闻也!如数月不见,竟成仇乱,本厅立即回省,任兵马剿灭,本厅亦不为尔民姑息矣。言出衷肠,切勿漠视。
于成龙在黄州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百姓视其为亲民之父母。又见他的令牌字字至诚无伪,句句动情寓理,于是纷纷下山求见。于成龙辕门敞开,任投见的乱民便步而入,并亲自下堂扶迎,看茶看座,倾听乱民诉说,了解东山之乱的真正原因。
原来祸端起于麻城县李攀龙私藏吴三桂传单一案。
李攀龙私藏吴三桂传单,被麻城知县屈振奇扣拿审问。屈振奇的心腹捕役邹克忠四出讹诈,扬言“伪札”内有某人某人的姓名,并将县城里的所有绅士拘拿到案,严刑拷逼,搞得麻城县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五月十五日,鲁家台乡约鲁相美,徐家堡乡约周美公和曹家河、李家集的几名乡约赴县点卯,屈振奇听信了邹克忠的诬告,在毫无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将乡约拘拿入狱。
东山曹家河的刘君孚闻讯惊恐,召集了数名乡绅商讨时局。他的侄儿刘青黎自幼丧父,被他抚养,所以也算他的养子。刘青黎因欠人二两银子,被人告知邹克忠,说刘君孚、刘青黎私藏“伪札”。邹克忠准备剿捕。刘君孚闻讯立即占据东山,结寨起义。
于成龙了解到东山起义的原因后,立即给黄州徐道台写信,要求释放被关押在麻城县牢房中的无辜百姓:“狂夫倡乱则宜剿,赤子弄兵则宜抚,自古皆然,况逼而走险,啸聚山林,情有可原者乎 !”
这封信阐明了于成龙对待农民起义的根本态度。于成龙所谓“狂夫”指的是响应吴三桂反叛,企图立功而坐显位享富贵者;所谓“赤子”指的是平民百姓。“狂夫倡乱”指的是响应吴三桂反叛的变乱,“赤子弄兵”指的是农民起义。即使“狂夫”偶尔为之,也应开一生路,宽大处理被蛊惑被胁从的无知愚民。在信中,他一分为二地分析了东山起义的性质,决定采取抚慰的方式。首先请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百姓,作为和平解决东山之乱的前奏。然而,于成龙是被革职的人,所谓“人微言轻”,所以徐道台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于成龙于二十五日又给张朝珍写信,要求查办邹克忠,烧毁无辜者的供词,释放被监禁的无辜平民,并客观地介绍了东山之乱的直接原因和具体过程,更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东山之乱的看法,认为平息东山之乱的关键是要查处县官,释放无辜,只要如此,祸端可息。
刘君孚曾在于成龙的歧亭同知府做过捕役,十分敬畏于成龙。初闻于成龙领兵来剿,又惊又怕;后探知于成龙仅带兵二十几名,于是转惊为奇,转怕为疑。当接到于成龙的抚东山令牌时,狐疑不定,首鼠两端。黄金龙见刘君孚优柔寡断,起义的军民纷纷投奔于成龙,料知事情不妙,乘夜逃亡到麻城和黄冈交界的纸棚河(即今芦家河)。黄金龙逃亡之后,刘君孚更是六神无主,如坐针毡,起义的农民全无斗志,自己独木难支,料知大势已去,有心投降,又恐自投罗网,诛灭九族,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然不可终日。
于成龙考虑到刘君孚仓皇起事,事出有因,又考虑到刘君孚曾为自己部下,有一定的交情,估计招抚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决定三日后亲自入山规劝。
五月二十七日,于成龙写了一幅“降则不死”的谕帖,打发一名乡约先入山送给刘君孚,并说明自己为保全众民之生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将亲自入山招抚。日出东山之时,一名乡约鸣锣开道,于成龙骑骡随后,径直向山寨走去。
刘君孚接到谕帖,惊慌失措,主意尚未拿定,就听见山下锣响,连忙传令起义军把守山关,刀枪出鞘,箭矢上弦,自己隐在山后偷看:一旦于成龙举动不轨,立即将他杀死在山谷之中。刘君孚见于成龙单骑进山,起先怀疑后有随兵,担心上当受骗,后见他神态自若,确无随兵,便打开山门,放他入寨。于成龙穿过森森排列的刀枪,径入山寨,升堂坐下,满面怒容。众起义军士顾恋旧情,含泪肃立,默不作声。
“君孚老奴安在?”于成龙突然厉声问道。
“大王有事,暂时外出,稍候即到。”
“尔辈良民,何敢做贼自取屠戮 !尔等任父母妻子藏匿于荒山野岭,备受风寒酷暑,且性命难保,尔等仁心孝心安在 ?”
众军士垂肩屏息,有几个受过他恩惠的人竟然下跪哭诉。于成龙一—扶起,改换了口吻,心平气和地问:
“山中雨水如何 ?庄稼如何?”好像到山中访查民疾民苦。
时值中午,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异常。于成龙喝了一瓢凉水,命军士脱鞋掌扇,自己则袒露胸腹,仰卧床上,说天气太热,要小睡一会。言毕即睡,顷刻鼾声如雷。
刘君孚躲在门后窥视于成龙,见他毫无戒备,确实是劳累过度而寝,便安心等待于成龙午睡醒来商议招抚之事。
夕阳西斜,于成龙方舒肢展臂而醒,翻身坐起,睡眼朦胧,见刘君孚仍然未到,便大声疾呼:“老奴何为久不出迎 ?岂有客至而不备酒菜之理 ? ”
刘君孚抢步而入,下跪于卧榻之前,叩头谢罪:“大人亲临,老奴昏聩,无颜出迎,今伏首待束,听候大人发落。”
“官激民变,情有可原。只需革面洗心,出山再作良民,仍是朝廷赤子。”于成龙道。
刘君孚一听,声泪俱下,将激变过程一一说明,并答应六日后率众出山投诚。
于成龙下山仍驻白杲。刘君孚滑头多智,所谓六日之后投诚,实际是坐山观望,相机行事。于成龙洞悉刘君孚心理,当即下令撤兵,将驻扎在东山一带的兵丁全部撤走,自己仅带数名随从驻在白杲,等待刘君孚前来投诚。六月三日,刘君孚带领三百余名起义军士(皆为鸟枪手)到白杲投诚,大部分起义军仍在山中。于成龙知道刘君孚还留有一手,以防不测,就再三劝说,并委以劝抚其他山寨起义军之重任。刘君孚领令而去。
为了扫清东山士民的顾虑,于成龙于六月四日发布《慰东山士民乐业谕》,虽然篇幅短小,但文字激昂,字字动情,力劝东山士民安居乐业。
六月初七日,刘君孚带领鲍世荣、陈恢恢、李公茂等到白杲投诚,并献给于成龙一面“安居乐业”旗。于成龙大喜,当即赏给银两,并发给照牌、告示一类的护身符,让他们各归其所,安居乐业。
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山之乱被于成龙平定了,未发一枪一弹,未伤一草一木。后人评及此事,大都叹服于成龙深入龙潭虎穴的英雄壮举。其实不仅止于此,于成龙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平定东山之乱,关键是他镇守岐亭时清操惠政,施德于民,取信于民。可以想见,若是他人来效此举,断难成功。
于成龙平定东山之后,向张朝珍请示:回省交差,然后回永宁老家。并向张朝珍提出“招抚必解散,解散必安抚”的主张,张朝珍命他留守麻城,妥善安置招抚的东山士民。于成龙便留驻麻城,将刘君孚等人置为心腹,四出安置东山士民。
有一天,清军路经麻城,四境乡民又惊避一空。带兵的将军见白杲空荡,山野无人,便傲气十足地对于成龙说:“大兵威临,贼人逃匿,乃藉我军威也。尔地方之官,可知贼在何处?我等去杀。 ”
劈头盖脸一句话,说得于成龙又恼又气。“本厅安抚在先,将军兵到在后,何为藉威 ?已经安抚,何为去杀 ?”那将军一听便火冒三丈,蛮不讲理地说:“尔有本事,何不杀吴三桂去 ?”
“本厅原不曾带领兵马,但也曾经收复蒲圻 !”于成龙不甘示弱,朗声答道。“本军不与尔比高,亦不与尔争功。”那将军见于成龙口气甚硬,
便自我解嘲地说。“与朝廷办事,夫有何功!”于成龙抢进一步慷慨陈词。将军语塞,结巴着问:“尔乃何方人氏 ?”“本厅乃山西永宁人。”将军闻言大笑,“本军见尔须发苍白,老气横秋,本该回乡终寿,
谁知尔景逼桑榆,尚且贪恋功名。怪哉 !怪哉 !”于成龙无端受辱,心气难平,特别是“贪恋功名”四字,更使他痛心疾首。于是写信给张朝珍陈情乞休。张朝珍觉得麻城东山的安抚工作,别人难以替代于成龙,于是极力向朝廷举荐。不久,于成龙复职武昌知府,留驻麻城。
于成龙留在麻城,抚置起义军,真可谓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奔走于乡间山寨,审查村堡,考查地形,根据地理因素和人口分布情况,设立区保,选择谨慎敦厚的长者为区长,办理户口登记。凡是跟随过黄金龙、刘君孚的人员,都重新颁给户口,分配给土地,让其安居乐业。凡是有鸟枪兵械的人都造册登记,分成若干股,交给区长指挥,有警则各执其械由区长带领听用,无警则各守其家,务农耕田。凡是来路不明的异地之人,区长立即拿问或驱逐,如果隐匿不报,与其人同罪。这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顺应了战乱时期人民渴求和平安定的良好愿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由于有了严格的保甲制度,吴三桂派出的煽风点火者就难于活动,易于落网。
为了在东山建立和健全保甲制度,他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连续发布了《饬行保甲谕》《清理保甲谕》《申饬区保谕》等号令。为了保证就抚人员安居乐业,还发布了《禁止吓诈就抚士民谕》。
这是一颗“定心丸”,一张“护身符”,在风起云涌的当时,无疑又是一粒“定风丹”。吴三桂占据湖南,派出大量说客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怂恿百姓起兵反清,而湖北的说客更多,鼎沸如浪,黄州、武昌一带处于战云边陲,更是岌岌乎殆哉 !
如何抵御吴三桂的煽惑呢 ?于成龙没有罗织针砭吴三桂的败政,歌颂吹捧清廷的丰功伟绩,而是采取了劝人心的措施,写了一篇《招抚后谕东山士民》,要士民安守本分,不要胡思乱想,好高骛远,异想天开。一将成名万骨枯,切莫产生乱世出英雄的邪念。人要知足,知足则安,安则常乐。这些晓谕东山士民的文告没有一点空洞的政治说教,字字无伪,句句真诚。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于成龙一意为民,东山士民也与于成龙和睦相处。
三、起波澜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谣传七月初二或七月初七,东山就抚之民准备复乱,攻克麻城,百姓怕受谣言所累,又纷纷逃散,而且已经招抚的农民领袖陈恢恢疑畏于成龙“当面一盆火,背后一把刀”,避而不见。于成龙焦急万分,让刘君孚传给陈恢恢一封亲笔信,以此来安定陈恢恢。信中甚至发出“如本府不以实意待恢恢,天地鬼神定不相容”的誓愿。
七月初二的那一天,于成龙在麻城,真如坐在火山口上一般,唯恐陈恢恢东山再起,带领百姓破城而入。他整整一天茶饭未进,独自在城外徘徊,但这一天终于平安无事。于成龙虚惊一场。
七月初四,张朝珍发来牌令,要他去武昌就职。于成龙复禀东山乱民虽已安抚,但目下谣言纷出,不敢离开,自己好比一块压纸的石头,石头一走,碎纸必然被风吹乱。
七月初七,于成龙更是提心吊胆:那天浓云翻浪,电闪雷鸣,风雨大作。他躲在麻城执酒酣饮,听天由命。雨下了三天,百姓惜雨如油,纷纷冒雨稼穑。于成龙这才将提到嗓子眼的心放进心窝里,准备回武昌交差。赴武昌之前,他恐士民惊恐,发布了感人肺腑的《再谕东山士民》和催人泪下的《劝谕士民》,谆谆告诫士民“应与本府争气……本府驻武昌,相隔不远,凡事可速禀报,其余人民安家乐业,勿再为讹言蛊惑”。
于成龙留守麻城之时,吴三桂的爪牙黄金龙仍然潜伏在黄麻交界的纸棚河,不敢轻举妄动。当听说于成龙撤防回到武昌,立即伙同邹君升拉起部队,操练人马,准备配合吴三桂进攻湖北。
七月二十二日,于成龙尚在麻城岐亭,接到黄金龙、邹君升作乱的禀报,当夜同生员刘广定、李中素等驰至望花山。望花山与纸棚河李家集相去二十余里。二十三日,于成龙会同黄州同知佟世俊等计议剿抚事项。这一次变乱,于成龙认为是“狂夫倡乱”,所以主张剿灭,佟世俊没有异议。考虑到黄金龙刚刚起事,军饷困难,宜速战速决,所以按户籍征调各乡义勇二千余人。二十四日,各乡义勇云集望花山,分队编伍,根据程镇帮密献的地图,命尹公才、邹世美等贡生把守李家集出入口,命萧士蓁等生员守白杲,刘君孚、刘青黎领乡兵二百名堵塞坡岔,唐殿元、袁兴明等领乡兵三百余名堵截塔儿岗,刘以廷、周伯卜等领乡兵二百名堵截脑中山,乡堡罗甸臣和生员林斗文堵截粮路,唯有马鞍山一路不守,而让夏仲昆、余公俊领乡兵四百名埋伏布袋坳。一切安排妥当,余成龙端坐于望花山的马鞍山,等待黄金龙和邹君升授首。
二十五日,生员吴之邹带乡兵进剿李家集,李家集已空无一人。黄金龙和邹君升起初以为于成龙已回武昌,后闻知于成龙已至望花山,料知大事不妙,遂带领一伙乌合之众于二十四日乘夜逃遁。吴之邹在李家集扑空后,驱兵直追,追至项家庙一带,擒拿住两个掉队的,分别押往麻城县城和李家集斩首示众。
二十五日,黄冈知县到望花山传告于成龙由武昌知府转任黄州知府,要求火速到黄州上任,办理迫在眉睫的军需物资。二十八日,吴之邹与黄金龙、邹君升在纸棚河展开激战,黄邹力怯,众兵溃散。二十九日晚黄金龙逃至马鞍山,被伏兵擒住,送至于成龙辕门。于成龙执酒捋须笑道:“尔等丑类,乃吾瓮中之鳖耳 !”当晚,于成龙将他斩首,将首级送往武昌洪山的张朝珍辕门。八月一日,邹君升亦被擒斩首。同日,于成龙草成《布告纸棚河大捷谕》,宣布黄
金龙和邹君升被擒斩首,“凡属胁从各宜自惜性命,火速投诚,慎勿疑畏。捷音听到,咸使闻知”。
为了不扩大剿灭范围,他在发布大捷告谕的同时,发布《晓谕止杀》,示谕纸棚河内外,“自今以后凡属藏匿余党,听其自来投诚,不许入山搜索。是叛仆,归主引见;是盗贼,归营为兵,本府自能安置。已经止杀,初二日以后,擅杀者坐罪,擒来者无赏。本府一言既出,永不反悔。”
同一天发布的还有《劝谕余贼投诚》:“本府不忍杀尽,尔等宜务求生。与其逃窜饥饿死于山林,不如父母妻子安其家室。况已杀者罪只其身,则来归者应免其罪……宜体本府万不得已之心。无论是盗是仆,速速来归,能自投见者不杀,被人拿献者必诛,断不失信。若能向化投诚,改恶为善,仍是吾民,切勿藏匿山谷,终为兵民拿获报功请赏,自取杀戮。本府不杀之心,天日可鉴,尔等慎勿疑畏,有负本府眷眷保全尔等至意。”
八月二日,为了不波及无辜,他发布《禁止诈害谕》,严令不许地方乡约落井下石,乘机敲诈。并迅速解散乡兵,让乡兵各归其所,务农经商。同时发布《禁止侵占谕》,保护被剿人员的家属和田产,命令随征官员“从速查清,如已死何人,有无妇女田地;若有,妇
女应该何人收养,田地应该何人耕种。有无破家人口”。至于被抚人员,“既不杀尔身,又何忍破尔家”,所有地方官员都应“各体天理良心,勿得恃强欺压”。由吴三桂之爪牙黄金龙操纵的纸棚河之乱,在于成龙的剿杀和抚慰下,很快平定了,历时十二天。
至此,第一次东山之乱才算平定。于成龙完成了他的政治使命。
于成龙在平定东山之乱中,多次申明“官激民变”,“赤子弄兵宜抚”,涮洗贪官污吏强加在百姓身上的“应吴”罪名,采取了劝谕式的怀柔政策。他不发一弓一矢,不伤一草一木,平定第一次东山大乱,深得张朝珍等封疆大吏和康熙皇帝的赞誉,亦博受文史各家的叹服。
八月四日,于成龙离开望花山,昼夜兼程,于六日至武昌,向张朝珍交差。张朝珍高举玉杯,布示僚属:“人谓我不应用醉汉,今醉汉平定东山,未伤我一兵一卒,尔等谁可与他伦比 ?”
四、定东山
康熙十三年 (1674)八月十日,于成龙抱病离开武昌,十一日巳时到达黄州府。 十月,叛军犯江西湖口,战火烧到兴宁,蕲州戒严。吴三桂密散伪札,湖北又大乱。
黄麻东山绵亘数百里,与罗田、蕲水接壤,历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东山主山脉龟山区鲍家屋有个鲍世荣(亦作鲍世庸,号洪功),少时聪颖,过目成诵。成年后,受族人聘请至黄市鲍家院的观音堂执教。明朝末年,灾荒四起,官府催租逼税,致使民不聊生。在李自成起义军的影响下,鲍世荣与周铁爪、万野予、陈恢恢一起组织龟山、盐田河、张家畈一带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义军在什子寨东的龙潭修建炼矛厂,制造武器,操练兵马。由于义军杀贪官,抗官税,打击豪绅,拯济贫民,所以深得百姓的拥护,势力日益壮大,不到一年时间,鲍世荣的起义军就发展到万余人。崇祯十五年 (1643),义军突出明军的重重包围,撤至陕西,投奔李自成,正式受编为闯王的部队。鲍世荣投奔闯王后,参与了西京的练兵活动,为李自成攻克北京助了一臂之力。进京不久,吴三桂与清兵勾结,进攻闯王,闯王退入陕西,鲍世荣也随闯王撤至陕西,后又转移到湖北,最后潜回麻城,伺机而动。
康熙十三年 (1674)五月,鲍世荣、陈恢恢、李公茂借吴三桂伪札之风,乘机起义,但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且于成龙素为东山士民信爱,亲自招抚,于是在刘君孚的劝说下,接受招抚,向于成龙献了一面绣着“安居乐业”的旗帜,以此来麻痹于成龙。他本打算七月再度起义,然而风声走漏,且于成龙让刘君孚将一封亲笔信交给陈恢恢,陈恢恢和鲍世荣深识时务,若是七月起义,失败无疑,于是又放弃了七月起义的计划,让陈恢恢常去拜访于成龙,以此来遮挡于成龙耳目。于成龙生性迂直,竟然被蒙在鼓里。
黄州黄冈县永宁乡还有一位叫何士荣的人。何士荣之兄何士胜,在吴三桂叛军中供职。何土荣在第一次东山之乱时也曾组织农民起义,但头角未露,就被于成龙抚平,便逃至湖南,投奔其兄何士胜。何士胜战死后,何士荣又潜回麻城,秘密组织武装起义。
吴三桂叛军攻陷湖口后,各镇援兵皆随大军进攻湖南,黄州守备空虚。何士荣和鲍世荣一看时机成熟,便紧锣密鼓地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十月中旬阳逻的陈鼎业父子掠夺驿站的马匹起义。十月二十九日,何士荣等在黄冈县永宁乡起义。十一月初一,李公茂、陈恢恢、鲍世荣等在麻城县白水畈起义,各拥众数千人,遥连湖口、宁州等农民起义军。何士荣被推举为农民起义的总盟主,号称拥兵十万。众起义领袖约定十一月上旬攻取黄州。一时黄州鼎沸如浪,岌岌可危。
黄州城门紧闭,数名兵丁把守。府衙内,于成龙从容饮酒,捋须端坐,倾听属官的谋议。属官皆认为起义军拥众十万,而黄州官兵二三百人很难力挽狂澜。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如及早退向麻城。然而,这场战争的战略意义非常重大,如果叛军取胜,不仅是黄州失守,湖北危急,清军的粮草援兵运输线路也将被切断,“三藩之乱”战争的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变,清廷也会更加被动。因此,于成龙对属官们正色道:“黄州为湖北七郡门户,虽只一郡,实为东南之关键。本府誓死不弃城而逃。”
众僚属见于成龙誓死不离黄州,纷纷喋血盟誓,愿与于成龙同舟共济,死守黄州。于成龙话锋一转:“坐以待毙,不如相机进剿。各路贼兵皆以士荣为核心,若先破士荣,余者可不战而下。”
于是,于成龙遣门下诸生征集各区乡勇,分守山隘,令逃兵不得入与贼兵合,余众皆随他征剿。十一月二日,于成龙派飞骑禀告张朝珍,要求派兵驻防府城,并帮助剿抚第二次东山之乱,然后带领马步官兵二十二名向东山进发,黄州沦为空城。
四日,于成龙轻骑潜行,孤军深入,到达贾家店,离起义军十五里。五日,黄协千总李茂升、把总罗登云、吴之兰率所部五十余人投见。各区长接到于成龙的檄文后也纷纷率领乡勇投见,一日之间征剿队伍增至二千余人。然后召开誓师大会,鼓舞士气。恰好谍报何士荣已到黄土坳,即派遣罗登云和张尚圣带领侦察小分队绕小径至黄土坳,探知何士荣动向,自己率领大队人马进发。
七日,侦察小分队与何士荣相遇。何士荣大为惊诧,没想到于成龙自作主张,擅离府城,数日之间,即兵进东山。虽然遇上小股部队,但不知于成龙到底带有多少兵马,所以不敢恋战,退入深山密林。于成龙飞骑至张尚圣营地,众乡民见于成龙至,皆欢噪请赏。于成龙两手空空,只有抚一抚他们的耳朵和鼻子,拍一拍他们的脖子和肩臂,以平易仁慈的仪容和落落有度的姿态来安慰乡勇。乡勇们士气倍增,队伍迅速增至五千余人。大军驻扎在泊金寨。
八日黎明,何士荣和鲍世荣、陈恢恢和李公茂率领起义军数万人自牧马崖分东西两路夹攻于成龙。起义军手舞杂色旗帜,呐喊着似潮水一般向于成龙攻来。于成龙匹马仗剑,挡住营门,见东路起义军势弱,便当机立断,命令罗登云率领千名乡勇抵御,自己率大军挡其西路,命尚圣攻右,之兰攻左,自己居中。罗登云一路和起义军展开白刃战。起义军一个个舍生忘死,罗登云节节败退。于成龙刚刚冲出营门,吴之兰就被起义军一箭射于马下,登时毙命.整个部队乱了阵脚。起义军斗志冲天,鸟枪连放,保护于成龙的官兵纷纷倒地。处境十分危险,左右劝说于成龙暂避一下,于成龙呵斥道:“今日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斩!”说完一马当先,冲入起义军中,左右砍杀。
旭日东升,黄土坳上喊杀阵阵,刀戈“叮当”,鲜血喷溅。附近百姓见乡勇势寡难支,纷纷鼓掌喧哗,为起义军呐喊助威。
于成龙情知事急,便吩咐左右传令士民,一齐呼喊“于糠粥在此,交械者免罪,胁从者无罪”。
原来于成龙镇守岐亭时待己甚严,而待人则宽。大饥之年,他拿出自己的俸银救济饥民,自己却以糠粥为食。所谓糠粥,就是将糠皮炒干重磨取粉,撒在稀饭中。他不仅自己吃糠粥,跟随他的人吃糠粥,而且招待客人也是糠粥。
于成龙吃糠粥的故事在黄州广为流传,时人有歌谣云:“要学于公清廉,先吃于公糠粥。”又有歌谣云:“要得清廉分数足,难学于公吃糠粥。”就这样,老百姓送给于成龙一个雅号——“于糠粥”。这个雅号实际上包含着老百姓对于成龙的清廉人格的深度认同和无比崇敬。
正因为如此,起义军一听到“于糠粥”三字,斗志大减。于成龙乘机对千总李茂升说:“我死,可归报张公!”说完鞭马直前。李茂升被于成龙一激,勇气倍增,且恐怕于成龙有失,便对士兵振臂高呼:“岂有文官死而武官独生之理!”说完手持硬弓,发一箭,射倒起义军的大旗,起义军阵脚顿乱。激战中,李茂升坐骑被起义军刺死,他弃马步战,盔丢甲破,又挽马进战,短兵相接。起义军将他重重包围。正在这时,张尚圣西路军自右山绕出,起义军腹背受敌。何士荣命令起义军撤退,自己手执长矛断后。他的左臂已经断为两截,仍然坚持战斗,掩护起义军撤退,不幸陷入泥潭,不能自拔而被俘。当日何士荣被押送武昌处斩。
这场战斗,打得极为惨烈:尸体堆满了山谷,鲜血染红了溪水。官军斩首数千人,缴获器械无数。于成龙在此战役中,创造了手刃四十八人的战绩。官军进入何士荣的山寨后,缴获了何士荣的“伪札”,还搜出了何士荣密谋起义的名册。
于成龙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知道这份名册牵连太广,不利于稳定人心,就当众烧毁了名册。他还宣布:“能擒来献者重赏,投诚者待以不死,胁从欲归者免罪。东山士民闭门坐家,无鸟枪军器者,即从贼概不追问;身无乡勇印号,家藏兵仗,即良民亦诛死。 ”
再说鲍世荣、周铁爪率领起义军败退至白水、石陂等地,于成龙乘胜追击十几里。李茂升传令埋锅造饭,少歇再战。于成龙说要乘胜追击,不能给起义军喘息之机。这时,各营刚开午饭,于成龙命令将半生不熟的饭全部倒掉,然后向白水、石陂开进。九日,于成龙兵进禹王城,料定鲍世荣、陈恢恢和李公茂不走龟峰山什子寨,必走商城、趋英、霍,因此分别派乡兵把守龟峰八叠山和通往商城、英、霍的水陆要道。
鲍世荣等人退至白水畈尚有近千人的武装力量,整训一番之后,决定上龟峰什子寨。十一日,于成龙兵进白水畈,得知鲍世荣已退往什子寨,当即命令搜山。因为擅离府城,于成龙恐事后被查究,到白水畈就给张朝珍上《进剿情形书》说明情况。
十一日,于成龙得知石陂的万野予造反,罗山的周铁爪等又群聚加入,并有广西孙延龄派的奸细孙麻子 (自称孙将军 )在内。黄土坳战败的鲍世荣、陈恢恢、李公茂也率众到达石陂。十二日,于成龙与李茂升到达定惠寺,得知张朝珍派来的援兵于次日即到,信心大增,立即布置把守山口,将甑山河、燕子崖、龟山口、什子寨、八叠山、百神庙等地方封死。十四日,于成龙同李茂升从定惠寺移营至黄市(距白水畈北十里),扎营什子山下。于成龙得知东山起义的农民军在石陂,料定援兵由麻城县进攻石陂,起义军必然由龟峰山和八叠山逃退,因此又派大军驻扎白水畈,截断了起义军的退路。
十八日,起义军在清军援兵的镇压下,终于失败了。周铁爪(实为其弟子冒充)、鲍世荣、陈恢恢和鲍世荣的次子鲍自性均被生俘。李公茂带着箭伤逃脱。
十九日,于成龙派人将周、鲍、陈、鲍四名起义领袖押送武昌,并给张朝珍捎去一封《擒获众逆报文》,叙明擒拿四名“贼首”的过程,并说“至于胁从,原系良民,自应安抚。成龙已体宪慈晓谕,概不过问。唯有鲍世荣、陈恢恢、万野予,乃麻城居民,自取灭亡,不无嫉害亲友,扳巫良善。一切供词笔札,似应投之水火,以彰天地之仁,以安良善之心。”为胁从的百姓开脱之心,溢于言表。
麻城东山至今仍流传着许多关于鲍世荣起义的故事,下面两个故事就很耐人寻味。
传说鲍世荣起事之初,遍访异人,招贤纳士,以便为自己干一番大事业助一臂之力。一日,鲍世荣访到一位异人二喜和尚,便去请他出山。二喜和尚设便饭招待鲍世荣,拿出几盘家常菜,请鲍世荣吃,实际上是试探鲍世荣的底细。鲍世荣一下筷便吃韭菜。这二喜和尚也不是等闲之辈,一下就明白了鲍世荣不过是个“草寇”,不是真命天子,终究成不了大事。于是二喜和尚婉言谢绝了鲍世荣的邀请。鲍世荣便去请了另一位异人僧顿彻,僧顿彻俗姓陈,即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陈恢恢。
还有一个关于破什子寨的故事。什子寨也叫石头寨。山势陡峭,地形奇险,路径狭窄,因而这寨也名副其实,像石头一样牢固,只要粮草充足,可以说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当初于成龙调集清军和乡勇进剿东山,鲍世荣兵败后爬上了什子寨。于成龙察看形势,估计鲍世荣仓促上山,人员众多,一定粮草不足,只须把山围住,便可来个守株待兔,等着鲍世荣水枯粮绝,自投罗网。
山寨中缺粮缺水,眼看山寨即将不攻自破,士气低落。鲍世荣心生一计,将剩下的一点大米全部喂给一头肥猪,然后趁围寨清军不备时将猪推出寨外,让清军误认为此猪是不小心跑出了山寨。清兵把猪屠杀后剖开一看,发现满肚子还未消化的大米饭,上报于成龙说山寨粮草仍很充足,连猪吃的也是大米,恐怕一时难以破寨 ,倒是围寨清军粮草将尽,要求暂时撤退后再另谋攻寨时机。于是,于成龙下令围寨清军,暂退三十里,待援兵粮草补充后再围剿山寨。
当围寨清军撤退到余家河出口的塔儿河处,于成龙回头一望,只见寨东一对白鹅飞来余家河的河里喝水,推测寨内已缺粮缺水,从而识破了鲍世荣的计谋。见破寨时机已到,于成龙立即下令兵马调转头来,全力攻寨 。这时,石头寨内毫无防备,又饥又渴的义军正在为清军已撤退而大松一口气,纷纷下山找吃的喝的,遇上清军反扑,一片溃乱,或死或降。鲍世荣带领少数官兵弃寨而逃,后被活捉送往武昌斩首。
深层次地看这两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中间实际上隐含着不同的民俗心理。第一个故事寄寓了东山人对鲍世荣终不能举大事、成大器的遗憾和失望,甚至有对他当时举事的观望与怀疑。第二个故事则表现了鲍世荣和于成龙两人对阵用兵的机智,而于成龙终究胜出一筹。
十九日,于成龙在黄市新桥路口的一块大石上勒石纪功:
龟山以平,龙潭以清。既耕既织,东方永宁。黄州太守于成龙康熙甲寅年。
此石至今犹在,字迹尚依稀可辨。《于清端政书》中《东山平定勒石铭》注明位置“在黄市龙潭冲什子寨路口大石上”,正文与此无异,只是落款不同,为:“康熙十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黄州知府汾阳于成龙勒石。”《麻城县志》所记铭文略有差异,后二句为“既耕既种,万世永宁。”
于成龙勒石之后,扶病回麻城料理地方事宜。临行前,针对乡勇趁火打劫的现象,颁布《禁止掳掠告谕》,严责各乡保“严束各乡兵,勿擅离营盘,惊扰地方”,“敢有故违,定以军法从事”。针对乡民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报复以泄私仇宿怨,以及地方恶棍借机敲诈勒索的现象,颁布《禁止株连告谕》,明确指出:“自今日为始,一概株连牵引尽行禁绝,各宜乐业安心,宁尔室家,修尔田园。”
鲍、陈遇难之后,万野予、李公茂和真正的周铁爪也先后被俘。陈鼎业亦被黄冈知县李经政剿灭。原来先俘的所谓周铁爪,实际上是周铁爪的弟子郑少兴。郑少兴为解救周铁爪,冒名顶替,押到武昌后,张朝珍严刑拷问,方才识破。结果真伪周铁爪都被杀害。李公茂在黄土坳挂彩潜逃,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从山中搜出,捆绑驴上,行至破头岭,飞撞岭石,昏迷不醒,当夜气绝而亡。
倡行第二次东山起义的农民领袖一一落网后,于成龙解除了对东山的戒严,实行“胁从概不追究”的怀柔政策。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于成龙又一次颁布《严禁吓诈谕》,严禁恐吓百姓,株连无辜。
正月将尽,黄州的又一起义领袖黄翠林带领一百余人出山向于成龙乞降。原因是躲藏深山,无衣无食;侵扰地方,又于心不忍,且必遭于成龙剿灭。于成龙为此捐钱买米赈济,并妥善安置了黄翠林等人,明令地方不得岐视虐待。至此,以东山为主战场的黄州的几股农民起义军或被平定,或被招抚。
于成龙第二次平定东山之乱,只动用了少量的正规军,凭个人威望,动员起五千余人的精壮乡勇,有勇有谋,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东山之乱,是义兵被镇,还是叛乱被平,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罗田著名学者王葆心在其《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中就对东山之乱就有不同看法。按王葆心的记载,刘君孚名启桢,兼用天启、崇祯年号,有不忘明朝故君之意,因此于成龙单骑招抚刘启祯这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被载入史册时,清廷各级官员,不愿意把此事当成“反清复明”大案,“刘启祯”这个敏感的名字,在各种文件中都被改称其字——刘君孚。而于成龙招抚刘君孚之后,对东山起事的各个首领所采用的分化瓦解手段,在王葆心看来,多少有点耍阴谋的成分。
我们今天来看鲍世荣等人的起事,他们虽然是乘吴三桂叛乱揭竿而起,甚至与吴三桂的部下有所勾搭,但他们是出于反清复明的目的,认为自己是奉明为正朔的大义之师。而于成龙作为清廷官员,他认为朝政已定,人们不应拘泥于满汉的名分而再起烽烟,令百姓再遭战祸之苦;吴三桂朝三暮四的叛乱更是大逆不道。因而,他始终认为他平定东山是正义之举。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双方,我们不能妄评谁是谁非,更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给于成龙戴一顶“采取欺骗与武力相结合的手段镇压人民”的大帽子。

黄麻起义

曾 锋
一、黄麻来了共产党
黄安(今红安)麻城(今麻城市)两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北与河南省交界,东与安徽省相邻。境内,北部背靠大别山,峰峦重叠,自古为“五关险地”;南部丘陵起伏,绵延至江汉;倒水、举水贯穿南北,流入长江。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湖北省出席“一大”的董必武、陈潭秋回到武汉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董必武以他原来创办的武汉中学为基地,培养来自全省各县的青年学生入党,然后派他们回到各县发展党的地方组织。这时,经董必武介绍,在武汉读书的黄安籍学生王健、王秀松、戴克敏、戴季伦、雷绍潜、董觉生(董必武的弟弟)、汪奠川和麻城籍学生蔡济黄、王幼安、刘文蔚、桂步蟾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先后回到黄麻地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活动。1923年冬,在武汉中学读书的黄安籍学生党员组成了党的黄安工作组。次年,麻城籍学生党员也组成了党的麻城工作组。黄麻地区自此有了共产党的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最初,这些学生党员多是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亲串亲,邻串邻地在本乡本村联系群众,了解农民疾苦,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董必武召集两县在武汉的学生党员开会,向他们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这批年轻的党员,带着党交给的任务,回到家乡,联合家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斗争。不久,黄麻两县分别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并举行集会,发表讲演,散发传单,声援各地工人的反帝斗争,号召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工作组还办起《黄安青年》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转载革命消息,打击反动政治。一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等不断传到黄麻地区,革命的影响更加广泛地深入人心。到 1925年秋天,黄麻地区的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十几人发展到数十人。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在这年的秋冬,黄安、麻城两县分别成立了中共黄安县特别支部和中共麻城县特别支部。从此,黄麻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两县党组织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单凭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能完成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的任务,还必须同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正在这时,中共“四大”的文件传到黄麻地区。党的“四大”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益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要求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农民群众,普遍组织农民协会。两县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决定利用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组织农民协会,大力领导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黄麻两县党组织派遣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农村去,联络贫苦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大办农民夜校,并以此作为教育和发动农民的重要阵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农民夜校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夜校联系农民的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明革命道理,对农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唤醒他们起来自己解放自己。
二、农民运动掀狂飙
1926年 8月,曹学楷在刘家园建立了七里坪区第一个农民协会,紧接着黄安县各地相继成立了农会。同年 9月,王树声在东岳庙建立了麻城乘马区第一个农民协会。人们称这次农会的成立大会为“庙岗起身”,之后麻城各地的农民协会都蓬蓬勃勃地“起身了”。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的胜利,推动了黄麻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两县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由秘密转为公开。到 1927年春夏,在农民中发展的中共党员黄安有 67人,麻城有 25人,成立了由余文治任书记的中共黄安县委和由蔡济黄任书记的中共麻城县委。此时,黄安10个区、210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 5.6万余人;麻城共 13个区、340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 12.4万余人。在区、乡级农民协会组建的基础上,黄安、麻城县级农民协会相继正式成立,由徐希烈、刘象明分任黄安、麻城农民协会委员长。在两县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黄麻地区迅速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
长期受苦受难的黄麻地区广大农民,同土豪劣绅面对面地展开了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1927年 2月,麻城革命群众粉碎了反动县长刘芳、商会代理会长李舜卿等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逮捕关押了李舜卿和土豪劣绅丁枕鱼、王子励等;3月至 5月,黄安先后逮捕惩办了大土豪吴荟存,反动会首李介仁、李仕显、张英延、阮纯青和土匪头目石黑子等 5人。这些斗争极大地提高了农会的权威,贫苦农民纷纷奋起抗租、抗债、抗税、抗粮、抗息,并逐渐发展到要求烧毁田契,分配土地。
对于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黄麻两县的土豪劣绅极端仇视,他们纠集反动红枪会进行疯狂反扑。为了击退反动势力对革命势力的进攻,黄麻党组织立即着手组建工农武装。
1926年冬,黄安紫云区农运领导人吴焕先、吴先筹、詹以贤等,在箭厂河一带利用红枪会的旧形式创办了三堂革命红学,次年 3月以此为基础,正式成立了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潘忠汝,共百余人,七十多支枪;随后在七里坪等地建立了工人纠察队。与此同时,麻城党组织也领导建立了农民武装,将在反击红枪会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农民敢死队改编为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刘文蔚,共百余人,长短枪六七十支。4月,黄麻地区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县的反动红枪会匪发动暴乱,制造了“麻城惨案”。5月,在董必武、毛泽东的支持下,黄麻农民武装配合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和省政府警备二团一营剿灭反动会匪,从麻城城关直捣会匪巢穴麻光边界,大小战斗 20余次,迅速平定了这次暴乱;黄安县党组织同时发动北乡 3000余农民武装和 6万农民群众与省政府警备部队协同行动,在木城寨反击红枪会匪的进攻,战斗七天七夜,终将会匪打垮。6月,麻城农民武装在杨泗寨、癞痢寨、破寨岗等地再次反击红枪会匪,激战三日,打退了红枪会的进攻。通过这些斗争,黄麻地区的党组织开始认识到“自己武装起来”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武装斗争经验。
1927年 7月 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黄麻两县潜伏和外逃的豪绅地主乘机卷土重来,勾结光山反动红枪会武装,向黄麻地区的革命人民大举进攻。面对着严重的白色恐怖,黄麻两县党组织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如郑位三,曹学楷、戴季英、戴克敏、吴焕先、陈定侯、汪奠川、戴季伦、王秀松、程照续、徐朋人、蔡济黄、刘文蔚、王树声、徐子清、刘象明、王幼安、徐其虚、桂步蟾、王宏学等,就地坚持斗争,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这时,以郑位三为代理书记的中共黄安县委和以蔡济黄为书记的中共麻城县委,抵制右倾投降主义,分别组建了本县的各级防务委员会,继续领导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广大工农群众,坚决为保卫革命进行战斗,粉碎了武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收编诱降阴谋。麻城农民自卫军还挫败了内奸分子的叛变活动,进行了整编,由潘忠汝代理大队长(后为吴光浩)。两县工农武装紧紧将枪杆子把握在自己手中,打退了反动红枪会的多次进攻。仅 8月 17日的麻城北界河战斗,就毙敌百余名,活捉恶霸地主王芝庭。
大革命失败前后,黄麻两县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武装的发展和坚持,为黄麻起义准备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一支土生土长的革命武装力量。
三、“九月暴动”揭开序幕
1927年 8月 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正式决定在革命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湖北省委结合本省实际,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将全省划分为七个暴动区域,黄安、麻城划归鄂东区。9月初,省委又将鄂东分为大阳、黄蕲、黄麻三区,黄安、麻城同黄冈、罗田划为黄麻区。同月中、下旬,“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的指示传达到黄麻地区,两县党组织立即贯彻,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从 9月 26日起,黄麻地区广大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打刀造枪,以祠堂庙宇为集结点,纷纷揭竿而起,到处捕杀土豪劣绅,拉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程昭续率领熊家咀附近的300余农民,处决了程小畈大土豪程瑞林;戴季英率领长冲附近的500余农民捉拿了檀树全乡的土豪劣绅;秦绍勤、郑行瑞率领七里坪的工人纠察队,镇压了当地土豪兼商会会长李业阶;蔡济黄、刘文蔚、王树声等,率领乘马岗一带数千农民集会暴动,邱家畈和林家山一带千余农民在他们的率领下,逮捕了大土豪张继全、邱麻子;邓天文等率领西张店两千余农民活捉了大土豪王润先。一时,黄安的七里、紫云两区和麻城的乘马、顺河两区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多达三四十起。以捕杀土豪劣绅为主要目标的“九月暴动”,由于是分散进行的,加之两县党组织没有在斗争中及时建立军队和政权,最后由于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的进攻与镇压,不得不暂时停止下来。但它高举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旗帜,是黄麻起义的预演。通过这次暴动,一方面发动、组织了黄麻地区的工农武装和广大农民群众,给豪绅地主的反动地方政权和武装以毁灭性的打击,摧毁了乡村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为更大规模的工农武装起义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使黄麻两县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根本意义,认识到了把开展土地革命同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进一步为黄麻起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四、红旗插上黄安城
九月暴动被镇压后,黄麻两县党组织及时向省委汇报了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两县已具有良好的群众运动基础,并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武装,有条件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决定在黄麻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为了加强黄麻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省委先后派符向一、王志仁、吴光浩、刘镇一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来到黄麻地区,组成了中共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同时,为了加强党对两县武装力量的领导,任命潘忠汝为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吴光浩为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随后,中共湖北省委就黄麻起义问题,给中共鄂东特委发了指示信,再次强调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和黄麻地区的工作方针,指出:“当前的主要斗争方式是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打击和镇压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实行‘四抗’(即抗租、抗捐、抗税、抗粮),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
11月 3日,中共鄂东特委在黄安县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了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总结了九月暴动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九月暴动以来的两县情况,并讨论制定暴动计划。决定以两县农民自卫军为暴动骨干,以黄安县的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高桥、程璞畈等地的农民义勇队和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武装农民为主要力量,并将农民武装编成营、连、排、班等建制,便于指挥。会议产生了起义指挥机关——总指挥部,由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吴焕先等同志组成。潘忠汝同志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黄安县七里坪。
党组织还配备了一批党团员到各区各乡,组织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当时,王秀松、詹才芳、李先念等,分别在黄安县高桥、桃花等区领导武装起义,王树声、陈再道等在麻城县乘马区组织和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在黄安县,党组织领导了紫云区和七里区方家垸一带的农民,歼灭了驻在箭厂河的“缉私营”,夺取了他们的枪械,武装自己。四乡的农民群众也捕捉土豪劣绅,将打土豪得到的款项用来制造刀枪。当时,起义指挥部在古丰岭和十丈山办起了“兵工厂”,几十架洪炉,昼夜不熄地为起义部队赶制大批来福枪、撇把子枪及刀 、矛等武器。广大妇女飞针走线,为起义部队缝制起义标志——“赤化带”以及一面面绣有五角星、镰刀、锤子的红旗。
经过各级党组织的深入宣传和发动,以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为骨干的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力的起义队伍,迅速地组织起来,总人数达二十万人之多。为了支援武装起义,党组织还组建了人数众多的妇女后勤队。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黄麻地区酝酿。
土豪劣绅和反动势力听到风声,惊恐不安,他们一面派人到河南、武汉搬兵,拼凑镇压革命的武装力量,一面又从驻黄安县城内三十军的一个团内抽出一个营,进驻七里坪,为土豪劣绅撑腰打气,借以把守黄安城的北大门。起义指挥部根据情报,知道敌三十军由土匪改编,平常专会抢东西,战斗力很差。于是,决定以黄安县农民自卫军为主力,调麻城县的一部分农民自卫军配合,准备消灭这股敌人,并使这次战斗成为大规模武装起义前的一次演习。起义指挥部决定:先退出七里坪,将部队集中在十丈山隐蔽起来,造成敌人错觉和麻痹,然后于十日夜间突袭敌军,缴获枪械,夺回七里坪。
十日晚上,起义队伍肩扛快枪,高举刀矛、鱼叉,向七里坪挺进。午夜时分,起义队伍来到离七里坪不远的观音阁。由于战马受惊,高声嘶鸣,惊动了镇上的敌人。胆小如鼠的匪兵吓得惊慌失措,立即出南门向黄安县城逃窜。在起义队伍的穷追猛打下,逃窜的敌人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丢下了许多枪枝弹药。
这次进攻,虽然没有和敌人直接发生战斗,但它使农民起义军看清了敌人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进攻县城的决心更加坚定。驻守黄安县城的敌人一个团,慑于起义军的强大声势,悄悄地撤退到黄陂县去了。
七里坪回到了人民手中。十一日,起义队伍和七里、紫云两区的农民群众共两万多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十一月十三日清晨,起义指挥部接到了从河口送来的情报,获悉原驻黄安县城的敌三十军一个团,又将回窜县城。根据这一情况,总指挥部认为,为了保证武装起义的胜利,必须立即实施计划,并对战斗部署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
在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吴光浩的主持下,大家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各种条件,认为重犯黄安县城之敌,虽号称一个团,实际上只有几百人,乘敌疲劳和立足未稳之机迅猛进攻,就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战而胜之。于是,决定立即执行暴动计划,夺取黄安县城。
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担负进城侦察敌情和里应外合任务的尖刀班十二名农民自卫军队员,于晌午时分先期潜入黄安城里;七十多个精明强悍的小伙子,由吴光浩率领,组成了攻城突击队;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箭厂河的三堂革命红学和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农民义勇队共两万余人,迅速汇集到了七里坪,组成了攻城主力部队,待命出发;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开到黄安、麻城、光山三县的交界处,占据有利地形,构筑战斗工事,准备随时打击敢于来犯的光山县的反动红枪会;担架队、运输队、送饭队等战斗后勤组织,相应地组织起来,梯子、稻草、绳索、铁锤、棉被等攻城物资准备齐全;黄安南部的桃花、永河、二程、高桥等区,进行了战前动员,做好了配合部队作战的准备。
傍晚时分,只听得“镗!镗!镗!”的铜锣震天响,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出发了。突击队在吴光浩同志带领下,如离弦之箭,从七里坪抄小路直扑县城,大队人马直奔大道,似滚滚洪流,奋勇向前。
午夜时分,队伍到达了城北三里岗,停下来作短暂休息。休息时,戴克敏同志作了战前动员。随后,起义队伍按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包围了黄安县城。
黄安县城,城墙足有两丈多高,四个城门配有八门土炮,十条抬枪,只要一到天黑,城门就关得严严实实。城墙上几个放哨的匪兵战战兢兢地在城垛间来回晃荡。此刻,潜入城内的尖刀班,己摸清了敌人的分布情况。他们借着夜幕的掩护,紧握着手枪和匕首,潜伏在县城北门附近,等待时机夺取城门,只要指挥部发出攻城的信号,就马上接应大队人马进城。
“砰!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
这时,站在土岗上密切注视着城内动静的潘忠汝总指挥,把枪一挥,大声喊道:“同志们,总攻开始了!冲啊!”
仇恨的火山爆发了。“冲啊!”“杀啊!”霎时,呐喊声排山倒海,炮火声连天轰响,起义大军漫山遍野,铺天盖地,涌到城外,开始攻城。有的架起梯子,顶着用水淋得湿漉漉的稻草和棉被,奋不顾身地向城头爬去;有的抬树干,撞击城门;有的用锄头挖城墙;有的架起柴火烧城门……
这时,吴光浩带着突击队员机敏地攀上了西北面的城墙,与前来接应的尖刀班胜利会师了。攻城的突破口被打开了。
突击队和尖刀班会合以后,简短地交换了情况,立即合编一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摸到了城的北门边,以接应大军进城。几个守门的匪兵,刚被喊杀声从梦中惊醒,还没有弄清楚东西南北,就当了起义军的俘虏。当头的企图反抗,连子弹都没有推上膛,就被吴光浩手起刀落,砍倒在地。
消灭了守门的匪兵,打开了城门,等候在城门外的大队人马像决堤的洪水,涌进了城里。
紧接着,突击队直扑火王庙。这里是敌三十军的驻地。此时,敌人的那个团还未赶到,几个留营人员哪敢抵抗,乖乖地缴了枪,作了俘虏。
“同志们,打县老爷大堂去!活捉贺守忠,一起算总账!”吴光浩手臂一挥,几十个人跟着,一阵风似地向县衙扑去了。县衙里,伪县长贺守忠刚被枪声震醒,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见枪声已响到了门口,他命令身边的马弁和保安拼命顶住,自己则逃往后院。解决了马弁和保安后,几个战士冲进后院。其时,贺守忠正趴在地上撬地板。看样子他是想往地底下钻呢!“你是不是贺守忠?”一个队员冲上去,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厉声喝问。那家伙浑身发抖,两条腿像筛糠似的,瘫倒在地板上:“鄙人……小弟是……贺……守忠!”
从北门进城的农民军大部队,经过大街小巷,直向东门冲去,由于人多势众,里应外合,东门马上被打开了,起义队伍像潮水般涌了进来。自卫军战士们站在城墙上大声呼喊着:“我们是农民起义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杀贪官,诛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农民弟兄,也跟着呼喊了起来。
伪警察局的几十个警察,看到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也乖乖地缴了枪。
城门砸开了,监牢打开了,起义军在城内各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迅速地占领了全城,战斗胜利结束,黄安城解放了。这一仗,活捉了伪县长贺守忠及司法委员、改组委员等贪官污吏多人,反动政府被摧毁,反动武装被消灭。起义军共缴获步枪三十余支,子弹九十箱,被子百余床,并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革命群众和农会干部。
起义胜利了!暴动成功了!起义军声威大振。人们高呼着:“拥护农民自卫军”、“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擂鼓鸣炮,庆贺胜利,举城上下,一片欢腾!
十四日清晨,在古老的黄安城头上,革命的红旗,第一次高高飘扬!
五、种田佬掌起大红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新生的黄安古城像过节一样,绣着镰刀锤子的红旗插遍了全城,红红绿绿的标语布满了大街小巷。大清早,满怀胜利喜悦的黄安人民就敲着锣鼓,吹着唢呐,欢欣鼓舞地起来参加庆祝大会。与黄安人民并肩战斗的麻城人民,派出了二十多名代表前来参加大会,同黄安人民一起庆祝这两县人民的胜利。
大会在城南的教场岗隆重举行。大会会场布置得庄重热烈。主席台的正中,悬挂着“热烈庆祝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的大红会标;两侧立柱上,用青松翠柏镶嵌着“镰刀割断旧乾坤,铁锤打出新世界”的大红对联,台口上竖立着红底金字的“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匾,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的布告置放在台前。广场上,万头攒动,笑语喧哗,红旗如海,欢歌如潮。
庆祝大会开始了!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曹学楷同志走到主席台上,庄严地宣布:“黄安县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接着,曹学楷同志宣读了《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施政纲领》、大会《通电》和《告民众书》。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曹学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过去,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财给‘大老爷’或者被他们抓来打屁股,关监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今天,世道变了,我们这些种田佬,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证明了我们革命者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曹学楷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之后,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次起义的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归功于黄安两县的劳苦大众。“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汪精卫!”“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史!”“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锣鼓声,鞭炮声,震天动地。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了!
坐在王志仁身边的一位麻城县的代表,激动地站了起来,紧紧地握住王志仁的手,说:“你们办得好哇!你们已经抓住了权柄,我们回去后,也照你们这样办!”王志仁高兴地说:“等着你们的喜讯!”
大会进行到了第五项议程,在一片愤怒的吼声中,贺守忠等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押到了主席台前。佃农出身的工农民主政府司法委员田开寿用粗犷而又宏亮的声音,宣读了《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布告》,宣判了贺守忠等人的死刑。会场上再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紧接着,中共鄂东特委召开了庆祝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建军大会,并在教场岗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
中共鄂东特委负责人宣布了鄂东特委关于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指示: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一路,将麻城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二路,任命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汪奠川为鄂东军参谋长,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刘文蔚为第二路党代表。
参谋长发出了“立正”的口令。霎时,二百多名战士站得整整齐齐,人人英姿勃勃,个个精神抖擞。上千的农民义勇队员,很快列成了整齐的队形。站在队伍周围的成千上万的群众,这时也安静了下来,用欣喜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这支在战火中诞生的工农革命队伍。
“司令官来了!司令官来了!”这时,只见潘忠汝总指挥和吴光浩副总指挥,各骑一匹枣红马,由北向南,飞驰而来,在广场中间骤然停住,翻身下了马。然后,在汪奠川的陪同下,检阅了部队。潘忠汝和吴光浩两同志边走边向战士们举手还礼,亲切致意。
检阅完结,潘忠汝同志大步登上主席台,挥动了一下粗壮的手臂,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很像一支革命军队了,这是一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哗……”人们高兴得又一齐鼓起掌来。
黄麻起义的胜利和工农民主政府、鄂东军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黄麻两县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在党的领导下,黄安县的大部分区、乡、村都先后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革命声势空前高涨。但是,南部八里区、西砦会和东部尹家河等地,反动势力仍很猖獗。这些地方的豪绅地主、利用‘红枪会“、民团,组织所谓“保产党”,同工农革命政府对抗。中共鄂东特委和黄安县委决定鄂东军立即南征。
十一月下旬。潘忠汝同志率领着鄂东军主力和宣传大队,携带着大量的宣传品来到南乡,坚决地打击了桃花、八里湾、尹家河等地的反动民团和“红枪会”。在鄂东军的有力支援下,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捕捉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使得南乡一带的土豪劣绅纷纷外逃。
同一时期,中共麻城县委、麻城县农民协会在西张店王家祠堂召开了五百多人的农民大会。会后,麻城全县迅速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高潮。西张店的农民将当地的大豪绅、二阕长陈霞延抓了起来,没收了他的财产。
黄麻起义的胜利,也促使河南省光山县南部的反动“红枪会”内部分化。那些受骗被迫参加反动“红枪会”的贫苦农民日益觉醒,不再给反动派卖命。十一月二十日,他们不顾反动会首的阻挠,派出了三十多名代表前来黄安求和,表示愿意接受农民协会的领导。不久,党的活动便深入到了豫南地区。
对于黄麻起义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阶级极度惊恐。他们急急忙忙地纠集反动军队,操起屠刀,向黄麻人民反扑过来。
十一月二十七日,黄安反动势力趁鄂东军主力去南乡开辟工作之际,勾结驻河口之敌三十军独立旅秦进忠部四百余人,乘虚进犯黄安县城。当时,城内革命武装仅有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二路的廖荣坤排十八支枪和黄安义勇队六十人 。二十八日清晨,敌人从西门和南门架梯攻城。守城部队在留守司令刘镇一同志的指挥下,坚决抗击,县工农民主政府同时下令全城戒严,宣布对不法之徒就地正法。工人纠察队手持大刀,巡逻各街,维持治安。城内居民们也积极地行动起来,烧茶做饭,供应守城部队。尽管敌我力量悬殊,但在军民们的协力奋战下,敌人的多次进攻均被打退。傍晚时分,敌人向北门移动。刘镇一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并将指挥部移于北门。入夜,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分赴城垣轮班巡查。各个垛口遍燃灯火,以壮声势。敌人果然在夜间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由于守城军民防守严密,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十九日拂晓,北门外响起了“呵火!呵火!”的呐喊声,只见手持大刀、长矛、土铳、来福枪的万余名农民义勇队员,排山倒海似的向敌人压了过来,敌人被打的落荒而走,狼狈逃窜。原来七里、紫云等区的党组织,听说县城被围,集合了各乡各村的农民义勇队员,星夜赶来增援。
六、武装割据开启新征程
黄麻起义军攻占黄安城,震惊全国,被称为“黄麻惊雷”。黄麻地区的共产党和武装群众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腹大患。国民党桂系军阀于同年 11月占驻武汉以后,即电令驻河南潢川之十二军任应岐部向黄麻两县起义军控制地区进剿。12月初,敌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部,取道麻城宋埠、尹家河,于 5日奔袭黄安城。为保卫革命政权,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被迫撤出了黄安城。在突围战斗中,王志仁、潘忠汝壮烈牺牲。解放了 21天的黄安城复陷敌手。8日,敌十二军进占麻城,随后侵入七里坪、檀树岗、乘马、顺河等地。在“血洗黄麻”的口号下,敌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蔡济黄、刘文蔚、刘象明等先后遇难。
12月下旬,黄麻党组织和鄂东军领导人在黄安北乡之木城寨举行会议,决定突围出来的同志除留少数人枪就地坚持外,大部分人枪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接着就在闵家祠堂集合了 72人,携长短枪 53支,于 29日到达木兰山。1928年 1月 1日,根据省委指示,鄂东军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担任参谋长,部队经过短暂休整,便在木兰山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寻机歼灭地方反动武装。1月 17日,第七军袭击长岭岗敌据点,破坏敌人电线数里。23日,又攻克木兰山东南的封建堡垒罗家岗,缴获长枪 19支,并打开土豪的当铺、粮仓,一连三日组织群众取当、分粮,扩大革命影响,
敌十二军发现工农革命军在木兰山的活动后,迅即调一个团于1月底围攻木兰山。第七军分成若干小组,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由吴光浩率部东进黄冈、罗田游击,并同中共黄罗蕲区特委和当地工农革命军第六军胜利会合,但不久因遭到夏斗寅部的进攻,于 3月初返回木兰山。为了便于活动,部队编为四个短枪队分散游击,并决定根据省委的指示待机打回黄麻老区。于是,除留曹学楷、徐朋人仍坚持原地斗争外,以汪奠川率领的一队活动于黄陂,戴克敏、徐其虚率领的一队北返黄安,王树声、廖荣坤率领的一队东进麻城,吴光浩率领的一队则进到河口以北。他们采取“昼伏夜出,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传奇般地跳跃回旋于方圆几百里的老区,在三四月间先后镇压了麻城福田河反动民团团总彭汝霖、黄安公安局长曹“屠夫”,给广大民众以极大鼓舞。4月,第七军乘驻黄麻之敌十二军因同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而撤回河南之机,全部返回黄麻老区,会合坚持老区斗争的吴焕先、吴先筹、甘济时、程昭续、王勉勤、许世友、徐述风等,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歼灭或击溃了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地的豪绅地主武装——反动民团,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复兴起来。农民高兴地称这次行动为“二次暴动”。
5月,在中共黄麻特委(这时又称黄安特委)的领导下,第七军领导人和当地党组织在黄安檀树岗西北之清水塘举行会议,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辟黄麻光边界之柴山堡,实行边界工农武装割据。7月,为进一步开辟柴山堡地区,第七军领导人在尹家咀召开会议,奉命将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全师 120人。会议讨论了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政权等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以柴山堡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日益发展和巩固,逐渐形成鄂豫边区革命根据地,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小界岭保卫战

李 敏
发生在 1938年的中日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中方最高统帅蒋介石坐镇武汉,先后调集 130个师,40余艘舰艇,220架飞机,共计 100余万中国军队参战。日本方面也先后出动华中派遣军 12个师团 35万兵力,外加 120余艘舰艇、500余架飞机,自津浦线南段席卷而来。地处鄂豫边界的麻城小界岭,是长江北岸屏障武汉的最后一道防线。越过小界岭,日军就可以俯视江汉平原,沿公路长驱直下武汉三镇。
1938年 9月,烽烟弥漫大别山。中国守军第五战区第三兵团以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为天然屏障,与强敌殊死拼杀,坚守大别山防线50余日,拒敌于古代麻城“五关”之外。小界岭化成一道日军无法逾越的阴阳界,刻录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
守卫大别山防线之第三兵团的主官,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他的部队自“七七事变”起,即连续与日军血战。1937年 7月9日奉命北上,支援第 29军保卫平津,八九月间,在北平以南琉璃河、良乡一线与日军作战 1月有余。10月中旬,又赶到娘子关阻击日军进攻,参加太原会战,伤亡惨重。此后撤到河南,尚未完成补充整顿,即奉命守卫台儿庄,苦打死拼半个月,终获“台儿庄大捷”。这是自 1931年“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次歼敌万人以上的歼灭战,举国欢腾,世界瞩目。第二集团军一战成名,孙连仲等将领成为国人崇敬的抗日英雄,可这支部队也被打残了,伤亡殆尽。战后虽经过整补,但新招收的农民和学生,根本还谈不上军事素质。这次武汉会战,负责防守长江以北区域的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对孙连仲也有意照顾,让他在次要防御方向上牵制日本人。在白崇禧的战略构想中,武汉会战的主战场应该沿长江两岸展开。战事的进展也确实如此。七八月间,长江两岸杀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大别山主脉却仍然是黄鹂鸣翠柳,白鹭上青天,一派田园美景。不料到了 8月下旬,已经在合肥休整多日的日军第二军,突然不声不响地拔寨起程,兵分三路,于 27日杀向六安、霍山,与于学忠第 51军、冯治安第 77军展开激战。守军不支,相继弃守。这一招,令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猝不及防。孙连仲的次要防御方向变成了主要方向,兵力又少,转眼又被放在了刀尖、枪口上。孙连仲又一次被逼入死地。
武汉战场上的国民革命军 4个兵团中,第 3兵团人数最少、新兵最多、装备最差。更令孙连仲上火的是,他属下的六七个军中,于学忠、冯治安两军被日军的两个联队牵制在六安、霍山附近,无法回援。张自忠的 59军和冯安邦的 42军,又被白崇禧调至大别山南麓,准备战区反击之用。而川军陈鼎勋部装备极差,不少士兵手中的枪支不过是些四川土造,这支部队难于指望。这样,他手中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宋希濂的第 71军和田镇南的第 30军。而日军呢?第 13师团久经战阵,荻洲立兵中将及其所部是日军中的王牌。筱冢义男的第 10师团也是日军现代化师团的样板,步、炮、骑、工等兵种联队高达 8个。对付两支敌军中的任何一支,他都难有取胜的把握,更何况,这次是两头饿虎同时扑来!危急时刻,孙连仲只好把配属本兵团指挥的、实力最强的蒋家嫡系部队 71军派赴第一线。成败在此一举。71军军长宋希濂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又曾在日本步兵学校留学三年,所部第 36师,更是德式装备的蒋家御林军。如今,整个大别山防线,整个武汉战场,就看宋希濂的能耐了。
宋希濂果然不负众望。他在史河西岸紧挨公路南侧的制高点富金山扇形棱坎上排兵布阵,自 9月 2日至 11日,整整守了10天。日军一波波冲锋迂回,飞机大炮加毒气弹。守军的工事早就变成半尺深的浮土,靠弹坑和死尸为掩蔽,歼敌近万,自家也伤亡上万。36师一战扬名中外,而全师走上富金山战场的 1万余名热血男儿,到撤离阵地时,仅剩下 800余名残兵。
日军兵临大别山。9月 7日陷固始,16日攻占商城。难能可贵的是,孙连仲在这 10几天里已经布置好小界岭防线。打防御战,是第二集团军的特长。他将左兵团 3个军全部部署在商城南部的沙窝、大小界岭一带,与敌决战,以左、右两翼摆开阵势迎敌。宋希濂第71军(3个师)布防于余家集、沙窝至小界岭一线,负责左翼。第30军和第 42军为右翼。田镇南第 30军 30师(师长张金照)布防于两路口、大界岭以东至黄马乌鸡寨,31师(师长池峰城)布防于黄马乌鸡寨至新店以北一带山地,冯安邦第 42军27 师(师长黄樵松)和于学忠第 51军(2个师)布防于达权店至金刚台一线。日军那边,这一回进攻的兵力为 2个师团,人数跟中国守军的 3个军差不多,武器火力就不能比了。当过训练总监部长的白崇禧心里清楚,一个战斗力强的中国师,在战术完全正确的情况下,才能与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团)打成平手。如今小界岭上对阵的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等级上,说孙连仲是在“以卵击石”,也不过分。白崇禧心急火燎,病倒在浠水前线,被送回汉口休养,住在武昌东湖治疗牙病已两月有余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到麻城宋埠指挥战事。最高统帅蒋介石,也亲自来到宋埠,视察前线,并在相公庙里住了一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一个月间两次率领战场慰问团来宋埠,带来武汉及全国各地人民赶制的数万慰问品,装件满了两辆大卡车。9月 17日,受第三厅委托,著名文化人冯乃超、沙千里、钱俊瑞率领由各机关团体代表及演剧队、放映队组成的文化界前线慰问团再次赴五战区慰问。10月 18日,武汉沦陷前夕,郭沫若、胡愈之、胡绳、冯乃超等人又一次来到麻城(五战区司令部此时已经移至歧亭),同来的有金山、王莹、万籁天领导的抗敌演剧第四队、第六队,还有臧克家、姚雪垠领导的文化工作团等。这些文化人从此加入了五战区的战斗行列。
再看小界岭前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部队都知道,孙连仲绰号“孙钢头”,是有名的硬汉,军令森严,六亲不认,部属既怕他,又敬他。在孙连仲的严厉督战下,守军 3个军利用地形优势,死守硬拼,顶住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将沙窝变成了日军的坟窝。
日军第 16师团的筱原旅团,于 9月 18日到达沙窝地区,与田镇南的第 30军、宋希濂的第 71军展开激战。宋希濂和田镇南的指挥部,都设在小界岭南 3公里处的朱家大庙湾。
田镇南指挥部安放有棺材一副,表达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巨大决心,极大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气。湾里有棵千年银杏,古木参天,三四个青年人才能合抱。田镇南和宋希濂经常在树下商量军情,研究对策。每当发现敌军动向,两人不需要通电话,有时交换一下眼神,或者打一个手势,即各自心领神会,分头向前线部队发出命令。
9月 20日,日军第 13师团等部经过补充后,在飞机、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向我右翼部队进攻。曾经历台儿庄战火的忠勇将士们再次拼死作战,誓死不退。第 2集团军军歌响彻大别山战场:
我们血战台儿庄,誓把鬼子消灭光。杀敌有功保阵地,挥师北上芦沟桥。弟兄奋战别后退,保家卫国称英豪。
孙连仲的指挥部设在小界岭村公路右侧的裴树洼山沟里。第 30师师长张金照打来电话,报告该师伤亡惨重,请求派部队支援。孙连仲对着电话筒咆哮:“增援部队,一个没有!你部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这个人就要给我站在阵地上!”
敌机扑进山沟,一枚炸弹把指挥部掀翻。孙连仲从地上爬起来,抖掉身上的泥土,拉着苏联顾问阿尔费罗夫钻进树林里,继续指挥作战。
孙连仲来前线巡视,见第 31师的阵地被敌军突破,他抓起一支冲锋枪,带着警卫人员冲上去督阵。溃退的官兵见了莫不惊愕,拼死反击,阵地又硬给夺了回来。
敌第 13师团的沼田旅团,于 19日在新店地区亦与冯安邦的第42军接火。20日,孙连仲命令第 30军、第 42军进行反击。部队以大别山的密林和险峻的山地及重叠多层、大纵深的工事、交叉火力和不时的出击,与敌这两个师团激战 40天,终于将敌企图以两个师团取捷径越过大别山、迂回武汉的战略计划彻底粉碎。
整个 9月下旬,筱原旅团向固守沙窝东、西两侧高地的 71军钟彬、钟松两师猛攻。激战一周,守军寸土必争,毫不动摇。22日,日军施放大量窒息性毒瓦斯,并乘夜幕发动全线总攻。守军中毒甚多,口鼻流血,仍前仆后继,顽强坚持,并采取正面抗击,迂回反攻等战术,在达权店、许家冲、马鞍山、余家集、沙窝等阵地歼敌2000余,缴获大批军用品。从缴获的敌军日记中,发现写有“何日能归国”的厌战字句。敌数十次反复突击,均告失败。24日,日军步兵 58联队和 116联队前进到离小界岭一千米左右的山脚下,运用火攻方式,将小界岭烧成了名副其实的火焰山,一些战士全身着火。61师师长钟松手持机枪,大声命令官兵向山下逆风处冲去,将沼田支队打得狼狈逃窜。26日,宋希濂军长为增援钟家二师,将预备队沈发藻师也投入战场。沈师大胆迂回沙窝侧背,切断了筱原旅团后路。16师团长藤江中将见筱原受围,急率师团主力南下,强攻沈发藻师。随后,又于 10月 6日向宋希濂 71军大举进攻。三天血战,双方杀得天低云暗,尸横遍野。与此同时,藤江、荻洲两部也在潢川、新店等处与各路守军相持苦战。日军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昂贵、惨重的代价,参战的日军各师团都承受到进入中国战场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东京报纸惊呼,“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我军遇到强手,束手无策”。
第 2集团军从 9月 25日开始,即派出部队,迂回至商城敌后地区,攻击敌之据点,组织伏击并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缴获了大量的物资,给部队以很大鼓舞。敌 13、16师团多次以步兵、炮兵、坦克部队及航空兵发动联合进攻,但一直未能通过第 2集团军部队的阵地,且伤亡重大。第 13师团从合肥出发时,每步兵中队为 180人,以后又经过战地补充,在组织多次进攻和遭到多次反击后,每中队平均约剩 40人,16师团还出现了只有 13人的中队。
10月 6日,敌第 13师团自麻商公路以东绕攻冯安邦、田镇南右翼,双方在打船店东南方山地激战。冯部在商麻公路北段山区,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之进攻,英勇抗击,伤亡惨重。13师团发起总攻,飞机、大炮配合轰炸的同时施放毒气弹、烟幕弹和烧夷弹,数十里山谷硝烟弥天 ,杀声动地。在许冲、新店一线,池峰城 31师浴血拼杀 10余日,伤亡惨重:182团副团长杨铭志壮烈殉国于黄马乌鸡寨,185团第 2营全营就剩下营长和司号员 2人,186团第 2营只生还 40人(其中梅河口阵地第 5连官兵全部阵亡)。
10月,日军集主力攻击商麻公路上的战略制高点鸦雀尖。27师师长黄樵松亲赴狮子口督战,指挥保卫鸦雀尖。敌集中炮火向我阵地轰击,并施放大量毒瓦斯,同时以步兵千余人猛攻,企图夺取鸦雀尖。当战斗激烈之时,黄樵松和副师长均中毒,狮子口以北阵地多被摧毁。敌 400余人乘机夺取该阵地,复被我军夺回,毙敌二三百人,我伤亡官兵 109人。第 27师指挥所几次被迫搬迁,黄樵松昼夜查看地图,指挥作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称:“(12日 )清晨敌约三千余人、炮十余门向鸦雀尖一带 27师阵地猛攻,午后战况尤烈,并施放喷嚏性毒气,我官兵冒毒死拼,毙敌无算。是役黄师长、阎副师长因督战,均轻中毒,随从参谋副官各一员负重伤,营长李振魁阵亡,营长负伤三员,连长以下伤亡二百余员名,刻在苦战中。……是役毙敌约四百余名,我伤亡官兵一百五十余员名,刻在对战中。……”
著名诗人臧克家当时写有《国旗飘在鸦雀尖》一首长诗,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况。诗中写道:“士兵死了,连排长上去。连长死了,拿营长去填。……没有兵力给他增援,送去的是国旗一面。另外附了一个命令,那是悲痛的祭文一篇:有阵地,有你。阵地陷落,你要死。锦绣的国旗一面,这是军人最光荣的金棺。”
曾参加小界岭战役、时任 30师 176团团长的仵德厚,在他 95岁高龄时回忆说:“武汉战役是我军人生涯中最残酷的经历,有几‘最’:一,是我指挥作战人员最多的一次,共 7个营的兵力。二,是战斗日期最长的一次,35天。三,是最激烈、最残酷,也是伤亡最多的一次。全团 2800人中,撤出战斗的仅有 300余人,还包括炊事兵、担架卫生人员。四,消灭日寇最多。在我们阵地前沿,有3000多日本兵丧命。在友军接防我团阵地前,我们没有放弃一寸阵地。五,最残酷的是,侵华日军使用了毒气弹。由于防毒面具不多,许多战士在掩体里就失去了战斗力。”据仵德厚说,当时中国军队1个团里只有团长有 1个防毒面具。所以,在毒气弥漫时,仵德厚总是戴上防毒面具,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至 10月 10日,中国守军付出了重大牺牲,田镇南第 30军除工兵、通讯兵外,战斗员不及 3000人,尤其是 30师,全师只剩下 137人(其中就有仵德厚);宋希濂第 71军 3个师仅余 4个团。13日,徐源泉第 10军接替 30军防线,但仍难支撑。到 20日,阵地处处空虚,时时有被日军突破的危险。守军仍浴血奋战,直至武汉失陷前,日寇终未能穿越大别山防线。
是役,中国守军采取纵深配置,以机动防御拒敌,长期顶住了日军频繁的进攻,使其局促于崇山峻岭间动弹不得。日军在 100多公里的行程中受阻月余,在大别山北侧遗尸 4506具,内将校 172人;负伤 17380人,内将校 526人。(见宋希濂《富金山沙窝战役》)
沙窝、小界岭战役从 9月 18日一直打到 10月下旬,打了四五十天。当地群众说,仗打了 40多天,就下了 40多天黑雨。在不远处的“三马骑过”山冈上,当年国民党军队拼命死守,日军炮火把这里的每座山头都变成了火焰山。中国士兵一个个被烧成了火球,但他们死守。大火过后,屹立在山顶上的仍是烧不尽的中国军人。以界岭为源头的白露河和灌河,也因为这场大战而变了颜色,由清幽幽的变成了红红的,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变回去。
是啊!中国抗日将士的热血浸润着界岭,流了 70多年仍未流完!
日军攻不动小界岭,转攻罗山、信阳。10月 12日,信阳失守。手握重兵的胡宗南不听李宗仁指挥,擅自放弃鄂北三关,致使日军越过桐柏山脉,占领应山,威逼武汉。小界岭守军陷入日军大包围圈中,10月 21日奉命全线撤退。小界岭战役至此落下帷幕。

鄂东邪教道德金门覆灭记

缪益鹏
引 子
“会道门”是一种历史久远的邪教、迷信组织,它源自元末明初的白莲教。“会道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利用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等诸多因素,动辄死灰复燃,断断续续地在中国传播有近 600余年的历史。像晚清时期的“大刀会”、“九宫道”,建国前后的“道德金门”、“斗姆坛”、“旷野窄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会道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取缔,仅1950年至1953年在全国共挖出各种会道皇帝300余人,大元帅、军师、丞相 400余人,使这种绵延数百年的邪教、迷信组织得到了根本的铲除。
鄂东邪教组织道德金门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一些特务分子、兵痞、反动会道头子和混进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相互勾结的产物。1952年初春,麻城县东河区东界岭乡祠堂村学堂畈垸窑匠雷金安,在黄冈、浠水道首瞿应清、蕲春道首何应中(何八爷)等人的撺掇下,拉拢东界岭乡乡长夏德普、罗田县(当时隶属黄冈县)毛田乡乡长夏清芳等人,利用封建迷信成立反动道会“道德金门”,后又组建“道德金门开国军”,先后于罗田、浠水、麻城、黄冈、新洲、安徽、河南等地发展道众万余人。雷金安自称皇帝,并授丞相、军师、统军元帅、皇后、皇妃等职,发动叛乱,与人民政府为敌。是年 5月,黄冈、麻城两县派兵围剿,驻军 633团也参与了行动,平息叛乱。1953年,雷金安及其会首 30余人分别在麻城县东河区、罗田县项家河区处以极刑。
一、雷金安其人
雷金安,湖北省麻城县东河区东界岭乡祠堂村学堂畈人。雷姓在东界岭是一大姓,与罗田的雷姓是一个家族,雷姓的祖宗雷公九在鄂东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绅士,当时的东河区,即现在的盐田河镇流传着有这样一个顺口溜:过了东山口,有个雷公九,走道黄州不借路,银子仓外流。据说雷公九当年到黄州府不走他人路,沿途有他的庄屋。雷公九有钱,召集族人在蕙兰山脚下的百亩堰建有一祠堂,叫雷氏祠,四壁花砖到顶,祠内雕龙砌凤,四檐钩心斗角,屋顶飞禽走兽,十分壮观,解放后被列入国家二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雷金安与罗田雷姓是一个家族,所以与罗田那边交往甚密。
雷金安的父亲雷清友,早年是个窑匠,后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他经常出巴水,下汉口,做窑货生意和丝绸生意,曾拜罗田县河铺道德金门头子——凌霄宝殿右殿统兵元帅周汉华为师,后来成为名震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的道德金门大头目之一。1948年雷清友聚鄂、豫、皖三省八县道众上千人,在雷氏祠做“火法经”法事,路上不断人,锅里不断饭,折腾一月有余,耗资无数。1951年 2月,雷清友被东河区人民政府处决。
雷金安又叫雷金明,幼年随父闯荡江湖,8岁时就在父亲的授意下拜罗田县河铺道德金门皇帝兼凌霄宝殿左殿统兵元帅周寿禄为师。雷金安从小就比较灵光,善于阿谀逢迎,办事心狠手辣,遂成为周寿禄的贴身门徒。在跟随周寿禄长达 20余年的活动中,受周寿禄的身教言传,耳濡目染,雷金安积恶成习,吃喝嫖赌,骗财害命样样能干。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又与鄂东及邻省的一些反动会道门头目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妄图破坏即将诞生的人民政府。全国解放后,雷金安与鄂东会道头子多方勾结,并在他师傅的怂恿下,于1949年秋天回学堂畈与父亲雷清友一起在老家麻城东河区秘密发展道德金门组织。1950年初,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雷金安的师傅周寿禄、父亲雷清友相继落入法网,被人民政府处决。雷金安不思悔过,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不登记自首,并纠集当地的一些顽固分子,和蕲春、浠水的会首瞿应清、何应中、张舜初等人利用封建迷信,以替人治病消灾为手段愚弄百姓,四处活动,最后选定以麻城县东河区十个乡镇和罗田县项家河区毛田乡为中心,作为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基地。1952年春,雷金安以雷氏祭祖为名,召集道德金门头目 60余人在雷氏祠正式登基,封军师、丞相、统兵元帅、皇后妃子多人。登基后,他便在麻城东河区、罗田毛田乡加紧活动,组织并创建道德金门开国军,抢劫枪支弹药,杀害革命干部,制造多起反革命事件,在当地乃至全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神秘来客
这是 1950年的冬天,大雪把整个鄂东包裹得严严实实,屋檐上滴成的冰凌像一支一支的冰竹,有碗口粗细,自上至下与地面连在一起,形成一堵堵冰墙。在麻城县东河区东界岭乡祠堂村学堂畈垸雷金安的家里,来了两位神秘的客人。一位年近五旬,戴礼帽,穿绸布长褂,看上去仙风道骨,他就是蕲春道首何应中,当地人称他何八爷。与何应中一起来的还有浠水道首瞿应清。这二位道首是应雷金安之邀来东河区的,其目的就是为他出谋划策,帮助他组建和发展道德金门。何应中和瞿应清来后,与雷金安一起物色对象,迅速纠集了麻城东河区磨子河乡地主子弟刘金秀、三星乡林家山村反动会道头目林贵松等人,潜伏于安堂国垸雷桂莲的家里。雷桂莲有个小名,叫细桂,又叫桂伢,她还有个姐姐,叫大桂,有一个哥哥,叫雷修明,日后都成为道德金门的骨干成员。他们在雷桂莲家里一待就是半个月,足不出户,拟订方案,共商发展方略。
雷金安的嘴皮子非常厉害,会造势,会鼓动,他从师罗田周寿禄的时候,就得了个“说客”的外号。一天夜里,酒足饭饱之后,何应中、瞿应清、刘金秀、林贵松等十几个人围在火炉前烘火,雷金安对他们打气说:“不要怕,要搞就要搞出点名堂,把事情弄大。我雷金安上承天时,下应地利,中得人和,义举道德金门,是天数该得。当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事时,有个算命先生到金田村算命,举目一看,大惊失色,在他的眼里,满街挑柴拉土之人挑的不是柴禾,拉的不是土坷,全是刀枪剑戟。再看那些挑柴拉土之人,一个个面带贵相,都有封侯拜将之命。那算命先生见此,摇了摇头,拉着他的徒弟就走,说,我的儿哇,你师傅走遍江湖,奔波半世,原以为自己是半个神仙,能掐会算。今日看来,你师傅是个不中用的草包先生。观这世像,我总算明白,这看相算命全是假的,你还是回家种那一亩三分地,养活一家老小才是正经。徒弟说,师傅,莫灭自家威风,损自家人格。人家都说你是半仙,在我眼里,你就是个神仙,所以我才跟了你。那算命先生说,我哪里是什么半仙,你看这满街之人,在我眼里,都有封侯拜将之命,天下哪有这等奇事。说完,辞别了他的徒弟,进一深山寺庙,削发出家,不问世间尘事。过了半月,洪秀全果然在金田村起事,日后这些挑柴拉土之人真的拜了将,封了候。 ”说到这里,雷金安话锋一转,说:“各位兄弟,我雷金安就是当年的洪秀全,你们跟着我干,日后定会发迹,都会拜将封侯的。”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雷金安利用周边的人脉关系,用金钱腐蚀拉拢了麻城县东界岭乡乡长夏德普、肖家山乡农会主席夏善堂、罗田县毛田乡乡长夏清芳。这三位蜕化变质分子加入道德金门后,为雷金安的活动提供了保护伞。夏德普还根据道德金门当前的发展形势,主张组建“道德金门开国军”。雷金安听后,如醍醐灌顶,当场拜夏德普为军师。
一个月后,一个完整的道德金门组织发展方案在雷金安、夏德普、刘金秀、夏贵松、雷修明等人的炮制下出炉。
活动区域:以麻城的东河区、罗田的项家河区为中心,以麻城的东界岭乡、肖家山乡、盐田河乡、三星乡和罗田的毛田乡为策源地,向邻县浠水、蕲春、英山、黄冈、新洲和邻省安徽金寨、霍山,河南商城、新县发展。
组织发展:雷金安自称皇帝,拜夏德普为军师。他们的组织策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亲联亲,以友串友,单向联系,纵向发展,提携骨干,将他们初期发展的积极分子任命为道德金门的“点传师、引进师”;第二阶段是广造舆论,瓦解意志薄弱的政府官员,为道德金门的发展提供外围环境;第三阶段是在会员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女会员组建“道德金门开国军”。
这套与人民为敌的方案出炉后,何应清、瞿应清、夏清芳分别回到蕲春、浠水、罗田发展会员去了。至此,鄂东道德金门组织初步形成。
三、狡兔三窟
1951年的正月,雷金安在家里已经坐不住了,他经过头年冬季的活动,在麻城东河区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东河区设有 10个乡:即雷氏祠乡、东界岭乡、蔡家冲乡、管驿河乡、肖家山乡、盐田河乡、南泰乡、派夫岭乡、三星乡、合鲍乡。在这 10个乡里,有 300余人加入了道德金门的组织,其中骨干成员除了刘金秀、林贵松、夏德普这些元老级别的会首外,还有雷细桂的姐姐、哥哥、叔叔,肖家山乡的夏久松、管驿河乡的周台吉等 20多人。
一天,雷金安在三星乡的林家山林贵松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雷金安说全国都在取缔会道门组织,对我们的活动开展很不利。我们光在麻城这边搞还不行,还必须发展一到二个基地,罗田的项家河、毛田是个好地方,它分别和我们的雷氏祠、东界岭、肖家山接壤,三面环山,搞好了可与麻城的东河区、龟山区拉成一片,呼应蕲春、浠水那边的兄弟。到时候就大事可成了。
在这次会议上,雷金安具体确定了一件事,就是扎根东河,进军毛田,呼应蕲春浠水。
毛田乡当时由黄冈县辖管,三面环山,东入巴河,西与麻城的夏家山、白米山搭界,北与麻城的肖家山、东界岭毗邻,西南有天然屏障燕儿岩,东北有蕙兰山,当地人把它叫毛针山,再往北就是大别山第二主峰龟峰山,海拔在 1300米以上。
毛田与盐田河(当时的东河区)的地理构造非常相近,都是三面环山,只是水系不同,毛田的水入巴河,盐田河的水入举水,两地都是林深路窄,沟河纵横,历史上曾是我党地下交通枢纽。故国民党当局在这里建立了严密的保甲制度,组建了二支极端反动的联防区武装。毛田这边由劣绅豪强头目陈建南直接掌握一个武装中队,纠集流氓地痞 70余人,神出鬼没,追捕、残杀我过往此地的交通员和伤病员。盐田河这边由大地主丁阔斋组建了一支 100余人的地方武装,当地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惨死在他们手中的人不少。
1949年麻城县东河区区长齐凤冈和罗田县三里畈区区长王林联合率领区干队,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将这两股反动势力一举击溃,两地分别处决了丁阔斋、王林,击毙了土匪头子陈九恩。土改复查时又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中队长陈正南和国民党分支部书记陈卫南。
土改时期,人民政府实行怀柔政策,除对臭名昭著的极端反动分子进行严惩之外,对国民党时期的保甲长,均实行宽大处理,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有关规定,给予地主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分配生产、生活资料,让其劳动改造,自食其力,重新做人。但他们中不乏顽固者,心怀异端,妄想变天,卷土重来,以致成为反动道德金门头目雷金安发动暴乱的社会基础。
雷金安来到毛田后,马不停蹄,迅速展开活动,在夏清芳这个蜕化变质分子的掩护下,结识了林子贤,又通过林子贤的关系结识了程家岩的尹愿来、夏中成、尹金书三人。
尹愿来是毛田有名的阴阳先生,早年入道,平时走村串户,算命看相、观阴阳宅,结识了不少人,被当地称为尹半仙;夏中成是国民党时期的伪乡公所干事,解放后不思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从事反革命活动;尹金书游手好闲,在一个草台戏班跑龙套,唱戏没学会,倒是把一些龌龊不堪的淫词滥调唱得滚瓜烂熟,成天与一些淫乱女人混在一起,是个令人不齿的下三烂。
这三人与雷金安一拍即合,暗地里采取各种方式对道德金门进行宣传。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雷金安来毛田的消息悄悄地传开,那些兵痞、流氓、地主子弟、游手好闲分子蠢蠢欲动。他们早就听说麻城那边有个叫雷金安的人在搞道德金门,只是苦于找不到真菩萨,今天雷金安来了,就像是苍蝇遇上了热牛屎,一砣一砣地飞过来了,主要成员有:
汪家河油榨的陈义章、刘银秀
毛田下垸的刘玉秀
桥头边的陈美伢
干过七年保长家住大屋的夏其风
毛田上屋的夏松山
李家塝的陈华山
白米山的尹定文、尹定武
后铺冲的夏寿廷
刘家边的夏海廷
……
仅三个月,雷金安就在毛田安下了窠子,进行罪恶活动的据点达十多个,秘密发展反动道德金门总人数达两百多人。尹金书在上屋冲一个垸子就发展了 30多人,夏海廷在刘家边发展 30多人,陈华山在下道河、后铺冲发展 20多人,而伪保长夏其风则迅速将国民党时期的联防区的反动骨干分子夏子掸、陈济良、陈焕华、陈仲书、陈狗伢、夏金城等人发展为骨干分子。
为了有效统治道众,雷金安完成了“十八大金刚”和“十二姊妹”的结拜,组建了反动道德金门高层领导的“核心”。其十八大金刚为麻城的雷金安、刘金秀、林贵松、夏德普、夏久松、尹定山、尹愿来、雷修明、陈狗伢,罗田的尹金书、林子贤、夏松山、尹登秀、夏国伢、夏中成、夏连成、陈华山、夏清芳。十二姊妹成员中有麻城的雷大桂、雷细桂,罗田的陈美伢、刘银秀、刘玉秀、刘梅伢、夏莲花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雷金安苦心经营的道德金门高层领导团伙初步形成。雷金安一会儿在麻城、一会儿在罗田,神出鬼没地指挥着道德金门的各路人马从事反革命活动。
四、妖言惑众
雷金安发展道德金门,用了很多自欺欺人的手段。
一是利用人们的愚昧心理,装神弄鬼,给人看病,捉妖降怪,迷惑民众。
当时蕲春道首何应中来学堂畈时,就是用看病这一手段欺骗大桂、细桂加入道德金门的。那时大桂十八岁,细桂十六岁,姊妹俩如出水芙蓉,艳丽照人。大桂得了一种病,满身酸楚,肉痛骨胀,久治不愈。用现在的医学观点看,大桂得的是痛风病。雷金安得知后,带何应中到安堂国大桂的家里,为大桂看病。何应中、雷金安见到大桂后,一脸的惊恐,说大桂被水蛇精占了,她身上疼痛是水蛇精缠的,如不尽快驱蛇捉鬼,十天内必定死人。大桂一家人听何应中、雷金安这么一说,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又是叩头,又是弄好吃的,要他们把大桂的病治好。何应中、雷金安给人看病,门要紧闭,窗子要用黑布遮挡起来,不能见光,说是捉拿精怪时不能有外人在场。吃了晚饭,何应中、雷金安叫大桂睡在床上,脱得只穿一条短裤,雷金安在房内烧香念咒,何应中手掇灯盏,来到床边,为大桂赶鬼。其实,这二人都懂得一点民间医道,他们知道大桂得的是痛风病,是长期因山风侵袭所致。何应中叫大桂面朝下睡着,在身上做了推拿,拿出蕲春道首瞿应清送给他的风痛水,在大桂背上搽擦,然后从腰间解下药葫芦,喝了口烈性白酒,对着灯盏朝大桂的背上喷去。大桂亲眼看到何应中嘴里有一股红中带绿的火,向她背上射去,随即感觉到背上火烧火燎的痛……正在这时候,只见雷金安跺脚大叫:“呔!呔!大胆精怪,竟敢占有良家女子,今日我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说完,拿出一把尖刀,在装有水的木盆里划一圈,只见一缕乌红的血在水里慢慢散开。
雷金安说:“好了,将孽蓄宰了,从今往后你大桂的病就好了,不过,你今后得弃阳道,入金门,自然会善老善终。”于是,雷金安拿出一张黄表纸,写了雷大桂的名字、年龄、性别、住址、籍贯,说:“你的病是治好了,要想它永不复发,就得入会,这会叫道德金门。我写的这张纸是道德金门的入门符,你对着它要起誓发愿,发愿的时候要像这样说,从今往后,我雷大桂要以身护道,以身护帝,如有变心,火烧雷劈。发愿后只要心诚,遇事就可逢凶化吉,男的刀枪不入,女的长命百岁。”
雷金安到了毛田后,把这一招玩得更是得心应手。他把林子贤、尹愿来这伙人推向台前,让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场所广泛地制造舆论,说:天上有应兆,毛田有劫难,现在来了一位仙骨重、道行深的高人,他是菩萨化身,原本是南天门左门元帅,受天命下凡来救度黎民苍生。
雷金安在毛田的发展,最得意的一笔就是结识了桥头边的陈美伢。陈美伢的父亲在当地虽不是的豪强地主,家境也算说得过去,所以,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陈美伢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在毛田也算是数得出来的名花之一。
雷金安是个色鬼,身边断不得女人,桥头边的陈美伢长得漂亮,又有才气,他就委托林子贤将陈美伢的家世、祖坟的向山先打听清楚,再由尹愿来、尹金书带他去陈美伢的家里算命。上见着陈美伢,他就说:“不得了哇!你家祖坟在后岗山,坐北朝南,葬的是个单凤朝阳地,出女贵人。看你陈美伢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又有一双难得的丹凤眼,是大富大贵之像哦。”
陈美伢问:“此话当真?”
雷金安说:“天机大事,谁敢当儿戏。”
陈美伢问:“贵到哪里呢?”
雷金安说:“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贵可封后。”
陈美伢就是这样加入道德金门的。陈美伢加入道德金门后,深得雷金安宠爱。为了封后,陈美伢不辱使命,不离雷金安左右,现身说法地宣传雷金安,说雷先生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未卜先知,会掐算吉凶祸福,还会诊治百病,救死扶伤。陈美伢在前面造足势后,再由熟悉当地情况的林子贤,尹愿来和尹金书等人,事先告知内定发展对象的年龄、属相和家运种种情况,然后分别引荐给雷金安为之看病、算命、看相、过阴。由于雷金安掌握有可靠的一手资料,所以一说一个准。在当时,整个毛田都说雷金安是活菩萨,算命看相赛过神仙。
雷金安采取的步骤是步步为营,待那些发展对象上钩后,就煞有介事地进行传道,极力宣扬道德金门是由元佑天尊、太上老君、如来佛、女娲氏、南海观音创道,由太上老君掌教的会道,只要你加入了道德金门,诚心修身,在世可以遇难呈祥,逢凶化吉,道行高的死后可以上天入座封神。他还宣扬入了道德金门可以避灾去劫,一人入道,可保全家。
麻城、罗田是大别山的腹地,冬天天气寒冷,有围火炉的习惯。每到夜里,亲房叔伯的都相互串门,聚在一起,围在火炉旁,吃吊锅菜,喝老米酒。每到这个时候,雷金安就过阴,扑通一声倒在地下,口吐白沫,鬼魂附身,一个人一个人地指点:这个仙骨重,那个仙骨轻,这个有灾,那个有难。于是,一些既定的重点对象就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反动道德金门组织。
他的另一手就是故意制造恐怖气氛,说天要塌地要陷,只有加入道德金门才能保平安。
雷金安召集大小头目,在麻城、罗田、新州、蕲春、浠水及安徽、河南等地煽风点火,一时搞得整个大别山地区乌烟瘴气,大有末日来临之感。
当时流传的谣言归纳起来有四条:一是今年是末劫之年,天要降大灾大难,当年罗田徐寿辉、邹普胜起事的时候,红毛狗满山都是,你看今年整个大别山,毛毛虫铺天盖地,这是兆应,特别是麻城的东河,罗田的毛田,天要车盘,人要死光,牛要发病,猪鸡要发瘟。二是天要降血雨,刮罡风,下飞刀,落冷子,每个一百斤重,人和六畜都要砸成齑粉,变成一摊血水,到时七七四十九天没有太阳,全是黑夜。这些劫难过后,天上要出七个太阳,太阳在天上旋转不落,又是七七四十九天,没有黑夜,把整个大别山烤成焦土。三是菩萨已托梦雷金安,说玉皇大帝五百年前驾祥云去东海,当时东河、毛田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他要歇脚,就挥鞭将东海蓬莱一山赶来将海填平。现在五百年过去了,东河、毛田气数已尽,要还原成汪洋大海。四是要想躲开这场大灾大难,只有快快入道,每人准备一双胶鞋,一把雨伞,一把电简,跟着雷金安走。雷金安是弥勒佛降生,当为世主,跟着他走就可以到天神开仓的地方去吃神米。现在家里的东西不要留,生产也不要搞,大家向往的好日子在天神开仓的地方,跟雷金安走,有快活日子过。
为了使人们深信不疑,雷金安指使人把牛血洒在麻城的蕙兰山、罗田的燕儿岩上,把白米灌在山崖石缝之中让它往外流淌,然后骗人上山实地观看。于是,雷金安的神奇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大别山区,一些原来对谣言将信将疑的人也纷纷入道,使道德金门组织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在麻城东河地区、罗田毛田地区发展到近六千人,麻城的东界岭乡、肖家山乡、罗田的毛田乡几乎垸垸无空白。如桥头边上下垸 30多户,共 300多人,只有 18个成年人未入道,有的垸子一户不漏,有很多家庭全家入道,为的是老少保平安。入道人数最集中的垸子有麻城东界岭乡的学堂畈、安堂国、道屋河、蔡家冲、雷家大垸、上屋冲,肖家山乡的刘家边、陡坡山、后铺冲、楼下垸、熊家山、白米山,罗田毛田乡的大屋、上屋、新屋、桥头边、李家垸、蔡明垸、陈家大屋、燕儿岩、程家岩等。
此外,林贵松、刘金秀、夏久松将道德金门发展到安徽金寨、河南新县、商城,尹定文、尹定武将会道组织发展到新州徐古的一些村庄,有会众约 1700多人。
五、设坛讲道
雷金安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设坛讲道,大造谣言,混淆视听,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1951年下半年,雷金安活动十分猖獗,四处设坛讲道。每次讲道前,必摆宴吃酒,酒足饭饱之后,他才大肆宣扬反动道德金门的神威。他说:“太上老君的道法比济公要高,道德金门要坐天下。现在汉口、九江、黄冈、浠水和蕲春等地道德金门的人很多,势力大得很,到大年三十那天,我要到罗田天堂寨取宝,那是姜太公在此斩将封神的宝,当年徐寿辉、邹普胜起事的时候,取走了竹叶刀、锡花瓶、浑天剑。那里还有乾坤袋、捆仙绳、翻天印、神衣神帽。那是上天留给我雷金安的,只要得到了乾坤袋和翻天印,天下有一半就是我们的了。”
雷金安还说:“共产党本来只有 12年的天下,他们打菩萨、欺骗神仙,削掉了 9年,如今只有 3年了。过不了多久,美国、英国、法国还要打进来,占几年虚位,再以后就是道德金门的天下。凡是加入道德金门的,富人活着能做官,死后上天做神仙;穷人前世没做好事,入了道好修来生,到时会大富大贵,儿孙满堂。”雷金安说他师父生前传言:老人入了道,上七代成神,下九代成人,就算你罪孽深重,也可洗心革面,立地成佛。
为了佐证他设坛讲道时的一些观点,雷金安经常编造故事,把故事里的人物说得有眉有眼,有血有肉,让你不得不信。他说浠水关口有个姓黄的医生,一天行医到一个叫木马沟的地方,见一栋房屋好眼熟,进屋一看,女主人病在床上,黄先生就跟她捉脉。女主人说,黄先生,我这病你治不好的,我十六岁嫁给我的男人,第二年,就是生我儿子的那天,我男人到山里打野猪,被豹子吃了。从那天起,我就得了病,想我那冤家的病,这样的病你是治不好的。黄先生一听,就看那女人,觉得眼熟,就是叫不出名字。回家后,黄先生也病了,大烧大热,胡言乱语,整个身子就像条鲤鱼甩在岸上,活蹦乱跳,十几个人都按不住。就在黄先生生死弥留之际,太上老君托梦于他,说那木马沟的女人是他前世的媳妇,说他情缘未了,还有 20年的夫妻之分,只要他加入道德金门,不光可续前世之缘,还可长命百岁。黄先生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了道德金门。说来也怪,黄先生加入了道德金门后,像喝了回阳汤,记得前世的事情,还指出他出去打野猪时怕一时两天回不来,把一个银元放在帐子里面的砖缝里,没想到出门时人家摧得紧,忘记了告诉媳妇,一时的疏忽,倒成了这对两世夫妻的见证。
雷金安为了把加入道德金门搞得更加神秘,委托蕲春道首何应中,又叫何八爷的人刻了一只印版,这只印版是用樟树雕刻的,上有道德金门字样,字的四周有图案,图案中间镶有篆书,篆书着“白花谢红花开两党俱败道德金门开国来”的字样。
印版雕刻起来后,雷金安叫周汉华到蕲春何八爷那里取来,用红绸布包裹,交给陈美伢保管。这时候的陈美伢跟雷金安已是形影不离,白天同行,夜晚共枕了。一次雷金安到雷氏祠讲道。雷氏祠是雷金安的老家,林贵松、夏久松、刘金秀、夏德普在这边组织了好几百人听。由于陈美伢在场面上表现得太抢眼,引发了雷大桂和雷细桂姊妹俩的醋意,雷细桂用纳鞋底时使用的小铜锤将印版敲掉了一角。当时只要有人加入道德金门,除赌咒发愿外,再就是发一张用印版印的“免票”,说是等到天命年一到,就可凭“免票”入位,拜将封侯。
六、合气练功
到了 1952年的春天,雷金安在各地的道众已发展到上万人,这些道众的组成人员非常复杂,有旧军人、地痞流氓、地主分子、顽固会道分子、混进政府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但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农民。为了让这些道众死心塌地跟着他干,雷金安除了设坛讲道、造谣惑众外,他创造了一种功,叫合气功,也叫接气功。合气功的要领就是男女同房,上半夜打坐,下半夜合气。所谓合气,就是男人的嘴对女人的嘴,相互吸气。雷金安说:“合气功就是阳采阴气,阴补阳气。天天合气,有病治病,无病长寿。”
合气功有三级:一级就是刚入门的道众学徒;二级可升为指点师、传点师,做个小头目;三级可进入道德金门的核心层。但二级、三级不容易过,过二级、三级必须要雷金安的许可。男的过二级、三级要比贡献,你发展的会员越多,过的级别就越高;女的过二级、三级要与雷金安合气。一般的道众合气必须同屋同厅,雷金安合气要上床合气,与他合气后他再跟你定级,上了三级就是他登基后皇后、皇妃的候选人。雷金安结拜的十二姊妹都是他练合气功的对象,当时一些年青漂亮的女人争相与雷金安合气,以与雷金安合气为荣,因为她们都想日后成为雷金安的皇后和妃子。
雷金安这一招非常灵,招揽了社会上一大批淫男秽女,他们白天往人堆里扎,参加人民政府的一些活动,为雷金安采集信息,发展会员,晚上在一起练合气功,发泄他们的淫欲。
七、暴乱前的准备
雷金安最疯狂的时候,是他策划登基当皇帝的前后。雷金安虽然读书不多,《三字经》却背得滚瓜烂熟,因此,并不缺乏应有的社会知识和历史常识。他多次在设坛讲道中运用历史人物的故事激励道众。他说:“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原本是泗水亭的个小小亭长,起兵于沛,秦亡后被封为汉王,后在楚汉战争中打败霸王项羽,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小的时候是个放牛伢,后出家当和尚,25岁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自称吴王。因得上天保佑,扫平各路义军,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庙号太祖。各位想想,大人物不是天生的,草芥人物同样可以做皇帝,今日的道德金门就是昔日的红巾军,我们都是上天封的神,有神相助,不愁大事不成。 ”
雷金安为了道德金门的发展煞费苦心。他在设坛讲道,用封建迷信扇动普通百姓的同时,还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政府的罪恶活动。
一是筹措暴乱经费。
雷金安的家产被人民政府没收了,他师傅留给他的一点积蓄也花光了,现在最缺的是钱。雷金安听说刘金秀在他父亲被人民政府处决前藏有两箩筐银子,如果把这笔钱搞过来,可解燃眉之急。
这天,雷金安在下垸召开了资金筹措会议,雷金安说:我们兄弟在一起,同生共死,把道德金门搞得这么大。蕲春、浠水、罗田、麻城、团风、新州,还有安徽、河南一带,有上万人串起来了,都等着我们举旗起事。现在最缺的是钱,反正人吊到井里耳朵也挂不住,各位家里要是有点钱,迟早也会被政府没收的,不如拿出来,发展我们的道德金门,也算做了一件功德事情。
林贵松说:我林贵松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家里钱是没得的,但我跟着你搞道德金门是铁了心的。从今往后,雷大哥的话就是我的圣旨,你指东我不向西,你指南我不向北。
刘金秀完全理解了雷金安的意思,说:我既然加入了道德金门,道德金门就是我的家,有句老话,叫好汉无钱似病人,没钱发展,会道从何说起。现在家里有困难,为家里出点力,排忧解难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父亲被政府枪毙之前,曾告诉我他在我家老坟山的栗树林里窖藏有两箩筐银子,可挖出来作为活动经费。
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刘金秀拿出两箩筐银子外,地主李大头也拿出金砖四块、金钗一枚、金练一条、大银一锭、金戒指、金耳环各一对。这些实物由地主分子尹汉坤和林子贤拿到新州、武汉变卖,变卖的现金作为暴乱经费。当场还有陈义章捐 4万元、毛田乡乡长夏芳清捐 12万元,各中小道首共计捐款 117万元。会上还决定,由刘金秀负责,到浠水、蕲春等地进行筹款。
二是正式组建了暴乱武装。
早在 1950的冬天,夏德普就极力怂恿雷金安组建道德金门开国军,为此雷金安还封夏德普为道德金门的军师。现在雷金安觉得时机成熟了,在毛田上屋夏松山的家里开了一个组建暴乱武装的会议。会上,尹金书提出番号为“道德金门自卫队”,夏其风主张叫“台湾反共救国军”,夏中成说叫“道德金门解放军”,最后雷金安还是定为“道德金门开国军”。雷金安任总司令,尹金书为副司令兼统兵元帅。会后,由尹金书到新州请一民间雕刻师雕刻四方大印 -枚,五寸见方,印把是一条出水青龙。印文是:道德金门开国军总司令部印。另雕刻有皇帝、皇娘和皇妃印信各一枚,以备调兵遣将、封侯拜相之用。
雷金安成立了道德金门开国军后,又秘密筹建了一支反应快速、灵活机动的黑杀队,黑杀队的大部分组成人员是伪联防区土匪中的顽固分子,像尹金书、林贵松、夏久松、夏子禅、陈狗伢、陈书伢、陈焕华、夏大吞、夏丕元、夏巨伦、陈仲书、夏学庭、夏金成、陈济良、方月舟之流。雷金安组建这支队伍的目的有三个,一是监督执行他下达的命令,二是保护自己的安全,三是执行特殊任务。这支队伍由尹金书出任队长,由雷金安直接指挥。
三是制作了反动道德金门发动暴乱时的服装及标志。
在雷金安的授意下,尹金书、尹定文用筹集起来的经费到麻城宋埠镇购买了大批红、黄、蓝、白布匹,并雇用十几个脚夫将布匹送到夫子河,后运回毛田,由陈美伢负责组织制作袖箍、旗帜和服饰。
裁缝是李家榜的道首陈仲书到双庙请来的。
制作袖箍:道德金门的起事标志是白布袖箍,起事时每人发放一只,戴左手。白袖箍做好后,尹定文又到白米山找人为袖箍印字。字有两排,上排是“道德金门开国军”,下排是“×师 ×团 ×营×连 ×排”,字印好后,再由陈美伢、雷细桂、刘玉秀分发给入道的妇女暗中照字样刺绣,缀以红、绿、黄三色线边,以标志官阶权力。
制作锦旗:道德金门的旗帜制作得非常夸张,有横的,有竖的,旗面布料的颜色搭配显眼,白绸缎作底,红、蓝、黄三色布料镶边,中间用丝线刺绣“道德金门开国军”字样。
制作服饰:皇帝、皇娘、皇妃制作的是朝服,将军为武打紧身军服。颜色分红、绿、黑三种颜色。
四是搜集制作暴乱武器。
鄂东各地历来有舞枪弄棒的习惯。相传南宋名将岳飞被害后,其四子岳震、五子岳霆避难于鄂东,故岳家拳流传鄂东近千年。这里民风剽悍,几乎村村有拳师,垸垸有猎人。雷金安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暗中组织各地道众收集刀枪剑戟、土铳火炮。
这是 1952年 2月的一天,雷金安在肖家山乡农会主席夏善堂家里开了一次筹集武器的会议,夏善堂当时也加入了道德金门。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雷金安决定第二天由夏久松、陈狗伢、刘金秀带队,血洗安堂国,杀东河区副区长兼公安特派员叶朝胜、东界岭乡农会主席蔡法宝,因为他二人有随身携带的枪支。夏善堂听说后,觉得这样搞不妥,表面上服从雷金安的安排,暗地里跟安堂国的人透了风。叶朝胜和蔡法宝预有防备。第二天夏久松、刘金秀等人扑了个空,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夏善堂因这件事被雷金安开除出道德金门。反之,夏善堂因报信有功,后来人民政府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安堂国的枪支没有抢成,雷金安等人在夏松山家里又开了一次会议。雷金安说:“起事在急,我们手无寸怎么办?搞不好我们就要钻山洞、睡山沟。”
伪保长夏其风说:“麻城没抢成,就到罗田抢。当地驻军、区工作组都有枪支,他们有我们就有,去抢就是了。”后来虽未抢到枪支,但他们搞到了土铳 80多支,大刀、长矛、梭镖、短刀和齐眉棍 600余件,其中陈书伢一次就从傅家垸弄来四把玩狮子龙灯的滚头刀。麻城盐田河、东界岭、肖家山、林家山、磨子河等十几个乡镇的道众,以及铺头坳区解放前伪联防区的一伙反动分子几乎人人都配齐了凶器。
八、皇帝登基
1952年 2月的一天夜里,鄂东大地月黑风高,阴雷滚滚,雷氏祠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说是参加雷氏祭祖。
其实,雷氏祭祖只是对外的一个借口,真正内幕是反动道德金门头子雷金安举行的皇帝登基典礼。
雷氏祠一轴三进,分上、中、下三殿。上殿设神龛,专供祖宗牌位;中殿是主殿堂,是族人议事的地方;中殿和下殿之间有曲拱石桥连接,下殿有戏楼,两侧各有厢房。祠堂的整体布局上下对称,殿堂楼阁,虚实相间,气势恢宏。
雷金安本想把登基搞得热闹一点,但考虑到影响大,怕出事,便把登基仪式说成是雷氏祭祖。说是祭祖,雷氏家族的各支后裔来得不多;来参加“祭祖”的代表也是通过精心挑选的,清一色的是选加入了道德金门的人,或是有加入倾向的人。
祠堂外,报事官高声大唱祭“三牲”,接着有人抬着刮尽了毛的死猪、牛头、死羊上案;执事官指挥司乐鸣金三击、发鼓三通,作大乐,几十支土铳对天齐鸣。
雷金安身着蟒袍玉带,学着梁山泊宋江的模样,带领众道匪到上殿祭三牲,拜诸神,敬天地,然后来到中殿,正襟危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太师椅后面,悬挂着一面“道德金门开国军”的大旗,两边站立着二十多个道德金门的骨干分子。执事官拿着一张黄表纸,拿腔捏调地宣读着“皇帝”雷金安的敕封:
封尹金书为道德金门开国军副司令兼统兵元帅;
封夏德普为军师;
封夏其风、周台吉为丞相;
封尹愿来为七十二殿阎王;
封任子求为进条子的主事;
封林子贤、夏久松、林贵松、夏中成、陈焕文为五大将军;
封陈美伢为皇娘;
封雷大桂、雷细桂、刘玉秀为皇妃。

拜将封侯的仪式结束后,执事官率领礼仪队按照鄂东风俗走起礼来。礼仪队由十二人组成,头戴礼帽,身着长褂,走八褂步,唱八仙歌:
第一位神仙噫,世间稀,头上挽着青丝髻,身穿皂罗衣,脚踏乌云梯。那神仙,那神仙便是汉钟离。第二位神仙噫,无可比,自幼坏了一条腿,葫芦腰间系,拐杖常不离。那神仙,那神仙便是铁拐李。第三位神仙噫,年寿高,倒骑驴儿上云霄,渔鼓咚咚响,简板喳喳叫。那神仙,那神仙便是张果老。第四位神仙噫,得道真,一件黄袍穿在身,三酬岳阳楼,世空人不省。那神仙,那神仙便是吕洞宾。第五位神仙噫,道法多,不恋荣华笑呵呵,花篮手中托,口中唱仙歌。那神仙,那神仙便是蓝采和。第六位神仙噫,来至此,仙笛一声空中喜,南关显神通,九度文公起。那神仙,那神仙便是韩潇子。第七位神仙噫,女中无,人人说她有丈夫,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那神仙,那神仙便是何仙姑。第八位神仙噫,贯牛斗,舍弃皇宫山冈修,手执云扬板,驾鹤上天都。那神仙,那神仙便是曹国舅。
雷金安带着一帮乌合之众,闹至半夜,酒足饭饱之后,每人发一把大刀、一个手电筒、一把雨伞、一双胶鞋。接着雷金安宣布了道德金门开国军的建制,成立师、团、营、连、排、班,并将黄冈、麻城、罗田、黄冈、新州地区的反动道德金门的会员以师、团、营、连、排、班建制,由元帅、将军们分别率领。
最后,雷金安宣布了道德金门的近期、远期的行动计划。雷金安说:“蕲春、浠水那边的道德金门比我们这边的人多,还有枪、有炮。浠水的斗姆坛跟我们道德金门是兄弟,我们将在两个不同的战场相互策应。我的近期安排是组织各路兄弟打下东河区政府杨家庙、项家河区政府,蓄聚力量后再打黄冈县政府,然后顺江而下,至九江起岸,打南昌,最后西进攻打川陕,在西安建都。”
“皇帝”雷金安正式登基亮相后,那些久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反动骨干分子精神大振。他们有的人并没见到过雷金安,根本不知道领着他们闹事的“皇帝”是个什么样儿,今天亲眼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穿着蟒袍玉带的、神气十足的“皇帝”,他们是多么的自信。他们坚信跟随“皇帝”打天下,可以得到刀枪不入的护身符,进而登榜封神,永居天堂,过着逍遥快乐的神仙生活。
九、关口事变
“关口事变”发生在 1952年 2月,是浠水县关口区反动会道组织斗姆坛发起的一起暴动事件。这一事变表面上看去跟雷金安没有关系,其实,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浠水、蕲春早在 1947就有反动会道组织道德金门、斗姆坛的活动;其二,这两个会道组织根同一脉,不少会员在两个会道组织中间游动;其三、斗姆坛主张舜初与雷金安、浠水道首何应中、蕲春道首瞿应清是拜把兄弟。张舜初在关口暴动的时候,何应中、瞿应中已被人民政府捉拿归案,何应中、瞿应中手下的一部分骨干分子参与了斗姆坛的暴动,暴乱现场有多树道德金门开国军的旗帜。
“关口事变”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52年 2月 ,反动军政骨干分子、斗姆坛主张舜初,勾结国民党潜伏特务江仲雷、陈兴余,诱骗斗姆坛会众、道德金门残余 400余人,手执戈矛等兵嚣,于 2月 21日晚 9时,由张舜初带队,冲进关口区腊树乡政府,杀死政府秘书周伯才和在政府值班的民兵队长,抢走多条枪支,然后攻打关口区政府,未遂。张舜初又率领暴徒冲进梅河乡政府,杀死哨兵,抢走枪支,窜至中台山,企图进攻县城。当地驻军、公安干警和民兵密切配合,将暴徒围困在余堰玉泉山,并于 22日下午 4时,将暴乱全部平息。首犯张舜初当场被击毙,江、陈二犯被抓获后处以死刑。
十、白米山定计
雷金安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浠水道首何应中、蕲春道首瞿应清分别被人民政府捉拿归案,浠水斗姆坛主张舜初发起的关口暴动也被镇压了。雷金安得到消息后,并没有收敛他的狼子野心,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快了他的暴乱步伐。他把初试牛刀的地点选在刘家庙。
刘家庙位于罗田、麻城的交界处,与雷金安的老家东界岭、雷氏祠隔河相望。上次他派夏久松、陈焕文、刘金秀带队,企图血洗安堂国,杀害东河区副区长齐凤冈、公安特派员叶朝胜、东介岭乡农会主席蔡法宝,抢劫他们的枪支。由于夏善堂报信,计划泡汤。这一次,他显得特别的谨慎。因为政府已经加紧了取缔道德金门的宣传攻势,当地驻军、民兵、区干队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搜山活动,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行动越来越困难。
雷金安他要开辟生存空间,做一个真正能够发号施令的“皇帝”,于是,他孤注一掷,一个更大的阴谋形成了。
1952年 4月 29日,雷金安在白米山尹定文的家里召开了道德金门道首紧急会议。白米山与大崎山、燕儿崖遥遥相望,山深林密,当年张体学、方毅率领新四军五大队经常在这里活动。在这次会议上,雷金安制定了一个恶毒血腥的计划,就是佯攻东河区政府,血洗刘家庙。具体方案是:一是由林贵松、陈焕文、刘金秀回东界岭、雷氏祠、肖家山组织会众,佯攻东河区政府,能攻则攻,不能攻则牵制麻城方面的力量,掩护黑杀队抢劫刘家庙,并暗地联系潜入我东界岭乡担任乡长职务的道德金门分子夏德普做内应。二是由尹金书、夏久松率领黑杀队抢劫刘家庙,雷金安和皇娘陈美伢及贴身侍臣陈华山率领一支人做接应。两支人马会合后,再杀向雷金安的老家学堂畈和雷细桂的老家安堂国,如果事情办得好,再翻蚂蚁坳,过梅花园,攻打麻城张家畈区政府,抢劫枪支弹药,武装道德金门开国军。任务布置完后,雷金安掇着一大碗鸡血酒,抓起一大砣野猪肉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心要狠,下手要重。今日大家吃饱喝足,明日各位马到成功。”于是两支人马连夜分头行动,组织道众,定于第二天夜晚(即 4月 30日)暴动。
林贵松、陈焕文、刘金秀、雷修明、雷细桂、雷大桂回东界岭后,林贵松叫雷细桂姐妹俩回安堂国,在家里多组织些人,多煮些饭,作两支人马会合后的生活接应。自已则和陈焕文、刘金秀、雷修明分别到三星乡、肖家山乡、界岭乡、磨子河乡、管驿河乡、盐田河乡聚集道众。他们计划组织 500人攻打东河区政府驻地杨家庙。
当时东河区区委书记徐笃远、区武装部长李洪德从管驿河乡回来,到东河中心小学陈校长那里商谈工作,青年教师周绍伯、尹新民见到徐笃远、李洪德说:“东界岭乡夏德普乡长天刚亮时到学校来过,在雷英成老师那里坐了好久。”
雷英成是雷氏祠大屋河的人,是学校的女老师,解放前在武汉读书,是雷金安的远房堂妹,与雷金安、夏德普的关系甚好。
雷英成送夏德普乡长出房门时,见四周没人,说:“这几天徐笃远书记老是往学校里跑,怕是有么事行动。”
夏德普说:“道德金门这边的动作大,他们的日子怕是不好过。 ”
夏德普的话被周绍伯、尹新民听见了。周绍伯、尹新民是徐笃远书记安插在学校里监视雷英成和夏德普的进步青年。徐笃远多次叮嘱他们,莫打草惊蛇,到毒蛇出洞时再打七寸,一打就要置于死地。
徐笃远、李洪德得到这个消息后,迅速回区召开了紧急会议,调动区干队和组织各乡民兵,进行全面搜山,并派公安特派员赶到麻城,向县委书记吴德简、县长陈化民汇报道德金门的活动情况,要求县大队派部队增援。
十一、刘家庙血案
4月 30日晚,尹金书、夏久松在毛田纠集一群黑杀队员,乘黑夜出发,袭击刘家庙。临行前,雷金安给他们打气说:“尹金书、夏久松二位兄弟,你们是我们道德金门开国军的大将军、大元帅,今天的行动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们下山后,先杀刘家庙乡政府的干部,夺他们的枪支。杀了他们的人后,再抢合作社。记住,人要杀光,东西要抢光。”
尹金书问:“我们抢了合作社后,往哪里撤?”
雷金安说:“不撤。事成之后,与攻打东河区的林贵松、陈焕文、刘金秀他们会合,再打安堂国。安堂国是祠堂乡的乡政府,拿下乡政府后,顺便到我老家学堂畈走一趟。注意莫伤着自家人。我家大门朝南开,骨牌门柱,青砖到顶。其余各家的老少一律杀光,一个不留。”
陈美伢双手叉腰,柳眉倒竖,拿出“皇娘”的气派。她说:“我们道德金门有道祖保佑,不光是刀枪不入,子弹不进,就算是被人杀了也能活转来。”陈美伢在那里漫天漫地地忽悠,她拍了一下夏久松的肩膀,说:“前天我到三里畈去,亲眼看见共产党杀了我们两个弟兄。他们因为入了道德金门,第二天又活转来了。你们都是皇帝的好兄弟,都是说一不二的大男人,办事要像个一丈二尺长的男子汉。记住,你们的胯裆里比女人要多长四两肉。”
夏久松是麻城肖家山乡刘家边的人,解放前曾担任国民党联防区分队长、边区大队长等职,是个恶贯满盈的兵痞。他被陈美伢这一激,脸上的血直往上涌,他说:“好久没有杀人了,我的手痒得发烧。你们都说我是个兵痞,这回我就痞给你们看看,谁撞在我的刀口上,我就送谁见阎王。”
当晚 12点过后,尹金书、夏久松等十七人手臂带着道德金门制作的袖箍,身着黑衣,腰系青带,一副行武打扮。这伙人每人一把手电筒,有的手持大刀、长矛,有的腰佩短刀、齐眉棍,有的肩背土铳。他们攻击的第一目标就是项家河区工作组驻地桥头边,妄图抢劫工作组的枪支。恰巧这天工作组的副区长蔡之阶、组长丁国卿和乡武装委员刘华彩到团风开会去了。尹金书、夏久松扑了空,气急败坏地在一张旧四方桌子上连砍两刀,还不解恨,把一扇大门劈成两块,然后带领这伙暴徒气势汹汹地扑向十里以外的刘家庙合作社。
刘家庙合作社是另一番景象。劳累了一天的职工因天气闷热,跳蚤、臭虫叮咬,未能入睡。主任夏锦村、会计刘梅成还点着小油灯在清理账目,屠夫方维善打着赤膊在一旁看算账。临时请来为社员打造小农具的铁匠刘少华也未曾上床。而当夜在此值班守哨的民兵刘堂槐、刘厚存和刘六伢三人全都呼呼入睡了。合作社的大门被拍得哐哐响。刘梅成、方维善听到敲门声,问:“深更半夜的,有么事?”外边答应:“没得事,路过的,讨口水喝。”大门继续拍得哐哐响......。外面又说:“傅家垸的,来查哨的。”刘梅成、方维善再问:“到底是哪里的?”外面答应:“毛田的。”刘梅成说:“么样瞎说,你到底是哪个?”外边的人气势汹汹地说:“日你的娘,我是你老子!”骂完,几个暴徒将屋檐下的一节桑树抱起来,“咚”的一声,将门撞开,一拥而入。
夏锦村、刘梅成同时被四个暴徒抓住双臂,堵在柜台内。另一伙暴徒大概事先打听到屠夫方维善会武功,暴徒陈华山、夏久松一进门就用刀尖抵住了方维善的胸口,左右各一人扳住他的双臂。尹金书带领一伙暴徒撞入民兵值班室,对着 3个熟睡的民兵,刀矛、齐眉棍齐下,又砍又刺又打。民兵干部刘堂槐在剧烈疼痛中,认出凶手中有他嫡亲姨丈方月舟,连忙大喊道:“哎哟喂!大嘞!姨丈喂!是我呀!”
方月舟望了一眼痛得在血水里打滚的刘堂槐,没有起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反而回答说:“哎呀,是你堂槐呀,么样还没死,我再早(加)你一刀。”说完,又在刘堂槐的颈上猛砍一刀,刘堂槐的头颅滚在一边。
不一会儿,另外两个民兵也昏死过去了。这伙匪徒转而搜查货物、抢劫现金。恰好这天的现金被营业员拿到三里畈进货去了,匪徒们只是在方维善裤袋里搜去了仅有的十多元钱。于是他们开始抢劫货架上的货物。
夏锦村乘匪徒抢劫混乱之际,挣脱双手,往屋外跑,被赶上来的匪徒在腰上捅了一刀,血流如注,但他还是强忍疼痛,捂着伤口,翻围墙跑了出去。刘梅成也乘暴徒不注意挣脱了双臂,还未跑出门,背上也挨了一刀,他忍着疼痛,乘着黑夜冲了出去。刘少华争辩不是公家人,幸免一刀;又乘暴徒抢劫货物的时候,钻进了放水沟。
匪徒抢劫完货物后,将方维善押出屋,在经过堂屋中间的屠凳时,一匪徒想把挂在梁上的一块猪肉取下来。方维善真想等匪徒松开双手,抢过屠刀与匪徒拼搏。这时,另一匪徒制止说:“先杀了方维善,再吃肉也不迟。”
方维善被押出门,看见几个暴徒正在扯白布,捆东西,一个匪徒用刀尖挑起挂在墙上的黑板报,骂骂咧咧地、恶狠狠地往河里甩。因为黑板报上编写的是揭露反动道德金门罪恶阴谋的宣传材料。一到河边,暴徒夏久松在方维善背上猛拍两刀,将他打倒在河沙上,随即,方月舟又在方维善的头上连剁两刀。方维善痛得在地上打滚。
夏久松恶狠狠地说:“日你妈的个鳖,还没有死呀!”又在方维善头上连剁六刀,其中一刀剁开了左耳朵,三刀剁在他护头的左手上,手掌虎口被劈开,大拇指只剩一条筋连着。
方维善完全晕死过去了。待他从疼痛中苏醒过来时,双眼金星乱迸,天旋地转,躺在沙滩里,还能听到头上的血滴到河沙里面的声音。这时匪徒们已经走了,方维善强忍着疼痛,艰难地爬到河岸的路上。这时,民兵排长刘生良带领十几个民兵赶到了。刘生良对方维善进行简单包扎后,又连夜送他到项家河区卫生所抢救。
在刘生良赶到现场的同时,刘家庙村村长夏仙开 (女 )也闻讯赶来了。他们借着灯光,看见三个民兵躺倒在床上,血肉模糊。刘厚存颈项左边被剁开,裂口翻卷,奄奄一息。刘六伢头上被剁了八刀,血流不止。刘堂槐颈被剁断,头颅滚在一边,人已惨死多时。合作社货架上的东西被抢个精光,地下一片狼藉。
夏仙开为刘厚存、刘六伢作了简单的包扎后,立即组织民兵将奄奄一息的刘六伢、刘厚存连夜送往项家河区卫生所进行抢救。
在这次暴动中受伤的基干民兵刘六伢、刘厚存、方维善经医院抢救脱险,被杀成重伤的夏锦村、刘梅成也经医院抢救脱险。反动道德金门的黑杀队,这次血洗、抢劫刘家庙的暴乱,造成一人死亡,四人重伤致残,一人轻伤,合作社财产损失上万元。
十二、一枕黄粱梦
就在刘家庙发生血案的当天夜里,东河区区委书记徐笃远、武装部长李洪德已把搜山剿匪计划布置到十个乡政府。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县长陈化民、公安局长李敬喜带领公安干警连夜赶到东河区,坐镇指挥。对道德金门活动猖獗的祠堂乡、界岭乡、肖家山乡、林家山乡实行重点围剿。
就在刘家庙发生血案的时候,罗田项家河区干部全部集中在团风大礼堂开会。区委书记冯贵秋得知情况后,带领 50余人,急行130多里路赶回区公所,动员干部各自携带枪支弹药,迅速赶到各个点上,配合已经行动的驻军部队投入平暴战斗。
中共黄冈地委、黄冈行署得到刘家庙血案的报告后,迅速组织黄冈行署公安大队赶到现场,组建了中共冈麻边工委,以加强具体领导,协调行动。
冈麻边工委成员有地委常委、公安处长郭欠恒、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县长陈化民、公安局长李敬喜、黄冈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鲁岱、黄冈县副县长王林。在郭欠恒的提议下,项家河区区委书记冯贵秋、东河区区委书记徐笃远也参加了工委工作。工委下设指挥部,指挥部设在毛田。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冈麻边工委见于东河区、项家河区有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了道德金门组织,明智地提出了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压力为辅,政治军事相结合的平暴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分化、瓦解反动道德金门组织的政策。具体措施是:
一是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两天之内在麻城、罗田两县组织干部 300多人,深入到道德金门主要活动的乡、村、垸子,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发动群众,揭露反动道德金门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从事反党反人民活动的罪行。
二是宣传党的政策,坚持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讲政府平暴的决心,讲有关区别对待的政策。
三是解除群众“三怕”,即怕道德金门报复,怕戴帽子,怕收回已经分到手的土改果实。工作组根据群众的“三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保持土改果实,彻底铲除道德金门,对上当受骗入道的群众采取只要回头、决不追究的政策。
在政策的感召下,毛田大屋村村长张坤山带头自首,说自己一时糊涂,贪图享受,听信了道德金门的宣传,想跟着雷金安到很远的地方去吃神米,才加入了道德金门;经过工作组的教育,现在想通了,那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坚决要求退出道德金门组织。在张坤山的影响下,上屋村有 39人自首,并揪出了隐藏在大屋的反动道首夏寿廷。
为了以点带面,平暴指挥部在上屋村召开了控诉道德金门的现场会,麻城、罗田各地派乡村干部代表 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一些上当受骗的群众纷纷上台,揭露道德金门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的罪行。
现场会开得非常成功,现场会上展示了道德金门反党、反政府、企图推翻新生政权的罪证。展示的内容有:暴乱时使用的各种武器、金条、银元、道德金门开国军的旗帜、袖箍、杀人的血被、血衣。会上还组织了二十多个受害者用血的事实控诉了道德金门的滔天罪行。会后,来参加现场会的乡村干部代表,回家后走村串乡,发动群众,讲解党的政策,使大批道众认清了形势,纷纷办理了退道手续。一时间,在麻城、罗田两地出现了退道批道的高潮,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全民声讨道德金门。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发动工作,在罗田的项家河、毛田,麻城的东界岭、雷氏祠、肖家山、林家山等道德金门经常活动的区域,有三千多人登记退道。
四是在开展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实行军政联合行动,追捕漏网的道德金门会首。参加平暴的部队和民兵,迅速采取了军事行动,在冈麻边地区多层次地设立哨卡,连续组织搜山,伏击、围剿、追捕拒不投降的在逃犯。为此,许多干部和战士、民兵付出了极大的艰辛,有的甚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麻城东河区政府发动大搜山时,道屋河基干民兵雷新祥和雷八伢奉命到锁儿庵岔路口盘查放哨,恰遇雷修明带领的从刘家庙杀人抢劫后逃到此地的黑杀队员。雷修明是细桂的哥哥,安堂国的人。他奉雷金安之命到此地做接应,没想刚刚接应上,就遇上了雷新祥和雷八伢查岗。雷修明和雷新祥、雷八伢是隔壁垸,相互认识。雷修明一边和雷八伢打招呼,一边夺走了雷八伢的长矛子,匪徒夏志松猛地扑上去砍死了雷八伢,受了伤的雷新祥趁混乱时钻进了树丛,跑到山下报信,搜山部队火速上山围捕,这伙匪徒见势不妙,四处逃命。
罗田项家河区区干部何国平在夜袭陡坡山时,因天黑不准打电筒,不准说话,一脚踩翻了石头,从高岸上滚了下去,跌落了三颗门牙,折断了四根肋骨。但他忍着疼痛,自始至终参与了平暴战斗。武警部队一名班长带着小分队战士突袭燕儿岩时,被隐藏在路边山楂林中的一女道徒砍伤手臂,仍坚持带队将在大圣庙内聚会策划反扑的一伙反动道首冲散,并当场抓获了两名在逃犯。
5月 1日,驻军部队和当地民兵紧密配合,于当天下午在蕙兰山(当地又叫毛针山)开展搜捕,一举捕获了长期活跃在麻城这边的会首雷修明、夏德甫和雷桂伢。傍晚,驻军部队配备了机枪、掷弹筒,又在当地干部、民兵的配合下,赶至道屋河伏击在蕙兰山搜捕中脱逃的尹金书等 8人,因天黑,尹金书等人再次逃脱。
5月 2日凌晨,麻城、罗田两县的增援部队陆续赶来,东河区、项家河区的干部、民兵士气大振,全部投入平暴战斗。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雷金安黑杀队中的一些死硬分子有的远逃,有的潜回家中,有的上山隐藏,但他们已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惶惶不可终日,只要一露头就会遭到群众举报。杀人犯夏学庭、夏金城、陈丕元、陈焕文很快落网。陈仲书畏罪在家中上吊。方月舟在麻城东河区被捕关押中畏罪自杀。林贵松回到老家林家山后,见势不妙,跳到门口塘里淹死了。杀人犯陈焕华迫于大势,走投无路,向指挥部投案自首,并交代了雷金安一伙的窝藏处所。部队和区乡干部、民兵立即赶至黄龙寨下的董家冲岩下塆,一举将“皇帝”雷金安、“皇娘”陈美伢、“皇妃”刘玉秀及其贴身侍臣陈华山等人捉拿归案。
5月 3日至 6日,在逃犯尹愿来、陈济良、陈书伢、夏大吞等人,也都在群众的举报和协助下相继被捕。
5月 7日,指挥部接到举报,反动道首尹金书、夏松山隐藏在毛田大屋冲,指挥部立即组织围捕,抓住了夏松山。尹金书跳上大湾屋顶上企图逃跑,部队再三喊话,拒不投降,被伏在屋下巷子中的冲锋枪手击中,摔下来当场死亡。
5月 11日,惯匪出身的夏久松逃窜至麻城夫子河,被当地干部、民兵抓获,押解至毛田交平暴指挥部。至此,活跃在冈麻边界的反动道德金门的道首和死硬分子大部分落入法网。
在平息暴乱中,缴获了一大批凶器和实物。仅在麻城楼下垸陈华山家的地下暗室里,就缴获了“道德经门开国军总司令部”大印一方、“凌霄宝殿”大印一枚、皇帝和皇后印章各一枚、已绣成的道德经门开国军袖章 130多扎、龙袍、朝服 3套、各色道袍、军服52件、绸缎几十丈、大银子 -锭、银元 26元、黄金饰品 5件、胶鞋、雨伞、电筒、毛巾、布袋、火柴一批,还有大刀、短刀、匕首、长矛子、土铳等一大批凶器。
十三、尾声
1953年 2月,原关押在黄冈县公安局监狱的“皇帝”雷金安被押送到罗田县。3日,在项家河区政府前的大河坪上,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这天,罗田、麻城相邻的区乡、垸 (组 )的群众,翻山越岭赶到项家河参加公审大会。会上,一些道德金门的受害者,特别是那些在暴乱中遭匪徒残害者的家属,纷纷在斗争大会上控诉雷金安等道首的滔天罪行。会场上,要求坚决镇压雷金安的口号如雷声轰响。有的受害妇女踊上前去用纳鞋底的锥子锥刺雷金安,警戒、维持会场秩序的人员拦都拦不住。
中午,正式开会对雷金安进行公判。项家河区副区长、罗田县第八法庭庭长蔡之阶,在历数了雷金安的种种罪行之后,宣读了雷金安的死刑判决书。枪响,“皇帝”雷金安应声倒地毙命。蔡之阶指着雷金安的尸体说:“雷金安是皇帝,是神仙,平日鼓吹刀枪不入。怎么样?枪一响就成了条死狗。道德金门那一套全是骗人的嘛!”
反动道德金门在麻城东河、罗田毛田发动的这场暴乱的首要骨干分子,除畏罪自杀、拒捕被击毙和极少数潜逃在外者之外,人民政府一共处理了 70人。其中麻城县辖区处理了 32人,判处死刑 12人,判处死缓 4人,判处无期徒刑 6人,判处有期徒刑 10人;属于原黄冈县辖区处理的共 38人,其中判处死刑 15人,判处死缓 2人,判处无期徒刑 7人,判处有期徒刑 14人。
这些被判死刑的罪犯,分别在麻城的东界岭、雷氏祠、道屋河、柳树庙、田家垸,罗田的蔡明垸、毛田岗上、桥头边、汪家河、项家河等地执行了枪决。

周恩来 1958年在麻城

金仕善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那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是麻城人民最难忘的日子——周恩来总理视察了麻城。然而,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正是敬爱的周总理。

十时四十五分,几辆从武汉方向驶来的小汽车,“嘶”地停在中驿公社林家下垸垸头。
车门打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先后下车。周总理身披大衣,神采奕奕,在省、县委负责同志陪同下,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棉麦试验地走去。
大队干部林世猛带着社员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了上来。当他们看到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时,顿时惊喜呆了!周总理料理国家大事,是多么忙啊!真没想到是他老人家来了!
周总理一见面就紧紧握住林世猛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林世猛。”此刻,这个创造了棉麦双熟双高产记录的年轻人,该有多少贴心话儿要向总理倾诉啊!过度的兴奋,使他感到浑身热乎乎的,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周总理亲切地和他们谈着话。忽然,总理注意到他上身只穿了件线衣,亲切地问:“为什么只穿这点衣服?”林世猛解释了原因。“这样会受凉的,要注意身体。”周总理一边说,一边向遮住林世猛身上阳光的同志挥手道:“你们站开点,别遮住阳光。 ”同时,把自己身披的大衣揭下来。林世猛一看急了,连忙对总理说:“不冷,不冷。”可是总理没容他再说,亲手将大衣披在他身上。林世猛的血液一下子沸腾起来,顿时浑身发热,满脸绯红。周总理亲切地和林世猛交谈着,继续向试验地走去,在凉棚边停下来。
这时候,一位社员给总理倒了一杯大别山出产的粗茶,总理笑着接过了,一边喝着,一边继续与林世猛交谈。周总理听说棉麦双熟双高产最先在脚下这块土地成功,微笑地称赞道:“真了不起!”
接着,周总理要林世猛详细谈谈棉麦双熟双高产的经验。
总理慈祥的面容和亲切的问话,使林世猛原来紧张的心情消失了,很自然地汇报到运用棉花营养钵育苗,解决了棉麦争时间的矛盾。周总理兴致勃勃地询问着植棉的生产过程和经验。林世猛回答着,周总理认真地听着,不时点点头,不时提出问题,几乎把每个植棉环节都问到了。
林世猛和社员们想到周总理高龄,又站了很长时间,都请他到凉棚里坐下歇歇。可是,他连说不累,兴致很浓地问这问那。还向身边的公社党委书记了解全社的人口、劳力、产量情况。周总理听了很满意,接着问林世猛:“今年的收入是以原来的农业社算账,
还是按照全公社算账?”林世猛回答:“以农业社算账。”周总理问清了每户收入多少,高兴地笑了。稍停,又问起了社员生活情况,连吃什么菜,是不是经常有肉吃,都问到了。当听到林世猛回答“经常有肉吃,群众很满意”时,周总理称赞说:“这样就好。”
了解了生产、生活情况,周总理还询问了福利情况:“你们中队有多少大、中、小学生,学费公社管不管?”林世猛都做了汇报。“多大年纪了?”周总理问林世猛。“二十九岁。”林世猛答。总理微笑着翘起大拇指,夸他年轻能干。又谈了一刻,总理才
告别大家。总理站在车前,鼓励前来送行的社员们说:“你们干得很好,干劲很大,还要鼓足更大的干劲,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的跃进。”

十二点整,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来到“五四”人民公社钢铁厂。“周总理来啦!”工人们争相传告,全厂一片欢腾。周总理首先来到冶炼车间的“三八”炉前,握着炉长、女青年卢秀英的手,慈祥地向全场的人打招呼:“同志们好!”
卢秀英和姑娘们连忙回应:“总理好!”这时,全炉工人都并排站在风箱后面,不停地鼓掌;正在拉木制风箱的三个姑娘,顿添干劲,风箱拉得呼呼地叫着,喇叭炉里的火焰冲起两丈多高。周总理看到木制风箱鼓起这么高的火焰,非常高兴,走过去和姑娘们
一一握手,问好。周总理高兴地问卢秀英:“你们全炉有多少人,几班制?”周总理听了回答,满意地笑了,转而对陈毅副总理说:“我们也来拉风箱吧。”说完,就拉起风箱来。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虽然都是高龄了,可是劳动起来和青年人一样,精力充沛,拉动风箱,也运动自如。姑娘们看着,热烈地鼓掌欢呼。
同车间的“八一”炉、低温炼钢炉是男同志,他们是“三八”炉的竞赛对手,看到周总理在“三八”炉前拉风箱,都说她们交了好运气,羡慕不已。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着来到“八一”炉前,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他们与“三八”炉搞竞赛、创高产的汇报,又来看低温炼钢炉。当听到这种简单的炉子能炼出质量很好的低炭钢时,总理夸奖说:“那真不简单!”
周总理细心地听取工人们的介绍,仔细地观察着炉子的构造,看到低温炉也是用木质风箱鼓风,很高兴地向正在观察风箱的陈毅副总理说:“我们再来拉风箱吧?”
刚才还羡慕“三八”炉好运气的工人们,这时都怕总理累了,劝总理休息;正拉风箱的同志,也不让开位置。周总理风趣地说:“强迫我们不参加劳动那不行!”工人们一听都笑了起来,拉风箱的同志只得让开位置。大家心情激动地看着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又拉起了风箱。后来,周总理看到炼低炭钢是用人工锻打的,就问道:“用大铁锤锻打能保证质量吗?”有同志回答说:“这样锻打虽然没有汽锤力量大,但根据低炭钢的要求完全可以。”周总理点了点头,对陈毅同志说:“我们来打大锤。”叮当,叮当,铁锤有节奏地响着,掌钳工人高兴地说:“总理们打锤,看起来很在行的。”围在铁砧周围的人深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动,都不停地鼓掌。打完大锤,周总理指示说:“要是改用机器锻打,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又可以提高钢的质量。”周总理想得多周到啊!工人们感动极了,立刻回答说:“我们一定努力创造条件按总理指示的去办。”周总理来到了“七一”炉前,握住炉长蔡庆益的手说:“你们不简单,是省委和县委的试验炉,做到了高产长寿。”
蔡庆益见周总理已知道了“七一”炉的情况,心里很感动,他想:全国多少大事要总理去关心,可是连我们这座小小的炉子,也被总理关心到了。想到这里,他激动地说:“全炉工人决心鼓足干劲多产铁,向总理报喜。祝总理身体健康!”
“要工人同志们大家健康才好。”周总理立即说。这时,恰逢炉子出铁水。铁水出完后,总理问:“有多少?”过磅员忙报告说:“有三百八十七斤。”周总理满意地说:“这点小炉子放这么多铁水,简直像一条小河。”接着又问一天生产几小时,睡多少时间觉,工人生活怎么样。……各方面都问到了。工人们说:“总理对我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从冶炼车间来到了轧钢车间。车间主任万家宽忙迎上去。周总理伸出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万家宽。”心情激动的万家宽只顾回答问话,忘了脱下满是油污的帆布手套,正要将手往回缩,可是已来不及了。总理已麻城撤县设市的前前后后叶显应从麻城境内栗山岗、万人墩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考证,这片土地上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已达五、六千年。自隋开皇十八年设立县治,麻城县迄今也有 1400余年的历史。当历史的钟声敲响在公元 1986年时,麻城以一座城市的诞生而结束了一千多年的县制。从此,麻城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特别是近十余年来,麻城像一个幸福成长着的婴儿,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倍受呵护和庞爱,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温家宝、李瑞环、曾庆红、吴官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视察麻城,眷顾殊殷,全国罕见;京九铁路贯穿南北,沪汉蓉快铁联接东西;大别山火电厂、大广高速、沪汉蓉高速先后立项开工,麻城的资源优势、区域优势、人文优势逐步凸现。
这些,无疑与撤县设市有关。撤县设市是麻城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麻城由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麻城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和谐发展的春天。
我于 1985年元月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亲身经历了麻城建市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为了纪念麻城建市 20周年,我特请现黄冈市发改委调研员刘祖元一起回忆当年为建市奔波的往事,倍感麻城撤县设市的前前后后是一条风雨之路,是一曲奋进之歌。
建市前,麻城县委县政府一班人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放在如何加快老区建设上。麻城是革命老区,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走出了三支红军主力,诞生了 3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和 176位省军级以上领导,爆发了举世震惊的黄麻起义,脱颖煅造了中国将军第一乡――乘马岗。由于战争年代创伤较重,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处在贫困线以下,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历届县委作了长期的不懈努力。建市后,麻城市委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向国务院和民政部争取将麻城列为贫困县(市)。县改市给人带来的是思想观念、工业化进程、农业产业结构、市区建设及小城镇建设的巨变,国定贫困县(市)带来的是国家的大量转移支付资金和各种优惠扶助政策。
1985年 8月 8日,那是一个令人兴奋而难忘的日子,艳阳高照,整个麻城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市长吴官正专程来麻城洽谈对口支援老区建设事宜,并实质性地签约了部分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同年 11月 21日,省委书记关广富又到麻城调查研究(7月 9日已来过一次),重点探讨进一步加快老区建设的新路子,并提出了可以考虑麻城撤县设市,构建大别山中心城的设想。一石击水,激浪千层,县委书记汪澜涛、县长程锋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了四大家联席会议,并广泛征求了各界人士的意见。1986年 3月 4日,麻城县委、县政府以麻发(1986)6号文件向省委、省政府正式上报撤县建市的请示,后经省委同意由省政府上报国务院和民政部。
时隔二十年,一幕一幕的往事回忆起来有如刚刚发生的一样,一任接着一任干,一级干给一级看,他们办事的执着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时时激励和感动着我,每次回忆往事,总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在这庆祝建市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将那些往事写出来,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那时候,麻城和北京各部委联系比较少,不少事要找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再道将军(原铁道兵司令员、开国上将)。县委指派副书记王德法、常务副县长张栉勤和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叶玉林、民政局局长梁庚、计委科长刘祖元一行赴京汇报。
在武汉到北京的 38次列车上,刘祖元找到列车长说,我们一行人都是山区的领导,由于进京办事较急,没有买上卧铺票,能否行个方便补办几张。列车长见刘祖元言真意切,立即将列车员自己休息的地方补办了 4张卧铺票。当刘祖元高兴地拿着票请领导换座位时,张副县长恼着脸说,那硬座票不就浪费了。为了缓和僵局,王德法戏称张副县长是个“乡巴佬”。想一想,一位分管财贸的常务副县长很少出门坐火车,而且为 24元钱一张车票惋惜,足见当时领导干部的作风以及麻城的困苦和封闭。
王德法一行进京后,第二天就赶到陈司令的家。王德法代表家乡父老乡亲向陈司令问好,陈司令用浓郁的乡音十分高兴地问,这回来又有么事啊?王德法说明来意后,陈司令询问了麻城的经济状况以及工农业生产情况,还特别关心乘马老区的发展,然后在公文上签字署名请民政部崔乃夫部长予以支持。
在民政部汇报时,地方行政司的高处长对王德法一行讲,从你们的文件上看,暂不符合建市的条件。当时撤县设市要求非农业人口 12万人以上,城区人口 7万人以上,而麻城当时上报的非农业人口为 70915人,县城人口为 57894人。其实麻城当时的非农业人口达到了设市标准,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很多已经农转非的人员没有纳入进来,因为公安部门和各乡镇怕人数报多了说自己乱批“农转非”。按照民政部提出的问题,县委、县政府及时地进行了研究和调整,并以麻发(1986)9号文件向民政部作了补充报告。
王德法一行再次进京,首先找到王树声大将的夫人、北京 304医院副院长杨炬和其长子、中国残副联理事长王鲁光,请杨副院长写信向崔乃夫部长说明情况,请王副理事长到民政部(因残联与民政部联系多)帮家乡多说几句话。还找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阶,请他与原民政部长程子华联系。作好这些前期工作后,再到民政部呈送了设立麻城市的补充报告。
为了加强与高处长的联系,县领导要求刘祖元要设法找到高处长的住处。北京的天气非常冷,哈口气就是一条长长的白龙。刘祖元接连几天在高处长上班的地方静候着。终于在一天下午下班后,他看到高处长出来了。刘祖元一直尾随高处长从东城区到海淀区,总算弄清楚了高处长的住处。第二天清晨 6点钟,县政协副主席熊绵星一行 3人到了高处长家,向高处长再次汇报了麻城设市的企盼心情,高处长亦是为麻城人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同意向部领导汇报。为了能及时打听到消息,在京活动的一班人特向李先念主席办公室工作人员、国务院外事局的霍耀荣同志作了汇报,并请他予以关注。
1986年 5月底的一天凌晨两点钟,霍耀荣同志传来喜讯,国务院批准麻城撤县设市了。大家一路奔走相告,首先报告了陈司令和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告诉了在京的家乡首长和朋友。那天晚上,我们进京的人没有一个人睡着觉,伴着兴奋,伴着喜悦,直至太阳从东方升起。
1986年 6月 25日,湖北省政府鄂政发(1986)62号文件转发国务院 5月 27日国函(1986)70号批复,同意撤销应城、蒲圻、沔阳、石首、麻城、利川 6县,分别以原行政区设立县级市。至此,结束了麻城自隋朝开皇十八年以来 1388年的县政体制,开辟了麻城历史的新纪元。
1986年 8月 1日,麻城市成立大会在新建街大礼堂隆重举行。整个麻城沸腾了,市民自发地上街舞着龙灯,扭着秧歌,一直欢庆到深夜。当时的盛况,可以说是长街夹道翩翩舞,不尽人潮滚滚来。在撤县设市的成立大会上,中顾委委员、原武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中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少楠等省地领导到会祝贺。
8月 1日下午,政府办公室主任梅基金同志通知我,明天陪程锋市长赴京,主要任务是争取进入国家级贫困县(市)的笼子。我当即起草了公文,携带了几份空白介绍信,便匆匆上路了。
8月 2日,盛夏清风,一辆旧尼桑和一辆伏尔加轿车在汉麻公路上颠了 3个小时,高低不平的坑洼公路让人感到烦燥和闷热不安。第二天,我们从洪山宾馆赶到南湖机场,登上了 2503次航班。领导登机时,我逐一地给他们拍照留念,我最后才上飞机。不足一个半小时就到了首都机场,也不知是第一次坐波音飞机有空调的缘故,还是北京的早晚温差大,一下飞机后人感觉凉爽了许多。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老乡、严智泽少将的妻子李秀荣科长带着军车早在机场迎候,当晚下榻东城区南河沿大街一号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登记住宿时,服务员说,我们所里只接待地师级以上首长,请问你们市是什么级别?我赶忙说,我们是地级市,服务员马上帮我们安排好了住房,我第一次尝到了叫市的甜头。当晚,程市长对我说,小叶,你还有点灵光气,今后你就和刘祖元一起专门跑对外联络吧。因为我知道跑对外联络虽是个美差,但也是个苦差,加之我刚结婚不久,便赶忙说,我还不适应跑外勤,天天在领导身边更锻炼人一些。
8月 3日,经与陈司令的秘书郭小平同志联系,陈司令同意 4日下午 3点在家中接见新上任的家乡“父母官”。程市长带我们一行 6人准时赶到孟端胡同甲 45号,待警卫员通报后,郭小平和方时军秘书热情接待了我们,陈司令见新市长一上任就来看他,显得非常高兴。寒暄过后,程市长切入正题,恳请陈司令帮忙家乡争取贫困县(市)。陈司令听后,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说,你们上半年找我要县改市,当时我问你们经济状况么样,你们说好得很,而且各项指标都达到了设市的标准。不到半年时间,你们又要当贫困县,叫我么样说呢?陈司令说完后一转身从书房进了睡房。老将军生气了!我们进京来找首长,最担心的就是怕惹首长生气。首长一生气,我们的事就难得办了。满屋的人都在那里静坐着,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我跟程市长说,很可能是上半年县委办公室主办的一个杂志《乡音》在首页登了关于张司令的一篇文章,陈司令、张司令尽管都是乘马岗新村一个村里的人,但平时很少往来,《乡音》在报道家乡首长排位上没有把好关。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熊绵星和叶玉林两位老同志把陈司令的夫人张双群请了出来。陈夫人真不愧是老牌大学生,她说,再道同志到政协的时间不长,中央有纪律规定,不是分管的事不能插手,家乡的人要支持、要理解。但是,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待会儿我做做他的工作再说。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陈司令在夫人的陪同下终于走出了睡房。陈司令一坐下来就开口说:我不是你麻城的,我是全国的,这件事不好办。当郭小平秘书将草拟的恳请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照顾解决麻城贫困县(市)的批示送陈司令审阅时,陈司令说,要加上红安、新县,红安要写在麻城之前,在正式公文上,陈司令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直到这时,我们才理解陈司令的良苦用心,他是在为老区人民着想啊,一会儿争撤县设市,一会儿又争贫困县(市),家乡人民的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呢?他是在担心啊!
拿着陈司令的批示,我们通过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陈其贤副局长将公文批转到设在农业部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又通过霍耀荣同志与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原北京市市长林乎加同志联系,专门听一次麻城的汇报。在西单文昌胡同 11号,林乎加同志在京式四合院里热情接见了我们一行并合影留念,还拿出地道的北京蜜桃请我们品尝。这种桃子又大又甜,成熟以后桃皮可以撕下来,我们吃着北京蜜桃,心里比蜜桃还要甜。20年来,林乎加同志关心关爱老区人民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的烙印很深。林乎加同志听完程锋同志的汇报后,说,麻城是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贫困开发理应优先扶持,但贫困县(市)有严格的指标体系,你们除了找国务院、农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水利部、林业部、教育部等成员单位汇好报,请有关部委支持外,还要回去向地方政府汇好报,通过政府逐级上报,尽量避免走弯路。
按照林乎加同志的指示,程市长在北京 10天时间里带我们日夜奔跑,拜见了许多老领导,结识了一批新朋友,争贫困县(市)的事情大体有了眉目,我们一行人都十分高兴。8月 11日,在京的一位老乡请程市长吃晚饭,并说晚饭以后带我们到中国剧院观看全军舞蹈比赛。吃饭时,大家都推说程市长有胃病,不能喝酒,程市长破例高兴地说,小叶有点酒量,大家都可以放开喝一点。因我离开部队已有五六年了,听说要看部队的节目,感到格外地亲切,这么一鼓励,二两一杯的酒,我连喝了二三杯。吃完晚饭后,大家一起观看了演出,节目非常精彩,这次比赛在军内外评价很高,反响很好,是我有生以来亲眼见到的水平最高的一次舞蹈表演,也是一次艺术的薰陶。
1986年底,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县(市)中,麻城榜上有名。1994年和 2001年,麻城又先后被国务院列入“八七”扶贫攻坚重点县(市)和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
历经风雨二十年,写就辉煌在人间。黄冈的城市建设起飞两翼,麻城首屈一指;黄冈的扶贫开发成为全国的两面旗帜之一,麻城功不可没。撤县设市是麻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北京到九龙,麻城正当中。“一厂三路”(火电厂、沪汉蓉快铁、大广高速、沪汉蓉高速)路路通天,一市两站(南北火车站)全国少见(指县级市)。尤其是大别山火电厂争取了 12年、奋斗了 12年、企盼了 12年,终于梦想成真。没有县改市,就不可能有一系列的大项目落户麻城。扶贫开发是麻城经济发展的交汇点。是不是贫困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大前提,没有贫困县(市)的确认,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大量投资和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扶持。2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除扶贫专项扶持和国家重点建设专项投资外,仅计委、交通部门的扶持金额就分别达 8.37亿和 5亿元。
20年辉煌成就凝聚着麻城百万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创业的伟大力量,20年骄人业绩凝聚着历届领导同甘共苦、锐意创新的伟大创举。我坚信,再过 20年,我们来相会,麻城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006年 6月写于麻城经握住了他的手。顿时,万家宽又激动又渐愧,真不知怎样责备自
己才好。“车间有多少人,多少机器?”听着周总理的问话,万家宽从激动中醒过神来,他一边回答,
一边拿来圆钢、钢板给周总理看,并说:“这些都是用土钢轧出来的。”“土钢能轧出这多东西,很好。”周总理点头称赞着,又问道:
“你几时学轧钢的?”他径直答道:“我原先是个锻工,前不久在汉阳学了两小时。”“这样快,两小时就学会轧钢,那不简单!今后要好好干下去。”
周总理赞扬说。“谢谢总理的指示。”万家宽连忙向总理表示感谢。“我们是来学习的。”周总理笑着指了指陈毅副总理,谦虚地说。出了轧钢车间,周总理又来到了炼矽钢片的坩锅旁,了解了炼矽钢片的情况。厂党总支书记拿起一大块矽钢片向总理报喜说:“这是工人用土钢炼出来的。”这时周总理更加高兴起来,对工人们称赞:“你们走的是公社工业化的道路。”
陈毅副总理也称赞说:“工人们力量真伟大!”
周总理来到了金属制品车间。他看到年轻的工人们正在制钉子,便很有兴趣地拿起锤子试制了两个,最后笑着对身旁的两个小工人风趣地说:
“我也学会锤钉了!来,我们比较比较。”两个小工人仰望着周总理,圆圆的脸蛋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周总理到达县委机关后,毫无倦意,精力充沛地听取了县委负责同志关于全县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作情况汇报。
中饭后,周总理不休息,又接着视察了全国钢铁“小土联”麻城现场会议的展览馆和县工农业展览馆。在“小土联”展览馆,周总理看到了以木质为主的土车床、土刨床,称赞发明人真伟大,有板眼。看到用土钢制成的柴油机,高兴地说:“工人同志们刻苦钻研的精神很好。”
在县工农业展览馆里,周总理对陈列的中一公社新农村模型看了又看,高兴地对中一公社党委书记说:“我转回到你们公社时,一定要去看看。”
县大礼堂暴风雨般的掌声飞出屋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接见出席全国钢铁“小土联”麻城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以及县直各机关的干部。周总理微笑着向大家频频招手。离别前说:“同志们,因为我们还要赶回武汉去,所以没有机会再多留了。祝贺你们会开得成功!祝贺全县各个公社的同志,生产跃进,工作努力,身体健康!”
离开大礼堂后,周总理马上去城南关厢。正在敬老院厨房洗菜的事务长王咏波听到屋外一片欢腾,激动地起身去接中央首长。突然,一个人冲进厨房大喊:“咏波,周总理到你家去啦!”
“什么,周总理,到我家去啦!”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箭一般地向外跑去。
原来,周总理要看看翻身户,这样就来到咏波家。咏波娘见客人竟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乐得不知怎样接待好,又是让坐,又想倒茶,又想递烟,又想好生看看,最后手不由自主地拍起来,用“欢迎,欢迎”表达沸腾的感情。总理亲切地问:“老人家可好?”咏波娘连说:“托毛主席的福,托党的福,翻了身,好!好!好!”
王咏波跑出门后,周总理又向敬老院走来。他跟在总理后面,千言万语却不知从哪说起。在敬老院,周总理对六十六岁的孤老陈德义、六十二岁的孤老刘上福进行了亲切慰问。之后,他又来到食堂、厨房视察,和王咏波及炊事员握手交谈,了解伙食情况。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返汉途中,又视察了中一人民公社正在施工的“红旗新村”。周总理向盖房子的社员问好,与他们亲切交谈,并视察了几栋已盖好的新房。最后,他和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告别,才乘车去武汉。
总理走后,大家算了个账,总理从武汉出发来方麻城,再到从麻城回武汉,这中间连一刻钟都没休息。
周总理离别了麻城,麻城却不能平静: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见到总理和没见到总理的都喜得不得了,大家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十八个春秋过去了。
许多当年见过周总理的同志,更是深深地怀念着敬爱的周总理。
当年的“五四”人民公社钢铁厂现在已是全省工业战线的红旗单位——麻城力车厂了;当年的工人,不少担任了车间、革委会、党总支的领导工作,万家宽同志就是这个厂的党总支书记,并担任了中共黄冈地委常委。他在一次大会上说:十八年来,周总理视察这里的光辉业迹,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拉风箱、打大锤、制钉子的崇高精神,热爱人民、相信群众、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以及视察时所做的英明指示,一直教育、鼓舞、激励着我们。大家发扬当年大干苦干巧干的精神,使力车年产量从几千辆激增至十万辆。
城南关厢大队,当年食堂事务长王咏波,现在担任这个大队的队长,一谈起火红的一九五八年,他两眼放出了幸福的光芒,激动地说:想当年,敬爱的周总理到我家来看望,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我母亲后悔不已说没招待敬爱的总理,现在想起来,还感到过意不去。总理真是我们的亲人哪!
林家下垸林世猛家的墙壁上挂着“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的一组照片。他常说,十八年前总理怕他着凉,亲手将大衣披在他身上那件事,使他娘淌了多少幸福的泪水。老人家曾对他说:“伢呀,世上都说爷最亲,娘最亲,依我看,比不上毛主席、共产党亲,比不上总理亲。往后更要紧紧跟定共产党,莫让总理白疼你一场啊!”林世猛每想起这件事,眼圈儿就湿了。
同时,他还讲了另一桩动人心弦的往事。
那是总理视察的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一天,工作人员告诉他:总理要请他作客。十一月八日上午十点钟,总理派车接他来了。激动啊,真激动啊!总理在百忙中,还把一年前见到的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记挂在心上。那天吃饭的时候,总理亲切地给客人布菜。因客人中就世猛是农民,所以总理特别关照,给他布菜最多。总理那么忙,热情地陪客人三个多小时。饭后,还亲切问他吃饱没有。世猛开会回来不几天,就收到了在总理家作客时的合影照片。
(此文发表于 1976年《湖北文艺》)

举水大治理

程中才
举水,麻城人民的母亲河,麻城人民眼中的最靓丽的风景线!
举水发源于鄂豫交界的麻城境内的蜂包裂山,干流自北向南流经福田河、黄土岗、麻城城区、中馆驿、宋埠、歧亭等乡镇,经新洲、团风大步街注入长江。其在麻城境内长度为 116.9公里 ,占举水全长的 68%;境内流域面积 3072平方公里,占举水总流域面积的72%,占麻城全境的89.4%。举水水系 1480多条大小支流纵横交错,呈树枝状展布于龟山山脉以西麻城 85%以上的版图,250多座大小型水库和几千口塘堰似累累硕果挂满枝头。自古以来,举水河滋润着麻城近 80万亩耕地、170多万亩山林和 10多万亩水面,世世代代哺育着麻城人繁衍生息。
1974年至 1978年,麻城县委发动并带领全县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对举水中上游主干支流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综合治理。这次大治理,对上自白塔河大桥下至歧亭乌龙寨出境处,全部采用深窄复式梯形断面开挖河槽,疏浚河道全长
51.72公里;按 50年一遇洪水设计、100年一遇校核标准,控制河床 285—371米,修筑东西防洪大堤 105.5公里。大堤底宽 44米,面宽 7—10米,高 8米,迎水坡全线石岸固脚,配套建造压浸台,块石护坡,背水坡全部栽植草皮;对原有 6处“C”型和“S”型河道进行改造,将红石高岸河、迎集夹洲、宋埠沙河和歧亭张家洲 4处裁弯取直改为农田,将闵集大桥以下大片沙滩和饶家河至宋埠之间的大沙洲平整为耕地。经过改造,共扩大耕地 3万多亩,缩短河道 8公里。还按照河、渠、田、林、路、村综合治理,有利排灌、机耕、交通和园田化建设要求,搬迁农户 708户,拆迁房屋 5070间,建涵洞 80个、排水闸 47座、机耕桥 5座、抽水泵站 45个,排涝站2个,植树 13万多株。全部工程于 1978年春建成,历时 5年。建设高峰时期上马劳力 10多万人,长年专班上劳力超过 2万人,投入标工 5000多万个,共完成土沙方 3500多万立方米,石方 150多万立方米,其中干砌石方 70多万立方米,浆砌石方 5万多立方米,混凝土 1万多立方米。动用社队资金 1150万元,省、地、县财政投资共 268万元。
经过治理的举水河,第一次按照人民的意志,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麻城大地上,造福于千秋万代的麻城人民。
治理举水、避灾兴利,是麻城人民世世代代的愿望和期盼。由于麻城地处举水上中游地区,其地理和气候特性决定着本地区水旱灾害频繁发生。《麻城县志》载:元代至元十一年、至正十二年两次大旱,有“人相食”的历史记录。明嘉靖三十年“五月十八大热,河鱼尽毙,马蹄踏土火出”;公元 1553年“五月初三大水,民溺死千计”。1949年以前有记录的 523年中,重大水旱灾害 61次,约为 8—9年一遇。1949年至 1991年的 42年中,举水流域内一般性洪涝灾害 13次,约 3年一遇;重大灾害 5次,约 8—9年一遇;小旱小涝每年一遇,甚至一年几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麻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举水流域的改造和治理,大力发动群众兴办水利事业,先后在举水上游兴建了明山、三河口、浮桥河三座大型水库,大坳、芭茅河、黑石咀等 6座中型水库,还兴建了 200多座小型水库和几千口塘堰,控制承雨面积 1385.7平方公里,蓄水近 12亿立方米,为抗旱灌溉蓄积水源,并为防汛调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大减轻了举水流域的旱涝威胁。然而,由于麻城境内上游河道陡峻流急,中游河谷平缓,加之河床淤高,河堤低矮残缺,河道多弯,行洪不畅,一遇较大洪水,常常泛滥成灾。1969年 7月,全县普降暴雨,大小水库相继溢洪,致使举水河道溃堤 156处,淹没田地 16万多亩,受灾面积 34.4万亩,造成 8.9万亩无收,倒房 17677间,死亡 136人,损失十分惨重。
1974年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以书记邓萍为首的麻城县委一班人,冷静思考,汲取历史水旱灾害教训,决定对举水进行综合治理,以彻底解除举水造成的洪涝威胁,揭开了历时 5年的举水大治理序幕。
年过八旬、时任县委办副主任、举水河治理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张薪樵回忆,举水治理时处于“文革”后期,当时“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农业学大寨”风起云涌,劈山开田成为时尚,有利大于害的工程,也有害大于利的工程。县委书记邓萍深入实际,依靠群众,实事求实,科学决策。为了把“农业学大寨”、“大干促大变”的口号贯彻落实到麻城的实际工作中来,他带领县委一班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经过调查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频繁的洪涝灾害是制约麻城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而洪涝灾害频发的原因除麻城地理气候特征外,主要是因为举水河河床淤高、河道多弯和河堤低矮残缺,不具备抗御洪水能力。治理举水,可以避免小灾年份给沿河带来的洪涝危害,大大减轻大灾年份的灾害损失,每年可增加保收面积 8—10万亩;结合裁弯取直,还能扩大常耕农田 3万多亩。治理举水是人民的愿望,发展的要求,符合时代精神。因此他们统一认识,形成举水可治、举水必治、治必大治的思路。他们不赶时髦,不搞形式,尊重规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科学治理方案,即在设计上根据水文资料记载和常年雨量情况,将举水河干流上、中、下分三段治理,中、下段(乌龙寨至王家畈)按五十年一遇洪水设计百年一遇校核,上段(王家畈至虎头司)和各主支流按二十年一遇洪水五十年一遇校核设计并施工,确保工程效果,不留后患。具体施工中不急于求成,按上、中、下段分期治理,三至五年完成。在劳力组织上,实行冬春突击与长年专班相结合,干流沿线各区(社)为主与全县支援相结合。在物资器材投资上,以自力更生为主与争取省地支持相结合。在组织领导上,由县指挥部统一指挥,分区负责,参加会战的区、公社成立团、营,按连、排、班的军事建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由于指导思想正确,措施扎实,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和最后竣工。
1974年 11月 25日,举水河道治理第一期工程(乌龙寨至闵集大桥段)举行誓师动员大会,邓萍代表县委提出首期战斗口号:“大战一百天,新河把浪翻;石头垒河岸,杨柳裁两边;扩地二万亩,沙洲变良田;水随人意走,举水换新颜。”工地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各团、营相互挑战竞赛,班、排、连制定措施,全体参战人员争先恐后投入会战。期间,城关、中驿、铁门、宋埠每区(社)出动劳力均超过一万人,其他各区支援劳力均超过 5000人,总劳力超过 10万人。参战人员自带粮草,自备工具,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一心一意为举水大治理做贡献。
位于中驿迎河集上夹洲的鲶鱼头,将举水河道一分为二,经迎集、王集分流形成夹洲。工程治理须将王集河道封堵,将横阻于河道的鲶鱼头这个山样大土包彻底搬走,还要将长约 4—5公里的迎集河道扩宽,引洪行洪,任务十分艰巨,是举水大治理的重点工程之一。迎集分社的干部群众不畏艰难,人人以参战立功为荣。据迎集农民梅基学回忆,为了抢工程进度,他们全力以赴,组建了“青年突击队”和“铁姑娘战斗队”,日夜分班参战,歇人不歇工具,还购发电机解决工地照明;当时没有作业机械,自买板车用于施工;河床挖深了,河堤筑高了,板车难上堤,又抬来柴油机,自制牵引机,牵引板车上河堤,提高劳动效率。无论风霜雨雪,他们从未停工,连过年都在工地上劳动。为了参加举水大治理,梅基学和妻子将未满周岁的孩子装在摇篮里挑到工地,遇到雨雪天,在摇篮上加盖一层雨布,不误在工地劳动。一些青年突击队员和“铁姑娘”为举水大治理而一再推迟婚期。有的家庭祖孙三代一同加入举水大治理。这样的典型事例层出不穷,数不胜数。
中馆驿镇的王集村,过去曾是洪涝灾害的重灾区,几乎年年受灾。1952年和 1954年,全村粮食、棉花全部被淹,基本无收;1969年特大洪水,全村 400多户人家都泡在水中,最深的杨家垸稻场积水齐腰深,退水后,不仅粮棉受损,环境脏乱,还出现勾体病、脑膜炎、霍乱症等疫情,人死了还不知得的什么病。他们深受举水之害。如今县委组织举水大治理,他们人人奋发,个个争先。据当年担任连部施工员、现年 68岁的金业林回忆,当时,王集一连担负位于鲶鱼头处的王集河道堵口筑堤的重点工程任务。为了保证 1975年 2月底前完成首期工程任务,指挥部要求在春节前完成堵口合龙。指挥长易正源亲临工地,组织党员干部和青年突击队,日夜加班赶进度。当时雨雪连绵,寒风刺骨,大家热情不减,干劲冲天。合龙的关键时刻,指挥长现场指挥,各级干部下水打桩、做岸,和突击队员一起拉大车,运土料。最后的三日三夜,工地上车水马龙,口号震天,没有一人叫苦叫累下火线,终于按时顺利完成堵口合龙任务。当我们问到举水大治理时大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干劲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县委是为他们做好事,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只要能把举水治好,他们再苦再累也心甘!况且生产队还为他们每天记 10个工分,还补助半斤粮食。所以他们既知足,又感谢。
篾篮垸、王家垸等几个自然垸,均座落在举水迎集河段的河边。根据工程设计,王集河道封堵后,此段河道将合二为一经迎集下泻,因而这几个自然垸 100多农户需要搬迁。经公社、大队动员安排后,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全体农户毅然响应号召,服从搬迁。他们收拾行李家什,亲手拆房,异地还建。他们及他们的后人谈起当年的奉献,仍是一声声满意的“值得”。
临近县城的东门大河,史称县河,虽经历代临时加固,河堤仍然是低矮单薄,且残缺不全。为配合举水大治理,县委动员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承担此段工程任务。从 1974年 11月底至 1975年3月,县直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除值班外,全力以赴,每天天不亮上工地,吃在工地,干在工地。就连县一中的师生,后来也都参加河堤重建。他们用脸盆掇,用袋子抬,用土莞挑,用板车拉,一直干到临近春节放寒假才作罢。而机关干部职工则和参战农民一样,用劳动的方式在举水工地过上了一个意义非凡的“革命化春节”。那一天,邓萍书记及县委主要领导都分赴各区、社兵团慰问参战干部民工,并与大家一起劳动。大家高兴异常,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杨仕贤,今年 78岁。举水治理会战时,他担任王集一大队民兵连长。和所有干部一样,他每天比民工起得早,白天和民工一起清河床,挖土拉车筑堤,放炮炸石拖石,什么活都带头干,至于领导、协调等工作,都是忙里偷闲干的。第一期工程三个多月,他没有回家洗个好澡睡个好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周必友,带头苦干,哪里危险、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儿媳妇生孩子未满月,他就叫她上了工地,在中驿兵团传为佳话。县指挥部和公社兵团的领导如张华清、盛德安以及各营连干部,人人身先士卒,都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从不站着指挥,坚持在第一线边干边指挥。
虽然举水大治理工程大、任务重、条件差,但矛盾少。大家齐力协力,搬迁农户、扩道修堤、挖压田地、选定取土场石料场等棘手问题,几乎没有遇到阻碍,一一得到圆满解决。至 1975年 3月,第一期工程顺利完工。
1975年冬季,举水大治理第二期工程,即闵集大桥至白塔河大桥段工程如期开工,至 1976年春季胜利完工。后期工程如干堤迎水坡铺砌块石,堤面堤背栽树植草,改道河床铺土造田,路、桥、闸、站建设以及各大支流治理等,皆由各区、社组建常年专班逐步建造,小额费用自行负责,所需重大物资器材如炸药、钢材、水泥、排灌设备等,由县财政统筹解决。工程历时 5年,于 1978年春成功告竣。
举水大治理带来面貌大变化。举水干流防洪标准整体提高。由于干流经过裁弯取直和河道疏浚,东西干堤直线贯通,河床适宽均匀,比降一致,因而行洪通畅平稳。据麻城水利局举水堤防管理总段和麻城水文站 1982年 7月 19日 13时实测,麻城堤段和宋埠堤段分别安全泄洪 2159立方米 /秒和 6500立方米 /秒,从麻城到新洲柳子港段的下泄时间由原来的 20小时缩短到 8小时。后经多次洪水特别是“91.7”型特大洪水考验,整个大堤巍然屹立,安全坚固,堤顶安全超高仍保持在 0.5米以上,达到 100年一遇标准。沿河两岸人民从此告别洪灾威胁。
举水中上游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经过举水治理,麻中南平原园田化建设初具雏形,河、渠、林、路合理安排,各种排灌闸站基本配套,基本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大灾不大损,小灾不见灾,年年夺丰收。80年代以后,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麻中南粮仓地位更加突出,粮食单产总产连年稳定增长。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 44万吨,比治理前的 1974年增长32.2%,其中麻中南粮食总产占全县的 68%。到 2008年,全市粮食总产量突破 50万吨,进入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市)行列。
举水治理带来生产环境大变化,促进了社会经济大发展。举水治理为两岸农业生产提供了安全环境,人们开始从过去的防洪、抗旱、救灾中解脱出来,向现代农业、市场农业、效益农业转变,应运而生的是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劳务外出大创收,农业产业化经营大推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农业、水利事业持续加大投入,麻城大小水库全面整险加固,灌溉渠网、土地平整、高产示范农田等建设成效显著,举水流域的治理和配套更加完善。进入 21世纪,东门大河安装了橡皮坝,建成了水上公园,两岸堤路实现了硬化、绿化、美化,成为市民休闲的处所。
如今,驱车在举水东西干堤上,堤内碧波荡漾,堤面绿树浓荫,河道上一座座大桥凌空飞架,堤外良田万顷,路渠纵横,新楼栉比,商贾如云。行进在这美丽的诗画图中,我们不能不赞美这泽及千秋的举水大治理工程的浩大与壮丽,还会更加怀念推动这项德政工程的县委书记邓萍同志,以及投身这项壮举的人们。

大别山发电厂落户麻城记

毛正秋 来 强
2004年 11月 22日,彩旗招展,鼓乐齐鸣,爆竹震天,十万群众激情澎湃,湖北大别山发电厂开工奠基了。出席奠基仪式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世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王炳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兼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李小琳;省发改委主任李宗柏;华中电网公司总经理张学知;老首长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原副司令员邹永钊中将;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王鲁光;黄冈市委书记段远明,市长刘善桥;前任麻城市委书记万桃元。
这一天是麻城几届领导的企盼,麻城百万人民的企盼!漫漫的十二年的筹建路,可歌可赞,值得一书。
起 步
20世纪 90年代初,神州第二条南北大动脉京九铁路穿过麻城,使麻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1993年 4月,时任麻城市电力局局长的喻同仁、高级工程师潘名栋向市委进言:利用京九铁路运力,建设火电厂,一可缓解鄂东环网缺电,二可为地方增加可观的税收。此建议引起市委书记蔡伦祥的重视,并委托他们制订一个框架式的计划。万事开头难,他们首先咨询省电力局、中南电力设计院,明确了申报程序。潘名栋在查阅了大量的水文,地质、气象资料后,经过反复比较,初步确定了中馆驿镇四化岗地区为第一备选厂址,确定中馆驿镇顶长岗为第二备选厂址,通过几个月的反复现场勘测,拟订出了一个包括项目规模,初可程序的工作计划。
1993年 10月,万桃元任麻城市市长。当年 12月,市委、市政府成立麻城电厂筹建指挥部,万桃元任指挥长,蔡伦祥任政委,方景忠、钱文斗、梅基金、甘承裕、罗登仕、喻同仁任副指挥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在电力局设立办公室,喻同仁兼任办公室主任,计委副主任刘祖元和市电力局副局长白开明、祝恒学任副主任,潘名栋任总工程师。12月 18日指挥部在电力局挂牌,并召开了全体成员会议,万桃元同志作了动员讲话,确定按 2×300MW机组的规模,开展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
立 项
电厂项目申报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请黄冈行署发文同意上报到省里,因黄冈电厂当时正处于申请立项的关键时期,他们要待黄冈电厂立项后再行上报工作。第二、从省计委到国家计委,省电力局到国家电力部都没有考虑过要建麻城电厂,更谈不上进国家九五计划。第三,省内已有十个地方在申报电厂项目,其工作均比麻城超前。针对这一现状,市委、市政府不但没打退堂鼓,反而强化了申报力度,一方面加紧初可报告的编制,同步收集整理初可必备的各项文书资料,另一方面寻求投资方,签订投资意向书。因吉安电厂改名井冈山电厂,平山电厂更名西柏坡电厂,审批时一路绿灯,我们也将麻城电厂更名为湖北大别山发电厂,突出了老区特色。1994年 6月 6日,黄冈电厂经国家计委批准立项。万桃元带领专班人员到黄冈请求签发了大别山电厂的上报文书,此时距电厂起步已有一年半。6月 24日,由电力部电规总院和华中电管局主持的大别山电厂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在麻城市顺利进行并获通过,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市里主要领导出面做。为此,万桃元多次率专班人员上北京向有关部委汇报,到武汉向省委书记关广富、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常务副省长李大强和省计委、华中电管局、省电力局的领导汇报。经过努力,大别山电厂项目建议书于 1995年 11月由省计委、省电力局联合上报国家计委。同年 12月,国家电力部也向国家计委上报了大别山电厂项目建议书。由于大别山电厂项目没有列入国家九五计划,项目建议书被国家计委搁置。正当项目停滞不前的时候,麻城迎来了两个大好机遇,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走京九、看扶贫,于 1996年 5月 20日来到麻城,万桃元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统战部部长王兆国汇报了电厂项目,恳请他们关心和支持。考察团回京后,雷洁琼副委员长专门向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写信,介绍了麻城要兴建火电厂的情况。邹家华副总理将信件批转给国家计委。不久,在电力部梅宗华处长的帮助下,由电力部再次向邹家华副总理报告了大别山电厂的进展情况。邹家华副总理批示“请国家计委考虑,同时煤、电、运一起统筹安排”。二是得到了由省计委的同志发出的李鹏总理祖籍是麻城的信息,万桃元及时安排专人去四川考证,并在麻城境内寻根,最终找到了清嘉庆年间《麻城县李氏宗谱》,川鄂两套宗谱记载完全吻合。为加强北京的公关力度,于 1996年 4月抽调了原在北京警卫部队服役、时任市物资局驻京办主任的史宏波到电厂专班工作。史宏波在京四处奔走初见成效。1996年 6月 12日,国际华能总经理李小鹏接见了方景忠、刘祖元和史宏波,答应有机会到麻城看看,愿意为大别山电厂做些工作。专班还请他转呈麻城市委市政府给李总理写的情况报告和李氏宗谱文史资料。
为尽快激活被“雪藏”的大别山电厂项目,史宏波常驻北京,到电力部、国家计委“上班”,到首长身边人员处“工作”,市主要领导也加大了向省领导、省计委领导汇报的力度。经过两年的努力,大别山电厂项目由省内第十位挤到了前三位,并于 1997年 2月挤进了国家九五计划。大别山电厂项目被激活了。
1997年 3月至 6月,国家计委能交司起草国家计委关于审批湖北大别山发电厂新建工程项目建设书的请示,并经过投资司、规划司以及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甘子玉、陈同海三位领导汇签,同意上国家计委主任办公会并上报国务院。
其间,方景忠调离麻城,由副市长毛正秋负责电厂专班工作。
7月 22日,国家计委召开主任办公会,讨论上报项目,因了解项目的叶青、陈同海、王骏在外出差,大别山电厂项目未获通过。针对这一重大挫折,万桃元和电厂专班在一起分析形势,认为电厂项目有邹家华副总理两次批示,有国家计委三位副主任、三位司长、六位处长签字,说明项目在国家计委有较好的基础,不要轻言放弃,并迅速研究了六条补救措施:一是由万书记带领专班于 8月 6日到武汉,请贾志杰书记给邹家华副总理写信。8月 21日邹副总理在贾书记的信上批示,“请国家计委研办”。二是由史宏波恳请国家计委火电处长王骏到麻城考察。王处长考察后认为,大别山火电厂建厂条件全国少有,适合建大型机组的火电基地,表示回京后向曹司长,叶青副主任汇报,争取第二次上主任办公会。三是 8月 31日万桃元带领刘志田、毛正秋、刘祖元,刘祖泷、史宏波到国家计委汇报,董贺义副主任说:邹副总理的批件已转叶青副主任处,并表示会尽快把扶持老区脱贫的大别山电厂报上去。在他的安排下,4日下午,叶青副主任会见了万桃元一行,在看了贾书记的信和邹副总理的批示后,表示关注这一项目。四是利用铁道部在麻城扶贫的契机,万桃元一行拜会了铁道部常务副部长孙永福,请孙副部长将大别山火电厂作为扶贫项目,向国家计委领导反映,孙副部长表示同意。五是重点请能交司,特别是火电处重新启动大别山电厂项目。经过努力,王骏处长在 9月 10日对史宏波说,我昨天给办公厅写了一个材料,要求将大别山和苏州工业园区这两个电厂作为特例,尽快上报国务院审批。你到董主任那里看一下,请他尽快上报。史宏波到董主任办公室,董说其他项目主任办公会没通过就算砍掉了,大别山电厂是扶持老区脱贫项目,现邹副总理批示我们研办,这个批示委领导都看了,应该是大有希望的。六是由万桃元请蒋祝平省长给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树言写信,蒋省长同意了,当天就将签字的信函,传真发到了北京。为了保险,蒋省长还给郭主任打了电话,请他关心大别山电厂项目。
10月 15日,我们得知邹家华副总理的专列要在麻城站停 25分钟,万桃元刘志田一道到电厂筹建指挥部商讨,怎样向邹副总理汇报大别山电厂项目。潘名栋建议说:邹副总理已为电厂项目作了三次批示,最好是在汇报时给邹副总理看大别山电厂布局图,并拍下首长在关心项目的照片。万桃元请省警卫处的同志帮忙拍。当晚 22时 10分,专列到达麻城站,万桃元和刘志田走进车厢后,高金榜秘书对邹副总理说,麻城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看望您来了。见面后,万桃元边汇报边请邹副总理看图,此时警卫人员拍下了邹副总理听汇报的珍贵的镜头,并得到了邹副总理尽快上报的指示。11月初,万桃元再次进京,请邹副总理秘书高金榜给国家计委打电话,询问落实邹副总理 8月 21日批示情况,并由史宏波将邹家华副总理在麻城听汇报的材料以及照片分别送达国家计委办公厅和能交司。由于措施得力,国家计委主任办公会于 11月 13日顺利通过了将湖北大别山发电厂项目建议书上报国务院审批立项。
趁热打铁,11月 19日万桃元率毛正秋,刘祖元、史宏波专程去国务院办公厅,请厅领导、秘书二局关照、支持大别山电厂项目,并求见李鹏总理,因临近换届,未果。为了紧盯项目,毛正秋、刘祖元、史宏波每天到国家计委、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了解情况。12月14日晚,国家计委办公厅董贺义主任给史宏波打电话说,你们关注一下,看大别山项目安排进去了没有?能否上总理办公会?这个暗示,引起了专班人员警觉。15日上午,专班向国务院办公厅有关人员打听,得知大别山电厂没有排进总理办公会项目审批目录。原因是李鹏总理有意留一部分项目给下届政府做,大别山电厂等 20个项目被压缩下来了。毛正秋、刘祖元、史宏波心急如焚。冷静下来后,经过认真商量,四条对策应运而生:一是利用当时正在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班在湖北驻京办拜见了蒋祝平省长,请蒋省长给邹家华副总理提要求。蒋省长当场表态同意。二是专班通过关系找到国务院分管工业的副秘书长石秀诗,请他从中斡旋。三是 16日上午将情况告知李小鹏总经理,请他做工作。四是找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李大强副省长汇报了情况。李大强副省长答应将情况向邹副总理反映。下午 5时左右,李副省长的秘书电告专班说,李副省长已向邹副总理反映了情况,邹副总理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春林查询,并负责将大别山电厂项目列入总理办公会审批目录。16日晚 10点多钟,国家计委办公厅董贺义主任电告,大别山项目加进去了。一波三折,惊心动魄。我们三人在担忧和兴奋中度过了不眠之夜。第二天上午 12时 40分,国务院秘书游军来电话说,总理办公会批准了湖北大别山发电厂项目建议书。压在我们心头的巨石终于放了下来。
可 研
大别山电厂立项时,国内电力市场出现疲软,加之电力体制改革,实行厂、网分离,供电系统不再参与投资电厂建设。大别山电厂也不例外,华中电管局 40%、省电力局 10%的股份全部退出。国内火电项目出现了大徘徊,大别山电厂真是生不逢时。针对这种新情况,万桃元多次与电厂专班研究商讨,一致认为,大环境虽然不利上火电项目,但可充分利用外资项目受阻,给大别山电厂提供了赛跑的时间的小环境,逆势而上,使大别山电厂项目在调整期内超越其他项目。于是,市委、市政府及时调整部署,全面开展可研工作。由史宏波继续在京加强与各部委的联系。由毛正秋、潘名栋负责省内各勘测设计单位的联络,促其及早编制可研报告,负责省内各委、厅、局出示可研支持性文书。刘祖元、喻同仁负责与省计委、省电力局、华中电管局的联络。并抽调来强工程师,李一兰会计充实专班力量。专班兵分三路,重大事项合兵一处,全力以赴开展可研报告的报批工作。
1998年 2月,史宏波传回消息,大别山电厂与青岛二期被电力部列为 2000年燃煤示范电厂。示范电厂可作为特例开展各项前期工作,可得到各电力系统的支持。随后可研进展十分顺利。3月 2日,省环保局以鄂环函(1998)13号文批给湖北大别山发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总指标 1.5万吨 /年。2月 16日,灰渣综合利用评审会在省电力局顺利通过,年产 35万吨粉煤灰水泥厂,10万立方米粉煤灰加气块厂获省计委批准立项。3月 13日,电厂铁路专用线可研报告评审会在麻城召开,原则同意新建中馆驿站,并接轨进电厂。2月 26日,省水利厅下达供水批文。4月 22日,由国家电力部主持召开的环保预审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专家组评审意见。5月 22日至 26日,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审查会在麻城召开,会议由国家电规总院主持,国家计委、电力部、铁道部、煤炭部派员参会,还请来了华中电管局高进珊副局长等重量级人物,参加会议共 60个单位 ,195名代表,是省内各电厂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可研盛会。经过领导、专家实地踏看和对中南电力勘测设计院、湖北省电力设计院编制的可研报告进行认真评审,通过了湖北大别山发电厂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会议纪要。9月 28日,湖北省电力公司以鄂电司计(1998)73号文《关于湖北大别山火电厂接入系统的复函》,原则同意大别山电厂接入系统,并接受省网统一调度。
由于两个股东退出,给大别山电厂的筹资上报带来了新的问题。为筹资金,电厂专班四上北京,三下深圳,25次去武汉。终于在 10月 22日,在北京签订了大别山电厂合资协议书。参加签字的有:国家计委火电处长王骏,国家电力公司计划处长梅宗华,湖北省计委副主任王振友,能源处长何忠民,北亚公司董事长王平,常务副董事长韩林增,省电力开发公司总经理肖宏江,麻城毛正秋,刘祖元,史宏波,确定了各方股份为:北亚 55%、省电力开发公司 35%、麻城市投资公司 10%。11月 6日,省电力公司与大别山电厂筹建指挥部签订湖北大别山电厂购电意向书。12月 8日,省计委 [1998]1306号文《关于审批湖北大别山发电厂可研报告的请示》,上报国家计委。1999年 2月国家电力公司以计规划 [1999]17号文《关于对湖北大别山发电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向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上报湖北大别山发电厂可研报告。1999年 2月 10日,大别山电厂可研收口会在北京举行,用两天的时间完成了各项议程。3月 16日,电规总院以电规土水 [1999]24号文签发了关于印发《湖北大别山发电厂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通知》。
至此,大别山电厂的科学技术论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剩下的就是银行贷款资金承诺函和国家计委投资咨询公司以及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评估。这两项工作也是可研的最后冲刺。为此,电厂专班按万桃元要求,兵分两路,刘祖元、史宏波在北京负责做好国家计委投资司的工作,使其尽快发文开展评估。毛正秋、来强做各专业银行的工作,带领麻城各行行长跑省分行、国家总行。经过近 5个月的努力,国家计委投资司于 8月 10日下发了评估文件。在三年不新建火电厂和电力市场极度疲软的情况下,对火电项目的评估只安排了大别山电厂一个项目。各专业银行的融资贷款也有了一些眉目。10月 9日至 12日,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持的评估会在麻城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计委、华中电网公司、省电力公司、国家开发银行总行、中国银行总行、工商银行总行、建设银行总行等单位,共 130多人。专家们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可靠的评估原则,为国务院审批可研报告把了最后一道关,专家组出具了《湖北大别山发电厂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组评估意见》。在落实各股东资本金来源文书的基础上,中国银行总行率先出了 1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意向函。年底,经专班毛正秋、史宏波多方努力,国家开发银行同意出贷款意向书。并于 2000年 2月,国家开发银行姚行长到武汉,与省计委签订了给大别山电厂贷款 18亿元的协议书。
2000年是国家编制 “十五计划”的关键年。为了抓住这一契机,毛正秋、潘名栋、史宏波向万桃元建议,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名义,向李鹏委员长写信,恳请将大别山电厂正式纳入国家“十五”计划开工建设,并请求李鹏委员长到麻城视察。信函由毛正秋、史宏波送到李委员长办公室。4月 25日,李鹏委员长将信函批示到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阅酌。5月 8日,高严总经理批示给赵希正、周大兵两位分管副总阅理。此信当天就批转到了处室。在 5月底,国家电力公司综合计划与投融资部向国家计委基础产业、投资司上报《关于湖北大别山发电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意见的函》。这个函将大别山电厂纳入了国家电力公司“十五”规划,给大别山电厂在以后的竞争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 6月,大别山电厂可研的全部资料送达国家计委,待电力市场复苏后,上报国务院审批。
2000年下半年至 2002年上半年,由于电力市场继续疲软,电力体制深化改革,国家控制的火电项目仍未松动。加之万桃元调离,各投资方不出前期费,银行不再贷款,给大别山电厂项目向前推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专班人员多由个人垫资跑项目,同时,财政也挤出了少许资金维持筹建指挥部日常开支。电厂专班克勤克俭,用财政的“救命钱”,保证了史宏波在北京的工作需要,使其做到人脉关系不断线,第一时间掌握信息,争取主动权。
增 容
2002年年底,国内电力市场复苏,19个省市出现缺电,加之电力体制改革业已完成,全国成立五大发电公司,经营国有发电项目。但大别山电厂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寻求业主,二是容量偏小,三是压力、阻力大。2003年年初,毛正秋、史宏波到京找到原国家电力公司要求将大别山项目分到华能公司,史宏波向时任华能总经理的李小鹏汇报,得到同意。将情况向国家发改委汇报时,他们说华能的资产过于庞大,还要剥离部分出来给其他公司。最后,经史宏波周旋,请求时任中电投副总经理、中电国际总裁的李小琳接收大别山电厂项目,李总欣然同意。2月底,史宏波又通过国家发改委火电处郝卫平处长,将项目分配到中电投公司,从此项目有了业主。
2003年 2月 23日,邓新生当选麻城市市长。24日上午,邓新生召开电厂专班会议,加大了推动电厂项目的力度,指派市委副书记张社教全面负责(毛正秋已退二线),并安排 20万元前期费保证项目需要。同时,针对其他地方老是拿 60万机组来挤压大别山电厂30万机组的情况,安排史宏波到国家发改委咨询增容并征求意见。3月初,史宏波将刘志田、刘祖元带到中电国际拜会了李小琳总裁,李总对大别山电厂项目表示欢迎,并请代她与国家发改委王司长联系,安排好座谈事宜。4月 3日,史宏波代表李小琳总裁请王骏司长到中电国际做客。王司长对李总说,我去看过大别山电厂,建设条件很棒,我在全国看过很多厂址,条件都没那里好,那里又处在华中电网核心地带,靠近负荷中心,我建议把一期两台 30万的机组,改成两台 60万的机组。李总说,我按照你的意见办。情况连夜反馈到麻城。4月 4日上午,由邓新生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专题研究电厂增容事项。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一是大别山电厂由2×300MW机组增容为 2×600MW机组。二是由市财政安排 300万元,由电厂专班根据需要分批次列支,仍然由毛正秋负责财务把关。三是请潘名栋火速到国家发改委去了解关于电厂增容的政策和操作程序,以便制订工作方案。潘名栋从北京返回后,电厂专班迅速拟出了工作计划。4月中旬,毛正秋、潘名栋、来强到中南电力勘测设计院,向大别山电厂项目经理吴志成说明了增容的来龙去脉,请求他们迅速开展 2×600MW机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并请他们列出增容收集资料的目录。5月 10日,中南院将可研报告的收资内容传真给大别山电厂筹建指挥部。11日,毛正秋、潘名栋、来强向邓市长汇报收集资料工作,要求开会布置任务。邓市长说,不召开会,你们直接逐一到各单位去落实好了。紧接着,毛正秋赶到北京与史宏波一道找中电国际王子超,请他们发函,委托中南院全面展开可研报告、环评报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接入系统报告的编制工作。同时要求市环保局、气象局按环保要求,迅速开展电厂厂址四个方向的一个夏季、一个冬季的环境和气象监测。其中包括每天三次的高空气球探测。针对有的电厂专班散布大别山电厂水源不能保证供水的情况,电厂专班迅速请省水文水资源局编制大别山电厂水资源评估报告,用科学的论证说明大别山电厂的水源,在任何情况下,不仅可确保 480万千瓦机组用水,还有很大的余地。此时,张社教副书记升任武穴市长,刘祖元又调到了黄冈市,电厂专班只剩毛正秋、潘名栋、来强、李一兰、史宏波(主要精力放在北京)五人。增容工作量大,专班人手少,又没有专车,加之电厂项目激烈竞争,给电厂专班造成了空前压力。为此,市委指派副书记陈远亮加强对专班的领导,强化对各单位的协调力度。远亮同志不负众望,顶着巨大压力,率领专班和相关单位负责人数十次上武汉、咸宁(中南院装修,搬到咸宁)、北京等地,催办可研工作。来强为定煤源,到七家大型煤矿联系供煤事宜,每处身背数十公斤样品,送到西安热功所检测,最终落实了淮南、平顶山两个矿的煤源,签回了供煤意向书。李一兰除了财务工作外,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文书,并认真做好了每次审查会议的服务工作。市建委吴铭、环保局曾凡贵、熊利华、财政局邱胜平、水利局王志祥、林业局周希仁、国土局周显主、曾新文、浮桥河水库常飞跃、程临英、供电局郑启定、祝恒学、市委办夏焰玉、计委邓延松、张保太、中馆驿镇郑立新,工行李忠宁、建行李全功、中行江汉桥等同志多次到省、北京,为电厂增容做了大量而有成效的工作。
李鹏委员长十分关心大别山电厂。2003年 9月,他在杭州调研时,国家电网公司正在那里开会,他请华中电网公司总经理张学知关注大别山电厂。9月 19日下午, 张学知总经理到麻城考察大别山电厂,认为大别山电厂各项条件很好,表示积极支持大别山电厂项目。李鹏委员长还专门接见了大别山电厂专班的陈远亮、毛正秋、史宏波,听取电厂专班汇报,并表示继续关注大别山电厂项目,勉励专班再接再厉。
由于上级领导关心、市领导重视、专班奋力拼搏,各部门齐心协力。增容工作只用了 17个月就干完了在常态下需 3年以上时间才能做完的工作。2003年 10月,国家电网公司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对大别山电厂 2×600MW接入系统进行评审,并获通过。12月 7日召开大别山电厂水土保持方案可研报告评审会,并获通过。2004年元月 18日,大别山电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胜利进行。专家组对大别山电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咨公司于 2月签发了对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的评审文件,结论十分完美。3月 5日,中南院完成了对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收口,出版审定版。当晚由来强直接送北京。6月 11日,省国土资源厅来麻城办理电厂征地申报手续,当天完成并由曾新文上报国土资源部。7月 21日,中南院环评报告出版,由毛正秋、夏焰玉直送北京。8月 13日,国家环保总局对大别山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评审,并获通过。当日,国土资源部签发了大别山电厂征地预审批文。至此,增容工作全部结束。
核 准
大别山电厂只剩最后一道程序:报批。2003年 9月 17日,麻城市按照省扩权县市可直接向省报项目的规定,以麻政文(2003)103号文向省发改委申请上报湖北大别山发电厂可研报告。当天,由邓新生率陈远亮、冯福贤、梅基金、薛继忠、潘名栋、邓延松等人去省发改委,向时任副主任的范锐平汇报,要求上报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范说要等李宗柏主任从北京回来再说。19日,邓新生再次率陈远亮、方友娥、冯福贤、梅基金等人去省发改委,求见李宗柏主任,并将省委副书记黄远志对大别山电厂的批示送给李主任。李主任说,按扩权县市,你们上报没错,鉴于黄冈也有电厂项目,要黄冈发文同意上报,我们就可以受理上报。事后,李宗柏主任对老乡方友蛾说,大别山电厂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不想抓在手里,也想尽快报上去。几天后由刘志田书记、邓新生市长两人同去黄冈,恳请上报大别山电厂项目。黄冈的领导总揽全局,经深思熟虑后,考虑到了麻城老干部、广大的群众对大别山电厂建设紧迫的要求,认为黄冈电厂已报北京,先开工已成定局,大别山电厂项目接入系统最少两年以后才能进行。于 9月 27日发文,同意上报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之后,黄冈电厂项目加大了报批工作力度,几次请省领导和省发改委领导到国家发改委汇报,要求先批黄冈电厂,终因其科学技术论证方面存在缺陷而未果。此前,中电投两次考察黄冈电厂和大别山电厂项目,也想及早在湖北先开一个项目,因考察组未到国家发改委咨询,也未认真查阅中咨公司的评估结论,草率表态先上黄冈电厂项目。到 11月下旬,了解到黄冈电厂要通过国家核准已不现实,转而考虑先上大别山电厂项目,并派中电投副总经理张晓鲁来武汉,向省领导说明,因固若金汤的九江大堤溃口和印度洋海啸警示了水火无情,国家发改委要先建大别山电厂,集团公司研究也同意先建大别山电厂。11月 26日,省发改委李宗柏主任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得知黄冈电厂先建无门,马上安排科长杨曙光乘飞机回汉,起草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上报文书,并于 12月下旬报到了国家发改委。12月 8日,李小琳总裁率中电国际有关人员来到武汉与湖北省签定合资建设黄冈电厂和大别山电厂的合同,通过对比两个电厂的建厂条件,最后经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拍板,先建大别山电厂。省发改委主任李宗柏说,我们积极配合,尽快将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报上去。华中电网公司张学知总经理表态,我们负责建电网,把大别山电厂发的电送出去。12月 28日,麻城市以麻政文(2003)106号文向中电投、中电国际报告,请求上报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2004年 2月 10日,以陈守诚总经理为首的大别山发电公司一行七人,正式入驻麻城,强化了大别山电厂报批力度。3月,中电投集团公司将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正式上报国家发改委。4月 13日,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签发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上报文件,转由规划司、投资司汇签。8月 15日,大别山电厂上报文件经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保签字同意。8月 27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召开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了大别山电厂 2×600MW机组项目可研报告,并同意上报国务院核准。9月 1日,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 62次常务会议,顺利通过大别山电厂可研报告,核准开工建设。这标志着湖北大别山发电厂的筹建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实现了麻城百万老区人民的电厂梦!

麻城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李向农

2010年 12月 31日,沪(上海)蓉(成都)高速公路麻(城)武(汉)段建成通车。中共麻城市委、市人民政府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庆典,数以万计的老区儿女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共同欢庆。
至此,麻城境内已有三条铁路、两条高速公路通过,总里程297.86公里,设铁路区段站 2个,高速公路互通 6处。大别山南麓的麻城,迈着时代的铿锵脚步,自豪地走进了湖北交通枢纽城市的方阵,成为目前全省 12大区域性交通枢纽之一。
昔日的麻城,交通十分闭塞。古时候,从河南光州至湖北黄州的那条官道(光黄古道),虽然经过了麻城,但不过是沿着麻城的西端边缘,由北向南走了一条蜿蜒曲线而已。对于多数麻城先人来说,这条官道并不是很方便。直到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的 50年代末,才有一条狭窄不平的 106国道经过麻城,全县物资吞吐及百万民众的进出,全仗此路。那时候,住在麻北、麻东的山里人,去一趟省城,至少也得两三天,遇上买不着车票,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外的麻城游子,回一趟故乡,更是费尽周折,倍受艰辛。出进的鲜活农副产品,经常会因运输时间太长而霉烂在途中。
闭塞的交通,严重地阻碍着麻城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且不说古时麻城生产方式的滞后和生产力的低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初期,麻城的主要发展指标,也一直大大地低于许多周边县域。据调查,计划经济大集体年代,麻城农村的户平年收入,一直在 300元左右徘徊,山区、库区甚至更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麻城的发展步伐虽然有所加快,但其规模与速度在全省县(市)中仍然排位靠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级财政收入还只有亿元左右,人平不足 100元。从一定意义上讲,麻城落后,落后在交通;麻城贫穷,贫穷在闭塞。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麻城进入了交通空前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1996年 9月 1日,京(北京)九(九龙)铁路建成通车,麻城从此结束了无铁路运输的历史。京九铁路在麻城境内,北起顺河西张店,南至铁门周铁岗,全长 58.5公里,设区段站 1个,越行站 2个。当年底,麻城至武汉的铁路连络线 29.9公里随之贯通。2008年 5月,大(大庆)广(广州)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该路在麻城境内,北起顺河,南止铁门蔡大,全长 53公里,设互通 3处。2008年 5月,沪(上海)蓉(成都)快速铁路建成通车。该路在麻城境内,东起木子店长岭关,南止宋埠独山,全长 81公里,设计时速 250公里,设区段站 1个。2010年 12月,沪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该路在麻城境内,东起木子店长岭关,西至宋埠白沙洲,全长 76.72公里,设互通 3处,其中枢纽互通 1处。
京九铁路和大广高速公路,同向由北向南;沪(上海)蓉(成都)快速铁路和沪蓉高速公路,同向由东向西。“两铁两高”在麻城境内成“井”字形交汇。而麻武铁路连络线,则像一座桥梁,一头连着京九,一头连着京广,使两条运输大动脉血液贯通,浑然一体。
铁路和高速公路的相继建成,加上境内 3424公里的等级公路,使麻城这座相对闭塞的鄂东边城,从此变得四通八达。
麻城人走铁路出行,在北站坐动车,至合肥 1小时,至南京 3小时,至上海 5小时,至武汉 40分钟;在南站坐火车,去北京 10小时,去深圳 13小时,去武汉 90分钟。京九铁路的电气化改造两年前就已经完成,启运后,速度还将大幅提升。麻城人走公路出行,城市、乡村都很便捷,几乎是一出家门便能进入互通,东西南北任驰骋,去深圳、上海、北京皆一日可达。
如此发达的交通网络,给麻城的交通运输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截至 2011年年底,全市民用车辆拥有量为 4962台,其中载客汽车645台,载货汽车 1547台。铁路、公路的综合运力逐年提升。市铁路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麻城北站进出乘客 42万人次,麻城南站进出乘客 130万人次,货物吞吐量 57万吨。其中货物出站50万吨,到站 7万吨。目前,麻城的铁路运输能力,在湖北排位第三,仅次于武汉和襄阳。据预测,随着麻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流进出和货物吞吐量还将大幅提升,尤其是货物到站量提升更快。

如果说,后来的沪蓉快速铁路和大广、沪蓉这两条高速公路在麻城境内通过,是国家既定的交通布局,那么,先前的京九铁路走麻城、并增加麻武连络线,则是麻城、红安两地共同努力争取的结果。此举为麻城建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打下了重要基础。
据曾亲历京九铁路项目争取全过程的熊绵星回忆:早在 1986年,国家便计划建设京九铁路。当时国家主要基于两种考虑:一是迎接香港回归;二是让铁路经过一些革命老区,以带动老区的发展。为此铁道部拟了东线、中线、西线三套方案。东线走安徽、江苏方向,相对较直,投资较小,是比较理想的;中线和西线均走湖北、江西方向,尽管相对较曲,投资较大,但这条线路上革命老区密集。如果定东线方案,湖北被绕开了,麻城没“戏”。如果定中线方案,虽然经过麻城三河口,但车站距麻城市区太远。因此,对麻城来说,最佳方案当然是西线方案,这样便可以在县城南边建站,有利于麻城的物资吞吐和人口流动。
一时间,修建大京九成为麻城城乡议论和关注的热门话题,更成为市委、市政府的中心议题。市“四大家”联席会议决定,把争“西”保“中”作为基本方略。
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高规格的项目专班。专班由市委副书记王德法、市政协副主席熊绵星牵头,市计委主任刘祖元负责日常事务,还从相关部门抽调了一批业务骨干。
专班首先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形成了一份内容翔实、论证充分的调研报告,阐述了实施“西线”方案的条件及理由,以党政联合文件的形式,作为向国家计委、铁道部以及麻城在京老领导汇报的材料。
专班多次赴省进京,但收效不大。原因是:见不到关键部门的关键人,材料无法送达。
在一筹莫展之时,素有麻城“外交家”之称的熊绵星副主席想出了一个办法。熊绵星认为,要把材料送出去,必须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出面支持,这位老首长便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再道将军。
这天上午,熊绵星、刘祖元带着几位专班人员,顺利地见到了陈再道。老将军戴上老花镜仔细地审阅材料,并不时地提出询问。他的眼眶充盈着泪水,面露微笑。
听完汇报,看完材料。老将军用颤抖的右手,在材料上方空白处给铁道部副部长陈家强写下了一段文字。这位陈副部长是将军任铁道兵司令员时的老部下。文字的大致内容是:陈副部长,麻城的报告你们一定要认真地研究,并尽快地把建路方案确定下来。话虽不多,但态度明朗。老将军落款“陈再道”的“道”字时,把走之旁的一捺写得特别长。他此时的心情,一定是希望把家乡的铁路修得离城区更近些。
专班人员拿着老将军的批示,很快见到了铁道部陈副部长及铁四院的相关领导和专家。从麻城呈报的材料和来人面陈的意见中,领导和专家们好像看到了京九铁路采用“西线”方案的合理性。他们的态度和蔼热情。临别时,他们一致表示,麻城的意见很好,他们一定会认真考虑。到了 1992年春,北京终于传来消息,决定采用“西线”方案建设大京九。
“西线”方案确定,麻城人如愿以偿。不过,麻城至武汉未通铁路,还是不方便,如能乘势而上,把麻武连络线的这个项目争取到,那将是锦上添花的一件大好事。
争取武麻连络线属于新增项目。而新增这么大的一个项目,牵涉到国家计划的调整,必须有高层领导出面才会有争到的可能性。红安和麻城一样,都是革命老区,同为“黄麻”起义策源地。但京九铁路走湖北,红安没沾上半点光。联络线的项目若是与红安联手去争,力量会更大些。
麻城的这一想法和红安不谋而合。红安县委、县政府正准备来麻城商量这件事,没想到麻城人却主动来到了红安。红安县委、县政府当即就增加连络线项目问题做了一份专题报告,并马不停蹄地赶赴北京,虽然没有见上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面,但这份报告却通过秘书及时转给了李主席。没过多久,李主席把这份报告直接批示给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其大意是:红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国解放这么多年,红安还很穷,希望你们在铁路建设问题上支持一下。李主席的这份批示,保存在红安李先念纪念馆。
之后,红安同志将李主席的批示原件,及时送到了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又将批示复印件,分送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秦基伟将军和其他家乡老首长的手中。秦基伟将军及其他家乡老领导,自然是举双手赞成,尽全力相助。
麻武连络线项目,在麻城和红安两地的共同努力下,梦想成真,很快确定下来。后来有人评说:“大京九”这条钢铁巨龙,行至安徽阜阳时,突然拐弯向西,来到了湖北麻城,又施展分身术,一条向南,经江西去了九龙,迎香港回归;一条向西,经红安去了武汉,与“京广”牵手。这个说法生动而形象,表达了当年“黄麻起义”的两兄弟再度联手,共铸新的辉煌的豪迈情怀。

全力支援铁路、高速公路建设,为“两路”建设创造一个顺利、和谐的施工环境,这是麻城市委、市政府及老区人民多年以来秉持的一贯做法。
采访中,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福崇,饱含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当了八年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了一条高速铁路、一条高速公路的协调指挥部的常务副指挥长,做了六年的支路协调工作。这六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最有意义,最值得回味。在‘两路’建设第一钱,我见到了一双双期盼修路的眼睛,见到了一幕幕支援修路的动人场景。麻城人是最懂得感恩回报的,我为他们的奉献精神而感动、而骄傲。”
从 1993年京九铁路阜(阜阳)九(九江)段在麻城举行开工仪式,到 2010年沪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历经了 17年,而麻城人民支持“两路”建设的热情却始终如一,这从沪蓉高速公路麻武段指挥部墙上挂着的一面面修路人赠送的锦旗上就可以看出来。
从京九铁路开工起,“两路”建设协调指挥部的政委均由市委书记担任,指挥长均由市长担任,另有多名副市级领导分别任副政委、副指挥长,1名副市级领导任常务副指挥长。日常工作由常务副指挥长负责,重大事项大家一起研究决策;遇到涉及全局的疑难问题时,便召开市委常委会或市长办公会进行讨论决定。
常务副指挥长的人选,必须具备“品质好、能力强、作风实、威信高”的综合素质,这是市委确定的选人标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薛继忠、马福崇,现在职副主任吴铭,曾相继担任过大广、沪蓉高速公路和沪蓉快速铁路麻武段建设协调指挥部的常务副指挥长。他们的人品和能力,是有口皆碑的。他们将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协调工作,经常是星期天、节假日不休息,白天黑夜连轴转,当天能解决的问题当天解决,决不拖到第二天。我在他们担任常务副指挥长期间,曾多头次见到过他们案头上摆放的工作日程表,上面用红笔画满了消号标记。
马福崇副主任,在担任六年“两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期间,经常深入村组农户和施工现场调研,把一个个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在沪蓉快速铁路建设期间,曾有少数人挑起事端,蒙蔽群众,挖断道路,阻扰施工。这起被称之为“程鹏畈事件”的突发事件,在他和市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迅速得到妥善处置。
吴铭接替任劳任怨的薛继忠,担任大广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副指挥长后,公道正派、勤勉务实、周密细致。在大广高速公路麻城段接近竣工的那段日子里,他起早贪黑,奔忙在第一线,将矛盾化解在现场,将问题解决在当时。
以沪蓉高速公路麻武段拆迁工作为例,由于协调工作做得主动,仅用 40天时间,便完成了正线 382户民房的拆迁任务。把拆迁这件最难办的事办得如此之好,经验有五条:一是认真调研,制定一个合适的拆迁政策;二是深入发动,营造一个浓厚的拆迁氛围;三是精心挑选,组建一支务实的拆迁队伍;四是强化责任,创新一个高效的拆迁机制;五是有情操作,建立一种和谐的拆迁关系。这五条经验得到了省指挥部的充分肯定。2010年 7月,在省指挥部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上,麻城指挥部的经验交流材料获一等奖,拆迁工作受到表彰。
拆迁中,涌现了许多相互支援的感人事迹。群众见到施工人员繁忙辛苦,便主动为他们洗衣做饭。施工人员的家属来工地探亲,群众就把自家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遇到房屋拆除难度大,施工单位就及时调集工程机械帮助他们拆除。酷暑盛夏,省指挥部给每个拆迁户送去电风扇,为他们带来清凉;寒冬腊月,市指挥部给每个拆迁户送去取暖器,送温暖上门。而麻城人民纯朴善良,只要建设需要,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把大块大块种熟了的庄稼地让出来,把大片大片挂满果实的果林砍伐倒,把整栋整栋的房屋拆除掉。至于补偿,市里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就按什么样的标准办,很少有人讨价还价。一位施工单位负责人曾经对马福崇说:“以往我们在外地修路,经常遇到一些无理取闹、故意刁难路方的事,有的施工单位进场后一两个月还开不了工,情急之下,只有武力解决。有一次,我们开着铲车,把闹事者的房屋夷为平地,把故意袒护闹事者的当地公安派出所砸了个稀巴烂。如今在麻城施工,路地双方很少发生矛盾,即使有点小摩擦,有你们做工作,都能及时地得到化解。在麻城施工,我们感到轻松舒心。”
金碑银碑不如口碑,这口碑出自施工单位,其含金量应该更高。

现在的麻城,已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区域性交通枢纽城市。许多业内人士分析预测,未来的麻城,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座全国性交通枢纽城市。这种分析预测,是合理的推断、务实的前瞻。
从现实条件看,目前麻城境内已经拥有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铁路、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同时具备。据市发改局负责人提供的信息:麻(麻城)阳(阳新)、麻(麻城)竹(竹山)两条高速公路即将开工建设,随(随州)安(安徽)大别山腹地铁路、麻(麻城)六(六安)货运铁路专线,均已列入湖北省“十二五”规划。建成这四条路,麻城的交通格局将由“井”字变成“田”字,交汇密度进一步加大,辐射功能进一步增强。如此坚实的交通基础,必将对未来麻城交通建设的提档升级,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发展趋势看,麻城业已具备的区域性交通枢纽地位,便是促其向全国性交通枢纽转化的基础性条件。因为,国家发展大交通,建设大枢纽,历来都很看重基础。所以,未来麻城交通发展的态势,很可能像当年争取到京九铁路,随之带来其他铁路、高速公路的建成或拟建一样,麻城现有的交通优势必将带来今后更多更大交通项目的开工建设。这似乎是国家交通布局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另外,麻城已经是大别山地区唯一的区域性交通枢纽,客货两运集散地的地位正在形成;同时,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这个系统工程已经启动,省委、省政府规划,将依托麻城交通区位优势,力争把麻城建设成大别山地区的经济中心。这些无疑又是国家路网布局时必定考虑的重要因素。
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麻城一定能够发展成为一座全国性交通枢纽城市。到那时,麻城将不只是一座驰名荆楚的交通新城,而是一座享誉华夏的交通名城。

后 记

由于麻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支持,经过广大文友四年来的团结协作,积极撰搞,《麻城文化丛书》终于面世了!2012年年底,在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育局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的通力合作和我市四家知名企业的赞助下,《麻城文化丛书》前三卷印行了。之后,编委会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 2014年年底,丛书的后五卷编写成功,由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以内部资料印行数百册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经过慎重的斟酌取舍,决定将八卷本缩编为现在的七卷本,对丛书的编目有较大的调整,让文稿各归其位,更加合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再版。按照最初本丛书编辑“三步走”的设计,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并未完结,还要由我们智慧的后起之秀精雕细刻,斟酌完善,最终把这套丛书打造成乡土教材、传世读本。
首先谈谈主编编辑理念:历史眼光,现实,包容,见贤思齐。历史眼光就是要反映麻城有代表性的、真实的历史文化。现实,就是立足于麻城现有的文化人的集体参与和集体智慧,尽最大的努力把丛书编好。包容,简言之是要容纳与主编不同见解的见解,不能一花独放,而要百花齐放。所谓见贤思齐,就是能者为师,本丛书的主编要海纳百川,从善如流,集合大家的长处,力戒自以为是,多想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知人之明。
《麻城文化丛书》应有文化价值标准,也就是评价这套丛书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既要有在文脉中的价值,也要有创造性的价值。最权威的评判是时间老人和读者上帝,无论这两位权威的评论是刺耳的批评还是吝啬的赞扬,编者只能洗耳恭听和虚心接受。
编者想要说明的是编辑原则。
首先还是政治原则,用时兴的话就是“传播正能量。”大而言之是不能违背宪法,不能有悖于党的宗旨,引导读者向上、向善等等。好在本丛书主编、副主编、文稿作者都是认真负责的。“传播正能量”,引导读者向上向善是本丛书的宗旨和出发点,还有中国文史出版社最后把关,应该出不了问题。
二是麻城史实的准确性问题。多部旧县志所载麻城史实既有互相矛盾之处,又有明显不合常理之处,还有研究者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之处,对史实的采信就成了检验编者眼力学识的一道难题。编者既不能以学识有限的托词认同不负责任的文稿,又不能专横武断地“枪毙”有价值有特色又有不足的文稿,因此,既要讲“包容”又不能放任,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求同存异。因此,编者自订了几条编辑原则。
1、麻城史实的采信,应以《麻城市志》为准。这是基于相对真理总是不断向绝对真理过渡靠拢,人们的认识是有过程的永无穷尽的。市志办是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麻城市志》有一套分析筛选程序,应视为权威发布。个人的研究成果即使自认很有道理,如与《麻城市志》的说法有矛盾时,可汲收其合理部分,但仍应以市志办的结论为准。如果不前置“以《麻城市志》为准”这一原则,将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状态,丛书的编辑工作势必无法进行。
2、对旧志互相矛盾、明显不合情理、市志办不及认定的史实,用加“编者按”的方法予以澄清。如“龟峰摩崖诗”的作者多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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