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英豪传略—麻城文化丛书

麻城历史丛书

麻城英豪传略    中国文史出版社     麻城历史丛书    《麻城英豪传略》
发 起
中共麻城市委宣传部
麻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

参与编辑
麻城市文化局
麻城市教育局
麻城市财政局
麻城市档案局

顾 问: 毕志伦/ 杨 遥/ 蔡绪安/ 戴福生
总 策 划: 程远忠 /邱胜平（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德才/ 冯 浩/ 金仕善 /鲁功亮
策 划:（按姓氏笔划为序） 孙谋安/ 周汝奎/ 张 星 /张云飞 /张正耀/ 胡胜能/ 程中才/鲍 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红灯/ 毛正秋/ 江乐山/ 刘 宏 /李 敏 /金 木/ 金仕善/郑重建/ 程中才/ 缪益鹏
主 编: 金仕善
副 主; 编 李 敏
责任编辑 :冷雁晖
封面设计 :傅可庆/袁青青
责任校对: 金仕善 /冷雁晖
前 言

      前几年，我们在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援助的优秀贫寒学子的互动交流中，发现绝大多数同学把目标锁定在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方面，读书只是为了应试，忽视了知识的广博性和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在更深入的交谈中，还发现他们对家乡麻城的人文历史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类似情况在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我们知道，同百善孝为先一样，爱祖国必须爱家乡，爱家乡必须了解家乡，不能设想一个有作为的仁人志士缺乏故乡情结，所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萌生了编一套介绍麻城人文历史、风光名胜的读物。这套读物要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让学子们爱读爱看，培养他们热爱家乡，进而热爱祖国的情怀。并且设想这套丛书的编辑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草创阶段，在言必有据，符合历史真实、文化真实的前提下，不追求尽善尽美，先搞出一个样本来；第二步，广泛征求意见，发现不足，遵循简—繁—简的规律，拾遗补缺，删繁就简，修订再版；第三步，由我们智慧的后起之秀精雕细刻，斟酌完善，最终把这套丛书打造成乡土教材、传世读本。在 2012年市迎春茶话会上，我们介绍了上述想法和打算，与会者反应热烈，出席茶话会的市“四大家”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随后，丛书的领导、编写班子建立起来了，广大文化人士热情高涨，纷纷撰稿。在众多麻城新老领导干部的倡导、关怀下，当年年底，丛书前三卷编讫并付印。随后，我们又紧锣密豉，组织广大文友撰稿，终于在2014年底前完成了丛书后五卷撰写粗编工作，由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将文稿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出来，供进一步修改完善之用。在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按照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将《麻城好人》一书中的大多数文稿，并入《麻城名胜暨旧事》、《麻城近现代人物》二书中，将八卷本缩编成七卷本。
      这里要特别感谢积极为本丛书撰稿的作者，他们奉献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对麻城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和研究成果，是他们挖掘整理出“古柏举战场 /今枢纽通城 /花县故都 /移民圣地 /李贽著书讲学 /书院《春秋》育才 /明代进士县 /当代将军乡以及魏尚书左仆射毛玠择居花桥河 /宋文豪苏轼杏花村访友 /‘公安三袁’回故里谒师 /汤显祖、冯梦龙来麻城会友”等等一丛丛火树银花，使这套丛书得以面世。
编 者                                     2015年 6月

序

程远忠
一
     2012年年初，金仕善老师告诉我，计划由麻城市政协、市委宣传部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策划发起，并联合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市文化局、市教育局等部门共同编辑出版《麻城文化丛书》，旨在通过挖掘、整理、记录麻城的历史文化，介绍麻城各个时期的杰出人物、重大事件、山川形胜等方方面面，形成一套系统、权威、经典的市民读本，作为麻城市民特别是麻城子弟了解麻城人文历史、激发其爱家乡爱祖国情怀的乡土教材，同时也算是贯彻麻城“文化立市”战略的一项举措。这无疑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有幸躬逢其盛并为之尽一份力，既是促进会的宗旨所在，也是令我倍感兴奋与自豪的人生幸事。金仕善老师并嘱我为《丛书》作序，令我惶恐万分而一再推谢以至有不敬之嫌，不得已而至勉为其难。
千百年来，麻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涌现出许多各领风骚的杰出人物，也发生过不少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既有风和日丽的名士风流，也有腥风血雨的壮士悲歌；既有先行者孤独而凄怆的身影，也有受难者沉重而杂乱的脚印……这一切不仅共同构成了麻城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麻城文化丛书》要将这千百年来沉淀的历史记忆挖掘和整理出来，其工作之浩繁，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所幸有麻城各领导部门特别是领导者们的远见卓识作为指引，有以金仕善老师为首的一群智者的辛勤耕耘，这项造福子孙的“世纪性工程”启动不到一年，就已结出丰硕成果！对于他们所付出的心血以及所创造的惊人效率，我除了由衷的感动与敬佩，就只剩下喝彩了！
二
      之所以说《麻城文化丛书》是一项造福子孙的“世纪性工程”，不仅在于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更在于它对于教育当代和后世麻城子弟的意义。麻城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所有麻城人的精神财富，是滋润着一代代麻城子弟的精神营养。从个体精神发育的历史看，麻城的历史文化，包括风土人情以至于山川风物，对于每一位麻城人的精神发育和成长都有着母乳般不可替代的滋养作用，是我们人格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滴“乳汁”。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成为我们反复轮回的梦境，成为我们一辈子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故乡给予游子的那一份慰藉，永远如同母亲的怀抱那样温暖而可靠。
     生长在文化荒漠的时代，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麻城的历史人文大都知之甚少。记得上世纪 80年代初我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领导和同事们问起我的家乡，一说到麻城，大都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大革命时期的“黄麻起义”，是出将军的地方；一个是 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三万六千斤”。不是“大革命”就是“大跃进”，麻城的“出名”好象总是和政治运动分不开。议论者先恭后倨的态度和毁誉参半的表情，每每让我感到内心的刺痛！
      前几年我在青海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基地时，惊喜地发现“两弹一星”的十大功勋科学家里竟然也有一位麻城人！他就是彭桓武，归国前已是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青年物理学家，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毅然回国，为中国的“两弹一星”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与才华。他归国时有一句名言：“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去才需要理由！”这是多么朴实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站在他的巨幅照片前，我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犹如灵魂深处引发了一次核爆！早已不再年轻的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当时就默默许下一个心愿：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在麻城为他立一座雕像，并把他的这句名言镌刻在雕像的基座上，以他伟大的爱国情怀昭示和激励所有后世的麻城子弟！……我高兴地看到《麻城文化丛书》第二卷已经收录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的事迹，我的这份心愿也算是部分地实现了。我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会有许许多多如彭桓武先生一样的麻城杰出人物走进我们的视野，照亮我们的灵魂深处，让我们每一位后来者从他们那里汲取人生的营养和生命的力量。
三
     《麻城文化丛书》既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自然要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作为记录麻城历史文化的丛书，虽不同于治史，不需要史学一样的体例结构，却同样需要有与治史一样的严谨态度和史学家一样的深邃眼光。无论是题材的选取、资料的搜集还是主题的挖掘与重心的把握，都需要有史学一样的高度，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影响后世的传世之作。
说到治史，有一位叫威廉•T•罗威的美国学者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 )写了一部研究麻城历史的书，叫《红雨——一个中国县域 700年的暴力史》，书中剖析了麻城从元朝到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连绵暴力史，以人类学的视野，从地理环境、气候、族群关系、社会治理结构、心理特点等方面分析了麻城人“暴力”、“尚武”、“好斗”的原因。我个人以为，威廉教授割裂中国历史变迁和社会动荡的大背景，孤立地研究麻城的所谓“暴力史”，显然有失偏颇。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到解放战争的百余年间，整个中国一直浸泡在外族入侵、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腥风血雨之中，所谓“暴力史”实际上是饱受欺凌和压迫的中国老百姓与志士仁人以暴抗暴的历史，而绝不只是麻城的“暴力史”。如果说这些以暴抗暴的历史和事件更集中地发生在麻城，那也只能说明麻城老百姓所遭受的压迫更重，激起的反抗更强烈，也由此铸就了麻城人更富有血性的个性。
以我自己几十年足迹所至的社会观察和比较，单就民风而言，麻城虽然不是民风如何淳朴的世外桃源，但也还够不上民风刁悍的程度。麻城人的传统是尊师重教，讲究长幼尊卑，注重礼尚往来，重农轻商，恋土以及穷要面子（饿死也不愿出去讨饭）等等，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和特征，看不出任何暴力的倾向。假如遵从儒家传统的麻城人不幸在某些历史时刻成了以暴抗暴的“暴民”，那首先应当归罪于统治者的暴政！
所幸那些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时代早已远去；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即便是作为历史的记忆，恐怕也是模糊而飘忽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这个时代需要有知识、有专业技能、有全球视野的建设者，而不再是以暴抗暴的革命者。即便由于历史的屈辱和苦难的记忆，我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几分仇恨抑或是暴戾之气，那也将成为我们和平崛起道路上的绊脚石。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历史的苦难，牢记或者重温历史的苦难是为那些苦难的历史不再重演！我想这也正是《麻城文化丛书》的策划者和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编委们寄希望于每一个麻城子弟的。
四
     清朝乾隆时期的麻城县令姜廷铭曾经这样叙述麻城：“麻城为楚北名区，山水秀丽，人文蔚起。古称‘光黄间多异人’，即其地也。”这个“光黄间多异人”是大文豪苏轼说的。苏轼一言，给了麻城两个文化符号：一个是地域符号——“光黄间”，一个是人文符号——“多异人”。所谓“光黄间”，就是光州与黄州之间，就是麻城。所谓“多异人”，就是多志趣高雅、文采出众、才能卓越、独立特行的人，如哲人李贽、隐士陈季常、县令张毅之属。
历史证明，麻城当得起“楚北名区”的称号，正如本丛书编者概括的“古柏举战场 /今枢纽通城 /花县故都 /移民圣地 /李贽著书讲学 /书院《春秋》育才 /明代进士县 /当代将军乡”为标志的麻城历史文化。远古的事无法考证，自明朝以来，的确是“人文蔚起”，明清两朝，麻城考中举人 513人、武举人 104人，进士 147人、武进士 30人，创造了科举考试的奇迹。科举的成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使麻城长期居于文化发展领先的地位。还有移民文化。在元末明初开始的移民浪潮中，麻城是“江西填湖广”的主要目的地，同时又是“湖广填四川”的主要发源地，成了两大移民运动的“中转站”，形成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麻城孝感乡现象”。这种“中转站”的功能，在全国八大移民圣地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移民运动推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人口质量的优化，延伸了麻城与外部的社会联系。还有红色文化。麻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黄麻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八军诞生的摇篮，是王树声、许世友、陈再道等 3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的故乡。麻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是一片浸润着烈士鲜血的红土地。
这些文化元素构成了麻城文化的宝藏。
近十年来，随着麻城交通枢纽城市地位的逐步形成，麻城的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的“硬实力”逐步显现。作为一个长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我为家乡的发展成果倍感自豪！同时，以我自身的理解和体会，我认为经济硬实力需要文化“软实力”作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可发持续发展，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等各个领域、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最近，中共麻城市委提出了建设“绿色麻城、实力麻城、文化麻城、效能麻城、幸福麻城”的倡议。这个倡议提得好，充分体现了麻城的发展优势和麻城百万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这“五个麻城”中，“绿色”是方式，“实力”是核心，“文化”是抓手，“效能”是保证，“幸福”是目标。所以我认为，建设“五个麻城”，还是要从文化建设入手。
编辑出版《麻城文化丛书》，是塑造“文化麻城”的有益实践。这么一件文化盛事，麻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能参与其中，我个人能尽一点绵薄之力，这是我会同仁共同努力工作的结果，是我个人的荣幸！我期待这项造福麻城的文化工程顺利实施，如期圆满完成。
                  2014年 10月
（作者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公共采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创办人）

编辑说明

本卷收录了 36位麻城籍共和国开国将军的生平简介和部分精彩事迹。编排顺序以授衔级别以及出生时间为据。本卷的五位作者，除李敏外，其余四位作者少有直接采访将军们的机会，到 2014年，36位先辈都已先后谢世了。因此，收集采访他们的生平事迹极其艰难。虽然五位作者作出了艰苦努力，终因资料欠缺，收集仍难以完善。但本书力求立足于全国战场，从黄麻起义创建鄂豫皖红军，到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创建川陕根据地；从强渡嘉陵江迎接中央红军，到三次往返雪山草地；从西路军西渡黄河血染祁连山戈壁荒滩，到东渡黄河开辟敌后抗日大战场，百团大战，千军万马下太行；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到四大野战军纵横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占据全东北，大战京沪杭、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北，一直将红旗插上海南岛，充分展现出麻城籍将军在革命战争中独当一面、智勇斗敌的卓越才干。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注重于细节描写，给历史人物多几个特写，避免滔滔不绝的空洞说教；侧重于对历史场景的气氛渲染，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给特定历史情境以生动的回顾，避免寡淡无味的平铺直叙。
人类历史进入 21世纪后，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硝烟散尽，战争远去，将军们的身姿，永远定格在中国之领土领海领空的界标上。
强国梦，梦强国，百年奋斗中华魂，擎旗有待后来人。这就是我们编写这部《麻城籍共和国开国将军》的初衷。因出版社要求更名为《麻城英豪传略》，我们尊重出版社的意见。
编 者                                         2014年 6月

目 录

017 大别山之虎——记大将王树声 ……………………李 敏
036 万源保卫战——记上将许世友 ……………………缪益鹏
050 从斗牛到斗敌——记上将王宏坤 ……………………李 敏
062 再道之勇——记上将陈再道 ……………………曾 锋
075 他创造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优秀范例——记中将鲍先志 …………戴太文 李 敏
086 帽子与借据——记中将张才千 ……………………曾 锋
095 抗日战场王老虎——记中将王必成 ……………………李 敏
107 活捉将官六十四——记中将周希汉 ……………………李敏
119 雄师铁骑归故乡——记中将李成芳 …………卢劲风 曾 锋
132 向“马家军”讨还西路军血债——记中将郑维山 …………李  敏  曾  锋
143 共和国最年轻的中将——记中将张池明 ……………………李 敏
152 万里长征粮草官——记少将肖永正 ……………………曾 锋
158 智闯长江封锁线——记少将祝世凤 ……………………曾 锋
165 从西路军蒙难到创建特种兵纵队——记少将喻新华 ……………………曾锋
171 会说话的党证——记少将陈波 ………………………李敏
181 中原突围一猛虎——记少将张培荣 ……………………曾 锋
186 骁勇善战 红色管家——记少将丁先国 ……………………李 敏
196 两次攻坚 铭志不忘——记少将张吉厚 ……………………李 敏
204 忠于职守的交通队长——记少将朱玉学 ……………………曾 锋
210 第三次爬过雪山——记少将赵炳伦 ……………………曾锋
214 鞋子与命运——记少将冯仁恩 ……………………李 敏
222 万里征途别样情——记陆军少将江鸿海 ………………曾 锋
233 愿为革命做嫁衣——记少将张汉丞 ……………………李 敏
247 人间正道 恩重情深——记炮兵少将周纯麟 ………………李敏
260 大巴山上生死战友情——记少将朱致平 ……………………曾 锋
265 全身战伤最多的将军——记少将徐其孝 ……………………李 敏
268 从长征到抗战 两次打先锋——记少将高志荣 ……………………曾锋
275 自学成才的志愿军副参谋长——记少将王政柱 ……………………戴太文
285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记少将李庆柳 ……………………曾 锋
294 入川先锋战友情——记少将余述生 ……………………曾 锋
300 人民军队的“航空火种”——记少将朱火华 ……………………曾 锋
303 坚守在祖国东大门——记少将佘积德 ……………………李 敏
306 屹立在新中国海军启航处的高政委——记少将高立忠 ……………………李 敏
318 挥洒在蓝天上的忠诚——记少将袁彬 ………………………缪益鹏
330 挥兵鏖战大西南的师政委——记少将胡立声 ……………………李 敏
337 他带出一支“暴风雨”部队——记少将邓岳 ………………………李 敏
355 后 记 ………………………………………编 者

大别山之虎
——记大将王树声
李 敏
王树声（1905－1974），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项家冲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参与领导麻城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 31军军长，是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加长征。后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 9军军长。1937年 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一路乞讨，历尽艰辛回到延安，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树声任晋冀豫军区 (后为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 )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40年 6月改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率领太行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反“扫荡”和百团大战，同时下大力气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使地方武装同正规军的比例由 1941年的 77:100上升到 1942年的200:100，从而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1942年秋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 10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部深入河南敌后，经过半年多努力，建立起拥有 300多万人口的河南 (豫西 )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 5师一起，在中原地区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 1纵队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务，为中原解放区的创建与巩固做出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 1月 7日病逝于北京。1989年被评为中国 33个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
一人入党 全家革命
王树声家是四百年前从江西迁徙到大别山深处项家冲的。他是父母的第三个儿子，是奶奶的第五个孙子，称为“五伢”。当大革命来临时，这个家族人人参战，前赴后继，充满了献身精神。
1926年金秋，当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大别山深处的乘马岗活跃起来。出身小康之家、此时已成为共产党员的乘马岗小学校长王树声一马当先，组织农会。他的两个哥哥王宏忠、王宏恕，党兄王宏文、王宏学、堂弟王宏儒，堂姐夫马友雷等人，都在此期间先后成为共产党员。他们当众烧毁了自家的房产地契，表示与地主阶段彻底决裂，继而带领穷苦农友们闯进土豪劣绅的深宅大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反动派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王家人毫不气馁，高举大刀长矛，跟随王树声参加了“九月秋收暴动”和“黄麻农民起义”。“黄麻起义”被敌人镇压后，王宏学、王宏恕跟随主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22岁的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农协组织部长王树声带领一支小分队转入地下打游击。地主还乡团直扑石槽冲、项家冲，将王家烧得一干二净，并将王树声 14岁的幼弟吊打致残。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曾担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教育局长的王树声伯父的长子王宏文（又名王幼安），因给农民武装运送枪支而被捕入狱，1928年 2月高呼“甘心直上断头台”，成为王家为革命舍身赴难的第一人。王树声埋好游击队的长枪，只身离开麻城去寻找主力部队。半年后，王树声带领一支红军主力打回乘马岗，掀起“二次暴动”，开始了创建鄂豫边根据地的伟大斗争。王家男女老幼齐上阵，有 50多人先后参加红军，革命队伍中走着王氏家族“泽”字辈、“宏”字辈、“恩”字辈三代人。当时的红 31师只有120多人，王家人及其亲戚就占了五分之一以上。
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25名特委委员中，就有王树声、王宏学两弟兄。1932年 10月，红四方面军 4个主力师撤离鄂豫皖苏区时，4个师长中就有王树声、王宏坤两兄弟。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王家子弟一个个战死沙场。王树声家嫡亲兄弟姊妹妯娌 13人参加革命，到他带领红军健儿离开鄂豫皖西征时，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借力打力 三请救兵1927年，王树声担任了麻城县农协组织部长。这年 4月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
黑风吹进大别山。大革命时期逃亡到河南新集的大地主丁岳平（丁枕鱼之子）等人，纠集河南光山县的反动红枪会匪上万人，杀回乘马岗，一路砸农协、毁青苗、抢耕牛、烧民房，包围县城。匪徒们以被抓住的革命干部家属为人质，叫嚣要城里放出被县农会拘押的丁枕鱼、王子历等土豪劣绅，否则就“血洗麻城，报仇雪恨”。这就是闻名全湖北省的“麻城惨案”。
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蔡济黄、王树声等党部和县农协的领导人，立即进行全城总动员，组织县城附近农协及县城里的店员、贫民，和从乘马岗顺河逃进县城的农友，一起固守县城，抗击来犯之敌。
围城的第二天中午，一股股头缠红、黑、白布的“红枪会”会徒，操刀矛，抬梯子，念经念咒，喊叫“刀枪不入”，汹涌而来。王树声不相信这些装神弄鬼的家伙真是“刀枪不入的金刚体”。
他端起手中的步枪，只听，“砰”的一声，“教师爷”顷刻毙命。“五哥打中啦，打倒啦！”一个小青年高兴地喊了起来。这下可乐坏了王树声及众农友，他们高兴得又蹦又跳。考虑到匪徒来势汹汹，人多势众，在县党部研究对策的会议上，王树声自告奋勇去武汉搬救兵。月黑风高，午夜时分，王树声打扮成红枪会会员模样，从城墙上抱着绳索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下来，直奔武汉而去。
到了武汉，王树声通过堂兄王幼安引荐，向省党部和时任湖北省政府常委、省农工厅厅长的董必武同志详细汇报了麻城被围的情况。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乃于 4月 17日召集省党部代表孔庚、省农民部代表丁陶庵、省农民协会代表郭树勋（郭述申）、被难农民代表郑大江、伍值圃、王树声、王宏文（王幼安）等，开会讨论麻城惨案的处理方案。王树声作为农民代表，“报告整个惨案的经过情形”，并“向中央提出下列要求：（1）即速派其他军队前往镇压；（2）即速将该土豪劣绅捉拿枪决；（3）武装农民；（4）县长应予惩戒。”（引文见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 .麻城农协代表报告稿》1927。4。17，档号6573）会议决定：“由中央农民部、省党部、省农会、省政府、军事委员会，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麻城被难农民代表一人组织委员会，前往麻城切实办理一切。”（引文见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湖北麻城土劣摧残党部与农会卷》1927。4。17，档号4258）
4月 23日下午，王树声陪同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的领导们到达麻城县城。调查情况汇报上去后，中央农民部与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讲所取得联系，于 5月 14日派出 200余名农讲所学生军和 80余人的省府警备营，武装驰援麻城剿匪。
王树声带路，学生军头戴大盖帽，身穿灰色军装，背负竹斗笠，扛着“汉阳造”，英姿飒爽，豪迈雄壮。他们一路上风雨无阻，昼夜兼程疾进。所到之处，反动地主武装望风而逃。救援队伍还没到麻城，围城的红枪会匪就吓得跑回骑路铺山上。
5月 17日，麻城解围了！全城内外，一片欢腾！
第二天，麻城县党部书记蔡济黄和王树声等人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对民愤极大的丁枕鱼、王子历、李舜卿等反动分子进行公审，当场处决。
5月 19日，学生军、警卫营北上乘马岗打红枪会，成百上千的农民群众随同行动。王树声等县委领导人将农会会员组织为农民敢死队，手持长矛大刀锄头扁担，一路与会匪交战，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垮了乘马岗、罗家河、丁家岗、朱家冲等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摧毁了红枪会所设的许多“香堂”，解救了无数被关押的革命群众。
严酷的现实，血的教训，使王树声和其他同志愈来愈深切地感到：枪杆子是革命的命根子，农民运动要顺利发展，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学生军撤回武汉后，中共麻城县委即将农民敢死队的骨干集中在乘马会馆，组建起百来人，3个排，全脱产、专门练武打仗的麻城农民自卫军。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别山最早的正规地方武装。中国革命历史证明，麻城县农民自卫军、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是黄麻起义的主要武装，是红四方面军的最初来源。
王树声第二次请救兵，也是在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三镇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共麻城县委与湖北省委失掉联系。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撤退到县北群众基础好的乘马顺河山区，成立“麻城县防务委员会”，以王树声为负责人，带领农民自卫军和乡村义勇队继续与反动红枪会作战。
8月 15日下午，王树声、刘文蔚等人正围坐在乘马会馆里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打算。一个老爹爹跑来报信：西张店的民团团总王芝庭将在农历七月二十日带领三四千人要打回老家来。
众人议论纷纷。
王树声信心十足地说：“我们这回打王芝庭，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他回来的这条路，地形我都熟悉。”
说时摆弄几个茶盅，“北界河口，是这次敌人进军的必经之路。西边，悬岩陡峭；东边，岗高林密。这里，自卫军在第一线猛打猛冲；这里，把义勇队的梭镖、土炮配合；还有这里，让老百姓都来呐喊助威。至于西边，还是请黄安县自卫军配合一下。”
“就按老五说的干！”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刘文蔚一锤定音。
请黄安县支援兵力的差事，自然又是非王树声莫属。
9月 20日中午时分，一列长长的队伍吹着喇叭走过来，中间一乘大轿，正是王芝庭坐在里面。待敌人走近时，三声号炮齐响，麻城农军、黄安农军一起呼啸杀出，上万群众奋勇参战，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刀矛挥舞，喊杀声震天。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先头部队夺路而逃，后面的就自相践踏，来不及抵抗就纷纷当了俘虏。这一仗，农军大获全胜。缴获步枪 12支、驳壳枪 3支、马 6匹，刀矛无数。活捉匪首王芝庭，打死了反动区长王既之的儿子王仲槐等人。
躲在新集的土豪劣绅们见来硬的不行，又变换手法，反动区长王既之利用其守寡在家的女儿，勾引农民自卫军教官熊振翼，唆使他拖枪叛变。熊振翼便拉拢勾结 1排长余佩芳，将较好的枪支都集中到 1排，以便于他们掌握利用。这些阴谋活动被 1排的两名共产党员发觉，秘密报告了王树声。
中共麻城县委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由王树声再去找黄安县委求救兵协助平叛。
王树声先用县防务委员会的名义重新布防，将 3个排分在 3个地方。令 1排担任向新集城的警戒任务，布防在靠近黄安的东岳庙。
这天下午，王树声来到黄安麻城交界处的太平寨，向潘忠汝、戴克敏等黄安县委领导人求助。潘忠汝、戴克敏带领黄安农民自卫军 15人和 100多名革命红枪会群众，连夜随王树声出发。本来，太平寨到东岳庙，抄小路要不了多少时辰。哪知那天晚上无星无月，漆黑一团，走着走着，走迷了路，好不容易赶到东岳庙时，天已亮了。
麻城农民自卫军第 1排站岗的哨兵，发现一支队伍跑拢来，立即高喊：“口令！”见没人回答，举枪就打。黄安农民自卫军的一个战士应声倒地，众人举枪还击，顿时枪声大作。这就完全打乱了王树声他们的计划。
听到枪声，附近的群众拿着扁担、锄头、梭镖，围上来给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助战。
这可怎么办？王树声忙和潘忠汝、戴克敏等人商议，决定把部队先撤后一步。他隐蔽在比较靠前的土堆后面，大声喊道：“麻城的农民自卫军和父老乡亲们，我是王树声。熊振翼和余佩芳已经叛变了。这是我请来平叛的黄安农民自卫军兄弟，大家不要再打了！”
余佩芳见事已败露，反诬王树声是叛徒，命令队员继续射击。一排的几个共产党员看到余佩芳惊恐万状，明白了一切，一拥而上把余佩芳捉住了。
战斗结束，却不见熊振翼的踪影。原来，这个奸贼往河南新集商讨拖枪叛变的后事去了。反动头子王既之听说余佩芳事败，骂熊振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顺手一枪把他送上了西天。消息传到麻城，大伙高兴得手舞足蹈，王树声智勇锄奸的故事随之广泛地传播开来。
1927年 11月 13日夜晚，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领导麻城黄安两县农民武装同时暴动，一举夺取黄安城。从此，土地革命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大别山的上空。出击京汉路 三战三捷 攻克新集城 以硬碰硬1930年 4月，鄂豫皖红 1军成立，原红 11军 31师改编为第 1军第 1师。时值蒋冯阎中原大战，红军获得了向外发展的好时机。
王树声团长率部跟着徐向前副军长出击京汉路。红 1师首袭杨家寨车站，消灭川军郭汝栋部 2个连。次战杨平口，诱敌入彀，4个小时毙俘敌 1200人，缴枪 1000余支。这是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俘虏人数比整个红 1师还多。三打花园镇，特务队化装成国军，除掉敌岗哨。王树声率团进入镇中，直扑前后街敌军营房。敌人因夜间救火，多数尚未起床，见红军神兵天降，立刻乱作一团，8挺崭新的重机枪成了给红军的“见面礼”。机枪营、步兵营，一一被红军接管。敌团长只好举手投降。唯独敌副团长不甘就范，驱使炮兵营继续顽抗。王树声率部将其团团围住。徐向前副军长赶来后，见房屋坚固，地形开阔，下令火攻。王树声指挥战士们一面向祠堂周围堆集柴草、棉花，一面向敌军喊话劝降。敌士兵见走投无路，骚动哗变，打死副团长，挂出白旗。这一仗，仅用3小时就歼敌 1个整团，毙俘敌 1400人，缴获长短枪 800余支；而红军除个别轻伤外，无一牺牲。
战后打扫战场，王树声领着战士们专拣长枪短枪拿，每人身上背上三四支，却把机关枪一脚踢到一边去。
徐副军长问王树声：“迫击炮呢？”“什么是迫击炮？”王树声眨巴着眼睛，愣了。
徐向前边说边比画，命令一定要把迫击炮、机关枪找来，谁也不准破坏。
王树声带战士们拖的拖，抬的抬，把重机枪拖散了架，枪身、枪鞍、枪架配不上套，只得来找徐副军长。没想到，黄埔一期出身、见多识广的徐向前也没见过这种新式机关枪，只好找俘虏来教战士们使用。从此，鄂豫皖红军有了自己的机枪手和炮兵。
战后扩军，新组建了一个机炮混成团，加上两个步兵团，全师兵力由 1500人一下子增至 3000多人。王树声当团长的第 1团兵强马壮，装备焕然一新。战士们唱起新编的战歌：“京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1931年年初，红 4军成立，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转入战略进攻。军部决定打新集，任务交给了王树声任团长的红 30团。
腊月十五夜，红 30团急行军 50里，将新集城团团围住。只见寨墙有六、七米高，两米多宽，全部是长方青石条砌成。城上枪眼密布，城外有护城水沟环绕，临城房屋被拆得精光，一览无余。
先用炮轰，因距离太远，50多发炮弹不是冲向城内菜地，就是落进城外水沟。第二天组织精悍的爬城突击队，乘夜强攻，又被一阵滚木礌石打退。
王树声请来军部首长，召开战地“诸葛亮会”，决定改用坑道作业方法攻新集。他选择北门外的小店作掩护，带领战士们用四五天时间，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地道，弄来几百斤黑色炸药，再加上几发山炮弹，塞在大棺材里，用铁丝箍紧，推进坑道。
腊月二十三日黄昏。“点火！”随着王树声一声令下，“轰隆隆！”地动山摇，北门西面的一段城墙坍塌下来。早就憋足了劲儿的攻城突击队一跃而起，冲进缺口，展开巷战。后续部队和农民赤卫军从缺口处源源跟进。乘敌人惊魂未定，30团的另两支爬城队如巨龙扬威，从城西城南腾云驾雾般冲上城墙，与敌肉搏。经过 3个多小时的逐屋争夺，全歼敌人。从此，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新集成为苏区首府，旧貌换新颜。敢于碰硬、勇于攻坚的红 30团和他的团长王树声，由此名声大噪，威震敌胆，誉满全军。
南下蕲黄广 钢团大显神威 雄师唱大捷 黄安城外打援频繁的战斗，无尽的征程，使王树声成了鄂豫皖红军的一员虎将。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当过团长的红 1团、红 28团、红 30团、红 33团，都是红四方面军里战斗力极强的团队。
1931年盛夏，为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红 4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作战。英山攻坚战一时受挫，王树声挥着拳头进行战斗动员：“小小的英山城，难不住我们钢铸铁打的红 33团！我们牺牲的每一个战士，都要叫敌人拿一百条命来抵上！”下午，总攻冲锋号一吹响，王树声亲率 2营猛打猛冲，一举攻占紧靠城垣的船形山、凤形山高地，找准敌人火力死角，突击登城，攻下北门、西门。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两个小时就全歼守敌，将红旗插上英山城。
一个月后，红 33团一夜急行军，拂晓时在洗马畈镇西高山上与敌遭遇。敌人控制了两个大山头，居高临下严阵以待。王树声带33团反复冲锋，同敌人拼了 7次刺刀，仅一个竹园林子阵地，就反复争夺 5次。枪筒打红了，刺刀捅弯了，指战员个个血染军衣，王树声也负了伤，到中午时终于攻占了山头阵地，将敌 1个团压到山崖下聚歼。从此，“钢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鄂豫皖上空。
1931年 11月 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2个军 4个师，总兵力达 3万人。
红 11师师长王树声担任阅兵总指挥。红军健儿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兵强马壮，枪多粮足。从这时起至翌年春夏间，为了扩大根据地，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主动出击，进行四大战役，为王树声一展雄才提供了大好机遇。
七里坪大阅兵后的第三天，王树声挥师南下桃花店，先扫清黄安南部敌据点，切断其交通补给线，又在附近大山上挖工事，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将红 11师师部设在嶂山之顶，严阵以待，等援敌上钩。
负责围城的陈赓率红 12师加紧动作，向黄安城步步进逼。敌69师被困在城内，突围不成，飞机空投的物品，绝大部分又落在城外红军阵地。敌上万饥兵嗷嗷待哺，师长赵冠英频频发电告急。
敌人果然来增援了。12月 7日，宋埠敌 30师 2个旅共 4个团的兵力前往黄安。王树声定下杀敌妙计，派 33团与敌周旋，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挫其锐气，磨其锋芒。“钢团”藏起利爪，先在大小峰山一线阵地阻击一日，夜里撤至五云山一带的第二线阵地。敌军重占桃花镇，得意忘形，第二天又来进攻五云山阵地。王树声指挥 33团轻重火力一齐发射，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又佯装败北，撤至嶂山第三线阵地。
9日，敌 1个旅抵嶂山脚下十里铺。王树声指挥 31团、32团两翼出击，一口气吃掉敌人先头团，余敌夹着尾巴逃跑了。
18日，麻城、宋埠、黄陂之敌又汇集了 4个旅 8个团，兵分两路，大举北援。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大胆放敌深入，而后集中兵力两翼出击，以求大量歼敌。
连续两天，敌人相继占领桃花店、五云山等地，继续向嶂山进攻。
20日拂晓前，敌组织敢死队向 11师 31团的嶂山阵地偷袭，并突破我军阵地，直逼 11师指挥所。天破晓，全线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发起猛攻。
这里是打援的最后一道阵地。丢了这道阵地，敌援兵即可威胁山后的红军总指挥部，并长驱直入黄安城。
战情急转直下，危急万分。王树声稳如泰山，声似雷霆：“同志们，我们人在阵地在，寸步不退让！”
瞪圆双眼的王树声挥舞大刀，第一个冲入敌群。师政委夺过一敌兵的长枪，与其厮打。师部手枪队、通信队、炊事班、机关后勤人员都抄起家伙，与敌肉搏。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向前总指挥率总部手枪营赶到前线参战。河西岸的王宏坤团长听到枪声骤响，急忙率 10师 30团从事先搭好的桥上过河，插入敌左侧背后，先向南射击，将南敌赶走，再向北突击，兜着敌人屁股后打，连续攻克敌军山头上的两道工事。徐向前总指挥看准时机，命令所有打援部队全线出击。11师 33团与 12师 35团从敌右翼迂回到五云山，驱逐了敌人炮兵和指挥所；王树声率 32团协同 31团一部，从正面反击进攻嶂山之敌；周围群众及赤卫军、游击队也群起参战。
因敌援兵在数量上超过了打援的红军部队，这是一场拼胆量、拼意志的恶战。刀枪撞击，拳脚相加，血肉横飞，尸体枕藉；山上山下，杀声震天，硝烟四起，天昏地暗。战斗中，徐总指挥右肩负伤，仍坚持指挥。在红军勇猛打击下，敌人溃不成军，弃尸千余具，以炮火掩护逃跑。红军乘胜出击，直追至宋埠城下。这次敌 4个旅损失近半，再也不敢复出。
两天后，红军攻下黄安城，活捉敌师长赵冠英。
黄安战役历时 43天，总计毙、伤敌五千，俘敌近万，缴枪7000余支，获迫击炮 10余门。为纪念这次胜利，遂将黄安县改为红安县。
商潢路边围猎 死人堆里获救 麻城战役搁浅 血战突围离乡1932年年初，为打击北线敌人，夺取豫南军事重镇商城，粉碎敌人腰斩苏区的阴谋，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 4个师，发起商（城）潢（川）战役。1月 19日凌晨，王树声率 11师作为先头部队，急速北进，突然靠近潢川的公路要点北亚港。守敌是 12师曾万钟部 1个团。王树声命部队从南北两面同时向北亚港猛攻，在寨外歼敌一部，余敌依寨固守，被团团围住，战斗进入僵持状态。为避免重大伤亡，王树声改为强攻与侧击相结合的战法，派一部分兵力进占潢川与北亚港之间的十里头。
布置于商潢公路中段的蒋军嫡系汤恩伯第 2师，为确保其与潢川之敌联络线，派 1个团于 21日晨自北亚港东南的傅流店出发增援12师，该敌在朱寨、周寨地区遭红 11师拦截，激战一整天，伤亡400余人后突入北亚港，一并陷入红 11师的包围。敌人着急了。22日，潢川、傅流店之敌 3个团南北对进，再次增援北亚港。王树声率部顽强阻击，将敌击退，北亚港之敌乘机突围逃回潢川。11师进占北亚港，将敌第 2师与敌 12师拦腰斩断。与此同时，兄弟部队也切断了商城与固始之敌 45师间的联系，并向敌第 2师压迫。汤恩伯见势不妙，惧被围歼，匆忙绕道逃进潢川。红军占领了豆腐店地区，并摆出围攻商城架势，果然引出了大批敌军。2月 7日，猬集豫南之敌第 2师、12师、76师及独立第 33旅共 19个团从潢川一齐出动，兵分两路驰援商城。敌援军兵力超过红军一倍，且装备优良。战役到了功败垂成的关键时刻。红军总部派 12师正面阻击，10师、11师从左翼包抄，调正在围攻商城的 73师负责右翼迂回。总体目标是：歼其一部，溃其大部。
8日，天降大雪。王树声令 11师 32团直插河边，抢占傅流店之白露河渡口。右路敌军被切断后路，军心动摇，向后溃退。左路敌军见势不妙，也慌忙撤退，不敢恋战。身着单衣的各部红军将士顶风冒雪向北一路猛追，势不可挡。敌军兵败如山倒，纷纷夺路北逃，如蜂群蚁阵，向傅流店渡口压来。红 32团血战一夜，俘敌上千。红军一直追到潢川城郊，创造了 10个红军团打败优势装备的 19个白军团的战争奇迹。
战斗结束后，红 11师政委甘济时发现师长王树声不见了，急令大家寻找。满身是血的王树声的警卫员结结巴巴地说：“昨晚打着打着，我和师长被冲散了。”
甘济时急得大声吼叫：“快，都去给我找师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战士们散开来，在战壕里、掩体内，沟沟坎坎上，查验着一具具尸体。细心的甘政委发现尸体堆里有一只脚摇动了一下，拉开压在上面的死尸一看，正是不省人事的王树声。
王树声胸部受重创，元气大伤，足足在医院住了 5个月。这期间，红四方面军在苏家埠打了大胜仗，歼敌 3万余人，鄂豫皖苏区一片红火景象。
6月中旬，走出医院的王树声被任命为红 25军 73师师长，率部参加潢（川）光（山）战役，是役速战速决，短短 5天时间，歼灭敌 8个团和一部分反动民团，俘敌近万人，缴枪 7000余支。其中，王树声率部歼敌 3个团，俘敌 3000余，缴枪 2000多支。
就在潢光战役发起这一天，蒋介石在庐山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步骤，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而张国焘等人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目前“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占了优势。” 他否决了徐向前等提出的休整部队，迎接“围剿”的正确意见，先命红军进击京汉线，后又命部队南下打麻城。
红军 5个师只好马不停蹄向南开进。7月 8日，王树声率 73师在麻城西部 4公里处攻打敌霸王山，五脑山阵地。两军阵前硝烟滚滚炮火连天。负责城北打援的红 10师师长王宏坤见状，急派 10师28团和 30团渡河西进，从河边平畈中迂回敌背后，连续攻下红石堰、红石嘴、七里桥等村镇，切断了守敌与麻城的联系。王家兄弟各自带领 1个师在家乡作战，两面夹击，敌人顿时慌乱，在红军猛烈攻势下仓惶溃退。敌 93旅外加 1个山炮营全部被歼，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 2000余人被俘，5门山炮、40门迫击炮、40挺机关枪、2300多支步枪，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王家兄弟率领的红 73师和红 10师首传捷报，揭开了麻城战役帷幕。
夜晚，王树声又派尖刀连乘夜幕从城墙脚下的阴沟钻进城内，骚扰敌人。尖刀连进城后，先向城墙上守敌开火，又转头向敌营开枪，待敌人在黑暗中自己乱打起来后，这个连又从阴沟悄悄撤了出来。城内之敌互打直到天亮。
7月中旬，驻黄陂之敌 30师奉命增援麻城。该敌进至宋埠后，害怕被歼，南绕白杲沿公路北进，躲过了红军的打援战场。敌变我变，敌进我进。红军主力乃乘虚南出黄陂，18日攻占离汉口仅六七十里的仓子埠。大批敌军奉命赶来防堵。红军乃虚晃一枪，挥师北进，途经李家集时，王树声率 73师与敌 30、31师激战，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歼敌 1个多旅，缴枪 1000余支。余敌溃退宋埠、歧亭等据点。
7月底，红军主力北回，奉张国焘之命二围麻城。8月 8日，好不容易攻下城南陡坡山。然而，局部之胜利却无益于全局的改观。正当红军屯兵麻城城下时，国民党 30万大军（其中有 10多万蒋介石嫡系精锐）长驱直入，杀进了大别山。8月 7日，蒋介石下令总攻。10日，敌陈继承纵队逼近七里坪，卫立煌纵队扑向黄安城，张国焘这才仓皇命红军撤麻城之围，昼夜兼程赶赴红安对敌。
红军急如星火，连夜出发。次日中午，先头部队在红安城西冯寿二地区与敌遭遇后随即战斗打响了。王树声率后续部队于下午 5时陆续赶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战员们，爬上阵地就开火，终于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经反复肉搏，溃敌 1个旅，毙、伤敌副师长王劲修以下 2000余人后，乃撤出战斗，转向七里坪。
15日拂晓，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渡过倒水河，以夺取悟仙山为主要目标，发起了全面猛攻。
炮声隆隆，炸弹轰鸣，红军阵地上腾起冲天烟雾。敌 2师第 5旅耀武扬威地冲上来，每班一挺轻机枪开路，一边利用地形地物步步逼近，专门瞄准红军的干部和机枪手射击。红军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坚守阵地，磨敌锐气，拼死相搏。徐向前总指挥亲临 73师阵地指挥作战。
午后一时，正面之敌运动到悟仙山大寨，强行仰攻。
王树声立即报告徐总：“敌人从山头上冲下来了！”
“冲下来好啊！”徐总指挥一挥手，冲锋号吹响了。
王树声挥着大刀，一声怒吼，带头冲入敌阵。10师、11师、12师从北面山头上冲出，长驱直下，如群狮怒吼，似虎荡羊群。敌人招架不住，打前阵的敌第 5旅 2个团，大部被歼。敌人增调后续梯队进入前沿，加强防线，阻止红军反击。“消灭敌 2师！”“为死难烈士报仇！”号角连天，红旗如云。王树声率 73师、王宏坤率 10师28团、29团，倪志亮率 11师、陈赓率 12师，千军万马冲下河滩，强行徒涉倒水河，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突进敌阵。两军厮杀在敌人阵地前沿，白刃格斗，扭打成一团。敌人的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一股敌人被压制到河滩地里，一面啃地里的西瓜，一面眼巴巴地等待着飞机支援。敌机“嗡嗡嗡”的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子，突然对准河滩扔炸弹，炸得蜷伏在瓜地里、土坎下的白军和西瓜四处横飞，响起一片鬼哭狼嚎之声。
原来河滩里的敌人忘记展开十字白布标志供飞机识别目标，敌机误将满地西瓜当成红军密集的人头，把炸弹一股脑儿倾泻下来。见此奇景，有个红军小战士跳脚喊道：“西瓜显灵啰，帮助红军打白狗啰！”
敌人占领的河西岸，地形复杂，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阵地套阵地，有六七里路长。红军寸土必争，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的争夺，一个阵地接一个阵地的攻打。
硝烟遮没了阳光，阵地上满耳是刺刀的撞击声和变了音的厮杀声，血在空中飞溅，在地上流淌，河水被染得一片通红。王树声虽屡经战阵，这样惨烈的场面也是首次经历。两强相遇勇者胜。敌人顶不住了。敌 2师全线溃退，其第 4旅第 8团和第 6旅第 11团大部被歼。红军连夜向敌纵深推进 8里多，红旗直插白马嘶河，占领了敌第 2师指挥所。敌 2纵指挥官陈继承见情势危急，亲往第 2师督战，调兵增援。红军与敌第 2师、第 3师血战通宵。倒水河西岸，快活岭上，破窑冲里，血水长流，死尸横卧。敌第 2师 6名团长毙命，死、伤 3300余人。红军也伤亡约2000人。
决胜时刻，敌卫立煌纵队赶到战场，与陈继承纵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红军主力乃撤出七里坪战场，向北转移。
9月 2日至 5日，红军主力又在豫南新集附近的扶山寨与敌激战 5天，毙、伤陈继承纵队 2000余人。但在外围，敌 16个师又形成了三道包围圈。
大雨滂沱，天怒人怨。张国焘匆忙带领新集的鄂豫皖党政机关，随红军主力向皖西转移。
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
苦战，血战，死战！血染征衣，魂寄楚天！ 1932年 10月 12日，是王树声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夜晚，他带领 6000多家乡子弟翻越了大别山的最后一道山岭，跨过京汉铁路，从此远离了家乡。

万源保卫战

——记上将许世友

缪益鹏
许世友（1905—1985），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六乡田铺（现为新县）许家洼村人。兄妹 8人，他排行老三，所以乳名叫三伢子。8岁跟随少林寺和尚习武，16岁艺成，因人命案在身，1922年 4月 29日到开封吴佩孚保安团当兵，1925年当上了连长。
1926年，在共产党员王树声等人的大力宣传下，他在家乡参加农民协会，闹起了革命。1927年 5月，他当上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带领大家抗租抗粮。1927年 11月，许世友带领六乡农民义勇队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受挫，主力被迫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他带领游击队钻山洞打游击，在当地坚持斗争。1928年 4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的主力部队回到黄麻地区，许世友带领游击队归队，被编入 2大队 6班，先后任红军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 4军 12师 34团团长。
以骁勇善战闻名的许世友，背上扛一把大刀，腰里插着两把驳壳枪，肩上还扛着一支步枪，在鄂豫皖根据地反会剿和反围剿作战中，刀枪并举，长短家伙齐鸣，一路冲锋陷阵，5次担任敢死队队长，6、7次负伤挂彩，屡建奇功。1933年在川陕苏区升任红 9军副军长兼 25师师长。1934年反六路围攻，许世友指挥 3个团参加万源保卫战，以少胜多，打垮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川军部队。长征开始后升任红 4军军长，率部两越雪山三过草地，历尽艰险。第三次过草地时，许世友担任新组建的骑兵司令，指挥骑兵部队给全军打前站，沿途进行了 72次战斗，并筹集了近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世友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1938年春，被任命为八路军 129师 386旅副旅长，随朱德出师太行山。同年 12月，又随刘伯承、邓小平进军冀南，参与指挥香城固伏击日军。1940年 9月调任山东纵队第 3旅旅长，1942年担任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粉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回击国民党投降派，打得敌人心惊胆寒，巩固和发展了胶东抗日根据地。
日军投降后，山东军区的主力部队奉命进入东北。竭尽人力物力送走部队后，返回胶东军区的许世友几乎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他在两个月内重新招募四万部队，进行练兵整训。1946年 6月，许世友带领这支“新军”对原来投降日军的胶县赵保原部发动进攻，击毙赵保原；随后相继攻克高密、即墨。此役后，新军占领了除青岛外的全部胶东地区。
1947年 1月，胶东军区部队改编整训为华东野战军第 9纵队，许世友兼任纵队司令员，下辖 25、26、27师。2月，他率部参加莱芜战役，负责合围国军 73军 77师，俘获 73军军长韩浚。1947年，许世友又挥师北上，在白马关阻击国军第 11师，协助其他部队攻占泰安。同年 5月，许世友奉命阻击牵制国军 74师张灵甫部，华野其他部队按时完成合围。其中 5个纵队负责主攻，4个纵队阻击援军。许世友的 9纵从东北方向进行主攻。5月 16日，9纵 25师 73团率先攻上孟良崮主峰，张灵甫阵亡，孟良崮战役大获全胜。
1948年 3月，许世友任华野山东兵团司令员。9月，指挥济南战役攻城集团 14万解放军，经 8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守军（内 1个军起义 )10万余人，活捉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攻克济南城，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周恩来后来评价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1953年，许世友率部赴朝鲜作战，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军事要职。他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
在许世友的戎马生涯中，世人难以忘却的有两场大战，一是红军时期的万源保卫战，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济南战役。这两次战役奠定了许世友在中国军界的地位。
关于济南战役宣传较多，但万源保卫战的残酷性更甚于济南战役。为此，笔者特将万源保卫战加以叙述，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这位传奇将军的传奇事迹。
万源保卫战
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许世友时任 12师 34团团长。军阀田颂尧见自己后院起火，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停止火并，在成都就职三路围攻总指挥，以 6万兵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围攻红四方面军。在反三路围攻作战中，许世友带领 34团屡出奇兵，重创田颂尧部。因战功卓著，连升三级，任红 9军副军长兼 25师师长。此时，红四方面军也由入川时的 1.4万余人，发展到 4万余人。
1934年 5月中旬，刘湘组织四川各路军阀 140多个团，20余万人围攻红军。这时，许世友率领的红 9军 25师，正布防在开江城北的永兴场一带，与刘湘的第五路第 3师迎头遭遇，揭开了反六路围攻的序幕。面对强敌，徐向前总指挥采取的策略是收紧阵地，节节抗击，与敌人拼意志，拼毅力，待敌人锐气磨尽，再打开突破口，伺机反攻。此种打法，指战员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考验。
许世友按照总部的意图，诱敌深入，收紧阵地。战役第一阶段，许世友在永兴场、天师观一线坚守七个昼夜，杀伤川敌 4000余人；在曾家山东南面的渡河口利用有利地形，让冰凉的州河水一下子吞掉刘湘的嫡系 21军第 3师王陵基部 2000余名官兵。1934年 1月中旬，许世友派韩东山团虎口拔牙，夜袭大城寨，歼敌 2个营，活捉敌第9旅旅长张邦本。2月上旬，许世友率部直插马鞍山以南的胡家场，捣毁王陵基第 3师师部，并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歼灭该师第 7旅，正在师部督战的 9旅旅长张邦本再次被活捉。
至此，红军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敌人预备过年的鱼肉、罐头、食品，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军民同庆，高高兴兴过大年。而擅离职守私自溜回万县老家过年的川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却在新春佳节被召往成都，撤职软禁。刘湘“三个月全部肃清”红军的牛皮神话，被现实击得粉碎。
三四月间，刘湘又命令六路四川川军向红军连续发起第二期、第三期进攻。整个春季烽火连绵，许世友率领 25师浴血苦斗。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红军根据地的范围愈来愈小。兵员、粮食、盐巴、医药弹药、有耗无补，难以为继。
敌人的第四期总攻，来势更加凶猛，共动用了 140多个团的兵力。在东线战场，刘湘拿出其全部精锐，将他全部兵力的五分之四，计 80余团 10多万人投入战场。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其作战重点是夺取万源，一举将红军消灭在通江以北地区。
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又在万源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保卫万源和反攻计划。会上，徐向前总指挥强调：万源保卫战是关系川陕根据地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你死我活的战役，要下决心在这里实施决战防御，把前沿阵地变成埋葬敌人的坟场，造成反攻的有利局面。红四方面军总部提出的战斗口号是，“誓死保卫万源！”
7月中旬，敌人开始了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线进攻。
徐向前令许世友部守卫在万源以南的大面山、青山一带。这里山高谷深，坡陡壁峭，山上密布着原始森林，山下有白沙河流过，是万源东南的大门和天然战略屏障。许世友和政委陈海松按照坚守要点、多留预备队的方针，与营团干部一起，现场确定了防御部署，组织部队昼夜不停地构筑工事、设置障碍。在一些要点上，依据山势从下至上构筑数道以至十几道堑壕，砍伐大树，在最前沿垒成一人多高、三四米厚的“木城”。“木城”后面是数道堑壕，道道堑壕相互连接。在敌人进攻必经的道路上，遍设陷阱，埋上经桐油炸过，如钢铁般坚硬的竹签，再用茅草、浮土加以伪装，有的地段不便埋竹签，就用竹子编成篱笆，与鹿砦结合起来组成多道防御屏障；在一些险陡地段上，准备了大量的滚木礌石。最后一道堑壕是主阵地。堑壕上面架上直径半米以上的圆木，再堆上很厚的泥土，便成了盖沟。既防炮弹又防雨，守阵地的部队就住在盖沟里。
许世友对构筑工事、设置障碍要求极为严格，他走到哪里检查到哪里，不合他的标准都得重来。他说：“《水浒》上的宋江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就是因为祝家庄工事修得好，障碍设得妙。我们红军的工事应该修得更好，要经得住刘湘三打、五打、十打。他打不烂我们，我们要把他打个稀巴烂！”工事修成后，为使部队保持作战弹性，许世友将第一梯队 73团、75团各留 1个营的兵力在要点上坚守，其余部队分别隐蔽，配置在防御纵深内进行休整。
万源防御战，艰苦卓绝，前所未有。许世友说：“7月 16日，唐式遵（新近由师长升任第五路总指挥）以 8个旅的兵力，向大面山、孔家山和南天门等地发起了猛攻。敌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进行波浪式的冲锋，一上午就有五六次之多。敌人是赶鸭子战术，冲锋时像看大戏一样人山人海。我军依托阵地沉着应战，待敌人冲到阵地前几十米处，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滚木礌石倾泻而下。陷入我火网之中的‘双枪兵’就像鸭子炸了群一样四散奔逃。我军战士跳出堑壕，挥动大刀，猛追猛杀，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染山坡。敌人的冲锋就是这样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
不甘失败的唐式遵，将队伍稍加整顿后，于 7月 22日、27日又先后发动两次更大规模的进攻，以整团、整旅的兵力轮番冲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前沿阵地不时被敌人突破。许世友把营、团的敢死队都投入了战斗，同敌人进行反复争夺，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
就在这时，张国焘打来电话，问许世友：“大面山能不能守得住啊？他们人很多啊！……”
许世友从他那沙哑的声音里，听出对坚守万源的焦虑，就轻松而坚定地回答说：“张主席放心！刘湘就那么两下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人多，我们也不少，就是不还手让他杀，也够他杀几个钟头的。你放心，我们保证人在阵地在。”
放下电话，许世友直奔大面山前沿阵地。敌人的又一次冲锋刚被打退，刺鼻的硝烟尚未散尽，在阵地上空滚动；阵地被打得像刚耕翻过的土地，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红军战士正在抢修工事，一个个满脸烟尘，满身泥水，但都洋溢着胜利的自信。
陪着许世友视察前沿阵地的 73团团长刘理运，指着前沿阵地说：“副军长，子弹打完了、枪支打坏了，战士们到敌人死尸堆里去拣、去取；有些烟瘾大的战士还到敌人尸体堆里找烟叶、纸烟吸哩！”
刘理运语气很轻松。但许世友心里明白，7月的川北，正值盛夏高温，加上阴雨连绵，敌人的尸体腐烂发臭，阵地上到处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气。战壕里积有很深的污水，战士们泡在臭水中作战。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和勇气啊！
许世友对刘理运说：“越是艰难的时刻，前沿部队越是要适时进行轮换和补充，预备队动用后，要立即重建。打仗需要体力。战斗越紧张，越是要关心战士的身体，搞好伙食，吃好睡好，保持战斗力。”
许世友又问身边的 1营营长：“怎么样，守住阵地有问题吗？”
一营营长一个立正。“请副军长放心，我们决不给 25师丢脸，决不做孬种！就凭我们手里的大刀，也要把敌人拼下去！”
对大刀这种兵器，许世友特别钟爱。他不光自己背大刀，当班长时，全班人人背着一把大刀。当排长、连长时，全排、全连人人都有一把大刀。直到当团长、师长，大刀仍然是全团、全师每个指战员不可缺少的武器。在许世友的教练下，人人都能舞上几套刀术。他听营长说要用大刀把敌人砍下去，满脸乐开花，晃着小蒲扇一般的拳头说：“万源保卫战，作战靠勇敢，子弹消灭敌人算不得好汉！冲上去，用刀砍，才是真英雄。”许世友这几句话，后来被谱成《大刀歌》，在部队传唱。
说话间，敌人向 1营阵地甑子坪发动了进攻。先是 20分钟的炮击，紧接着便以整团的兵力朝我阵地扑过来。刚过足了鸦片瘾的“双枪兵”，精神足，劲头大，攻得猛。敌人首先和 73团“木城”外游动的一个排接触。这个排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消灭了不少敌人。当敌人越过“木城”后，已被敌炮火打燃多次的“木城”再次被打燃，使敌人处于背火作战的不利境地。这时，在第一线盖沟内的 2连指战员，顺着交通壕，迅速地进入了各自的岗位，沉着地将子弹推上枪膛，把手榴弹放在身旁。远了他们不打，等敌人爬到阵前三四十米时，居高临下，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火力攻击。马尾手榴弹一枚枚地在敌群中爆炸，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
许世友在团指挥所里看得清清楚楚，他对刘理运说：“抓住时机，用预备队反击一下。 ”刘理运立即命令司号长吹号，通知 1营1、3连马上出击。随着嘹亮的号声，1营指战员分两路直插敌群，与敌短兵相接，抡大刀劈。敌人抵挡不住，纷纷向后逃窜，慌乱中被“木城”燃起的熊熊大火烧死不少。
许世友见 1营阻击半个月伤亡不大，就问其他两个营的伤亡情况。刘理运说：“我们利用有利阵地，以少数部队实施坚守防御，多数部队集中二线，准备反击。2、3营也像 1营一样，保持编制。”许世友高兴地拍拍刘理运的肩头说：“仗被你打得像烧砖瓦盆碗一样，越来越精了。”刘理运笑了笑：“感谢首长的夸奖”。
在万源保卫战的激烈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亲临大面山前线视察。见 25师阵地坚固，士气旺盛，十分满意。一回到师指挥所里，徐总指挥便对许世友、陈海松等人说：“反六路围攻以来，万源前线我军打退了敌人三次大规模的猛攻，毙、伤敌团长以下 7000余人，缴长短枪千余支，机枪 20余挺，迫击炮 20余门。”他指着作战地图继续说：“敌人虽然损失惨重，但还会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大面山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之一，是全线的重点阵地，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一定要守住。你们右翼的 30军 88、89师，在孔家山、南天门；你们左翼的 4军 12师在玄祖殿，都打得很好，阵地一寸未丢。”
许世友说：“请总指挥放心，我们还是那句话，横竖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有我们 25师在，敌人就休想通过大面山！”
徐向前满意地笑着和大家握手告别：“相信你们，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刘湘见万源屡攻不下，焦灼万分，智拙计穷之际，他于 8月初颁布了一个严罚重赏的奖惩条例，宣布以 3万银圆作为夺下万源及其附近阵地的奖赏。并规定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长、旅长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
8月 6日，在刘湘的督令下，敌倾全力对万源发动了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进攻。唐式遵亲自到大面山前线指挥，发誓“要在日内将万源攻下”。他以第 1师与陈国枢等部攻击甑子坪、花萼山，迂回万源东侧；以第六路廖雨辰、汪铸龙两师进攻南天门，迂回万源西侧；以第2、第 3两师向万源正面大面山玄祖殿、孔家山等地进攻。令东线其他部队和西线第一、二、三、四路全力配合。
许世友说：“战斗越是激烈，指挥越要靠前。”他将师指挥所转移到离前沿阵地只有 200米的老鹰寨。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不用望远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在进攻中，由营以下军官组成敢死队，旅团指挥官赤膊督战，对畏惧不前者就地枪决。飞机炸，大炮轰，集团冲锋，整营整团，一批又一批地就像滚肉球一样拥了上来。许世友早已摸清敌人“一轰、二攻、三松”的规律，他沉着冷静、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当敌人进行飞机轰炸、炮火准备时，他指挥部队除留观察员在阵地外，其余统统进入盖沟或猫耳洞隐蔽。等敌轰炸、炮击停止，步兵开始进攻时，他又指挥部队从隐蔽工事里出来，各就各位，做好战斗准备。当敌人接近阵地前沿时，红军突然开火，以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但是敌人营以下官兵组成的敢死队，在师团指挥官赤膊督战下，还是不顾死活地往上冲。许世友看到敌人快冲到堑壕边了，一声令下，红军官兵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一个个跳出工事，冲入敌群，枪击刀砍，英勇反击。经过一天的反复争夺和拚杀，敌人死伤无数，红军阵地岿然不动。
这天晚上，敌人一反常态，硬是赖在红军阵地前不肯退走。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许世友的关注。他和陈海松政委一起，到 75团的青山阵地巡视。只见敌军阵内亮光闪烁，忽明忽暗。陈政委风趣地对许世友说：“副军长你看，刘湘、唐式遵可以用督战队制止他的士兵向后退，但是没有办法不让他的‘双枪兵’抽大烟！”“这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练习夜间射击的好机会嘛！”许世友说着，顺手从战士手中接过一支步枪，“叭、叭、叭”就是三枪。随着枪声，敌人阵地上的火光熄灭了一片，接着就传来一阵嚎叫。许世友对 75团团长韩东山说：“立即通知部队，把神枪手组织起来，哪里有灯光就往哪里打，下半夜再派出小分队袭击敌人，抓俘虏摸情况，决不能让敌人安安稳稳地在我们阵地前过夜。”
韩东山一面组织神枪手照着烟灯打，一面让特务连派出 20名战士组成小分队，由副连长带领，偷袭阵地前的敌人。不到两个小时，阵地前敌人的烟灯全部熄灭，小分队带着俘虏返回阵地。
审问俘虏后，许世友和陈海松回到师指挥所。在一盏小油灯下，他们面对着作战地图，研究起明天的战斗。陈海松说：“看来，明天准又是一场恶战。”许世友说：“刘湘是要破罐子破摔了，我们要叫他破罐子碰在花岗岩上。”陈海松说：“要不要给各部队打个招呼，叫他们都做好战斗准备？”“对，告诉二梯队 74团，让他们把敌人杀得片甲不留。”部署完毕，许世友刚想闭闭眼睛，天已亮了，敌人的大炮就打过来了。他从窗口看去，山坡上，山沟里，到处都是敌人，往我阵地上猛扑过来。红军指战员们以一当十，奋勇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有的敌人冲进红军的堑壕时，指战员跳出工事，大刀在阳光下闪着白光，两军兵械相接之处，红花花的，分不清是大刀红飘带还是鲜血。
敌人招架不住，纷纷向后溃退，过不久又被弹压回来。
坚守在老鹰寨、青山阵地上的红 75团的 3个连，在团长韩东山的带领下，挡住敌人两个旅的轮番冲击，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把敌人打垮。在他们的阵地前，敌人留下的尸体像一堆堆劈柴一样。
在大面山，敌以 4个旅的兵力轮番猛攻，并趁烟雾弥漫之际冲上了团的主阵地。敌人拼了死命，红军也拼了死命。许世友立即电告刘理运：“把敢死营拿上去，一定把敌人打回去。”
刘理运带着敢死营迅猛出击，守卫在阵地上的两个连也从盖沟里猛然跃出，冲入敌群。他们奋不顾身左砍右劈，硬是用大刀把敌人杀了下去，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当许世友指挥大面山、青山红军与敌激战的时候，一股敌人乘机从 73团和 75团的结合部突了进来，敌先头部队已进至师部指挥所老鹰寨右侧的山脚下，情况十分危急。许世友决定用二梯队 74团反击这股敌人。他后来说：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我们指挥员的心情也不亚于血战中的战士，眼看着熟悉的战士、干部在肉搏中倒下了，眼看着敌人冲上了盖沟，把我们部队堵在盖沟里，指挥员的心里就像火烧一般，恨不得亲自杀上前去。这时，营里、团里又打来电话，要求准许使用预备队。“要冷静，要持久，要忍耐，首先要同敌人斗智。有时还把牙齿咬碎了，把拳头也握酸了……”许世友当了副军长兼师长后，已不再是只顾猛打猛冲的基层指挥员，他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指挥艺术已经趋于成熟。在大面山阻击战中，他使用预备队的时机是准确的。他在电话里对团长潘幼卿说：“按照预定方案出击，坚决把突进来的敌人吃掉。73团、75团用火力支援你们。”
反击的号声响了。许世友要陈海松留在指挥所指挥。他抽出背上的朴刀，率领师直交通队参加了反击。
红军如潮水一样压向敌人，枪炮声、喊杀声震天撼地。一个敌指挥官正挥舞手枪大喊大叫，许世友一时兴起，飞身过去，来个“飞花摘叶”，’一刀削下了那个指挥官的脑袋。可能是由于朴刀锋利加速度极快，那具没头的尸体居然还向前走了几步才倒下。
战斗结束后，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总结万源保卫战时说，在世界战争史上，一个副军长舞着大刀带领敢死队与敌人拼杀，恐无先例。
一场血与火的拼杀结束了，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突入之敌全部被歼。
就在此时，通信员发现许世友的左臂衣袖被血染红。开始他以为是敌人的血溅上去的，后来见往下滴血，才知是负伤。正要给他包扎，许世友右臂一挥说：“擦破点皮肉，包什么。”他不顾大家的阻拦，率领全师发起了全线反击。敌人溃不成军，狼狈逃窜。红军一气追杀七八里，直到把敌人赶到白沙河边才胜利返回阵地。
8月 6日、7日两天，是敌人进攻最激烈的两天，也是敌人由进攻变为防御和溃败的转折点。在这两天中，敌人损失 4000余人，遗尸千具，枪炮子弹遍地皆是。从此，敌人一蹶不振了。
万源保卫战，是许世友经历过的一次规模大、时间长、极为残酷激烈的坚守防御战。从 1934年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在近 20天的时间里，红军防守部队先后击退了刘湘部队五次大规模的进攻，歼敌一万余人，而红军阵地岿然不动。
此时的刘湘阵中，已经是伤亡惨重，精疲力竭，逃亡不断，疫病流行，士气低落，怨声载道……
红军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8月 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出全面反攻的命令。许世友率部攻占青龙观，相继克清花溪、夺田家坝，一天之内突进敌阵一百余里，两天突进二百多里，击溃刘湘部 3个师 8个旅，歼敌 5千余人。8月 28日，徐向前亲率红军主力从达县挥师西进，再次渡过通江河，直扑仪陇城，于右垭口附近歼敌李家钰部 4个团，毙田颂尧旅长以下官兵 4000余人，俘敌旅长以下官兵万余人，缴获长短枪 7000余支，迫击炮 40余门，子弹数万发。
从 8月 9日至 9月 22日，历时 40多天的东西线反攻作战，横扫四川六路军阀，使敌人倾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发动起来的六路围攻，遭到彻底失败。
川陕革命根据地内，军民热烈庆祝胜利。方面军召开党政工作会议，总结反六路围攻的经验，表彰反围攻作战战功卓著的部队。许世友兼师长的红 9军 25师 73团和 75团，分别获得了方面军总部颁发的“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光荣称号。
许世友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在其晚年的和平年代，还分别指挥了 1974年 1月的“西沙自卫反击战”和 1979年初“对越自卫还击战”。
1985年 10月 22日，许世友在南京逝世。根据将军生前遗愿，并经中央特批，其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长眠于慈母身边，以实现其“生前尽忠、死后尽孝”的夙愿。

从斗牛到斗敌

——记上将王宏坤

李 敏
王宏坤（1909－1993），原名王宏春，麻城县乘马岗石槽冲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副营长、营长、第30团团长，第 10师师长，第 4军军长、军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 129师 385旅旅长。1942年 12月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初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第 6纵队司令员。1947年 9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同年12月兼任桐柏军区司令员，后任第 4野战军 58军军长，指挥过上党战役、邯郸战役、襄樊战役等战役。1949年 5月任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0年 5月任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6年 3月任海军第二政委。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93年因病逝世。

从斗牛到斗敌 红军新兵当教官
1909年大年初一夜晚，王宏坤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极端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靠租种地主的田地谋生，王宏坤从小给地主家放牛。他放的那头黑牯牛又高又壮，脾气暴躁。怕牛跑了，瘦弱的小宏坤将拴牛绳系在自己腰上。一天黄昏，他赶着牛往回走，黑犍牛突然向不远处的一头母牛奔去。放牛伢使劲往回拉，大黑牛气得腾起四蹄飞跑，拖得放牛伢跌倒爬起，爬起又跌倒。一位老爹爹急得大喊：“苕伢儿，快放手……”可牛绳被拴在他的腰上，难以解开，小宏坤被黑壮牛拖着爬滚。牛绳被一块尖石割断后，把王宏坤摔到河里，撞得血流满面，从此，脸上就留下了一块褪不了的伤疤。年纪稍大一点儿，王宏坤就帮人插秧，当挑夫，跟着父亲学做挂面。没两年，他做挂面的手艺就超过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小面匠，挣钱还清了家里的欠债。
1926年冬天，乘马岗农民运动轰轰烈烈。17岁的王宏坤与父亲同时加入农民协会。之后，王宏坤又参加了农民义勇队，扛起长矛大刀与地主武装红枪会对阵。1927年秋冬，他和父亲一起参加了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
12月初，国民党 12军打进黄安城，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农会干部，王宏坤家里拉磨的驴子被抢走，茅草房也被地主还乡团烧了。父亲只好东躲西藏。王宏坤的农民义勇队逃进深山，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埋起枪支，躲到亲戚家里。当时农村赌风兴盛。王宏坤混进赌场，联络起 20个后生，于 1928年正月初四一起出发去武汉打工。他们头次来到大武汉，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找不到招工的地方，好不容易看到有一处街面上竖着一块牌子招兵，大家一商量，决定先当兵吃饭，共同隐瞒身份，都说是河南光山、罗山等地人。混进桂系杂牌部队，苦熬一年，王宏坤等人都成了合格的军人。但同来的 20个兄弟，已经有 3个人因拉痢疾悲惨地死去。又到年关，听说黄麻又闹起革命，一个姓张的同乡开小差跑回家了。王宏坤偷偷请人做了一身便衣，穿在军服里面。在部队开到蔡甸时，脱下军装赶在过年时回到了老家。
正月初五上午，王宏坤跑到鄂豫交界处的独松树洼，参加了红军。他从大队长手中接过一支汉阳造步枪、5排子弹，成为红 11军31师第 1大队的第 34名战士。
这天傍晚，部队奔袭福田河民团，一些苏区群众也随行助战。尖兵王宏坤第一个冲进镇里。这一仗消灭民团一部，缴获步枪 7支。听到枪响，附近的地主红枪会上百人赶来救援。红军边打边撤，王宏坤请求断后，与另一战友在一个小山头上阻击敌人。两人先后负伤。额头中弹、血流满面的小个子王宏坤，背起身材高大的战友，边打边撤，在王树声的接应下，乘夜色冲出险境，返回根据地。
王宏坤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着说，他当红军的第一天，就打了参加革命的第一仗，为革命第一次负了伤。
伤愈后，王宏坤当了班长，一年后又升为排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避强击弱，零打碎敲，红军打了不少胜仗。到 1929年底，一大队已发展到 100多人，扩编成 3个正规排，根据地也向南扩大到黄陂一带。胜利，使红军的干部、战士都有些飘飘然。以至于在王宏坤当排长的第一天，发生了 1大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
1930年元宵佳节，红军 1大队来到根据地边缘的黄陂站。大别山风俗是“过十五，逛十六”。1大队党代表王树声，想让战士们在镇上痛快地玩一玩。3排长王宏坤却认为，这里难守易攻，建议部队马上撤离。王树声不以为然，二人争论起来。为此，党支部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去留。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在这里住一晚上没事。于是，大队部和 1、2排全部住进了街上，3排住镇子北头。王宏坤安顿好部队正在洗澡，忽然听见外面枪响。敌夏斗寅部一个营在保安队配合下，占据了南北大街，向逛街的红军发起突然袭击，情况十分危急。多亏临近北门的王宏坤所率领的 3排反应快，一路打过北面河上的石拱桥，控制了两面山头制高点，保住了部队撤退的通道。镇内红军经反复冲杀，终于突围撤出。可五班长董承惠（王宏坤的入党介绍人）牺牲了，还有一位神枪手因双腿负伤，击毙十几个敌人后也壮烈牺牲了。王树声脖子上挨了一枪，幸好只是划破了一道口子。安葬两位烈士时，党代表王树声、大队长晏仲平以及王宏坤和战士们也都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惨痛的教训，使大家认识到：要战胜敌人，不能只靠冲冲杀杀，需要提高指战员们的军事素养。从此，一大队掀起了练兵热潮，王宏坤成了响当当的军事教官，他在桂系军队学到的军事常识，全都派上了用场。他结合红军游击战特点，注重单兵教练，先作出动作示范，再讲清要领。战士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学得快，记得牢，训练效果相当好。
红军三年升职 12级  年轻师长智勇双全
不识字的王宏坤从红军战士干起，到 1930年夏天，当红军一年半时间，升任连长。10月打罗山城，他双腿负重伤。三个多月后他伤愈归队，升任红 28团 1营副营长。其时，红军正在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接连打新集，打双桥镇，全歼敌 34师，活捉其师长岳维峻。大批俘虏补充进主力红军，王宏坤升任 30团 1营营长。
1931年 9月，张国焘开始“大肃反”。“肃反”最凶的一次，一夜间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不见了，被当成“改组派”杀掉了。此时红军队伍里，被“肃反”的全是有文化的人。不识字，家里穷得掉渣的王宏坤具有被提拔的最大优势。部队开到白雀园十几天后，徐向前军长直接任命他当团长，原来 10天前刚当上团长的 2营长也被“肃反”了，3个营长只剩下王宏坤。1931年 11月 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 2个军，总兵力 3万人，兵强马壮，枪多粮足，成为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主动出击，进行了四大战役。王宏坤勇敢无畏，细心谨慎爱琢磨，在四大战役中打得有声有色。
七里坪大阅兵后的第三天，红军发起黄安战役，先扫清黄安南部敌据点，切断其守敌通向宋埠、黄陂的交通补给线，然后紧缩包围圈，吸打援敌，总攻黄安城。11月 10日夜，红军各部队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30团的任务是与红 12师一起攻击歼灭黄安外围各据点守敌。经 10天激战，红军各部胜利完成第一步战役计划。
接下来的任务是吸打援敌。王宏坤率红 30团作为总预备队，驻守在云台山、团头岗丘陵地带，与前沿阵地嶂山上的王树声 11师隔倒水河相望。王宏坤见河水很深，命令 30团 2营在倒水河上架桥。谁也没料到，几天后，就是这道小木桥，在战情危急时四两拨千斤，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
18日，麻城、宋埠、黄陂之敌汇集了 4个旅 8个团，兵分两路，大举北援。汲取前次教训，红四方面军大胆放敌深入，而后集中兵力两翼出击，以求大量歼敌。连续两天，敌人相继占领桃花店、五云山等地，继续向嶂山进攻。20日拂晓前，敌组织敢死队向 11师31团之阵地嶂山偷袭，突破该团 5连的阵地（31团是新由地方县独立团升级为主力的，经验不足），猛进猛插，一直逼近到嶂山顶峰的王树声师指挥所。王树声和政委甘济时只好组织师部手枪队、通信队和机关人员，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天破晓，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发起猛攻。11师指挥所离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仅 2公里，丢了这道阵地，敌援兵即可威胁总指挥部，长驱直入黄安城。战情急转直下，千钧一发，危急万分。
河西岸的王宏坤听到枪声骤响，估计情况不好，顾不上等上级命令，急忙命 2营迅速从木桥上过河，又亲自带领另外两个营随后跟进，插入敌左侧背后，先向南射击，将南敌赶走，再向北突击，兜着敌人屁股后打，并连克敌军山头上的两道工事。王宏坤团正面之敌有两个多旅，准备通过打开的缺口，向北面的红军阵地纵深疾进，突遭背后打击，首尾难顾，攻势迅速减弱。
徐向前总指挥闻讯，带领总部手枪营火速赶到前沿阵地，命令所有打援部队全线出击，周围群众及赤卫军、游击队也群起参战。因敌援兵在数量上超过了打援的红军部队，这场拼胆量、拼意志的恶战打得十分惨烈。天亮后，敌军因遭到正面红军部队的坚决反击，前进不得，便转而压向背后的 30团，与王宏坤带领的部队扭打在一起。幸亏 30团是很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全团上下人人奋勇，个个拼死搏杀，战场上刀枪撞击，拳脚相加，血肉横飞，尸体枕藉。在红军勇猛打击下，敌人溃不成军，弃尸千余具，以炮火掩护逃跑。红军乘胜猛追，将 2000多敌人堵在叶家凹，仅王宏坤的 30团就抓了800多俘虏。敌 4个旅损失近半，再也不敢复出。
两天后，红军攻下黄安城，活捉敌师长赵冠英。黄安战役历时43天，红军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枪 7000余支，获迫击炮10余门。为纪念这次胜利，遂将黄安县改为红安县。
1932年，是鄂豫皖红军大起大落的一年。年初，为打击北线敌人，夺取豫南军事重镇商城，粉碎敌人腰斩苏区的阴谋，红军集中 4个师，发起商潢战役。战斗于 1月 19日凌晨打响，红军 4个主力师合力作战，一举控制商潢公路，又一次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对商城围而不取，伺机在商潢公路附近运动歼灭援敌。2月 7日，猬集豫东南之敌第 2师，12师，75师，76师，计 4个师共 19个团，从潢川一齐出动，兵分两路驰援商城。敌援军兵力超过红军一倍，且装备优良。8日，天降大雪，单衣草鞋的红 12师硬着头皮在正面死死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另外 3个师负责两翼迂回包抄。王宏坤率 30团沿豆腐店西侧，白露河东岸飞兵北进，如利箭插向敌后，勇猛穿插迂回，与敌打起村落战。
王宏坤说，这一天的战场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炊事班做出饭来，也不知该往哪儿送。下午 5时，王宏坤团猛攻到商潢公路以北，直插刘寨。见这里电话线通向四方，估计是敌人的指挥机构，遂将其三面包围，发起猛攻。这下子打中了敌人要害：敌第 2师师长汤恩伯、12师师长曾万钟、第 20路军总指挥兼 76师师长张钫等人，都被围在里面，束手无策，乱成一团。23岁的红军团长王宏坤，尚不知他是在与这些“国军”高级将领们隔墙交锋。只是感到敌人太多，他所率兵力不够，一时攻不进去，乃在上半夜时撤下来做工事，准备次日再战。不料敌人连夜突围北逃，王宏坤他们一口气追到潢川附近。商城敌 58师见援兵溃败，连夜弃城突围，南逃麻城。
这次虽然打的是个击溃战，只歼敌 4000余人，但红军 10个团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 19个团，本身就是巨大胜利。
红军不战而克商城。红 30团因着装整齐，军容严整，被总部选派首先进城维持秩序。王宏坤率全团将士威威武武，潇潇洒洒，开进了商城县城。
随后，红军总部决定东进皖西，发起苏家埠战役。在战役发起的前一天，王宏坤被任命为 10师师长。
苏家埠围点打援 创红军战史上唯一的受降仪式
苏家埠西临淠河，人口逾万，为皖西水陆交通要冲，是敌人重点设防之地。镇子四周是土寨墙，高 7米，厚 5米；环墙外是水壕，深 3米多，宽 30米。水壕外设有竹木围等副防御设施，纵深窄处 30米，宽处 70多米，环寨墙 7米高，有大碉堡 9个，密集的火力可控制全镇及附近区域。为避免强攻，红军决定困死敌人。23岁的新师长不会写字，却对军事地图无师自通。按照王宏坤授意画出的地上地下工事图，密如蜘蛛网，有模有样。红军在群众支持下，在离敌较远的外围挖了一条环状交通壕，通过条条直沟向内延伸，再挖一个小圆环形壕沟。这样形成内外三环，环环相接，前沿直抵城下，如同三道铁箍箍住敌人。每个圆环中还筑起许多一至三层的碉堡，与据点里的堡垒对峙。
自恃工事坚固的敌人开始还很神气，不断朝外边打枪。见红军的层层工事逼近环寨墙，有久围不撤之势，不觉惊慌起来，几次试探突围，均被红军打回，只好老老实实不吭不响了。不到半个月，敌人断粮，指望飞机空投。红军在苏家埠南门外专门修了一个十几米高的小土山，山顶架上机枪，既可打飞机，也可打镇内之敌。敌机不敢低飞，空投的大多数大米白面和罐头香肠落在红军阵地上。战士们嬉笑着说：“陈调元这个运输大队长当得真不赖，对我们供应得挺周全。”敌人饿急了，吃野菜，啃树皮，把集镇里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吃光了。考虑到镇内还有上万群众，王宏坤请示总部后，与政委联名写信给敌旅长，让其在指定时间内放老百姓出镇。敌人乖乖地照办了。饥饿的群众由 10师政治部协助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妥善安置。
与此同时，红军加强了政治攻势，组织宣传组向敌人喊话：“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交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一位女宣传队员唱道：“白军兄弟好可怜，官长拿你不当人，张口骂来动手打，饿死他乡无人问。哎呀呀，好可怜，你何必为他来卖命？”
敌人前哨离红军阵地只有 50米远，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甚至连饭菜的香味都能闻到。红军开饭时，战士们举着碗筷敲打着，故意高声大嗓地喊叫：“开饭啰！开饭啰——”“白军弟兄们，欢迎你们过来吃饭。”
白军士兵三三两两偷偷过来讨饭吃，他们告诉红军，骑兵连的战马全被杀光吃净了，马皮、马鞍甚至连皮鞋底、皮腰带都被塞进了肚子。
王宏坤明白，敌人再也坚持不了几天。
苏家埠守敌饿病交加，困守无望，拖枪逃走、聚伙投降的事件不断发生。一道道“十万火急”的密电，向南京军政部频频呼救。蒋介石万般无奈，只好委任第 7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拼凑了 15个团 2万余人的兵力，分两路自合肥前来救援。
按红军总部指示，王宏坤派 29团和 28团 2个营，前往戚家桥一带参加打援，自己坐镇苏家埠防敌突围。5月 2日，大雨瓢泼，山洪暴发，负责打援的各部红军冒雨奋勇冲杀。疲师远征且建制杂乱的敌人，一遇打击即前退后拥，人踩马踏，至下午 5时即被分割围歼。敌总指挥厉式鼎及其属下 5个旅长、12个团长全被红军俘虏。
打援枪声一响，苏家埠被围之敌立即放下吊桥冒死突围。早有准备的王宏坤，让师部特务营和 30团组成火力交叉网，封锁扫射，敌人“哗啦啦啦”倒下一排又一排。在军官机枪督阵下，大批士兵被赶出来，像决堤的潮水，涌向 30团前沿阵地。战士们在没膝深的积水中与敌人拼杀。王宏坤见时机已到，命预备队出动，机枪一齐开火。预备队如猛虎下山，扑向前去。敌人抵挡不住，转身往回跑，逃进镇北街的敌人来不及收吊桥，便倒上一桶煤油，放火烧桥。拥挤在桥上的敌兵被烧得“扑通”、“扑通”掉进河里，没来得及上吊桥的两三百敌军只好举枪投降。
苏家埠守敌再也无力突围，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
几天后，红军水上巡逻队抓到一个逃跑的敌团长。给他吃过饭后，王宏坤让他回去通知敌旅长无条件投降：“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投降，等我们打进去了可别后悔！红军说话是算数的！明天下午 3点，我等你的答复。到时不见人，我们就开火攻城！”
敌人回信同意投降，但要求举行投降仪式。王宏坤向上级汇报后，上级满足敌人的要求，让来人传达红军的 4条规定：第一，不准破坏武器；第二，把枪支每 5支捆成一捆，按照部队序列挨次交出；第三，军官全部集合，各连由特务长负责办理缴枪事宜；第四，部队按照指定地点集结，不准乱跑，不准抢劫。缴枪地点在苏家埠以北的小飞机场上。
1932年 5月 8日下午 5时，一个庄严的时刻来到了！这一刻，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史上受降的壮举。
受降仪式上，一队队白军士兵由特务长领着，扛着 5支一捆的枪支进入会场，挨次摆得整整齐齐，接着，山炮、电台也抬过来了。6000士兵按照原来建制列队。领章上镶着一颗金豆的敌少将旅长王藩庆、刘玉林，戴着雪白的手套，走到红军师长王宏坤面前，同时举手敬礼，递上花名册，表示投降。跟在他们后面列队前来的是团、营军官。
王宏坤高声宣布：“我代表围攻苏家埠的中国工农红军，接受你们的投降！”
与此同时，被包围在韩摆渡的敌军 4个营，也全部向红 10师投降了。
苏家埠战役历时 48天，共计歼敌 3万余人，取得了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5月 2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意发来贺电：“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反国民党革命运动以无限的兴奋，临时中央政府极热烈地庆贺和慰劳你们。”
红军主力胜利班师，返回豫南，不料敌第 20路军张钫乘红军主力在皖西作战之机，从潢川向南进占领了双柳树、仁和集地区。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杀一个回马枪，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恢复豫南根据地。6月 12日，王宏坤率红 10师顺潢光公路向北挺进，楔入潢川城与仁和集，双柳树之间的槐树桠地区，用新缴获的手榴弹开路，很快占领了敌人的山头阵地，又顺槐树桠山梁由东向西横扫，打垮敌军 4个团，歼敌 2000余人。第二天，再用迫击炮开路，一鼓作气敲掉了仁和集西南的全部围寨据点，乘胜进逼光山，直抵州河南岸。潢光战役历时 5天胜利结束，歼敌正规部队 8个团和反动民团近千人，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 7000余支，收复并扩大了豫南根据地。
四大战役，鄂豫皖红军先后歼敌 40个正规团，共计 6万余人，根据地扩大到 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 350万，建立了 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 2个军 6个师，另组建了 3个独立师和 1个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 4.5万人。
王宏坤在打大仗中锻炼出了大气魄，成为徐向前麾下的得力战将。他南征北战 20年，与战友们共同捧出新中国灿烂朝阳。

再道之勇

——记上将陈再道

曾 锋
陈再道（1909—1993），原名程再道，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程家冲人。1909年 1月生。1926年 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 9月参加大别山区秋收暴动，同年参加黄麻起义。黄安县城失守后，与起义武装人员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坚持斗争，是木兰山 72名游击战士之一。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 4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边转移途中，遭敌堵截，陈再道率全营急速回援，与兄弟部队一起掩护总指挥部安全转移，受到总指挥部的表扬。此后，在红 4军第 11师任团长、师长，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战役。1935年，率部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同年任红 4军副军长、军长。在长征中，积极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的正确主张，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1936年 10月，陈再道率红 4军在甘肃靖远以东（黄河东岸）进行正面防御，掩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11月，率部参加萌城、田水堡战斗及山城堡战斗，与兄弟部队相配合，重创胡宗南部。
抗日战争时期，陈再道任八路军第 129师 386旅副旅长，参与指挥长生口、七亘村和黄崖底等战斗。1937年，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率部挺进冀南抗日前线，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1940年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百团大战”，领导冀南军民粉碎敌军历次“铁壁合围”和“扫荡”。1943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2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 4纵队司令员。1945年 9月，率冀南纵队 6500余人参加上党战役。同年 10月，率部攻打邯郸城，回师平汉线，参加邯郸战役。1946年参加陇海路战役。同年 10月，在巨野战役中，以机动防御，阻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 5军达八昼夜，大量歼敌。1947年，在鲁西南战役中，率部强渡黄河后，统一指挥 7个旅，于羊山集地区歼灭国民党整编第 66师。继而逐鹿中原，进军大别山，参加宛西、宛东战役。在淮海战役中，率领第 2纵队，先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吸引、牵制敌第 12兵团和第 3兵团，随后参加阻击、合围敌第 12兵团的作战。1949年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历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陈再道因武汉“七•二○”事件遭迫害，坚贞不屈。1972年后，相继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于 1993年 4月 6日逝世，骨灰安放于麻城市第一人民公墓。
游击木兰山，临危背光洋
黄麻起义惨遭国民党军任应岐部镇压后，从黄安县城突围出来的 72名鄂东军战士，辗转来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斗争。不久，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陈再道在第7军里当了一名班长。
1927年的除夕夜，军长吴光浩亲率陈再道等 20多名战士，突袭木兰山下的罗家岗，惩处了恶霸地主罗胜元、罗安元两兄弟，缴获长短枪 20余支。还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火烧了罗家大院。
春节过后的一天，军长吴光浩突然命令队伍紧急集合。据可靠情报，敌人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正向木兰山围来。吴光浩迅速对部队的撤离路线以及突围时的人员安排作了部署，急令队伍出发。
陈再道心里直犯嘀咕：打前锋的和断后的名字里为什么都没有我？急忙找军长论理。吴光浩却笑着说：“陈再道同志，你想说什么我知道。别急，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原来，第 7军里原有一个专门负责背银元圆的人，由于这个人革命意志薄弱开溜了，军部决定将背银圆这一特殊任务交给陈再道。
吴光浩拍拍他的肩：“你是最可信赖的同志，这个布袋子里面有 500块银圆，这件大事就交给你了。”
“有我陈再道在，这光洋就在！”陈再道郑重地向吴光浩敬了个军礼，驮起那个布袋子，随队伍出发了。
陈再道挂着枪支子弹，还背着那五百块银圆，翻过一道道山梁，又钻出一道道山沟。经过上山下坡一折腾，他愈背愈沉，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两腿还不时打颤。走着，走着，被甩到了队伍的后面。
紧追在后的敌人与陈再道的距离越来越近。敌人大声喊道：“站住，你跑不了！”“背上驮的是银圆吧，交给国军，保你活命！”
陈再道使出浑身力气，不停地向前跑。他从敌人的对话中得知，敌人一心想抓活的。“想得倒美！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把光洋给你们这些狗日的！”陈再道这么想时，突然发现眼前的地形似乎熟悉，他想起来了，对，山的那边还有一个小湖。这里是他打游击来过的地方。顿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钻进了山上的松树林，敌人一下子失去了目标。他们在林子里分散开来，四处搜查着。突然，一名军官指着山下湖边小路上的一个人影说：“看，在那里！”于是，大队国军迅速朝着湖边的小路追去。奇怪的是，这回那人象有着魔力似的，跑得飞快，一会儿就将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最后，他们只得胡乱地放了一阵枪，扫兴而归。
陈再道终于赶上了队伍。吴光浩和战友们见他毫发无损地归队了，又见他背上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时，不禁沉下脸来：“你把银圆弄丢了？”只见陈再道喘定了气，露出了笑容，“大家放心，有我陈再道在，光洋一个丢不了。”
原来，眼看敌人快要追上时，陈再道想，如果背着光洋袋跑，自己气力不支，很快就会被追上，那样自己和银圆都会落入敌人手中。如果甩了银圆，自己也许逃得出去，可那样部队的全部给养就算完了！怎么办？他想到了最好的法子，便是趁机把银圆藏到湖边水里，
过后再去把它捞上来。
麻城战役，率部攻坚“挂重彩”
1932年 5、6月间，蒋介石为了在短期内消灭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对根据地展开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这时候，张国焘从后方来到夏店，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在会上，徐向前等同志认为，我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当务之急是休整、训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做好准备。然而，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执意认定新的“围剿”不会到来，提出“不能停止进攻”的方针，作出了南下进攻麻城的决定。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
其时，陈再道任红 4军第 11师 32团营长。
陈再道接到南下的命令后，开始了异常艰苦的急行军。同时出发的除红 11师之外，还有第10、12、73师和后来组成的独立第 1师。
敌 31军军长张印相指挥的第 30、31师和一个特务旅，驻守在麻城、宋埠、黄陂地区，他们与驻守罗田的 54师，互为犄角，相互依托。
7月 7、8两日，红 4军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等地，并在红石堰、七里桥一线，全歼敌 31师 93旅，俘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 2000余人；继之控制了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麻姑洞、红石嘴一带的高地，然后在中馆驿包围了敌 30师 92旅，切断了他们在麻城与宋埠、歧亭、黄陂的联系。同时，红军还横扫了方圆百里的反动民团，使驻麻城之敌陷入红军的重围之中。
敌 31军军长张印相，见状大惊，立即调遣驻黄陂的 31师余部，避开红四军设伏打援的地域，经宋埠北进援麻城。
18日，红 12师攻占仓子埠，前锋部队逼近黄陂，使武汉的敌人大为震惊，急令武汉、黄陂的 89师、54师北进堵击，同时命令麻城、宋埠的 30师、31师向南出击，企图夹击歼灭红 12师。
得知敌人的动向后，红 4军立即挥师进发到李家集、靠山店一线，迎击敌人的 30师、31师。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红 4军全歼敌人一个多旅，溃敌逃进宋埠、歧亭等地，红 4军又转至麻城，围攻守敌。
8月 8日，红 12师配置于料棚地区，红 10师、11师、73师等部，又向麻城展开进攻，再次控制霸王山、麻姑洞一线。可当红 4军向麻城西南郊陡坡山发起进攻时，因敌人筑有坚固工事，居高临下，用密集、猛烈的火力，压住了红军先头部队的攻势。
攻击受阻，红 11师师长倪志亮来到 32团阵地前，命令 32团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把陡坡山拿下来。
师长倪志亮用严肃而信赖的目光看着营长陈再道。陈再道跨前一步道：“师长，把突击任务交给我们吧！”“好，你要给我完成任务！”
在师、团火力的全力掩护下，陈再道率领全营以忽跑忽停，跳跃向前的灵活动作，很快接近了敌人的前沿阵地。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他们突破了敌人的阵地。紧接着，后续部队也攻上来了，在全师猛烈的攻击下，敌人很快乱了阵脚，红 11师穷追猛打，全歼敌31师一个团，生俘团长牛登仁。
可就在陈再道率部突破敌人阵地之时，两名国民党士兵从左右两侧攻击陈再道，陈再道怒吼一声，以枪托向左砸之，又回身以枪刺向右捅之，两名敌兵顷刻毙命。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他前方右臂上部打了进去，又由后背颈下穿了出来，陈再道全然不顾，继续带领全营突击。战斗刚结束，陈再道便一头栽倒了。等他苏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送进了后方医院。
这是半年时间里陈再道的第二次负伤。半年前，在商潢战役中，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左臂，他要通讯员用刀子把弹头挖出来。通讯员怎么也下不了手。陈再道咬紧牙关，自己用手硬是把弹头挤了出来。
给陈再道看病的一位医生，一边给他治疗包扎，一边对他笑着说：“同志，你这个人真算命大，如果这一枪再往前挪一点，你就没命了。好好养伤吧，过一两个月，你就可以出院了。”
一个成年累月打仗的人，被关到后方医院，可真不是个滋味。有一天，医生正在给他换药，一阵马蹄声响到了门前。他循声望去，看见来人竟是师长倪志亮。倪志亮是北平（现北京市）人，他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广州起义，1929年来到鄂东北地区，曾在陈再道所在的 3团任团长。他心胸开朗，性格直爽，以严格管理部队、关心干部战士而受人热爱敬佩。
倪志亮一进门，笑着对陈再道说：“陈再道，大家都在打仗，你小子倒不错，住在这儿不走了。”陈再道说：“报告师长，我正想出院呢。”倪志亮问：“能骑马吗？”陈再道说：“能骑。”“能骑马，就赶快跟我走，别的就不要问了。”倪志亮就这样把陈再道接出了医院。陈再道回到部队才知道，整个战局对红军不利，部队要转移外线了。陈再道打心眼里感谢倪志亮，如果等到伤好再出院，恐怕就再也难以找到部队了。不久，红 11师在黄安冯二寿地区，同李默庵的第 10师打了一仗，然后转进到七里坪，又同敌 2师进行了一场拼杀，由于双方伤亡都很大，红军一时无法将敌击败，遂北转到檀树岗、新集地区。
9月 3日，敌陈继承、张钫带领 2个纵队 5个旅的兵力，气焰嚣张地向新集进犯。红 11师与敌人激战五天，又向皖西根据地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到余家寨地区，与红 25军 74、75师会合后，在根据地里转了一圈，仍然无法摆脱被动局面，又被敌人追赶着，来到黄安以西的河口地区。
10月 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方面军总部率领红 10师、11师、12师、73师、以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到平汉线以西进行活动，待机再转回鄂豫皖根据地。
可谁能想到，自此一别，就迈上了转战数万里的艰苦征程。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再道才重新踏上了这片生他养他、浸透着烈士鲜血的土地。
东进冀南，创建平原根据地
1938年 1月，一支只有 5个连，总共 500多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下了太行山，前往冀南大平原，陈再道便是这支部队的司令员。这是他首次独当一面、领导开辟一个新根据地的全面工作，也是八路军第 129师首次以建制部队开赴平原地区作战。
当时，冀南有土匪和各种游杂武装 120余股，大多对抗战持观望态度。如何解决这些武装，直接关系到八路军能不能在冀南打开局面、立脚生根。此时，在冀南的巨鹿和任县交界处，有两股地方武装正在发生火并，一方是近千人枪的巨鹿县保安团，另一方是拥有近四千人马的任县大土匪刘磨头，史称“巨鹿事件”。
陈再道意识到，解决好双方的火并，对争取保安团和土匪参加抗战，稳定社会秩序，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于是陈再道以八路军东进纵队首长的名义，给双方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国难当头，不能中国人打中国人，应立即停火，一致抗日。双方接信后，均被震慑，表示接受调解。陈再道进而要求刘磨头部退出巨鹿县境，巨鹿县保安团接受八路军的改编。刘磨头率部退出巨鹿后，但巨鹿县保安团却突然变卦，不让八路军进城。
面对这一变化，陈再道想，如果强行入城，很可能发生武装冲突，这在群众对我军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不利于分化和争取各地的保安部队。因此，陈再道下令部队开到城外驻扎，同时又下令骑兵连拉开距离，马尾上捆起树枝，在土路上绕城奔跑。一时间，巨鹿城外战马嘶鸣，沙尘滚滚，似有千军万马，吸引无数百姓跑到城墙上观看。巨鹿县保安团司令以为八路军人数众多，就要攻城，吓得连忙准备酒席宴请八路军进城。陈再道却故意拖延，以增加保安团司令的不安。在保安团司令几次邀请之后，陈再道提出了要求：第一，必须团结抗日；第二，必须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第三，必须接受改编。保安团司令一一答应，陈再道这才进城赴宴。随后，八路军东进纵队不费一枪一弹，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中，开进了巨鹿县城，改编了保安团。
“巨鹿事件”的和平解决，不仅打开了八路军从太行山进入冀南平原的大门，而且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冀南地区的南宫、清河、冀县、新河等县的各界群众纷纷派代表请八路军前去安定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陈再道所领导的东进纵队就由最初的 500多人发展到 3个团、8个支队和 1个独立团，兵力近 2万人，充分展现了陈再道的智慧和才能。
1938年 11月，日军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出动，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四路围攻。这是日军对冀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扫荡”。陈再道率部经半个月激战，虽然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但部队的伤亡较大。在平原地区刚刚立足的八路军，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在缺乏隐蔽和掩护的大平原上，又该如何应对气势汹汹的日本机械化部队？陈再道在研究了许多战例后发现，有的部队和群众利用天然的沟坑隐蔽自己，避免了损失。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形成：把所有的大道都挖成纵横的道沟，以阻滞敌军的快速机动。于是一场军民共同参与、规模空前的破路运动，很快在冀南平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以大车为标准，将普通的路全挖成道沟，所谓道沟，就是把路中间挖成深三尺、宽五尺的深沟，把土放在路的两侧，形成高一尺五、宽二尺这样的人行小道。同时又在每隔数十丈的地方挖四五丈的一条复道，以便老百姓的车能行进让道。如此，老百姓的大车畅通无阻，日军的汽车、装甲车却寸步难行。“道沟”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总长达五万里，被称为冀南平原的“马奇诺防线”。
1939年 1月，日军出动 3万多人发动十一路围攻，再次对冀南根据地进行扫荡。陈再道指挥冀南军民，利用遍地密布的“道沟”，以较小的损失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此种依靠人民群众独具特色的新战法，极大地丰富了我党领导的平原游击作战的内容，坚定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名震国内外。
羊山血战，为刘邓大军南下打开大门
1947年 6月 30日晚，刘邓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自以为可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以第二兵团王敬之纵队 14个旅的兵力，死守郓城、菏泽、定陶一线，并以各路军马齐头并进，屯兵坚城，阴谋伏击侧背，逼迫刘邓背水一战，葬身黄河。
刘邓将计就计，发起了鲁西南战役，一时，中原大地烽火连天。7月 8日晨，大军攻克郓城。10日，收复曹县定陶。在黄河以南开辟了广阔的战场。
此时，敌 6个旅已经在巨野东南约 40公里处，从南向北，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刘伯承定下“攻敌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妙计。7月 13日，刘邓大军直扑“长蛇阵”，迅速将其 3个师分割包围，歼其大部，仅剩 1个半旅，且被包围于羊山集。时值雨季，集镇附近变成了沼泽地带，一面靠山，三面环水。国民党军 66师师长宋瑞珂率部驻守在羊山上。
这位宋师长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山上山下，集镇堡寨，明碉暗堡，一层又一层，火力可控制羊山周围 1000米的距离。2纵司令员陈再道率部从西面的平原进攻，3纵司令员陈锡联率部从东面的羊头进攻，其他两个纵队负责打援。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仗，连攻两天，伤亡不小。2纵、3纵都是善于夜战的部队，经常是夜间发起进攻，但白天在敌人火力下却无法立足，又不得不撤下来。打到 17日，只有陈再道的 2纵 5旅 13团像钉子一样，扎在羊尾的 15个小山包上，并在三面受敌的险境下筑起了工事。
7月 19日，蒋介石飞到开封督战，又调来 8个师 1个旅的重兵，驰援羊山。
同一时间，解放军 3个纵队也向羊山压过去，部队又一次艰难地攻上羊头、羊尾，与守敌反复争夺山头。宋瑞珂也增调了兵力、火器，多次反扑。解放军由镇南、镇西突破前沿，楔入纵深。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到这里。炮火像山洪压下来，战士们一排排应声倒下，一批批被埋在炮火掀起的泥土里。陈再道冒着炮火来到前沿亲自指挥冲锋，但进展不大。打到 7月 23日，毛泽东从陕北来电，要刘邓对羊山之敌“判断明确，若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休整十天左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打运动战。”毛泽东高瞻远瞩，摆下“三军配合在两翼牵制”的“品”字形阵势，要导演一场从“问鼎中原”到“立鼎中原”的大戏，站在前台的刘、邓，也明知攻取羊山困难，却又不甘心放弃羊山。
刘伯承顶着瓢泼大雨来到前线，雨水顺着身体往下流。陈再道一身泥水，站在统帅面前，两条泥腿上凸出道道伤疤。刘伯承将毛泽东的电报递给陈再道、陈锡联，问：“怎么样，羊山还打不打？”“打！当然打！”陈再道、陈锡联同时喊道。
得到部下坚定的表态后，刘邓调整部署，将野战军司令部的榴炮营，1纵的炮兵团都调给陈再道，以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向羊山之敌发起总攻。7月 25日，陈再道部突然出现在已趴在敌人鼻子底下坚持了 8天的兵营阵地，指挥战斗，但由于接连下了两天大雨，延误了总攻时间，这令他焦虑不已。
7月 27日黄昏，一颗绿色信号弹终于腾空而起，总攻开始了，解放军的炮火覆盖羊山 40分钟，接着各部队从四面八方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夜 12点部队占领羊山主峰。2纵 16团、17团由羊山集西北实施主力突击，18团由羊山集街道向东突击，战士们逐房逐屋逐墙地与敌人进行争夺，短兵相接，连步枪拉栓推子弹都来不及。只听见金属撞击，怪叫怒吼，不论官兵，不分上下，伴随着激烈的砍杀，鲜血肉浆，四溅横飞，倒下的人成为活人的垫脚石，活着的人倒下一个又一个，一片又一片……终于打得宋瑞珂举起白旗，被 2纵战士活捉。此役历时 12昼夜，全歼羊山守敌 23000余人，但 2纵也伤亡 4300人。
陈再道后来感慨万端地说：“羊山集这一仗，是我们打得最苦的一仗！牺牲的战士最多！”不但战士，旅团干部中，就有 15人负伤，营级干部伤亡 32人。无论如何，终于啃下了羊山这块硬骨头，为南下大别山打开了大门。第二天，刘伯承欣然提笔赋诗：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战后，国军 66师中将师长宋瑞珂被带到 2纵司令部，见到赤脚草鞋，脸如炭墨的陈再道，无法相信自己怎么会败在这个顶着一脑袋荞麦花模样的农民将领手下。陈再道看着个头不高、白脸书生模样的宋瑞珂，也无法相信他就是能在解放军重拳打击下，坚守阵地 12天的羊山主帅。白脸将军说：“败军之将，无话可说，希望贵军能对我军的伤员给予治疗。”黑脸将军说：“不需废话，如果你早两天投降，哪有这多伤员？”白脸将军肃然：“我是军人，奉命打仗，不到山穷水尽，何以能降？”
36年后，1984年 6月 15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再道，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黄埔军校成立 60周年纪念会，没想到又见到了宋瑞珂。宋瑞珂此时已担任上海市政协办公厅专员，黄埔同学会理事，民革中央监察委员。这次，昔日的白脸将军手端一杯红葡萄酒，向黑脸将军敬酒。黑脸将军端起面前的白酒杯与之相碰。白脸见状，感动不已，急忙放下红酒，换上一杯白酒，两人同时举杯，一饮而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会心一笑。

他创造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优秀范例

——记中将鲍先志

戴太文 李 敏
鲍先志（1911—1988），麻城县顺河土城寨鲍家湾人。1926年秋参加村少年儿童团并任团长。1929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村团支部书记，后又任乡青年总队长、青年俱乐部主任、苏维埃青年团委书记。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4军第11师经理处粮秣员、班长、副排长，第 10师 28团 2营 4连文书、书记、团政治处秘书，师司令部秘书，师司令部书记，红 4军司令部书记，第 10师 31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代主任，红 4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军卫生部政委，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9师 385旅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769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1938年 2月任 769团政治处副主任，参加了夜袭阳明堡、响堂铺等战斗。1938年 6月，升任第 769团政委，和团长王近山率部转战冀南和太行地区，攻柏乡、克宁晋、袭鹿庄，设伏孟壁，屡挫强敌。次年 8月调任独立第 2团政委，后复任第 769团政委，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邢沙永等战役。1942年 6月任太行军区第六分区政委，参加领导太行区反“扫荡”斗争，巩固和发展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3纵队 8旅政治委员，第 6纵队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平汉战役、出击陇海路、定陶、豫北等战役。他敏锐发现并抓住王克勤这个 6纵的战斗英雄典型，认真总结其带兵经验，在全军掀起影响深广的“学习王克勤运动”。1947年，他升任 6纵副政委，率部随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军大别山，同年 9月任鄂豫军区副政委、中共鄂东工委书记。1948年 7月任皖西军区副司令员，坚持大别山区反“清剿”斗争。1949年 3月任第二野战军第 11军政委，指挥部队由安庆一举突破长江天险，进军大西南，与兄弟部队一道，聚歼胡宗南部 30余万人。成都解放后，他率部进入川东，兼任万县地委书记，帮助建立政权，肃清残敌匪特，为川东地区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第 11军政委兼川东军区万县军分区政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69年 12月至 1975年 8月任济南军区副政委。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 12月 30日，鲍先志逝世于南京，享年 78岁。骨灰安放于麻城市第一人民公墓。
投身革命 舍死忘生
1911年 3月，鲍先志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鲍家湾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 1岁丧母，5岁丧父。1926年 10月，北伐革命军攻占武汉后，革命声浪很快波及鲍家湾，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斗争。15岁的鲍先志抱着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参加了这一运动，担任了村儿童团团长。虽然鲍家湾村儿童团只有二三十人，但鲍先志把他们分成五六个组，组织他们站岗、放哨、送信，跟着大人参加活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30年，鲍先志被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搞生产、征公粮，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同年 10月，他报名参加红军。
征兵干部见这个小伙子个头不高，圆圆的脸庞，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透出一股刚毅的目光，便故意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啊？”鲍先志高声回答：“为了穷人，为了翻身，为了求解放。”征兵干部又问：“参加红军意味着流血牺牲，你不怕死？”他坚定地答道：“我宁愿战斗牺牲，也不愿被地主、反动派抓住杀头。打死一个敌人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勇敢、不怕死，加上认识几个字，又当过村苏维埃主席，这些基础硬件，使鲍先志一参加红军就与政治工作挂上钩。
1932年盛夏，红军打麻城，久围不下。8月上旬的一天，鲍先志所在的红 10师仓促从麻城撤围，趁着夜色向七里坪进发，前去阻击国民党第 1军军长陈继承率领的第 2纵队。持续的作战，不间断地往返行军，使鲍先志和广大指战员都已心疲体累。一赶到七里坪，就与兄弟部队布防于大小雾咀山。
15日拂晓，陈继承令其第 2师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战斗异常激烈。13时许，红 10师准备发起反击。身为连队文书的鲍先志为便于战斗，把自己保管的文件等重要物品，用包袱裹了又裹，紧紧地背在身上，与广大指战员一起投入激烈的战斗。打到后来，双方多次进行肉搏，国民党军最终支撑不住，全线溃退。战斗刚结束，鲍先志查看自己身上背着的文件包袱，他猛然一惊，发现包袱被刺刀捅了个窟隆。原来，肉搏中鲍先志身后中了一刀，所幸有包袱抵挡，刺刀才未刺入后背。仔细一查，文件及物品一件未少，只有几份文件和一本书被刺刀刺穿，受到一些损坏。
包袱救命的事，一时被部队传为佳话。
10月 8日，红四方面军转移至红安以西河口地区，随即与国民党军第 1师 4个团和敌 88师 1个旅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红 10师与兄弟部队迅猛向敌人发起攻击，鲍先志冲锋在前，脚腕被子弹击中，鲜血直流，简单包扎后，他又投入战斗。经激战，将国民党军第 88师 1个旅及第 10师 1个团击溃，毙死毙伤国民党军 2000余人。
在清扫战场时，鲍先志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受伤的左脚怎么也不听使唤，努力了几次也没能站起来。
连长见状走了过来，仔细查看了鲍先志受伤的部位，见子弹从脚腕内侧斜穿而过，伤口已露出白骨，仍在流血，骨头并无大碍。
连长拍了拍鲍先志的肩膀说：“好小子，算你命大，上次包袱救了一命，这次，老天有眼，舍不得你，还得让你跟着我们一起干。 ”
简单清洗包扎后，鲍先志跟着部队，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创造部队政治工作的优秀范例
鲍先志做了一辈子军队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6纵队之所以成为一支威名远扬的英勇部队，与当时部队政治工作做得好是密切相关的。
1946年 11月初，时任晋冀鲁豫军区 6纵政治部主任的鲍先志主持召开纵队政治工作会议，会上，第 18旅政委李震汇报的王克勤事迹，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会后他带领工作组深入 18旅调研，与王克勤进行了多次交谈。
鲍先志了解到王克勤出身贫寒，经过部队诉苦教育，提高了他的阶级觉悟。
王克勤是安徽阜阳县人，1939年 7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1945年 10月在邯郸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入伍，成为 6纵 18旅 52团 1营 1连的一名战士。
加入解放军一年来，他一人抱着 1挺机枪，歼敌 232名，俘敌14名，9次立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1946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班长后，虚心学习，努力钻研带兵经验，继承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班里每补充新战士，他总是现身说法，启发新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他用“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 的朴实道理，教育大家搞好团结，并最先在部队里组织起互助小组，开展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组长由大伙推选，自由结合编组。思想互助的主要办法是开展以诉苦活动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班里战士有了思想疙瘩，王克勤总是耐心说服，从不耍态度、发脾气。技术互助的目的是尽快提高军事素质。他提出勇敢与技术结合，战斗与训练结合的口号，带领战士从难从严地进行军事训练。生活互助一开始也称体力互助。部队过河时，他把受伤的战士一个个背过去；部队夜行军，他把自己的绑腿解下来拧成一条绳，让全班战士牵着绳子走；部队宿营后，他忙着烧水给战士们烫脚、挑泡。“三大互助”使王克勤班迅速增强了凝聚力，提高了战斗力，并在不久后进行的山东巨野战役中得到了检阅和考验。他们全班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毙伤敌人 123名，而自己无一伤亡，圆满完成任务。战后，18旅为该班记大功一次，将王克勤提升为排长，并在全旅推广了他的带兵经验。
鲍先志敏锐地觉察到，宣传王克勤事迹，对瓦解国民党军，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一边向政委杜义德、司令员王近山汇报，建议在纵队内部开展学习王克勤活动；一边组织力量，整理王克勤事迹，将其总结为“三互助”带兵经验，在晋冀鲁豫军区的《战友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连续刊登，又责成纵队文工团编演了话剧《王克勤班》，到各部队巡演。
6纵先后授予王克勤“战斗英雄”、“三大互助模范”和“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王克勤的事迹和带兵经验很快在 6纵宣传推广开来，较好地解决了部队迅速扩充兵员后如何带好新兵的问题。
当时，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大批原国民党军成建制被俘虏，编入解放军各部队，使部队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提高战斗力，是全军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王克勤的“三大互助活动”及其在实战中彰显出来的巨大威力，受到野战军首长的高度重视。
刘伯承、邓小平获悉 6纵开展的学习王克勤活动后，立即加以肯定。邓小平说“王克勤班开展团结互助活动的经验很好，符合部队情况和战斗需要，对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有很大的意义。6纵这件事抓得好”。根据野司张际春副政委的倡议，野战军政治部发出了学习王克勤班的指示。
11月以后，晋冀鲁豫野战军普遍开展了以“三大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王克勤运动”。各部队根据王克勤班的经验，普遍建立了互助组，使部队战斗力大为增强。
12月 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
王克勤“三大互助”带兵经验在全军迅速推广。
一时间，全军几乎所有的班、排都成立了互助小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三大互助”运动，大批王克勤式的模范班、排和英雄人物不断涌现，迅速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1947年 6月 3日，鲍先志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撰文《评王克勤运动》，进一步推动学习王克勤活动。
1947年 6月 30日，刘邓大军主力 4个纵队 12万余人，一举突破黄河天堑，拉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7月 5日拂晓，大军突然包围了山东定陶城。10日，在攻打定陶城北门的战斗中，王克勤率领全排奋勇登城，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因流血过多牺牲。
7月 18日，王克勤烈士追悼大会在定陶北门隆重举行，鲍先志连夜写成《追悼王克勤同志》一文，并在追悼大会上代表纵队党委致悼词。定陶县民主政府决定把定陶城的北门改名为“克勤门”，以永远纪念王克勤。
鲍先志将这个不幸消息上报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十分悲痛。刘伯承司令员捶着桌子喊道：“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刘司令员亲笔书写了与政委邓小平联署的唁电，拍发到 6纵司令部：“我们以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唁本军著名英雄王克勤同志，悼唁一切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崇敬。为了永远纪念王克勤同志，决定王克勤所在排永远保持王克勤排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学习王克勤同志，并为继续开展王克勤运动而奋斗，直到全部歼灭进犯军。
王克勤同志永垂不朽！”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野战军的军、政两名最高首长为一名排长的牺牲而亲笔撰写唁电，并一连用了“极其悲痛、无限崇敬、永垂不朽”等多个非常极致的词语，是非常罕见的。
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也亲自致电刘邓首长，痛悼英雄王克勤。新华社播发了王克勤牺牲的消息后，延安军民也相继组织了一系列悼念王克勤烈士的活动。《解放日报》还专门刊登了李直作词、铁民作曲的悼念歌曲《展开王克勤运动》。歌曲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广大解放区传唱。从此，王克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面旗帜。鲍先志又一次来到王克勤生前所在连现场总结经验。后来，这个连队几十年来，坚持学习王克勤不动摇。从王克勤牺牲直到现在，该连每次集合点名，总是第一个喊响王克勤的名字，然后全连齐声回答，“到！”，表示王克勤永远活在他们的行列中。
学习王克勤运动，是鲍先志创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经典范例。
新中国成立后，以尊干爱兵、团结互助为核心内容的王克勤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战斗互助小组被写进战斗条例，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在各部队持久地开展着。
1990年 12月，中央军委授予这个连“尊干爱兵模范连”荣誉称号。
1991年 11月 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亲临王克勤生前所在连考察，并挥笔题词：“尊干爱兵，团结奋进。”
2002年 3月 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江泽民同志的题词，还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战友战友 亲如兄弟》的长篇通讯，详细介绍了王克勤生前所在部队官兵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学习王克勤的事迹。王克勤这个名字又一次响彻全军、全国。全军上下再一次掀起王克勤运动新高潮。
又是 7年过去，2009年，王克勤被评选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从俘虏兵到解放军大英雄，其事迹又一次感动全国。
而此时，发现并全力推广王克勤这一先进典型的鲍先志将军，已去世 21年了。
许多老战友回忆，战争年代，因战事繁忙，鲍先志常常留着浓密而刚硬的络腮胡子，无暇刮去，加之年轻时便谢了顶，战友们总爱与他开玩笑说：“老鲍啊，你长着马克思的胡子，列宁的头啊。”这既是戏谑，也是对他工作能力和人品的敬重。他平时少言寡语，但脸上常常挂着淡淡的微笑，给人以温淳质朴的印象，只有浓密而刚硬的络腮胡子，才显露出久经沙场的军人威严。
而在实际工作和战斗生活中，鲍先志更是战士、首长之间不可缺少的“调和剂”，他就像老大哥一样，关心爱护着身边的每一个战友与同志。他常常以一个兄长般的耐心，用四两拨千斤的政治工作方法，化解纠纷。
6纵司令王近山，是有名的“王疯子”，脾气一上来，能倔死一头牛。担任 6纵副政委的鲍先志，却总能以柔克刚，和风细雨地解决棘手问题。
一次，6纵在解放了一座城镇后，马上就要投入新的战斗，为配合战斗动员，决定在城里找个戏班为部队表演。这项工作由时任纵队政治部干事的蔡捷负责。蔡捷心想，既是战前动员，就要来几出武戏，以鼓舞士气。于是，他与戏班老板商定了《定军山》、《闹天宫》等剧目，报送首长审批。可司令员王近山看后，却删掉了这些戏，另点了《猪八戒招亲》等几出“粉戏”。蔡捷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就当面向王近山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王近山快人快语道：“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蔡捷不服，还要争执。鲍先志却在一旁暗示暂且回避，由他来与王近山商议。于是鲍先志三言两语，折中处理，武戏为主，再加一个《猪八戒招亲》，问题就解决了。
演出结束后，王近山为表示感谢，要请戏班的几个主角吃饭，这可吓坏了戏班老板。因为过去国民党军队常会这样借机欺辱女戏子，而这里又是刚刚解放的新区，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才会有这样的误会。戏班老板央告蔡捷，谢谢老总好意，请一定免了这顿饭。蔡捷一面安慰戏班老板，一面向王近山转达戏班老板的忧虑，并建议取消这顿宴请。可王近山一听便恼怒起来，执意要请。蔡捷也气愤愤的抽身离去，将事情向鲍先志作了汇报。
鲍先志仍旧是兄长风度，与王近山轻言细语，说得他没了脾气，终于同意取消饭局。戏班老板千恩万谢地离去。
第二天，王近山与蔡捷相逢一笑，道：“你这个人呀，还真有点小资产阶级脾气呢。”
那年月，上下级关系，同志加兄弟，互敬互爱，谁也不巴结谁，谁也不记恨谁。
鲍先志后来担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天，他看到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人民前线报》上刊登了马真划记者采写的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立即要求有关单位“好好总结八连经验，在全区部队推广”。他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总结、宣传、推广工作，委派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沈西蒙“去好八连体验生活，编个戏剧出来”。1962年，沈西蒙、莫雁、吕兴臣集体创作，沈西蒙执笔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原型的话剧《霓红灯下的哨兵》，由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首演。他又多次组织主要演职人员商讨修改意见。1964年推出同名电影剧本，由上海天马电影厂制作公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时至今天，南京路上好八连拒腐蚀抗诱惑的革命战士本色，仍然散发着永不磨灭的光辉。
军迷们认为，鲍先志是电视连续剧《亮剑》中赵刚政委的重要原型之一。早在解放初期，苏联军事顾问就曾经赞誉他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专家”。

帽子与借据

——记中将张才千

曾 锋
张才千（1911—1994），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张家冲人。7岁入私塾读书。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参加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 4军第10师连长，红31军93师279团营长、团长，红 4军 10师师长、军司令部参谋主任，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红 4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援西军第 4军 12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 129师 385旅 770团团长，率部在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自给运动。1944年任豫西抗日游击第 4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军河南。1945年 2月任豫西军区第 4分区司令员，参与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任中原军区第 1纵队 2旅旅长、纵队参谋长。1946年由中原突围转至鄂西北，任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兼第 4分区司令员，江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参与开辟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12纵队兼江汉军区司令员，领导建立江汉解放区。1949年 5月任湖北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 15兵团 44军军长，海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任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0年 1月～ 1982年 10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4年 12月 2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 83岁。其骨灰安放于麻城市第一人民公墓。
换帽子——“西瓜理论”与改编誓师
1937年 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遵照中央军委主席团“陕北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时任红 4军 12师师长的张才千带领部队开赴三原地区，着手改编。
当时部队中存在的抵触情绪较大，部分干部战士认为：红军同国民党军队打了上十年的仗，而现在要穿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接受“蒋该死”的领导，思想上转不过弯来。绝大部分同志认为：红军战士开赴前线抗日，没话说；要改编成国民党部队，难道要投降国民党吗？少数同志能理解上级意图，但感情上还是很痛苦的。
针对上述实际情况，张才千与政委胡奇才、参谋长周志坚研究决定，采取绝对不能马虎、绝对不能整人、绝对不能落人之后的“三绝对”和耐心说服、耐心等待的“两耐心”方针，作好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
开展改编教育工作后，张才千不时深入部队作说服工作。
熟悉张才千将军的人都知道，他喜欢与战士们聊天。虽然话不多，但是只要一开口，他那浓厚的湖北麻城口音常常是妙趣横生。
一天，他来到距师部较远的团队，先是给大家讲了一个一把筷子和一双筷子的传统故事，随即话锋一转，高声问：“大家吃过西瓜吗？”
“吃过！”干部战士顿时活跃起来。
“我们湖北那个地方的西瓜，外面是青色的，里面是红色的。我们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不是和‘西瓜’一样吗，外面是青皮，里面是红瓤，照样还是甜。”“哈哈！”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张才千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他继续说：“当然，比喻不一定准确。但有人给我们供枪炮子弹，发粮食和服装，打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鬼子，这有什么不好？至于让我们穿国民党的军服，戴国民党‘狗牙齿’帽子，这总比没吃没喝地打日本鬼子强吧。再说衣服不和西瓜一样是个皮吗，咱们红军的本色不变，这总由我们嘛。”话是“开心钥匙”。张师长这个“西瓜理论”，在红 4军和 12师范围内，可真出名了！一时间，同志们见面后，一提起改编工作，就立即谈起“西瓜理论”；一谈起“西瓜理论”，脸上的愁云就消失了，心胸也开朗起来了。
9月 6日，援西军部队在石桥镇召开改编誓师大会，举行换装、阅兵仪式。早饭后，张才千带红 12师部队进入阅兵广场不久，红 10师、红 29军、红 30军、陕甘宁独立 1、2、4团部队，也陆续到场。广场上站着一万三千多人。广场的正南方，搭起了一个土台子，上面用芦席围了个主席台。台上摆设很简单：一张条桌，几个茶杯。台中央挂着青天白日旗，中国共产党的镰刀铁锤旗。台子两厢作支柱的木柱上，贴有几幅用大红纸书写的标语。主席台上站满新编战斗序列的八路军第 129师旅以上军政首长。红 12师的新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 129师 385旅 770团。原属的 3个团分别编为第1、2、3营。所有红军干部官降一级。新编第 770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阅兵誓师大会开始后，天公不作美，乌云翻滚，风雷交加，暴雨哗哗下了起来。检阅台上，师、旅首长一个个昂首挺立。受阅官兵队形严整，秩序井然，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改编命令宣读后，八路军第 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庄严地高声宣布：“开始换装！——”话音刚落，风雨中，八路军第 129师师长刘伯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出现在队伍面前。他换了一身崭新的国民革命军军服，在大雨中慢催坐骑，绕场走着。他一只手握着马缰绳，一只手举过肩头不断地挥动着，不时用洪亮的声音向部队发命令：“换装，换帽——！换装，换帽——！”
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虽然经过思想教育，明白了改编成八路军是为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可一遇上国民党那顶缀着“狗牙齿”帽徽的东北军大棉帽，就又犹豫起来。许多人硬是不戴到头上。有的挟在腋下，有的拿在手中，有的掖进衣服里。为了严格命令，执行纪律，师部事先组织警卫队，指挥各部队按规定着装，监督大家换装。因此，警卫队的人走到哪里，哪里的干部战士就慌忙把“狗牙齿”棉帽扣到头上，而警卫队一走，战士们头上的帽子不见了。
第 770团干部也随同警卫队检查着装情况。由于是老熟人，大家对张才千也不戒备。等警卫队一走，纷纷向他诉说：“师长，当八路军就当八路军嘛，拉下我们的红星帽干啥？”“师长，我有意见！我不戴这‘狗牙齿’”“戴这帽不成了‘遭殃军’吗？”
张才千理解大家的心情，不忍心批评他们，只是劝导他们执行上级命令。有的同志听话，执行了；也有的同志感情上还是拐不过弯来。
“师长，哎！不，团长，你戴那玩意能安神吗？”张德发这个“土地老汉”嬉笑着说。张才千瞅着张德发头上的红军帽，使劲在他胳臂上拧了一下，严肃地说：“3营长，军中无戏言罗！这是阅兵场，不是吊儿郎当的地方。别当典型，出洋相了。”
张才千后面的话，声调比较高，用意在于：不是只批评张德发，也是批评所有不愿意戴东北军棉帽的人。大家一看老师长严肃起来，不再言语，一个个虽然不情愿，却也慢慢戴上了帽子。
3营长张德发终于把棉帽戴上头顶，他好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耷拉着头，一言不发，心情似乎更沉重。张才千看着，心里虽不好过，但又为他能执行上级决定而高兴，微笑着握住了他的手。
部队换装完毕，刘伯承师长跳下马，回到检阅台。他冒着雨，先给部队宣读了总指挥部颁布的《红军出师抗日誓词》。接着又高声说：“同志们！我们服装变了，番号改了，我们红军的路线、思想和作风永远不能变；我们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远不能变；我们抗日救国，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宗旨是永远不能变的！”
刘师长坚定有力的讲话，使全场指战员情绪激动起来，一起热烈地鼓掌。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说来也怪，部队换装时，老天爷怒不可遏，风雨大作；宣布抗日誓师时，风却停了，雨也住了，太阳还从云里钻出来，露出小孩子般的笑脸。阳光照在战士们透湿的衣帽上，闪动着粼粼光点。
散会时，当刘伯承师长走到张才千跟前和他握手时，张才千不是诗人，却冒出一句富有诗意的话来：“今天的天气就像我们战士的脸，一会儿阴，一会儿晴！”
路过聂家河——一张借据的来历1947年 4月 11日上午，设在聂家河镇上的国民党汉中乡乡公所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乡长万群赶忙拿起话筒，里面传来宜都县县长马毓英急切的声音：“是万乡长吗？告诉你一个紧急情况，第六区保安司令部通报，奸匪张健、李人林部已窜至五峰渔洋关、仁和坪，有向宜都县城窜犯的动向。保安司令部命令各地自卫队配合国军严防奸匪，凡临阵脱逃者，将严惩不贷！”
万乡长放下话筒，不禁暗暗叫苦：“唉！才学剃头就遇上了‘绊嘴胡’！”万群原是一个吃了 14年粉笔灰的教书先生，曾任陆城莲花堰小学教导主任、陆城流动小学校长。1946年，国民党为了装潢民主门面，玩了一套“乡长民选”的把戏，他也被拉来参选，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汉中乡乡长。然而，“戡乱剿共”时期的乡长却不好当，他一上任就被派粮派款、抓丁拉夫之类的差事搞得焦头烂额，就职不到 2个月还受了一次惊吓。
1947年 2月 14日，解放军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张才千（化名张健）率 1200余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堵，在古老背飞渡长江天堑，经鄢家沱、长阳县磨市、峰山进入五峰县。这次解放军过路虽然只擦了汉中乡一点边边，但也把万乡长吓得几夜不敢回乡公所睡觉，派出情报员跟在解放军屁股后头捡到一张“新四军长江部”“借到长阳县磨峰乡第六保稞（课）米壹斗”的收据。随后，张才千率部在五峰县红渔坪与先期从江陵县郝穴渡江的李人林率领的江南游击支队会师，组成江南游击纵队，张才千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在湘鄂川黔四省边界纵横驰骋，打得国民党军损兵折将。如今，这支令“国军”胆寒的“奸匪”就要打到家门口来了，万群怎么能不害怕呢！
当时汉中乡有一支乡自卫队，队长由万群兼任，负军事指挥实责的副队长鲜于西谷原是聂家河街上的一个混混，根本不懂军事，一天几餐酒一喝，就不见踪影。而县长马毓英严令他们不能临阵脱逃，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万群打定了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马上给汉源乡乡长陈季鸿打了一个电话：“要是共军从渔洋关下来了，你赶快打个电话，我们好跑呀！”陈季鸿满口答应。
4月 12日上午，万群与副乡长、经济股主任等几个人在电话机旁守了半天，肚子饿得咕咕叫，到街上吃早饭。两杯酒还未喝完，电话员黄元清跑来报告：“县政府来了电话。”他们赶回乡公所刚拿起话筒，大门口就“砰、砰”响了两枪，掉头一看，几个便衣下了门口站岗乡丁的枪，才知道是解放军来了。万群吓得丢下话筒，拔腿就跑，鞋子跑掉了一只。心里埋怨陈季鸿太不仗义，解放军来了也不打个招呼。
镇上的荣老板听见枪声正要关门，忽见几个穿灰军衣的军人沿街大声招呼：“老板，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照常营业！”看着这几个军人和颜悦色的样子，荣老板将信将疑地放下了门板。
这支袭击聂家河的部队，正是被国民党称为“奸匪”的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不一会儿，部队挤满了一条街，战士们抱着枪坐在街边屋檐下歇脚。人们请战士们进屋喝茶，均被婉言谢绝。随后，部队住进了乡公所、中心小学等公房，还打开鄢家湾的国民党粮库，开仓济贫。穷苦百姓喜笑颜开。由于部队长期在山区转战，大部分战士军衣破烂、长发垂肩，纷纷理发置衣。一时，街上的裁缝、剃头匠忙得不亦乐乎。人人照价付酬，用大米抵付工钱。看到部队生活如此艰苦，而纪律又如此严明，荣老板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深有感触地说：“新四军真是一支不扰民的队伍！”
当晚，江南游击纵队在居民邓传植家召集镇上 10余个商家老板开会募捐。纵队司令员张才千在会上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前身——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解放军的性质、宗旨，说明部队当前的困难，动员商家老板捐款捐物，并承诺所捐款物今后可抵交人民政府的公粮税款。此言一出，商家老板都面面相觑，怕捐多了吃亏，捐少了又说不过去，再说现在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何日才能抵交共产党的公粮税款？见此情景，对解放军深有好感的荣赤壁毅然站起来率先表态：“贵军也是抗日有功部队，军纪严明，爱护百姓，敝店虽然本小利薄，但愿尽绵薄之力，捐法币 35万元（约合银洋 35元）。”
“这位老板深明大义，谢谢！谢谢！”张司令员满面笑容，连声称赞。没有行市有比市，小商家开了头炮，资本更为雄厚的大老板也不好意思出手太少。于是，有的捐法币 50万元；有的捐 100万元；有的捐布 15匹；有的捐粮 500斤……最后，总共捐款捐物折合银元千余元。部队给每人出具了“救国义捐”收据，并再三感谢各位老板的义举。第二天早上，部队告别聂家河，经望洲坪、梁山向长阳挺进。
惊魂未定的万乡长回到镇上，发现除了解放军留下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救星”等大字标语外，商铺照常营业，市面安定，秩序井然，丝毫不见前几次“国军”光顾过后破败凄惶的景象。一打听，个个都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商铺用毛边纸油印的“救国义捐”收据上写道：“先生大鉴：敬启者。
我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深入敌后血战八年，抗击日寇侵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六，解放人民一亿四千万，收复国土五百余城，其丰功伟业早为中华称誉。不意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为了专制独裁，排斥异己，倾其全力向我大举进攻，使内战惨祸重现。同时，蒋介石为了巩固其专制政权，乃不惜卖国媚美，以求外援，使我中华民族依然外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敝军为了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独裁，遂不得不起而自卫，并进入贵地，旨在解除人民痛苦与发展爱国民主运动，以求祖国独立与和平民主之早日实现……先生贤者，不忍此有功于国家民族之部队陷于饥寒交迫境地，乃慷慨解囊，义助敝军。对此，不仅敝军将士深感厚恩，永铭不忘，亦实乃爱国救国之义举，其精神当为人人所赞仰！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纵队。”
万群回到乡公所，有人给他送来一封张健司令员的信：“敝军来到贵地，适先生外出，未能面谈共论国家大事，深为遗憾……”后面谈了些国家的形势、人民的灾难，希望他弃暗投明等。万群把乡公所清点了一下，得知来不及逃跑的电话员黄元清连人带机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令万乡长没有想到的是，当了俘虏的黄元清却因“祸”得福，参加了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沙市新华书店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1949年 7月宜都解放。出乎聂家河商家老板的意料，当年江南游击纵队的承诺得到了兑现。聂家河其他商家老板的救国义捐都抵交了人民政府的公粮税款。唯独荣赤壁先生没有拿出来作抵。他想，既然已经“义捐”，又怎能要求作抵。他怀着对解放军的仰慕之情，将收据仔细收藏了起来，后被中共宜都县委党史办征集，留下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抗日战场王老虎

——记中将王必成

李 敏
王必成（1912—1989），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小寨村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 10师 3团通信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 10师 30团营长，红 30军第 88师 263团营政治委员，第 89师 265团副团长、267团团长、副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 2团参谋长、团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

司令员，新四军第 1师 2旅旅长，第 16旅旅长，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新 6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 6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 6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 24军军长，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场王老虎
王必成于 1912年 2月 10日出生在乘马岗小寨村的长岗。他 6岁丧父，母亲带着他与大伯父合为一家。因营养不良，自幼瘦弱。11岁进私塾读书，常受富家子弟欺侮，每每瞪眼怒视，露出两颗虎牙，因之被伙伴们呼为“龇牙豹”。1927年春，少年王必成参加许世友的义勇队，随后加入赤卫队，整天跟着许世友舞枪弄棒，练得浑身是胆。1929年 4月正式参加红军。6年后，长征途中升任李先念部30军 89师副师长。
1938年春，王必成从延安抗大调到新四军，任第 1支队第 2团参谋长，同年冬升任团长。6月，2团挺进到江南敌后，开始了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茅山地处沪宁要隘，山峦起伏，河汊交错。王必成率部以茅山为立足点，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贺甲）之敌，连战皆捷，在南京近郊打出威风，令敌伪闻风丧胆。老百姓纷纷传说，新四军有个“老虎团”，团长名叫“王老虎”。后来，随着“老虎团”驰骋大江南北，仗越打越大，传说也越来越神，不但群众称之为“王老虎”和“老虎团”，连伪军、日军也称之为“王老虎”、“老虎团”。新四军和友军，自然更乐于中国有个“王老虎”，多有几个“老虎团”，说起来津津乐道，打起仗来如猛虎下山。以至于刘少奇化名“胡服”来新四军检查工作时，直呼“请王老虎同志站起来认识一下”，搞得王必成成了京剧里的“大红脸”。
6月 28日，2团在镇江西南竹子岗附近伏击日军汽车队，炸毁6辆军车，俘敌华中特务机关部经理官明弦正南。虎入茅山，旗开得胜。
7月 1日，王必成率 2团 1营夜袭新丰车站，战斗 90分钟，全歼日军第 15师团松野联队 1个小队 40余人，缴获步枪 13支，烧毁车站；并配合地方抗日自卫团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的这条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入瘫痪。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很快传遍江南。7月 10日，2团在句容新圹附近袭击鬼子从南京开来的车队，击毁汽车 2辆，毙敌 40余人。8月 13日，二团夜攻南京近郊之句容县城，毙日军 40余人，摧毁县维持会，缴获步枪 2支、手榴弹 2箱、子弹 5000余发，其他军用品若干，解救被关押群众 100余人。
零打碎敲，积小胜为大胜，打得敌人心胆寒。日军被迫调整兵力，将宣（城）长（兴）公路的一线兵力后撤至溧（水）武（进）公路两侧。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敌占区的人民，各地纷纷建立群众抗日组织，到处传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茅山，成为新四军南防东进、北上抗日的基地。
9月，深感受到威胁的日军开始进行大规模扫荡，5路围攻，增设据点，分割茅山根据地。王必成率领部队避实击虚，连续袭击日军据点，仗越打越大。
靠近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北部边缘的东湾战斗，是典型的攻点打援两面兼顾之战例。
东湾地处句容县，是日伪军在溧 (水 )武 (进 )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工事坚固，并环有三道铁丝网，驻守日军约 50余人。该据点以北 6公里处的天王寺，还驻有日伪军 200余人，东北部和西北部10几公里处，驻有日军四五百人。王必成周密部署，全盘策划，决定给小鬼子来个猛虎掏心。1939年 2月 8日晚，他先派正面主攻部队乘夜色隐蔽接近东湾。进到第三层铁丝网时，被日伪军发现，双方即展开激战。这时，担任助攻的两个连从西面突入据点，迅速消灭了顽抗的日伪军，并将这个据点付之一炬。天王寺日伪军闻讯来援，在吴家边以北遭到伏击，大部被歼。日伪军又增派 5辆汽车载 150余鬼子、附火炮 4门，继续从天王寺向东湾增援，半路上遭到 2团打援部队的顽强阻击。激战 4小时，东湾据点被摧毁后，2团各部主动撤出。江南新四军第一次运动作战，攻点与打援均有巨大收获，共毙敌 79人，伤敌 32人，缴获轻机枪 1挺，步枪手枪 10余支和弹药一批，粉碎了日伪军封锁与分割茅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阴谋。
1939年冬天，上海租界内进步报纸刊出一篇格外醒目的报道：《伟大胜利在江南》。一时间，“延陵大捷”成为热门话题。这一仗，就是王必成带队打的。
11月 8日，驻镇江宝埝日军到丹阳延陵地区扫荡，与新四军地方武装遭遇，发生激战。王必成闻讯，率 2团前往支援，与从西面赶来的新 6团并肩战斗，将敌人包围在贺甲村。天降大雨，周围敌军据点无法增援。激战 30个小时，终于全歼顽抗之敌。毙日军大队长以下 168名，生俘 3名，缴获轻机枪 4挺，步枪 28支及其他军用品。贺甲战斗（延陵大捷）是新四军首次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战斗，使反共顽固派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被彻底戳穿，受到延安总部的通电表扬。王必成总结说，“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但击溃了敌人的军事进攻，而且粉碎了敌人的政治进攻，增强了人民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同时配合了友军，兴奋了友军，影响了整个江南战局。”
威风凛凛老虎团

1939年，王必成和二团部分干部在苏南合影（前排左一为团长王必成）。
1940年 7月，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整编为 3个纵队。1纵司令员叶飞，2纵司令员王必成，3纵司令员陶勇。“三英”首战黄桥，大获全胜，从此被称为粟裕的“三只铁拳”。“叶王陶”创造的抗战传奇，传颂大江南北。在中央与新四军的往来电报中，“叶王陶”三个字连篇累牍。许多不知情者，以为这是新四军里的一个大人物。王必成去世一年后，“三英”中唯一健在的叶飞将军揭秘，“叶王陶”是三个纵队司令员姓氏的连写。
1941年皖南事变后，2纵改编为新四军第 1师第 2旅，王必成任 2旅旅长。1943年初，为加强江苏南部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开辟“两溧”（溧水溧阳）地区，王必成奉军部命令，率领 2旅主力 2000余人，敲冰夜渡兴化湖，水陆兼程顶风冒雪向江苏南部转移。1月 13日，在溧水县里佳山，王必成与坚持茅山抗日的新四军 6师 16旅政委江渭清紧紧握手，江南江北的两支抗日队伍胜利汇合了。王必成改任 16旅旅长。
“老虎团”回来了！“王老虎”回江南了！
根据地群众欢欣鼓舞，日伪顽军顿起恐慌。日军正式宣布：在茅山和太滆地区实行“清乡”。不久，从镇江经金坛到常州，竖起一条长达一二百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茅山地区的日伪据点由 51个增加到 106个，据点兵力由 3900人增加到 7300余人。
时值蒋介石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抽调正在执行对日防务的 4个师 12个团近 2万人马，向 16旅发起进攻，扬言要“打死王必成，活捉江渭清”。
在县团级干部会上，旅参谋长刚汇报完敌情，王必成一锤定音：“眼下处在战争紧要关头，没时间细讨论了，就请政委下达任务，我们坚决执行！”
待江渭清政委讲清具体任务后，王必成斩钉截铁地说，“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提头来见！散会！”
溧水突围后，部队分散穿插于日军梅花桩式据点之间，腹背受敌，处境凶险，战斗频繁且补给困难。苏南斗争进入最紧张最残酷最艰苦的阶段。粟裕首长来电询问：是否将原 2旅主力撤回江北？
王必成江渭清断然回答：2旅主力应该留在江南，待机而动，目前困难我们想办法克服。
4个月后，日军大举南犯。国民党军不战自溃，三日连丢四城，后撤 100余公里。
敌进我退。留在敌后的王必成立即收拢部队，亲率“老虎团”尾追日军南征，人不解衣马不卸鞍。从 10月份起，连续征战 3个月，不仅收复了“两溧”（溧水溧阳），还新开辟了郎（溪）广（德）长（兴）地区，创立了浙皖边抗日民主根据地。1944年 3月 29日，王必成指挥杭村战斗并获重大胜利，缴获日军大炮。群众作歌谣唱道:杭村一仗打得好，军民抗战逞英豪；鬼子丧命又丢炮，日寇从此威风扫。
1944年 3月

29日，王必成指挥杭村（地处浙江、安徽边界的广德县）战斗，缴获日军大炮。坐在炮位上中间未戴帽子者为王必成

飞兵激战孟良崮
王必成是影视《红日》中沈震新军长的原型。当时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与陈毅领导的山东野战军会合，原新四军第 6师改编为第 6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皮定均任副司令员。
1946年冬，王必成之华中野战军第 6师会同兄弟部队与国民党张灵甫之整编 74师战于涟水城。初战，胜，国民党军伤亡 7000余人（其中 74师 2000多人）；继战，败，6师伤亡 5000余人，退出涟水。作为指挥员，最令王必成痛心的，是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冲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涟水失陷，愤怒的陈毅司令员要将王必成撤职查办。粟裕直言，战役失利原因很多，不能只怪王必成一人。建议留职反省。这是虎将王必成一生中最难堪的时刻。
猛虎成了饿虎，但虎死不倒威。王必成只说了一句：“给什么样的处分，我都无怨言，只是希望日后打 74师，绝对不要忘了 6纵！”粟裕当即对华野参谋长陈士榘说：“以后歼灭 74师的战役，一定让6纵参加。”并特别嘱咐，将此命令记录在案。
华野北移，敌整编 74师穷追不舍。整编第 74师全系美械装备的甲种装备师，是蒋介石的王牌御林军。师长张灵甫，黄埔军校四期生，与林彪同学，抗战时是一员猛将，据说身中 7块弹片仍冲锋不止，膝盖骨被打断仍在战场上指挥战斗。如今，国民党 40余万大军重点进攻山东，4月上旬占领鲁南并不断向鲁中推进。5月初，王必成率 6纵退至山东羊流店以南地区时，是三面受敌，隔断了与华东主力的联系。王必成来个出其不意，非但不再后撤，反而迅速插向敌后的鲁南地区，潜伏于敌 59师、20师、64师之间，以师团为单位分散隐蔽休整，待机而动。谁也没料到，这次敌后休整，竟使6纵成了华野部队围歼敌中路军先锋 74师的一支奇兵。
5月 12日 16时，陈、粟首长命 6纵飞兵北上，断敌退路。王必成喜上眉梢，“报 74师之仇，时机已到”，立即通知分散在外的各部队出发北上，边走路边动员，发扬打得、跑得、饿得的英勇顽强精神，到战场归还建制。18师 53团携带电台先行出发。黄昏时分，大部队如滚滚洪流，向东北涌去。各部队 48小时内奔袭 120公里，均提前到达指定位置。按照统一部署，华野五个纵队（王必成 6纵、叶飞的1纵、陶勇的4纵及原山东野战军王建安的 8纵、许世友的 9纵）同时展开对整编 74师的向心攻击，4个纵队负责外围打援。14日晚上，王必成传令：18师居中，抢占垛庄，午夜之前必须完成任务；16师强占黄涯山，控制沂蒙公路，坚决挡住 25师；17师展开牛头山、大朝山一线，以阻敌援。他对 3个师长说：“报 74师之仇，就在今日。你们谁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张灵甫、黄百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背后还潜伏着共军的一支伏兵，而且这样快就已经穿行入阵。
垛庄是位于临（沂）蒙（阴）公路上的一个小集镇，是敌军进攻沂蒙山区的交通要道和后方补给点，王必成将其看得很重，故而使用了最有攻坚战斗经验的 18师 53团担任主攻，还有 54团 1个营配合助攻。凌晨 2时，18师第一梯队 3个营分别从垛庄西北两侧发起钳形攻击，不到半小时就歼灭了敌 1个工兵连，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就在我军夺取垛庄时，敌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深夜打电话给张灵甫，要他“务必要派重兵死死把守垛庄”，可惜已是马后炮。拂晓时分，敌援军千余人还未靠近垛庄，就成了 6纵 18师的盘中餐。一着制敌，张灵甫成为网中之鱼。
东南边近在咫尺的敌 83师师长李天霞见张灵甫被围，唯恐自己也被切断退路，一退百里，从东汶河边连夜逃向青驼寺，靠近 64师以图自保。
如王必成所预料，17师未遇到什么阻力，就占领了孟良崮东南侧高地，与由北向南穿插迂回的 8纵交汇联网，封闭了东南防线。6纵剑走偏锋，在敌人料想不到之处、料想不到之时，我 3个师如三把尖刀，从 74师的屁股上一直杀到脑袋上。王必成派出最善于打山地阻击战的 16师，负责垛庄西北部黄崖山防线。而布防在这一方向上的敌军，是在国民党军队里没有什么根底的 25师。师长黄伯韬深恐见咎，极力救援张灵甫，却在距离孟良崮西南方仅仅 5公里的黄崖山，被由“老虎团”改编的 48团死死挡住。
良将出好兵，虎将出强兵。实际上，15日拂晓，长途行军顾不上休息赶赴战场的“老虎团”3营，几乎是与敌军同时赶到黄崖山山脚下。“老虎团”3营 9连连长带领跑在前面的战士接近山顶时，发觉敌军 1个排已占领制高点，一声令下，上百颗手榴弹飞向敌阵，炸得敌军鬼哭狼嚎。勇士们在硝烟中冲上山顶，残敌滚坡而下。16师后续部队相继赶到，迅速占领附近的狼虎山、城墙山等制高点。从上午到下午，在 2架野马式战斗机配合下，敌 25师 2个团多路发起冲锋均被击退。山上无水源，怪石嶙峋，炮火连天，饭送不上来，连喝水也十分困难。指战员脚踩坚石头顶烈日，渴得舌干唇裂，饿得头昏眼花，但队伍如钢钉般钉在阵地上，硬是将增援之敌挡在防线之外。两夜一天，敌 25师与 74师近在咫尺，可望而不可及。
15日深夜，华野首长通知，5月 16日拂晓发起全线总攻击，当天解决战斗。6纵指挥所地堡里，立即召开了各师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一向少言寡语的王必成，这次一反常态，挥舞着拳头越讲越激动：“我们要为两次涟水阻击战牺牲的同志报仇，坚决消灭 74师，活捉张灵甫，不惜一切代价！”6纵主动请战，在阻援同时抽出来参加对孟良崮主攻的 6个团，全部进入预定位置。王必成将纵队指挥部前移到孟良崮西侧的大山场，离顶峰仅 4公里。凌晨 4时，浓雾沉沉。电话铃声响：“报告，芦山 540高地的敌人在向东移动，看样子是想突围。”王必成断然下令“立即出击，给我狠狠地打，不准放走一个！”一上午，华野各纵猛攻孟良崮主峰。74师突围计划落空，顽强固守待援，解放军各部队连日行军作战，也已疲惫不堪。一方困兽犹斗，一方疲兵久战，双方均精疲力竭。
此时此刻，谁能适时投入新的生力军，谁就是胜利者。王必成在侦听中获悉张灵甫藏匿于一山洞，大喜，遂下令一直未能参战的六纵特务团立刻出击。官兵们饿虎扑羊，一杀出去就连夺三个高地，直扑孟良崮峰顶。
下午 2时，四面八方的炮弹飞向孟良崮，号声喊声混合着枪炮声汇成一片，密集山头的敌军无处躲藏，弹片与碎石齐飞，蒋军死伤无数。6纵特务团从孟良崮西侧直扑敌 74师的指挥所山洞。特务团 3连指导员冲在最前面，在洞口高喊：“快出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一串子弹飞出山洞，三连指导员饮弹扑倒。战士们杀红了眼。抵近射击，张灵甫和副师长蔡仁杰被击毙。当张灵甫尸体被装在牛车上拉到王必成面前时，王必成露出虎牙，咧嘴笑道：“如此下场，罪有应得！”
陈毅谈笑风生：“歼灭 74师，王必成立了大功。”蒋介石忧愤交加：“74师的阵亡，是党国无可补偿的损失，也是我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毛泽东在陕北谈笑风生：孟良崮战役消灭敌 74师，有两个人没有想到，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我毛泽东。
40年后，王必成在去世的前一年，写诗《忆孟良崮大捷》。
蒋军重点攻齐鲁，敌我交战孟良崮。陈粟大军遇骄敌，杀得天翻大地覆。鲁南山区出奇兵，背后杀进敌师部。美械王牌遭全歼，击毙敌酋张灵甫。
“甩帽军长”
王必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4军首任军长，曾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历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王必成被任命为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0年 12月 17日，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在军区宿舍家中被杀，这是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政治事件，人心惶惶。周恩来总理打电话通知正在北京住院的王必成，立即终止治疗，坐专机返回昆明主持军区工作。活动在缅甸边境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境外特务组织，一听说王必成到云南了，立即互相告诫，“王老虎来了，小心点儿！”
王必成拖着腹部大手术后的病体，到昆明后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终于稳定了云、贵两省局势，保住了中国南疆的安定、安宁，但身体也被彻底拖垮了。
王必成个性孤僻，喜独处独行，然闻枪炮声则判若两人。1978年，越南军方不断在边界进行武装挑衅，正患脑血栓的王必成带病深入边防，查看地形，走遍了中越边境的山山水水，行程几千公里，与部队共同研究落实各项备战方案，把许多应该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在了开战之前。无休止的劳累，使其脑血栓愈加严重。南疆还击战前夕，中央派杨得志将军来云南，王必成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在昆明戍边 10年，10年磨一剑，最终未能打上这场自卫战争。王必成临行前，怀着深沉壮烈的情感，将自己本来不在前线部队的儿子、女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送往前线参战。他的儿媳妇已怀孕两个月，也写申请书要求上前线。医院领导不同意，王必成挥挥手说：“好，好！让她去吧，这才象我王家的媳妇。”他对老伴说：“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就这样，包括那位尚在母腹中的王必成孙儿，王家祖孙三代都为这场自卫还击战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名《高山下的花环》，影片里那位摔帽子的老将军，就是以王必成将军为原型的。
从“龇牙豹”到“王老虎”，虎将雄风，与世长存。
王必成的光辉形象，如一尊巨石，屹立在祖国南疆。

活捉将官六十四

——记中将周希汉

李 敏
周希汉（1913-1988），湖北省麻城县顺河周家坳村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 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红 9军、31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 129师 386旅司令部作战股股长、补充团参谋长，参加了七亘村、神头岭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 6月任 386旅参谋长，后随部进入冀南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参与指挥香城固战斗。1940年 6月任第 386旅旅长兼太岳军区南进支队司令员，太岳军区第 2分区副司令员。1943年 1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4纵队 10旅旅长，先后率部参加闻夏、临浮、吕梁、进军豫西、洛阳、宛西、宛东及淮海等战役。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 13军军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广西战役、滇南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军长兼滇南卫戍司令员。1951年 1月入军事学院学习。后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参与指挥击沉国民党海军护卫舰“太平”号战斗、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和辽东半岛抗登陆军事演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 12月后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顾问。1988年11月 7日于北京病逝。
20多年历经枪林弹雨，他身上竟没有一处伤疤枪眼，这成为将军“骄傲”的本钱。他常说：打仗不是靠拼命，得多动脑子。综观周希汉打的那些漂亮得迷人的大仗小仗，用麻城话来说，他真是一部“巧机器”。
迷魂阵：一百把军号消灭三个团
1934年夏天，红四方面军经过数月艰苦鏖战，粉碎了刘湘等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六路围攻”。8月上旬的一天夜里，红 9军作战科长周希汉带着军部直属队，穿插在红 25师和 27师中间，随部队一起追歼溃敌。不料，许世友副军长带 25师走小路，超越到敌人前面去了。后边 9军参谋长带的那个师又追错了方向。周希汉带领的这个不到 500人的军部直属队沿公路前进，接连遭遇了 3个团的敌人。而军部直属队大多是勤杂人员和机关干部，只有一个百余人的通信连有点战斗力，还有个百八十人只管吹号的号兵连。危难见高人。临时总指挥周希汉充分发挥了这 500人的特长，通信连负责冲锋，号兵连军号齐鸣，机关、勤杂人员负责捉俘虏，连演了三场“空城计”，捉获俘虏两千多。神吧！这天夜间，敌人一个团挤在前方公路上。周希汉带着通信连接近敌人，一顿手榴弹大会餐后，百来把军号吹得地动山摇。川军以为是红军大部队打来了，加上团长被炸死，群龙无首，四下逃窜。红军勤杂人员冲下来，挥着扁担和菜刀，满山遍野捉俘虏。五百红军押着捆绑着连成串的五六百名俘虏到了宿营地，刚刚安顿完，步哨飞报传来，西面山上又下来大股敌人。
周希汉明白，在知己不知彼的情况下，最忌讳的是彼知己。他赶紧带队出坝子迎敌，只留下担架队在村里看守俘虏。此时，周希汉想的是，得在村子外面拦住敌人，吃不掉也要赶走他。周希汉让机关人员埋伏在左面高坡上，通信连连长带一个排负责正面拦截，另外两个排分别埋伏在公路两侧。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嘀嘀哒，嘀嘀哒，嘀哒嘀哒”，又是一场军号大合奏，犹如千军万马在奔跃。“轰！轰！轰！”手榴弹连串砸向敌群，火光四起。“活捉范绍增啊！”（四川军阀范绍增，绰号“范哈儿”）随着密集的枪声，助威的口号震荡着山谷。被吓破胆的敌军回头就跑，冲乱后队，挤成一团，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通信连一齐杀出。奇了！居然又消灭敌人一个团。
周希汉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只见派出去与后续部队联络的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赶来报告：五里外又来了一股敌人。周希汉高声大喊：“集合！”刚才的阵地已不可再用，周希汉带领尚能参战的 300余指战员冲上前去，迎头击敌。这一仗打得最苦，红军死了 29人，伤了 100来人。但最终又把敌人这个团消灭了。这正是：号声震天响，川军失魂魄；勇士五六百，连溃三个团。
忽然，一位小战士高声大叫：“周科长，你负伤啦！”周希汉伸手一摸，额头上黏糊糊的东西往下流，是血。怪了！为么事不疼呢？再摸头上，军帽没有了，头发被燎焦了一片，头皮没破，哪儿都不疼，再看身上，血迹斑斑，衣襟被弹片扯掉一大块，左边的裤腿被炸开了花。可全身上下没得一处受伤。周希汉笑呵呵地说，“想必是老子烟瘾太大，身上的烟味儿把‘范哈儿’的子弹给熏跑了！”
21岁的军部作战科长，指挥着非战斗部队的 500来个人，一、两百支枪，一夜消灭敌人 3个团，活捉俘虏一千八百多，太神了！
降妖阵：羊儿岭救驾，榆社城攻坚
1940年 8月下旬八路军百团大战，周希汉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时，129师 10个主力团兵分三路，进行正（定）太（原）铁路大破袭。刘、邓决定让 386旅参谋长周希汉担任左翼纵队司令员，带领 3个主力团外加 2个工兵连，负责山西寿阳至榆次这段铁路的破袭战。邓小平问周希汉：“左翼没有配政委、参谋长，只有你一个，行不行？”周希汉大包大揽地说：“不怕，这种短期任务，有两三个硬一点的参谋就行了。”
抗战以来，周希汉的“军官路”走得太顺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干部统统普遍降职一级两级使用，周希汉这个军部作战科长，就成了 386旅作战股的股长。虽然职务低了，但周希汉却幸运地遇上了慧眼识珠的陈赓。半年多时间，没当过连长营长团长的周希汉，就被提拔为 386旅参谋长。
8月 20日 20点，按照总部的全面部署，周部 16团准时打响，很快占领芦家庄火车站，烧毁火药库，破坏铁路 10余公里，在破袭战中首先报捷。完成任务后，周希汉发现前来报复的日军行动异常，目标直奔八路军后方指挥机关。他当机立断，所部三个团，一个团负责掩护民工撤退，两个团先拖住敌人，梯次掩护，步步抗击，且战且退，为后方指挥机关的撤离争取时间。
两天后，在与师部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周希汉率队来到羊儿岭时，见两面的山沟里都有火光和烟雾。派出侦查员一探，原来师部医院和大批群众窝在东面的卷峪沟里，而西面的山沟就是敌人。掩护医院伤员和群众撤退，责无旁贷。清晨，周部第 16团与从白云方向跟踪而来的 500日军接火。9架日机在头顶轰炸，地面火力压得战士们无法抬头。激战半小时，羊儿岭主峰阵地失守。周希汉正琢磨这一仗怎样收场，却见东面山沟里跑上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师部警卫营的营长。“周参谋长，师长命令你们坚守阵地，没他的命令不许撤退！”原来，卷峪沟里，不仅有医院和师部，还有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首脑机关，而守卫部队却只有一个警卫营。师长刘伯承正愁手边无兵可调，见山上打响，吁口气说：“好了，这下子赵子龙来了！”受命于危难之时，周希汉一声令下：“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夺回羊儿岭！”16团两个小时内与敌人拼了13次刺刀，3营 12连一个排刺死鬼子 20多人，自己也有 20多名指战员血沃沙场，排长带领 3名战士冲上主峰，红旗飘扬在 1542高地。下午 3点，马坊日军一个大队又从羊儿岭南部发起猛攻，激战直到夜幕降临。晚 9点，周希汉接到刘邓首长命令，向昔阳县境内转移。此战毙伤日军 300余人，但自己也付出沉重代价。38团 5连撤出阵地时，只剩下指导员带领的 11个人。
周希汉率领左纵队 2个团浴血苦战，终于掩护首脑机关和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到了宿营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等同志慰问来了。一通表扬加鼓励，倒真让这个 25岁的“小司令员”很不好意思。后来，“卷峪沟战斗”（羊儿岭战斗）写进了《八路军战史》。
20天后，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周希汉又在陈赓带领下，主打榆社县。榆社县城设防坚固，由素以骠悍善战著称的滕本中队担负守备。9月 23日夜，部队向榆社秘密推进。陶醉在胜利中的指战员们，行军不肯绕过村庄，招致沿途村舍鸡鸣狗叫，惊动了敌人。奇袭只好变成强攻。
23时，对榆社的攻击展开。日军弃城退入榆社中学，施放毒气。我指战员几乎全部中毒，两次进攻受挫。苦战三天，以伤亡 200余人和 3个营长的代价，最后利用坑道作业，棺材装炸药，炸开敌工事，全歼日军滕本中队和伪军 400余人，缴获粮食弹药一大堆。
386旅在百团大战中打出了猎猎军威。群众高兴地唱道：“小日本，你听清，太岳山上有陈赓。小日本，你别捣蛋，让你碰上周希汉。”后来，日军出动时，就在汽车或坦克上，写下“专打三八六旅”的作战口号。
神算子：护送炮团过虎口
百团大战前后，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1年 5月上旬，日伪军 10万余人发动中条山战役，企图一举歼灭这一带的20万中国军队（国民党部队 11个军）。至 5月 27日，中国军队牺牲 4.2万人，被俘 3.5万人。国民党军大部退出中条山。敌后抗战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活动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炮弹已全部打光，剩下笨重的炮架、炮管，需要马拉车载，移动艰难，在频繁的行军作战中就成了负担。八路军首长们可舍不得破坏掉这些宝贝。总部决定，由各个部队分段护送火炮回延安。5月中旬，刘伯承师长亲自提名，令周希汉带领 17团，负责太岳段的护送工作。没有卡车，重型武器全靠马驮大车拉，随行的还有包括杨勇夫妇在内的几百名高中级干部学员和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加起来有 3000多人，几十匹马，要穿过日军在晋中平原上 6道封锁线。
周希汉召开各单位领导人联席会议，决定：昼伏夜行，肃静机密，严守纪律，不得掉队；水壶茶缸子等带响用品，务必用毛巾布片捆扎结实，行进时严禁发出声响。
5月 28日黄昏，这支 3000多人的庞大队伍，开始向敌占区进发。夜 11点过同蒲铁路时，监护哨发出信号：火车来了！人马立刻退后卧倒隐蔽。火车头上的探照灯扫来扫去，列车上的机关枪向铁路两旁断断续续地盲目射击。周希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些驮炮架的牲口如果受惊乱跑就麻烦了。万幸，这些骡马久经战阵，居然特别安静。部队悄无声息地越过铁路，绕过据点，又穿越两条公路，涉过汾河，赶到接头地点。
任务完成了，却找不到前来接手的兄弟部队。
怎么办？四周都是日伪军据点，大部队滞留汾河边，等于给敌人提供活靶子。只有继续往前送。但再过两三个小时天就要亮了，秘密偷越显然已不可能。
周希汉急中生智，老子给你来个虚张声势，偷越不行，干脆就大张旗鼓来明的。那些狗日的小鬼子怎么会晓得老子的炮筒里没得炮弹？周希汉命令将 20门山炮从马背上卸下来，组合安装，骡马牵引，枪上刺刀炮脱衣，四路纵队呼呼隆隆上了大路，一副攻打清徐县城的架势。这一招果然吓唬住日伪军。日军指挥官看到八路拉着大炮多路并进浩荡而来，急忙打电话给各据点核实情况。可惜电话线早就被八路给割断了。日伪军只好紧闭城门，龟缩在据点里，眼巴巴地望着八路炮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山区。
降魔杵：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
解放战争时期，386旅旅长陈赓麾下，已经列队三个正规旅。参谋长周希汉成了主力第 10旅的旅长。
1946年 8月，山西战场解放军发起同蒲战役，10旅奉命打赵城。这是 10旅组建以来第一次单独攻坚。13日，部队在赵城东南的明姜地区集结。
赵城西依汾河，北面靠近城关，南关紧接城垣，东南面有重要据点东堡。城外有深壕，各碉堡前均设有铁丝网和雷区，外围据点多，工事坚固。守敌约 3000人，是阎锡山部队贾宣宗的第 39师，训练有素，擅长固守。周希汉决定先肃清外围，再包围县城，“围三阙一”，逼敌逃跑。
14日深夜，各团发起猛攻，16日突入东关南关和东堡。39师师长贾宣宗已经两三天没睡着觉，临时成立个“奋勇队”增援南关，才扭转了危局。刚想闭一会儿眼，却听得枪声稀疏下来。忽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一迭连声喊叫：“我是贾师长，快讲，快讲！”
“我是周希汉！贾师长，你被包围了。好好考虑一下，是投降还是不投降啊？”
贾宣宗定了定神：“笑话。我贾某不是民团、保安队，堂堂国军师长，要劝降也轮不到你周旅长吧？”
“随便你喽。明天中午 12点，你不亮白旗，我攻城。”电话挂断了。
贾宣宗恨恨地扔下电话，一拍脑门儿，忽然冒出一条妙计：这姓周的是在外围据点孙堡打的电话，有门儿！”他立即要通了南关部属的电话，命令道：“马上集中所有的火炮，目标孙堡三营指挥所，狠狠打！给我把它炸平！”
炮声响了，很密集。可炮声刚停，电话铃又响了。
贾师长抓起听筒，又是周希汉：“你这笨蛋，快莫浪费炮弹喽。天亮了，你的时间不多了。”他妈的，真个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贾宣宗摸摸自己的脑袋，一下子想明白了，周希汉肯定是将那根电话线接到了共军自己的指挥所里。对付这样的对手，真得严密提防。贾宣宗命令守军不得开饭，严密注视共军动向，枪不离人，人不离工事。可等了半天，共军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下午三点，共军突然开炮，几座碉堡被掀了盖。好一阵手忙脚乱，共军又没了动静。直到太阳落山，才把两顿饭做一顿吃。不一会儿，又有坏消息传来，援军 69师在汾河渡口被共军部队阻击，已经抬着伤号退走了。
疲惫的守军刚蒙眬入睡。午夜零点，攻城的炮声响起。贾宣宗苦撑不住，率大队人马从西门一拥而出。
“围三阙一”，逼敌逃跑。这正是周希汉为贾师长量身定做的。把对手赶出城，让他们失去工事依托，后有追兵，前有伏兵。贾宣宗组织的撤退一下子就变成了逃跑，只剩下挨打的份儿。跑得快的刚登上汾河西岸，就被架设在渡口的机枪子弹扫了回来。没中弹的便退下河滩趟水过河，成了活靶子。再回头往岸上爬，又与后到河边的同伴挤作一团，河上河下乱滚，河中岸上尸体横陈。当贾宣宗被押到周希汉跟前时，沮丧地低着头，他所有的自尊，都散落在赵城的残垣断壁中。
一夜激战，周希汉的 10旅以很小的的代价拿下赵城。而那个国民党军第 43军 39师，从国民党武装力量序列中永远地消失了。
一个月后，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与阎锡山互相打气，纠集 10余万兵力，企图打通津浦路，给山西共军来个南北夹击。胡宗南将其整编第 1军 9个旅分三个梯队全面压上来，中路先锋就是他的起家部队天下第一旅。
旅长黄正诚，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德国陆军炮兵学校，中将军衔，副旅长，甚至团长，也是少将军衔。
当黄正诚得知自己的对手是周希汉时，轻蔑地说 :“周希汉懂得什么叫火力配置？他知道图上作业是怎么回事？他也就是个放牛的！”
这次，陈赓与“放牛的”周希汉不想放牛，只想“钓鱼”。将第 1旅从三路中间“钓”出来，调到一个小地方围起来打。
先是胡宗南部第 27、第 167旅贸然进入浮山，落入陈赓部队的包围中。9月 22日，浮山告急，第 1旅第 2团便杀气腾腾地赶去援救。傍晚，第 2团团长王亚武也打来告急电话：“旅座，我在官雀，我被陈赓包围了！”
“你咬住他，我明天上午赶到。”
第二天一早，黄正诚点起他的全部人马直奔官雀。冲过陈堰村，公路拐了一个小弯，然后就是一路上坡，坐在吉普车里的黄正诚望着坡顶，刚想到“设伏”的念头，只听“轰轰”两声巨响，尖兵在坡顶被炸得人仰马翻。
原来，周希汉在此恭候多时了。他手下的 3个团，在西、北、东三个方向布局，张开一个大口袋。
黄旅第 1团连续冲锋 17次，也没能拱动拦在路口上的共军。眼看天要黑了，黄正诚只好将部队撤进山坡下的陈堰村。周希汉吃掉“天下第一旅”的机会来了。夜战，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猛烈的夜战开始了。黄正诚把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的全部本领都使出来了，连催泪瓦斯都用上了，也挽救不了颓败的趋势。这共军的招数让人摸不着头脑，怎么打怎么别扭。他满腹怨气，到这时才明白了啥子叫英雄无用武之地。
9月 24日凌晨，周希汉所部冲进了黄正诚据守的院子，天下第一旅灰飞烟灭，2900余人全部被歼。然而，周希汉的部下们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黄正诚，死尸中没有，伤兵里没有，俘虏群里也没有见到。“找！给老子仔细找。”周希汉下令，“派人到周围搜索，他跑不远！”
终于，29团团长吴效闵在一群被押解到村外的俘虏当中，找到了上身穿士兵服，下身却还穿着将校呢马裤，足蹬皮靴，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黄正诚。
当了俘虏的旅长被带进临时指挥所，与打败他的周希汉旅长对视良久，气恼地说：“我要见你们的最高指挥官！你不是陈赓！”“鄙人周希汉。”“我要见陈赓。陈赓为什么不见我？” 得胜的旅长倒不生气，笑着说：“杀鸡焉用牛刀，捉你，我周希汉足矣。”1946年 9月 26日，延安《解放日报》为这一战役发表社论：《向太岳纵队致敬》。
解放战争期间，周希汉率部纵横 16省，共击毙和生擒 64名国民党将级军官（包括被迫起义）。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3军首任军长。
军迷们说，13军能征善战，以“刚烈勇猛”、“胆子大”出名，兵精将强，攻、防、守样样行，最善于打血仗、打恶仗，号称“铁血雄狮”。
刚烈勇猛，足智多谋，立身有傲骨，打仗如绣花。战将风范与智者风度，在周希汉身上得到完美统一。

雄师铁骑归故乡

——记中将李成芳

卢劲风 曾 锋
李成芳（1914—1984），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李家河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 4军第 10师 29团班长、排长、连政治指挥员、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任31军 93师 271团政委。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决死队军政干部学校游击教官，决死第 1纵队 3团团长、纵队参谋主任，决死第 1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太岳军区第 1军分区副司令员，太岳军区第 1军分区司令员，太岳纵队第 1旅旅长，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 11旅旅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 9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 14军军长。参加了鲁西南、跃进大别山、淮海、渡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 4兵团 14军军长，西南军区副参谋长。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兵团 15军代军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二政委，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武汉军区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 1月 23日在武汉逝世，享年 70岁。

李成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4军的首任军长。从这个 14军的起点源头开始，李成芳就参加了创建工作。追溯他个人的军事指挥生涯，就是第 14军军史的精彩回放。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山西王”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绥绥靖公署主任）十分看重同为山西人的共产党干部薄一波，请他帮助组建“新军”。8月 1日，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成立了由共产党发起组织的、直属阎锡山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 1总队”，同年 10月，扩编为“决死第 1纵队”。11月，李成芳从延安被派往沁县，到决死队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游击教官。1938年 3月，他担任新军第 3总队副团长，不久升任团长。1939年 12月升任决死第 1纵队参谋主任。到 1939年底，新军已组建起 4个纵队（旅），各纵队政委均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总部先后派了 500多名干部输送到这 4个纵队。阎锡山见自己出钱出人组建的部队却被共产党人控制，十分恼怒，于这年的 12月初，制造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八路军和新军决死队。在八路军 120师掩护下，晋西支队和决死队打退了敌人进攻。新军除了 3纵队有 4个团，2纵队有极小部分分离出来外，其余 33个团全部脱离阎锡山。
1941年 8月，八路军总部下达成立太岳纵队和太岳军区的命令，决死第 1纵队改称决死第 1旅，归八路军太岳纵队建制，李成芳被任命为旅参谋长，从此成为智勇超群的陈赓大将部属。李成芳胜仗一个接一个地打，从太行山打到南海边，终于打出了 14军这支雄师铁骑。
六房独苗当红军 心系家乡情更浓
李成芳的祖父有三兄弟，到父辈叔伯兄弟有 6人，可这 6人只有他一株独苗。他小时候活泼淘气，村里耍狮子时，他是锣鼓手。在李家河祠堂里念私塾时，不仅聪明好学，还练得一笔好字，深得塾师丁先生的喜爱。
李成芳的叔父李庆桂在红军队伍做炊事员。1929年 3月，李庆桂随队伍回到了家乡，方知堂兄即成芳的父亲李庆长已因霍乱病逝，顿时心如刀绞；看到堂侄成芳已长成了毛头小伙子，便将他带入了红军队伍。李成芳参加红军后不久，他的母亲丁氏因贫病交加，加之思儿心切，不堪折磨而死。幼小的妹妹李成英，被人贩子卖到白果镇占集村，直到解放后才找到。叔父李庆太因家贫，去武昌洪山宝通寺做了和尚，另一个哑巴叔叔被日本鬼子打死。堂叔李庆桂的兄弟连名字也没有，为了活命以乞讨为生，后来成为乞丐头，人称“大花子”。堂叔李庆法孤身一人，怕老来无人照料，只好从康家河抚族侄李成龙为嗣，李成龙也未婚育，亦从康家河抚侄子李景忠为嗣，并打理照料六房家务。
李成芳随堂叔李庆桂参加红军后，与叔父各自东西一别几年，直到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过草地时，叔侄才见上面，也是最后一面。当时，在荒无人烟的草地里，亲人相会，叔侄无比激动。已担任团政委的李成芳，将他的战马暂时送给堂叔李庆桂骑。但按照红军的纪律，战马是配给首长的坐骑，不是任何人都能用的。三天之后，警卫员吴友承按要求收回了战马。半个世纪后，在河南省西平县老干局休养的吴友承，回想当年时，对牺牲在草地的李庆桂，深表遗憾。
战争年代的李成芳，戎马倥偬，顾不上思念家乡和亲人。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工作的李成芳，将唯一在世年近七旬的堂叔李庆太，从宝通寺接回家中照料。那时，李成芳对李庆太的关心无微不至，尊重他的宗教习俗，默允其在家打坐念经。1958年叔侄闲暇时聊到佛教念经，李庆太大谈念经好处，吹嘘说李成芳的职位是因他的经念得好而得来，李成芳当即否定，随之发生争吵，李庆太一气之下重回洪山宝通寺。1966年文革开始了，李景忠将李庆太从宝通寺接回家中照料，至 1971年李庆太寿终正寝，享年 86岁。
李成芳少小一别，戎马倥偬，一生只回过两次故乡。第一次是被国民党军赶出大别山的 17年后，他带领 14军铁骑雄狮过麻城，志壮山河解放全中国。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回乡的 10年之后，1959年闹饥荒时，他随慰问部队重回家乡，带来一部电话机和电话线，带走的是看到父老乡亲满脸菜色、面黄肌瘦的沉重心情。1969年，他欲再回故乡探望时，却因文革蒙冤受冲击，而未能实现。又是 10年过去，1979年，他担任了武汉军区政委，总算是离家乡近了，可以回老家看看了，却又发现患上肺癌，只好委托夫人刘迪回乡看望父老乡亲，并为王福店中学捐款。1981年，堂侄李景忠去武汉看望他时，他让李景忠带回一台彩电，捐给李家河乡亲。
上党战役立大功
抗战胜利后，1945年 10月 23日，太岳军区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4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作“陈谢兵团”。
第 4纵队下辖第 10、11、12、13旅。其中决死第 1旅改编为第 11旅。李成芳担任 11旅旅长。
1945年 9月 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上党战役。
10月 2日—12日，阎锡山部队被包围在长治城内，其援军从太原、榆次向沁河以东的将军岭、桃川地区增援。此时，李成芳奉命指挥 11旅，正在长治北关作战。因连日大雨，李成芳所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收复留屯、潞城、壶关等地时，发烧生病。如今，战事在即，他浑身疼痛无力，不得不将电话机移到床头，躺着指挥。
10月 4日，麻城老乡、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突然来到 11旅指挥部。李成芳来不及下床，只好坐在床上说话。陈再道说：“邓(小平 )政委亲自打来电话，命令留屯一个大队监视长治敌人，冀南部队和你旅立即赴老爷山加入战斗。”病中的李成芳立即跳下床，与陈再道一起研究部署战斗，向老爷山进发。
当 11旅赶到老爷山时，主峰已被兄弟部队拿下。李成芳一边命令部队集结待命，一边急切往山上爬。陈赓来到指挥所，见李成芳满脸是水，不知是汗还是雨，说：“你来得正好。敌人已开始逃跑，你赶快抄近路，向虒亭疾进，跑到敌人前边堵截，不许中途出击。你能把敌人堵住，让太行、太岳各参战部队，共同抓俘虏，才能全歼敌人。”
李成芳拖着病体率部赶到虒亭时，第 4纵队政委谢富治也刚刚赶到。谢富治喊道：“李成芳，你要是让敌人跑了，撤你的职！”李成芳不吭声，不生气，沉着地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参谋们为他着急，提出各种建议。警卫员也着急地说：“旅长，该下决心了，谢政委发脾气了。”
有人打趣说块头大的李成芳像一尊泥菩萨，别人再热闹与他不相干。他脸上看不到春夏秋冬，而他心里却似明镜一般。纵队政委发狠话，参谋、干事都急起来了，可他不慌不忙，听着大家议论，冷静地从炮声中判断出：炮兵是阎锡山部队的后卫，他们似要逃跑，原地向后转，后卫就变成前锋。他们还在打炮，说明他们还没有跑。正确判断出敌人的意图和动向，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李成芳对传令兵说：“通知部队，分头去捉大炮！”
对这里的地形，李成芳十分熟悉，他命令 31团 1营跑步向阎锡山炮兵阵地扑去，大声喊道：“一定要把大炮抓住！”战后统计，31团俘阎军 1000多人，缴获 200多匹骡马，山炮 7门半。
战斗结束后，李成芳陪同陈赓去看山炮，还同被俘的炮兵司令胡三余谈过话。那天下午，陈赓给李成芳电话：“成芳吗？刘邓首长指示，缴获的炮和牲口，要分一部分给冀南部队。你们准备一下移交。”李成芳好象已有准备，回答：“知道了，我们随时等候他们来取。”陈赓放下电话，对身边的参谋人员称赞道：“本来还想对这个‘菩萨’解释一下，谁知没等我说完，这‘菩萨’就点头了。 ”
10月 5日，驻守长治的阎锡山部队指挥官史泽波开始逃跑。李成芳接到向沁水、翼城方向追击的命令。部队追击前，李成芳对参谋长王砚泉说：“你留下，趁部队往沁水、翼城作战期间，把留下来的 4门火炮整理一下，损坏的地方修理好，牲口鞍具，缺什么都配齐。等部队回来，我们成立一个山炮大队。”
上党战役结束后，11旅成立了山炮大队。李成芳说：“部队作战，吃够了没有火炮的苦头，特别是攻坚战斗，有多少优秀战士倒在了城墙下、碉堡边啊！我做梦都想成立一个山炮大队。”他专门下达了一个特别命令：“在全旅挑选人员，挑选驮山炮的牲口，包括我和政委骑的牲口，也在挑选之列。哪一匹适合驮炮，就调哪一匹。 ”那段时间，弄得 11旅所有部队见了山炮大队的人就躲，怕大个子兵被挑走，好牲口被牵走。
李成芳组建的 11旅山炮大队，在解放战争中立了大功。
歼灭“天下第一旅”
1946年 7月，国民党军主力沿同蒲、平汉、津浦线，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全面进攻，胡宗南部 3个整编师先后进入晋南，与阎锡山部一起，对晋冀鲁豫解放军实行夹击。9月，国民党军所谓的“天下第一旅”担任先遣队，进至浮山、官雀等地。4纵首长决定，趁敌分散和立足未稳之际，突然行动，歼灭“天下第一旅”。
李成芳在布置战斗任务时，对各位团长、政委说：“敌人是什么部队，大家都知道，他们原是整编第 1师的前身第 1军，蒋介石当过军长，号称‘天下第一师’。如今整编为旅，号称‘天下第一旅’。该旅全部是美械装备，待遇优厚，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旅长黄正诚是中将，副旅长兼参谋长戴涛、一团团长刘玉树、二团团长王亚武都是少将。同志们哪，这个旅很猖狂，可以说是敌人嫡系中的嫡系，是胡宗南起家的老部队，他 (胡宗南 )从当排长、连长，到当营长、团长，都在这个旅的第 2团。现任团长王亚武也很骄傲，可以越过黄正诚直接和董钊、胡宗南联络。这样的敌人，我们敢不敢打啊？”
团长、政委们没有吱声。他们知道，这不是敢不敢打的问题，而是上级既然决定要打，便是怎么打的问题。他们也知道，旅长一定胸有成竹。因此，他们等待李成芳下达具体行动命令。
“打！”李成芳开始布置作战任务：“我们还是按陈 (赓 )司令员的指示办，陈司令员决定用 3个旅，同时插向临浮公路，把敌人分割成几段，各个歼灭。10旅为右路，攻合理庄、老姆村；13旅为左路，攻南北韩村；我们 11旅为中路，攻上阳村。根据纵队的命令，我决定：31团为第一梯队，32团为第二梯队，33团到临汾附近活动，牵制迷惑敌人。陈司令员要求我们发挥夜战近战特长，突然发起攻击，争取一举成功。”会后，部队立即出发。
夜色中，11旅在李成芳率领下，悄悄地包围了上阳村。李成芳的指挥所，紧靠主攻团后边。
指挥所里静悄悄的，等待着第一枪的打响。
但是，没有枪声。31团团长徐其孝报告：“上阳没有敌人！”
扑空了？这是李成芳的第一个反应。
当李成芳查明，上阳村确实没有国民党军，向陈赓报告情况时，陈赓回答说：“10旅和 13旅也扑空了。”李成芳放下电话，侦察员赵玉秀急切地跑进旅指挥所，还带来了一个俘虏。赵玉秀报告说：“敌人午后就过了上阳，宿营在上阳东 10多里的官雀村。”李成芳立即审问俘虏，获得了重大情报，住在官雀村的国民党军是“天下第一旅”的第 2团。
11旅很快包围了官雀村，先到的 31团按照李成芳的部署，先摸后打，边打边搞清敌人火力配备，再展开部队，实施强攻。然而，由村西北沿公路两侧往里打，进展却十分缓慢。
陈赓打来电话：“李成芳，敌人的第 2团战斗力很强，也很顽固，你们只有 2个团担任围歼任务，行不行？”
李成芳知道陈赓手边并没有机动兵力，一口吸了半截子烟，说：“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好。”陈赓说，“一定不要叫敌人跑掉。发挥我们的夜战特长——分割围歼，争取拂晓前结束战斗。”
总攻按时发起，仗却打得十分艰难，“天下第一旅”确实不是吹牛。这个第 2团进入官雀村只短短几个小时，已经在村周围构筑了一系列地堡，村子里边也依据民房院落，组成了各自为战又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面对大潮一样压过来的冲锋，敌人打得很沉着。冲击的部队接近地堡时，他不开枪不暴露，等部队越过地堡，向村内发展时，地堡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吐出火舌，造成冲锋战士的很大伤亡。
李成芳火了，命令 3营长带领 8连，从敌人的战防炮连和辎重连中间突进去。
敌战防炮连和辎重连存放着大批弹药，火舌不敢向那里舔，3营 8连果然从那里一举突入村内。全营迅速跟进，攻占了村东北高地，而后全团拥了进去，于拂晓前歼敌战防炮连、辎重连、3连、2连和6连，占领了部分院落，与守敌形成插花对峙状态。
因开局不利，李成芳深感天亮前很难结束战斗。于是，他命令2营马上改变突破位置，并令山炮大队做好战斗准备。
当李成芳看到旅政治部的王仁恭时说：“仁恭，你来抱住这部报话机，听敌人讲些什么。”开始，报话机里没有声音，快到拂晓时，里面传来旅长黄正诚对 2团团长王亚武说话的声音：“罗 (列 )师长要我们坚持战斗，27旅和 167旅已出发增援你们了！天亮后，我也带 1团增援你们。”
天渐渐发白，国民党第 2团官兵知道援兵即将到来，开始嚣张，隔着院子喊：“你们有种不要撤，天亮后摆开打一打！”
陈赓也有些担心，在电话里问李成芳：“你的意见怎么办？是撤还是继续打？”
李成芳说：“必须打下去。只要兄弟旅能阻挡住敌人的援兵，我们就可以歼灭官雀的敌人。”
“好！你们要防止敌人突围逃跑。只要官雀敌人跑不掉，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我们东有 13旅，西有 10旅，敌人的援兵到不了官雀，你可以放心打”。陈赓回复。
李成芳把各团团长召集起来，重新调整部署，决心按照上级要求，天亮之前解决战斗。他命令：“巩固已得阵地，尽量扩大阵地，打掉对我威胁最大的阵地。防止敌人逃跑和猛烈反击。32团 1营调至村北，卡住路口要道，歼灭逃敌！”
陈赓的电话又打来了，这一次却要求李成芳停止攻击，只要把敌人围住就行。
李成芳吃不准了，电话里又不好问，碰巧各团领导都在，便照本宣科，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命令。此后，便一个人闷在指挥所里，掏出旱烟叶，一根一根地卷“大炮”抽。李成芳不知道，陈赓此时正胃口大开着。他不但要消灭瓮中之鳖的第 2团，还要消灭整个“天下第一旅”。他想的是，如果过早地将敌 2团吃掉，远在临汾的第1旅其他部队，就不会再出动增援。反之，只要这个 2团还在官雀村坚守，第 1旅必然来救。
到了中午，陈赓的电话打到官雀村：“李成芳，天下第一旅的旅部和 1团已经被包围在陈堰镇，你们可以对 2团发起总攻了。”
抽了一上午烟、憋了大半天火的李成芳，挟烟带火地冲出指挥所，对早已等在门外的各团团长喊：“马上总攻！”具体部署也随之脱口而出。
李成芳的手刚刚劈下，两颗信号弹便飞上天空。和旅长一样憋足了劲的战士们吼着叫着冲向敌阵。部队进展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敌人团部已被包围！”“增援团部的敌人第三次反扑被击退！”“敌人的团部已经拿下！团长王亚武被击毙！”
李成芳到徐其孝的 31团阵地，见敌团部的参谋军官和勤杂士兵 200多人已被俘虏。群龙无首，剩下的敌人像一群没头的苍蝇——混乱不堪。各团指战员们趁机分割包围，32团团长王长有、参谋长胡尚礼，在第一线组织迫击炮平射，压制房顶的火力点。
战斗打了两天两夜，直到 9月 24日凌晨 3时，全歼国民党军“天下第一旅”第 2团 1600余人，缴获全部美式装备。
中央军委来电：“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消灭敌第一旅。”这时，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的第 4纵队，已全部投入战斗。9月 24日凌晨 3时 50分，李成芳向陈赓报告：“官雀之敌全歼，战斗结束！”
“这下可把我解脱了，我有预备队了！”陈赓松了一口气，命令 11旅立即收拢部队，投入阻击敌 167旅的战斗，保障周希汉的10旅全歼黄正诚带领的敌援军主力。
敌旅长黄正诚眼见第 2团覆灭，急忙命令第 1团由上陈村向陈堰收缩。10旅在周希汉和刘忠指挥下，趁敌收缩之机，采取近战夜战方式发起攻击，全歼了收缩之敌，旅长黄正诚、副旅长戴涛和 1团团长刘玉树都被俘虏。
国民党军“天下第一旅”灰飞烟灭。
智取函谷关
1947年 8月 22日，陈赓兵团突破黄河天险，开始战略大反攻。4纵出奇兵，主力绕过陕县，直扑灵宝，攻打函谷关。
在崤山，部队与敌人不期而遇。陈赓组织部队全力出击，消灭正面之敌，又派出第 11旅、第 13旅利用北面的黄河天堑，从东、南方向，围三阙一，攻打灵宝。他做出特别规定：“灵宝战役由 11旅旅长李成芳全权指挥，各参战部队，包括我陈赓在内，任何人不准干预李成芳，保证他的战斗需要！”
这就是陈赓的用人之道。正因如此，陈赓手下的将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绝妙的战场传奇。
李成芳带着营、团长们，在函谷关下的南李庄察看地形。敌人在关上的工事占据着有利地形，正面攻击必遭重大伤亡。如何攻打，指挥员意见不一。
李成芳沉浸在烟海里，察看地形时，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从西面打函谷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知道，历史上每次攻打函谷关都是从南面进攻。如今，敌人已将南面作为防守重点，构筑了完整的防御体系。或许由于地势险要，敌人会疏于戒备？但若从西面攻打，会不会有悖于陈赓司令的“围三阙一”方针？“围三阙一”的基本意图是逼迫敌人出城向西溃逃，而后在运动战中歼灭之。但如果不打晕敌人，它会乖乖弃城西窜吗？攻南山，表面上执行了上级计划，但不能给敌人足够的震慑，便实现不了战略目标。从西面攻打函谷关能否撼动敌人？
李成芳丢了一地烟头，决定去函谷关西面实地查看地形。
“为什么函谷关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你们谁知道，给我讲一讲。”路上，李成芳问随行的参谋们。
一位参谋说：“我知道一点。灵宝古代叫虢州，函谷关在秦汉时代是八关之首，有关它的传说，最有名的要算孟尝君的故事。据说孟尝君夜逃函谷关，危在旦夕，而函谷关的关法规定：公鸡叫才开关放行。要是等到鸡叫，秦国的追兵就到了。幸好孟尝君门下有几千食客，其中一人会学鸡叫，他一声口技引得所有的公鸡都叫起来，于是孟尝君就逃出了函谷关。”
边听着历史典故，边察看地形，古人的智慧启迪着李成芳。他最终决定从西面主攻函谷关，用一部分兵力，从正面吸引敌人，主力迂回到敌人背后，实施偷袭与强攻并举的作战方案。
夜色中，李成芳指挥部队发起进攻，天不亮就占领了函谷关，灵宝城就暴露在他们炮火的控制中。
第 11旅、第 13旅乘势发起总攻，不到 4个小时，全歼守敌，生俘敌新编第 1旅旅长及其部下 5600余人。
1949年 2月，中原野战军第 4纵队一分为二，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3军和第 14军。麻城人周希汉、李成芳分别首任第 13军军长和第 14军军长。两个军并肩南下，参加渡江战役，在映山红初绽时节，带领数万人马回到大别山，回到祖祖辈辈生生不息的麻城故里。

向“马家军”讨还西路军血债

——记中将郑维山

李  敏  曾  锋
郑维山（1915—2000），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泗店乡屋脊洼（现属河南省新县）人。13岁投身革命，担任乡少先队中队长。1930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6月，他带领 70多名小伙伴参加红 1军，担任副军长徐向前的传令兵。后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连、通信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 9月，因其表现突出，由连指导员

调任红 9军 27师 81团政委。同年底，刚满 18周岁的郑维山又升任 27师政委，成为威震川陕的少年猛将。1934年 8月，红四方面军发起仪（陇）南（部）战役，郑维山率部向四川军阀田颂尧盘踞的盐井发起进攻。郑维山以猛打、狠追之势，横扫南部以东地区，夺取了盐井，歼敌 3000余人，打垮田颂尧 4个团。1934年 11月，红 30军为加强突击力量，将三个有荣誉称号的主力团；即“能攻钢军”第 263团、“夜老虎”第 265团、“能守钢军”第 268团，编为第 88师，郑维山调任该主力师政委，先后率部参加了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北川土木、江油中坝等战役。
1935年 6月，他奉命率两个团过雪山迎接中央红军。在达维率先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会师。8月，随主力过草地北上，率部参加包座战斗。后随红四方面军返回草地南下，先后参加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及百丈关决战。
1936年 4月，他奉命率 1个团西出绒坝岔藏民区，执行迎接红二方面军的任务，最先与任弼时、贺龙红二方面军实现会师。同年8月，第三次过草地长征北上。10月，在甘肃会宁再次与中央红军会师。
1936年 10月下旬至 1937年 3月，他率部西渡黄河，随 30军编为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西路军失败后，只身讨饭回延安，入抗大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郑维山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主任军事教员，抗大二分校副校长、教导团政委、团长，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领导该区军民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历次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卫戍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 3纵队司令员兼石家庄市卫戌司令员，华北军区第 2兵团 3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 19兵团第63军军长，与政委胡耀邦成为“文武佳配”，指挥了攻集宁、战张家口、出击平汉线、三战涞易满、鏖战清风店、解放石家庄、平津、太原等战役。华北解放后，奉命第 10次进军大西北，参加了扶眉、兰州、宁夏等战役。
建国后，1951年 2月，郑维山任 19兵团副司令员，与司令员杨得志率部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调任第 20兵团代司令员，组织指挥了兵团 1952年秋季和 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在金城反击战中，他亲自策划指挥 3000人敌前大潜伏，开创了现代化条件下白天大规模潜伏作战的范例，为金城战役胜利，迫敌全面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
从朝鲜回国后，郑维山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 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 5月 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5岁。
向“马家军”讨还血债
郑维山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走过一生的。
1915年出生的他，从 13岁起，就开始帮助父亲与反动地主斗争；15岁带领 70多名少年赤卫队员加入红军队伍。在鄂豫皖的枪林弹雨中奔突，他曾因腿伤腐臭以致使周围的战士捂住鼻子难以呼吸，也曾经率部队急行军跑得口吐鲜血。1936年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不久，红四方面军主力便奉命过黄河，成立西路军，执行打通苏联的战略任务。
当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以单衣、步行、缺粮、少弹的装备，面对的是零下二三十度的冰雪严寒以及粗野剽悍的马家军和他们训练有素的战马。
60年后，时任红 30军 88师政委的郑维山回忆说：1937年 3月12日梨园口一仗，我们 30军只剩下 2000来人，9军还有几百人。转移到康龙寺后，我奉命带领不足 200人的 265团在左前方担任掩护任务，副师长熊德臣带263、268团随军部和总部行动。
冰天雪地的祁连山，冷风裹着雪粒子，摔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如同锥刺刀扎。数十倍于我的马家军骑兵紧咬着红军不放，一心想斩尽杀绝这些红色战士，好向蒋介石邀功领赏。
这个仅剩下 200来人的 265团，在四川曾经被誉为“夜老虎”团，是红四方面军一等主力团，战功赫赫，威名令四川军阀闻风丧胆。如今，虎落平阳被犬欺，只能以壮士血肉筑成生死防线。那天，拼杀到黄昏，大部分战友牺牲。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 30军第 88师第 265团的团旗，在祁连山的狂风暴雪中被撕成碎片。
郑维山回忆说，265团政委黄英祥，就死在我的身边。他牺牲时，把枪里的几发子弹留给了我。我俩亲如兄弟，长征路上，他曾对我说，从 15岁参加红军，10年没有和家里联系了，不知多病的老母亲还健在不，弟、妹长多高了？等革命胜利后，一定回家看看。郑维山无比伤心的是，黄英祥这个最简单的愿望，永远也不能实现了。
夜色降临，郑维山他们没有时间掩埋黄英祥等战死的烈士，仓促中带着通信队仅存的 20多名指战员，退到山下一片乱石滩上。为了能多寻找到一些失散的同志，他让通信队队长带 10多人到左边大山上，寻找被冲散的战士，然后向主力撤退方向突围。他自己带上七八个骑兵通信员，从山下去追赶主力。
几个人边打边走，路上又一次与敌人遭遇。一颗流弹飞来，打中郑维山高扬的手枪，飞溅的碎片，刺中他的头部，鲜血糊满全脸，啥也看不见了。幸亏坐下的战马很有灵性，左冲右突，将他带离险境后，身边只剩下警卫员和秘书了。
他们在一个沟边停下来，警卫员用雪水帮郑维山擦洗伤口、血迹。三个人抓起雪团充饥。郑维山和警卫员的马都受了伤，再也走不动了。郑维山抱着马脖子，最后亲了一下这匹救出自己性命的战马。警卫员默默地，把 3个人的行装都捆在秘书的马上。人、马都已饥饿难忍，精疲力尽。
夜半时分，爬上一个山头，秘书也失散了，却遇到了副师长熊德臣和其他部队的几个人。原来，部队都被敌人的骑兵冲散了，大家都在三三两两地寻找主力。但谁也说不清主力的去向。大家相互扶持着，看着天上的星星确定方位，摇摇晃晃向东走去。第二天，遇到马家军搜山，几个人又被冲散。暴风雪中，两个孤单的身影，沿着祁连山北部山脚，不停地向东走。这两个人就是 88师的师政委郑维山和副师长熊德臣。在山脚下的民乐县，一户穷苦人家的三兄弟不避危险，将这两个年轻的红军干部隐藏在树林里 20多天。头部的伤口刚刚好，郑维山就拜别了恩重如山的民族兄弟，千里行乞回到革命圣地延安……
郑维山回忆说，“为躲开搜捕的敌人，我昼伏夜行，绕过较大的村镇，强忍着饥饿，不停地走啊走，孤身一人不如一个叫花子。想起惨败，就忍不住悲痛。常常泪眼模糊，边走边哭。”
红四方面军第一主力师——88师师长熊厚发，在梨园口血战三天后，被搜山的马家军捕获，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88师政委郑维山却活着回来了。这位红四方面军 30军 88师的代表性人物，用他的实力，他的底蕴，他的魅力，告诉后来人，什么叫做红四方面军最精锐的主力师 ;什么叫作红四方面军最精锐主力师的师首长。
1949年 8月，郑维山主动请缨，率领 63军参加“解放西北的最后一战”——兰州战役，他采用“徐进弹幕”的射击方法，攻占窦家山阵地，打开了兰州的东大门。
窦家山位于兰州城东南 10公里，海拔 2089米，山势险峻，西兰公路由此通过，山上修了战备工事，后经加修，建成了以钢筋混凝土群堡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 15个阵地，各阵地间有堑壕、暗道相通。阵地前筑有 7至 9米的峭壁和三至四道深宽各 6米的外壕，在易于通过的地段，设有雷场、铁丝网、构成了坚固、完整的防御体系。在此守备的是号称“王牌师”国民党军 100师第 2团及马步芳的警卫团和保安第 1团。这预示着，夺取窦家山，将有一场恶战。
根据地形和敌情，郑维山以 189师并配属军炮兵团、工兵营，担任主攻，以擅长打山地战的该师 566团为主攻团，把突破口选在敌两个团结合部附近的第一号阵地，将 188师配置在 189师侧后，扼制西兰公路，或随时投入对窦家山的攻击，或沿公路直捣城关；187师以 1个团置于左侧十里山助攻，该师主力为军第二梯队。制定了详细的发挥火力的计划。郑维山还到主攻团督促检查，把各项战前准备工作全部落到实处。
8月 25日，人民解放军兰州前线部队，向兰州发起总攻。10点20分，63军开始进攻窦家山。近百门火炮，半小时的火力急袭，窦家山前沿工事及火力点大部被摧毁，步兵师团很快突破了窦家山阵地。尔后的纵深战斗，打得非常激烈，部队每夺取敌人一个碉堡、一块阵地，都要经过激烈的拼杀。战斗过程中，63军共打垮敌人相当营团规模的 6次反扑，其中最大的一次，敌人组织 1个团另加 1个营，连续进行全线反扑。郑维山指挥担任主攻的 189师 1个营，担任侧翼警戒，将其余 8个营梯次摆开，同时命令 187师加紧对十里山攻击，188师给前沿阵地输送充足的弹药。敌人的反扑开始后，先是歃血宣誓，喝符祈祷，手举大刀，以密集的队形呼啸而上，来势甚为凶猛。因 63军做了充分准备，步炮协同得好，炮弹落处，敌人一片片倒下去，待敌靠近前沿时，又遭机枪、冲锋枪的猛烈射击，敌人一层层倒下。但还是有许多敌人突入了我军阵地，最后以肉搏解决战斗。
战斗历时近 7个小时，189师完全占领窦家山阵地。敌人伤亡惨重，遗尸遍野，其兰州天险被全线突破。
“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马步芳之子）惊恐万状，仓促下令向黄河以北撤退，因上下毫无准备，陷入一片混乱。
郑维山立即命令 188师火速追击，抢占东关。军前指和 187师主力亦进至东岗镇。当晚，先头部队与已占领黄河铁桥的第 2兵团部队汇合。此时，大部敌军拥挤在黄河岸边，车马人员乱作一团，很快被解放军追歼部队消灭。泅水逃跑的敌人，则被滔滔黄河吞没。
兰州宣告解放。称霸西北的马步芳主力部队丧失殆尽，从而为第一野战军迅速解放西北全境创造了有利条件。
兰州战役后，19兵团奉命进军宁夏，郑维山率 63军为先锋北上。9月 7日克靖远，15日攻占景泰，迫敌 1个骑兵旅投降。16日在枣林堡、马家滩等地溃敌 1个师，歼敌 2个团，17日左右两梯队逼进中卫城。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压力下，9月 19日，马鸿宾率 81军起义，中卫解放。郑维山率部渡过黄河，继续北进，直指银川。20日，银川国民党守军宣布接受和平条件，宁夏全境解放。
郑维山登上银川城垣，仰望西天，慢慢摘下军帽，立正，深深地三鞠躬：“战友们，今天我郑维山带着部队回来了，我为你们报仇了！”
这是一个战将对牺牲将士们的无限痛惜，无尽怀念，也是用满腔热血对亡灵的唯一交代。然而，发生在 1936年秋冬至 1937年春天的西路军战事，成为郑维山一生解不开的心结。每每回想两万人的队伍饱受的饥寒交迫、疲惫困顿、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郑维山都会痛彻骨髓。正因为此，“文革”后，他三进大西北，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时，把如海的深情献给了大西北。他布防、种树、育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见多了生生死死的郑维山，眼睛揉不进一粒沙子，不管面对何种压力，只要是与胜利无关，与真理相悖，郑维山绝不妥协，他要为弟兄们负责，为革命负责。
1948年 1月，沙城一战，面对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郑维山擅自将三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三十五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的批评电报，郑维山坚持与领导沟通，取得军团支援，并最终迫使傅作义嫡系主力 35军虎头师主帅鲁英麟自杀，为和平解放北京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抗美援朝金城反击战中，他亲自指挥策划 3500人敌前大潜伏，开创了现代化条件下白天大潜伏的作战范例，为板门店谈判创造了条件，邱少云就是那次大潜伏中的英雄。
“文革时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接到天津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的材料，片刻不停连夜上送周恩来总理。以他敏锐的判断，明白青年学生每天打砸抢破四旧不上课学习，国家就没有前途。此后，延安中学成为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在全国推开，郑维山功不可没。
郑维山的一个个壮举，如刻刀般雕刻出一个血性的英雄。
一位哲人说过，看一个人的胆识，只要看他怎么对待死就够了。
1998年 4月，郑维山将军在例行身体检查时，医生发现他肺部有一块阴影，经过反复检查，确诊为肺部肿瘤，需要做切除手术。
开始大家不想告诉他病情。他说：“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是个死，我们这些人早死过几回了，不要跟我打什么埋伏。”
大家只好把病情告诉他。他不仅没有精神负担，反而能吃能睡，体重增加。
当时，他已年过 8旬。手术开始前，他又提出要求，不要全身麻醉，以免日后影响记忆和恢复。进手术室前，他还谈笑风生，说：“战斗就要打响了，集中兵力集中精力，按计划打下去就是了。 ”他还说：“只要从手术台上下来，胜利就有 50%的把握了。”
手术后 3天，他奇迹般地下床了。第 5天他出现在走廊里，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3个多月后，他来到老部队军史馆的开馆仪式上发表讲话……
然而，一年后，病情发生变化，他不得不又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
2000年 4月 19日，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和医学专家都要他从北京军区总医院转到解放军总医院。
那天他只提了一个条件：一定要回一趟家。面对医生和家人的恳求和劝告，他说：“我有重要事情，一定要回去一趟。”人们不知道，他是要回去写遗嘱。那天他写下的遗嘱大意是：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后的一天，他对秘书说：“那次回家，写了个遗嘱，现在看还不行，要重写，除了‘三不’外，还要加上一条，遗体交医院解剖。还有撒骨灰要给兰州军区找麻烦，你和几个孩子把它撒在老家村后的大山上就行了。”又过了几天，他把在部队当副军长的大儿子叫到床边。他口述，秘书记录，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请求，在我不行的时候，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多节约些医疗经费，也是我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我一生积蓄无多，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书籍送给大别山一个学校，供山区的孩子们使用。丧事从简，中央早就提倡，我是当年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也不搞任何形式的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单位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的山上。
最后一个敬礼！
这封信很快传开了。不少熟悉郑维山的老同志说：“这是郑司令的风格。这是郑司令的个性。”
2000年 5月，在北京 301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床上，已经走近生命终点的郑维山以微弱的声音对秘书说：“看来去不了西北，去不了兰州了，到死时你能不能让我面向西？”弥留之际，郑维山用颤抖的手断断续续地写下“四十（死时）面向西”、“大山口”的遗嘱。
即便是闭上双眼的那一刻，老将军人死心不死，心脏仍在顽强地跳动，直到他的头被微微抬高，面向西方，听到“首长，您现在是面向西，面向祁连山！”心电监视仪才异常叫了几声，瞬间，老将军的心率迅速下降，66……48……30……12……0……
2000年 5月 9日 1时 10分，郑维山将军面向他浴血奋战过的河西走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郑维山将军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里，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他为民族的独立、劳苦大众的解放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成为广为传颂的传奇人物。
毛泽东主席曾盛赞“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
一个硕果累累的秋日，我们来到大别山古代雄关穆陵关旁边的郑维山将军故居，只见高高的将军石前，一幅“十三岁革命出生入死历经百战功勋赫赫垂青史，十五岁入党赤胆不改一身正气忠心耿耿昭后人”的长联赫然入目。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看到，历经苦难锻造的郑维山，以他特有的硬度，屹立在大别山高峰峻岭之上。

共和国最年轻的中将

——记中将张池明

李 敏
张池明（1917～1997），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泗店乡傅山村（现属河南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光山县委儿童团总队长，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儿童局委员，红 27军第 246团少共团委书记，红 25军军部秘书，红 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代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 344旅作战科科长，688团参谋长，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政治处主任，344旅 687团政委，新四军第 3师 8旅政治部主任兼盐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哈尔滨卫戍区副政委，中共松江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北满军区独立第 2师政委，东北野战军第 6纵队 16师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 43军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部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参谋长，后勤学院副院长、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从红小鬼到团政委
张池明幼年读过两年半私塾，十来岁时跟着父兄“闹红”。1931年冬天，在新集全苏区儿童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鄂豫皖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常委兼秘书长。当时，苏区有共青团员 1万多名，少年先锋队队员 36000多人，儿童团团员 7万多人。第二年秋天，刚过完 15岁生日的张池明，就被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派往红军部队，担任第 13团少共团委书记，接着为红 25军军长吴焕先当秘书。吴焕先战场牺牲，红 25军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军第 15军团，张池明成为军团长徐海东的作战参谋。1935年冬天，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在一间大房子里会见红 15军团领导人。徐海东汇报战况时，张池明为毛泽东送上一张军用地图。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国共两党二次合作期间，徐海东任八路军 115师 344旅旅长，张池明是作战科代科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作战。在八年抗战中，张池明历任八路军的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团政委；新四军盐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他能文能武，1940年 1月 3日，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他《一年来敌人对冀鲁豫边的“扫荡”与我们反“扫荡”的斗争》6000余字的文章；1944年 6月 6日，他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郑探口之战》7000多字的长篇报道。当时，很多首长都称赞这个年轻的团级干部“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1945年 4月，他作为一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黑土地争雄，死死缠住廖耀湘
抗战胜利后，张池明先是在哈东军分区当政委，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 2师政委，参加了“三下江南”作战。1947年 5月，又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 6纵队第 16师政委。16师，其前身是新四军 3师 7旅，是南昌起义的老部队，林彪的“娘家”。张池明一上任，就赶上强攻四平。6纵本来是打援部队，因战事进展不如人意，16师、18师也投入攻城。后因敌援兵临近，而被迫撤兵。四平战役历时半个多月，歼敌 1.6万，但自身伤亡也几乎与之相等，仅 6纵 3个师就伤亡五千多。张池明看到，伤亡越大，指战员越打越眼红，不顾一切向前冲。有的甚至说：“死了那么多人，我们活着干什么？”下面的报告，也多数都是“为死去的战友报仇！”“我们跟敌人拼了！”他感到，16师指战员虽然士气高昂，勇气可嘉，但在这种硬碰硬情绪化的盲目状态下，当政委的，既要理智地发扬红军敢打必胜的精神，又要教育指战员提高战术水平，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趁着部队休整、补充兵员的时机，张池明在全师开展诉苦教育和形势教育，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同时，发动各级干部点评成绩，吸取教训，以智勇取胜，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并在营以下开展请功、记功、评功、庆功活动，激励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硬骨头精神。在此基础上，开展军事大练兵，提高战术水平，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此后，16师参加了东北几乎所有大战恶战。第二年 4月，“五虎将”之一的李作鹏调到 16师当师长后，高度赞扬这个 16师“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作风顽强，作战勇猛，特别善于打恶仗、硬仗和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
辽沈战役打响后，6纵 16师先是参与围困长春守敌，9月 29日又奉命南下，到沈阳以西阻止廖耀湘兵团西援锦州。廖耀湘兵团几乎汇聚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全部精锐。其军官和士兵大都是抗战中响应蒋介石“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而投笔从戎的热血知识青年。其部队上下团结，士气高昂，没有其他国民党部队的贪污腐败现象；且全副美械装备，在缅甸抗日战场能征善战，又在印度受过美军专门训练，战斗力很强。而堵住廖耀湘兵团东逃沈阳的任务，就落到了正位于该兵团侧后的 6纵身上。
军令如山，六纵 2个师强行军一天一夜。为了加快进度，行军途中，张池明、李作鹏命令指战员把行李和干粮袋通通扔掉，只携带枪支弹药。不少战士因此累得吐了血。部队穿插至大虎山以东厉家窝棚一带，迎面发现敌人，立即就地进行阻击。当时形势万分紧急，前卫营来不及做工事，就冲上去同疯狂的敌军拼死争夺有利的地形地物，后面的部队则就地抢修个人掩体。大平原一望无际，每一道仓促建起来的简易工事，都要来回争夺很多次。突出在前哨阵地上的 16师 46团（即被称为叶挺独立团的师主力团），处于敌人三面环攻的境况下，四个步兵连都伤亡过半，有的排只剩下几个战士。团参谋长程元茂阵亡，团政委张天涛亲自抱着机枪向敌人横扫，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47团副团长刘富贵也阵前牺牲。战士们在“为首长复仇”的口号下，顽强地把敌军压下阵地。走在侧面的的 6纵18师，与敌人活缠死斗，占领历家窝棚车站，顽强顶住敌人反击，切断了其退回沈阳的铁路公路。纵队司令黄永胜下达死命令，“部队打光了，也不能让敌人退回沈阳”。6纵 2个师坚持堵击一天一夜，16师有 9个连队几乎打光，还有不少连队伤亡过半，终于把最凶恶的廖耀湘兵团挡在阵地前，为消灭廖兵团 5个军 10万部队于辽西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役，6纵 2个师以伤亡 2000余人的代价，获得歼敌 2.6万人的战绩。张池明自始至终参与领导了这场大恶战，从而积累下指挥打硬仗、打歼灭战的宝贵经验。10月 31日，东野总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首长给 16师发来嘉奖电，全文如下：“16师此次堵击廖耀湘兵团向新民东南突围的战斗中，表现了无上的英勇，勇敢和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汹涌反复冲锋，使敌突围企图未遂。你师虽有九个连队每连打得只剩六七人至十余人，但这是光荣的、壮烈的。单是你师就俘获敌人一万八千余人。由于你师顽强抗击和其他各师勇猛进攻，使廖兵团十二个师及两个团全军覆灭，你们这次胜利是由于你师政治工作及党的工作有很大转变，因而军事教育也大有进步。但师级首长作战决心勇敢顽强则是有直接意义的因素。纵队首长此次战斗中的决心与指挥也是好的。”
从四野总部对 16师政治工作在部队作战中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足见 16师政委张池明在辽西堵击廖兵团大歼灭战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1948年 11月 1日，按照中央军委命令，6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3军，隶属第四野战军建制，下辖 4个步兵师和 1个炮兵团。16师改称 127师，李作鹏兼师长，张池明任师政委。11月下旬，四野百万雄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
进军湘粤桂，活捉张淦
1949年春天，离开家乡 15年后，张池明终于又回到大别山。这次，东北野战军第 40军、第 43军，是作为四野先遣部队，赶到华中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4月底，在麻城县宋埠镇，上级宣布张池明担任 43军政委，李作鹏担任 43军军长。5月 14日，全军兵分五路，向团风、黄冈之敌发起进攻，当晚扫清 100余公里地段的敌人。15日横渡长江，解放了鄂南、赣北广大地区，为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开辟出前进道路。
1949年 10月 1日，当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空的时候，张池明正带领部队南进广东。10月 14日，43军会同兄弟部队解放广州。
11月中旬，43军又奉命由广州隐蔽西进，参加广西追击战。为坚决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将白崇禧集团歼灭在广西境内的作战计划，43军在 36天行程 2000余公里的连续作战中，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先在北流将敌第 11兵团全部歼灭，毙敌兵团副司令官胡若愚，继又以迅速果敢的动作急袭博白，捣毁第三兵团指挥所，俘获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打乱了敌军指挥系统，截断敌军退路，为全歼白崇禧集团造成了有利的态势。在整个战役中，43军共歼敌 3.4万余人，受到第四野战军首长嘉奖。
木船战军舰，解放海南岛
12月 9日，在广西战役即将结束之时，第 43军接到第四野战
军首长电令，开赴雷州半岛，接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任务。部队抵达海安、湛江、阳江一线，立即扫清残敌，着手进行渡海作战的准备。
为固守海南岛，蒋介石任命号称“百战名将”的薛岳为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是国民党军一级上将。这次他率部从广州逃到海南岛，收集各残余部队 5个军共 19个师和特种部队一部，加上地方反动武装，总兵力约 10万人。另有国民党海军第 3舰队及海军陆战队1个团，装备各类舰艇 50余艘，飞机 45架，组织起环岛立体防御，并用他本人的别名，命名为“伯陵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海登陆。
第四野战军第 40军和第 43军，都是号称“东北虎”的旱鸭子，面对滔滔大海，“东北虎”们真发愁了。琼州海峡水面宽约 11至27海里（20至 50公里），要蹈海飘洋到岛上去消灭敌人，“旱鸭子”必须变成“水鸭子”。
张池明发动部队开展大讨论，“将革命进行到底！”
有人讲怪话说，“到底到底，这回是九死一生，沉入海底”。
作为军政委，张池明深深知道，对于部队思想工作，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如何引导，怎样教育。部队的传统做法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战士；逐层展开。于是，党员、干部带头，积极参加讨论，引导大家正确理解解放海南岛的重大意义。
经过深入讨论，指战员们说，“这是底，那是底，彻底消灭敌人才是底！”“解放祖国的全部领土才是底！”“除恶务尽，不能给新中国留下后患。不然怎么对得起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战友和先烈们呢？”
大讨论带动了大练兵。海上练兵的第一个口号“不向大海低头”，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喊出来的。张池明在各种场合鼓励大家说，“我们能打上解放全中国的最后战斗，是难得的光荣，不仅要敢打，
而且要会打，打得漂亮，要打出陆军战海军的威风来。”
牛皮不是吹的。海上大练兵，以大海为操场，以木船当课堂。
开始时，那些身高一米八九的东北大汉一上船，站都站不稳；好不容易能够稳住重心坐下来，飘到海上，个个晕得七荤八素，一人作呕，众人皆吐。白天敌机常来轰炸，就乘黑夜让部队上船睡觉，一个班一条小船，在海上漂荡，结果人都被摇晃瘦了。一次又一次的锻炼，终于不太晕船了，又转入加强海上作战技能的训练，练习海上射击、船上架炮等科目。
终于，从起渡到海上航行，敌前登陆，各个环节演练了一遍又一遍，大大提高了指战员们海上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但对于木船能否战胜军舰，谁心里都没有太大的把握。
身教胜于言教，张池明这年春节都没休息，像战士们一样，天天在海边学游泳，冻得全身发紫，又跑到晃晃荡荡的浪桥上体会射击投弹的要领，琢磨怎样才能用木船与敌人的军舰对阵。
俗话说，起得早不如赶得巧。2月 20日，因船工们回家过春节尚未返回，382团 4连 1排的副排长鲁湘云，带 7名战士自驾木帆船下海。第二天拂晓返航时，突然遇到国民党军军舰。战士们沉着应战。当敌舰靠近，舰上大炮已成射击死角时，鲁湘云急令全船战士一齐开火，猛烈射击，将敌舰击伤，最后敌舰狼狈逃窜。张池明立即召开党委会，授予鲁湘云首创木船打军舰的战斗英雄称号，记大功一次，并将那条船命名为“英雄船”，要求全军对木船打军舰的典型事例进行广泛宣传，极大地增强了部队渡海作战的勇气和信心。部队的求战情绪日益高涨，由原来的“怕过海”变为“争过海”，唯恐被留在岸边。到后来过海时，谁被留下，谁哭鼻子。
1950年 3月至 5月，43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突破国民党陆海空军组成的“立体防御”，木船战军舰，解放海南岛。海南岛战役，是解放战争到目前为止最后的一场主要战役。
1950年 5月 10日，解放海南岛诸首长在海口合影留念。前排左起：43军政委张池明、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 40军军长韩先楚、43军军长李作鹏。

从万里长征最早到达陕北的鄂豫皖红军红小鬼，到从东北松花江打到天涯海角之海南岛的军政委，35岁的张池明，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作为军人，应该是充满自豪感吧！
而他曾置身其中的第 43军，也被尊称为野战军中的“老大哥”，以善于打大仗、打硬仗而闻名中外。军迷们评价说：在全国解放战争中，43军历经大的战斗百余次，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号称“攻坚老虎”，浴血顶住十万兵；跨海征战，猛虎化蛟龙，又成了中国海军南海舰队的排头兵。
43军被军迷们赞誉为中国第一王牌铁军。作为这个王牌军的第二任军政委，张池明对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建设的贡献功不可没。

万里长征粮草官

——记少将肖永正

曾 锋
肖永正（1904—1994），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李家洼小杨畈（现属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4军第 10师 30团副班长、排长、司务长、营部管理员，红30军第 88师 264团供给处主任，红 30军供给部总务科科长，师供给部部长，红 30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援西军供给部管理科科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肖永正任抗日军政大学第 7大队供给股长，第二分校供给处副主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生产科副科长，冀中军区第 9军分区供给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肖永正任晋察冀军区教导师供给部部长，第 20兵团后勤部副部长、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肖永正任华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河北省军区后勤部部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 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 4月 18日在天津逝世，享年 90岁。
“正派的粮草官”
风一阵紧一阵，雨夹着雪打在人的脸上，像刀割一样生痛。过草地时，指战员们都还是汗衫短裤；到爬雪山时，该穿棉衣棉裤了，但因后勤供应不上，部队御寒的冬装只能陆陆续续下发，还有战士穿着五花八门的冬装，艰难地在雪山上行进。
突然，前方来了一队人马，精神抖擞，骑在马上的人是徐向前总指挥。他下马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39团 9连的。”徐总指挥操着浓重的山西五台话：“同志们，加把劲儿，爬过雪山，下边的路就好走了……”说话间，见一位红军战士身上只披条草袋，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徐向前心里发毛，怎么不给这个背锅的炊事员发棉衣？随即气恼地对附近的战士下令：“传 9连连长。”不一会儿，9连连长跑步来到徐向前跟前。“报告徐总指挥，9连连长刘三虎到，请指示。”“刘三虎，下发的棉衣人人都穿上了吗？”
“报告首长，都穿上了。”
“那为什么这个同志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找你们司务长来！”
“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
“什么，他就是司务长肖永正？”
徐总指挥走到肖永正面前，从他背上接过大铁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裹在肖永正身上……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大锅！他就是 39团 9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断粮在即 探到“麦海”
1935年 8月上旬，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北上抗日。在红四方面军还没到达毛儿盖之前，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就到了这里，并且做了许多前站工作，为后续部队筹集了许多粮食。红 30军到得比较晚。当肖永正到总供给部的时候，部长林伯渠对他说：“部队马上要过草地了，走多长时间还不知道，你们的体力怎么样？能背多少口粮？”肖永正说：“平均一个人背 50斤问题不大。”林部长告诉他，总部在基家寨集中了一批粮食，但已经分发好几天了，你们去看看还有没有。并且亲自给肖永正批了 60万斤的领粮条。肖永正带了 1个营，几百匹骡马，还有各师派的运粮队和挑夫，总共两千余人，第二天下午到达基家寨。在那里发放粮食的是老熟人张令彬。一见面，张令彬就说：“你可来晚了，粮食全分完了！”肖永正以为他开玩笑，就说：“那好办，得不到粮食，我这两千人马就在你这里驻扎下。”老张看着来了这么多人，直挠头。肖永正这才知道粮食真的分完了，也有点着急。张令彬跑前跑后忙了一阵后说：“先给你们安排一个地方，住下再说。”运粮队伍被领进一座依山建造的高大石楼。这是当地一个大土司的住宅，土司已经逃跑了。人去楼空，没有任何陈设，只剩下空空荡荡大大小小的房间，两千余人住进去，还没有把那些楼堂厅阁住满。
正当肖永正上楼的时候，给他管验收报告的小战士急急忙忙地从楼下跑上来对他说：“楼下发现了一个洞，黑乎乎的，一眼看不到底，好象是个无底洞！”肖永正跟着小战士下楼一看，原来是石头砌的墙壁和石板地之间塌了一个口，漆黑一片，深不见底，从洞里吹出来一股股凉飕飕的风。肖永正判断，不像是天然的无底洞，倒很像人工挖掘的地道，就让人把几条木梯子连接起来放下去，点着火把，踩着梯子朝下走。下去后仔细一看，这里是一个石筑的穹窿，底下铺着平整的木板，木板上可以平行走三四个人。这时，他嗅到了谷物的气味，猜想这里准是个很大的粮窖。倒是小战士眼尖，突然惊呼起来：“粮食！粮食！这么多粮食！”他们将火把举起一照，金黄一片，都是上好的稞麦！小鬼高兴得在“麦海”上翻身打滚。穿过“麦海”，又出现了一间地窖，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整只整只的腊猪、腊羊及腌猪肉和牛油，还有不少布匹。肉垛后面还有许多铁锅，最大的可煮一只整牛。
大家高兴极了，这个说：“这土司为红军准备的给养可真不赖！”
那个说：“这么好的腊肉，我能吃下半片。”当晚，肖永正叫人挑了几担麦子，抬来几口大锅，煮了一顿稞麦饭，大家吃得很满意。
第二天，肖永正将发现窖藏的事报告了张令彬，并把粮食、肉类等物资如数上交。他们把领到的麦子分发到各部队以后，全军上下立即行动起来。日夜不停地炒呀、磨呀，备粮热潮席卷了整个毛儿盖。
当然红军部队也不能白拿土司的家财，他们留下了不少的银元和一封信，说明情况，并告知对方按照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日后会付给他家足够的钱。经过一番休整和筹备，由毛儿盖出发的时候，每个战士都得到了 50斤炒面。在历来供给微薄的红军里，特别是在艰苦的康藏征途中，大家对此都感到特别心满意足。
“有蛮伢这样的人管事，绝对错不了”
志愿军第 20兵团从朝鲜回国后，肖永正于 1953年任华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这年夏季的一天，老家来了位大哥找他。来人一见面拉着他的手亲热地说：“蛮伢，想不到你当大官了。怎么，不认识我啦？你给地主张三家放牛时，偷了他家一只老公鸡在山坳里烧着吃……”来人正要说下去，肖永正接过话茬说：“地主张三正带人抓我时，是你送给我一块银元，让我投奔革命的。洪伢，是你啊！”
洪伢与肖永正邻村，肖永正为地主家放牛，洪伢当长工。洪伢长肖永正 5岁。肖永正称洪伢为大哥。两人一别就是二十多年，这一见面，有聊不完的话。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肖永正下班回来，两人又聊上了。“洪大哥，这些天怎么样，还过得惯吗？”他问。“过得惯。只是……”“只是什么，有话就说嘛！”
“我想让你给我安排个事干。我什么都能干，保证干好。”
“洪大哥，你又不认识字，不好安排呀。”洪伢有点生气，说你肖永正曾为一位烈士的儿子安排了工作，怎么就不能为我找个事。肖永正耐心地说，那位烈士的儿子符合招工条件，而你有事做，可以在家把田地种好。
正好这时警卫员送来肖永正妹妹的来信，信中说肖永正的外甥参军分到了新疆，那地方太艰苦，求舅舅给换个地方，或调到北京来。肖永正把信念给洪伢听后说：“洪大哥，你看怎么办好？”洪伢知道这是肖永正用这件事说服自己，便说：“你的意思我懂了，我明天就回去。”
临行前，肖永正塞给洪伢 200万元钱（旧币，合人民币 200元），要他拿这钱回去买头牛，带领乡亲们走致富路。洪伢到家，逢人就说：“共产党做事没话说，有蛮伢这样的人管事，绝对错不了。”

智闯长江封锁线

——记少将祝世凤

曾 锋
祝世凤（1905—1978），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落衣山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4军第 10师 29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 31军第 93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 91师 276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 4支队 8团营政治教导员，挺进团政委，第 2师 5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反“扫荡”、反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吉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警备第 1旅政治部主任，延边军分区副政委兼警备第 1旅政治部主任，吉北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 6师副政委，第四野战军 43军 156师政委，江西军区九江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九江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江西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江西省军区第二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78年病逝。享年 73岁。

偷袭定远城
1938年 1月，坚持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 28军和坚持鄂豫边桐柏山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第 4支队，红28军各部编为第 7、第 9团和手枪团，桐柏山游击队编为第 8团。第 8团辖 3个营及一个特务连，共 10个连，1000多人，除团长政委外，营以上干部都是由延安派来的。祝世凤就在此时由延安红军大学结业，来到驻扎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 4支队 8团担任 3营教导员。2月，8团移驻信阳县邢集镇，进行整训，做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部队开展了以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开始正规化建设。祝世凤他们这些从延安派来的干部，对这些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的红军战士，进行了以抗日战争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建立起一套适应抗日斗争新形势的政治工作制度，部队面貌焕然一新。3月，第 4支队及第 7、第 9团和手枪团在司令员高敬亭率领下，由黄安县七里坪出发，第 8团在团长周骏鸣率领下，从邢集镇出发，向皖中挺进。
在行军途中，人们看到这支衣衫破烂，半数穿长袍、短褂，背着各种杂色步枪与长矛、大刀的队伍，投之以轻蔑的目光，认为这些破烂不堪的武器不堪日军一击。祝世凤组织宣传员在行军途中边走边宣传，每行军到一地，立即展开宣传活动。新四军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际行动，使群众由轻蔑转变为尊敬，送开水，让住房，谈家常，亲如一家。
新战士中也有对打日军缺乏信心的，说“武器差、人少”，甚至有人对日本鬼子是人是鬼都不清楚，向东走到哪里为止？怎样能回家等家乡观念也存在。经过不断的、及时的政治思想工作，逐步克服和减少了这些疑虑。
3月下旬，8团进到安徽省霍山县流波疃，与 7、9团会师，高敬亭司令集合 3个团讲了话，也给 8团以鼓舞。8团等 3个团继续东进。部队由豫南开赴安徽皖中地区，基本上是巩固的，病、伤及逃跑减员不到 20人。
5月，全支队进至桐城、舒城、庐江、无为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群众看到新四军的部队回来了，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青壮年自动来部队报名参军的络绎不绝，祝世凤组织专门人员接待，仍然应接不暇。接待人员对要参军的青年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军队生活苦，连衣服鞋子都没有保障，当新四军要能吃苦”等等。这些青年人就回家去带上几件衬衣，拿上 2双鞋子，再来报到。十多天就扩大了 1000多人，大家十分高兴。可惜，因受项英同志 "精兵主义 "的影响，团领导们怕兵多了“没饭吃”，不敢放手发展武装，大部分新兵都被动员回家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8月 17日，第 8团奉军部命令，从舒城县西汤池出发，挺进皖东的定远、滁县、全椒、含山等地区进行抗日活动，深入敌后袭击日军据点。
8月下旬，一天，驻定远县城日军又出来“扫荡”了。团长周骏鸣乘敌人后方空虚，命令 3营教导员祝世凤带 2个连，把定远城拿下来。祝世凤立即带8、9连在半夜时分进抵定远城下。
乡亲们听说新四军来打定远，纷纷送来木板和原木。祝世凤令9连迅速搭好过沟桥，部队越壕沟来到城墙根后，又令 8连陈广龙排长带 1个排，先拔掉西南角岗楼。陈广龙一行人用软梯爬上城墙，悄悄地摸到岗楼下，见 4个伪军正在打麻将，还有一个看热闹，马上冲进岗楼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5个伪军吓得扑通跪倒在地。陈广龙审问俘虏后得知：4个城门碉堡，各有 20多人守卫，城中心有一个红部（日军的住处），有 20多名日军。全城共有日伪军 140人。
祝世凤接到报告后，即令部队都爬进城，先各以 1个排向 4个炮楼攻击，他率 2个排攻打红部。不一会儿，4个城门处突然枪声大作。祝世凤指挥 2个排向红部发起进攻。日军在漆黑的屋子里乱窜，不敢出来。祝世凤即指挥部队向屋内投掷手榴弹，将红部大部分日军炸死。
战斗结束时，天亮了，部队打开城门，祝世凤动员民工 7000多人，把敌人的弹药、粮秣、军需品全部搬出，运到抗日根据地，打了一个利索漂亮仗。
为了调动出城“扫荡”的日军，祝世凤令部队在城内一连打了几阵子枪。
城内告急。出城“扫荡”的日军不知是计，急忙往回赶。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时，祝世凤估计日军援兵快到，便和战士们押着活捉的两个日本兵和一部分伪军，返回根据地。待“扫荡”的敌人风风火火地赶回时，连新四军的人影也没见到。
智闯长江封锁线
第 8团在皖东地区站稳脚跟，主动出击，打得日军晕头转向。随着部队的扩大，弹药和资金的不足越来越突出。1938年 9月，团长周骏鸣特令 3营教导员祝世凤带 1名侦察员化装过江，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向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汇报工作。之后，祝世凤到供给部领取了 2万发子弹和 2千万元法币，并雇了两只民船，将子弹藏在船底，又加钉了一层木板。还买来 6担花生倒在上面作了伪装。船只迎风驶离青弋江码头，向长江进发。
当船只路过长江岸边大青口伪军哨所时，祝世凤和船老大跳上岸，把一沓钱和香烟塞到两个伪军手上，拱手说：“老总，这是两船花生，翻起来又脏又麻烦，行个方便吧！”
“老总，这两人是长江边上常来常往的熟客。天不早了，让客商赶路吧！”
两个伪兵接过钱和香烟后，装模作样上船翻了几下，高声吆喝：“不许夹带私货，走吧！”
第一个关口顺利地通过了。
宽阔的长江江面上，空气清新怡人。祝世凤没有心思欣赏大自然的风光，一边帮船夫划船，一边思考着如何混过伪军设置的第二道关口——沙洲哨卡。
船刚靠沙洲哨卡，祝世凤一撩长衫跳上码头，把一沓法币递到伪军班长手中，说：“老总，给兄弟们买条烟吧！我还急着赶路呢！”
伪班长皱皱眉说：“规矩钱照收，船舱还是要翻翻的。”随即带人跳到船上，七手八脚翻腾起花生，有个伪兵用刺刀朝隐藏子弹的地方挑戳，眼看要暴露秘密了。
祝世凤急中生智，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将早已准备好的油兮兮的纸包藏到自己的衣服内。
“不许动！”伪军以为祝世凤掏枪，喝令他把手伸出来，祝世凤佯装惊慌又很不情愿的样子，捧出纸包。
伪军拆开一看，口水直流，原来是两只散发着诱人香味的烧鸡。他们围拢去抢着吃，那个用刺刀挑戳花生的伪兵也跑过来抢。大家一窝蜂离船上岸吃烧鸡。祝世凤和侦察员会心地一笑，催促船夫驾船离岸。
敌人的第二道卡又顺利地闯过去了。
两艘船只继续向北行驶。突然，江面上狂风大作，天空布满乌云，不一会儿大雨倾盆而下，江面笼罩在蒙蒙的雨雾中。祝世凤正暗自庆幸：这样的鬼天气，日军的巡逻艇不会再出现了。可不一会儿一艘日军汽艇由东面高速向他们驶来。
怎么办？祝世凤只好作最坏的打算。他对侦察员说：“如果敌人上船来，发现子弹就将他们打到江里去；或将船砸开一个洞，连人带子弹沉到江底，宁死不当俘虏。”
不一会儿，日军汽艇划了一个小半弧在小船前停了下来，两名日军拉着绳子跳到船上。祝世凤上前道：“太君，这船上全是花生，天气不好，让我们走吧。”两个日本兵“叽哩呱啦”了几句，一个用刺刀逼向祝世凤，另一个很有经验地搬动着花生。
江上一浪连着一浪，小船摇晃得很厉害，一个大浪涌来，祝世凤趁机脚下一使劲，小船猛地一侧，正在搬花生的日军竟连人带花生“扑通”一声掉进了江里。另一名日军赶忙去拉，祝世凤也装作帮忙拉落水的鬼子，一会儿把那鬼子拉上船。祝世凤暗中用劲一推，又有几袋花生掉进了水里。祝世凤大叫着：“我的花生，快，快，捞花生。”便划着船去捞被浪卷走的花生。正在此时，一个霹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江面迷雾更浓。两名日军见状，赶紧爬上舰艇，钻进船舱，一溜烟地跑了。
就这样，祝世凤闯过了最后一道关卡，带着两万发子弹和两千万元法币，顺利地返回到了江北老牛铺第 8团驻地。

从西路军蒙难到创建特种兵纵队
——记少将喻新华
曾 锋
喻新华（1906—1993），原名喻同金，湖北省麻城县顺河料马岗村人。1927年加入麻城县农民协会，同年 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组织武装政权，任农民自卫队队长、村苏维埃主席、赤卫军排长。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4军第 10师 33团战士、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历任红 30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 90师 269团政治处主任。1936年 10月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1937年 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随左路支队部分官兵向西突围，几经艰苦奋战抵达新疆。
抗日战争时期，任西路军新疆总队党总支书记，新四军第 4师11旅 32团政治处主任，1943年任淮北军区第 25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第 32团政治委员。参加反“扫荡 ”斗争。
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干部科科长，1947年 3月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先后参加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战役。1948年 10月任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第 3总队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 5月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 6月 8日在南京逝世。
迪化“新兵营”的特殊工作
1936年 10月至 1937年 4月，西路军两万将士血战河西走廊，因兵力悬殊，孤军奋战，最后粮绝弹尽，几乎全军覆没，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在最后的突围中，西路军左路支队和中路支队的数千名官兵，分别向西突围，一路血战，战胜了饥饿和干渴，相遇在塞外古城星星峡。尽管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但此时的两个支队合起来才 400余人。
“喻主任，要不是你苦口婆心地鼓励我，我说不定早就坚持不下来了。”
“喻主任，要不是你眼疾手快，打死了从背后向我劈刀的家伙，我早就没命了。”
喻主任叫喻新华，当时的名字叫喻同金，红 30军第 90师 269团政治处主任。他在西路军向西突围途中，在团长徐广梓牺牲、政委朱德仕负伤之后，主动挑起带领全团官兵征战的任务，使本团队突围出来的人数比别的兄弟团队的都要多些。
这些西路军的幸存者得到中共中央指示，等待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滕代远来接他们到迪化。5月 1日，陈云、滕代远带领40辆满载被服、食物和药品的汽车从迪化到达星星峡，前来迎接和慰问左、中路支队。红军战士见到党派来的亲人，莫不欢呼雀跃。陈云向左、中路支队的指战员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和慰问。4日，400多名干部战士，乘坐汽车从星星峡启程，经哈密、鄯善、吐鲁番，7日到达新疆迪化。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红军指战员住进阜新纱厂后，陈云便召集团以上干部打招呼说，盛世才虽然对我们友好，但他毕竟是国民党新疆的督办，不会公然与蒋介石政府翻脸。他虽然同意将红军接进迪化市安置，为了避嫌，不让红军公开身份。陈云劝慰大家暂时把红军的衣服、帽徽、领章洗干净珍藏起来，穿上盛世才部队的灰色军服、头戴青天白日帽徽，对外称“新兵营”。随后，“新兵营”编为 4个大队，每个大队 3个班。上设总队部。60多名连、营、团的干部编为干部大队，由陈云直接领导。
陈云广泛听取意见，任命总队队长杨秀坤（后为饶子健），政委刘庆南（后为姚运良），总支书记喻同金（即喻新华），参谋长苏青，政治处副主任曾三。陈云一面通过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的电台发报给苏联政府转共产国际再转延安向党中央请示，一面决定利用新疆统一战线的有利环境，组织大家学习军事技术，学习政治理论，学习科学文化，把“新兵营”办成一所培养红军人才的学校。并决定先用半年时间，突击学习文化知识。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群众看党员看干部。开学典礼后，喻新华立即把全部队党员召集在一起，进行再动员。他说：“回延安，到抗日前线，我也想，连做梦都想，但是不行，从新疆到陕北几千里路，中间都是国民党军把守着，我们这 400多人纵然都有三头六臂也过不去。所以要等待时机，等待条件成熟。但不能干等，无所事事，要抓紧时机学文化 、学军事技术。因此，这里就有一个一切听从党安排的问题。”
原来闹着回延安，不安心在迪化学文化的同志，听了喻新华讲的道理，说：“喻书记，你说得在情在理，我们听你的。”
“我也想通了，不能在这里浪费时光。”
“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我们大家是党员，是火车头。我们通了还不够，还要和群众谈心，交朋友，让大家都明事理，服从大局。”喻新华又说。
“我们排里的工作我包了。”
“我们班没问题。”
喻新华很高兴地说：“安下心来就有了学好文化的保证。但我们还要看到学文化的困难，识了字能读书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没有文化就像盲人。我们共产党员在战场上带头冲锋陷阵，现在学文化和军事技术，同样要像在战场上带头冲锋陷阵那样，起模范带头作用，向文化进军！”全队党员的劲头被鼓动起来了，但怎么学，怎么带头，大家都很着急。喻新华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前，他协助总队长和政委，对大家进行摸底排队，把能认千字以上的人编为高级班，把识字不足千字的人编为中级班，主要学习语文和算术。同时，开展能者为师、帮教帮学活动。由识字多的党员担任学习小组长和小教员。
学习是很紧张的。这些从战争实践中深知掌握文化知识重要的干部战士，都有一股钻劲、拼劲和韧劲。学习纸张不够，就把屋外沙地当成纸，在上面一遍又一遍地演算和写字。喻新华发现后，立即组织党员同志仿效。很快，“新兵营”的屋前屋后到处都变成大沙盘。大家不仅在上课时围在沙盘旁演算算术题，课余时间还三三两两地围在沙盘旁练习写字。
后来喻新华想起书法家王羲之利用树叶练习写字的故事，便抠了一些锅底灰，用水搅匀，从破麻袋片上抽了一些麻丝，绑在树枝上作笔，蘸锅灰水在青石板上练习写字。这办法被众多同志仿效，青石板上练书法蔚然成风。
为帮助大家愉快学习，喻新华还组织了评教评学、一问一写或一考一、作文评改活动。
十个指头有长短。初级班和高级班中都有几位不开窍者，常常是前面学了后面就忘。对此，喻新华组织党员中学习理解能力强、进步比较快的同志，与“榆木疙瘩”结成对子，有一帮一，有两个或三个帮一个，以做到确保一个不落后掉队。
学员王崇国 16岁当红军，因家庭贫寒，没上过一天学，开始学文化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有些字学上十遍八遍还记不住，常常急得拍脑袋说：“我这个榆木疙瘩脑袋，怎么总不开窍。”喻新华主动找上门帮助他，见王崇国算加法减法老算不清，就找来许多小木棍，给他出题，和他一起数小木棍，循序渐进，先一位数加减，再两位数和一位数加减，进而两位数加减，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终于使王崇国学会了加减法。他从学加减法上掌握了学习方法，在学乘除法时也就开窍了。到结业时，王崇国能看书读报了。后来，王崇国被分配学习装甲车驾驶，若干年后他成为一名装甲兵指挥员，担任了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为人民装甲兵建设做出了贡献。
半年后，“新兵营”的文化学习结束。结业考试时，多数同志识字达到 3000多个，学会了演算多位数加减乘除，部分同志能开平方、分解因式。原来的文盲也能读报了。
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又学习技术。1、2、3大队学习汽车驾驶，其中，第 3大队学会开汽车后再学驾驶装甲车；4大队学习各种火炮；干部队重点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后来又从干部队抽出 20多人学习无线电技术，十多人学习医疗技术，几名同志学习兽医。
1940年 1月 1日起，遵照党中央的安排，“新兵营”的 400多人，分乘 20多辆汽车，历尽艰辛，于 2月下旬回到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共产党军队现代化装备的红色火种。
3个月后，喻新华奉命到新四军第 4师 11旅 32团任政治处主任。他离开延安，奔赴抗战第一线。
1947年 3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战轮驱动，喻新华受命担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特种兵的战略布局。

1952年由喻新华将军签署的文史胸标

会说话的党证

——记少将陈波

李 敏
陈波(1908—2009)，湖北省麻城县泗店乡范店村（现属河南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红 1师第 2团连政治指导员、红 1军第 1师 1团副营长、红四方面军第 4军10师 30团副团长、援西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参谋长、副团长，太行军区荣军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通化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参谋长，东北护路军南满指挥部司令员、东北铁路公安总队副总队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铁路公安总队总队长、司令员、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政委，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千多名开国将帅中，有 9位独臂将军。三军统帅毛泽东曾自豪地说过 :“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陈波将军是人民解放军 9位独臂将军中最长寿的一位，活了101岁。其传奇经历以及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成为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亮丽风采。特别是他那张浸透血汗保留至死独一无二的布制党证，更是我党历史上的奇珍异宝，让世人啧啧称奇。
小裁缝当上红军支部书记 荣获党证
1929年初春，21岁的穷裁缝陈汉清，跑到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料参军后还是当裁缝，他对做衣服熟门熟路，又快又好，没几天就当了班长。这年 7月的一个夜晚，被服厂召开党支部大会，发展党员。漆黑的夜晚，只需喊一声“我同意”，就成为共产党员。跳起脚来高喊“同意”的陈汉清，就这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陈汉清成了红军战斗部队的一名战士。因出身贫苦，作战勇敢，他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兼党小组长。发展党员时，需要书记签名，此时他还不会写字，陈汉清只好让识字的人先将他的名字写出来，自己再照葫芦画瓢往表格里填。他那名字里的“漢”字有 14笔之多，于是这个小书记为了减少自己姓名里的笔道道，遂改名为陈波。
红军西征四川，陈波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仍然担任支部书记。张国焘、徐向前等，都编在他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不久，红四方面军为激励广大党员模范带头，英勇作战，决定给优秀党员发党证。这是一次全面审查和政治考核。每一个党员都要在支部会上交待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简历、作战表现、优点缺点等等，再经群众评议，支委会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签发党证。
“那情景好认真哟！”60多年后，陈波将军回忆说：“讨论给我发党证时，大家提了好几条意见，说打进黄安县城后，我又饿又渴，征得参谋主任的同意，进商店喝过一瓶果子露，没给钱，犯纪律了。为这事，我差点儿被打成吃喝委员会成员。做过好几次检查。因我出身好，又不识几个字（张国焘对有文化的党员不放心），所以过关了。评议党员时，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波同志出身贫苦，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大伙都同意。”
这份党证是白布做的，四寸见方，上面印有列宁、斯大林头像，还有黑字，写着个人姓名、入党时间。当过裁缝的陈波，缝制了一个小皮囊，将党证叠成豆腐干似的小方块，放进小皮囊，别在自己的腰带上。
过草地时，陈波是红 4军第 10师 30团参谋主任。因断粮，陈波边走边撸草叶往嘴里填，结果中了毒，不停地拉肚子，瘦得皮包骨头，两眼凹陷，四肢无力，奄奄一息。迷迷糊糊中，陈波摸到腰间的党证。真奇怪，他听到党证说话了：“共产党员要模范带头，革命到底”。他一下子清醒了，这不是自己多次向新党员宣读的入党誓词吗？他挣扎着向前爬，拼死也要追上部队。因金川江发洪水，部队无法渡河，他才追上部队，经过休息，奇迹般地病情好转，活了下来。
到了延安，张国焘叛党逃跑，有人笑问陈波：“你这支部书记咋当的？你们支部竟然出了这么个叛党分子！”好脾气的陈波笑着说：“欢迎监督！欢迎批评！”
黄崖洞滚雷试爆手臂炸飞 血染党证
抗战期间，陈波担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参谋长，跟随八路军总部首长转战于太行山抗日前线。在一次对日作战中，八路军某团在太行山下捣毁了一个反动民团，发现民团修械所里有几台车床和翻砂设备，官兵们人背车拉，将这些笨家伙移进了山洞。这便是太行山上著名的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工厂有了，却缺少造枪弹的钢铁。总部特务团副团长陈波说：“这有何难？到鬼子手里去抢嘛。”陈波带着一个连，深夜钻到河北邢台地区赞皇至元氏的铁路上，卸下一根铁轨，抬进了黄崖洞。从此，向鬼子抢铁，便成了特务团的家常便饭。
黄崖洞兵工厂在 1940年春开始生产枪炮弹药，形势蒸蒸日上，第一年生产的武器弹药，就可装备 16个步兵团，后来可以装备到34个步兵团。除了满足太行山部队需要，还能支援外地。
1940年底，陈波带着一个连往延安送去一批炸弹。当他完成任务后归来，鬼子破坏了兵工厂。残破的设备连手榴弹都生产不出来了，只能勉强制造一些滚雷。这年冬天，特务团奉命进驻黄崖洞设防，改造地形，构筑战壕。因滚雷质量不高，需要在试爆中积累经验。
1941年阳春三月，特务团以连为单位，来到一片开阔地上。副团长陈波向大家讲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开始做示范了。他命令大家后退 100米。然后，独自抱起一只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上走去。
团长欧治富拦住说：“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说：“你是一团之长，还是我来。 ”待大家进入安全地段后，陈波走向坡顶，按雷、擦火……“嘣”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爆。巨大的气浪将陈波掀倒，他倒在血泊里……在左权县羊角村八路军医院，陈波不知道昏过去多少次，苏醒了多少回。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他奇迹般地从鬼门关逃回人间。一条胳膊没有了，还有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做完手术，朦胧中，陈波听到有声音在喊：“共产党员们，向前冲呀！”他一下子醒过来，用还能活动的那只右手摸到裤带上。坏了！党证不见了！他急得汗如雨下：“我的东西呢？”护士不明所以，怔怔地望着他。他比画着：“小皮囊，裤带上的……”护士终于在那堆血衣里找到了那个小皮囊，从中掏出了被鲜血染红的党证。
身残志坚学文化，怀揣党证打天下
在住院疗伤的日子里，陈波很快找到一件事情做，就是学文化。一本《论持久战》，既是政治和军事的教科书，又是他的文化读本。老师就是医院的护士、医生。经过努力学习，半年后，他一跃成为一所荣誉军人学校的校长。到哪山，唱哪歌，荣军学校也是个战斗岗位，他领着 30多名缺臂少腿的战友，在河北省内丘县的小山村园枣会练文习武，养伤治病。那歌声、琴声、读书声、劈刺声，时时都在向人们宣告：他们身残志坚。陈波暗下决心，不但要锻炼得生活自理，还学会了爬山、骑马和单臂射击。1944年春，日军的进攻日益加剧，荣誉军人学校随即转移，上级安排陈波等 3名团级干部回延安养伤。他们化装成老百姓，头扎白肚巾，每人骑一头毛驴，机动灵活行进，终于平安地回到延安。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抗战胜利在即，延安组织了以林枫为团长的“赴东北工作干部团”，先行开赴东北。陈波坐不住了，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请参加“东干团”。
“就凭你这一只胳膊两条残腿？别添麻烦啦！”有人劝他。“添麻烦？”陈波把手枪朝桌子上一拍：“马都骑得，生活还不能自理？”
有位领导让他知难而退，指着门前的一匹烈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批准你。 ”陈波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向上一蹿，一转身，那两条不能弯曲的双腿便钳子似的夹住了马背，那马便飞奔起来，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原地，陈波利索下马。就这样，陈波成了追赶“东干团”的一名特殊成员。
不久，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陈波奉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的命令，带人到铁西局接收日军的军用仓库。这个大仓库有几十里地长，到处都是物资。他们子弹上膛，枪不离身，保证了仓库的安全。当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刘转连、政委曼福生率领359旅部分官兵急速赶到东北时，陈波打开仓库，敞开供应，司令员、政委高兴得合不拢嘴。随后，陈波调任东北民主联军通化军区参谋长。
通化位于长白山脚下，是日伪满洲国的驻地，有 2万多投降日军和日侨滞留此处。大年初一夜里，部队得到情报，说通化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勾结日军发动暴乱，而我通化支队主力不在城内，党政军机关仅有警卫部队 500多人，还有给叛匪做内应的变节分子。2月 3日凌晨 4点，电灯三闪三灭，这是日伪军暴动的信号，全城立即陷入黑暗。接着，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同时响起三声长音哨。顿时，咿哩哇啦的喊叫声和密集的枪声覆盖了这座城市。
已有预感的陈波听到枪声后即和吴溉之政委令通化支队代理支队长王子仁带一个连跑步赶到市红十字会医院，保护住院治疗的八路军伤病员。其时，日本大夫、护士已对伤病员动手了。5连攻进医院消灭了敌人后，转到行署大楼，第 3连向公安局大楼运动。通化炮兵学校警卫部队在电报局附近中心广场南端架炮，陈波坐镇指挥，连打数发炮弹，将公安局大楼墙壁炸出一个大窟窿。日军大佐藤田与指挥暴乱的头头四散溃逃。战至天亮，援军到达，通化支队乘胜拔除暴乱分子设在变电所、电报局等处的据点。打死打伤叛敌500多人，抓获暴乱总指挥藤田宝彦，平息了暴乱。
公安局办公楼旁边有座别墅，里边软禁着末代皇帝溥仪的内眷。战士们开玩笑说看看皇后娘娘长的是啥模样。陈波说，看看可以，不许动手动脚。忽有战士报告，炮弹碎片擦破了“娘娘”的脸，“皇娘”请求为其包扎。陈波说：“那就派卫生员去吧。”卫生员调皮地说：“不碰娘娘，我咋包扎？”陈波笑道：“司令部不是有个女指导员吗，让她去！”
于是就出现了有些书中描写的一幕：共产党女兵为“娘娘”包扎伤口，态度和蔼可亲。皇室成员打消了对共产党军队的恐惧心理。这天晚上，一向不爱记日记的陈波，竟在鞭炮声中写下了这么几句：“没想到啊，鬼子投降后，我还打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仗。这一仗打得好，它告诉我们，胜利后更要警惕！”
文革遭诬陷 党证话忠贞
1948年，东北解放区成立了东北铁路公安总队，陈波任副总队长。这就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即后来的武装警察部队的雏形。他率部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5年，陈波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政委。他女儿陈发快要初中毕业了，因成绩不太好，央求爸爸给她走门子升学或找个理想的工作，“凭着你这一只胳膊和两条残腿，只要往那儿一站，不说话人家也会照顾的。”陈波深情地对女儿说，“孩子，我这两条残腿，是要我去走先烈没有走完的路。如果凭着它去要照顾，谋私利，烈士纪念碑会流泪的。你要是觉得委屈，就去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哭吧。等把泪流干了，就会明白这里头的道理。”
骨肉情深，共产党员也是人，他何尝不爱自己的儿女。但什么是真正的爱？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现在和将来都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不帮助他们自强自立，同样也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于是，他把四个孩子都叫到身边，拿出那块血染的党证，讲党的宗旨，先烈的事迹，共产党人的情怀。孩子们渐渐明白了爸爸的苦心，都表示自食其力，不要组织的特殊照顾。大女儿后来主动要求到北京郊区南口农场当了林业工人，陈波又把其余三个孩子送到了陕北农村插队劳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播里、报纸上成天宣传什么“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陈波听着听着，感到这类过火的奉承话既别扭又不对劲，讲这种话的人别有用心。在一次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讲用会上，他实在憋不住劲，就讲了几句：“我认为万岁喊得最响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正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人。只有不尚空谈，埋头苦干，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不料，就是这几句大实话，被认为是“恶毒攻击”，“罪该万死”。他被打成“反党陈波将军
分子”、“假党员”、“假红军”， 不容分说把他关进监狱。他的女儿陈红、大儿子陈铁生不服气，高声抗议：“我爸爸有党证，是真党员、真红军，不是反党分子！”
专案人员慌了，连忙询问：“党证在哪里？”
经历过延安抢救运动的妻子滕展苏，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悄悄将陈波的党证缝在内衣里，过了三天，她也被关进所在单位——北京焦化厂的隔离室。整整一个夏天，她被强制劳动，天天铲煤、推焦炭，内衣里的党证染满汗渍，也不敢清洗。1970年夏天开始落实干部政策，强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陈波说出党证之事，上级派人从滕展苏那里拿到党证。党证像一面镜子，映照着这位老红军战士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陈波获得自由后，组织上把党证还给了他。陈波将被关押期间补发的 1200元工资全部交作党费，那是他整整一年的薪金。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人心惶惶。陈波家住在二层楼上，腿脚又不方便，需要人照顾。组织上考虑陈波年岁大了，手腿致残，提出帮他把一个儿子从农村调回北京，到身边照料。陈波拒绝了。他说：“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老红军的儿子带头回家，这样很不好。我自己的困难，我想办法克服就是了。”又是 30多年过去，独臂将军陈波迎来了百岁寿辰。当来访者问起这位老将军的长寿之道时，他呵呵笑道：“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就有点精气神。我可以没有左臂，没有双腿，但不能没有共产党人的精气神，若在人生磨难前打退堂鼓，就只有死路一条。”
陈波将军以 101岁的生存记录，谱写出红色将军之不朽传奇。
那张伴随他 75年的党证，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信念的明证。

中原突围一猛虎

——记少将张培荣

曾 锋
张培荣（1908—1990），麻城市黄土岗上畈村张家凹人。1929年 1月参加麻城县游击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4军第 10师 29团连长，红 31军第 93师 277团营长、副团长、第 276团团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1935年 3月，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大队队长、第一分校支队长、营长，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第 23团团长，南进支队第 16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第二军分区独立 5团团长，第 14旅41团团长。参加反“扫荡”和反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 1纵队 2旅 6团团长，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三县指挥长、五县司令员，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第 35团团长，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 16军 48师副师长。参加中原突围和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泸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西康军区副司令员，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 级解放勋章。1988年 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 12月 29日在武汉逝世，享年 82岁。骨灰安放于麻城市革命公墓。

中原突围，打掉“拦路虎”
1946年 6月 26日，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 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 10个整编师，约 30余万人的兵力，首先对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致使全面内战爆发。
这天，左路突围部队在王树声司令员率领下，由光山县的泼陂河向西南移动，边走边打，一路突破敌人的 4道封锁线，来到大别山的边缘地带新街村。这里是低山丘陵，冈峦起伏，林木苍翠。部队刚驻下，1纵 3旅 6团团长张培荣便接到旅长张才千的电话，要他到纵队司令部报到。张培荣一路小跑，半小时赶到。“报告，6团团长张培荣到。”王树声放下手中的地图，看着英姿勃勃的张培荣，郑重地说：“我要交给你们一个艰巨的任务，打掉王家店这只拦路虎，掩护大部队突围，没问题吧？”“坚决完成任务，保证不泡汤！”
站在一旁的旅长张才千接着说：“王家店虽然只有几百户人家，却驻着国民党第 66师的一个团，他们装备优良，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防守十分严密。你们的任务，一是压制敌人，不准让他们窜出王家店，必要时可以消灭他们；二是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两个纵队、三个旅通过平汉铁路。”
张培荣回到团部，即和政委张忠召开连以上干部会。会上张培荣首先传达纵队司令员和旅长下达给 6团的作战任务，介绍了敌军的简要情况，然后说：“我们团虽是一个敢打敢拼，善于攻坚的部队，但这次任务非同寻常。它关系到纵队首长和 1万多名同志的生命安全，因此，我们要不惜牺牲，打掉这个拦路虎，保障大部队顺利通过平汉铁路。”
政委张忠补充说：“别说一只拦路虎，就是 10只拦路虎，也要把它打趴下，这才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信任。”经过简短研究讨论，最后决定全团分两个梯队向王家店进发，张培荣带团主力 2营和 1营 1连为第一梯队；政委张忠带 3营和 1营的一个连队为二梯队；留一个连断后，负责运送辎重。
6月 30日晚，部队出发。大别山地区的白天热得像火炉，只有夜晚微风吹来，才使人稍感凉爽。战士们大步流星朝前走，“嚓嚓嚓”的脚步声回荡在山林中。不到 6个小时，就走了 60多里路。黎明时分，部队来到距王家店不远的小山边。张培荣带 2营营长罗进科，爬上山冈观察敌情。王家店背靠汉水，东临平汉铁路，周围是平地，只有村东南铁路东边是个山冈高地。敌人为了阻止新四军突围，修筑了 4个坚固的大碉堡，从东到东南交错配置在镇外。碉堡前面有较深的壕沟，壕沟外面是铁丝网，重要地区还通了电网。针对敌人的防御情况，张培荣对罗进科说：“要想解除对我突围部队的威胁，必须坚决拔掉敌人的 4座碉堡。分工负责，一个连队解决一个碉堡。 ”
任务布置完毕，各连开始行动。这时，狡猾的敌人发现了 6团的行动，碉堡里的机枪咆哮起来，步枪像热锅里的蚕豆顿时炸开了锅，交叉的火网严密封锁了公路和铁路。
7月 1日清晨 5时，张培荣一声令下，4个连队一齐发起进攻。轻重机枪、步枪集中射击，压制敌人火力，掩护爆破手前进。由于部队在大别山地区连续作战，炸药早已用完，只有用集束手榴弹代替。战士砍来长竹竿，将五枚手榴弹捆在一起，绑在竹竿上，牵起一根长拉线，勾在手指上，一手抱着手榴弹，一手撑着地，匍匐逼近敌碉堡。
敌人的碉堡有两丈多高，三丈多宽，一个营守一个碉堡，碉堡内可容纳一个连的兵力。碉堡上有大大小小的射孔，敌人凭借坚固工事疯狂地射击。冲在前面的几个爆破手牺牲了，后面的战士接着冲上去，前仆后继，顽强冲击。看到这样悲壮的场面，张培荣心如刀绞，愤怒地大声喊道：“加强火力，狠狠地打，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急红了眼的战士，一边怒吼，一边打，敌人吓蒙了，火力减弱，几个爆破手乘机冲上去，越过电网和壕沟，接近敌碉堡，将绑在竹竿上的手榴弹捅进碉堡里，“轰”！手榴弹爆炸了，敌人的机枪哑巴了，未炸死的敌人，从碉堡蜂拥而出狼狈逃窜。6团攻占了敌人的第一个碉堡。紧接着，又是“轰”、“轰”两声，东北面的两个碉堡也炸开了。敌军全都龟缩在东南角最后一个碉堡里。这个碉堡是敌军的指挥所，构筑更加坚固，火力特别猛烈，轻重机枪封锁着公路和铁路。负责攻击的 1连已经牺牲了十几名战士，仍不能接近敌堡。张培荣心急如焚，站起身来大声吼着：“集中全部火力，狠狠地打。”话音刚落，“叭”的一声，一颗流弹从张培荣的左下颌进入，从嘴角钻出，半边脸被打开了花，鲜血涌出。这是他当红军后的第九次负伤。
“团长！”大家惊叫着为他包扎。罗进科营长也跑过来。
张培荣用手指着东南角的碉堡，吃力地对罗营长说：“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打下来！”
罗进科宣誓般地说：“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不拿下来，决不来见你！”
罗进科嘱咐了警卫员几句，扭身就跑向 1连。
战士们听说团长负伤，怒火填胸，顿时像潮水般冲向碉堡。守军见 6团势不可挡，丢下碉堡争相逃命。6团终于攻占王家店。
王树声司令员带着大部队经过王家店，走到张培荣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全纵队的干部战士感谢你们。 ”看着张培荣因伤痛扭曲的面孔，王司令员又关切地 说：“你伤得不轻，要好好养伤。”
“没事，只伤着点儿皮肉。”张培荣费劲地吐出这几个字，望着顺利通过平汉铁路的部队，望着远去的王树声司令员，他眼前一黑，倒在地上。
当他醒来时已躺在了担架上。全团正追随大部队，奔赴新的战场。

骁勇善战 红色管家

——记少将丁先国

李 敏
丁先国（1909-2001），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区丁家畈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四局科长兼政治委员、红 4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 4军10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9师 385旅 769团政治处主任、师补充团政委，386旅 772团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 13旅 39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鄂豫陕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晋冀鲁豫军区第 13纵队 37旅副政委，第 14纵队 41旅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二分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兼政治委员、后勤工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奇袭阳明堡 打响 129师抗战第一仗
1937年 8月 22日，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 129师。丁先国被任命为 385旅 769团政训处主任（因国民党部队编制不设政委）。经过短期整训后，9月底，769团全团 2900余人，作为先遣部队，由师长刘伯承亲自率领，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769团在山西代县误撞巧打了一场漂亮的闪电战。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奇袭阳明堡日军前线飞机场之战。
丁先国等人是在敌后行动中偶然发现这个坐落在滹沱河北岸的日军飞机场的。几个团部领导人商量，出其不意，烧毁这个机场。遂派 1营去钳制崞县方向日军，以第 2营为预备队，以第 3营为突击队。战斗经过是：1937年 10月 19日夜，3营在当地群众协助下，从东西两侧秘密潜入机场，当接近飞机约 30米时，被日军哨兵发觉，立即以一部分人对付守卫机场的日军警卫分队，其他战士迅速扑向机群，用机关枪、手榴弹对飞机发起猛烈攻击。日军值班驾驶员朦胧中仓促应战，结果自己打中自己的飞机。敌警卫部队从梦中惊醒后慌乱反扑，双方在机群中角逐，激战 1小时，我歼灭日军 100余人，击毁飞机 24架，自身伤亡 30余人。
此时，忻口会战前线的国民党军见日军的飞机几天都不来轰炸，开始还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是八路军把敌人的机场给炸了。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无比兴奋，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 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蒋介石则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奖励大洋两万元，以示表彰。
阳明堡战斗是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唯一一次获得国民政府现金奖励的战例，连此前的平型关大捷，也没得到分毫奖金。
丁先国回忆说，因这次战斗中骁勇善战的 3营长赵崇德牺牲了，伤亡了 30几个战士，损失二三十条枪，牺牲者的遗体也没能抢运回来，当时他和陈锡联还很憋气，认为是打了个“没有占到便宜的仗”。团里向旅部和师部都写了总结和检查。没想到八路军总部和 129师师部嘉奖我们，国民党军二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和最高统帅蒋介石都发来嘉奖电，还发给每人 2块大洋的奖金，我们这才高兴起来，才知道这一仗的意义大。
丁先国说：当时，从团长、政委到普通战士，都是刚从山沟里钻出来的“土包子”，只见过天上的飞机，对怎样打机场里停放的飞机，完全摸不着头脑。负责烧飞机的战士冲到飞机跟前，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战士拿着手榴弹围着飞机转圈儿，有的战士干脆就拿手榴弹砸飞机壳，还有人用铁锹砍。有战士抱一大抱柴草堆在飞机底下点着火就烧，有的战士把手榴弹塞在飞机起落架的缝里，把敌机炸毁，也有人把手榴弹丢在飞机上，拉了弦就跑。
提起这一仗，丁先国就牛气冲天：“飞机在天上的时候那是老虎，厉害得很；到了地上，它连猫都不如。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手榴弹拉响，把火点着，不用多久飞机就要烧起来。”
1938年初，丁先国调任 129师补充团政委，在山西太行山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神头岭伏击战，歼灭日军 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 550余支和骡马 600余匹，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一年后，在冀南春季反扫荡作战中，他率部参加了威县以南香城固诱伏战。刘伯承师长对这次战斗非常赞赏，说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
中原突围 斩关夺隘猛虎 37团开路
1946年 6月 26日拂晓，国民党军兵分四路，以宣化店为目标，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围攻。当晚，由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第二纵队第 13旅、第 359旅、第 15旅 45团及中原军区干部旅组成的北路军 1.5万人，撤离礼山（今湖北大悟）宣化店等地，向平汉铁路鄂豫交界的武胜关至信阳柳林东侧地区开进。
突破平汉线，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开路任务交给了骁勇善战的第 13旅 37团。丁先国此时任 37团政委。
平汉铁路东侧，分布着 5个集团工事，大小碉堡十五六个；铁路西侧，有一条宽约 300 米的河道。在河西岸的何家店，驻有国民党军 2个辎重连。戴家庙山的南北两翼，分别是柳林车站和黄庄，都是国民党军设在平汉铁路上的重要据点。黄庄至柳林一线的守军是整编第 15师第 135旅第 404团，团部设在柳林车站。
团首长研究决定，37团从柳林至黄庄之间打开突破口。具体部署是：第 2营从正面攻击敌集团工事，并占领何家店，监视柳林街；第 1营往南攻打柳林车站，担任左翼警戒；第 3营往北攻打黄庄，并负责阻击信阳方面来援的敌军。突围前夕，李先念到 37团下达任务。团政委丁先国和团长夏世厚对全团 1700多指战员作了战斗动员。6月 29日，北路军到达平汉铁路东侧之信阳周家塘埂。当晚 8点，37团先于大部队出发，在茫茫暮色中沿着峡谷向西行进。9点多，3营首先摸过铁路，1、2营随后也过去了，敌人丝毫未察觉。10点整，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丁先国带领第 1营勇猛突破。第 3连首先向柳林车站东侧敌制高点发起猛攻，激战半小时，夺取两制高点，第1、第 2连亦同时向车站发起进攻。车站内外的许多敌人，在被窝里就被缴了械。柳林守军仓皇向南溃逃。第 1营迅速占领车站，并向南派出警戒。
负责正面攻击的第 2营，在夏世厚团长带领下，攻打何家店碉堡。战士们抬出事先在群众配合下用水浸透的棉絮裹着大方桌制成的“土坦克”，向“洋碉堡”发起冲击。在一阵轰响中，敌人碉堡随着升起的一团火光飞上天。仅半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 5个集团工事，占领何家店。
与此同时，第 3营亦与黄庄之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3营以第8、9连佯攻守军据点，吸引其火力，第 7连和机枪排趁势冲过铁路，抢占了路西紧靠铁路的几个山包。黄庄守军两翼不支，向信阳方向撤退。3营顺利地控制了黄庄南端的铁路口道，向平汉路北方警戒。
37团 3个营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打垮敌 404团，俘 600余人，缴获骡马牲口 54匹、枪 300支及大量军用物资，控制了柳林至黄庄一线的铁路，为主力安全通过平汉铁路打开了一条通道。北路军主力以第 13旅第 38团为前卫，自戴家庙长冲下山，兵分三路跨越平汉铁路。
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大部队开始过路不久，从信阳方向增援的国民党军就赶到现场，以猛烈的火力向 37团阵地进攻，却未能前进一步。在柳林、何家店方向，第 1、第 2营也与反扑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敌军也未能前进一步。
当 38团、中原局、第二纵队机关、39团、13旅旅部和 45团鱼贯越过平汉铁路后，东方天际已微微发亮。这时，敌从南北两面增援而来。丁先国带领1、3营交替掩护，很快脱离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紧随大部队跑出几十里。至 6月 30日上午 9点，37团坚守阵地达10余小时，伤亡 200余人，保证了中原局首脑机关及北路军 15000人跨过平汉铁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7团指战员打胜了中原突围第一战，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在鄂豫陕交界处的南化塘，37团又充当了一次杀开血路的突围敢死队。
7月 17日早晨，中原突围北路军左翼部队冒着大雨到达四处都是奇险大山的南化塘，在一片白雾茫茫中与敌人交上了火。等雾散了以后，才发现每一座山头，所有的垭口、道路，都有敌人构筑的工事在疯狂地射击。我军 1万多人被压在玉皇顶右侧的深沟里，左右两侧均是陡峭的悬崖，有敌重兵把守，且尾追之敌正源源而来。
中原部队又一次面临着灭顶之灾。李先念说：“打！老虎要拦武松的路，武松手里还拿着一条打虎的棒呐！”
4个主力团齐齐上阵。37团从正面向玉皇顶主攻，39团、38团分别从南面和北面侧击，45团断后。从上午 10点发起第一次攻击，打到下午 5点，组织了六次冲锋，到达半山腰就被敌人击退了。作战参谋简佐国将 37团政委丁先国叫到李先念面前，李先念直呼丁先国的绰号：“丁结子！我命令你，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杀出一条路来。”
下午 3点，团长夏世厚、政委丁先国、副团长邹顺华各带 1个营，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敢死队，挂满手榴弹，同时向敌阵地黄家堡发起冲击。敌人的火力很猛，子弹像暴雨般射下来，十几个战士当即倒下。丁先国带着后面的战士跟着冲上去，看到 1营教导员薛国斌肚子负伤，肠子流出来他又把肠子塞回去，护着腹部继续往前冲。二营营长李俊山血流满面，抱着机枪冲在前面……
李先念命令 4门八二迫机炮轰击山顶敌阵地。各团集中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喊杀声、枪炮声、军号声、弹道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山鸣谷应。漫山遍野烟尘滚滚，敌人的气势被压下去了。
部队冲到山沟后，丁先国见这个沟很深坡很陡，便指挥战士们用枪托挖出一个一个的坎子，敢死队顺着坎子摸上去，成百上千手榴弹在敌阵中开了花，眼看拿下山顶横梁，敌人的增援部队赶来了，激战中，2营营长牺牲，十几个战士倒下了。2营排长徐家闰抢前跳入工事，与敌人拼起刺刀，负伤后抱住敌人一同滚下悬崖。更多战士扑向敌群，殊死肉搏，终于冲垮敌阵，杀出一条血路。黄昏，37团终于占领山梁，撕开了一条 2公里宽的突围通道。李先念带领大部队冲过山梁，向陕南挺进。丁先国带领部队顶着敌人的拼命反扑，坚守阵地 16小时，一直到第二天上午部队过完，才撤出战斗。
这场史称“血战南化塘”的战斗是中原突围战役中最危急、最壮烈的一场战斗。丁先国等 37团勇士不辱使命，拼死一搏，化险为夷，使中原突围部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7月 21日，丁先国带领37团 1营作为全军前卫营，进入陕西商南县的梁家坟附近，刚走过一条山沟，后面突然枪炮齐鸣。中原局首脑机关与从镇安、柞水方向赶来阻击的敌胡宗南 90师 61旅遭遇上了。首脑机关人员被堵在一条深山沟内，李先念沉着镇定，指挥警卫分队英勇顽强抗击敌人。与机关共同行动的 37团 3营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很快控制了右边山梁，把敌人压在山下不能前进。丁先国夏世厚带领 1、2营急急忙忙回过头来冲向敌人，经两个多小时激战，将敌人击溃。虽然取得了一个团打垮敌人一个旅的胜利，但丁先国一点儿也不开心，他既自责又庆幸。听说一发迫击炮炮弹就落在中原局书记郑位三身前，幸亏是个臭蛋没爆炸。
此后，丁先国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郑州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绥远、察哈尔等战役。1949年 1月，他所在的部队整编为 70军，他改任 209师政委。
带病出国 志愿军里“二管家”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发起第五次战役后，美军发现中国军队把每次攻击的时间限定在 1个星期左右，即所谓的“星期攻势”。聪明的美国人立即悟出，这是由于中国后勤补给能力有限决定的。
自 1951年 8月起，美军动用了 80%的空中力量，针对中朝军队的后方设施及补给线发动大规模战略轰炸，并称之为“绞杀战”。战争从前方转到后方。后方供应物资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志愿军后勤保障极为困难。
正在华北军区养病治疗的丁先国，即于此时调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二分部副部长，次年 5月升任部长。二分部是志愿军最大的前线分部，下辖6、8、9、10、17、19六个大站，汽车第1、7、8、18团，第二基地医院及 4个兵站医院，2个警卫团和公安 18师。其作战方向是抗美援朝第二战役阶段作战的主战场：1952年秋季的五圣山上甘岭战役至 1953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役。
历时 43天的上甘岭战役（1952年 10月 14日至 11月 25日），是在朝鲜战争后期僵持阶段发生的，这次战役给志愿军后勤工作出了最大的难题。战役开始前几个月，丁先国就与 15军军长秦基伟、12军军长肖永银、35师师长李德生等领导联系后达成共识：二分部采取逐级运送的办法，将各种装备物资直接运送到军、师仓库；军师再运送到团仓库；团仓库组织牲畜和人力运送到各分队及前沿部队。开战时，一线部队已经储存机枪弹、八二迫击炮弹各 10至 18个基数。
志愿军后勤部门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向坑道运送物资，火线运输员一批接一批，前仆后继把物资运进坑道。在历时 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共投入运输车辆 2163台次，担任运输的部队达 8500余人，伤亡 1700余人，占整个战役志愿军伤亡总人数的 14 ℅。上甘岭战役直接反映了后勤保障在现代化战争中之重要作用。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多次说，打了胜仗，后勤工作的功劳占一半。
发生在 1953年 7月 13日至 27日的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充分显示了志愿军后勤部门的巨大能量。
自 6月中旬起，志愿军集中了 20辆坦克，1100门火炮，抢运各种炮弹 70余万发，炸药 12万多公斤和各种渡河器材以及充足的粮食，形成了对敌 3:1的兵力优势，1.7:1的火炮优势。7月 13日夜，志愿军千炮齐发，排山倒海，不到半个小时，南朝鲜伪军 22公里宽的阵地上就倾泻了 1900吨炮弹。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宏大的一次炮击，也是志愿军第一次完全占据了战役地面火力优势。丁先国说，此时我志愿军粮弹充足，光粮食储备即可供参战部队食用 8个月，弹药储备达 12.3万吨。以至于“绞杀战”的指挥者、美军第 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
战役胜利结束当日，美国与中朝代表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
丁先国因所负责的后勤工作成效突出，当年 9月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不久，他改任“志司”后勤部第一副部长，成为志愿军里的“二管家”。丁先国妻子刘国军，也是一位志愿军女英雄，在第五次战役中她在前线抢救伤员立大功。丁先国是 1956年 12月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后来一直搞部队后勤工作，1970年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丁先国离休后，为他配的厨师、保健医生和司机他一个都不要。他还经常在住所周围捡破烂，最终将捡破烂积攒起来的钱和一部分离休金共 3200元，捐献给了贫困山区儿童。

两次攻坚 铭志不忘

——记少将张吉厚

李 敏
张吉厚（1909-1975），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分水岭（现属河南新县）人，从小放牛。1926年加入农民协会，1927年当选为本乡农会调查委员，加入农民自卫队，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8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排长、连长等职。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宣化店、孝感花园、攻克新集、豆腐店、苏家埠、麻城等战役战斗和鄂豫皖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秋，在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陕途中，张吉厚升任营长，在陕西子午镇同杨虎城部两个旅外加一个团交战中，他率部担任全军后卫，阻击敌人的追击，歼敌 1个旅及零散部队，保障全军安全抵达汉中平原。继之又奉命率部先涉水探路，引全军安全渡过汉水，后顶风冒雪翻越大巴山，胜利进入四川。1933年春天，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进行反三路围攻，张吉厚被任命为独立团团长，后任红 4军 10师 30团团长。长征胜利后，张吉厚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延安县保安大队长、中央教导大队中队长、保安司令部教导营军事教员兼 2队队长。1941年 5月，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 3旅9团副团长、代理团长，曾率领 1个营的兵力，采用坑道作业战术，扫除了盘踞在杨桥田丰山寨的顽匪张庭芝部，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贡献。194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任第四部学员四支队党支部书记兼教育干事。1946年 5月，调任山东军区东海分区独立 1团团长。次年 7月，任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先后参加了歼灭顽匪赵保原和收复威海、烟台的战斗。1949年 1月，任东海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吉厚任华东步兵 101师师长兼党委书记。12月，该师改为铁道兵第 101师，参加抗美援朝，他任“中朝兴建铁路指挥局”副局长兼参谋长。在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的恶劣环境中，张吉厚深入前线指挥反击，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为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回国后，任铁道兵副参谋长，先后指挥过宝成、黎湛、鹰厦铁路建设。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6年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4年 10月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1975年 2月 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 66岁。
张吉厚将军戎马一生，但最令他终生铭记的是两次攻坚战：一次是发生在家门口的攻打新集城，他失去了亲爱的弟弟张吉春；另一次是长征过草地后的包座之战，他失去了敬爱的师长王友钧，自己也负伤致残。
打新集 兄弟双双当尖兵
1931年 2月，红 4军主力第三次围攻新集城。
腊月十五夜，红 4军从麻城绕道黄安，以掩饰军事意图，然后乘黑夜急行军 50里，将新集城团团围住。天亮后，守敌才发现红军已兵临城下。北城门垛墙上，每隔几丈摆放着一门土炮。敌急忙点放土炮，随着沉闷的炮声，打过来一些圆溜溜的丸石。张吉厚爬近城墙喊话：“喂！你们被包围啦，快投降吧！别替土豪劣绅卖命啦！”守敌洋洋得意地回话：“想打新集，算过命吗？”当时红军有 4门迫击炮，因炮兵缺乏经验，射击技术不高，打了 50多发炮弹，不是落进城外的护城河，就是掉进城内西北角的菜地里，没有一发命中百米开外的城墙。敌兵又有了精神：“不会用洋炮，还是用你们的土枪吧！”
第二天，上级决定组织爬城突击队。窝了一肚子火的班长张吉厚抢着报名：“连长，我去。我以前常进新集城去，城里的路，我闭了眼睛也摸得清。”他弟弟张吉春也不甘落后：“连长，我也要跟我哥进城！”120多人的突击队很快组成，张家兄弟俩入选了，还有从军部手枪营、交通队和各连挑选来的精兵，由 1营副营长廖荣坤任队长。下半夜，爬城队架梯进攻，却被一阵滚木礌石打退，有些突击队员摔得腰腿脱臼，鼻青脸肿。敌兵故意把大刀、长矛弄得乒乓响：“来啊！来啊！再来爬哪！”
白天，守敌闭门不出；夜间，在城上点油灯，燃火把，每隔几个垛口一盏。敌人用很粗的棉捻子，浸醮木梓油，点燃了不时往外扔，作为照明弹。红军官兵开动脑筋，把稻草浸湿打成捆，人躲在后面滚着草前进，顺利到了城下。可登城还是失败了。
徐向前、王树声等师团首长和战士们一起研究，最后决定挖坑道爆破城墙。部队日夜分班轮流掘进，五个昼夜后，一条宽一米、高一米多的地道挖到北门底下。一连几天，爬城突击队忙着砍毛竹，做云梯，并在西山坡利用民房搞爬城训练。负责爆破的指战员从东窑岗的鞭炮铺找来 300斤黑色炸药，又收集一些废铁，秤砣，装进从地主家抬来的两口大红漆棺材中，通过坑道运到北门底下。10日下午 5点钟，一声雷鸣般的巨响，黑烟升腾，砂石横飞，北城墙被炸开一丈多宽的缺口。张吉厚和战友们冲进缺口，横扫反扑的敌人，一鼓作气杀入城中。他冲到一个小巷口，迎面闪出一个黑影，那人急促地喊道：“二班长，是我。你弟弟负伤了！在城缺口那儿！”张吉厚急忙赶到城缺口，抱起弟弟张吉春，可他已经牺牲了。当哥哥的只觉得浑身冒火，手提冲锋枪连连射击，打死了许多敌人，民团团总曾仲颜也被他击毙了。
红 4军攻克新集，歼敌 1000余人，使鄂东、豫南根据地连成一片。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从七里坪迁至新集。新集成为苏区的大本营。
战川军 两次负伤三过草地
1933年春天，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进行反三路围攻，张吉厚被任命为独立团团长。这个独立团是以原红 4军 28团的一部分和地方工作队为基础组建的，驻守在通江县的龙凤场。
5月 14日，川军刘存厚部 8个团攻占竹峪关。竹峪关是通江根据地东面的屏障，红军坚决进行反击。15日，张吉厚奉命带领独立团向东丝罗坝方向警戒。16日晨，红军分三路进攻竹峪关之刘存厚部，将天险太平山攻下。战斗最激烈时，丝罗坝的敌人 1个团向竹峪关增援，从独立团埋伏的峡谷丛林中穿过，遭张吉厚部突然打击，2个营被歼。敌军被迫向后撤退，红军全线出击，敌全线溃退。恰逢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河流阻隔，敌官兵不少落水而亡，死伤800余人。红军追敌六、七十里，解除了刘存厚 8个团对红军的左翼威胁。张吉厚率部驻守竹峪关。
至 6月 15日，红军胜利完成反三路围攻作战。
7月上旬，红军整顿扩编，张吉厚率领的独立团编为红 4军 10师 30团。这年冬天，红军进入反六路围攻。张吉厚正率领 30团向南进击，准备攻打开县，迎头遭遇四川军阀精锐部队的王陵基第 3师。经 5日激战，红军歼敌 5000余人，但因兵力分散，未能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遂转入防御，撤退至南坝场、宣汉、达县一线与敌对峙。至 12月上旬，参加六路围攻的川军已全部出动，另有 18架飞机配合。敌第五路为刘湘的第 21军，以王陵基为总指挥，率 24个团为主攻，由东南的开江、开县向西北的宣汉、达县、万源方向进攻；第六路为第 23军，以刘帮俊为总指挥，率 12个团，另有土匪王三春部 6个团，共 18个团，由东面的开县、城口地区向西面万源方向进攻。刘湘狂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红四方面军。
此时红四方面军虽然已有 8万正规红军，但敌军是 110多个团，20多万人。敌强我弱。在南坝场战斗中，张吉厚率全团掩护主力后撤，却被敌人包围。在指挥战斗中，团政委徐学渊壮烈牺牲，团长张吉厚腹部受重伤，但他仍然坚持指挥部队胜利突围。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伤口痊愈的张吉厚奉命率 30团迅速占领四川江油、中坝等地。6月中旬，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8月 18日，张吉厚率 30团作为总预备队，担任右路军北上过草地的后卫，负责掩护中央机关前进。8月下旬，30团踏上漫无边际的大草地。大草地方圆数百里，一片荒凉，不但没有人烟，连鸟儿都见不到一只。部队虽然要求每人准备 7天的干粮，好不容易走出草地，红军前敌指挥部决定攻打守护包座的胡宗南部敌军。这里是红军进入甘肃南部的必经之地。红 4军负责攻打位于包座以北约10公里的求吉寺，控制要点，而后集中兵力打援。红 10师师长王友钧将这一任务抢到手。
求吉寺位于包座河下游、松 (潘 )甘 (肃 )要道咽喉地带的求吉给嘎山上。8月下旬，为阻挡红军北上甘南，敌胡宗南部补充旅 1个团的兵力进驻求吉寺院，修筑起环形工事，地堡、暗堡连环相接，山顶一条暗道直通山下的求吉寺大经堂，并在寺院内囤积大批粮食、物资，企图凭借寺院坚厚牢固的院墙作拼死抵抗。
过草地走得筋疲力尽，饿得头昏眼花，但一听有仗打，张吉厚的 30团来劲头了。8月 29日黄昏，西方山头上的晚霞刚刚消逝，10师部队以迅速的动作抵近求吉寺，突然向敌军发起猛烈的攻击。这座寺院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守军虽然只有 2个营，但这是国民党中央军嫡系主力部队，居高临下，火力凶猛。我军前赴后继，伤亡很大。张吉厚心里明白，经过草地七八天的折腾，指战员一个个面黄肌瘦，只能短促突击，才能制人。激战一夜，红军拿下了外围的几个要点，乘势突入寺院，将敌人消灭大半。敌人组织敢死队拼命反扑，敌补充第 1旅第 1团团长康庄亲自督战，指挥机枪向冲过来的红军扫射。一批红军官兵伤亡了，又一批再次冲进去，数进数出，求吉寺寺院门口和院子里血流成河，倒下的红军战士铺满了寺庙前的空地。最后，康庄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
仗打到这个程度，第 4军军长许世友怒不可遏。10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一挺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人横着扫射过去。敌人顶不住了，王师长从身后拔出那柄寒光凛冽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交通队官兵们个个配备一支德国造的 20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驳壳枪一响，敌人倒了一片，然后大刀如林朝着敌人挥了过去。许世友大叫：“还是大刀片厉害！”
王友钧带队冲进寺院后，张吉厚他们沿着寺院的台阶一层层地往上打，打到最高一层时，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封锁了红军的冲击路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王师长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倒在了寺院的台阶上。张吉厚红了眼，吼着“为师长报仇”，带领 30团指战员向敌人猛扑冲去，没走两步，也被敌人的枪弹打倒在台阶上。从此，他的大腿因伤致残。
徐向前总指挥赶到求吉寺战场前沿，制止住暴跳如雷的许世友军长，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围住残敌，待机消灭。
国民党军在逃跑前点燃了寺院里的粮库。红军官兵扑打着火焰，追杀敌人。在大火中，饥饿的红军战士们抓起被烧焦的麦粒，大把地往嘴里塞。求吉寺和包座一战，歼敌 4000余人，打开了北上通道。
1935年 9月 10日凌晨，毛泽东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将士，由这条通道离若尔盖北上。
秋风萧瑟，天气转寒。张吉厚被战友们抬着第二次走出草地后，10月 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现属金川县）另立中央。
直到 1936年 6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藏区会师，经组织决定，张吉厚去红四方面军党校学习。7月，他随党校从藏区炉霍出发，第三次过草地。
经过近 1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又到达 1年前他带领全团浴血搏战的包座地区。他来到求吉寺山上看望王师长，只见墓前堆满了战士们采来的山花。
10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不久，张吉厚与党校学员们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张吉厚将军后来多次充满敬佩地说，王友均师长是湖北广济县人，是红四方面军著名的“夜摸将军”。在反六路围攻的西线作战中，他率领手枪队三十余人，从平溪坝以北偷渡大通江，绕过敌人的多道岗哨，摸到敌人后方的牛角嵌，攀越几丈高的悬崖，突袭敌军团部，砍死敌团长。他牺牲时年仅 24岁。
拉玛克盖的雪花纷纷扬扬，无声地向后人倾诉着那场战斗的惨烈和悲壮；求吉河的波浪碧水粼粼，回响着红军战士们呐喊的怒吼声；先烈们的魂魄，早已升腾成了一颗颗闪耀的红星，悬挂在历史的天空中。

忠于职守的交通队长

——记少将朱玉学

曾 锋
朱玉学（1912—1992），湖北省麻城县顺河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总保卫局特务队队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交通队班长、排长、队长，红31军警卫营副营长、骑兵连政治指导员、交通队队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9师教导团连长，随营学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七分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保卫科科长。参加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独立第 7旅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委，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 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 11月 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0岁。
忠于职守的交通队长
1935年 1月遵义会议后，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带领红 31军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主力进行陕南战役，迷惑、调动敌人，为方面军在苍溪南北地区西渡嘉陵江创造条件。
此时，朱玉学在红四方面军第 31军任交通队队长。交通队的主要工作：一是保卫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二是传达首长和军部的命令、指示；三是担负应急的、临时的作战任务。
1月下旬的一天，红 31军军长余天云对朱玉学说：“朱队长，接方面军总指挥部电令，王树声副总指挥马上要来我们军指挥西渡嘉陵江作战，决定由你带一个连保卫王副总指挥和渡江指挥部的安全，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到总指挥部去接副总指挥。”
朱玉学参加红军之初，就在方面军总指挥部交通队担负保卫首长的任务，从一名警卫战士到警卫连长，他都在徐向前、王树声等首长身边工作，对首长们比较熟悉。朱玉学把王树声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护送到军部后，安排两个排担任指挥部的内卫工作，门卫布 4个岗，增加流动哨，增设暗哨，加强夜间警卫和巡逻，并规定凡出入指挥部的人必须登记姓名、单位、职务等，遇有不易处理的情况要及时报告。他还派 3个交通队员帮助炊事班采买粮食和肉菜，监督伙食卫生，防止发生意外事件。他自己的办公室就设在指挥部斜对面的一间小草房里，随时听候王树声和其他首长的指示。
第二天傍晚，王树声对朱玉学说：“明天早晨 7点，我们到嘉陵江边实地侦察，你通知侦察、作战、通信、后勤等部门的科长做好准备。”
朱玉学传达完副总指挥的命令后，立即对侦察沿线的安全保卫进行部署。他命令 1连派一个尖兵班于翌日晨 5时先行出发探路，侦察敌人的动向、是否布雷，有没有埋伏，有没有地方民团的骚扰，命令 1连主力在沿线的路口、要道、山顶、渡口、村庄等处布设明岗暗哨，保证道路安全畅通。命令 2连派一个排跟随首长，遇有紧急情况，随时协助警卫员处理。尖兵班出发后，他又对 1连连长说：“沿途布哨选好地形地物，一些重要的哨位要让老兵把守，有的哨位还要派 2至 3人。哨兵要随时注意周围情况，不能枪走火，不准抽烟，不准聊天，班、排长注意检查，随时报告情况。”
王树声率侦察队来到江边，看到又奇又险的嘉陵江，对朱玉学说：“敌军在右岸沿江设防，妄图以嘉陵江天险为屏障，阻止我军强渡。我们一定要让敌人的阴谋像江边的泡沫一样，一碰就破。”朱玉学充满信心地点点头。
考察完嘉陵江，王树声就指挥红 31军进行渡江前的准备工作。从搜集材料，隐蔽造船，到学习划船，练习泅渡；从进行水上战斗，到抢占滩头阵地的战术训练，大家通过反复摸爬滚打、、呛水晕船，终于掌握了渡江作战的技术和战术。朱玉学则每天派交通队员及时传达首长的指示和命令，并把部队的训练情况报告给首长和司令部机关。
徐向前总指挥亲临嘉陵江左岸视察红 31军，朱玉学又奉命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为圆满完成任务，他召开交通队全体会议，周密计划，精心部署，并将保卫方案呈送王树声副总指挥审阅。王树声很赞同朱玉学布置的松散保卫形式：在徐向前周围三五米或七八米布哨，最远的哨数百米，这样，若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处理。王树声陪同徐向前跋涉 100余公里，选定了 3个渡河点，确定苍溪县塔子山下的石家坝为主要渡河点。每次选点，朱玉学都率一部分队员打前站，搞侦察，确保万无一失。
3月 28日晚 9时整，朱玉学带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战士在王副总指挥身边护卫。随着王副总指挥的一声令下，红军分 3路纵队强渡嘉陵江，红 30军为中路纵队，于苍溪以南的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消灭守敌后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红 31军居右，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昭化、广元发展，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位于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红 9军居左，从阆中以北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红 30军 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守敌，保障左翼安全。朱玉学看见红军勇士们驾着写有“ 奋勇杀敌，争取革命早日成功”的大字标语的战船快速、勇猛地划向嘉陵江右岸，他兴奋地握紧拳头，对交通队的战士们说：“太神奇了，我们一下子就冲过嘉陵江江心，看来可以胜利渡过嘉陵江了。”
红军突击船队进至距敌重兵把守的右岸几十米处，才被敌人哨兵发觉。红军战士遇敌不慌，拼命划船，快速迎敌，直到离敌滩头阵地 20多米的江边，才开始射击。这时，部署在左岸的红军大炮、重机枪齐声怒吼，支援突击队抢占滩头阵地。
大部队陆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在红军数路大军的猛攻之下，全线崩溃了。朱玉学看到战士英勇杀敌的壮观场面，心里直痒痒。王树声高兴地说：“小朱，怎么样？想亲自去杀几个敌人 。”朱玉学有些窘态，不好意思。王树声又说：“革命分工不同嘛，你的交通队长很称职，忠于职守，功不可没。”
儿子朱华山眼中的父亲
朱玉学的儿子朱华山说，在纪念黄麻起义 60周年的时候，我陪着父亲回到了他阔别 60年的故乡。父亲参军后多次负重伤，身体虚弱，直到解放后仍延续着病痛——吃饭少，胃难熬。可令人想不到的是，自从回到家乡，他的饭量增大了，笑容灿烂了，言语丰富至极……从没喊过胃疼。他还在一批老头里聊出个同班战友，激动之余有些伤感，一直念叨，你还活着？你还活着！然后就是叹气。
跟着父亲行走于麻城城乡，处处都能感受到革命老区的艰辛。当回到村里时，没有了通车的路，父亲在县政协主席和乡党委书记的陪同下一起沿着田埂小路走回了村里。我在前面为父亲照相。天气温暖，父亲脱掉棉衣披在肩头。一身草绿军装，一个瘦小老人，远远望去，与大别山浑然一体——大别山的儿子回来了！
父亲早年丧母，是爷爷和姑姑把他带大的，后来爷爷姑姑操劳过度相继过世了。参军时，父亲已是孤儿，每每想起爷爷和姑姑，他都很感慨，常常是远眺窗外，一言不发。
在村里，我那远方的表叔家迎来了喜事，因为朱家终于有人荣归故里了。老家的房子基本都是土坯建造的，房间里没有摆设，也没有家具，被烟熏过的墙皮是黑的，屋子进深大，无法采光，就更觉得黑了。但当我走到后院一看，就仿佛走进了当年的讲武堂，一排排低椅，一排排低桌，能容下几十人就座。父亲落座时，院子里已到了近百位乡亲，就像当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样，大家都在一起促膝谈心。
不一会儿，表叔家的餐桌上已摆满了丰盛的饭菜，可父亲却突然离开，急得乡领导不知所措。而更加着急的，就是我那位表婶，竟哇地大哭起来。我心里也埋怨父亲为何会这样不近人情，吃顿饭再走又有何妨呢。于是我决定，父亲不吃，我吃。三下五除二，在婶婶和亲戚们的目光注视下，我吃了碗鸡肉，又吃了口鱼，然后才匆匆去追赶已离开的父亲。
父亲已走到村口，我埋怨他不辞而别，父亲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村里的风气，家里远道来人，全村都要来吃饭，我要一吃，会把他吃穷的。 ”一个惊雷炸过头顶，我的心情极为酸楚，脸红到了脖子。我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怎么办？”父亲淡淡地道：“留下两百元钱吧。”我又跑回村里，回到家中，婶婶还在哭。我轻轻地上前，把钱塞进了婶婶手里，并且抱着她，心里说：“这一走，恐怕是再也见不到婶婶了。”我的眼泪哗哗直流。
11月份的大别山已现苍凉，靠山吃山的农民们，日子过得很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年大别山最优秀的男人都当了红军，留下的不是残废就是老人、孩子和妇女。而今，革命胜利了，祖国大地上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相信乡亲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第三次爬过雪山

——记少将赵炳伦

曾 锋
赵炳伦（1912—1984），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大河铺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 31军 93师 276团连政治指导员，第 274团政治处主任、政委，红 31军政治部保卫部科长，军卫生部政委。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9师教导队政治指导员，特务营政委，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1941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 385旅 769团副团长，新四军第 5师 39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 50军 211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原突围和辽沈、平津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校。历任湖北军区荆州军分区司令员，第二政治学校副校长、校长，防化兵学院副院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4年 3月 11日因病逝世，享年 72岁。
第三次爬过雪山
1936年，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遭受极大的苦难，三次在雪山草地上来回穿越。红四方面军第 93师 274团政委赵炳伦，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委，竭尽全力地巩固部队，减少伤亡，团结、带领指战员随方面军行进在没完没了的转移中。
4月，赵炳伦和指战员昼夜兼程，艰难开进，由宝兴翻过夹金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行，来到党岭山下。
他们要第三次过雪山了。党岭山横跨丹巴、道孚两县交界处，海拔 4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不化。这时虽说是春季，但山上仍如寒冬般大雪纷飞，狂风阵阵，不少人被冻死，还有人被狂风卷下山涧。
赵炳伦带团队在党岭山下宿营，做了过雪山的准备。当干部战士听到先头部队传来的消息后，一些人产生畏难情绪：“这样没完没了的过雪山草地，敌人打不着，我们倒先死在雪山草地上。”
“准是有人捣鬼，要不咋走过去又走回来。”
“这哪里是调动敌人，分明是调动我们自己。”
赵炳伦也对上头这样指挥部队有看法，这时他并不知道是张国焘野心膨胀，另立中央，但他坚信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和团长石志本商量决定，召集党的工作骨干，分别找干部战士谈心，要大家坚定革命信仰做好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把伤亡减到最低限度。
几天后，他们这个团出发了，向人迹罕至的雪山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着。越往上走，积雪越厚，天气也越来越差。阴沉沉的黑云布满天空，北风呼叫着卷起雪花和冰片，打在指战员们的身上、脸上。战士们穿着单薄，一个个冻得打哆嗦，大家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冻死。快到山顶了，空气越发稀薄，战士们眼发黑，头发晕，呼吸十分困难。随着狂风一阵阵吹来，战士们东倒西歪，站立不住。
“哎呀！”随着一声尖叫，炊事班老班长田志被狂风卷起，摔地，滚落雪谷里。
“石团长，你掌握部队，让大家不要停下来，我去救田志。”赵炳伦说时，顺着雪谷滑下去，掉进两米多深的雪窝里。
“赵政委，危险。我来了。”赵炳伦的警卫员小杨一看着急了，也顺着雪谷滑下去，一个滚身也滑进雪窝里。两人挣扎了老半天，终于挣出了雪窝，爬到田志身边。赵炳伦把田志搂在怀里，用体温温暖了一会儿，田志才睁开眼。他一看是赵政委，眼里闪着泪花说：“政委，别管我，你快带着部队走吧。”
“老田，不，我不能丢下你。”赵炳伦鼓励他说：“我们一定能爬过雪山，你看翻过这个山头就下山了，下了山就到了道孚县。 ”
“我怕是不行了。”
“你一定行。”赵炳伦说着，冲警卫员喊：“小杨过来，咱俩架着老田爬上去追部队。”田志在赵炳伦和小杨的搀扶下，终于爬上山顶，跟上部队。赵炳伦见干部战士实在走不动，就冲大家喊：“大家原地休息 5分钟，不要坐下，可以两个或三个抱在一起。”红军战士们站着休息，赵炳伦高声喊起鼓动词：
天是被、地是床，雪水拌干粮。
征程百里无炊烟，皮带、草根充饥肠。
风雪寒侵岩石裂，红军战士更刚强。
风雪吓不倒英雄汉，胜利在前方。

下山开始了，一步，两步……山脚在眼前越来越近，大家干脆和衣躺着顺坡向下滑，欢呼声、笑声，洒遍人迹罕至的雪山。第 274团终于第三次翻过了雪山，田志和战友们紧紧地将赵炳伦拥在一起，泪水夺眶而出。

鞋子与命运

——记少将冯仁恩

李 敏
冯仁恩（1912—2005），湖北省麻城县顺河区冯家寨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 9军76团副连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四方面军供给部供给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原信应罗地区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游击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新四军第 5师第 2纵队 4团团长、纵队司令员，第 13旅 38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第二部部务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师长，山东省军区昌潍军分区司令员，胶州军分区司令员，青岛守备区司令员，守备师师长，莱阳军分区司令员，烟台军分区司令员，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光着脚板当红军
冯仁恩出生在麻城山洼里的穷人家，在他的记忆中青少年时代很少穿过鞋子。一次他跟着姐姐去讨饭，看到路边有一双别人甩掉不要的破烂鞋子，他捡起来刚往脚上套，被地主家的恶狗咬住腿，直至昏死过去，被路人抬回家。后来他跟父亲学会了打草鞋。他穿着草鞋给富人打柴放牛。他十七八岁时，红军来到冯家寨。冯仁恩同 19个小伙伴一起走进红军队伍。行军打仗草鞋损耗特别快，他只好当“赤脚大仙”。
冬天来了，红军还穿着单衣。徐向前带领红一军南下，一举消灭进驻麻城谢店的军阀夏斗寅部一个营，乘胜奔袭新洲城。天上飘雪花，地上烂泥巴。“赤脚大仙”冯仁恩跑得飞快。因草鞋陷入泥巴里拔不出来的红军指战员们纷纷仿效“赤脚大仙”，甩掉鞋子向前冲。红军进了新洲城，才发现城里驻有川军郭汝栋的第 2混成旅。这些“川耗子”刚吃罢晚饭，正在安顿宿营。红军猛冲猛打消灭敌2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和物资。第二天，从军长到战士，每人发棉布 1匹，银圆 1块。
新洲是个商业城镇，大小商铺排满了几条长街。从未进过城的冯仁恩第一次开眼界，在一家鞋铺里，买了一双鞋。这是他穿的第一双布鞋。
红军团长倪志亮发现冯仁恩老老实实不爱说话，埋头苦干很牢靠，便将他调到身边当马夫，后来又给他当勤务兵。这位倪团长是行伍出身，黄埔军校毕业，脾气大得吓人，经常吼骂下级，但他从来不骂冯仁恩。
“赤脚大仙”冯仁恩在反围剿战斗中，几乎跑遍了大别山的山山水水，用血汗铸就了钢铁战士对革命事业的一腔忠贞。1932年 2月，冯仁恩加入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对他说：“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奋斗的，党员应为党为人民服务到底，不怕牺牲流血，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绝不能动摇，不能向敌人屈服。”冯仁恩将这几句话记在《自传》里。
行军打仗特费鞋。他那双唯一的布鞋，早就在枪林弹雨中磨烂了。
冯仁恩继续当“赤脚大仙”，跟着红军跑了三千里，进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有了大发展，接连打胜仗，队伍很快扩大一倍多。
倪志亮师长对自己的勤务兵说：“小冯，别跟着我了，送你去上学吧！”
冯仁恩就进了红军的彭杨学校（以著名革命烈士澎湃杨殷的名字命名），半年后毕业，分派到红 9军当副连长。他连年征战，脚不停步，大打小打，不计其数。全国解放后填写干部登记表，在“参加过哪些主要战斗”这一栏里，这位老红军写道：“总计参加战斗数百次，因战斗次数过多，记不清了。”
然而，冯仁恩却忘不了，反“六路围攻”时，他在李先念当军政委的 30军 265团当连长。坚守万源一仗打到最后，他成了重伤员。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他被担架队抬着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那时他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成为残废？残废后部队还要不要我？情况紧急时，部队将我们丢弃怎么办？想来想去，最后的结论是：“红军是不会不管我们的。万一主力转移带不走，我也要克服困难，坚持斗争！”（见《冯仁恩自传》）。经历了漫长的 10个月，1936年 3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大雪山时，冯仁恩已能够独立行走，被分配到方面军总供给部当粮秣员。随后，冯仁恩又随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编进西路军，血染黄沙，战败被俘，在被押送途中逃回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穿着草鞋打鬼子
1938年 4月，冯仁恩在抗大经过半年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留守处警卫大队任副大队长。10月中下旬，日军相继占领信阳武汉，国民党军队主力西撤，共产党决定开辟四望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冯仁恩挑选了 60名年轻战士，开赴信阳县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一带，与国民党县长李德纯合作，成立豫南抗日挺进队，总共 300多人，百八十条枪。冯仁恩任第 2支队副支队长兼第 3大队大队长。
国民党政府不满李德纯将县政府的 4个连队交给共产党领导，用换县长的办法挤兑李德纯。李德纯干脆去了延安。豫南抗日挺进队处于日伪顽犬牙交错的夹缝中，不但每日有敌情，而且生活也特别艰苦，没有被子，睡觉就钻稻草窝；下大雪了，身上还穿着单衣；每天连五分钱的菜金都没有保证，有时连咸菜也啃不上。同志们的手脚冻肿了，裂开长长的血口子，有的得了夜盲症。但心里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情绪十分高涨。新四军老战士们还是竭尽全力照顾好李县长带过来的那 4个连队，这些国民党士兵被深深感动，主动提出“不要照顾”，没有出现一个逃兵。
四望山地处鄂豫边，敌情复杂，当地武装成分也复杂，有国民党军、汉奸维持会、游杂武装和土匪等等。冯仁恩和战友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方力量，打击日伪顽势力，短短一年多时间，“豫南抗日挺进队”就发展到 2000多人，1000多件轻重武器。1939年秋天，挺进队从铁路东的当谷山向铁路西边的四望山转移，冯仁恩带领一个连担任前卫。夜里到达东双河附近时，即在铁路两侧的高坡上设伏，袭击日寇军车，打死打伤日军 300多人，自己无一伤亡。1940年五六月间，冯仁恩又带领一个大队夜袭鸡公山新店日军机枪中队。正在睡梦中的小川中队长被掐死在床上，日军失去指挥，光着膀子到处乱撞。在消灭了七八十名敌人后，清醒过来的鬼子端起八九挺机枪狂扫。冯仁恩见好就收，带领部队主动撤离。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震惊中外。1月 20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冯仁恩被任命为新四军第 5师第 13旅 38团团长。这年秋天，冯仁恩带领这个团去 5师师部所在地大悟报到的路上，顺手牵羊，在广（水）应（山）公路上截击日军第 3师团运输队，缴获 300多辆马车装载的枪支弹药，医疗器械，药品被服，全歼日军护卫队 40余人，还缴获 1匹东洋大白马，这马成了李先念师长的坐骑。冯仁恩也平生第一次穿上了缴获的大皮靴，无奈他那双冻得百孔千疮的赤足，实在享受不了皮靴的温暖，只好送给了别人。
编入新 5师后，冯仁恩带领的 38团，成为李先念手中的一柄利刃，常常在关键时刻被投入战场，快刀斩乱麻。1942年冬天的那场三打侏儒山，冯仁恩就打出了新四军军威。
这天，驻沔阳仙桃镇日军 100余人、伪军 50余人占领了胡家台。新四军 13旅连夜出击，不料胡家台祠堂易守难攻，敌人凭借火力上的优势，依托祠堂与我军对抗。我军几次组织攻击，但都因敌人火力太强而未能奏效。见此状况，冯仁恩命令部队先退下去，决定一部分兵力由祠堂北面爬上祠堂屋顶，居高临下先消灭天井里的敌人。这一招果然很灵，日军被炸得死伤惨重，拼命往外冲，又被河对岸
我九二式重机枪火力堵了回去。日军见突围无望，紧闭大门妄图死守待援。最后，新四军采用火攻，残余日军全部葬身火海。侏儒山战役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武汉周围日伪军传言，“不怕国民党，就怕新四军。”
打了大胜仗，情绪更高涨。行军路上，冯仁恩发现大多数战士跟自己一样，成了“赤脚大仙”，踏雪前行，裂口处鲜血淋漓。到了宿营地，他立即安排军需处筹钱购买原材料，组织战士突击制鞋。为此，团参谋长起草了一份通报，被冯仁恩顺手夹在一本油印书里。1978年，冯仁恩将保存在老家的一筐 20多件抗战文通 报二月二十一日于新都一、兹因目前部队赤脚无鞋者众多，故本部决定发给每人
伍元大洋作为草鞋费用 (此钱将来一律扣津贴费 )，希各部立即造三字花名册来团军需处领取。
二、此草鞋费领回后，即以连为单位由司务人员负责到市镇购买白麻，以便发给部队打草鞋 (明日下午教育时间可组织会打草鞋的战士打草鞋)。
三、每人要准备两双至三双草鞋，限近三日内完成，各部准备齐后及早报本部。以上仰即遵照执行为要。 右通报 参谋长冯仁恩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这纸“通报”，成为新四军五师指战员在武汉外围穿着草鞋打日本鬼子的历史见证。
穿上布鞋活捉王耀武
中原突围后，冯仁恩被分配到渤海军区，由山区作战改为平原作战，由穿草鞋改为穿布鞋。山东老百姓对解放军最热心，整捆整捆的军鞋往部队上送，冯仁恩再也不用为战士们的穿鞋问题发愁了。
1948年 9月，冯仁恩率领渤海第三军分区部队参加济南战役，当时的作战口号是，“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有意思的是，大战结束后，参战各部队活捉了 7个王耀武，但只有冯仁恩部队捉到的是真正的王耀武。
王耀武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在军校学习期间，他严遵校训、勤奋学习，赢得了学生队总队长、麻城人严重的赏识。济南城被解放军攻破，王耀武的 10万大军灰飞烟灭。这位司令官脱掉皮鞋和军服，换上老百姓的粗布袄和黑布鞋，从早就挖好的地道里逃跑出城，第四天来到冯仁恩管辖的地界。
正在值勤的寿光县公安战士刘玉，在张建桥上发现两辆大车和7个人。一个大胖子躺在大车上，盖着棉被捂着脸，头上包着白毛巾，说是有病。公安干部揭开被子，扯下毛巾，见是一个 50来岁，满脸络腮胡子的大胖子，大脑瓜前额上有一道明显的白印。这是戴大盖帽的军官特有的印记，遂将这一行人予以扣留。审讯一上午没有结果，到下午 4点，胖子承认自己就是王耀武。
寿光县公安局急忙打电话给军分区。司令员冯仁恩说，别的部队也抓到几个王耀武，你们千万别搞错了。查实了，立即向前方指挥部报告。
公安人员再审胖子。胖子说，炮声一响，我就知道济南城守不住，就安排十几个跟我长得差不多的官兵冒充我。我才是真正的王耀武。
人的一生有时似乎具有某种宿命。拿王耀武来说，20多年前，他是在黄埔元老、麻城人严重的提携下，穿起皮靴走上带兵打仗的军旅生涯的；当时神仙也难预料到，20多年过去，他又在共产党将军、穿着老百姓的普通布鞋的麻城人冯仁恩的手里，结束了军事生命。
穿草鞋的打败了穿皮鞋的。
20世纪 50年代初期，从南京军事院校毕业的冯仁恩，穿着皮鞋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当天晚上，彭德怀元帅来到代表团驻地看望大家。冯仁恩注意到，在一片皮鞋声中，只有彭德怀元帅脚上穿的是一双草鞋。

万里征途别样情

——记少将江鸿海

曾 锋
江鸿海（1913— ），湖北省麻城县顺河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12师34团政治指导员，红9军第 25师 73团营政治指导员，第27师 81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 129师 385旅 770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385旅供给部政委、旅卫生部政委，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 14旅 1团政治委员，第十四军分区 16团政委，东北野战军第 9纵队25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副政委、政委，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新安州口岸办事处主任，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顾问。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二十岁的政治指导员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20岁的江鸿海已是红 9军第 25师 73团营政治指导员了。
作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江鸿海来说是一门新的课题。他文化浅，参加革命后才逐步识得几个字，这些字很不听使唤，跟他捉迷藏似的东躲西闪。头天还记住它，第二天就忘了。
部队政治机关经常翻印和编印一些文件发下来：《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干部必读》，种类繁多。江鸿海不但自己学，还组织战士学。
“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江鸿海常这么问战士们。
有的说：“在家活不下去，狗日的地主老财比蛇蝎还毒！”
有的说：“找碗饭吃。”
几种回答都没错：革命是被剥削被压迫的穷苦农民的必然选择。要想改变命运，要想活下去，就得拿起武器和地主老财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江鸿海就这样讲解着革命道理。
鸦片，这精神的麻醉品，在川北一带，不少人迫于生活的无奈，一边种植鸦片，一边麻醉自己，积恶成习，难以根除。
针对这一情况，红四方面军给吸鸦片烟的战士举办戒烟训练班，从政治教育入手，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实行戒烟。有的战士戒了，有的没戒成。江鸿海所在的营部，有好几个吸食鸦片烟的战士，面黄肌瘦，满嘴黑黄牙，经过戒烟训练，他们发誓不再吸，戒掉烟瘾后，气色红润开朗，走路也脚底生风。江鸿海十分关心吸食鸦片的战士，跟他们谈心。有一次他问吸鸦片的四川籍战士文伯堂，这鸦片明明是毒，怎么还有瘾，就不怕毒死？文伯堂露出满嘴的黑牙，嬉笑着说：“啥子生不生死不死的？格老子那时活着就跟死了没二样。你不种鸦片，人硬气肚皮不硬气，就烦，一烦就吸，吸足了就昏天黑地困，困醒了又再吸，瘾就上来了。”
在 20岁的指导员江鸿海看来，这个年长他 10岁的川汉子直率可爱，可他不明白，世上各种各样的瘾，吸烟喝酒饮茶赌牌，甚至还有杀人放火抢劫，这些瘾都不好，是红军战士的敌人。他对文伯堂说：“你被敌人俘虏了呀。”
文伯堂眨巴着不很清亮的双眼，半天才醒过神来：“那是，那是。”
可文伯堂禁烟没多久，老毛病又犯了，背着人偷偷吸鸦片。这事反映到营部，江鸿海很恼火，刚刚向团部汇报说，吸鸦片烟的新战士都不吸了，现在可好，又有人偷偷吸。他赶到文伯堂所在的连队，让连长通知文伯堂来。
文伯堂料想事情不妙，打着呵欠，精神萎靡不振喊了声：“报告。”
江鸿海见他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吼道：“你这么大年纪，说话放空炮，好意思不？”
“不好意思。”
“鸦片从哪里弄来的？统统交出来，烧掉！”
“烧哒，烧完哒。”
“在哪里烧的？”
“在这里烧的。”文伯堂指指嘴里。
在一边的连长笑起来。江鸿海也忍不住想笑。但他终于没笑，走到文伯堂跟前，替他整装扶正军帽，说：“你丢了我们营的脸，违犯了军纪，你说该怎么办？”
文伯堂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想了想，突然伸手要扇自己的耳光，被江鸿海拦住。江鸿海说：“鸦片瘾真要能打掉我也就不拦你了。你是红军战士，入伍前你是怎么说的？”
文伯堂又想了想，说：“我跟那个验兵的长官说，我年岁大，你们要不要？要我就进来，不要我就走……”江鸿海截断他的话：“现在还想不想走？”“不想，当真话，不想。”“不想走？想继续当红军的话，你就下决心戒烟！”“是，是的。我戒，当真戒！不戒是龟儿子。”但文伯堂又偷偷吸了一次鸦片烟。鸦片烟是他从家里带来的，偷偷吸了几次。上次被江鸿海批评过后，他还剩一点点，本想扔掉，又觉得怪可惜的，便躲在无人处吸起来。江鸿海上次临走时叮嘱连长，多注意文伯堂，以免他把鸦片分给其他战士吸。
事情发生后，连长关了他禁闭。战士们也很生气，有人建议不给他饭吃，饿他三天三夜，看他还吸不吸鸦片。连长也因文伯堂出尔反尔屡教不改而大伤脑筋，命令排长：“不准给他送饭！”
江鸿海闻讯赶来时，文伯堂已饿了一天。江鸿海大发雷霆，指着连长道：“哪个给你的这种权力？关禁闭可以，怎么能不给饭吃，简直是胡闹！”江鸿海亲自端了饭去看文伯堂。
文伯堂一见江鸿海，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哭起来。江鸿海命令他起来：“革命队伍里哪兴搞这一套？下跪，男子汉大丈夫，敢于顶天立地，哪兴背天跪地的？”文伯堂起来后，端着饭狼吞虎咽，吃完后手抹大嘴，连打饱嗝。
江鸿海斟酌着想说的话，首先关心地问：“饿坏了吧？”
“饿惯了——早几年在屋里时，有一顿无一顿，饿惯了。”
“还想不想过那种日子？”
“看……你说的……”文伯堂露出羞赧。
“这么说你是想过天天有白米饭吃的好日子？”
“当然喽。”
“这样的好日子要争取，通过革命，通过红军的努力去争取。

就像你们家乡，红军没来之前，粮食都归土豪所有。红军来了，解放了你们家乡，土豪财主们才乖乖把粮食交出来。你说，红军战士个个都像你，吸鸦片，打瞌睡，还怎么打仗，怎么闹革命？”
文伯堂从此彻底戒了鸦片烟，他说这全是江指导员的功劳。江鸿海说这是革命的功劳，因为革命使他成为一名政治指导员。
“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
1935年 3月 28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红四方面军离开了战斗 27个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新的征程。22岁的江鸿海，此时已是红 9军 27师 81团政治处主任了。8月初，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研究敌情，重新确定行动方针：“攻占阿坝，迅速北进。”
进攻占领阿坝，必须穿越草地。
8月的大草地，茫茫无垠。草地无路，沼泽遍及，数十里百里渺无人烟。第一日，大家鼓足劲跋涉，饿了，吃一把青稞面充饥；第二日，仍如此；第三日，带的干粮要吃完了，可草地茫茫，似无尽头，更严重的是缺水，草地沼泽上有的是水，但有毒，不能喝。由于部队所带的青稞面和饮水不多。粮水尽了，只能找野菜充饥。有的战士脚肿了，沼泽地毒气沤烂了脚，每行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
从第三日起，江鸿海就没再吃一点粮食，把粮食留给体弱的同志。他骑着一匹栗色的马，这是配给团以上干部用的。但从过草地第一日起，他一直没再骑，让马驮战士的行李物品。
第三日下午，草地上空忽然一片深黑，天仿佛要压下来，紧跟着狂风四起，下起了冰雹。在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8月下冰雹不足为奇，但对于大部分生长在南方的战士来说，气候的反差使他们感到不适。沼泽如魔障，如陷阱，一脚踏上去，立即有股吸力在周身吮吸，身体不由往下沉，若陷进烂泥中，麻烦大了。
江鸿海命令大家手拉手，防止下陷。
夜里，草地笼罩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要宿营了，可找不到一块干草地。只好背靠背坐在地上，支撑起褴褛的被单挡风遮雹子。睡到半夜时，忽然有人喊：“卫生员，卫生员！”声音被风扯断了，被扯断的声音在深夜听来格外让人发怵发寒。原来是文伯堂拉肚子，蹲下去再也爬不起来。卫生员赶到时，很快诊断出是得了痢疾，可药品没有了，入草地以来，不少战士适应不了气候强烈的反差，拉痢疾。又发现一个，但没药品了，怎么办呢？
卫生员困惑地看着文伯堂，看着江鸿海。
那边，燃起的篝火在风中一点点熄灭，很像一个灵魂在作最后的挣扎。卫生员急得流了泪，直抱怨自己怎么找不到药品。天一点点发亮，照着文伯堂死灰般的脸。他的病越来越严重，绝望地望着草地。
“我要死了……可我不想死，不想死啊，我要革……命，革……命……”
江鸿海感到心如刀绞，让人把文伯堂扶上马，他牵着马，默默与马交流：好伙计，好伙计，你救救他，快带着他先出草地！可马蹄沉重，每迈出一步，身子两边颠晃，坐在马上的文伯堂滚下来了，再也站不起来。他奄奄一息，声如游丝：“莫管……我，江主任，你，你只发、发……个话，我是不……是个好……战士？……”
“是，是好战士。”江鸿海声音发颤。
江鸿海想起在四川反六路围攻的激烈战斗中，文伯堂勇敢冲杀，如久困多年的下山猛虎。如今，这只猛虎气息奄奄濒临死亡。他没牺牲在炮火中，却要丧生在茫茫草地里。草地，草地，为什么这样长，这样宽，这样无情！
年轻的政治处主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双臂抱紧文伯堂，声嘶力竭喊道：“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战士！你要坚持，坚持走出草地，还有战斗等着你……”
文伯堂双眼涌出泪，泪水浑浊而凝重，慢慢渗出眼角。这个饿肚子长大的川北汉子，这个曾用鸦片来麻醉自己的畸形人物，在投身革命仅两年的时间里，刚活出一番境界活出个人样，正要信心百倍精神抖擞干革命时，在沼泽地里停止了呼吸。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一定要战胜草地！”
年轻的团政治处主任声如洪钟，向阴霾向严酷的草地呐喊抗争，那声音久久回荡在草地上空。他再一次要杀死他的栗色大马。马啊马，我说过不杀你，可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能走出草地。野菜吃尽了，开始吃野草，草是你吃的呀，是牛吃的呀。一个又一个战士眼看不行了，我是团政治处主任，不能不管，不能不管哪！
马无声无息地死了，战士们无声地吃着马肉，他们都知道江鸿海和马的感情，他们觉得咽下去的不是马肉，而是信念，浑身注满了劲。
“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
5天后他们终于走出草地。战胜被称为人间绝境的大草地，成为红军历史上最沉重艰难的一页。
这一页汇聚成一个在当时和后来震惊了全世界的惊叹号：红军战士是英雄好汉！
纸上谈来的爱情
1944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八路军 129师 385旅 770团留守陕甘宁边区，开荒、种地。
这一年江鸿海 31岁，担任 385旅供给部政委。
一天，在抗大二分校任财务会计的郭淑敏正在地里干活，收土豆，忽然听到远处通讯员大喊道：“郭会计！郭会计！”郭淑敏见他一脸诡秘的神情，忙问什么事。通讯员笑笑说：“不知道，首长叫你呢。”通讯员所说的首长是抗大二分校的政委孔顺。
孔顺与江鸿海是同年参加革命的，又一块儿长征，两人关系不错。江鸿海担任供给部政委后，常到二分校来检查工作，孔顺眼见老战友年纪大了还是孤身一人，便问他想不想成家。
“革命不成功，不成家。”江鸿海笑着说。可孔顺却不饶他，说：“我们这里有几个女同志，条件蛮不错的，怎么样，给你介绍一个？”江鸿海涨红了脸说：“算了算了，我见了女同志脸红，不会说话。”“不会说，我给你当参谋嘛。”几天后，江鸿海又来检查工作，孔顺决定给他做媒。孔顺给江鸿海物色的对象名叫郭淑敏。郭淑敏相貌俊秀，为人持重，是个不错的姑娘。郭淑敏以为首长找她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卸下肩上的土豆后，满脸汗水一身泥地跑到了办公室门口。“报告！”“进来！”郭淑敏进门，人还没站稳，孔顺忙站起来招呼她：“来，来，小郭，这位是后勤部江政委，江鸿海。 ”又对江鸿海说：“这是小郭，郭淑敏。”郭淑敏见过江鸿海，知道他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长征干部。可眼前这位江政委，一扫往昔的威武庄严劲儿，显出一种腼腆，这是怎么回事呢？
孔顺也顾不了许多，便挑明了说。郭淑敏一听，脸顿时红了：天哪，哪有这么撮合人的？但孔顺已发话：“我出去了，你们谈。”
郭淑敏给江鸿海的印象很好，不胖不瘦，脸上红扑扑的，两眼汪着两股清泉。老战友的眼光果真不错。他见郭淑敏一直站着，埋头交搓着双手，便笑着对她说：“你怎么站着？坐啊。”郭淑敏不太能听懂江鸿海的南方口音，抬头望了他一眼，见江鸿海正笑眯眯地直视着自己，又羞得脸红起来。
郭淑敏坐拢后，江鸿海在纸上写道：“当兵几年了？”郭淑敏在纸上回答：“4年了。”“学习怎么样？”“好。”虽然这样聊起来进度很慢，但他两人却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纸上谈情”别有一番趣味：写一句给对方，可以趁对方回答时瞅瞅对方的表情。
江鸿海的模样没得说，还透着一脸和气。年龄虽大些，但一定会体贴关心人。从小失去父母的郭淑敏，自从参加革命后，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她刻苦学习，工作兢兢业业，似乎对一切都满足了。但今天她才发现，她还需要另外一种东西，就是爱情。可眼前这个人，会给她带来幸福吗？
郭淑敏心里注满了柔情，她不再躲躲闪闪，写字时手也不再发抖。她看见江鸿海在纸上的提问是：“你的字写得比我好，肯帮助我吗？”没想到江鸿海这么谦虚，一股暖流在她周身涌动，她提笔写道：“我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
孔顺一直关注屋内的情况，见半天没听到一点声音，心想坏了，一定没话可谈，便悄悄进门，却发现两人都趴在桌上，像是在研究一张作战地形图。郭淑敏转身一见政委，啊的一声惊叫，抓起那几张写满话语的纸就跑了出去。孔顺望着她的背影，一时云里雾里。他见江鸿海也怔怔地盯着门外，就问：“你们是怎么回事？”
“在谈啊，就是你，你就不能晚些时候进来？”
像聋哑人一样靠在纸上写字来谈情说爱，这可是江鸿海的一大创举。孔顺听说后，笑得直不起腰来，用手指着战友说：“还说革命不胜利不成家哩，看你失魂落魄的样子！怎么样，我的眼光不错吧？”
江鸿海不好意思地笑了，问：“成家和革命不矛盾吧？”
“不矛盾。”孔顺见老战友心已被打动，给了他一拳，说：“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我们穷人能过上好日子吗？到时候革命成功了，人家都是儿女成群，你一个老光棍，你甘心吗？趁早成个家，添两个儿子，好接革命的班。”
第二天，江鸿海又来到抗大二分校。郭淑敏今天也特地梳洗打扮了一番，看着江鸿海也不再躲躲闪闪。两人在纸上又谈了一会儿，虽都没写出那个字——爱，却作出了写报告申请结婚的决定。

愿为革命作嫁衣

——记少将张汉丞

李 敏
张汉丞（1913—2008），原名杨业龙。湖北省麻城县顺河区杨家高山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连排长，红四方面军步兵学校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新军政卫队第 2支队中队长、大队长，山西新

军第 213旅 57团团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嫩江军区警备第 2旅旅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西线战勤司令部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第 1分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 2分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部长，海军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汉丞身为开国将军，综其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甘为革命作嫁衣。在人民军队群星灿烂的天幕上，他也许并不特别耀眼，但绝对是开拓型人才。特别难得的是，他那不知疲倦的高大身躯，就像一部大铲车，铲平道路后，就交给后面的人整修，自己再冲向前去挖山填路。
给鬼子送棺材 一个人带出一个团
1937年 8月，已当了 7年红军的杨业龙，随八路军总部干部队跟着朱德总司令来到山西省五台县，他被分配到“决死三纵队”。
“决死三纵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挂着“山西王”阎锡山抗日旗帜的队伍。杨业龙报到后，为安全和保密起见，负责人杨献珍要他改个姓名。杨业龙说：“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杨献珍问清杨业龙的母亲姓张，就为他取了“张汉丞”这个新名字。张汉丞在决死三纵队进行了为期 3个月的军事训练。
11月 8日太原失守，标志着在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结束。八路军总部决定派出大批干部到敌人后方去，组建民众抗日武装。一天下午，杨献珍找张汉丞谈话，“张汉丞同志，组织上决定让你负责这一地区的妇女工作。”张汉丞一听，脑袋发胀血压升高。那时他还未结婚，一和妇女说话就脸红。他说：“书记，我怕干不好妇女工作，能不能换换。”杨献珍看他如此腼腆，搞妇女工作确实不合适，就说：“好吧，那你就到汾城县组建自卫军去。 ”
原来，抗战爆发后，山西各地特别是汾城地区几个县的农民，纷纷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各村各乡“看家护院”的小队伍，一来防止土匪，二来抗击日寇，纯属自发性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就是在各村 “看家护院”、“保乡保土”的组织基础上编成地方武装队。同时，自卫队也吸收了部分纺纱厂和煤矿失业工人，以及从太原方向逃出来的士兵。农民自卫队是得到阎锡山批准的列入编制的武装。汾城县的自卫队规模不大，每支自卫队人员不多，但成分复杂，参差不齐。面对着这些捏惯锄头镰刀、尚未学会装弹打枪的庄稼汉，张汉丞决定边发展党员，边整顿队伍。他首先在干部中发展党员，让党员来担任排以上干部。其次，在中队建立党支部，坚持党指挥枪。在政治上，积极宣传“二五减租”、“守土抗战”等思想观念；在军事上实施正规军强化训练。同时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宣传革命军队“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训练和实战，抗日自卫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日本鬼子在山西奸杀抢掠，无恶不作。1938年的春节，晋中平原上“举目见炮楼，无村不戴孝”。张汉丞带领的“土造”农民队伍，要向侵略者讨还血债了！张汉丞集中大家智慧，想出一招“给鬼子送棺材”。
大清早，由汾城南面通往赵康镇的乡间土路上，一片哀乐声中，一队送葬的人群哭天抹地，缓缓前行着。赵康镇北的鬼子据点仍在睡梦中，只有哨兵偶尔睁开惺忪的眼睛，望一下送葬的人群。人群近了，近了，哨兵还未警觉，等他反应过来，已被一个队员一刀送上西天。张汉丞手一挥，人们打开棺材盖，取出上了膛的枪支往里冲。岗楼里的鬼子似乎听到动静，有个鬼子提了枪往外跑，被张汉丞一枪撂倒。他跳过这小鬼子的尸体，又撂倒一个探出头的鬼子兵。队员们涌进岗楼，其余的鬼子来不及穿上衣服，就做了俘虏。一个军曹扑上来，恶狠狠地抢过一支枪，尚未来得及搂火，人高腿长的张汉丞飞起一脚，把他踢翻在地，有个队员急忙开枪，结果了军曹的性命。临走前，张汉丞让队员放火烧了炮楼。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前后不到 10分钟，缴获了一匹战马，10来条枪支。自卫队无一伤亡。
此后，每次战斗，张汉丞都是冲在最前面。他的榜样作用使自卫队扩军非常容易，每打一次仗，队伍就扩大一次。那些难民中的年轻人，把破碗破锅一摔，就进了自卫队。
群众把阎锡山的部队称作旧军，而把抗日自卫队称作新军。旧军到处抓牡丁，还让新兵睡觉时脱光裤子，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防止他们逃跑。山西人一听说旧军来抓兵了，便干脆来投奔自卫队。张汉丞率领的自卫队 2中队，很快就发展到 200多人。但是，要扩大队伍，还得阎锡山批准。
1938年夏秋之间，经阎锡山同意，中共山西省委将敌后战场 7个县的农民自卫队正式编成“政治保卫 2支队”，下辖 6个大队，约 2000余人，张汉丞担任第 2大队大队长。1939年，第 2支队和第 3支队合并为新军独立第 213旅，张汉丞担任 57团团长。
山西新军独立 213旅挂着阎锡山部队的牌子，走的却是共产党的路子，通过电台联络，受八路军总部的直接领导。两年间，这支队伍发展到 3000多人，经历大小战斗 200余次，消灭日、伪顽军共8000余人。213旅的名声在吕梁山区响彻云霄。
1939年年底，213旅正准备拔除日军据点。“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正好前来考察，张汉丞陪同。李公朴考察后感慨地说：“大后方不抗日，可是在敌后到处都是抗日的兵团”。213旅英勇杀敌的感人事迹，使李公朴先生感到震撼。临别前，他欣然为 213旅旅歌作词：
血战两年敌胆寒，抗战巳走上新阶段，二一三旅英勇的姿态，誓为民族，坚决抗战。我们都是黄帝子孙，谁愿忍气受人涂炭？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谁愿甘心任人横暴摧残？英勇团结，刻苦坚强，发扬我们优良的传统，站在抗日最前线，战！战！战！还我锦绣河山！
就在李公朴先生盛赞 213旅之时，阎锡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12月事变”，调动“旧军”围攻“新军”。
1940年 1月 1日晚，213旅开始从两个渡口过汾河。57团在北边的“鱼池”渡口突围，58团和旅部在南边的“湖李”渡口突围，然后前往晋东南的塔儿山。没有渡河工具，张汉丞带领部队下河徒涉。汾河水已经结冰，冰碴像刀一样地刺着将士们的肌骨，大家一个拉着一个，艰难地在齐胸深的水里摸索前行。天将亮时，大部队已经顺利渡过河。一摸裤子，已经和腿上的肉冻在一起了。57团只能继续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奔跑，直到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张汉丞让机关清点队伍，这才发现旅部医院没有跟上来。他决定留下一个排作接应，其余大部队继续前进。到了塔儿山，与 58团会合。虽然甩掉了旧军的追击，但必须快速向八路军根据地古县方向撤退，而且要趁夜晚行军。3日晚，张汉丞率 57团作先头部队，程谷粱率旅部和 58团随后，朝古县方向急行军。57团先头连行至洪洞县曲亭东边的“南北洼地”时，突然发现一股敌人。
“团长，前方发现一股敌人，兵力大约有 1000多人，是日本鬼子。”
张汉丞一听来了精神。连续撤退了好几天，打的都是被动仗，今晚正好消消晦气。他立即下令：“通知各营，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消灭这帮鬼子。”部队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待敌人靠近了，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过去。摸不清情况的鬼子不敢恋战，灰溜溜地逃跑了。这场遭遇战，小鬼子丢下 140多具尸体和大批枪支弹药。
1月 9日，张汉丞和程谷粱终于带领部队来到八路军根据地太岳区，与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取得联系。一星期后，213旅改编为“新 2团”。张汉丞被上级安排到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
半年后，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与张汉丞谈话，他高兴地说：“我们的军队不愧是播种机呀！你看，你小张一个人单枪匹马进去，一个整团、整旅被浩浩荡荡地拉出来，这本事只有我们共产党才有啊！这次阎锡山围剿你们，我以为你们全军覆没，没想到你们竟把部队给拉了出来，而且消灭了他阎锡山的一部分军队，漂漂亮亮地同小鬼子打了一仗，消灭了不少鬼子。上级决定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团长，‘新 2团’的番号仍改为 57团。57团响亮得很呢！你们干得不错，我还要给你们嘉奖。”
不久，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发出通令，嘉奖 57团全体官兵。
“光杆司令”扩建军分区
张汉丞来到太岳军区，但 57团早就安排了新的团长，领导分配张汉丞担任第 2军分区司令员。
张汉丞去第 2军分区报到，可军分区只是一个空架子，只有一个民运部的干部在那儿当政委，杂七杂八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也不过四五十人。没奈何，张汉丞找陈赓诉苦：“报告司令员，我原来想，到军分区肯定比我那 57团强。谁能想到这个军分区还只是个空架子，什么也没有，没人，没枪，没部队。我这个“光杆司令”，不知道怎么干才好？”陈赓一听，有点惊讶，立即叫来军区参谋长，问清情况，要参谋长马上解决第 2军分区的部队调拨和干部配备问题。
这一天，陈赓亲自下厨，慰劳“光杆司令”。张汉丞不客气地猛吃猛喝，惹得司令员、参谋长笑弯了腰。陈赓风趣地拍着张汉丞的肩背：“今后，好吃好喝的大大的有，你天天米西米西，莫着急。 ”
在陈赓司令员和军区参谋长的大力支持下，张汉丞把分区扩建工作干得风生水起。
军分区要负责近 10个县的根据地安全，反击鬼子和伪军的扫荡。张汉丞抓紧完善分区部队建制，加强训练，建成了几支拉得出，打得赢的部队。1940年秋季，日军分数路到根据地“扫荡”，都被胆大心细的张汉丞指挥部队击退了。随后，2分区军民炸碉堡、拔据点，打得敌人心惊胆寒，连续几年保护根据地的麦收。陈赓司令员高度评价了张汉丞做出的贡献，号召大家学习张汉丞扎实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1943年 10月，上级安排张汉丞去延安学习。张汉丞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第 2军分区，又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只带着自己老婆和一个警卫员，踏上去延安之路。
黑土地争雄 关东大地上再播火种抗战胜利了，中共中央的目光盯住东北。
这天，刘少奇来到中央党校，在大会上说：“中央已经决定这批党校的全体学员毕业后，全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同志们尽快做好准备，这一两天就出发。我代表中央欢送你们。”
党校学员组织了一个干部支队，下属几个大队，大队下面是中队。张汉丞任第 2大队大队长，开赴东北，奔向新的征程。张汉丞被分配到最边远的嫩江省，负责整编零散武装，组建嫩江军区警备第 2旅。
那时的东北，一片混乱，匪患四起，生灵涂炭。在齐齐哈尔市，打着马占山旗号的国民党特务马传悦，暗地里竖起“东北挺进军第3师”的旗帜，给各种反动武装大发委任状，并在嫩江省收罗了 7个旅。活动在嫩江省龙江县和甘南县的，主要是 6旅和 7旅，被当地群众称之为“黑 6旅”和“黑 7旅”。此外，小股的土匪也纷纷拉起了队伍，仅在龙江县、景星县和甘南县一带，先后拉起来的土匪绺子，就有“四海”、“扫北”、“战九山”、“局胜”、“双山”、“占山”、“天棚”、“红海”、“中央好”等 30多股。各股土匪之间，各自为政，又相互勾结，成为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障碍。
名为旅长，张汉丞手中无兵心里没底，他找到省军区王明贵司令，研究建立警备 2旅剿匪武装事宜。王司令说，“眼下，我手头没有兵马给你，但嫩江省各县都有县大队，大队长都是苏联红军接收嫩江后任命的。你可以去看看，做做宣传工作。附近就有一个名叫富拉尔基的大队。你去了解一下情况，说不定能接收过来。”
第二天，张汉丞带着警卫员来到龙江县富拉尔基镇的苏联红军驻扎地。“我叫张汉丞，是省军区特派员。省军区王明贵司令介绍我来这里的。”一位接待员模样的俄国人，瞪着大眼看着张汉丞。张汉丞明白苏联老大哥还不太相信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人，便把在延安中央党校发的毛主席像章拿了出来，说：“您看！这可是我随身珍藏着的！”那俄国人脸上露出了笑容，握住张汉丞的手。
当天下午，张汉丞就召集富拉尔基大队全体人员开会，宣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苦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富拉尔基大队的自卫团当兵的，大多出身贫寒，都听得津津有味，有的人还拍起了巴掌。外号魏大狗的县自卫大队大队长显得不耐烦了。“别在这里瞎吹了，还是办点儿实事吧！散会，散会！”散会后，魏大狗在半夜找上门来，见张汉丞和警卫员都持枪在手，讪讪地走了。他藏着的枪，被警卫员看个一清二楚。
来者不善。
第二天，龙江县解放委员会委员长常守陈到富拉尔基来检查工作。此人是伪满最后一任龙江县长，据组织介绍和当地群众反映，都说他有民族气节，有正义感，为人尚好。张汉丞便把昨晚发生的事情绐他讲了。
“那你们可得小心了！他可是个教头子，我正查他呢！这不，前不久他在朱家坎强奸了好几名妇女，老百姓控告他，县解放委员会正准备处置他！”第二天，县解放委员会以开会的名义，把魏大狗给抓了。这家伙在被抓的时候悔恨万分，最后吐了真言：“后悔那天晚上没把那个姓张的共产党打死！”
此后，张汉丞又对景星县、泰来县、甘南县的大队做了调查，发现这些大队成分复杂，兵权没有掌握在可靠人的手中，有的与土匪相勾结，要接收改编他们，根本不可能。
张汉丞只好请龙江县解放委员会委员长常守陈出面解决兵源问题。常守陈果然热心，主动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县各区、村通知，号召群众踊跃参军。由于他人缘好，加上广大贫苦农民听说要建立自己的军队打土匪，都很支持，积极报名。仅几天时间，就有 500多人报名参加，解决了兵源问题。
张汉丞在原日本宪兵队的大院内，组建了 3个连。加上刚从关内赶来的新四军半个团的力量，以及从各根据地陆续派来的一些有经验的干部，警备 2旅有了雏形。不久，上级又从太行调来一个团，归属警备 2旅建制，队伍一步步壮大。
警备 2旅逐渐拥有了 3个团，组建起 3个步兵营，12个骑兵连，外加一个蒙古大队。旅长张汉丞从光杆司令起家，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班人马，只是缺少枪支弹药。
日军投降后，在富拉尔基镇公署，就存放了几百支枪，都是三八式、九九式，张汉丞立即派人将这些枪支收来发放到部队。后来，张汉丞又派人到大兴安岭捡回了一火车皮的枪，清一色的日式武器，张汉丞高兴地唱起《游击队之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看到警备 2旅的兴盛，非常高兴地说：“张旅长，你不简单呵，当初让你组建 2旅，看来没有错，你很有一套。 ”又指示说：“警备 2旅的第一步走得非常好，下一步，就看你们剿匪战斗了。打土匪要穷追猛打，抓到的土匪决不能放虎归山。特别是土匪头子！”
警备 2旅开始在嫩江地区执行剿匪任务。一天，侦察员回来向张汉丞报告，说：甘南县住着一支我们的队伍，号称“工人独立大队”，但据当地群众反映，该大队却与“黑 7旅”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一个中队在七棵树与“黑 7旅”住在一块。
经过调查后得知，工人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刘国治，在日本占领东北时，曾为日寇卖力压迫工人，得到日寇的信任后当上了劳工头头。日本投降后，刘国治见风使舵，找到了我嫩江省军区副参谋长兰天辉毛遂自荐：“首长，我能给你拉出一个武装大队。”摇身一变混进了革命队伍。张汉丞将实情上报，嫩扛省委书记刘锡伍调查后指示，认为工人独立大队确系土匪武装，要抓紧时机迅速果断地消灭之。解决这支土匪大队的场面极其惊险。那天，张汉丞原计划以开会为名，将其头目擒下。按照计划，2旅集合所有部队到操场上，按讲话队形排列。左右两边是已经站好位置的 2旅部队，只给独立大队留出中间的位置。为不引起怀疑，张汉丞率领部分领导和警卫员一干人站在队前，假装作战前动员讲话。谁知，张汉丞还没讲几句，站在前面的土匪却突然向他开枪。双方距离只有十几米，他身后的警卫员一下子冲到张汉丞身前，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警卫员倒下了，后面的参谋一边举枪还击，一边迅速上前掩护张旅长撤退。参谋又中弹了，接着，警卫连的指导员也冲了上来。已有准备的 4团 5团，迅速开枪还击，刘国治和手下的几个小头目见形势不妙，丢下部队赶紧策马逃窜，很快就被一一抓了回来。这一次短兵相接，双方伤亡近百人。2旅牺牲了 20多名同志。
“其实，我这条命是战友用鲜血换来的。”张汉丞 90高龄时谈及此事，仍老泪纵横。
“黑 7旅”和“黑 6旅”，是在嫩江省龙江县和甘南县一带活动的两支反动武装，臭名昭著，当地群众对他们是又恨又怕。两个“黑”牌旅加上其他杂牌土匪绺子，共有七八千人，全部都是骑兵。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腊月二十，张汉丞了解到“黑 6旅”和“黑 7旅”将在七棵树村至甘南一线的村庄集结。张汉丞立即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消灭“黑6旅”和“黑 7旅”事宜。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在年三十晚上全面出击，消灭敌人。三十晚上，张汉丞率领 2旅主力部队悄悄地潜入了匪徒们所在的村落，实施包围。匪徒们正在欢天喜地挂灯笼、包饺子，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中，一会儿，鞭炮声响起，土匪们开始三五一群、五六一伙地吃喝开来。随着张汉丞一声令下，部队如从天而降，把土匪堵在屋里。“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不许动，举起手来！”不到一个时辰，张汉丞率领部队便控制住了局势，打死、打伤和俘虏“黑 6旅”、“黑 7旅”以及朱家坎的“保安第 3旅”的匪徒共4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战利品。在清理战俘时，张汉丞注意到，这次消灭的敌人只是“黑 6旅”和“黑 7旅”的小部分匪徒，还有大部分匪徒不在这里，特别是匪首们，一个也没有抓到。但这一仗，使几大反动武装大伤元气，处于崩溃的边缘。
春节过后，张汉丞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剿匪计划，决定乘胜追击，出兵李三店、碾子山，直捣尹彬甫、宋同山的匪巢。从冬到春，张汉丞带领骑兵部队驰骋林海雪原，追赶逃匪。不少人冻伤了手脚，一些骑兵战士下肢冻伤得很厉害。“靠组织运送防寒物资，来不及了。”张汉丞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就地取材，越快越好！”张汉丞亲自率领机关人员深入到老乡那里买羊皮，给骑兵战士制成皮袜子、皮裤；把日寇丢弃的毛毯剪成小块，分给战士包脚；有的连队把狗皮、牛皮、猪皮剪成块，穿上孔，扎起来当鞋穿。同时还深入老乡家，收集防冻的“偏方”，再教给战士使用。
1946年 3月，张汉丞率领 2旅 6团，一举拿下了盘踞在富拉尔基的残余土匪，并把旅部设在那里。
3月下旬，“黑 7旅”残余在宋同山的唆使下，又纠集了四五百人的匪徒队伍，活动在李三店西南 20多里地的几个村子里。
经过周密计划，张汉丞和副政委朱民亲带 4团、5团和机炮营进驻李三店，对敌人实施拉网式清剿。夜幕降临，张汉丞命令部队出击。4团在左，5团在右，旅部指挥机关和机炮连在中间，抄小路直奔匪军驻地的几个村子。没想到，4团、5团扑了空。几乎与此同时，旅部指挥机关和机炮连却遭到了匪徒的袭击。
原来，狡猾奸诈的宋同山派出耳目，弄清了我方行踪，鼓动“黑7旅”的残余匪徒们，叫嚷着从四面向张汉丞他们围了上来。
看着四五百个骑兵猛扑过来，张汉丞当机立断，“快，占领前面的高地！”他指挥着战士们成圈形布防，分别对付四面土匪的疯狂进攻。“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张汉丞抢过战士手中的机枪，向敌群一阵扫射。战士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阵地前留下了匪徒们一具又一具尸体。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旅部机枪连有一半同志牺牲了。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张汉丞沉着应战，一枪消灭一个敌人。又快速安上了刺刀。战士们见旅长上了刺刀，跟着也上好刺刀。他们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来个刺刀见红，拼个你死我活。就在这时，不知谁大喊了一声：“看啊，我们的大部队来了！”只见 4团、5团已经从敌人的两侧包抄过来。敌人顿时成了面包里的香肠，被 2旅部队夹在了中间。“同志们，冲呵！——”张汉丞抓住战机，指挥部队朝敌人冲去。2旅大获全胜，全歼敌 500多人，缴获许多枪支弹药，还有不少的马匹。
“黑 7旅”一败涂地，只有宋同山带了几个残兵败将侥幸逃脱。
4月初，张汉丞率领二旅旅部住进朱家坎。不知天高地厚的尹彬甫，带领“黑 6旅”的残兵败将窜到朱家坎，企图反扑，走进了2旅和苏联红军为他们准备的包围圈，未费一枪一弹，缴了这帮土匪的枪。
1947年底，警备 2旅在嫩江地区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彻底消灭了嫩江地区的土匪绺子，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剿匪任务。
根据新的革命形势，上级决定撤销警备 2旅。其 4团调至齐齐哈尔市担任卫戍部队，5团和 6团两个骑兵团调至骑兵纵队，旅部机炮营调到第 7纵队。旅长张汉丞另作安排，接受新的任务。
11月底，张汉丞将 2旅的移交工作处理完毕，赶到齐齐哈尔接受新的任务。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说：“早听说 2旅边打仗边生产，自给自足，还支援了兄弟部队。你张汉丞不仅打仗有一套，搞后勤供给也是一把好手吧？”
黄克诚告诉张汉丞，林彪和罗荣桓任命他为东北野战军前方西线战勤司令部参谋长。
从此，张汉丞改行搞后勤了。
后勤工作成了他后半生的老本行。他先后组建了第四野战军后勤第一分部、四野后勤第二分部和海军后勤部。
他就像一个播撒火种的人，先后组建了 8支战斗队伍和重要部门。
他又像一个脚步匆匆的历史叩门人，在一些房间的入门处留下了先行者的足印。
张汉丞是新中国海军的第一任后勤部长。“文革”结束后出任海军顾问。“我这一生呀，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句话是张汉丞心胸广阔、光明磊落的真实写照。

人间正道恩重情深

——记少将周纯麟

李 敏
周纯麟（1913—1986），湖北省麻城县歧亭镇王俸嘴村周家湾人。1929年参加少先队任队长，1930年 5月参加赤卫军，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 30军军部通讯员、班长、通信排长、第 88师 263团营政委等职，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三次过草地。1936年 11月参加西路军第一批强渡黄河，在甘肃河西走廊突破国民党军重围，艰难抵达新疆星星峡，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到达新疆的西路军余部 400余人整编为“新兵营”，周纯麟任 1大队政委。1940年 1月任新四军 6支队副团长。1941年 8月，参加创建新四军第一个骑兵团，先后任新四军第 4师骑兵团副团长、团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 9纵队 73团团长兼政委，华东野战军第 2纵队 5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 21军 62师师长，率部参加孟良崮、淮海、渡江、杭州、舟山等著名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 10月任华东军区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负责华东军区炮兵的组建工作。1952年秋任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1954年 9月，参与组织对国民党大小金门驻军的炮击和南京军区炮兵援越抗美行动的部署。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后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1970年 5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6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2月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兄弟情，父母情，亲情重如山
周纯麟将军生前多次说过，哥哥是他的革命引路人。
哥哥周纯麒，只比周纯麟大两岁，但人聪明，也读过 2年书，十二三岁就在黄安县八里湾小镇上的纸扎铺里当学徒，显得见多识广。1925年，他们的父亲因长了“搭肩疮”无钱医治活活痛死。15岁的周纯麒带着 13岁的弟弟挑起了养家的重担。周家世代靠帮工种田活命。到他们这一代，仍然是 15岁的哥哥种地，13岁的弟弟去地主家帮工。因地租苛刻，在种地的空闲时间里，哥哥磨豆腐、榨油、挑货郎担卖布，给办丧事的人家扎灵屋、剪纸钱；弟弟纯麟就跟着推磨烧火打杂，揺货郎鼓卖布。因他经常帮哥哥做丧事活，粘贴灵屋灵棚，便被人称为“小纸扎匠”。
1927年，周纯麒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夜里有人来家开会，就让周纯麟去巷子口望风。“黄麻起义”后，经过一段白色恐怖时期，到 1929年 4月，红军势力在鄂东迅速发展，周纯麒成为中共桃园区委委员，弟弟周纯麟当上少先队队长、赤卫军班长，拿起土枪长矛站岗放哨保卫苏区，还被选为王俸嘴乡土地委员会委员，给苏区群众丈量分配土地。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红军乘机向外发展，徐向前带领红 1军红 1师出击平汉线，三战三捷三扩编。麻城苏区到处传唱着妇女送郎当红军的歌声：
四军转回还，枪炮堆如山，六霍敌人消灭完，赤区都还原。空枪四五千，可惜无人担，扩大红军在眼前，我们要负担。我们红区人，个个要觉醒，参加红军杀敌人，革命要齐心。我郎志气强，血气正方刚，参加红军真健全，真是好儿郎。
这天一大早，17岁的周纯麟就顶着寒风踏着积雪，背着家人，从赤卫军住处庄凹直接到桃园区苏维埃报名当红军。当时他哥哥周纯麒是赤卫军副营长，有时忙得个把月不进家门。地里的农活主要靠周纯麟来打理，母亲和嫂子都是小脚女人，他若也当了红军，家里连吃饭用水都会成为难事。
周纯麟到了区苏维埃政府，区苏维埃的王委员倒上一杯开水，和气地问：“你为么事要当红军？”“因为红军都是好样的？”周纯麟脱口而出。“家里人同意吗？”“我是共青团员，参加红军应该带头。 ”又是不假思索地答话。“家里还有劳动力吗？”见王委员期待地望着自己，周纯麟半响没说话，琢磨着是否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老实人的本性，使他羞答答地说出了真实想法：“我想扛一根钢枪，那多威风！呆在赤卫军里，总是拿竹矛梭镖舞晃着，很不过瘾。”
“哈！”这下王委员给逗乐了，捶了小伙子一拳说：“想扛钢枪也是好事嘛，莫要不好意思呦！”
就这样，周纯麟与同湾的 9个后生和全乡 20多个小青年一起走进了红军队伍。出发前，在王俸嘴村南头的水井边上，周纯麟见到了在区里工作的哥哥。哥哥说，“你参军之后，不要挂念家里的事，要一心干革命。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你当红军，就得当好样的，不要当孬种。我是党员，你是团员，闹革命就要闹成功，闹到底！”周纯麟不曾料到，这几句话，竟成了哥哥对他的遗嘱。
周纯麟等新兵来到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庙家湾，编入红军补充团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他的母亲听说小儿子去当红军了，日夜赶工做出一双棉鞋，一双单鞋，鞋窠里还塞着两块银元，让孤身一人、认周纯麟过继做儿子的叔叔把鞋送到部队去。老人说，“你娘让我告诉你，你当红军她很支持，过去是好儿不当兵，现在是好儿才能当红军。她要你好好干，一心一意为穷人打天下，不要挂念她。不要给她和穷人丢脸。”
周纯麟牢牢记住母亲和哥哥的教导，但他很后悔临行前未向母亲告个别。
1932年 8月上旬，国民党军进攻鄂豫皖。为掩护群众转移，他哥哥周纯麒战死在中和司河边。两个月后，周纯麟跟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这一走，音讯杳然。嫂子被逼改嫁，他的老母亲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孙子，到处讨饭，乡间传说周纯麟死在外面了，老母亲昼夜啼哭，哭瞎了双眼。在河南潢川放竹排当纤夫的那个叔叔，毅然回到老家，挑起生活重担。老奶奶让 10来岁的孙子牵着，颠颠簸簸走几十里路，到木兰山佛祖大殿敬香抽签，求佛祖保佑小儿子平安归来。每天夜半子时，老人嘶哑着喊：
“年伢（周纯麒小名），你回来呀！”
“权伢（周纯麟小名），你回来呀！”
也许是一个母亲的诚心感动了天地，老人喊到近百天时，有人将周纯麟的一封家信送到了老母亲手中。她请来一位先生来读信，信上说，“儿不辞而别，当属不孝。13年来，儿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和亲人。我现于洪泽湖西畔青阳一带，与朋友合伙做生意，一切都好，请不要担心我。生意顺心，一年半载不能回家，特去信报个平安，祝全家安康。”
信封里还有一张儿子的照片。瞎眼的母亲急不可耐地要孙子牵着她去江苏找儿子。叔叔不依，坚持要由他这个男人去找。两位老人争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找来周纯麟已出嫁的姐姐来当裁判，说服母亲在家里耐心等待，由叔叔去找回纯麟，给老娘看上一眼，死而无憾。
1943年农历 5月 20日，72岁的叔叔周承绩不顾年迈体弱，拿上孙子磨嫂子炒的一篮米粉，毅然踏上了东出寻子之路。他一路步行，翻山涉水，走了 1个多月，炒米粉吃完，只好手拿一根棍子，端着一只破碗，沿途讨饭，冒着生命危险走过日军占领区，终于来到泗阳县青阳镇。三伏酷暑天，饥渴无力、骨瘦如柴的老人终于支持不住，倒在青阳镇的大街上，再也无力站起1943年 9月初在江苏泗阳大江庄新四军骑兵团团部周纯鳞和三叔父周承绩合影留恋来，以至于引起围观，后来被一个好心人背在身上送进区公署。正赶上骑兵团卫生队长到镇上办事，听到老人嘴里在嘟囔周纯麟的名字，回部队便向政委姚运良做了汇报。姚政委立即拉上团长周纯麒策马赶到青阳镇。见老人躺在一张席子上，头发胡子乱糟糟糊满脸庞，身上衣服又脏又破。周纯麟扑通一声跪倒在叔叔面前，泪流满面。老人责怪他这多年无音无讯，害得老娘哭瞎双眼，两位老人还在家乡为他这个大活人搞了“招魂葬”。周团长赶紧将叔父接到驻地，安排在老乡家里，买些酒肉烦老乡照料一下。不料疲惫饥饿的老人连着吃了几天油水，上吐下泻，一病不起。等到周团长执行任务回来，叔叔已在农历 9月 11夜晚病逝。这一天父子俩见面刚刚才半个月。
面对叔父兼养父的遗体，周纯麟捶胸顿足，一遍又一遍地叨念，是我害了你啊，是我害了你啊！我对不起你啊！叔父的死，成了周纯麟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
大热天，老人遗体不可能送回麻城老家，何况中间还隔着数百里日军占领区。老人病逝，离家太远，不能送回，好在当地开明地主许树勋献地半亩作为墓地，又出资为老人置办了寿材和墓碑，将这位千里寻子的 72岁老人就地安葬。苏皖边区行政委员兼公立淮北中学校长任崇高先生，亲自为老人撰写了碑文。
一年多后、又有 2名骑兵团官兵作战牺牲。骑兵团党委也将那两位同志安葬在周老先生附近，与老人做伴。1946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淮北根据地，当地群众将周老先生的墓碑偷偷埋进地下，使周老先生和两烈士坟墓免遭破坏。解放后，又把墓碑重新立起。如今，这块墓地已成为江苏泗洪抗日根据地红色旅游的一处胜景。
再说周纯麟留在家里的老母亲，天天盼着叔叔能将儿子找回来见上一面，却总也不见人影子，忧心加担心，终于病倒。没钱请医生，在床上硬挺了十几天，于农历 9月 30日撒手归天。
当年闹红时红红火火的周家，从此只剩下 13岁的小孙子和老奶奶给孙子找下的童养媳。
战友情，烈士愿，生生死死重诺言1980年 3月，周纯麟的老战友、少将姚运良在合肥逝世，临终前对他提出两条要求，一条是将子女交给老周代为管教；另一条是嘱托他一定要把老战友、八路军 129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的烈士证书落实，把他的下落告诉他的老家。
全国解放后，周、姚两人曾多次写信到河南省固始县，询问曾玉良家庭的具体地址，回音都是“查无下落”。这件事便成为周纯麟有生之年的头等大事。他写过很多信，问了许多人，终于，1982年 6月 20日，收到固始县民政局的回函，说是已将曾玉良编入《烈士英名录》。
70岁的周纯麟高兴得老泪纵横。
至于姚运良托付的教育子女任务，因其子女住在合肥，家住南京的周纯麟感到鞭长莫及，便想出写回忆录教育后代的办法。这位文化不高且写字艰难的老人，亲笔写出 80多万字的回忆录手稿，用以教育后代，兑现战友的嘱托。
1931年 1月下旬，在红军补充团经过训练的周纯麟，被分派到正在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红 4军 11师 33团 7连当战士。
到连队的第一天正下着大雪，西北风刮得呜呜响。新兵周纯麟仍然穿着从家里出门时的破棉袄和大挽腰家织布单裤。这天，他们班住在一间破房子里，烧起一堆柴火。烤了一会儿火，周纯麟理理稻草准备睡觉。班长叫住他，指着火堆旁边的一个圆簸箕对他说，“这里靠火近，暖和一些。 ”班长将自己的被单子裹在周纯麟身上，然后躺在门口替大家挡风。
离家后，这位班长成了他革命征途的第一位老师。
行军时，积雪小路被踩踏得泥泞难行。班长把自己的脚马子（绑在脚底下的鞋袢子，可以防滑）脱下来给周纯麟穿。一到宿营地，班长就抢着烧好洗脚水，端到新战士面前，叫他们早早烫一下脚抓紧休息。
1931年 4月，在潢川亚江东边的一个村子里，周纯麟这个班与敌人遭遇。子弹打完了，班长叫大家上好刺刀，与敌人肉搏。正在这时，红 33团 8连 9连从两边插上来了，冲锋号急促响起，周纯麟跟在班长后面往前跑，不知何时将一只鞋子陷进稻田的烂泥里，班长见周纯麟光着一只脚，立即要他停下来，从自己脚上脱下鞋扔过来，命令他赶紧穿上。等周纯麟穿好鞋子，已经看不见班长的身影。他奋起直追，抓到一个俘虏，缴获一支步枪和两条子弹带。等他美滋滋地回到班里时，全班只剩下两个战士了，班长牺牲了。周纯麟一屁股蹲坐在地上，呆呆望着脚上带有班长体温的那只鞋子，眼泪哗哗往下流。
后来又补充到 12个人，周纯麟被任命为副班长。每次作战之前，他都要把班长和本班烈士的名字点报一遍。
1932年麦收前，周纯麟成了 33团政委李先念的警卫员。李政委对学习抓得很紧。行军时，让文化教员写几个字，插在战士的背包上，前面人的背包就成了后面人的黑板，一路走一路认字，五天一小考，十天一大考，晚上睡觉前互相考。树枝作笔大地当纸，周纯麟就这样摘掉了文盲帽子。
没几天，红军主力进行麻城战役，1个月久攻不下。周纯麟他们只得撤下来，连夜急行军，一路小跑，一直跑到第二天中午，顾不得躲避敌机的扫射和轰炸，在水网稻田埂上疾行，听到“扑通”一声，战友姚运良倒在田埂上昏过去了。周纯麟立即想到自己身上带着一小瓶急救水。赶紧拿出来，用茶缸从稻田里舀起半缸水，将急救水倒进茶缸里，用手指头搅拌几圈，掰开姚运良的嘴，慢慢灌进去。没多会儿，人就睁开眼苏醒过来。周纯麟和班里一个外号叫“钢炮”的战士，架起“大块头”姚运良跑步追赶部队。
后来，红 11师通信队扩大为 2个排 6个班。周纯麟是 2排 5班副班长，战友中有姚运良和曾玉良。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他们三人你救过我的命，我救过你的命，同生共死，那真叫生死之交。
1932年 10月 19日拂晓，红军刚赶到枣阳县南面的新集，正在搞饭吃，胡宗南的部队就追上来了。激战数日，33团团长吴云山战死。倪志亮师长派师部通信队的副班长周纯麟和战士曾玉良送信到 32团，发现 32团团长林维权已经身负重伤。两人一合计，决定把林团长背回师部，林团长在半路上就牺牲了，曾玉良负伤。领导决定曾玉良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养伤。周纯麟掏出三块大洋，给曾玉良作养伤费用，可曾玉良哭着说：“副班长，我死也要跟着你们一块走！”
周纯麟只好又去请求领导让其随队，一路由自己照应着。
这段时间，姚运良“打摆子”，发高烧，一天行军下来，连爬都没力气。一到晚上就忙着各自准备干粮：将米蒸熟，然后再炒干，使其容易保存不发霉。从离开大别山，周纯麟就每天晚上做两个人的干粮。现在又得给曾玉良再做一份。周纯麟还得准备三个人穿的草鞋，每到一地，他都要留心到处去搞破布条子打草鞋，到了鄂西北陕南一带，每天过无数道河，姚运良的脚烂得没法穿草鞋，只能光着脚板随部队行军，看着姚运良脚上那一个又一个大裂口子，实在心痛，把那双母亲亲手做的、两年来没舍得穿的布鞋送给了姚运良，逼着他穿在脚上。可姚运良穿上新鞋后，脚仍然痛得厉害，周纯麟拿出一件旧衬衣，一撕三块，一块给姚运良包脚，一块给曾玉良垫草鞋，一块自己留用。刚年满 19岁的周纯麟，把红军兄弟给他的爱化作一团火，温暖着红军弟兄。
1934年 5月，周纯麟调到四方面军大名鼎鼎的“夜老虎团”2营任教导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曾玉良。二人一起指挥了著名的“夜袭狮姑顶”战斗，一举歼灭川军刘湘的独立旅。
周纯麟在战争年代六次负伤，最令他难忘的是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从草地南下后，川西百丈决战失利，为掩护大部队向北转移，他左膀负伤，被抬到 268团转运站。268团政治处主任姚运良将他自己的毛毯盖在周纯麟身上，派通信员小周，专门护送这个“大周”去前方医院。小周十七八岁，好不容易把他抬到目的地，可前方医院转移走了，那里连一个老百姓都找不到，10来个钟头没顾上吃饭喝水、筋疲力尽的小周没奈何在农家找到一个大竹篓，抱起“大周”放进去，背上就走。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没找到医院，两架敌机却飞来了，小周刚把背篓放在路边，就被敌机子弹射在后脑，鲜血喷流，一会儿时间就牺牲了。这位不知名的“小周”战友，从此永远活在了周纯麟心中。
1937年 3月中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突围后，2万多人剩下不到三千。弹尽粮绝，红军战士只能手握梭镖钢叉大刀，与骑在马上的敌军拼命。263团 3营营长汪冯志在拼杀中受了重伤，爬到教导员周纯麟的身边，惨淡一笑：“我不行了……莫忘了……白布……”原来，他与周纯麟有个生死契约，就是哪个先革命到底了，活着的人要给死人眼睛上蒙一块白布，免得眼睛被泥土堵住，看不见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是周纯麟履行这一生死契约的时候了。他将自己血汗交汇几乎看不见原色的“白衬衣”撕下一块，庄严地盖在营长的双眼上，给营长鞠了躬，转身扑向敌人。周纯麟砍倒 3个敌人后，感到背上挨了一刀，踉跄倒地。敌人的第二刀被 9连连长和通信员赶过来挡住，用钢叉戳死了这个敌人，救了周纯麟的命。
值得庆幸的是，当年他们从鄂豫皖西征四川的路途上同用一件旧衬衣包脚的三个战友——周纯麟、姚运良、曾玉良，竟然都活着到了新疆，一同进入迪化的“新兵营”。
周纯麟永远不会忘记，在冰雪祁连山行军最艰难的时候，他带领的 3营连着三天没有找到东西吃，大家饿得奄奄一息。正在此时，1营营长曾玉良牵着一头他们营驮伤员的骆驼走过来，大声说：“老周，我们营里还有两头骆驼，大家叫我送一头来。”周纯麟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他知道，曾玉良他们也有两天没吃东西了，他说“与其我们两个营都饿死，还不如让你们营活下来，为革命积攒一些骨干力量。”曾玉良老着脸说：“你这话我不同意，要饿一块饿，要走一块走。”说完，放下骆驼就走了。
就是这头骆驼，供周纯麟这个营吃了 3天，把官兵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战友情，重如山。
在“新兵营”，姚运良是支队政治处主任，周纯麟是 1大队政委，曾玉良是 4大队队长。1938年春，“新兵营”学习告一段落，上级决定派周纯麟、曾玉良和赵海丰营长 3个人，去盛世才部队做友军工作。周、曾二人被分配到骑兵 48团，分别担任 3连、2连连长。
经过勤学苦练，几个月后，周纯麟曾玉良成了出色的骑兵军官。不仅学完了骑兵的全部科目，而且能够指挥连队进行骑兵对抗演习，不久后又率部参加了追击叛军的战斗，大获全胜。
1939年 12月，上级决定“新兵营”除航空队外，360人全部撤回延安。
曾玉良一心想当骑兵，分配到华北八路军部队。周纯麟被分到新四军。分别时，周、曾二人在总政招待所夜话到天明，连早饭也无心吃。临上车时，曾玉良还拉着周纯麟的手，久久不肯放。周纯麟没想到，这是他与曾玉良的最后一次握手。
曾玉良后来当了八路军 129师骑兵团团长，率骑兵团驰骋于冀鲁豫平原。1943年 8月 15日在对汉奸部队作战中，牺牲于山东曹县。为纪念他的功绩，曹县一度更名为“玉良县”。
皖南事变后的 1941年 8月 1日，周纯麟参加创建新四军第一个骑兵团，先后担任骑兵团副团长、团长。1943年初，姚运良也被调到骑兵团当政委。1939年底，姚奉命从延安带一批干部去华中局工作，途经新四军六支队司令部驻地时，被司令员彭雪枫留下，任 14团团长。因骑兵团组建时，骨干多数是抽调团以上首长的警卫员，这些人自恃“特殊”，高人一等，为教育他们，彭雪枫调姚运良当团政委整顿纪律。姚运良向彭雪枫要来一些知识分子充任该团各级政工干部，并处处以身作则，与团长周纯麟密切配合，治军练军，使骑兵团迅速成长为一支劲旅，被淮北人民誉为彭雪枫师长的“三宝”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姚运良任华东野战军第 2纵队 5师师长，周纯麟任 5师副师长。1948年 11月 13日，敌孙良诚率 107军军部和260师猬集于邢圩、高集防守，令 261师回军接应，再向双沟逃窜。周纯麟率几名骑兵在行进中，发现汽车辙拐下公路，循迹前进，又发现邢圩有敌人，立即组织先头团火力封锁两个圩子的大门，并俘虏了一部分没来得及跑进圩子的敌人。圩子里的敌人用迫击炮向解放军射击。一发炮弹飞过来，3位同志牺牲，一块弹片把周纯麟划得血糊满面，他怒火冲天，命令迫击炮、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打得敌人哇哇直叫，师长姚运良又带领两个团前来增援，打得敌军长孙良诚被迫走出圩子，到 5师指挥所谈判。14日早 8点，孙良诚率军部和 260师近 6000人放下武器。
敌人投降后，姚运良把周纯麟逼进师部卫生科，做手术取出弹片。周纯麟担心姚师长在紧张的战斗中忙不过来，手术第三天一大早，就让人用担架抬着回到师指挥所，协助姚师长指挥战斗。因战事确实紧张，瞬息万变，师政委前些天又牺牲了，姚师长确实离不开这个老搭档，破例留下他带伤参战。
一个多月后，淮海战役进入最后决战。杜聿明集团被包围于徐州西南的陈官庄一带。12月 20日，周纯麟、姚运良在郭楼阵地的一个猫耳洞里指挥部队作战，十几架敌机低空飞来，几串炸弹落在指挥部顶上，洞顶被炸塌，将师长副师长埋在里面。师部的同志们拼命用手扒土，先将周纯麟救了出来，他第一句话是“姚师长呢？”听说师长还被埋在洞里，周纯麟连喊“快挖！”用双手拼命地挖土，手指扒出血来。姚师长被救出来后，他睁开眼的第一句话也是“周副师长呢？”可见，两位老战友都把对方的生命看得比自己重要。
1949年 1月 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姚运良、周纯麟率领 2纵 5师毙敌 1100余人，俘敌 1.4万余人，缴获各种炮 100余门，轻重机枪 850多挺。
战后，2纵改编为陆军第 21军，周纯麟任 62师师长，姚运良升任第 31军副军长。
1955年，两人同时被授予少将军衔。
姚运良去世 6年后，1986年 9月 2日，周纯麟也走完 73年的人生历程，在上海去世。
共产党人，有情有义。

大巴山上生死战友情
——记少将朱致平
曾 锋
朱致平（1914—2008），原名朱嗣兴，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大畈村人。幼时读过 2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在红四方面军第 10师 29团特务连任勤务员、学兵连战士，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和湖北河口、枣阳、漫川关战役及突破汉江等战斗。1932年 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后，任第 73师 219团 2营通讯员、文书，红 31军 93师政治部青年干事，军教导营政治教导员，军政治部干事，红 31军司令部参谋，参加了攻打四川南江、广元县九花岩、抢渡嘉陵江及占领昭化、懋功等战役战斗。长征中，三过草地，两越雪山。到达陕北后，参加了山城堡、甜水铺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后到陕西省径阳县安吴堡中央青年委员会青年训练班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军事教员、处长、代理班主任等职。1940年 5月，调任晋绥抗日根据地青年纵队队长。1941年 10月，青年纵队与山西临南县游击队合编为县游击大队，任大队长。1943年初春的一天，朱致平率部于根杨塔村一带设伏，配合主力部队，歼敌日军小队长以下数十人。1944年春，任扩充后的临南县游击支队队长兼副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临南县支队改编为晋绥军区吕梁军分区直属独立 16团，他担任任副政委，后调任独立第 51团政委。1948年后任第一野战军独立第 7旅 7团政委，第 2兵团 3军 22团政委，率部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各次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第 3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1年入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陆军第 1军 7师政委，1961年任陆军第 1军副政委，1964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长。同年晋升为陆军少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2008年 10月 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5岁。
风雪大巴山
1932年 12月 1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趁四川军阀混战之机翻越大巴山，首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大巴山，在汉江支流经河谷地以东，川、陕、鄂三省边境，为汉江与嘉陵江的分水岭，海拔 1300－2000米，山势险峻，人称“雄鹰双展翅，难过巴山顶。”从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过巴山，抵两河口，是条入川的捷径，但路隘山险，人迹罕至，极难通行；过了两河口，便可直下南、巴。为争取时间，出敌不意，进据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这条“鸟道”作为进军路线。大雪封山，总部要求每人要打两至三双草鞋；带足三天的炒米和铺路、取暖用的稻草；马匹集中，供伤病员使用；多花点钱，尽可能向周围群众购买些衣被。
17日，王树声率 73师 217团作为全军的先遣队出发，侦察敌情，勘察标示道路，并在每隔 5公里的地方搭起一些简陋的小草棚，作为后面大部队伤病员的临时救护站和体弱者的休息处。
19日，方面军主力相继上山。
朱致平时任第 73师 219团 2营通讯员、文书。那天，棉花球般的大雪，飞卷在空中，大地上混混沌沌。他们这一队背着稻草的“稻草人”，眯缝着眼睛，深一脚浅一脚，颠颠簸簸往前移动。
寒风吼叫着迎面扑来，山上的积雪越来越深，从脚面渐渐没及腿肚。走在队伍前面的战士们，将稻草垫在脚下走过去了，但是许多人踏过之后，草冻得又坚又硬，后边的人依然是跌跌滑滑。起初谁摔倒了，还有人笑，后来谁也不能笑别人了，个个跌得冰雪满身。五花八门的“服装”，这时变成了银白色的、坚固的盔甲。一个同志的脚摔坏了，站不起来，另一个同志去背他。山上空气稀薄，背着一个人走上几步，就喘不过气来，只好换人来背。爬着爬着，不知什么时候，周围响起一种清脆的叮叮铃铃的响声，大家都很奇怪，听了半天才弄清楚，原来是冻结在稻草上的小冰棒，经风一吹，发出的撞击的声音。因为身上的冰块越结越多，走起来很吃力，有时不得不相互用棍子敲打几下。
记不清攀登了多少悬崖峭壁，总算是离山顶不远了。上面是漫天的雪浪，高大的树木被雪压得低垂着头。向下一望，一片白皑皑的山涧，缭绕着淡淡的白云，大家简直像在腾云驾雾，但愈来愈感到腿疼腰酸，呼吸也越发感到困难。
天气更加恶劣，雪花变成了冰雹，伴随着狂暴的山风，猛烈地向他们袭来。不少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裤子冻成了冰筒。有人蹲下休息，“咔”的一声，裤子断下半截，比剪子剪的还齐。手，早冻麻了，用气哈，气是凉的，插进衣襟里暖暖，身上也是凉的。
当夜，方面军在风雪怒号的山顶宿营。大巴山素有“摸天岭”之称，意思是到了山顶上，就可以伸手摸天了。高处不胜寒，各部队想办法解决食住问题，有的搭起“房子”，稻草当床铺，步枪当柱子，绳子当房梁，被单当屋顶；有的挖了一人多深的大雪坑，坑底铺上稻草，大家背靠背坐下，头上顶着两床毯子。吃的都是炒米干粮，拌上雪，就着风，一口一口咽下去。这种晚餐越吃越冷，浑身颤抖，连碗都拿不住，上牙直打下牙，不能咀嚼。
有一个班找到先遣队搭的竹棚，大家互相谦让，谁也不肯睡在中间，班长只好下令：“几个小家伙睡当中！”夜里，小战士向明阳被烟气呛醒，原来是党员陈松庭用竹叶在棚口烧火给战友们烘。他的身上结了一块块的冰凌，裤管已成了两根粗冰筒子，脸和嘴冻的乌青，两腿止不住地发抖。向明阳让陈松庭睡在当中，陈松庭拒绝了，堵着门躺下，为战友们遮风挡寒。次日清晨，向明阳再次醒来，看到陈松庭的被单上没有盖稻草，稻草都加在战友们的身上。向明阳把稻草盖在陈松庭的身上，希望他能多睡一会。可出发时，战友们发现陈松庭已因冻累而牺牲。
朱致平无限感慨地说，当年，红军就是累死冻死，也要彼此相助，战胜艰难险阻。
父辈之歌有传承
50多年前，200多位开国将军组成了一支“将军合唱团”，用质朴而豪迈的歌声鼓舞了一代中国人。2009年，近 200位开国元勋的后代组成了“将军后代合唱团”，传承父辈的爱国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
在这个合唱团中，有朱致平将军的女儿朱敏。在朱敏的记忆里，她学会的第一首红歌就是父亲朱致平所教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那时我还没上学，所以对这首歌印象特别深刻。”朱敏说。朱敏从小就爱好文艺，喜欢唱歌，11岁时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从那时起，我就深深爱上了唱红歌。感觉就是各个时期的红歌串起了中共历史，反映了各个时期的风貌。”
现在，朱敏转业到地方，在地方纺织系统工作。她总是尽量参加“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活动，到各地演出。“虽然演出很辛苦，但我觉得能够用唱红歌的形式，把父辈的精神传承下去，是一种天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全身战伤最多的将军

——记少将徐其孝

李 敏
徐其孝（1914-1997），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大河铺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 25军军部交通队队长，第 31军 91师 272团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两越雪山，三过草地。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 1纵队 3总队中队长、大队长，决 1旅 25团团长。参加了太岳地区反“扫荡”、晋南反顽战斗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4纵队 11旅团长，中原野战军第 4纵队 11旅副旅长，第二野战军 13军 38师师长。参加了上党、平汉、洛阳、淮海、渡江、两广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 13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是第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十年动乱期间，他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建军 80周年时，军旅作家吴东峰大校写下一篇《将帅战创知多少》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摘要转载如下：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至今他的事迹仍鲜为人知，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我问老将军身上负了几次伤，有几个弹创时，他扒开自己的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说：“你数数，就这里，起码３０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年逾八十的徐其孝将军讲到这里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寥寥数笔，一个豪爽乐观、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40多年前，另一位随军记者穆欣，也写过一本《南线巡回》，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出版。作者穆欣是目睹徐其孝将军南下渡江前夕首次（自 1932年 10月跟随红军部队离开大别山根据地）回乡的亲历者。原文摘要如下：
（1949年）3月 25日，我军经过麻城北面一个叫大河铺的集镇，这里是徐其孝师长的家乡。他激动地回家去看离别了二十年的父母兄弟，一走进村就发现一切都变得难以辨认了：原来一座相当热闹的市镇，只剩下了六户人家。他家里的房子已经变成废墟，父亲、哥哥、弟弟都被敌人杀害，只有七十多岁的母亲侥幸活下来。她年老、眼瞎、行乞为生。当徐其孝师长找到老母亲的时候，她一把抱住徐其孝，痛哭失声地说：“其孝，我们家里可被国民党杀绝了呀！”
历史在这里聚焦。白发苍苍、讨饭为生、哭瞎双眼的老娘，与南征北战 20年，满身战伤、此时正率领千军万马杀向蒋家王朝都城的将军儿子，紧紧抱在一起，构成图解中国革命深刻内涵的凄绝画面。
正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受苦受难的母亲不再哭泣，当红军的儿子们不惜万死千伤，拼搏出一个崭新的中国。

从长征到抗战 两次打先锋

——记少将高志荣

曾 锋
高志荣（1914—1984），湖北省麻城县顺河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30军第 88师 264团连政治指导员、263团营政治委员，红 31军特务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参加西征转战及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1935年 3月，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 2师 4旅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加了反“扫荡”、“反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 2纵队 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 21军副军长。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在上海逝世。享年 70岁。

在高志荣将军的军旅生涯中，两次为全军当先锋开辟新通道，使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光辉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风采。
迎接党中央，强渡嘉陵江为全军开道
1935年 1月，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经过反复勘察地形，决定红 30军在苍溪城南的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消灭江防守敌之后向剑阁方向进攻，协同红 31军消灭剑门关之敌。红 30军决定由 88师 263团派一个营消灭江对面之敌，抢回被敌人夺去的船只，为红四方面军飞架浮桥，保证大部队过江。263团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高志荣任政委的 3营。渡江，关键是船。狡猾的敌人在逃窜时，把老百姓的船只抢劫一空，拖到对岸的峡谷里封锁起来。为了实现西渡嘉陵江的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选择石家坝一片茂密的树林，建起了简易的“红军造船厂”，徐向前总指挥亲临现场指挥。当地政府派来 20多名造船能手，人民群众也自发地送来了造船用的优质柚木和桐油。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高志荣和营长带领部队白天到船厂干活，晚上乘月色在嘉陵江江边的王渡场练兵。刚开始没有船，他们就先在峡谷里训练场上练。高志荣对战士们说：“打仗讲协同，单枪匹马形成不了战斗力。划船更讲协调，大家一起用劲才能奏效。”他站在队伍前面，先给部队作示范。他一腿弯曲，一腿跪地，用手来回做着划船的动作。做完示范，让战士们分开练，他站到一块突兀的大石头上为战士们喊号子。战士们练得十分认真，许多战士的膝盖被坚硬的山地磨出了血，仍然坚持着。经过一个多月训练，战士们对怎样上船，怎样划水，怎样在船上有效地发挥火力，怎样登陆突破等战术技术都掌握得比较熟练了。
2月中旬，红军造船厂造出了第一批渡船，高志荣和战友们都异常兴奋。遵照总指挥部的指示，他们白天将渡船抬到树林里隐蔽起来，晚上悄悄将渡船从树林里抬出来，推向江里，进行登船训练。虽然已经在陆地上训练了一段时间，但到了水里却不那么简单，舵手很难把握住船的方向，在江面上直打转转，用劲稍微不对路就翻了船。冰冷刺骨的江水冻得战士们直打哆嗦，牙齿咬得“咯咯”响。深夜练完兵后，高志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渡江作战就是近期的事了，可部队还不能适应船上作战，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难题。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大雾笼罩着整个峡谷，高志荣便起了床，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朝附近的山寨走去。他请来几位老水手，营长知道后万分高兴。大雾还没散去，营长就把部队带到训练场上，高志荣陪同这几位老乡往队伍面前一站，严肃地说：“同志们，蒋介石几十万部队正追在中央红军后面，妄图把我们红军吃掉。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要坚决渡过嘉陵江，迎接党中央。这是我为大家请来的‘教练’，我们要争分夺秒刻苦训练。”
接连几天，部队进行着强化训练。在几位老艄公的指导下，战士们练兵积极性都很高，战术技能也提高很快。
3月 12日 8时，高志荣接到要他和营长速到团部的电话，二人立即上马，沿着江边的山路向团部飞奔而去。20分钟后，他俩到了团指挥部，团长邵立坤便迎了出来，爽朗地说：“走！我们一道去总指挥部领受任务。”说完，三人策马来到塔子山半山腰总指挥部，只见徐向前总指挥和几位参谋人员正围着一个临时搭起的石台比划着，徐总指挥招呼他们三人坐下后，急切地问：“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3营长报告说：“登船、航渡、作战和救生等科目都训练过了，就等上级下命令。”接着，高志荣详细汇报了训练情况。徐总指挥听后满意地笑了，拍了拍高志荣的肩膀说：“很好很好，仗有你们打的。”接着，徐总指挥又说：“渡江先遣队由你们 263团担任，3营为突击营！”高志荣和营长“叭”地立正，齐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高志荣和营长回驻地后，立即召开营连干部会议，传达徐总指挥的决定，研究渡江行动方案。第二天，高志荣又带领连排干部到沿江地界现场勘察地形，测试水深，为渡江作战作最后准备。
3月 28日，天黑后，高志荣和营长带领突击队员们迅速将隐藏在山沟里的几十只小船抬到江边下水，待命出发。21时整，总指挥部下达了“急袭渡江开始”的战斗命令。将渡船推入江中，分左右二队一字排开，二人各带一队。每只船上乘一个班，船头架着轻重机关枪。战士们手握步枪，腰挂手榴弹，背后还插着大刀。一双双机警的眼睛注视着前方。只听营长高喊一声“出发”，左右几十条船飞快地向对岸划去。
茫茫夜幕里，江涛拍岸，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淹没了船桨击水的声音。高志荣万分紧张地盯着对岸。愚蠢的敌人对红军的渡江行动丝毫没有察觉，换岗的步哨慢慢悠悠地晃几下电筒，在漆黑的夜里发出一点点幽光，时而传来几声吆喝，盲目地放上几枪，剩下的是死一般的寂静。直到船队距离敌人守卫的江岸不到 50米时，敌人的哨兵才发现有情况。
“谁？干什么的？”手电筒射着江面，见红军已来到阵前。
船上的红军一声不响，大家鼓足劲，你追我赶，只管拼命向前划船，不一会儿就接近了敌滩头阵地。营长传令大家作好登陆准备。这时，西岸滩头响起了枪声，敌人大喊：“江面有船，江面有船。”几束白光在江中交叉乱舞，但在漆黑的夜里，敌人一时还找不到目标，朝江面乱扫射。高志荣对大家说：“沉住气，快速前进，上了岸就是胜利。”这时敌人发现了目标，密集的子弹射向 3营长率领的左翼船队。立时，船上的机枪、冲锋枪愤怒地回击敌人。高志荣带领右翼突击队员跳入齐腰深的水中，并命令通信员向总指挥部发信号。红军埋伏在塔子山上的炮群、重机关枪立即向敌阵地纵深处猛烈轰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263团主力和后续部队很快渡过江面投入了战斗，全歼守敌三个连，占领了敌一个营的沿江防区，控制了要点，又打退南北两翼敌人的反扑，巩固了杜里坝、老君堂、胡家坝一带的登陆场地。
29日拂晓，红 30军第 88师第二梯队的两个团和后续部队也陆续过江，攻占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高志荣乘敌人混乱之际，带领突击队员和几位老艄公找到了被敌人藏匿的大批船只，在兄弟部队和沿江群众的支持下，迅速在苍溪城附近的谢家渡架起 3座浮桥，保证了红四方面军部队顺利过江，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蒋家河口战斗，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
1938年 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继南京、芜湖、铜陵沦陷后，皖中的和县、含山、巢县、合肥及淮南铁路沿线均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皖中大地一片狼藉。集结在皖西的新四军四支队毅然挥师东进，日夜兼程，于四五月间抵达桐城、舒城、庐江、无为、巢县等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四支队九团由高志荣任政委，最先进入盛家桥、槐林嘴一线。该团指战员大多是经过 3年游击战争锻炼的老红军，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顽强，军事过硬，以敢打大仗、善打恶仗著称。为了寻找战机打击敌人，九团于 5月初将部队推进至银屏山。银屏山方圆百里，山险岭峻，树木繁茂，东临裕溪河，西靠巢湖，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的保安团和川军一些部队，早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西撤大别山。当他们得知新四军要在这里和日军作战时，嘲笑新四军“力量单薄”、“装备破烂”、“不堪一击”。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医治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病”，振奋民心，九团在盛家桥召开会议，决定由团政委高志荣带领团侦察队和二营到敌占区巢县附近寻找战机。高志荣在蒋家河口双喜村了解到经常有小股日军到城郊抢掠财物、奸淫妇女，并对日军来的规律、来的人数，从哪里上岸，哪里回去询问得非常仔细。次日，高志荣带着二营干部和侦察参谋登上银屏山头，观察巢城附近地形。只见明镜似的巢湖平卧在皖中平原上，水天相接；裕溪河像一条银色的绸带，沿巢城向东南伸展；，蒋家河犹如挂在这条绸带上的一支弯钩，河边有零星的村落和依稀的树丛，堤上散乱地长着树木杂草，水边芦苇丛生，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这是一个伏击歼敌的理想之地。针对日军常有 10～ 30人乘木船或汽艇，由巢城驶至蒋家河口，在附近村庄抢掠家禽和财物后当即返回的情况，高志荣决定设伏蒋家河口，并迅速拟订歼敌作战计划。
1938年 5月 11日下午 4时左右，二营四连、六连和团侦察队集中在银屏山下，高志荣作战斗动员。12日拂晓，侦察队埋伏在河口右侧裕溪河堤岸一线芦苇丛中，负责从正面截击；四连二排埋伏于蒋家河口东侧河堤树丛中，担任火力支援；六连一排配备一挺机枪潜伏在蒋家河口西侧靠近巢城方向，阻击巢城增援之敌。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便装。指战员们将一筐筐手榴弹摆在伏击阵地上，只等日军自投罗网。
上午 8时左右，巢城方向的河面上隐约出现两条汽艇，汽艇渐渐驶近，鬼子的钢盔和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光亮，一会儿二十来个鬼子“叽哩哇啦”正欲离艇上岸，只听一声枪响，一个鬼子应声跌入水中。与此同时，战士们朝汽艇扔出了手榴弹。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敌人来不及还手就纷纷中弹落水，汽艇也失去了控制，横在河面上直打转。有一个鬼子跳进河里企图逃命，一个大个子新战士纵身跳入水中游过去，将这个鬼子按入水中闷死。
战斗仅持续 20分钟，就干净、利落地全歼了这股日军，而新四军无一人伤亡。战斗结束后，当地农民从四面八方跑拢来，用渔罾打捞出十几支“三八”式步枪和一挺轻机枪，还摸到一把指挥刀和一面日军军旗。农民们打起哦呵，欢呼胜利。
蒋家河口伏击战是新四军东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军威大振，民心大振，极大地激励了皖中人民的抗日热情，使新四军赢得了敌后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信赖和爱戴，既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又医治了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病”。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对此战纷纷作了报道。5月 16日，蒋介石还特地发了“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的嘉奖电，嘉勉新四军抗日健儿。此后，四支队指战员继续东进，在皖中、皖东等地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为反抗侵略、保家卫土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学成才的志愿军副参谋长

——记少将王政柱

戴太文
王政柱(1915—2001)，麻城县顺河西张店银树湾村人。1928年参加赤色儿童团，1929年参加赤色少年先锋队，1930年 9月随少年先锋模范营集体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第 10师 28团战士、班长、政治处宣传员，第 10师政治宣传员，红 4军军部书记、参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作战科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1935年 3月随部强渡嘉陵江，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9月南下转战川康边。1936年西进甘孜迎接红二、六军团后，第二次北上。12月任中央军委一局作战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作战科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处长、副局长，参加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1945年 1月获陕甘宁边区“特等模范工作者”称号。4月至 6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副局长兼中央书记处延安枣园作战室主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参与指挥了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兼西海岸指挥所参谋长，参与指挥抗美援朝第四、第五次战役和阵地防御、夏季反击作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各一枚。回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 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 4月 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6岁。骨灰安放于麻城市第一人民公墓。
自学成才的“秀才”

杨得志将军在他所著的《为了和平》一书中，给出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总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写了这样一句赞语：自学成才的“秀才”。
1930年，只上过 9个月私塾的王政柱当上了红军，从此坚持读书识字学文化。1935年底，他进入红军总部机关，任一局作战科参谋，1936年 4月，任作战科科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十分关心部队学习教育工作，要求总部干部每到一地，均要熟悉兵要地理情况。6月中旬，红军总部到甘孜，为了适应在西北地区作战的需要，6月27日上午，在部队出发前，刘伯承亲自主持总司令部机关全体干部西北地理常识测验竞赛。在这次竞赛中王政柱获得第一名和 5斤油、15斤牛肉的奖品。刘伯承在亲笔写获奖名单时将王正柱写成王政柱，王正柱认为这个名字好，从此就改名为王政柱。
在八路军总部期间，王政柱总是把左权将军作为榜样，以左权为师。左权任司令部学习组长，亲自给机关干部授课，讲战略战术参谋业务和战斗条令等；秘书处，参议室的同志讲自然常识、语文、国际知识等；朱德、彭德怀、陆定一向机关干部作政治形势报告和学习毛泽东著作辅导报告。左权常对王政柱说：“做参谋工作的人，既要能武，又要能文，重要的是自己努力学习，勤奋锻炼。”还说：“学习上科长不带头谁带头？”他要求王政柱结合工作学习文化，从拟写电报稿入手，逐步学习写一周或一旬华北战况报告材料。在王政柱有进步后，左权将原来由自己负责写的“一个月来的华北战况”等材料交给王政柱写。他很了解初学写作者的心理，除不厌其烦指教外，修改时尽可能把原稿中有用的每一句话都保留下来，用得着时就把它勾到适当的地方去。还忘不了说上一句：“这一次比上次有进步！”
待王政柱会写作战命令、作战报告、情况通报等文件后，左权又要求他为报社写稿，并帮助修改。第一次报社发来稿费时，弄得王政柱很发愁，稿子明明是左副参谋长一字一句修改才成功的，怎好独享稿费呢？他只好把稿费交给作战科作为夜餐费用，后来这件事被彭德怀知道了，他表扬王政柱说：“这样做很好嘛，学习文化，出了成果，又解决了作战科的夜餐费，一举几得。”
那时，学习条件差，战事频繁时间紧，但王政柱总是随时随地看书学习，房前屋后，室内室外，山坡河沟、树荫底下，到处都能作为看书学习的课堂。八路军总部首长携带的书箱成了他的“图书馆”。他因此写出了一批很有见地的文章，如：在《新华日报》和《前线》杂志等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百团大战中交通战之胜利》、《冀鲁豫边空前之扫荡与反扫荡战》等等。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八路军干部能写出那么多文章，没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办不到的。
1944年 7月，王政柱调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一局工作，任一局二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被指定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进行联络，每周一至二次向美军观察组提供华北日军情报和飞机轰炸目标。后被抽调到延安枣园中央书记处作战室任主任，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身边工作近两年。1946年 3月，他随周恩来赴重庆处理国共谈判后的有关事宜。1947年 3月，他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虽然工作岗位经常变动，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始终如一，他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的军事理论学识和扎实的谋划能力也深得首长和战友的肯定，被誉为“活地图”、“军事秀才”。
千里送金到延安
1943年 3月 7日，在太行山东南麓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驻扎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王政柱交代任务：“王政柱，你回延安学习。同时把总部缴获的 190两黄金以及朱总司令的一头骡子、望远镜带回延安。”随后又笑容满面地说：“还有一位女同志同路做伴，协助你完成送金子的任务。她是机要科的罗健。你们可能熟悉吧？”
王政柱点头笑着回答：“我们认识。”
“罗健不简单，不满 14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还上过中学嘞，又经过抗大深造，你们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尤其是你要好好照顾人家姑娘，走累了可搭一搭骡子……”
在场的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笑着说：“王科长，彭总亲自给你当红娘，你不简单呀！”
彭德怀笑了笑说：“你就在这里吃早饭，也算我为你饯行！”
王政柱爽快地答道：“谢谢副总司令。”
早餐很简单，一碟咸菜，一碟清炒土豆丝，一小盆鸡蛋汤，两碗黄黄的小米干饭。
同行的除罗健外，还有朱老总的马夫、30出头的汪秀田。王政柱把百十件黄金放在加厚白布缝成的干粮袋里，斜背在衬衣外，开始时感到透心凉，半小时后凉气才消失。
一行人从麻田出发，要北上到晋西北，再折返至陕东北，最后抵达位于陕北中部的延安。若是在今天，坐上汽车，只需一天时间，而在当年，他们竟花了 72天时间，走了一个大大的弓背，沿途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过漳河、汾河、黄河、无定河，、跨过白晋铁路、同蒲铁路，通过数不清的我方交通点和敌人的封锁线，曲曲折折行程 3000余里，才安全到达目的地。
4月底，王政柱一行到达陕晋交界的乔子头。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他们痛痛快快地休息了 6天。
这一天，同路的太岳军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与王政柱在村头散步，聊了聊抗日斗争形势和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情况，有趣的是，王政柱仍背着金袋子，安子文也未问起袋子里的东西。
5月 5日，从黑峪口渡过黄河，王政柱那颗整整悬了两个月的心，终于落下大半，第一次将金袋子从身上解下，放到骡子身上，嘱咐罗健和汪秀田严加看管。
当罗健知道袋子里的秘密后，嗔怪地对王政柱道：“好啊，跟你一起执行任务 60天，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今天才知道是护送黄金首饰！”
王政柱略带歉意地说：“这是组织纪律。现在安全了，告诉你也不迟呀！”
5月 17日，王政柱、罗健、汪秀田这个特殊 3人小组，终于抵达目的地——延安。
当晚，他们一行住在总政治部组织部大砭沟干部招待所。
第二天，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黄欧东派人接走了王政柱一行携带的黄金财物、骡子、望远镜、信件等所有物品。
黄欧东带话给王政柱，感谢他们圆满完成了这项特殊的重要任务。简单收拾停当，王政柱和罗健又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学习任务。
战斗在朝鲜战场
1951年 3月，王政柱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4月 18日到达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伊川郡空寺洞。4月 19日即介入工作。
6月 25日至 27日，他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的志愿军常委会议，即 6月高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华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准备同敌人进行谈判的指示，总结了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的经验，对今后如何坚持“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了部署。在作战指导上，采取“零敲牛皮糖”即打小歼灭战的方针，要求以成建制消灭敌人为主，以每一战役平均一个军能歼灭美军一个营，对伪军则要求每军平均能歼灭一个团为原则，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
6月会议后，王政柱即协助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调兵遣将，加强部署。此时，20兵团（辖 67、68军）已入朝。为照顾海防和供应情况，邓华与王政柱等人商议后，决定以 18个军分两批轮番作战。第一线 9个军担任正面作战；第二线 9个军分置于东西海岸与阳德、谷山地区进行休整训练，防敌登陆；另以两个军位于我东北地区作战役预备队。
8月 18日，敌人趁北朝鲜遭受特大洪水之机，集中美伪兵力，在航空兵、装甲兵支援下，向防守北汉江至东海岸约 80公里人民军防地，发起所谓“夏季攻势”。为减轻人民军压力，志愿军对敌人实施战术反击。王政柱协助指挥志愿军 64军、97军、92军、26军各一部兵力，先后向德寺里、399.1高地、西方山、斗流峰等敌军阵地发起攻势，占领了西方山、斗流峰要点，改善了我军平康、平原防御态势。
在这次战役中，中朝两军共歼敌 7.8万余人，内有美军 2万零2百余人，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但敌人仍不甘心于失败，于 10月上旬又在西线发动“秋季攻势”，重点是志愿军防御阵地。敌人在秋季攻势中，先后动用了美英军 6个师，伪军 3个师，进攻的重点开始为西线涟川、铁原以西地区，以后转向东线北汉江东西地区。志愿军防守部队与敌激战 24天，至 10月 22日，共歼敌 7.9万余人。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后，志愿军总部决定乘敌疲惫之际，进行局部反击。从 10月 30日开始至 11月底止，先后对敌营以下防守的 26个目标进行了 34次反击，共毙、伤和俘敌 1万余人，攻占敌阵地 21处，巩固了其中的 9处，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
在这一系列战斗中，王政柱随时掌握着战场情况，参与研究、决策、指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952年 1月 28日，美军违反国际公约，秘密对中朝军队进行了细菌战，用飞机在北朝鲜撒布带有传染病菌的昆虫、老鼠、麻雀等杂物，企图制造疫区，残害中朝军民，削弱志愿军有生力量。
志愿军总部迅速成立了由邓华、朴一禹、韩先楚、王政柱等人组成的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的反细菌战。王政柱督促部队成立防疫机构，各军、师、后勤分部、兵站，均组建有防疫队，团有防疫小组。分部开设传染病医院后，国内还派来了流行病专家和大批防疫人员，组成机动医院和检验队，随时到现场工作。他还指示各基层单位必须成立空监小组和扑灭组。一旦发现空投物要立即上报，并赶到现场扑灭，采集标本上送检验，要注意疫区消毒，不使病菌蔓延，封锁疫区，同时加强单位的伙食管理。至 1952年底，终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使美军又一次遭到道义上的可耻失败。
1952年 2月，敌人发现志愿军正在普遍构筑坑道工事，便开始有计划地以重炮、重型炸弹与毒气弹进行破坏。志愿军的坑道有的因地质松软，有的因冰雪融化，有的因不符合作战要求，出现坍塌，造成人员伤亡。4月 26日至 5月 1日，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第一线兵团、军参谋长会议。王政柱要求构筑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有作战和生活设施，使之成为能攻、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并规定了坑道工事的规格标准。全军上下统一了认识，认为构筑坑道工事，不仅是为了防御敌人，保存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依托坑道工事有效地打击敌人。至 5月底，第一线防御地带坑道工事基本完成，与之相配的堑壕、交通壕、反坦克壕、各种火器掩体等野战工事亦同时完成。至此，前线阵地基本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此后，王政柱多次在志愿军有关会议上要求部队明确树立“坚守防御”的思想，阵地工事“要由野战筑城向永久筑城方面发展”。
10月 14日，“联合国军”为扭转战场上被动局面，改善金化地区防御态势，谋求停战谈判的有利地位，向志愿军上甘岭防御阵地发动猛烈的“金化攻势”。我军依托坚固坑道工事进行顽强的阵地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由此打响。战役期间，王政柱随时掌握战况，及时下达司令部各项指示，通令嘉奖作战部队，40多天吃住在办公室，小心谨慎谋划，坚忍沉着指挥。历时 43天，我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防御阵地，共毙伤俘敌 2.5万人，击落击伤敌机 270余架，击毁击伤敌大炮 62门，坦克 14辆。敌人对我坚不可摧的坑道工事毫无办法。
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军在正面战场已是穷途末路，但不甘认输，幻想着再发生一次仁川登陆的奇迹。12月上旬，毛主席接见邓华时，指出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冒险登陆进攻的可能，要求志愿军根据这个判断来确定自己的方针。1952年 5月，我军在西海岸成立了防御指挥所，又根据实际情况，对西海岸防御部署作出了较大的调整与充实，同时成立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王政柱兼任指挥部参谋长。
当时最重要的是抓好战备工作的落实。王政柱参谋长给各部队分配了任务：50军在鸭绿江口至清川江口 100公里海岸线及沿海岛屿，构筑以营防御枢纽为基础的防御体系，各防御支援点在原有基础上构成有坑道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环形防御阵地。38军的防御地段为北起鸭绿江，南至大同江。40军担任反空降及机动支援 38军、50军和反登陆任务。军主力担任东自博山以南元孟中洞，西至郭山西北 191.6高地，全长 50余公里的阵地构筑任务。西海岸包括 2线部队共有 6个军 19个师，人民军 1个军团加 1个旅，地面炮兵 14个团加 9个营，高炮团 2个加 13个营，坦克团 6个。王政柱领导司令部对上述部队一一作了具体部署。
在反登陆备战中，最为艰巨的任务是大规模的筑城。预定计划必须于 1953年 3月底以前构成十公里纵深的坚固防御地带，要求必须是坑道或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支援点式的防御体系。在这段时间里，王政柱带领司令部人员深入基层检查，推广先进经验，解决施工中的困难。例如，针对缺乏炸药的现实问题，就组织部队拆卸敌人投掷下的臭蛋（没有爆炸的炸弹）挖取炸药；没有工具，就自建铁匠炉，利用炸弹皮及废旧钢铁制造工具，从而大大加快了施工速度。至 4月，司令部参谋人员在西海岸指挥部作战值班室的登记本里，记下了如下数字：“仅据西海岸第一线三个军的统计，挖取炸药 1.06万公斤，自制工具 30余种、9000余件。部队克服了技术、器材不足的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反登陆准备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远胜于任何一次战役准备，防御纵深达 10公里，而其重要意义也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
“联合国军”一直对志愿军反登陆准备密切注意，多次派特务刺探情报和进行空中侦察。当他们发现志愿军在开展大规模筑城，调整全线兵力，补充新生力量，囤积作战物资后，不得不放弃登陆企图，于 4月 26日恢复谈判。至 7月 26日，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并于 27日由双方首席代表在板门店签字。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记少将李庆柳

曾 锋
李庆柳（1915—2001），湖北省麻城县顺河料马岗村李家楼湾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河南省光山县委书记，红 25军第 73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第 74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他留在苏区继续坚持斗争，1934年 11月随红 25军长征，参加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和反“围剿”，参加了鄂豫皖围攻七里坪战斗、陕西山阳县战斗、河南伏牛山战斗。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 1旅 2团政治处副主任，1944年任豫西抗日游击第 3支队 9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参加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河南军区成立后，任第 3支队 9团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原军区第 2纵队 15旅政治部副主任。中原突围后，参加创建鄂豫陕边界地区游击根据地，任鄂豫陕军区陕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7年后任第二野战军 12纵队 34旅政治部主任，江汉军区第四分区副政委，独立师政委。1947年起，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12纵队 35旅政治部主任、江汉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委，参加了鲁南、襄樊、宜昌等战役战斗。后任湖北军区独立第 3师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七航空学校副政委，第八航空学校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副政委、军政委，铁道兵学院、铁道兵工程学院政委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 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 4月 10日因病在石家庄市逝世。享年 86岁。
一马当先，炸碉堡落下残疾
1934年 12月，红 25军长征进入伏牛山区后，攻城歼敌，很快站稳了脚跟。12月中旬，红 25军首长决定攻取山阳县城。山阳县城内驻守着国民党军一个团和一个民团，共有 1000多人。有高厚的城墙和四门，门外筑有碉堡。军首长决定以第 74师 223团为主攻团。为了加强第 223团的政治工作，师政治部派组织科长李庆柳跟随主攻团行动。
这日上午，红 223团团长方炳仁一声令下，攻击开始。“嗒嗒！”
碉堡内敌人的机枪吐着火舌。将红军突击队压制在城外一碉堡下。“跟我上！”李庆柳左胳膊夹着由 5颗手榴弹捆扎的集束手榴弹，右手挥动梭镖，滚身向敌碉堡接近。“哎哟！”他一声惊叫，左上臂中弹，手榴弹落地。“快把李科长抢下来。”正在组织进攻的团政委赵凌波喊。突击队两名战士跃到李庆柳身边，拉着要他撤下火线。
“放下我。”李庆柳挣脱拉他的人说：“快去炸掉敌人的碉堡，为大部队开道。”正在这时，忽听“轰”地一响，敌人碉堡飞上天。抢救李庆柳的战士顺势将他架起，脱离战场。
李庆柳左上臂骨被打断。那时候，红军中缺医少药，他被抬进附近的村里，房东大娘用绣花丝线在他的伤口上部捆绑了 3道，血才被止住，但胳膊却肿了起来，肿得跟碗口一样粗。这位老大娘随后找来一个大南瓜，将瓜瓤糊在伤口上，几天后伤口消肿了。但打碎了的骨头渣儿还在里边作怪，断骨也接得不正。直到 3年后，到达延安才开刀取出碎骨渣儿，但终因当时丝线捆绑的时间太长，左臂下部组织部分坏死，落下了终身残疾。
冲破封锁，带部队跳出死亡地带
1944年冬，李庆柳被派往河南军区第 3支队 9团任政委，与汪世才团长一起负责开辟伏牛山抗日根据地。他们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打开了局面，成立鲁山县抗日政府。李庆柳兼任县委书记。正当抗日活动进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胡宗南调集一个军的兵力向伏牛山区压过来。为避其锋芒，第 3支队主力主动撤离伏牛山区。第 9团由于离支队较远，又无电台联系，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李庆柳和汪团长分析认为：主力可能已向登封抗日根据地转移，我团必须迅速跳出包围圈，向登封方向转移。决心刚定，敌人就扑了过来，占领根据地中心区的车村、二郎庙。情势严峻。李庆柳和汪世才立即带领部队，从驻地下场向南攀上摩天岭，然后再向西翻越崇山峻岭，由车村以南突然向北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转到伏牛山北麓的瓦庙、贝孜街一带。这里到登封抗日根据地是 200多里的平原，中途还有一条北汝河，道路纵横，交通方便，城里住有鬼子，村寨都有地方反动武装。部队要越过 200里平原这个“死亡地带”，难度很大。这天，李庆柳和汪世才带部队到达贝孜街村外，正要隐蔽休息，以便利用夜幕作掩护穿过平原地带，发现敌军正在向我军合围。
“汪团长，情况紧急，部队只好从他们鼻子底下冲过去了。”李庆柳坚定地说。
汪世才考虑部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想后退也没有路。同意边走边向部队动员。
全团官兵连日行军全都是打赤脚，没有鞋穿。为了胜利，大家忘却了疲劳、饥饿和脚痛，又踏上了征途。
东方破晓，彩霞满天。9团来到一个驻有敌人的村寨。
“李政委，打吧？”汪团长征求意见。
“我带前卫边打边冲，你带大部队跟进。”李庆柳说着，驳壳枪朝前一指，“前卫分队跟我冲。”
守寨的敌人懒洋洋地站在土炮楼上，看到一支部队冲过来，来不及做出反应，全团便冲过去了。又走了 10多里路，要过第二个寨子，这时太阳已升到一竿子高。守寨子的敌人是一民团。团长外号叫“辣子酱”，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部队当然想争取“和平通过”。
“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因公务路过。”话音未落，寨墙上的敌人就开了火。
枪声划破天际，引起四面八方、各个村寨的敌人一起开火、叫喊。有的敌人还跑出寨门，向 9团冲过来。
情况紧急，容不得细细商量，汪团长抱起一挺机枪，和前卫队战士一齐向敌人猛扫，把敌人顶回寨中。李庆柳带领部队一气儿跑了 20多里路，来到北汝河边。没料到河岸有守敌，后面有追兵，李庆柳不容多想，高举手枪大喊：“冲垮岸上的敌人。”
“冲呀！”官兵呐喊着，像猛虎一样扑上去，冲垮阻击的敌人，涉水过河，胜利地回到登封抗日根据地。
上级部门召开大会，宣读了军区给予第 9团的嘉奖通令。
三进大别山，剿抚并用绝匪患
1949年 5月 20日，湖北军区在孝感花园组建，当时驻守在麻城阎家河的鄂豫军区独立师奉命改编为湖北军区独立第 3师，李庆柳被任命为独立第 3师师政委，并兼任黄冈地委副书记。
武汉解放前后，一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畏罪潜逃的地方反动骨干和恶霸地主，潜入深山老林，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或集结成大股，多至数百人，或组成小股，一股几十人，躲在高山密林中，利用鄂豫军区地方部队不足的弱点，经常袭击中共地方政权，屠杀中共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抢仓库、劫运输，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国民党残匪的这些破坏活动，严重干扰了鄂豫边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项工作的开展。5月，白崇禧派国军 92师师长汪宪中将携电台来到皖西金寨，在白水河设立国民党“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把原来的11个保安团万余人，扩编为 14个支队，对大小匪首封官加委，并向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发报宣称“已发展十万铁军”。
解放军在结束淮海战役之后，立即部署对大别山股匪的围剿战斗。8月上旬，湖北军区奉命组成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鄂豫皖 3省参加大别山的剿匪部队。
8月 10日，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在武昌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制定大别山剿匪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张体学被任命为南线剿匪指挥部司令员，李庆柳被任命为大别山南线剿匪指挥部政委兼工委书记，一场大规模的剿匪反霸斗争在大别山展开。
南线股匪主要是活动于罗田北部的所谓“鄂豫皖人民自卫军”第 11支队陈新民部、金寨麻城边界的第 5支队周醒民部、以及经常南来窜扰的商城南部第 3支队吴砚田部，总共 2000余人。整个黄冈地区遭匪扰害的有 22个区，占全地区的三分之一地域。在土匪的欺骗和裹挟下，大别山地区的群众纷纷躲进深山，部队所到之处大都十室九空，使剿匪部队遇到很大困难。
9月 5日，李庆柳政委率领的独立第 3师 6个营的兵力（每团2个营），分头出发到达指定位置。第 7团部署在罗田东北地区，第 8团在滕家堡地区，第 9团在麻城以东地区。张体学司令员指挥黄冈军分区独立团赶到英山县北部的西界岭、长山冲地区，四路大军齐头并进，形成对这三股土匪的合围之势。土匪摄于解放军的强大声势，不敢做正面抵抗，分散向金寨以东之傅板冲、麻埠等地逃窜。此战歼匪 109人，缴枪 59支，子弹 4000余发。
半个月剿匪作战，解放军分进合击，多路合围，虽然赶散了土匪，夺取其大本营金寨，但因土匪多数是当地人，穿的是老百姓服装，他们采用了红军原来的战术——游击战，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只要不携带长枪，与普通群众毫无二致，就是站在面对面，也分不清哪个是匪，那个是民。想当年国民党军进攻鄂豫皖红军，也正是这种情形，才使弱小的红军依靠群众不断发展壮大。如今攻守易位，当年的红军反过来“围剿”、“清剿”国军残余，也面临着一模一样的困惑。这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解放军先声夺人，但却处处扑空，战绩微微。看来，以正规战战法对付土匪，效果并不好。
根据王树声提出的新战术，各线部队改为分片包干，以分散对分散，以集中对集中，组织重点奔袭合围。自 9月中旬开始，独立第 3师以团为单位，对藏匿于险峰峻岭间的土匪进行合击。第 7团负责合击搜剿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的陈新民支队，第 8团负责合击搜剿金寨南部、吴家店东南的茶园山区，搜剿“立煌挺进支队”黄英、饶国栋部；第 9团合击金寨西南的牛山河，搜剿周醒民、吴砚田部。这次合击搜捕，独 3师活捉匪支队副司令彭楚才以下土匪军官 18人，10月初歼灭饶国栋部 1个营大部，10月 11日捕获匪首陈新民。
李庆柳一面指挥部队围剿土匪，一面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争取被迫为匪的人改邪归正，以促进土匪的分化瓦解。
土匪多为当地游手好闲之辈。李庆柳认为他们有父母、姐妹和亲朋，教育好他们的亲人，就动摇了土匪的根基。为此，李庆柳从部队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群众做思想工作，并以南线工委书记的名义，召集县区乡村干部开会，要求各级干部努力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使群众感觉到人民政府和剿匪部队确实是为人民办事，真正是人民的军队和政府。经过努力，大多数人逐渐脱离土匪的裹胁和影响，向解放军为代表的新兴人民政府靠拢，纷纷表示，坚决做到人人不通匪，家家不藏匪，村村不济匪，并设法劝告土匪官兵放下武器改
邪归正。一次，部队围住一支土匪武装，请示李庆柳打不打？打，剿匪部队人多势众，武器也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土匪全歼。但李庆柳在调查中，知道土匪中有很多是误入歧途的本地人，下令暂缓攻击。半个时辰后，100多名土匪的亲朋簇拥而至，见部队只是严阵以待，不发一枪，非常感激。
“你们向那些人喊话吧，让他们回家好好过日子。”李庆柳政委发话了。“满伢子，你快跟妈回家去，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可不敢再做了，再胡来就没了命。”一位 70多岁的老人在喊她孙子。“别听死老婆子乱叫喊，她是共产党逼的。 ”一个绰号叫‘麻脸’的土匪头子恐吓说，“你不干，出去也得死。”
李庆柳听得明白，马上高喊：“我叫李庆柳，是剿匪部队的政委，也是南线工委书记，各位听着，你们回头是岸。只要你们肯放下武器，就可回家过安稳日子，立功者有重奖。若不听劝告，继续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
“啪！”土匪头子开了一枪，打死一个小喽啰，以示顽固。众土匪一阵惊愕。“鸣枪示警！”李庆柳马上下令，剿匪部队向天空开枪。“麻脸，我警告你！”李庆柳一口喊出土匪头子的名姓。“你与其他弟兄不一样。你罪大恶极！我们对你只有一个字，杀！绝不手软！”又向其他匪徒喊话说：“弟兄们，你们是被逼着当土匪的。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话音刚落，忽然一声枪响，“麻脸”匪首应声倒地，这时满伢子高喊：“大家听我的，缴枪投降吧。”剿匪部队没杀一个人，土匪们就纷纷交枪投诚了。李庆柳在发动群众参与剿匪的同时，还举办了伪保甲长集训班，他担任教员，多次向他们讲形势，宣传党的政策。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这一万余名土匪武装，经过剿抚并用被瓦解了。独立第 3师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维持了社会治安，保证了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入川先锋战友情

——记少将余述生

曾 锋
余述生（1915—1993），又名余淑慎，麻城县乘马泗店乡（现属河南新县）人，7岁丧父，家境日趋贫寒，半耕半读上过 3年私塾。12岁时，参加了童子团并担任分队长、中队长，1930年 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 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 4军11师 32团3营9连战士，红 10师 28团2营通讯员。1931年冬，张国焘推行“左倾”政策，有人说余述生把富农成分隐瞒成中农成分，被清理回家。他没有气馁，到区、乡苏维埃政府开了证明他确属中农成分的证明材料返回部队，被编入红 25军 73师 217团 3营9连，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师团委委员、宣传队队长，红 31军政治部组织干事，懋功县官寨游击队指导员，西康雅安独立团政委，红 31军教导营 2连指导员、政治部军事裁判所干事、卫生部党总支书记。参加攻打大山寨、潢川豆腐店和皖西苏家埠战斗。1932年 10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途中经历湖北枣阳新集、陕西漫川关、彷徨镇等战斗。1933年 2月，随副团长潘友清率领的一个连突入四川南江县的大河口、大平山一带袭击敌人时，反被国民党田颂尧部 4个团的兵力包围，激战两昼夜，最后弹尽粮绝，在突围中，余述生克服各种困难，将身负重伤的副团长救出。参加了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9师385旅 769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组织股长、副主任、旅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第十八集团军野战供给部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阳明堡火烧日军 24架飞机的战斗、昔阳沾土镇战斗、黎城响堂铺战斗、白晋铁路破击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临汾、运城、晋中战斗和解放太原、陕西扶眉、成都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四川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纪委书记、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在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93年 8月 9日在成都逝世，享年 78岁。
余述生和胡耀邦的深厚友谊
1948年 6月，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徐向前任华北一兵团（1949年 2月整编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耀邦任兵团政治部主任。任命下达时，胡耀邦还在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任上。直到 8月初，胡耀邦才来到兵团政治部的驻地山西省太谷县的代村报到。当时余述生任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那天，余述生召集政治部全体同志在村口等候，见胡耀邦走过来，大家鼓掌后，余述生向胡耀邦报告：“胡主任，政治部的同志们早就盼望着您的到来，今天，我部包括伙夫马夫 39人都来迎接您啦！”胡耀邦说：“这么多人，不少啦！今后我和大家在一起工作。”边说边与大家一一握手。那时，胡耀邦主任和政治部的部长们都才30岁出头，年富力强，十分有朝气。之后，部长们跟随胡耀邦主任参加了太原战役、扶眉战役和成都战役。
太原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十八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彭德怀指挥。1949年 5月 26日，胡耀邦主任同周士第司令员（徐向前因病，另有任用）、王新亭副司令员、陈漫远参谋长一起离开太原，率十八兵团的 60军、61军、62军挥师南下，参加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战斗。扶眉战役结束后，胡耀邦率兵团政治部进驻宝鸡，在宝鸡驻防了四、五个月时间。这期间余述生一直跟随在胡耀邦身边。在工作中，胡耀邦坚持原则，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心直口快，对部长们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当面指出，毫不含糊。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和部长们又无拘无束，亲密无间，有时还开开玩笑。胡耀邦个子较矮，他有一双皮鞋，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参加重大集会时才穿。西安各界召开大会庆祝西安市解放，胡耀邦带着部长们去出席，刚走出门，余述生说：“胡主任，你忘带了一件东西。”“什么东西？”“那双‘高跟皮鞋’啊！”胡主任恍然大悟“老余，你提醒得太重要了。”他马上转身回屋换鞋，逗得部长们一阵欢笑。在宝鸡驻防时，紧张的工作之余，胡耀邦时常与部长们和政治部的同志打扑克或下象棋。他十分喜爱音乐，不时拉起二胡同大家唱歌。胡耀邦爱好摄影，有一天，余述生从通信班里弄来一辆自行车，在院子里学骑车。胡耀邦拿着一部照相机从屋里出来，“老余，你骑车，我给你拍个照”，说时对准焦距按下了快门。拍完照后，他又叫上余述生和秦传厚一起，在宿舍里蒙着被子当暗室把胶卷冲印出来。这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至今仍被余述生的后人所珍藏。
1950年 2月，第十八兵团领导机关奉命撤销。原十八兵团政治部的部长们大多数转到地方工作。在交接工作期间的一天 12时点多钟，余述生还在组织部开会，胡耀邦的警卫员跑进办公室报告：“余部长，胡主任在门外等你。”余述生马上休会，出门后看见胡耀邦站在汽车旁，急忙走上前问：“胡主任，有急事吗？”“没有什么急事，上车吧！”在车上，胡耀邦说：“我们就要分手了，今天出去一起吃个饭。”汽车出了北校场东营门，经过文殊院，在草市街口左拐往北，穿城门洞，过了北门大桥，在一家“陈麻婆豆腐”饭店门前停了下来。胡主任说：“我们湖南的菜辣，四川的菜不但辣还麻，我们就入乡随俗，尝尝川菜。”胡耀邦和余述生，还有警卫员和司机 4人坐上饭桌，点了“麻婆豆腐”等四五样川菜，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解放军一个兵团级首长同部下的“告别宴”在成都街边的一个小饭馆就搞定了，这在余述生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后每当余述生坐车路过北门大桥时，他总会说起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了共青团中央机关。胡耀邦遭到揪斗，他被造反派抓出来游街示众，关进“牛棚”。之后，团中央的造反派头头又把胡耀邦押送到河南潢川的“五 •七”干校，以繁重的劳动折磨他。与此同时，四川省各地和成都市的大街上都刷满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标语，造反派围攻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任白戈、秦传厚、米建书等都遭受揪斗和批判。造反派还把他们关进成都市昭觉寺的看守所。当时留在军队已担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余述生也未能幸免，他和黄新廷司令员、郭林祥政委、何正文副司令员作为首批打倒的对象，被戴高帽挂牌子在北校场游斗、遭殴打后关进“牛棚”，后又被送往农场劳动，受尽侮辱。他们的家人和孩子也被扫地出门，被赶到天回镇的乡下居住，“监督改造”。
“9•13”林彪叛逃事件后，1972年 4月的一天，余述生到北京办事，听说胡耀邦从干校回到了北京，午饭后他要了一辆车从友谊宾馆往胡耀邦家里赶去。车刚进胡同口，就看见胡耀邦提着一个小包走出来。余述生急忙跳下车迎上去问：“胡主任，这是往哪里去呀？”胡耀邦抬头一看，“哦，是老余啊！你还敢来看我？”“你是我的老主任，我有什么不敢！”胡耀邦说：“去干校几年，家里的锅炉坏了，正想到大街上的澡堂洗个澡。今天不洗了，回家去，咱们吹吹牛。”那天下午，他俩谈了二三个小时。当余述生谈到成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自己在运动中所受到的遭遇时，胡耀邦陷入深深的沉思。不时插话说：“这场革命这样搞下去，那是不行的！”道出一个革命家的深深忧虑。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邓小平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他高举拨乱反正的大旗，组织实施了全国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冤假错案。四川和全国一样相继做出决定，为大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名誉。任白戈、秦传厚、米建书、余述生等一批军地干部也恢复了名誉。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次来四川视察工作，到阿坝州重走长征路，调研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及各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在成都期间，胡耀邦又一次回到北校场大院，接见军区在蓉的军以上干部并合影留念。还在武担山下的五号楼单独会见了十八兵团在蓉的老干部，并特地抽时间会见余述生。党的十二大时余述生当选为中纪委委员，经常上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见到胡耀邦的机会就多了。有次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胡耀邦，胡耀邦热情地打招呼：“老余啊！你也来北京了。”余述生笑着说：“听胡主任作大报告，那是不能缺席啊！”俩人都笑了起来。这意味深长的笑声，蕴含着胡耀邦同部下的深厚友谊。

人民军队的“航空火种”

——记少将朱火华

曾 锋
朱火华（1916-1968），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邹河（现属河南新县）人，1927年参加儿童团，为乡农会和赤卫队站岗放哨。1930年参加乡红色赤卫队，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直属组织科科长。1932年秋随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
1933年 6月，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大发展，朱火华调任 30军 88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随部参加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
1933年 11月上旬到 1934年 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反击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在反击战中，朱火华下到连队，充实基层，任 88师第 268团连指导员。268团号称“钢军”，在万源保卫战中，他奉命率 1个连固守一处重要阵地，敌人 1个团的兵力猛攻过来，他率战士进行肉搏战，经过数小时恶战，将敌人打退。

1936年 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又开始北上，再次爬雪山过草地。为打通北上道路，红军发起腊子口战斗，朱火华率领的连队作为突击队，他指挥部队勇猛进攻，打垮了守敌，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三个方面军大会师后，朱火华随 30军西渡黄河，奉命打通国际路线。经过 40多天的消耗战，红军得不到补充，不得不突围进入祁连山。朱火华等少数幸存者在新疆星星峡被陈云同志接应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并在那里进入党组织创办的“新兵营”集训，任排长职务。
1937年 10月，陈云在西路军进疆部队中选中了朱火华等年纪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的 25人；11月，陈云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又到抗大和摩托学校挑选了 19人，1938年 3月，两次选调的 44人在迪化会合（其中 1人因病返回延安），进入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习。
航空训练班经过航空理论学习后，分为飞行班和机械班进行专业训练。朱火华为机械班学员。
1940年周恩来去苏联医治臂伤，路经迪化，接见了机械班负责人朱火华和飞行班班长吕黎平，勉励他们学好本领，要求他们成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火种”。
机械班学员至 1942年毕业，分配到盛世才的航空队任机械员，他们成为人民空军的“航空火种”。
1942年，盛世才亲蒋反共，突然囚禁了这些“航空火种”，1944年又将他们关进监狱。朱火华他们坚强不屈，与盛世才坚决斗争。1946年，经周恩来营救，张治中释放了“航空火种”，使他们回到延安。
此时，党中央调大批干部战士进入东北，建立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一部分及军政大学也迁往东北。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在东北筹办航空学校，朱火华被调往该校任机务处主任。后历任航空学校大队政委、机务处政委、军委航空局航空工程处政委。
1949年 11月，朱火华、徐昌裕执笔起草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意见书》，成为人民空军的创始人之一。这个报告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审核后，呈送毛泽东主席。朱火华后来担任过空 4旅机务处主任、华东军区空军工程部长，南京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为创立和建设我们新中国强大的空军，历尽艰辛。
因积劳成疾，朱火华将军于 1968年逝世。

坚守在祖国东大门

——记少将佘积德

李 敏
佘积德（1916-1981），湖北省麻城县木子店大堰河人（后迁居现属安徽金寨沙河乡）。1930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革命工作，任商城独立团 1连通讯员。1931年 4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 25军 73师 218团 2营 6连通讯员，团政治处宣传员、宣传队长，团政治处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岁末，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17岁的佘积德带领一支50余人的工作队，在南江地区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开仓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和人民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并为部队筹粮筹款。1933年 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5月起任红 31军 91师政治部组织干事，7月任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参加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强渡嘉陵江战役。参加了长征，两越雪山，三过草地。三个方面军会师后，又参加了山城堡战斗。此后担任红 31军 91师政治部特派员、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 129师 386旅 771团政治处特派员，386旅政治部保卫干事，补充团政治处特派员。参加了响堂铺战斗和百团大战。1941年 2月起为 129师轮训队学员，6月起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1942年 1月任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多年负责保卫、锄奸工作。1943年 10月进入中共太行区委党校学习。1945年 3月任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1946年 11月至 1947年 8月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党校学习。1947年 8月任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太行军区安阳军分区副政委，安阳警备司令部政委。参加了上党战役等军事斗争。同年 5月 6日，安阳解放，在清剿残匪时，从地道中活捉豫北大土匪头子王三祝，公审处决，为当地百姓铲除了一大祸害。
1952年，佘积德调任华北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兼任华北军区炮兵军法处处长。1953年 2月入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治部主任，兼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军法处处长。
在朝鲜的两年中，他跑遍了“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带领政工干部开展宣传鼓动、立功评模工作，主持召开了两次英模大会，评比、表彰英雄、模范、功臣 3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炮兵指战员之杀敌斗志，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5年 9月，正在军校学习的佘积德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佘积德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这时，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福州军区炮兵，将他调任福州军区炮兵政委。1958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从金门岛上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打击美蒋嚣张气焰，上级命令福州军区炮兵向金门进行一次警告性的大规模炮击。佘积德深入沿海各基层炮群，具体部署，直接指挥，在 8月至 12月进行的 4次炮战中，击沉击伤国民党军多种舰艇 23艘，击落击伤飞机 34架，毙伤大批蒋军官兵。此后多年，他一直坚守在祖国东大门。
“文化大革命”初期，佘积德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9年 11月后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主持工作。他排除干扰，维护军区党委的团结。1971年 9月，佘积德出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 4月，周恩来总理指定他和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石一宸共同主持江西省委工作，佘积德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主持省委工作，6月兼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由于他正确执行中央指示，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团结了大批干部，半年后，江西形势好转，受到周总理的称赞。“文化大革命”后，佘积德回福州军区任原职。1979 年调成都军区任顾问。1981年在成都病逝。

屹立在新中国海军启航处的高政委

——记少将高立忠

李 敏
高立忠（1916—1978），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泗店乡余河村朱家湾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4军少共国际团班长，参加过鄂豫皖地区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 4支队教导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第4支队 9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 2团政治处主任。1941年 6月起，任新四军第 7师 19旅56团政治处主任、政委，新四军第 7师政治部主任兼皖江军区皖南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 6纵队 17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海军江防舰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海军第6舰队政委。1958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回国后先后任海军东海舰队厦门水警区司令员、海军福建基地副司令员，海军指挥学校校长、政治委员，国防科委第三研究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出生在大别山群峰连绵处的高立忠因家贫，自幼给地主放牛，虽然断断续续读过一年私塾，但那时做梦也梦不出大海是什么样子。然而，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革命，却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折，成了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我们追溯他从大别山走向大海的生命历程，即可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历经磨难走向成功的历史剪影。
坚持三年游击战 红旗不倒大别山
1929年 12月，红军来到余河村，13岁的高立忠走进红军队伍，先是给首长当通讯员，后来被编入红 4军少共国际团 2营当通讯班长。1932年 10月，少共国际团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四川，16岁的高立忠被留在鄂东北苏区搞地方工作，先后担任鄂豫皖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部执行委员、黄麻区少共书记和武工队员。1933年他 17岁时转为中共党员。高立忠与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方永乐同年出生，同年入党，十分亲密。
1934年 11月，红 25军北上长征，鄂豫皖省委、鄂东北道委主要领导随主力部队出发，留在鄂豫边界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在罗山县金竹林的山沟里召开会议，重新成立鄂东北道委，整合各县地方武装，不久就组建起 600多人的鄂东北独立团。高立忠又成为鄂东北独立团的一名班长，随部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12月底，鄂东北独立团在团长徐成基和地方领导方永乐带领下前往皖西，寻找省委常委高敬亭。高立忠跟随部队且战且走，突破经（扶）麻（城）封锁线，来到皖西抱儿山一带活动。1935年 2月初，终于见到无粮无弹、疲惫以极的高敬亭队伍。1935年 2月 3日夜，农历除夕，在太湖县凉亭坳汪家祠堂，高敬亭宣布，由他带领的皖西红军 218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编成立红 28军，下辖红 82师和手枪团，全军 1000余人。高敬亭自任红 28军政委，不设军长；方永乐任 82师政委。
高立忠被编入军部手枪团。手枪团是红 28军的“特种部队”，每人还配有马步枪一支。高立忠虽然个子不算很高大，但身强力壮，枪法准确，反应敏捷。2月 14日，红军行至霍山县白果树，获悉家住潜山县王庄的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在家过春节，部队连夜奔袭王庄。15日拂晓秘密包围余宅，天亮后，手枪团团长余雄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高立忠等 10多人装成“护兵”，大摇大摆地走进余家大院，口称给“余老太爷”拜年，一枪未放，就将保家护院的保安大队机枪班和 20多名武装警卫缴械，生擒余谊密及其次子（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并逮捕当地恶霸地主 10多人，缴获一批物资。
新生的红军队伍在霍山、潜山、太湖、英山一带往返穿插游击，又多次遭到敌人堵截、袭击。手枪团副团长蔡泽礼、82师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先后牺牲。4月 20日，红 28军登上位于潜山县睡佛山东南的桃岭。这里山高坡陡，从山脚到山顶只有一条崎岖小路。山坳口西侧睡佛山，东侧赵雾尖，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山坡上，指战员刚吃过午饭，疲劳至极的战士们倒在山坡上就睡着了。负责警卫的高立忠，瞌睡得眼皮上下打架。他狠狠揪扯着自己的耳朵，睁大眼睛从山上往下看，只见汤池河在山下蜿蜒流过，河的一侧是一片田畈。突然，他发现，约有 1个团的敌军分散在河对岸，累得横七竖八地躺下休息。高立忠急忙向上级汇报。这一汇报得到了首长的重视，决定就地歼灭这股敌人。下午 4点半左右，敌先头部队 2个营进到坳口南侧，特务营 1连居高临下突然开火，将敌压制在山坡上。敌军以为是红军小部队在此阻击，一窝蜂似地涌上山来，被特务营阻止在山坳里。敌后续部队到达，加入战斗，分 3路向桃岭山坳口和东西两侧制高点发动猛烈进攻。特务营预备队 3连和 2连的 2个排死守阵地。将近 2个小时后，敌军大部已被引进我伏击阵地。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顿时杀声震天。埋伏在树林里的高立忠，紧跟在师政委方永乐身边迅速出击。手枪团从侧后将敌前卫 2个营和后续的 1个营拦腰斩断，短距离抵近射击，将敌人分割。特务营各连跃出工事，同敌人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在红军前后夹击之下，敌先头 2个营被全歼，后续 1个营被击溃，俘敌 400余人，毙敌营长乜士信，击伤敌营长苏桂攀，毙伤敌连级军官 12名；缴获迫击炮 2门，重机枪 2挺，轻机枪 10余挺，步枪 400余支。桃岭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皖西军民的斗志，红 28军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补充和改善，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5月初，红 28军领导人从报纸上看到敌军同徐海东部在陕南地区作战的报导，决定循踪追迹去陕南寻找红 25军，留下徐成基带领246团在皖西坚持斗争。
5月 9日拂晓，高立忠随红 28军从霍山县黄尾河镇悄然出发，踏上艰苦跋涉的西征路，开始了追赶红 25军的“小长征”。他们经六安、霍邱、固始等县，向西进发。在固始县的五尖山，遭敌 106团堵截，尾后的敌 195旅也跟着追击上来，敌 96旅 192团从右面围攻过来。高立忠紧跟部队，乘夜色跳出包围圈，急行军进到河南商城南面的赤城县游击区，同中共赤城县委会和商北游击大队会合。
5月中旬，红 28军在罗山县长岗乡白石山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及鄂东北独立团会合。快半年未见面了。高立忠他们时时惦念着家乡的亲人和同志们。回到熟悉的鄂东北根据地，看到老首长和原来熟悉的战友们都在顽强地坚持斗争，并且成立了新的鄂东北独立团，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大家格外高兴。军政委高敬亭将这里二次组建的鄂东北独立团和特务营，补充到红 28军。使红 28军达到 2500余人，声威大振。
平汉铁路是敌人设置的一道天然而重要的封锁线，精心修筑了很多碉堡据点。5月 23日夜晚，红军选择了湖北省礼山县杨平口附近敌人的一个薄弱点，越过平汉铁路，先向西面应山县前进，迷惑敌人，后又转向北面，向唐河、随县、桐柏、沁阳等县疾进，每天连续行军七八十公里，将尾追的敌人甩掉。
28日晚，红军顺利到达沁阳县，在县东南五道岭西北的一个大庙及周围村庄宿营，次日拂晓，高立忠这个班换上便衣，与前卫部队尖兵排负责探路。一走出山口，就撞上正面而来的敌人。刚一接火，双方都自动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时，高立忠看到敌人后面的大路上尘土飞扬，忙问从那方向上过来的老百姓，“从那面过来的是什么军队？”老百姓回答：“红军。”高立忠喜出望外，立即向师政委方永乐汇报。方永乐骂了一声“扯卵”，说根本不可能是红军，遂命令道：“去，你们多跑几里路，捉个舌头来！”高立忠他们跑出一二十里地，抓到一个俘虏兵带回来。原来敌人是“奉军”，即东北军，有 5个师，是从西安开过来的。由于口音差异，“奉、红”发音不清，高立忠把“奉”误听为“红”，以为是红军来了。幸亏方永乐政委沉得住气，不然，认敌为友，就遭大殃了。
下午，军、师、团首长开会研究，认为前有东北军 5个师堵截，后有西北军 25路军独立旅跟踪追击，如果还按原来的路线西进，已属不可能，况且，部队没人熟悉这里的地理状况，也找不到河南、陕西省的地图，无法选择新的路线。于是把参谋处的作战、侦察、通讯参谋都找来，让他们在选择新路线上提意见，也没人想出好办法。最后，军政委高敬亭作出决定，“打回大别山，打我们的游击去！”
走到桐柏县以东 20多公里的淮河店，碰巧遇上了东北军。他们从信阳开过来一支运送物资的骡马车辆大队，被红军毫不客气地截获了。高立忠他们将 50多匹骡马拉运的全部车辆物资，装备了自己。
6月 13日，红军到达光山县斛山铺南面的王园宿营。驻光山县、潢川县的东北军 3个团迅速出动，向红军围攻上来，其中 109师 627团的 1个营冲在最前面。红军占据有利地形，与来犯之敌展开搏斗，敌抵挡不住，惊慌撤退。在红军各部猛烈冲锋之际，高立忠所在的手枪团巧妙迂回，跑到敌军后面，痛击溃退的敌人。高立忠等人喊起口号：“东北军的士兵兄弟们，快放下武器，不要为蒋介石卖命！我们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你们放下武器就给你们发路费回家……”东北军士兵果然停止抵抗，缴枪投降。这一仗，共俘敌800余人，缴获迫击炮 2门，重机枪 3挺，轻机枪 18挺，步枪 500余支，毙敌 50余人，敌 627团团部及 2个营被全部歼灭。我军伤亡30余人，244团团政委张生先英勇牺牲。
打扫完战场，处理好缴获的武器，将炮和重机枪以及多余的步枪全部炸毁后埋掉。然后处理俘虏兵，给他们吃好饭后，集中训话，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然后给每人发一元“袁大头”作路费，当晚释放。
高立忠看到不少俘虏兵感动得流泪，说，“今后再也不打红军了”。
部队次日拂晓出发，经过经扶县（现河南新县）进入到大别山腹地。回家了，可家乡已成为“无人区”。道路长青草，百里无鸡鸣。为家乡父老报仇！ 6月 18日，红 28军部队在湖北麻城县段水山再次伏击敌独立 5旅，歼敌 200余人。
高立忠经历的这次“小长征”，往返 700多公里，虽然没能实现到达陕南，找到红 25军的目的，却使指战员们更加熟悉了在运动中速战速决歼灭敌人的游击战。这一路“过关斩将”，三战三捷，不但打出了军威，而且还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此后，红 28军在皖西和鄂东北的麻城黄安一带往返游击，先后歼敌多股。高立忠的战友朱国栋老人说：我们那时一天可以走一百多里，吃饭经常是两不见天，一早一晚。吃完之后再装一布袋子饭，第二天吃。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能睡几个小时就行了。也没有被子，弄快布夜晚铺在地上，或者盖在身上。遇上急行军，边走边抓口冷饭吃，舀碗水就喝。那时部队总是疲倦，但吃的问题不大，可以打土豪，实在没有办法可以买。一天从早走到晚，还要边走边打仗，都习惯了。都练成铁脚板了，走烂泥地也健步如飞。
5月中旬，红 28军分散游击的各部队，在立煌、麻城交界的长岭关会合。6月 14日，部队行至麻城护儿山雾露塘坳口，遭敌 103师 3团 2营堵击，为摆脱敌人，方永乐率领高立忠所在的手枪团抢占雾露塘制高点，掩护军政委高敬亭和主力部队向南转移。激战中，方永乐不幸中弹牺牲。高立忠等战士抬着方永乐尸体走了很远，才将其下葬。方永乐牺牲时还未满 20岁。望着这个小师政委被子弹打成蜂窝式的遗体，战士们悲恸不已。
高立忠下定决心，要将方永乐未能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加入新四军 智斗敌伪顽
1937年 7月中旬，红 28军开始单独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谈判合作抗日问题。至 7月 27日，双方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28日，双方代表正式签字。
1938年春，红 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 4支队，全军 3100余人。高立忠担任 4支队手枪团 2中队党支部书记，不久任政治处组织干事。
4月下旬，第 4支队进驻皖中舒城县后，几个团分头活动，寻机歼敌。手枪团则以舒城为中心，活动于岳（西）桐（城）地区，收集情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5月 12日，4支队第 9团一部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敌汽艇中队，打响新四军华中抗日第一枪，歼灭日本鬼子 20余名，自身无一伤亡。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并且破除了当地国民党军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恐日症” ，大大振奋了皖中人民的抗日热情。
手枪团进驻舒城后，高立忠与支队政治部的战地服务团和民运科联系，组织宣传，召开大会，发表演说，控诉日寇侵华罪行；演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形势，号召大家奋起抗战。政治处还及时展出抗日胜利果实，组织群众观看在押的日军俘虏、缴获的枪支及军用品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舒城抗日救亡热潮的兴起。
4支队在皖中敌后积极抗日，受到地方民众与开明人士的普遍欢迎、支持。张母桥的童瑞亭、东沙埂的朱长军等人，联合其他士绅，向四支队共捐献粮食 200石，银圆 7000元。东西港冲的开明士绅华锦城，不但请高立忠所在部队住到自己家里，还组建了一支 300余人的抗日游击大队，后来被编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第 1大队，他本人则加入了共产党。
高立忠了解到三元观地区原三番首领“程大老七”在当地很有威望，也颇具实力，向手枪团政委汪少川汇报后，由高敬亭做“程大老七”的思想工作，程不久参加新四军，并在三元观一带帮助手枪团招收新兵 3个中队。这 3个中队后来在程大老七率领下随 4支队挺进淮南，改编为新四军 14团 3营。
6月 8日，日军侵占舒城。在此前一天，国民党县政府仓皇迁入梅河镇。爱国进步县长陶若存越权下令拨出 20万斤大米、数千斤食盐支援 4支队。这件事说明新四军深得民心。
12日夜，第 7团一部轻装袭扰舒城南港街驻有日军 1个中队，毙敌 3名，烧毁帐篷 5座，获军马 7匹，新四军无一伤亡。同月 16日，第 8团第 2营亦在桐城大、小关伏击日军 1个排，毙伤 20余人。
5月下旬始，皖中地区沦陷。匪盗滋生，不逞之徒假“抗日”名义横行乡里。4支队在剿匪安民的同时，支持地方进步政权，打击日伪政权。7月 10日，舒城县长陶若存带自卫队在东乡剿匪，反遭土匪包围。高立忠随手枪团火速驰援，救出陶县长等人，歼匪100余人，又夜袭天龙庵匪巢，活捉匪首罗大刚等人，平息了匪患。
1938年 10月，无为县反动县长韦廷杰因破坏抗日，被省政府宣布解职，改由进步人士胡竺冰继任。韦抗命不遵，遂由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 7团、手枪团和特务营主力护送胡县长上任。高立忠随部队出发。10月 23日攻克襄安、无为城，击毙韦廷杰，解除县常备队武装。接着，林维先所部护送进步人士翟宗文接任庐江县反动县长李志强的职务。11月 2日夜，4支队主力包围庐江城，经3个多小时战斗，全歼该县常备队，李志强趁乱化妆逃遁。无为、庐江战斗共歼反动武装 2800余人，缴枪 1000余支，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第 4支队在皖中的声望。
自 1938年 5月至 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 4支队在皖中地区先后对日作战 28次，共毙、伤日军 940多人，俘日军 8名，还消灭土匪武装 1000多人，安定了社会秩序，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舒城县就有 2000余人参加了 4支队。1939年 4月，4支队发展到近 1万人，对日伪军作战 90余次，共毙、伤日军 1700余人，俘 12人；毙、伤伪军 600余人，俘 400余人；歼灭土匪及反动武装 3700余人。以舒城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
高立忠在对日作战中成长为新四军中级干部，历任教导队政治指导员、政治处主任，4支队 9团政治处主任、江北游击纵队 2团政治处主任，1941年 3月任第 7师 19旅 56团政委。1943年 3月，成立皖江军区，高立忠任巢无独立团团长。1944年 7月调任新四军7师皖南支队政治部主任，率部打击敌伪，攻克十村庙，袭入腰铺、获港，伏击姚沟出犯之敌，粉碎了日军对皖中地区的无为、含 (山 )和 (县 )、桐 (城 )东等地“扫荡”。1945年 2月，高立忠率皖南支队粉碎了顽军 6个团向桐（城）繁（昌）地区进攻，开辟了青弋江、芜湖、贵池间的游击根据地，发展了东流及彭泽以东的游击区，攻克巢县、无为间的盛家桥敌据点。抗日战争大反攻时，高立忠率部沿桐城繁昌向芜湖挺进，一度攻入芜湖市区。
面向大海 走出国门
解放战争开始后，高立忠担任新四军 7师第 20旅政治部主任。1946年 1月任山东野战军第 20旅政治部主任，同年 10月任华中野战军第 17旅政治部主任。1947年 4月任华东野战军第 6纵队第 17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任华野先遣纵队独立支队政委。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1949年 4月 23日下午一点半，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县城西南白马庙乡第三野战军东路渡江作战指挥部驻地宣告成立。这一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海军的诞生。
随后，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将军，率 9艘军舰，21艘舰艇，1271名官兵在南京以东篱斗山江面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海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加上江阴投诚的国民党 23艘舰艇，刚刚宣布成立的华东海军阵容壮大，掌握了国民党海军的半壁江山。
4月 28日，在长江要塞江阴原国民党军司令部礼堂里，召开了800多新海军军人参加的华东海军机关组建成立大会，宣布苏北军区海防纵队调入华东军区海军，编为第 1纵队。
5月，高立忠被任命为华东海军第 1纵队政委，由此成为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之一。
1949年 5月，穿着陆军制服往海军报到的原解放军陆军官兵，背景是南京原国民党海军部大门穿着陆军军服走进海军队伍的解放军指战员，虽然在人数上有一两万，但能够上舰艇操作的，不到百分之一，称之为“新海军”。但对那几千名国军起义官兵，却不能沿用原来的称呼，聪明儒雅的海军司令张爱萍一拍脑门儿，想出来个“原海军”的雅称。如此，请“原海军同志”培训“新海军同志”，相得益彰。

边学边建，边打边训，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是华东海军组建初期的重要特征。1949年 10月，华东海军第一批舰船的抢修改装工作完成，海校第一批学员也于 11月 8日结业，3500名经过培训的舰员全部分配上舰，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列阵在东海海面。
海军第 1纵队协同陆军解放了舟山群岛、嵊泗列岛，又奔袭浙东沿海披山岛等地，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封锁。
人民海军转入正规化建设后，高立忠离开舰队，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后历任华东海军后勤部政委，基地政委，第 6舰队政委。
1953年，高立忠走出国门，进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这一学就是 5年。1958年回国后，正赶上海军以厦门水警区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基地”，他先任海军厦门水警区司令员，同年 12月任福建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任海军指挥学校校长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0年任海军第三研究院副院长。
他为新中国海军的建设事业奋斗了后半生，直到 1978年 4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63岁。

挥洒在蓝天上的忠诚

——记少将袁彬

缪益鹏
袁彬（1916—2005），湖北省麻城县宋埠镇谢店村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卫生员、司药、医生、医务所长、副连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受党中央派遣在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1946年回到延安，成为人民空军第一批飞行骨干。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中队长、副大队长，参与创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空军第 3师师长，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1954年至1984年先后任空 5军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顾问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5年1月 26日在南京逝世，安葬于南京雨花台功德园。
卫生所长改任副连长
袁彬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龙井乡谢店一户贫农家庭，他原本有一个哥哥，在 7岁时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袁彬的父亲领着一家人租种地主的课田，住在两间破旧的庄屋里，生活十分艰难。
1927年至 1932年，大别山农民革命运动红红火火，袁彬的父亲参加了农会，10来岁的袁彬则参加了红色童子团，他跟着大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带着小伙伴站岗放哨、宣传鼓动，成了少先队的小队长。1931年 10月，刚满 15岁的袁彬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补充教导团的战士。因为识些字，被调到第 11师 33团医务所当卫生员，后来他担任 89师 267团卫生所所长。
1933年 10月，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六路围攻。红军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十分恶劣，战争十分残酷，特别是万源保卫战后，敌遗尸遍野，疫病流行。袁彬组织医务人员，不分昼夜战斗在第一线，使很多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和医治，保障了前方战斗的胜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
1935年 5月，袁彬随部队开始长征。三大方面军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西征青海新疆，遭遇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马家军”的围攻，战况惨烈，部队锐减到千余人，被迫退入祁连山。这千余人被分成三路游击突围。袁彬被编入西进支队，在严寒、风雪和沙砾中，与尾追而来的马家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因大量减员，袁彬充实到战斗连队，担任副连长。这天，上级令袁彬带一个排在前边进行掩护。敌人上来一个骑兵连，后来又上来一个连，在李先念、程世才等首长的指挥下，饶子健同志率领袁彬等百余人迎头冲入敌阵，用大刀和短枪与敌厮杀。敌骑兵都是长枪，没有大刀，施展不开，暂时被我方压下去了。袁彬他们缴获了一些枪支、马匹，便乘机撤进戈壁滩，顺着电线杆子向西走，进入新疆，走了 40多天，到达星星峡。
在星星峡，幸存的四百多名西路军将士，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中共驻疆代表陈云和滕代远。此时国共已开始第二次合作，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同意将这些红军幸存者接进迪化（现乌鲁木齐市）安置，但不愿意他们公开红军身份，要求他们换上国民党军服装。一开始，袁彬和战友们不愿意换装。陈云告诉大家：军队的本质不在于穿什么服装，换服装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发展红军。大家的思想转过弯后，才开始换装，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党中央决定让这批久经考验的红军指战员，利用盛世才接受苏联援助办起的军官学校教学条件，学习汽车、坦克、火炮、无线电等技术。
在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技术
“七七”事变后，盛世才取得苏联援助，创办了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附设航空训练班，培养航空技术人才。
经过谈判，中共中央在新疆和延安挑选了一批年轻红军干部，到迪化学习航空技能。这支队伍被称为“新疆航空队”。它不仅是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也是我党未来空军的最初雏形，新中国首批空军将领大多出自这里。袁彬即为其中的一员。
1938年 3月 3日上午，新疆航空队在操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3月 28日，正式上课。学员分成两个班，飞行班学习飞机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机械班学习飞机发动机的分解和维护。由苏联教官负责训练和考核。
为了攻克理论关，袁彬和战友们拿出了爬雪山过草地的劲头，分成互助学习小组，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复习，当天的问题必须当天搞懂，不让一个人掉队。
为了攻克操作关。袁彬每天都握着木棒，练习压杆蹬舵的协调动作，将一套套操作程序练得运用自如，还参加飞机的检查维修，从内到外熟悉了这个大家伙。
1938年 4月 4日，是袁彬难忘的日子。早饭后，乘汽车向博格达山鹿的欧亚机场驰去。他们带着攻下理论关的胜利喜悦，带着红军战士如今成了飞行员的自豪感，举目向蓝天望去，只见彩霞簇拥着朝阳，飘带似的白云缓缓在天际起舞，令这些红军飞行员心旷神怡。
迪化门外有个土机场，面积为 600×200平方米，机场边有两个大机库，停放着十几架飞机，平时都是由教员将飞机拖到训练机场，飞完后再由教员将飞机推回机库。袁彬的教员名叫杨兆荣，是盛世才的中尉军官，此人忠厚老实，飞行技术较好，待人热情。这天，袁彬登上飞机，感受上天飞行的滋味。飞机风驰电掣，舷窗外的天地一闪而过，那感觉，真的妙极了。
经过 4个多月的紧张训练，袁彬所在的三中队 25名同志，除 1人停飞外，都以 4分以上的优良成绩，单飞完成了初教 Y—2机所有的训练课目。我党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在新疆展翅了，这使盛世才和他的军官们为之一震。
1938年 10月，三中队的 24名同志转入 P—5型侦察、轰炸机的训练。P—5型飞机是双座侦察、轰炸机，前后舱都有一套操作系统，既能作战，又可作带飞的教练机，设计 700匹马力，前座操纵，后座装有一架机械轰炸瞄准器，夏秋季起落架下挂轮胎，冬天降雪时换上雪橇。这种飞机是苏联 30年代设计的，在当时还算不错，但设备极不完善，透风不保温，仪表配置欠合理，飞个航线起落，手，脚、眼忙个不停。既要使用舵轮调整水温 (发动机是水冷式内燃机)，又要调整水平翼的角度，使之保持升、降或平飞，还要听着教员的指令，眼睛要盯住目标和机场给你的信号并判断出拉平的高度，飞一个起落下来，就算是零下三、四度的气温，也累得出一身汗水。
飞轰炸科目是个难题。轰炸瞄准镜中只有一些十字分画线，线上的厘米分划，是计量前后左右偏差距离的。在轰炸实施中，必须利用瞄准镜测量出地速、风向，计算出偏流角，从而修正投弹角，修正弹着点。不仅要求准确无误，还要和前座操纵者 (飞行员 )协同好。这些工作，要求后座的领航员在有限的轰炸航路上（一般一、二十公里，一、两分钟时间内）完成，才能有较好的命中率。我们的红军战士团结一致、肝胆相照，协同作战非常好，不少同志轰炸命中靶标以内，有的还将炸弹投到靶中心，创造了航空队的轰炸之最，受到苏联教官的好评。
到 1941年初，苏联又援助伊—15战斗机 6架，伊—16战斗教练机 2架，为我学员掌握新的航空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伊—15战斗机为双翼，上翼长，下翼短。头大机身短，前面视线很不好，但马力、速度都较大，火力较强，苏联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时就使用这种飞机在空中大显神威。
伊—16战斗教练机为单翼，这种飞机就怕拉平高，拉杆动作猛了随时都会造成翼尖失速，必须严加注意，一旦左翼尖失速，就要蹬右脚，方可改正过来，前滑减速。面对这种新式好飞机，又没几个教员，不可能都飞上。党代表陈潭秋和苏联顾问根据飞机、教员的情况，商定了十名同志首先改装。这 10名同志是：吕黎平、方子翼、方华、陈熙、夏伯勋、刘忠惠、方槐、汪德祥、袁彬、姚维涛。
红军飞行员首先在欧亚机场和地窝栅场进行改装带飞训练，临放单飞时，就移到迪化西北 60公里的高家户草地机场进行带飞考核和单飞。袁彬的带飞教员是谢苗洛夫，他的飞行技术好，操教能力强，在带飞伊—16时，他作的着陆动作总是“两点半”，着地轻。在一次放单飞时，同志们都说袁彬油门加的不够，尾部未抬起来。而这种飞机在滑跑时也要像起飞一样加油门，让尾部抬起，但又不能起飞。袁彬一听加的不够，第二次滑跑时，就将油门加到头，结果飞机尾部抬起来了，大有离陆的趋势，袁彬将杆推向前，飞机还是起来了，这该怎么办？飞上去转一圈犯纪律，着陆下来又怕冲进前边的芦苇塘 (这个天然草地机场只有六、七百米长、三四十米宽，其四周都有芦苇塘。)说时迟，那时快，袁彬立即收油门按正常着陆接地了，并用刹车减速，躲开芦苇塘，飞机终于在塘边停下来，右转滑回关车。这次，袁彬受到苏联顾问的严厉批评。一刻后，苏联顾问问袁彬敢不敢再飞，袁彬说：“敢！”于是苏联教练就放了袁彬单飞 3个起落。袁彬和他的战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真想喊一句：我们中国红军也能上天参战了。
1942年，学校的宁静被打破。盛世才公开反共反苏，将新疆航空队的学员全部囚禁在驻地，后投入监狱，并秘密杀害了中共驻疆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狱中党组织和航空队党支部领导下，袁彬和同志们一起，面对敌人的迫害，坚贞不屈，顽强斗争，提出了“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和“拒绝个人出狱，永不脱党叛变”的响亮口号。身陷囹圄的四年里，从没有停止过学习和斗争。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找到了刚上任主持新疆军政的张治中，三次电陈蒋介石，终于在 1946年 6月 10日释放了新疆航空队人员。
7月 11日，袁彬和战友们回到思念已久的延安，受到军民隆重欢迎，还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他们被要求好好休息，恢复健康，以迎接新的任务。

1946年从新疆监狱返回延安的新疆航空队中共飞行员合影
1946年 9月，袁彬和 30多个航空干部一起，离开延安，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创建工作，先后担任教导员和副大队长。经他带飞、考核的王海、徐怀堂、侯书军、邹炎等 16名学员全部成功单飞。袁彬也因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保证了飞行安全，荣立大功一次。
新中国成立，袁彬任锦州第三航校副校长兼飞行大队长。
率空 3师入朝作战
1950年，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1951年 3月 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在辽宁安东宣告成立。袁彬调任空 3师师长，率领 50名飞行员，驾驶50架米格—15型歼击机开赴安东前线。
1951年 7月 9日，空 3师在袁彬、高厚良等人的指挥下，进驻安东市 (今丹东 )浪头机场，开始进入实战训炼。7月下旬，朝鲜北部大雨滂沱，发生了 4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灾害，美国空军趁火打劫，开始实施绞杀战——空中封锁战。这是第一次准备打美国飞机，袁彬、高厚良遵照空军首长指示，花了 13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制定实战锻炼计划，并请友军 (苏联空军 )和先参战的空 4师介绍作战经验，熟悉战区地形，研究美机活动规律，明确任务：掩护泰川一带新建机场和平壤至安东一线的交通运输，准备打击敌之小机群。
11月 4日上午，我方雷达发现敌机 6批 128架次连续北犯清川江、定州、情州地区，其中 2批 50余架次于宁川、宁边方向策应。10时 26分，袁彬命 7团副团长孟进，率 3个大队起飞米格飞机 22架，在苏联空军掩护下，打击宁川策应之敌机。飞过鸭绿江后，师指挥所通报宁川上空敌机高度 5500米。孟进命 l、2大队为攻击队，降低高度至 6000米，搜索前进；3大队为掩护队，高度 7000米。飞至清川江至宁边时，师指挥所又发出通报：“宁川东南 50余公里有敌机！”此时，敌机与我机正处于相反方向，且距离越来越远，孟进遂决定不作追击，获师指挥所准许返航。担任空中掩护任务的 3大队，没有听见指挥所的命令，赵宝桐等人在大队长牟敦康的带领下，继续向南搜寻，发现敌 24架 F—84，分上下两层，正向南飞去。牟敦康下令攻击。全大队 6机迅速占据高度，从敌右侧上方以梯次队形突然朝敌机群攻击，一下打乱了敌机队形。在空战中，副大队长赵宝桐击落 F—84飞机 2架，牟敦康击伤 F—84飞机 1架。
机场上，指挥所里，人们奔走相告这一胜利消息。袁彬等师领导抑制着内心的喜悦，关切地命令赵宝桐：初战告捷，速返航。
11月 9日上午 9时 44分，雷达发现平壤以南有敌 F—84飞机 8架。9时 51分，袁彬令 9团起飞 18架，由副团长林虎率领截击该敌。9团 1大队大队长王海在搜索中见前方有 l架敌机，经请示空中指挥员同意，即率焦景文、周凤性、刘德林向敌机扑去。他们终于追上了这架四发动机的庞然大物、美制 FMK—8型轰炸机。我 4架战机打光了所有的炮弹，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打落下来。这是 9团第一次打下敌机，是全师第一回击落轰炸机，部队轰动了。袁彬、高厚良等师领导纷纷向他们表示祝贺。为了促进他们的成长，袁彬指示他们开好战评会。在战评会上，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王海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攻击时没有节约炮弹，返航时没有顾上编队，还检讨自己没当好空中指挥员等等。9团 1大队后来所以成为英雄大队，开展军事民主是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表彰英勇善战击落敌机的飞行员，也鼓励辛勤的机务人员，志愿军空军规定，每击落 1架敌机，经团首长报师首长批准后，即在有战功的飞机上画一个红五星，使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架飞机击落过多少敌机。五星直径为 20厘米，鲜艳的红色镶以金边，画在座舱下的机身两侧。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激发空地勤人员的革命荣誉感，鼓励战斗积极性，起了良好的作用。
11月 10日 10时 26分，敌机两批共 32架袭击平壤，袁彬命 7团 24架起飞迎击。在空战中，1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击落敌机 2架，击伤 l架。打了几次小机群以后，志愿军空军首长致电予以鼓励：第 3师应大胆细心地参加大规模空战，如能够提高组织指挥和战术动作，损失是可以减少的，这方面不必顾虑太多。从 11月 16日起，袁彬、高厚良指挥第 3师，开始寻找战机与美军大机群作战。11月18日 14时许，我雷达发现美主力战机 9批 184架，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至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轰炸扫射。志愿军空军指挥所令空 3师起飞迎战。14时 24分，袁彬令 9团副团长林虎率 16架米格—15歼击机起飞，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空军 F—84战斗机 20架，正沿西海岸北飞。乘敌不备，林虎率编队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从 8000米高空俯冲而下，像几把尖刀将美机编队切成几块，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3师 9团击落敌机 6架，其中 1大队长王海击落 2架，僚机焦景文击落 2架，孙生禄击落 1架。1大队取得一次空战中击落敌机 5架，自己无一损失的辉煌战果。6架战鹰打下 5架敌机，这在世界空战史上，算是个奇迹。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亲自来到安东，参加了这次讲评会。袁彬扎扎实实表扬了一番：“这一仗打得有章法，首先是王海指挥有进步，发现敌机早，决心下得快，动作猛，带头冲进敌机群，飞行员勇敢灵活，靠得近，瞄得准，打得狠。这说明经过几次实战锻炼，我们确实进步很快。 ”最后，他向大家问道：“这一仗没有把炮弹一下子都打光了吧？”这一问弄得大家笑个不停。
11月 23日，在袁彬、高厚良指挥下，空 3师 7团先后与美空军 50余架 F—84型战斗轰炸机激战，击落敌 F—84飞机 7架，击伤1架。其中一贯在战斗中大胆泼辣、勇猛顽强、积极进攻的 1大队长刘玉堤，一人击落 4架敌机，创人民空军一人一次击落战机之最。
12月 2日、5日和 8日，空 3师接连参加了三次双方达 300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并与美军当时装备性能最好的 F—86战机进行了战斗。全体飞行员勇猛作战，取得击落 F—86飞机 9架，F—84飞机 4架的战果，并初步取得了对 F—86型飞机作战的经验。
自 1951年 10月 21日至 1952年1月 14日，空 3师在袁彬、高厚良指挥下，参战 86天，共出动飞机 2391架次，进行大小战斗 23次，共击落美机 55架，击伤 8架，自己被击落 16架，被击伤 7架。
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毛主席在看了空三师 86天战况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疾书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
1952年冬，在我空军的严厉打击下，美国空军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的所谓“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美军急忙调来一批“王牌”飞行员，更多装备了性能较好的 F—86型飞机，战术手段也由过去的大机群出动，改变为小编队，多批次，加大纵深、层次配备的所谓“鱼饵”战术。袁彬、高厚良领导全师展开了反“鱼饵战术”的学习，总结历次作战经验，研究怎样“啃骨头”，制定了一套反“鱼饵”战术的空战战术。第 3师、12师于 12月 2日、3日、5日与美空军 F—86战斗机空战 7次，取得击落美机 11架，击伤 l架的突出战绩。12月 3日，空 3师 9团两次出动，击落敌机 4架，击伤 3架。7日，空3师 9团 1大队，在清川江口与敌机 74架飞机遭遇，他们顽强抗击，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自1952年8月5日至1953年1月21日，空3师连续 17战，打的都是“王牌”——王牌飞行员和王牌飞机F—86。
1953年 1月 6日，中央军委致电空 3师，庆祝该师参战 13个月，取得击落击伤敌机 102架的胜利。创参战部队最好成绩。电报指出：第 3师的光辉战绩，证明了志愿军空军的战斗力已大大提高，第 3师积极英勇机敏的作战行动，值得全军学习。
1月 10日，袁彬、高厚良隆重主持了空 3师击落击伤敌机百架的祝捷庆功大会。在高厚良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空 3师共有 63名飞行员 (其中有 45名两次参战 )，共战斗超飞 255批 3465架次，实战 52批 766架次，有 45名飞行员击中敌机 (占参战飞行员总数的 71.4%)，击落 87架，击伤 24架。空 3师本身就是一个英雄的战斗集体。英雄的王海大队参加空战 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 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王海击落击伤敌机 9架，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是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和王海大队是空3师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空军的一面旗帜。还有击落击伤敌机 8架的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刘玉堤、赵宝桐等。赵宝桐所率的中队击落击伤敌机 17架，被称为“赵宝桐英雄中队”。
空 3师被击落击伤 61架，其中被击落 43架，击伤 18架，牺牲飞行员 18名。他们用鲜血，用生命，用无私，用无畏，在万里蓝天上挥洒出新中国空军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
1月 26日，空 3师结束了第二次参战，袁彬、高厚良率全师返回沈阳基地，担负第二线作战任务。
此时，志愿军空军在一线保持有空 4师、空 6师、空 15师、空 16师、空 17师共 5个师 10个团的兵力，参加一线作战。
朝鲜战争结束，袁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两枚)、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挥兵鏖战大西南的师政委

——记少将胡立声

李 敏
胡立声（1917—2010），又名胡立升，1917年 2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泗店乡余畈村（现属河南新县）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8岁放牛。11岁参加儿童团任分队长、县儿童团巡视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光山县独立团 1连任勤务员、通讯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 11月调任红 25军交通队通信员，随部长征。经独树镇、庾家河战斗后，参加开辟陕南游击根据地。1935年随戴季英到中共西北局手枪班任警卫员。1936年初，他改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首道警卫员，参加东征、西征。山城堡战斗后，调入红军第 15军团教导营学习。1937年 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初期，胡立声担任八路军 115师教导大队 3连党支部书记、政治部民运股干事。参加平型关战斗后，调任344旅政治部指导员，688团特派员，129师新 1旅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参加了香城固、百团大战和反扫荡等战役。1941年冬入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1943年 3月调任延安中央党校第一支部副书记。1944年12月随王树声进入河南，任豫西专署公安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独立第 2团政委、太岳军区第 24旅 71团政委，警备 4团政委，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 18兵团 62军 185师副师长、186师政委。参加了解放沁阳战斗、上党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成都战役、解放大西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参加了金城反击作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任旅大警备区守备第 1师政委，外长山要塞区政委，冶金工业部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冶金部办公室主任、北京指挥部第二政委。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忽南忽北的 186师  寝难安枕的师政委
1949年，华北军区第 15纵队改称西北野战军第 62军，正率部在太原前线作战的胡立声被任命为 185师副师长，不久改任 186师政委。
62军是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后，从晋冀鲁豫根据地走出的第三支野战部队。186师部队主要由太岳军区各县地方武装升格组成，是地道的晋豫子弟兵。当政委的胡立声一到师部，就感觉到这个师群众纪律好，战斗作风好，不怕困难，在战斗中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
1949年 4月 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 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部队来不及休整，立即转入解放大西北的战斗。胡立声率领政工人员，抓紧进行全国军队一盘棋教育，要求共产党员带头，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再立新功。
6月，部队由太原沿同蒲路西进抵达西安，7月参加扶眉战役。几个月里，186师参加了解放陕西、甘肃、青海等省的多次战斗，追歼马步芳、马鸿逵所部至青海和县。8月底，马步芳见大势已去，伙同其军政要员、眷属席卷历年搜刮的民脂民膏白银 100多箱、黄金 3万多两，从西宁乘美国飞机先后逃往重庆、广州等地。9月 5日，西宁解放。9月 23日，186师进至岷县、漳县，解放了青海大部分地区。
11月，第 62军又一次改变归属，由第一野战军调归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建制，执行解放贵州、云南、四川的任务。胡立声所部奉命参加成都战役，12月初兼程南下，越过秦岭、岷山，先后解放了武都、临江、广汉、郫县、灌县等县城。
单兵独立作战过得硬，是 186师的突出特点。在四川剿匪，部队经常以营连建制单独行动，这就更要求指战员具备顶住压力，机动灵活作战的本领。一次，单独行动的 557团 2连、3连远离团部，在四川郫县被众多土匪包围。战斗到晚上，两个连队与大部队联系不上，遂决定突围。抢着报名参加突围敢死队的，全部是共产党员。在党员的带动下，这两个连队终于冲破敌人的包围，安全而归。
胡立声抓住这一典型事例，教育部队在处于不利于我的危机时刻，要有机智果敢扭转战局，反败为胜的能力。186师在他在影响下，这种精神逐渐固化为宝贵的军队素质和过硬作风。
1950年 3月 12日，62军由四川温江地区经夹江、峨眉进入西康省，抢夺泸定桥，解放了康定城（西康省省会）。同时以一部参加川西剿匪斗争，生俘敌师长刘镜生以下 1600余人，毙伤 150余人。荣获“名扬川西”、“英勇艰苦”等锦旗，受到兵团通令嘉奖。
第 62军奉命组建西康军区，第 186师分兼康定、昌都军分区。部队配合第14、第 15军发起西昌战役。西昌国民党残部惊恐万状，各自逃命，胡宗南等乘飞机逃往海南岛。3月 27日，西康全部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被 62军占领。
半年完成黔东南剿匪
1950年 8月，186师部接到上级命令，集结四川大邑县待命，准备出师贵州东南地区剿匪。
黔东南境内有大小股匪数百支，拥匪五六万之众，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国民党军起义部队 14个团叛变为匪，控制了全省面积的73%。土匪多是自打旗号，各据地盘，互不相属。6至 10月间，在解放军围剿下，逐渐形成几个大股。黔东南绥靖区司令谢世钦，是雷山县人，历任国民党军营长、团长、少将供给支队长等职。3月14日率部到雷山为匪，6月份，“西南反共突击总指挥兼国防部驻西南军事专员”柏家华携带电台到雷山与谢世钦合流，狂称：“坚决抵抗”、“要死就死在雷公山！”气焰极度嚣张。8月，谢部属匪扩大到 20个纵队，有匪 1.5万人。麻江的周志云部、丹寨的李鼎彝部、炉山的毛秉权部、台江的张吉安部、剑河的陈开明部、榕江的杨体仁部等主要股匪均为其所辖。盘山地区的左德权、杨亚新、天柱的罗义忠、杨松涛、锦屏的龙俊生、杨之鹏、黄平的肖时、施秉的孙绍武等大匪首，也接受谢世钦给予的番号以及委任的匪职。
该匪部以雷山县为中心，控制了剑河、台江两县和炉山、麻江、丹寨等县的农村。
8月下旬，186师进驻贵州麻江，增加了黔东南剿匪的有生力量。贵州军区分配 186师的任务是：“第一步应以歼灭谢世钦为主，并净化雷山、台江、剑河地区，完成任务后，以黎平、从江、榕江为进剿中心，尔后准备配合湘、桂、黔边之会剿”。
186师接受任务后，立即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工作：第一，与镇远、独山两地委商定，并经省委同意，成立了以师政委胡立声任书记、师长蒲大义任副书记、镇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段缄三、独山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振邦等为委员的黔东南剿匪工作委员会，领导雷山、台江、剑河、榕江、黎平、从江 6县的剿匪斗争；第二、成立蒲大义任指挥长的剿匪指挥部，具体负责指挥剿匪行动；第三，开展战前练兵，进行匪情侦察，制定作战方案，了解熟悉黔东南的风土人情和少数民族情况，作好后勤准备。
9月 15日，186师开始第一步作战行动，发动了以雷山为中心，包括台江全部、麻江、炉山、丹寨县大部地区的雷公山合围，围歼谢世钦匪部及所属各路股匪。
186师分三路进军，首先消灭外围之敌，构成合围圈，将股匪向圈内压缩。15日，556团从麻江乘车直达镇远，17日南下施洞，击败张吉安在施洞以南地区的抵抗后，18日收复台江县城，接着分兵向南直插至榕江西北的羊社 (今平阳 )，在雷山东边构成铁壁封锁线；557团向丹寨插进，进至县城附近的朱砂场后，以突然动作分两路行动，一路北插至南皋，一路向东经排调、乌洛 (今永乐)，直至羊社，与 556团连接，在雷山西面、南面构成封锁线；553团担任正面进击，进入下司后分多路进攻南皋、舟溪、凯里，在西北构成封锁线。20日，长达 600余里的铁壁合围圈构成，在合围线上的村寨、要道，均驻兵控制，各路股匪被严密封锁于圈内。在外围，独山军分区部队已封锁清水江上至都匀坝固，下至台江施洞的大小渡口，防匪北逃西窜。21日，186师各部分成 90余路，同时向雷山方向梳篦压缩；22日构成第二道统制线；23日构成第三道统制线；24日展开全面搜剿、驻剿，并集中各团机动部队进行重点合围清剿。26日，师直属部队进驻雷山县城。
铁壁合围，兜底拉网，兵贵神速。186师发扬了“快走快打”的长处，突出一个“快”字，雷厉风行，以“快”制敌。有干部回忆说，当时，师部首长们反复强调：快，就是集中兵力要快，进入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运动要快，抢占有力地形要快，清扫外围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大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军事上必须分秒必争，战术上立足于一个“快”字。
“雷公山地区合围”，186师在方圆六百里的高山密林地区，仅用 1月时间，就彻底消灭国民党“贵州东南绥靖区司令部”12个纵队，15000多名土匪。这得力于采取了“集中兵力，周密计划，行动神速，层层包围，快速歼灭”的战略战术，灭了雷山、台江两县股匪，匪众纷纷向解放军缴械投降。谢世钦带着残部到处流窜躲藏，10月11日被556团7连3排8班捕获。
10月 15日，合围胜利结束，共歼匪 7495名，活捉谢世钦、柏家华等大小匪首 707名，缴获轻重机枪 26挺，各种长短枪 2113支、小炮2门、电台3部、24门电话机1部、单机16部、马29匹，及一批弹药物资。
后来有军迷总结，这次黔东南剿匪，用上了 186师的十八般武艺：游击战、运动战、防御战、进攻战，正面突击、侧面突击、分散袭击、集中兵力歼敌，内线作战、外线战斗，凸显出这个师具有狠、稳、猛、灵活、机动之作战特点，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在这次历时半年的剿匪斗争中，充分发挥了胡立声的组织指挥才干。
奉命入朝作战 186师政委完成历史使命
1951年春节后，186师奉命由 62军划归为 16军建制，加入志愿军序列。师部在三穗县城郊的河滩上，召开剿匪庆功暨抗美援朝誓师大会。胡立声慷慨激昂，号召全师指战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部队离开黔东南时，百姓夹道相送，口号声、鞭炮声，震耳欲聋！
为适应入朝作战环境，胡立声带领指战员们每天爬雪山，学朝语。为练习体能和毅力，又增练背砖项目。同志们不怨苦不喊累，苦练杀敌本领。不久，为了加强渤海湾的反登陆力量，186师奉调营口市守卫海防。
1952年 11月，16军 186师全部战士补充在上甘岭战役中遭受重创的 15军 45师兄弟部队，师政委胡立声调任 16军 46师师长，参加了平康防御战和金城战役。其他干部全部撤回国内，师直机构调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1953年 1月，以 186师师直机构为基础，扩组成防空部队高射炮兵101、102师两个师部。
身任师政委的胡立声胜利完成了塑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62军186师军魂的历史使命。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他进入重庆解放军速成中学学习 3年。1957年中学毕业后，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他带出一支“暴风雨”部队

——记少将邓岳

李 敏
邓岳（1918—2000），湖北省麻城县顺河邓家洼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军大学警卫排排长。抗战开始，他进入延安抗大学习，任抗大一分校区队长、营长；后到晋东南和冀南开展敌

后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冀南军区分区参谋长，八路军 129师副团长；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旅长、东北野战军师长，先后参加了四保临江、四平保卫战及辽沈、平津、渡江、衡宝等著名战斗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率部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和海南岛战役。1950年 10月率部首批入朝作战，1951年升任 40军副军长，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中 1—5次战役和坚守防御作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年回国后任 40军军长。他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仅 37岁。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1961年任 38军军长，1964年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后任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共九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近几年，一些军迷们喜欢给解放军各部队排名次，有时在互联网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无论是哪派观点，都承认曾被国民党将领呼之为“旋风部队”的四野 40军，是当之无愧的“王牌军”。麻城籍将军邓岳，当时就是“旋风部队”里的主力师师长，抗美援朝后，升任 40军军长。
红小鬼带伤追主力 西征路蜿蜒三千里
邓岳原名邓述金，12岁就参加了鄂豫皖红军，是个人见人爱的红小鬼。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14岁的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队战士小邓，被敌人的一颗手榴弹炸伤胸部，伤口还未完全愈合，就随部队离开大别山，踏上西征之路，途中患上伤寒病，发起高烧，不吃不喝。一天夜晚，总部命令特务队天亮以前赶到前面执行侦察任务，班长吴诚忠送给小邓两块银圆一包糖，让他留在老百姓家养病，战友们一一与小邓道别后，就都出发了。
人走屋空，小邓的心揪揪扯扯。他 10岁时父母双亡，弟弟妹妹也相继病死，只好给地主放牛。好不容易走进红军队伍，与战友们亲如家人，如今却成了失群孤雁，今后怎么办呢？不行，决不能掉队！就是死，也要死在队伍中！想到这里，小邓就拄根棍子往前走。
部队成建制行军，不能乱插队；晚上跟着大部队露天宿营，没有被子，刚睡着就冻醒了。这样一连走了 5天，小邓高烧烧得两眼发黑头重脚轻，只好躺在路旁的蒿草里眯一会儿。迷迷糊糊中，听到有脚步声，以为是敌人，攥紧棍子准备拼命，看清楚是自己人后，便高声大喊起来。几个收容病号的担架员，把这个小战士一直抬到宿营地。
又走了几天，部队来到一个名叫 72道河的地方。伤病员们你搀着我，我搀着你，拄着棍子下了河。小邓全身冻得发青，只好在河边躺下来。一个满脸胡须姓李的高个子伤员拄着棍子，背起小邓下了河，不料被急流冲倒淹没。躺在岸上的小邓醒来时，发现背他的李大个牺牲了。这次生与死的换位，使小邓牢牢记住了，生命已不属于自己，他是代替“大李”（烈士没有留下名字，这是小邓送给他的称呼）活着，来完成烈士们没干完的事业。
小邓拄着棍子跟着不断变换的队伍往前走。走过了 800里秦岭，爬过了积雪没膝的大巴山，晕倒醒来后又挣扎着爬起来，终于在两河口找到了自己所在的特务队。
红军进入四川后，小邓被警卫团团长秦基伟选中，当了他的警卫员。1934年初，小邓随秦基伟调到誉为“夜老虎团”的 31军 274团。邓岳正抿着嘴乐呢，不料突然被保卫局五花大绑吊起来，说他是“改组派”。小邓不明白什么叫“改组派”。十几年后才明白，张国焘要审查秦基伟，下边就把他的警卫员作为“改组派”的同案犯，没查出秦基伟的问题，小邓自然也就无事了。
不久，16岁的小邓被提拔为 276团 3连连长，率部阻击敌人。敌人开始是 1个排，后来增加到 2个营。年轻气盛的小邓面对敌重兵毫无惧色，组织部队奋力反击，两个小时打退敌五次冲锋。阵地虽保住了，但全连只剩 10多人。见此情景，团长大发雷霆，认为这个小邓指挥无方，下令将他执行枪决。幸亏军政委詹才芳骑马从这儿路过，问清情况，救了小邓一命。小邓就成了詹才芳的警卫员，跟着他到了陕北。1936年，小邓担任红军大学警卫排排长，看押过蒙冤坐监的许世友。小邓不相信大名鼎鼎的许世友会拖枪逃跑，给他送铺草，还买酒和烧鸡给他吃。解放后许世友感慨地对他说：“你小邓是好人。”
不久，小邓成为抗大学员，改名邓岳。
四保临江炼劲旅 猛虎掏心战辽西
抗战胜利后的 1945年 9月，已是团职干部的邓岳从延安长途跋涉来到东北。1946年 1月，东北民主联军辽东第 3纵队在辽阳成立，7旅旅长曾国华，邓岳任副旅长。半年后，3纵 7旅改编为 3纵 7师，邓岳成为首任师长。
这年年底至 1947年初，东北国民党军总司令杜聿明实施“先南后北，南攻北守”之战略，一心想把“并无多大实力”的东北共军“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拱进鸭绿江喝凉水”。12月 17日，国民党军 6个师由西而东，分三路杀向临江县城。南满根据地安东、通化等城市相继失守，民主联军 3万多部队被压缩在长白山麓的临江、长白、抚松、濛江 4个县只有 23万人口的狭窄地区，处于缺粮、缺衣、缺兵员、缺医药的危险境地。
7师召开保卫临江干部动员大会，师长邓岳挥舞着拳头说：“打！敌人不让我们好活，我们就叫他不得好死，把长白山变成敌人的大坟墓！”
1947年元月 2日，敌左路军 195师 583团前来进犯。邓岳本以为能热热闹闹干一仗。没承想，水压重机枪冷却水冻成冰块，轻机枪机油凝固，打不了连发；步枪撞针因热胀冷缩，冻得长度不够了。战士们的手冻僵冻裂了，手榴弹的盖子拧不开，只得用牙咬。盖子倒是咬开了，可怜嘴唇冻结在冰冷的手榴弹弹柄上移不开了。幸亏一个“解放战士”有经验，急得高声大喊，“撒尿！撒尿！”邓师长一下子听明白了，忙大声喊，“快，往枪上撒尿！趁着热乎劲儿赶快打。”
7师首先打响。下午，乘敌军调整部署之际，上级命令 7师与8师以迅速动作歼灭六道沟之敌 584团。1月 3日，7师向敌军发起攻击，8师却动作迟缓，兵力使用不当，敌向西逃去。腊月十八晚上，7师 19团接近米架子之敌，次日晨发起攻击，又与敌军形成对峙局面。下午，该敌向小苇子沟逃，在夹皮沟被 7师歼灭一部。同日，敌 195师主力为策应其 584团作战，向青沟子、龙头地区进攻，遭7师有力抗击而撤退，不幸 20团团长温士友因靠前指挥，在龙头沟被敌人的炮弹炸死。温士友是江西老红军，能文能武。邓岳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腊月二十八，敌 195师 584团又秘密东犯，其 2营进至小荒沟。邓岳命令 20团急行军强占小荒沟，乘敌立足未稳，将其歼灭。
北风呼啸，气温下降到零下 40多度，奇冷无比，擤一把鼻涕，不等落地就结成冰砣，脸像被刀剜一样。战士们趴在雪堆上与村子里的敌人对阵，枪栓都拉不开，大饼子一口咬下去只崩出几道白牙印。指战员们只好先把枪放进怀里暖热，化开枪栓，然后再把大饼子放在怀里化冻，只要能咬动就啃上一口。有的战士脚与袜子、鞋都冻在了一起，行动困难，只好互相把脚揣在对方怀里取暖。一夜过去，冻伤的比战伤的多得多。次日凌晨，邓师长命令 19团也投入战斗，当天下午将这个加强营 （5个连）全歼，俘敌 450余人，毙敌 120人。
小荒沟战斗是南满解放军一保临江战役中唯一最惹眼的歼灭战，但邓师长脸上毫无笑容。因为，这一天一夜，在零下 40度的雪地里，7师有 400多人被冻死冻残；仅 20团那个前卫连，就有 90多人冻伤了手脚。
首战临江意义非凡，使南满斗争由敌进我退变为敌我拉锯的形势。
二保临江于 1月 30日打响。3纵 7、8、9三个师长途奔袭，在高丽城子包围敌 195师。正月十五激战一天，敌凭借优势火力强行突围，被邓岳等 3纵部队吃掉了 1200余人。敌 195师损伤大半，从此一蹶不振。随后，7师和 9师乘胜挥师三源浦，担任主攻的 7师主力由南向北，发起勇猛冲锋，大胆迂回穿插，连续攻占高丽屯、大牛沟、大铁炉、歪头砬子、三源浦、四道沟门、小城子北山、苇子沟地区。至此，对敌形成四面包围。此战歼灭该敌 2000人，活捉已升为少将旅长的敌 3团团长张勋。特别是 7师 20团 8连围攻大铁炉北山，创造 1个连歼敌 1个连的（俘敌 52名）的光辉战例。邓岳通令表扬并授予“大铁炉中炼成钢”奖旗一面。
二保临江，7师连续作战 9昼夜，两打两胜，成为辽东解放军作战部队的头号主力。
不甘服输的杜聿明决定亲自披挂上阵，纠集近 5个师的兵力，发起了对临江地区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
三保临江，7师大展雄风，横扫通沟、大北岔、柳河、三棵榆树、旺清，展现了主力军风貌，大批大批地歼灭敌人，自身的战役观念和战术水平也明显提高。
1947年 3月 19日，“东总”编制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兵团发展简历表”中，对 3纵 7师“战斗力与特点”的评价是：“在南满部队中最强的师，战斗力强，善攻坚、爆破和夜战，战斗作风勇猛。”
三保临江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逐渐陷于被动。南满解放军开始扬眉吐气。
杜聿明为挽回颓势，急忙从吉林、长春、热河等地，调动 11个师计 10万之众的兵力，于 1947年 3月 26日，从 250公里宽的正面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进攻。
4月初，四保临江时，7师配属纵队炮兵团担任主攻，向敌左侧后实施突击。19团担任战役迂回，迅猛插向敌后，占领兰山主峰，并以 1个营向瓮圈岭方向迂回，截断敌军退路，迫敌增援。7师各团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顽强杀敌，在红石镇、油家街地区诱歼中路之敌 89师和 54师 162团，俘敌 7800余人，毙伤敌 660余人，创造了速战速决歼灭战的范例。此战，敌我伤亡对比为 25：1。仅 19团 9连就俘敌团长以下 3000余人，缴获各种炮 50余门。邓岳代表师部对其通令嘉奖，授奖旗一面，并记集体功。
在四保临江作战中，7师作为 3纵主力师，发挥了骨干中坚作用，奋战百余天，越战越勇，越战越强。3个团中，19团作为 3纵和 7师的第一主力团，被辽东军区授予“铁拳”称号，20团也获得“突飞猛进”奖旗。
但 7师部队伤亡也非常大，先后补入新兵 9286人。在随后的夏季攻势中，南满部队与北满主力会合，邓岳师长肩头的压力更重了。
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一个战略转折点，东北战场形势骤变，攻防之势易手。此后，南满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1948年 9月，辽沈战役爆发，参战部队昼伏夜行，千里迢迢赶往锦州前线。3纵部队乘火车一夜赶到锦州外围。10月 11日，邓岳在望远镜里死死盯着城北 1公里处高地上那座配水池。这一钢筋水泥建筑有 5间房子大小，高出地面 6米左右，其外围有堑壕纵横相连，壕外有铁丝网、雷区等障碍物。看得出，那里的地形只可正面强攻，没有办法迂回。敌人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修筑了 20多个地堡和明暗火力点，驻守的那个连队是从缅甸回来的远征军，装备精良，久经战阵。配水池的外墙上，用白灰书写着赫然醒目的标语：“配水池是第二凡尔登”，“守卫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指战员们摩拳擦掌，决心当“打铁汉”，攻下“凡尔登”，砸烂“铁打汉”。邓岳师长将进攻配水池的任务交给了 7师 20团 1营。不料第一轮进攻受挫，伤亡大且无进展。当晚，邓岳要求团长用火炮抵近射击，消灭暗堡。工兵连连夜挖好了200米交通壕，纵队山炮营把一门大炮运至距暗堡百米处安装完毕。12日晨 6时，在炮火掩护下，1营营长赵兴元指挥第 2连、3连从东北、西北两侧实施强行突击。3连冲入壕沟后，在敌人预埋的航空炸弹爆炸声中全连覆没。2连连续爆破开辟通道，迅速占领配水池东北角的 4座红房子，为后续部队打开一个缺口。营长赵兴元立即将 2连的进攻方向改为主要突破口，命令 1连也加入战斗，以红房子为依托，向敌核心阵地发起冲击。敌向红房子发起反扑，指挥反扑的敌团长王振威被我军击毙。敌人所有的火炮和机枪都集中指向红房子，屋顶被炸塌。红房子和配水池相距百米，你攻我守、我攻你守，打得难解难分。战至下午 3时，守军增调 1个营的兵力，在 5辆装甲车、两架飞机掩护下，发动第 27次攻击。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触目惊心，异常惨烈。从清晨到黄昏，“打铁的汉”和“铁打的汉”硬对硬地血战竟日，1营未能扩大战果，敌人也没能夺回 4座红房子。
“这屁大的地方反复争夺了 30多次，还没有拿下来。”师长邓岳上了第一线，3纵司令韩先楚也上了第一线。
17时 30分，邓岳命令 20团副团长带领 3营在西南侧投入战斗，第 7连迂回至敌人侧后，直扑其核心工事。3班战士谷振声用自己的身体当桥墩，在又宽又深的堑壕里，扛着钢轨做桥身，架起便桥，保证战友们迅速通过外壕，炸掉了配水池的西南大地堡。赵兴元营长带领 1营剩下的战士从红房子里冲出；9连从正面，7连迂回到配水池后面，形成三面围攻，与敌展开逐壕逐堡争夺。经 30分钟激战，全歼守敌，夺取了配水池据点。战斗结束时，建制 600余人的 1营，还能够行动的，只剩下 5名战士和 1名随军记者。
配水池战斗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打开了城北的门户，为攻锦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3纵司令部进驻配水池。纵队司令韩先楚向野司报告，就说了两句话：“拿下了。不须工兵架设通道，烈士们已把外壕沟铺平”。据说，林彪听了泪流满面。
10月 14日 11时，东北野战军开始从北、南、东三个方向对锦州发起总攻，900余门大炮一起向预定目标发射，顿时硝烟弥漫，战火熊熊。邓岳师长率 7师第 19团率先突破锦州城墙。大部队像潮水般涌进老城，鲜红的旗帜飘扬在锦州城上。锦州 10万守敌遭全歼。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垂头丧气地说：“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华北，一头挑东北，现在是中间断了。”
锦州解放后，3纵奉命挥师东进，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25日晚，3纵 3个师在黑山东北同时展开。邓岳以 21团为先锋，19团随后，20团为二梯队，相继跟进。先是急行军，后是强行军，以日行 70—80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前疾进。部队前进的箭头，正好指向了一处叫作胡家窝棚的村落。后半夜，7师先头部队 21团3营进至胡家窝棚附近。黎明时分，廖兵团三支部队正在交接防务，战斗界限尚未交割清楚，3营已在副团长徐锐带领下，绕过十几个重兵驻守的敌方阵地，乘“乱”摸进了胡家窝棚北山。2排长任炳全率领的 40余名指战员，一直冲到胡家窝棚的廖兵团司令部旁边，发现敌重炮阵地，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猛冲猛打，俘获敌新 6军副军长刘建章以下 100余人，缴获榴弹炮、汽车若干，捣毁敌电台指挥车，切断了敌人的通信网络。
3营集中兵力攻取村西各高地。7时许，8连 3排攻占 65高地，使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威胁之下。敌人疯狂反扑，高地上尸体横陈。3排仅剩下 1个战士在坚守，幸亏 7连 1排及时赶到，巩固了阵地。恰巧，7师 19团 1营听到枪声上来了，师部炮兵营也上来了。于是，炮火掩护，两面猛攻，终于拿下了西坡。廖耀湘的几十位“高参”，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顿手榴弹送上了西天，其兵团前线指挥所所有通讯指挥设施全部瘫痪。
当时天昏地暗，黑灯瞎火，3纵的部队也搞不清楚打的这村子叫个啥名字，反正哪里有敌人就打，枪声紧就更要猛打。没想到这一打还真打了个正着。其结果是：实力居蒋介石三大王牌兵团之首的廖耀湘兵团总部，被共产党 30岁的师长邓岳属下的一个营穿插奇袭，端掉老窝。此时廖耀湘刚刚侥幸离开兵团部走到村外，时间差不过只有四五分钟。
廖兵团被 7师敲碎了脑袋，从这一刻起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最后做了解放军俘虏的廖耀湘在《辽西会战纪实》中写道：“解放军第 3纵队及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的‘脑袋’即兵团前进指挥所，同时打碎了新 3军、新 1军及新 6军三个军的司令部。”
原来，大清早，廖耀湘仅带一个副官溜达着向新 6军司令部走去。半路上枪声骤起，喊声震天，子弹从他的头顶嗖嗖掠过。他心想糟了，这下完蛋了，只好向新 1军 30师走去，惶惶如丧家之犬。
7师先头部队如猛虎掏心，第一棒就打碎了廖兵团的脑袋。群龙无首，廖兵团一下子散架了，14万大军瘫痪了。那可敬可佩的 3营指战员，在敌人集群中心开花，可这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下来，2排全部牺牲，3营也基本打残了。
尚留在锦州牦牛屯的东野总司令部，突然就收听不到廖耀湘兵团司令部的电报信号了，林彪等人大为疑惑不解，只是命令各部队快速穿插，分割歼敌。很快，东野各部队纷纷卷进敌群，到上午 10时，敌我两军全搅在了一起。廖耀湘兵团很快就变成一大群没头苍蝇。大卡车、小吉普，还有战马炮车装甲车，夹在东跑西窜的步兵群中，任大司令小司令喊破嗓子也没用。指挥失灵，大小长官们只好夹杂在“兵败如山倒”的人流中东奔西突。
廖耀湘仰天长叹:“老天爷，十万精兵全完啦！”
蒋介石得知凶信，五内如焚，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昼黑之命运，心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东野总司令林彪，下令“以乱打乱”，“不要休息，不要睡觉，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邓岳师长也联系不上自己的部队了，只好带着师部的参谋干事，冲进乱军中抓俘虏，碰到自己的哪个营长或连队干部，即交代几句。东野各部队猛虎扑羊一般冲进敌群厮杀，两天两夜，将其 5个军一勺烩，灭了廖耀湘兵团。从战场上侥幸逃脱的光杆司令廖耀湘，重金买下一件黑棉袄，肩上搭一条破布袋，在辽西大平原上转了十来天，在黑山附近被邓岳师长的部下给抓住了。
在 3纵司令部，廖耀湘心悦诚服地说：“你们 3纵队，名不虚传，两条腿竟赛过了我的十轮卡！不愧是旋风部队，打起仗来势如急风暴雨，猝不及防。”
从此，邓岳的 7师赢得了“暴风雨”部队的美称和“鬼佬七”的绰号。1948年 11月 12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整编命令，3纵 7师改番号为 40军 118师。
南苑缴飞机北平入城第一师 木船战敌舰渡海先锋逞英豪
1948年 11月 23日，40军 118师从锦州出发，从冷口跨越长城，西渡滦河，沿途顺带消灭多股敌人。12月 11日部队进占河北廊坊地区，配合兄弟部队切断了北平与天津之敌的联系。12月 17日，118师 354团一举攻占北平南苑飞机场，缴获各种飞机 43架及大量军用物资，切断了北平守敌的空中补给和对外联系。
这次战斗的战果，奠定了 118师在解放战争中师级单位战果缴获数量居全军第二之地位。
1949年 1月 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
2月 3日上午 10时，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开始了。北平城里五彩缤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在雄壮有力的战斗进行曲中，以 3辆装甲车为先导，后面 4辆卡车上高悬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徐徐向前门驶去。装甲兵、炮兵、骑兵，排成钢铁长龙，从永定门西直门入城。压阵的是 40军 118师。全师排成四列纵队，在军乐队的引导下，从永定门入城，通过人山人海的城区，穿过正阳门前面的箭楼，走过东郊民巷。然后与 43军并肩挥师南下，相继参加了渡江战役、湘赣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兵锋所指，敌军望风披靡。

1949年 12月，40军和 43军又受领了在 15兵团指挥下解放海南岛的任务。
1950年 3月 5日，118师 352团的 1个加强营，执行偷渡海南岛的任务。邓岳师长周密策划，派师参谋长苟在松随船参加指挥。下午 7点，在徐闻以北东坡的海滩树林，邓岳目送渡海先锋营 800壮士登上 13艘木帆船，在落日余晖中顺风扬帆远去。次日中午，先锋营突破 4架敌机、2艘军舰的封锁和岸上守敌的拦阻后，在海南岛白马井抢滩登陆成功，随后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下向五指山挺进！3月26日黄昏，邓岳派出352团(欠第1营)和353团第2营近3000人组成渡海加强团，分乘 72条木帆船和 9艘机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成功实施了第二次偷渡。4月 16日 17时 40分，12发红色信号弹在南海岸腾空而起，350多艘木帆船同时起航，40军、43军并肩强渡，登上了海南岛。至 5月 1日，将岛上残敌全部肃清。师长邓岳带领 118师，从长白山一直打到海南岛。
跨过鸭绿江 打响抗美援朝第一仗
1950年 10月 19日，邓岳师长率领 118师通过鸭绿江大桥，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经过五昼夜急行军，于 10月 24日到达北镇附近。
其时敌我情况不明，邓岳和政委张玉华同乘一辆吉普车往前走，夜色朦胧。张政委突然说：“前面有座房屋。”
邓岳道：“停车，停车。”
两人跳下车想进屋去“看地图”。可一进门，发现屋里住的都是朝鲜人民军，个个身穿笔挺呢料军装。
邓岳自报家门，说：“我们是志愿军 40军 118师的师长和政委，是来抗美援朝的。”
一位军官说：“我们是金日成首相的卫队。”他们接着告诉邓岳，朝鲜人民军总部就设在前面的山沟里，彭德怀司令员也在那里。
在朝鲜同志的带领下，邓岳、张玉华很快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彭德怀对他二人说：“你们 40军是先头部队，要打头阵。万事开头难，你们出国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打出威风。打开了局面，敌人的疯狂气焰就灭一半了。”
“坚决完成任务！”
部队进入北镇以东地区，隐隐看到几十里外的温井燃烧的火光，说明敌人已先于中朝军队占领温井。“炮响四十里”。基于丰富的战争阅历，邓岳觉得不能去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夺温井。敌人是昼行夜宿，坐在车上行军，能得到充分休息；而我军夜行昼宿，在人困马乏的状况下与敌人交手，弊大于利；不如放慢速度，缩短行军距离，以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提前宿营，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就可将不利变作有利。张玉华、参谋长汤景仲、政治部主任刘振华都同意师长的想法，当即作出部署 :前卫第 354团暂不过温井，在温井以北的丰下洞和富兴洞地区隐蔽休息，占据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阻敌北犯。师主力集结于两水洞和北镇地区，视情况投入战斗，倘敌不来，则明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无线电静默，封锁消息。
这一决定不仅带来了出国第一仗的胜利，也对整个战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邓岳被毛泽东赞赏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温井村头荡起烟尘，敌兵出动了，先是步兵，接着汽车大队越过步兵，前面是两辆中卡，载着探路尖兵，车头上高高架着机枪，敌军头戴的钢盔闪映着阳光。敌尖兵闯入354防地。其时，美韩尚未知晓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消息，当兵车转过山脚，驶过一座涵洞桥时，“嘭！嘭！”两声，车轮压响了触发雷，因威力不大，没伤着汽车。他们居然若无其事继续前进，后面是 3辆满载兵士的大卡车，往后是中型卡车牵引的榴弹炮，一辆接着一辆，一共 12门，再往后是装着辎重的 20多辆汽车，后面还跟着步兵。而我 354团按师部昨晚决定的“拦头、截尾、斩腰”之战法，团政委为了把敌前卫营都放进来，却没提防那辆先头汽车跑得飞快，一会儿就跑出了 354团设防的范围，直接闯到 118师指挥部驻地。师长邓岳连棉裤都来不及穿，带着参谋上了山顶指挥所。
此刻，落在后面的敌大部队还在继续向前开进，等敌一个整营都“放”进来了，团参谋长才下达进攻命令。霎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迫击炮、掷弹筒射向敌群。敌兵乱了套，纷纷从车上往下跳，你撞我，我踩你，人仰马翻，连滚带爬，火炮挂在车上忘了卸架。有的爬到公路边的水沟里胡乱开枪，有的钻到汽车底下不敢露头。终于，敌人集合了，开始有组织的抵抗，企图夺占有利地形。
团长这时从一连赶回指挥部，急忙下令：“吹冲锋号。”号声一响，1营和 3营同时发起冲锋，把敌人割成几段。志愿军战士呐喊着围追堵截，追歼溃敌。只顾逃命的敌人难以形成有组织的抵抗。新战士陈雨庆见战友们个个打得比自己好，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公路，想抓个活的，大喊着：“缴枪不杀！”南朝鲜兵听不懂，跑得更快了。陈雨庆火了，一个箭步冲去，揪住大个子的脖领子，说：“看你这跑的！”谁知南朝鲜军队的军服是带拉锁的，“哧啦”一声，衣服在他手里，人跑了。陈雨庆气得扔掉衣服，一枪把那大个子给撂倒了。
为解救在包围圈里的前卫营，敌团主力发起猛烈攻击，企图撕破伏击圈，掩护被包围的部队撤退。战斗越打越烈。邓岳师长站在483高地隐蔽处，拿望远镜密切注视战场形势的变化。只见 2营防御阵地上硝烟弥漫，枪炮轰鸣。南朝鲜军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反扑。2营 4连防守的 216高地失而复得。他派人通知 2营，拼死挡住敌人，不让一个人漏网。战斗进行到下午 2点，敌 1个加强营和 1个炮兵中队全被歼灭。只剩下超越 354团闯到师部的部分尖兵，还在与侦察连对峙。
这伙敌人多是炮兵和军官，突然遭袭，仓皇逃命。可没跑多远，发现对手只是 1个侦察连，又就地隐蔽，等待后援。邓岳命令 353团1、3营跑步投入战斗。部队接到命令后如猛虎下山，捉了 50多个俘虏和顾问赖勒斯，乱战中，打死了 1个美军顾问和多名南朝鲜兵。残敌见势不妙，慌忙徒涉九龙江爬山逃命，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我军击毙。
下午 3点，这一遭遇战胜利结束，118师共毙敌 325名，俘敌161名，缴获汽车 38辆，火炮 12门，各种枪 163支，还有大批军用物资。
此刻，邓岳脸上露出笑容，放下望远镜后才发现，在凛冽刺骨的寒风里，自己居然只穿着一条单裤。他赶紧跑回去给彭总打电话。
“怎么样？邓岳！吃了肉包子没有？”彭总问。
“吃上啦，全肉馅的！”
“露了馅没有？”彭总又问。
“一点儿没露，包得严严实实。”邓岳汇报战果后，声音因兴奋而有些发颤，“彭总，还抓住一个美军顾问赖勒斯上校，我已派人把这家伙押到总部去啦。”
“好。今晚你们会同 120师攻占温井，之后掉头北上，截住李承晚伪 6师 7团……”放下电话，彭总大叫：“参谋，快给毛主席发电，报告首战胜利，让他放心。”
当晚，志愿军占领温井。这一天是南朝鲜军队占领平壤的第五天。
这一仗，成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经典战例。
这一天，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纪念日。
邓岳 (左 )与政委张玉华在朝鲜战场　
紧接着，邓岳率 118师以每晚 40公里的强行军，经过 3天，赶到龙谷洞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对全部搭乘汽车而来的南韩 6师7团实施攻击，歼灭该团大部，缴获汽车 70辆，炮 10余门。
自此，118师在朝鲜战场上从一次战役打到五次战役，又从朝鲜西海岸反登陆防御打到 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邓岳在朝鲜升任40军副军长，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战旗在阳光下放光辉，我们是无敌的暴风雨部队，诞生在抗日烽火，转战千山万水，攻锦州打海南，铁拳震敌胆，入朝第一仗，战史美名扬。啊！枪杆子听从党指挥，暴风雨部队无坚不摧！
这首雄壮有力的军歌，就是邓岳将军铮铮硬骨铸军魂的鲜明写照。熟悉邓岳的部属们回忆说，邓岳将军面相英俊，威风八面，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凛凛然，巍巍然，让人仰视。
东北海边的大连人则说，“文革”期间的 1967年，邓岳任旅大市军管会主任，1968年任旅大市革委会主任。当时的“造反派”慑于邓岳之赫赫威名，只反军区，不敢反邓司令。
据说，“文革”时，中共九大召开前，秘书为邓岳整理参加九大的个人材料，写其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邓岳看后，把材料揉成一团：“瞎扯，我 11岁当童子团，12岁参加红军，当时还是个细伢儿，根本不晓得么事全中国、全世界的事情。要说真正的想法，就是为了糊口，想活命。 ”秘书说：“别人都是这样说的，象您那样说能行吗？”“怎么不行？！对党要忠诚老实嘛。别人爱么样写就么样写，我的就这样写。”
离休后，邓岳获得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去世，享年 83岁。

后 记

由于麻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支持，经过广大文友四年来的团结协作，积极撰搞，《麻城文化丛书》终于面世了！2012年年底，在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育局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的通力合作和我市四家知名企业的赞助下，《麻城文化丛书》前三卷印行了。之后，编委会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 2014年年底，丛书的后五卷编写成功，由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以内部资料印行数百册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经过慎重的斟酌取舍，决定将八卷本缩编为现在的七卷本，对丛书的编目有较大的调整，让文稿各归其位，更加合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再版。按照最初本丛书编辑“三步走”的设计，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并未完结，还要由我们智慧的后起之秀精雕细刻，斟酌完善，最终把这套丛书打造成乡土教材、传世读本。
首先谈谈主编编辑理念：历史眼光，现实，包容，见贤思齐。历史眼光就是要反映麻城有代表性的、真实的历史文化。现实，就是立足于麻城现有的文化人的集体参与和集体智慧，尽最大的努力把丛书编好。包容，简言之是要容纳与主编不同见解的见解，不能一花独放，而要百花齐放。所谓见贤思齐，就是能者为师，本丛书的主编要海纳百川，从善如流，集合大家的长处，力戒自以为是，多想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知人之明。
《麻城文化丛书》应有文化价值标准，也就是评价这套丛书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既要有在文脉中的价值，也要有创造性的价值。最权威的评判是时间老人和读者上帝，无论这两位权威的评论是刺耳的批评还是吝啬的赞扬，编者只能洗耳恭听和虚心接受。
编者想要说明的是编辑原则。
首先还是政治原则，用时兴的话就是“传播正能量。”大而言之是不能违背宪法，不能有悖于党的宗旨，引导读者向上、向善等等。好在本丛书主编、副主编、文稿作者都是认真负责的。“传播正能量”，引导读者向上向善是本丛书的宗旨和出发点，还有中国文史出版社最后把关，应该出不了问题。
二是麻城史实的准确性问题。多部旧县志所载麻城史实既有互相矛盾之处，又有明显不合常理之处，还有研究者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之处，对史实的采信就成了检验编者眼力学识的一道难题。编者既不能以学识有限的托词认同不负责任的文稿，又不能专横武断地“枪毙”有价值有特色又有不足的文稿，因此，既要讲“包容”又不能放任，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求同存异。因此，编者自订了几条编辑原则。
2、麻城史实的采信，应以《麻城市志》为准。这是基于相对真理总是不断向绝对真理过渡靠拢，人们的认识是有过程的永无穷尽的。市志办是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麻城市志》有一套分析筛选程序，应视为权威发布。个人的研究成果即使自认很有道理，如与《麻城市志》的说法有矛盾时，可汲收其合理部分，但仍应以市志办的结论为准。如果不前置“以《麻城市志》为准”这一原则，将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状态，丛书的编辑工作势必无法进行。
3、对旧志互相矛盾、明显不合情理、市志办不及认定的史实，用加“编者按”的方法予以澄清。如“龟峰摩崖诗”的作者多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有其他几种说法，均不合情理。故在《编者按》中指出：“以寺号能仁天子封”句推断，应是“能仁寺”建成后某位诗人所作。又如旧志记者载了两个阎伯屿。乾隆六十年版 129页记为“唐阎伯屿，户部侍郎。 ”康熙、光绪版记为“阎伯屿，阎家河人，唐进士，官洪州都督。”比较而言，后者较为可信，这是因为后一个阎伯屿与《滕王阁序》扯上了关系，且见于《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等多种较权威的书籍。基于这一认识，编者加“编者按”将江乐山《唯才是举的好官—麻城志书上第一进士阎伯屿》编入《麻城名胜暨旧事》一书中。
4、对文稿作者自认很有把握的内容见解，编者不能完全认同又难以割爱的文稿，也以加“编者按”各抒已见的方法。这是基于作者和编者都不是完人，二者不是从属关系，是互有短长，平等合作的关系。正确与否要由时间老人读者上帝评判，正确者不全是胜利者，不太正确者绝非失败者，都是真理的探索者。以上认识可理解为注释“包容”的初级版本。如编者在处理郑重建的“苏东坡与陈季常”一文中，郑文引用临川才子谢无逸词“江城子”是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说临川谢无逸过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疾书有“杏花村馆酒旗飘”句的《江城子》一阕于壁。后过者抄誊，必索笔于馆卒……（馆卒不胜其烦），因为泥涂之。然而近来有人著文考证：谢无逸穷愁潦倒，终生未出临川。完全推翻了郑说。编者以为二说都属一家之言，应取二说并存较为公允，加编者按表明了态度。又如刘宏文章《<金瓶梅 >书成麻城》，作者多方求证，言之凿凿，但缺乏几乎搜寻不到的直接证据，尚未形成刑侦学意义上的“证据链”，建议作者通融一下，改为“或成于麻城”，不被采纳。编者只好各说各词：若退一步说该书或成于麻城，似乎更为妥当。我以为这种做法相互包容互相尊重，不影响文稿的刊用，应属可取。
5、对诸部旧县志或载或不载的一些说法，如唐太宗李世民、诗仙李白、魏武曹操曾亲临麻城并赋诗，还有晋名医王叔和墓、抗金民族英雄牛皋墓等在麻城找不到依据和难以认定的说辞，编者本应取“熟视无睹，不置一辞”的“绕道走”法。然而有时绕不过去。如《毛玠来麻城定居的前前后后》作者之一的毛茂楠，此前据家乘著有《毛玠传记》，明明白白的记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回军邺城的路上，行至西陵（今麻城）境内，人困马乏。“曹操传令大军休整三日”，说明曹操的确到过麻城。作者只是就事论事，行文自然，没有夸耀的意思。综观旧时编《麻城县志》的人士，绝大多数是严肃认真的，但也不排除“好心文人”拉大旗作虎皮牵扯大名人为家乡增色的可能。麻城历史是麻城人自己书写的，我们当然希望大名人垂青麻城，但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想当然，编者必须恪守“言必有据”的底线。何况麻城是中国的一个县份，说到曹操来过麻城，那也是路过很平常的一件事，无须大做文章，更不必争出个水落石头现。若某位作者在某篇有价值的文章中要涉及难以认定的史实，编者只好加上“相传”二字。所谓“相传”，就是有可能发生有可能没有发生。这类事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6、对《麻城文化丛书》文稿的质量追求及其它。丛书的内容大体分为文化文史两部分。但这两部分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丛书文稿不同于文史资料，应力求具有文采。这是因为文史资料定位于资料的准确性，对文采不作苛求。而丛书文稿除了传播知识外，还应具备欣赏功能。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蚕吃桑叶而吐丝，后以蚕丝织成锦衣，“资料”好比理好的蚕丝，而文章则要求是锦衣，富于文采的文章便是鲜艳夺目的锦衣。若心中无此目标，丛书的编辑就可能停留在说清楚了事的档次上，调动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编者主张《麻城文化丛书》的编辑分三步走，既非首创，也不是别出心裁，而是出版界普遍认可出精品图书的必要过程和一般规律。这是因为打造精品书籍少不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这样一个过程。编者和作者再聪明再能干，只是个小圈子，千万不要忘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画匠不如瞄匠高”等谚语俗语的真理性和哲理性。所谓集思广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浩大工程的参与者中只有六位文科高级职称的文人，虽然不可妄自菲薄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但万不可自视甚高，自谦一点有百利而无一害。
尽管我们对史实的真伪，文稿的选用取舍，乃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的正确、准确与否，错别字的纠正等费尽了心力，终因专业人手太少，水平有限，错谬之处的改正，只有寄希望于智慧的后起之秀了。
《麻城文化丛书》能够顺利出版，还要得益于本丛书的顾问——麻城籍老领导毕志伦、市委书记杨遥和市长蔡绪安、市政协主席戴福生，以及深情关心此书的程远忠、鲁功亮等诸多人士；早在丛书前三卷筹印时，杨遥书记、蔡绪安市长分别作出了“发掘优秀历史文化，助推文化麻城建设”和“实施文化兴市战略，促进麻城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麻城大地留下殷殷之望、绵绵之意；市档案局为丛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档案资料，他们还表示要为丛书续编竭尽全力搜集整理资料，以便不断完善这一传世读本。
编 者 2015年 6月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麻城英豪传略 / 金仕善主编.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15.12 （麻城历史丛书） ISBN 978-7-5034-6666-3
Ⅰ . ①麻… Ⅱ . ①金… Ⅲ .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军人－生平事迹-麻城市 Ⅳ . ①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5)第 195184号
图书策划： 方云虎
责任编辑： 窦忠如 方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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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资料捐献给麻城革命博物馆。20多年后，一位细心的博物馆保管员在整理封面上签有“团长冯仁恩”名字的一本油印书籍时（封面注有“新四军五师政治处 1941年编印”），发现了这张用毛笔书写的《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