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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明清科举人物—麻城文化丛书

作者:眼光 来源: 日期:2016-3-23 14:01:23 人气:741 加入收藏 标签:

麻城历史丛书
麻城明清科举人物


主编:金仕善

副主编:程中才

中国文史出版社   麻城历史丛书 《麻城明清科举人物》
发 起
中共麻城市委宣传部
麻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

参与编辑
麻城市文化局
麻城市教育局
麻城市财政局
麻城市档案局
顾 问 :毕志伦/ 杨 遥 /蔡绪安/ 戴福生
总 策 划 :程远忠/ 邱胜平(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德才/ 冯 浩 /金仕善/ 鲁功亮
策 划:(按姓氏笔划为序) 孙谋安/ 周汝奎/ 张 星/ 张云飞 /张正耀 /胡胜能/ 程中才/ 鲍 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红灯/ 毛正秋 /江乐山 /刘 宏 /李 敏 /金 木/ 金仕善/ 郑重建/ 程中才/ 缪益鹏
主 编 :金仕善
副 主 编 :程中才
封面设计: 傅可庆/ 袁青青
责任校对: 金仕善/ 程中才
前 言

     前几年,我们在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援助的优秀贫寒学子的互动交流中,发现绝大多数同学把目标锁定在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方面,读书只是为了应试,忽视了知识的广博性和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在更深入的交谈中,还发现他们对家乡麻城的人文历史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类似情况在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我们知道,同百善孝为先一样,爱祖国必须爱家乡,爱家乡必须了解家乡,不能设想一个有作为的仁人志士缺乏故乡情结,所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萌生了编一套介绍麻城人文历史、风光名胜的读物。这套读物要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让学子们爱读爱看,培养他们热爱家乡,进而热爱祖国的情怀。并且设想这套丛书的编辑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草创阶段,在言必有据,符合历史真实、文化真实的前提下,不追求尽善尽美,先搞出一个样本来;第二步,广泛征求意见,发现不足,遵循简—繁—简的规律,拾遗补缺,删繁就简,修订再版;第三步,由我们智慧的后起之秀精雕细刻,斟酌完善,最终把这套丛书打造成乡土教材、传世读本。在 2012年市迎春茶话会上,我们介绍了上述想法和打算,与会者反应热烈,出席茶话会的市“四大家”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随后,丛书的领导、编写班子建立起来了,广大文化人士热情高涨,纷纷撰稿。在众多麻城新老领导干部的倡导、关怀下,当年年底,丛书前三卷编讫并付印。随后,我们又紧锣密豉,组织广大文友撰稿,终于在2014年底前完成了丛书后五卷撰写粗编工作,由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将文稿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出来,供进一步修改完善之用。在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按照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将《麻城好人》一书中的大多数文稿,并入《麻城名胜暨旧事》、《麻城近现代人物》二书中,将八卷本缩编成七卷本。
     这里要特别感谢积极为本丛书撰稿的作者,他们奉献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对麻城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和研究成果,是他们挖掘整理出“古柏举战场 /今枢纽通城 /花县故都 /移民圣地 /李贽著书讲学 /书院《春秋》育才 /明代进士县 /当代将军乡以及魏尚书左仆射毛玠择居花桥河 /宋文豪苏轼杏花村访友 /‘公安三袁’回故里谒师 /汤显祖、冯梦龙来麻城会友”等等一丛丛火树银花,使这套丛书得以面世。
编 者                                             2015年 5月

程远忠

2012年年初,金仕善老师告诉我,计划由麻城市政协、市委宣传部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策划发起,并联合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市文化局、市教育局等部门共同编辑出版《麻城文化丛书》,旨在通过挖掘、整理、记录麻城的历史文化,介绍麻城各个时期的杰出人物、重大事件、山川形胜等方方面面,形成一套系统、权威、经典的市民读本,作为麻城市民特别是麻城子弟了解麻城人文历史、激发其爱家乡爱祖国情怀的乡土教材,同时也算是贯彻麻城“文化立市”战略的一项举措。这无疑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有幸躬逢其盛并为之尽一份力,既是促进会的宗旨所在,也是令我倍感兴奋与自豪的人生幸事。金仕善老师并嘱我为《丛书》作序,令我惶恐万分而一再推谢以至有不敬之嫌,不得已而至勉为其难。
千百年来,麻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涌现出许多各领风骚的杰出人物,也发生过不少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既有风和日丽的名士风流,也有腥风血雨的壮士悲歌;既有先行者孤独而凄怆的身影,也有受难者沉重而杂乱的脚印……这一切不仅共同构成了麻城的“集体记
忆”,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麻城文化丛书》要将这千百年来沉淀的历史记忆挖掘和整理出来,其工作之浩繁,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所幸有麻城各领导部门特别是领导者们的远见卓识作为指引,有以金仕善老师为首的一群智者的辛勤耕耘,这项造福子孙的“世纪性工程”启动不到一年,就已结出丰硕成果!对于他们所付出的心血以及所创造的惊人效率,我除了由衷的感动与敬佩,就只剩下喝彩了!

之所以说《麻城文化丛书》是一项造福子孙的“世纪性工程”,不仅在于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更在于它对于教育当代和后世麻城子弟的意义。麻城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所有麻城人的精神财富,是滋润着一代代麻城子弟的精神营养。从个体精神发育的历史看,麻城的历史文化,包括风土人情以至于山川风物,对于每一位麻城人的精神发育和成长都有着母乳般不可替代的滋养作用,是我们人格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滴“乳汁”。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成为我们反复轮回的梦境,成为我们一辈子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故乡给予游子的那一份慰藉,永远如同母亲的怀抱那样温暖而可靠。
生长在文化荒漠的时代,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麻城的历史人文大都知之甚少。记得 20世纪 80年代初我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领导和同事们问起我的家乡,一说到麻城,大都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大革命时期的“黄麻起义”,是出将军的地方;一个是 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三万六千斤”。不是“大革命”就是“大跃进”,麻城的“出名”好像总是和政治运动分不开。议论者先恭后倨的态度和毁誉参半的表情,每每让我感到内心的刺痛!
前几年我在青海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基地时,惊喜地发现“两弹一星”的十大功勋科学家里竟然也有一位麻城人!他就是彭桓武,归国前已是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青年物理学家,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毅然回国,为中国的“两弹一星”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与才华。他归国时有一句名言:“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去才需要理由!”这是多么朴实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站在他的巨幅照片前,我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犹如灵魂深处引发了一次核爆!早已不再年轻的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当时就默默许下一个心愿: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在麻城为他立一座雕像,并把他的这句名言镌刻在雕像的基座上,以他伟大的爱国情怀昭示和激励所有后世的麻城子弟!……我高兴地看到《麻城文化丛书》第二卷已经收录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的事迹,我的这份心愿也算是部分地实现了。我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会有许许多多如彭桓武先生一样的麻城杰出人物走进我们的视野,照亮我们的灵魂深处,让我们每一位后来者从他们那里汲取人生的营养和生命的力量。

《麻城文化丛书》既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自然要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作为记录麻城历史文化的丛书,虽不同于治史,不需要史学一样的体例结构,却同样需要有与治史一样的严谨态度和史学家一样的深邃眼光。无论是题材的选取、资料的搜集还是主题的挖掘与重心的把握,都需要有史学一样的高度,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影响后世的传世之作。
说到治史,有一位叫威廉•T•罗威的美国学者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 )写了一部研究麻城历史的书,叫《红雨——一个中国县域 700年的暴力史》,书中剖析了麻城从元朝到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连绵暴力史,以人类学的视野,从地理环境、气候、族群关系、社会治理结构、心理特点等方面分析了麻城人“暴力”、“尚武”、“好斗”的原因。我个人以为,威廉教授割裂中国历史变迁和社会动荡的大背景,孤立地研究麻城的所谓“暴力史”,显然有失偏颇。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到解放战争的百余年间,整个中国一直浸泡在外族入侵、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腥风血雨之中,所谓“暴力史”实际上是饱受欺凌和压迫的中国老百姓与志士仁人以暴抗暴的历史,而绝不只是麻城的“暴力史”。如果说这些以暴抗暴的历史和事件更集中地发生在麻城,那也只能说明麻城老百姓所遭受的压迫更重,激起的反抗更强烈,也由此铸就了麻城人更富有血性的个性。
以我自己几十年足迹所至的社会观察和比较,单就民风而言,麻城虽然不是民风如何淳朴的世外桃源,但也还够不上民风刁悍的程度。麻城人的传统是尊师重教,讲究长幼尊卑,注重礼尚往来,重农轻商,恋土以及穷要面子(饿死也不愿出去讨饭)等等,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和特征,看不出任何暴力的倾向。假如遵从儒家传统的麻城人不幸在某些历史时刻成了以暴抗暴的“暴民”,那首先应当归罪于统治者的暴政!
所幸那些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时代早已远去;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即便是作为历史的记忆,恐怕也是模糊而飘忽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这个时代需要有知识、有专业技能、有全球视野的建设者,而不再是以暴抗暴的革命者。即便由于历史的屈辱和苦难的记忆,我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几分仇恨抑或是暴戾之气,那也将成为我们和平崛起道路上的绊脚石。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历史的苦难,牢记或者重温历史的苦难是为那些苦难的历史不再重演!我想这也正是《麻城文化丛书》的策划者和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编委们寄希望于每一个麻城子弟的。

清朝乾隆时期的麻城县令姜廷铭曾经这样叙述麻城:“麻城为楚北名区,山水秀丽,人文蔚起。古称‘光黄间多异人’,即其地也。”这个“光黄间多异人”是大文豪苏轼说的。苏轼一言,给了麻城两个文化符号:一个是地域符号——“光黄间”,一个是人文符号——“多异人”。所谓“光黄间”,就是光州与黄州之间,就是麻城。所谓“多异人”,就是多志趣高雅、文采出众、才能卓越、特立独行的人,如哲人李贽、隐士陈季常、县令张毅之属。
历史证明,麻城当得起“楚北名区”的称号,正如本丛书编者概括的“古柏举战场 /今枢纽通城 /花县故都 /移民圣地 /李贽著书讲学 /书院《春秋》育才 /明代进士县 /当代将军乡”为标志的麻城历史文化。远古的事无法考证,自明朝以来,的确是“人文蔚起”,明清两朝,麻城考中举人 513人、武举人 104人,进士 147人、武进士 30人,创造了科举考试的奇迹。科举的成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使麻城长期居于文化发展领先的地位。还有移民文化。在元末明初开始的移民浪潮中,麻城是“江西填湖广”的主要目的地,同时又是“湖广填四川”的主要发源地,成了两大移民运动的“中转站”,形成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麻城孝感乡现象”。这种“中转站”的功能,在全国八大移民圣地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移民运动推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人口质量的优化,延伸了麻城与外部的社会联系。还有红色文化。麻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黄麻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八军诞生的摇篮,是王树声、许世友、陈再道等 3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的故乡。麻城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是一片浸润着烈士鲜血的红土地。
这些文化元素构成了麻城文化的宝藏。
近十年来,随着麻城交通枢纽城市地位的逐步形成,麻城的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的“硬实力”逐步显现。作为一个长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我为家乡的发展成果倍感自豪!同时,以我自身的理解和体会,我认为经济硬实力需要文化“软实力”作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可发持续发展,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等各个领域、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最近,中共麻城市委提出了建设“绿色麻城、实力麻城、文化麻城、效能麻城、幸福麻城”的倡议。这个倡议提得好,充分体现了麻城的发展优势和麻城百万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这“五个麻城”中,“绿色”是方式,“实力”是核心,“文化”是抓手,“效能”是保证,“幸福”是目标。所以我认为,建设“五个麻城”,还是要从文化建设入手。
编辑出版《麻城文化丛书》,是塑造“文化麻城”的有益实践。这么一件文化盛事,麻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能参与其中,我个人能尽一点绵薄之力,这是我会同仁共同努力工作的结果,是我个人的荣幸!我期待这项造福麻城的文化工程顺利实施,如期圆满完成。
2014年 10月
(作者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公共采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创办人)

编辑说明

明清两朝,麻城科举考试成绩突出,而且绝大多数是靠明经科目取胜,以至当时士大夫中流传着“山阳《礼记》,麻城《春秋》 ”的说法。据《麻城县志》记载,麻城明朝有文进士101人、举人348人,有武进士 24人、武举人 36人;清朝有文进士 46人、举人164人,有武进士4人、武举人68人。优异的科举成绩造就众多的优秀士子。特别是明朝,麻城可谓“进士县”,真是群星灿烂,在清代官修的《明史》中,有 10位麻城人在其中有传记。我们编撰这本《麻城明清科举人物》,就是在完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采用白话写作的方式,介绍麻城一批知名进士的事迹。经过筛选,我们选定了三十余人。他们都是学问好、官声好的优秀人士,其为人、为学、为官的事迹对今人仍有借鉴意义。为他们立传,既是为了展示麻城的科举成就,也是为了让读者认知麻城科举人物的事迹,并从他们身上获得教益。
编 者                                        2015年 6月

目 录

015 麻城明清科举名录 .........程中才辑录整理
087 山阳《礼记》麻城《春秋》 .........郑重建
096 鞠躬尽瘁的好官邹来学 .............熊孝忠
101 “治行天下第一”的廉吏刘训 .......郑重建
104 按察使周鉴的传奇人生 .............周汝成
110 董应轸的传奇人生 .................张云飞
116 一身正气的职方清吏司李文祥 .......郑重建
123 良材自能担大任 ...................周汝成
127 董到安南①潇洒走一回 ............张云飞
130 诗书继世的阮氏才俊 ...............郑重建
133 刘天和的风云人生 .................周汝成
140 一代言官毛凤韶 ...................毛正秋
153 心学传习第一人毛凤起 .............毛正秋
160 天下第一清官刘采 .................熊孝忠
162 致仕后的周思久与李贽 .............周汝成
168 耿氏三兄弟与李贽 .................刘 宏
186 明代直臣周宏祖 ...................周汝成
191 尚书周思敬的多彩人生 .............周汝成
199 鞠躬尽瘁的“考功郎” .............郑重建
202 忠肝义胆周宏禴 ...................周汝成
208 抗倭救朝将军周宏谟 ...............周汝成
212 权倾朝野的锦衣卫“总缇骑” .......郑重建
215 彭氏兄弟文武三进士 ...............周汝成
220 梅国桢平西事略 ...................刘 宏
232 立朝端直的四部尚书李长庚 .........周汝成
237 忠臣义士梅之焕 ...................周汝成
244 良师益友伴中丞 ...................金 木
248 明末锦衣卫重臣刘侨 ...............郑重建
251 文学史上的麻城文学家刘侗 .........江乐山
263 文武全才的“台湾公”李中素 .......郑重建
269 清代名士鲁亮侪 ...................金 木
289 两袖清风“吴青天” ...............郑重建
291 修整麻城京都会馆的功臣梁景阳 .....郑重建
295 一代皇家宗师程德楷 .......郑重建 程中才
300 麻城学者袁铣与林则徐 .............刘 宏
304 吴兆泰:敢与慈禧太后较劲的麻城人 .刘 宏
312 清末翰林余晋芳 ...................吴树威
322 后记 .............................编 者

麻城明清科举人物(程中才辑录整理)明
一、文科进士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刘从政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1394)参政
2刘 旭永乐四年丙戌 (1406)同知
3邹来学宣德八年癸丑 (1433)翰林都御史
4刘 训正统四年己未 (1439)参政
5李正芳正统七年壬戊 (1443)布政使
6周 鉴正统十年乙丑 (1445)副使
7赵 访正统十年乙丑 (1445)御史
8万 山成化二年丙戌 (1466)郎中
9李 靓成化五年己丑 (1469)参政
10邹 骐成化五年己丑 (1469)参政
11董 绂成化八年壬辰 (1472)知县
12王本俭成化十四年戊戌 (1478)副使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3 熊 经 成化十四年戊戌 (1478)知州  
14 喻宗府 成化十七年辛丑 (1481)知府  
15 董 朴 成化二十年甲辰 (1484)参政  
16 舒昆山 成化二十年甲辰 (1484)副都御史  
17 凌 山 成化二十年甲辰 (1484)员外郎  
18 李文祥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1487)兵部主事  
19 刘 遂 宏治三年庚戌(1490)知县  
20 董  宏治三年庚戌(1490)参议  
21 曾大有 宏治六年癸丑(1493)布政使  
22 董 征 宏治六年癸丑(1493)参议  
23 梅 吉 宏治十二年己未(1499)知府  
24 阮 璋 宏治十二年己未(1499)副使  
25 曾大显 宏治十五年壬戌(1502)参议  
26 刘天和 正德三年戊辰(1508)尚书宫保  
27 郑云翔 正德六年辛未(1511)参政  
28 周文熙 正德九年甲戌(1514)佥事  
29 刘淑相 正德九年甲戌(1514)顺天 府尹  
30 詹 莹 正德九年甲戌(1514)参议  
31 毛凤韶 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佥事  
32 喻希礼 嘉靖二年癸未(1523)御史  
33 曾 烶 嘉靖二年癸未(1523)参议  
34 阮朝东 嘉靖二年癸未(1523)翰林 副使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35 李 采 嘉靖五年丙戌(1526)推官  
36 刘 采 嘉靖八年己丑(1529)翰林 尚书  
37 陈 念 嘉靖八年己丑(1529)郎中  
38 黄 卷 嘉靖八年己丑(1529)佥事 翰林副宪  
39 刘 澯 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郎中  
40 周 岱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主事  
41 方悦民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副使(注:民国 24年版县志为方民悦)  
42 阮朝策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翰林  知县  
43 李 宠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知府  
44 冷 珂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布政使  
45 方 治 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主事  
46 刘廷举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副使  知府  
47 刘 洓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知县  
48 周思久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知府  
49 赵 教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佥事  
50 耿定向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尚书宫保  
51 方 岳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参议  
52 蔡光祖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郎中  
53 邓楚望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副使  
54 周宏祖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御史光禄寺卿  
55 陈 谟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佥事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56 董 石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御史知府  
57 邱齐云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知府  
58 周思敬 隆庆二年戊辰(1568)侍郎赠尚书  
59 周思稷 隆庆二年戊辰(1568)主事参政  
60 刘守泰 隆庆五年辛未(1571)主事  
61 刘 谐 隆庆五年辛未 (1571)给事中  
62 耿定力 隆庆五年辛未 (1571)侍郎赠尚书  
63 周宏禴 万历二年甲戌 (1574)尚宝丞  
64 梅国桢 万历十一年癸未 (1583)御史 侍郎  
65 梅国楼 万历十一年癸未 (1583)翰林 参议  
66 陈楚产 万历十一年癸未 (1583)员外郎  
67 刘 奕 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知府(民国 24年版县志为刘弈)  
68 彭遵古 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尚书郎  
69 李承槐 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主事  
70 彭好古 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御史 佥事  
71 周崇惠 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佥事  
72 周应嵩 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博士  
73 周应明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主事  
74 李长庚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翰林  尚书  
75 黄建衷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主事  
76 梅之焕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翰林  巡抚  
77 田生金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太仆卿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78 周之夫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知府  
79 陈以闻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侍郎  
80 邹人昌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知府  
81 周邦璟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翰林   侍郎  
82 刘钟英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翰林   侍郎  
83 田生芝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通政使  
84 周  振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  
85 蔡茂春 天启二年壬戌(1622) 知府  
86 陶承漠 天启二年壬戌(1622) 翰林  参议  
87 毛舜岳 天启二年壬戌(1622) 知县  
88 张久征 崇祯元年戊辰(1628) 知县  
89 刘  伸 崇祯元年戊辰(1628) 知县  
90 刘承棠 崇祯元年戊辰(1628) 推官  
91 鲍之祥 崇祯四年辛未(1631) 知县  
92 赵之英 崇祯四年辛未(1631) 翰林  御史  
93 熊世懿 崇祯四年辛未(1631) 博士  
94 刘  侗 崇祯七年甲戌(1634) 知县  
95 周之茂 崇祯七年甲戌(1634) 知府(康熙九年志为知府)  
96 陈  瑾 崇祯七年甲戌(1634) 提学  
97 余士瑺 崇祯十年丁丑(1637) 推官  
98 毛羽仪 崇祯十年丁丑(1637)  
99 毛祈蕃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00陈儒朴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行人司
101曹胤昌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知县
二、文科举人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熊绍祖洪武廿九年丙子(1396)知县
2卢 怀洪武廿九年丙子(1396)审理
3黄瑞礼建文元年己卯(1399)知县
4毛 贤建文元年己卯(1399)
5赵献文建文四年壬午(1402)御史
6邬 玉建文四年壬午(1402)知县
7王秉常永乐三年乙酉(1405)知县
8蒋 辅永乐三年乙酉(1405)给事中
9邹 正永乐六年戊子(1408)
10毕以成永乐六年戊子(1408)
11陈以忠永乐六年戊子(1408)同知
12周 愷永乐六年戊子(1408)知县
13张 渊永乐六年戊子(1408)教谕
14杨 贞永乐六年戊子(1408)同知
15丁 质永乐九年辛卯(1411)同知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6 段  志 永乐十二年甲午(1414)  
17 项  琥 永乐十二年甲午(1414)  
18 喻友成 永乐十五年丁酉(1417)教谕(民国 24年版县志名为喻诚)  
19 陈  敬 永乐十五年丁酉(1417)  
20 邹  泰 永乐十八年庚子(1420)运同  
21 林志聪 永乐十八年庚子(1420)  
22 王以清 永乐十八年庚子(1420)  
23 李  溥 永乐十八年庚子(1420)  
24 汪  洪 永乐十八年庚子(1420)教谕  
25 陈  纲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1423)  
26 金  珂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1423)县丞  
27 徐  谦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1423)教谕  
28 程  让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1423)教谕  
29 张  迪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1423)知县  
30 杨  忠 宣德四年己酉(1429) 纪善  
31 杨廷春 宣德四年己酉(1429) 教谕  
32 董应轸 宣德七年壬子(1432) 解元、参议  
33 邓  逵 宣德十年乙卯(1435) 御史  
34 李太初 宣德十年乙卯(1435) 教谕  
35 金  球 宣德十年乙卯(1435)  
36 李  鉴 正统三年戊午(1438) 御史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37 胡应先 正统三年戊午(1438) 知州  
38 陈  敏 正统六年辛酉(1441) 知县  
39 丁懋仁 正统六年辛酉(1441) 知县  
40 刘克昌 正统六年辛酉(1441)  
41 黄  睿 正统九年甲子(1444) 知县  
42 项九宵 正统九年甲子(1444) 知县  
43 萧允功 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同知  
44 董  绪 景泰元年庚午(1450) 通判  
45 周  诛 景泰元年庚午(1450) 知县  
46 邹  瀹 景泰元年庚午(1450) 知县  
47 项九万 景泰元年庚午(1450) 通判  
48 李能芳 景泰元年庚午(1450)  
49 喻  哲 景泰元年庚午(1450) 学正  
50 熊  祥 景泰元年庚午(1450) 知县  
51 江  荣 景泰元年庚午(1450) 学正  
52 吴宗鼐 景泰元年庚午(1450) 教谕  
53 曾  启 景泰四年癸酉(1453) 学正  
54 徐公善 景泰四年癸酉(1453) 同知  
55 程子龙 景泰四年癸酉(1453) 知县  
56 周  坤 景泰四年癸酉(1453) 教谕  
57 郑  瓒 景泰四年癸酉(1453) 审理  
58 邹崇道 景泰四年癸酉(1453) 教谕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59 刘仲輢 景泰四年癸酉(1453) 知县  
60 刘仲辁 景泰四年癸酉(1453) 同知  
61 谢 旭 景泰四年癸酉(1453) 通判  
62 黄 琦 景泰七年丙子(1456) 知县  
63 周 瓘 景泰七年丙子(1456) 同知  
64 宋 兑 景泰七年丙子(1456) 知州(复姓周)  
65 黄 瑀 景泰七年丙子(1456) 知县  
66 刘 纲 景泰七年丙子(1456) 知县  
67 程 俭 景泰七年丙子(1456) 知县  
68 彭大伦 景泰七年丙子(1456) 推官  
69 张嗣玉 景泰七年丙子(1456) 训导  
70 周 旻 天顺三年己卯(1459) 知县  
71 唐 莹 天顺三年己卯(1459) 知县  
72 邹 潆 三顺六年壬午(1462) 知县  
73 周 昹 三顺六年壬午(1462) 教授  
74 李 濂 三顺六年壬午(1462)  
75 陈本德 三顺六年壬午(1462)  
76 卢 瓒 三顺六年壬午(1462) 教谕(山东榜)  
77 罗孟芳 三顺六年壬午(1462) 司务  
78 刘 瑄 成化元年乙酉(1465) 知县  
79 蔡必兴 成化元年乙酉(1465) 通判  
80 黄时中 成化元年乙酉(1465) 知州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81 曾 夔 成化元年乙酉(1465) 知县  
82 喻 珍 成化元年乙酉(1465) 知县  
83 赵永实 成化元年乙酉(1465)  
84 毛 成 成化四年戊子(1468) 魁  
85 王 訚 成化四年戊子(1468) 县丞  
86 江伯鲲 成化四年戊子(1468) 知县  
87 林 舜 成化四年戊子(1468) 知县  
88 唐 学 成化四年戊子(1468) 知县  
89 郑景和 成化四年戊子(1468) 推官  
90 李玉树 成化四年戊子(1468) 教谕  
91 万 祥 成化七年辛卯(1471) 同知  
92 鲍 琦 成化七年辛卯(1471) 知州  
93 高 成 成化七年辛卯(1471) 知县  
94 冯 銮 成化七年辛卯(1471) 佥事  
95 李 宏 成化七年辛卯(1471) 知县  
96 胡济南 成化七年辛卯(1471) 知县  
97 李本芳 成化七年辛卯(1471) 知州  
98 邓 延 成化十年甲午(1474)  
99 秦 安 成化十年甲午(1474) 知县  
100 邱 莹 成化十年甲午(1474) 知县  
101 李腾芳 成化十年甲午(1474) 长史  
102 曾大贤 成化十年甲午(1474) 学正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03 段景春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知州  
104 秦尚贤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州通判  
105 桂 相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知州  
106 明 绅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知县  
107 毛 彝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通判  
108 熊 璋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知州  
109 刘寿山 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  
110 赵 绎 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  
111 陈 情 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  
112 李 沐 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教谕(顺天榜)  
113 杨 润 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佥事  
114 邹 同 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知县  
115 周廷璋 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知县  
116 卢廷春 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通判  
117 董 佐 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  
118 刘 莹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学正  
119 周 珪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通判  
120 汪文燧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通判  
121 成公器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教谕  
122 郑 琦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  
123 郑尚和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知州  
124 毛 骙 弘治二年己酉(1489)知州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25 周廷征 弘治二年己酉(1489)副使  
126 汪 正 弘治二年己酉(1489)参政  
127 李 润 弘治二年己酉(1489)经魁  
128 熊 缜 弘治二年己酉(1489)知县  
129 苏 勋 弘治二年己酉(1489)参军  
130 喻 淳 弘治二年己酉(1489)知县  
131 余 本 弘治二年己酉(1489)教谕  
132 王 宝 弘治五年壬子(1492)知州  
133 袁 伦 弘治五年壬子(1492)知县  
134 王 袞 弘治五年壬子(1492)知县  
135 唐 书 弘治五年壬子(1492)知县  
136 喻文英 弘治五年壬子(1492)知县  
137 陶 宝 弘治八年乙卯(1495)知县  解元  
138 李文壁 弘治八年乙卯(1495)知县  
139 赵源洁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知县  
140 王本元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通判  
141 秦尚恭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教谕  
142 李文钦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知州  
143 陈 时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知县  
144 陈 文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长史  
145 王 宇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佥事  
146 刘 汉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知县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47 赵  宾 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  
148 熊  夔 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推官  
149 阮朝阳 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  
150 谢廷珪 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推官  
151 耿  光 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教谕  
152 曾  焕 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推官  
153 侯正纲 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知州  
154 王  廷 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知县  
155 毛  驭 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知县  
156 毛  骕 正德二年丁卯(1507) 知县  
157 毛  凤 正德二年丁卯(1507) 知县  
158 李  汉 正德二年丁卯(1507) (广西榜)  
159 邓  朴 正德二年丁卯(1507) 通判  
160 熊  綖 正德五年庚午(1510) 知县  
161 毛  验 正德五年庚午(1510) 知县  
162 刘  光 正德五年庚午(1510) 通判  
163 周  傅 正德五年庚午(1510) 知县  
164 董士毅 正德五年庚午(1510) 知州  
165 喻  冲 正德八年癸酉(1513) 佥事  
166 喻希义 正德八年癸酉(1513) 知县  
167 秦  镗 正德八年癸酉(1513) 知县  
168 胡承学 正德八年癸酉(1513)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69 邹崇义 正德八年癸酉(1513)知县  
170 吴孔祥 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通判  
171 熊大辂 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知县  
172 邹崇仁 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知县  
173 徐 烨 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  
174 吴 濂 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  
175 陈仲愚 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知州  
176 彭凤仪 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  
177 杨 凤 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教谕  
178 周 载 嘉靖元年壬午(1522)运使  
179 阮朝随 嘉靖元年壬午(1522)知县  
180 刘 淞 嘉靖元年壬午(1522)  
181 邹 验 嘉靖元年壬午(1522)知县  
182 汪笃初 嘉靖四年乙酉(1525)知县  
183 汪三山 嘉靖四年乙酉(1525)  
184 刘 木 嘉靖四年乙酉(1525)同知  
185 周 鼐 嘉靖四年乙酉(1525)通判  
186 陈 全 嘉靖四年乙酉(1525)教授  
187 周 资 嘉靖七年戊子(1528)知县  
188 朱文式 嘉靖七年戊子(1528)教谕(民国 24年版县志为朱大式)  
189 林文明 嘉靖七年戊子(1528)知县  
190 曾嘉诰 嘉靖七年戊子(1528)知县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91 罗大会 嘉靖七年戊子(1528)  
192 邱 柟 嘉靖十年辛卯(1531)推官  
193 蔡 完 嘉靖十年辛卯(1531)同知  
194 黄 梅 嘉靖十年辛卯(1531)知县  
195 周廷聘 嘉靖十年辛卯(1531)知州  
196 王 采 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郎中  
197 骆 亿 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知州  
198 周宏毅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通判  
199 万 峨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知州  
200 周宏烈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  
201 陈仲晦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知州(本名学朱)  
202 董 性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知州  
203 刘 澜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知县  
204 方民怀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知县  
205 彭 晓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  
206 刘 炎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知县  
207 宋文木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知县  
208 周 载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知县  
209 郭进贤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知县  
210 张 衷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知州  
211 邱 梁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通判  
212 周 赐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213 明  善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知州  
214 胡玉玑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知州  
215 江  浑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知县  
216 何一乾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参军  
217 彭  台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  
218 李本仁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教谕  
219 朱继孔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通判  
220 袁  亮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苑马卿  
221 朱继鲁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员外郎(改姓熊)  
222 周宏迪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知州  
223 刘  方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通判  
224 梅汝求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注:民国 24年版县志为梅汝球)  
225 熊  谠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主事  
226 曾嘉祐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注:民国 24年版县志为曾嘉祜)  
227 蔡应阳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布政使  
228 周思大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知县  
229 阮  孝 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知州  
230 邱龙云 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同知  
231 曾家禄 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知县(民国 24年版县志为曾嘉禄)  
232 谢  鳌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知县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233 周思韶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知州  
234 黄 礞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知州  
235 徐云山 隆庆元年丁卯(1567)推官  
236 阮宗孔 隆庆元年丁卯(1567)知府  
237 李 爵 隆庆元年丁卯(1567)郎中(四川榜)  
238 梅春元 隆庆四年庚午(1570)同知(改名在廷)  
239 李承泰 隆庆四年庚午(1570)知县  
240 周宏祁 隆庆四年庚午(1570)  
241 王宠麟 隆庆四年庚午(1570)知县  
242 曾家袞 隆庆四年庚午(1570)同知  
243 邹思亮 万历元年癸酉(1573)通判  
244 李世荐 万历元年癸酉(1573)同知  
245 罗树声 万历元年癸酉(1573)同知  
246 梅维范 万历元年癸酉(1573)  
247 徐 期 万历四年丙子(1576)  
248 黄顺乾 万历四年丙子(1576)知县  
249 周至德 万历四年丙子(1576)参军  
250 毛思龙 万历四年丙子(1576)  
251 詹仰望 万历四年丙子(1576)知府  
252 梅国正 万历七年己卯(1579)  
253 黄 图 万历七年己卯(1579)解元  
254 谢师启 万历七年己卯(1579)教谕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255 邹思哲 万历七年己卯(1579)  
256 刘承芳 万历十年壬午(1582)审理  
257 梅国森 万历十年壬午(1582)  
258 汪源浩 万历十年壬午(1582)教谕  
259 王之机 万历十年壬午(1582)参政  
260 黄在中 万历十年壬午(1582)知县  
261 鲁之贤 万历十年壬午(1582)御史  
262 阎 遇 万历十年壬午(1582)知县  
263 刘秉钥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长史  
264 王可相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同知  
265 吴从周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司务  
266 杨王庭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同知  
267 詹 淑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知府  
268 周 制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知县  
269 刘文杰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同知  
270 李 鼎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271 刘承绪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272 邹 冲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评事  
273 刘 泮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同知  
274 汪之澄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275 梅维芳 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  
276 邹 琯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通判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277 黄会中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  
278 毛可教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知府  
279 曹大受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副使  
280 黄位中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  
281 熊嗣先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同知(殉难)  
282 王成位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同知  
283 毛茂春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司务  
284 杨之彬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同知  
285 熊所师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推官  
286 周应崙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知县  
287 曾汝垅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知县  
288 王育德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布政使  
289 王 奇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知县  
290 毛调元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知县  
291 王养中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  
292 李 迪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主事  
293 邓汉臣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知县  
294 张继孔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同知  
295 郑天懿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知县  
296 李新楚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知县  
297 田生兰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主事  
298 訚察言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299 周世盛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知府  
300 王之祯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知县  
301 周崇极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佥事  
302 宋应轸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主事  
303 李 延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主事  
304 周维光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知州  
305 刘涵清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知县  
306 刘孔源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推官  
307 刘忠清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  
308 周应昕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  
309 毛丹彩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推官  
310 刘秉衡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知府  
311 梅之耀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312 周士美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313 田宏恩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314 曾嗣禹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教谕  
315 曾嗣仲 天启元年辛酉(1621)  
316 董九功 天启四年甲子(1624)学正  
317 周世玺 天启四年甲子(1624)知县  
318 李云程 天启四年甲子(1624)(山东榜)  
319 杨 鲁 天启四年甲子(1624)  
320 周应华 天启四年甲子(1624)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321 萧继芄 天启四年甲子(1624)(藩塘人 民国 24年版县志记)  
322 楼 锈 天启四年甲子(1624)( 民国 24年版县志记)  
323 周世垣 天启七年丁卯(1627)  
324 邹师捷 天启七年丁卯(1627)  
325 陈鹏举 天启七年丁卯(1627)副使  
326 周 渫 天启七年丁卯(1627)助教  
327 李邓林 天启七年丁卯(1627)知县  
328 萧 奎 崇祯三年庚午(1630)  
329 湖公国 崇祯三年庚午(1630)(民国 24年版县志为胡公国 )  
330 朱师忠 崇祯三年庚午(1630)  
331 朱之理 崇祯六年癸酉(1633)  
332 詹应熊 崇祯六年癸酉(1633)  
333 鲁元公 崇祯六年癸酉(1633)知县  
334 冯九思 崇祯六年癸酉(1633)推官  
335 刘 怡 崇祯六年癸酉(1633)知县  
336 董 璜 崇祯六年癸酉(1633)同知(中北闱)  
337 江山柱 崇祯九年丙子(1636)  
338 鲍修吉 崇祯九年丙子(1636)  
339 毛元晖 崇祯九年丙子(1636)  
340 谢应申 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  
341 刘钟蓉 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  
342 梅念殷 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343周 损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推官
344叶 采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
345王山玉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
346邹知新崇祯十六年壬午(1642)知县
347董 珍崇祯十六年壬午(1642)
348董 璋崇祯十六年壬午(1642)知县

三、武科进士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周宏谟万历八年庚辰(1580)游击佥事(世袭)
2刘守有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锦衣卫指挥使加宫保
3万吉龄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游击
4梅国林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锦衣卫指挥使
5梅廷和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都司游击
6彭信古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游击参将(世袭)
7邱 坦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游击参将
8周应旴崇祯四年辛未(1631)指挥使
9金行文崇祯七年甲戌(1634)参将
10刘幼堪崇祯七年甲戌(1634)
11黄万里崇祯十年丁丑(1637)都司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2 刘承禧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锦衣卫指挥使(会魁榜眼)  
13 袁千里 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守备  
14 吴应邦 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  
15 刘  侨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督都加宫保  
16 罗四维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游击(榜眼)  
17 邹之宠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  
18 萧明时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  
19 梅守盛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  
20 黄定仪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游击  
21 喻秉铖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把总  
22 罗万有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守备 (会魁)  
23 袁尚炯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  
24 徐  福 (民国 24年版县志记)
四、武科举人
序号姓 名 中榜年号 官职及其他  
1 金万里 万历四年丙子(1576) 守备  
2 邹斗虚 万历四年丙子(1576) 游击  
3 刘守济 万历四年丙子(1576) 左都督  
4 梅  涟 万历四年丙子(1576)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万瑞凤 万历四年丙子(1576) 都司  
6 金元韵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守备  
7 金启玉 崇祯六年癸酉(1633) 守备  
8 周应峤 天启七年丁卯(1627)  
9 周应延 天启四年甲子(1624)
鲁仲存 天启四年甲子(1624) 守备  
11 万瑞暹 天启四年甲子(1624)  
12 彭益孙 天启四年甲子(1624) 副将  
13 刘允升 天启四年甲子(1624) 锦衣卫千总  
14 刘永绳 天启四年甲子(1624) 指挥使
陈绍宗 天启四年甲子(1624) 总兵  
16 袁世章 天启四年甲子(1624) 参将  
17 罗启芳 天启四年甲子(1624) 都司  
18 洪天佑 天启四年甲子(1624) 守备  
19 萧演华 天启四年甲子(1624) 都司
陆邦畿 天启四年甲子(1624)  
21 徐世华 天启四年甲子(1624)  
22 胡呈祥 天启四年甲子(1624)  
23 李廷标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游击  
24 刘成胄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指挥使
何维扬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守备  
26 颜盖臣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游击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27陈王前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总兵
28胡思名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守备
29梅 滋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千总
30周思旦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31周之谟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32周思治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33周世保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34金启生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35金石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36刘钟震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五 荐举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吴 山知县 2喻文伟知县 3严 毅知县 4夏均辅教谕 5邓 林训导 6桂 南训导 7刘 梦同知 8赵 洪知县 9冯 英 10熊 塇 11吴仁山未详 12毛凤起(清光绪八年版县志记) 13朱家亨(清光绪八年版县志记) 14冯子恭佥事 15张 逊主事 16史仲铉员外郎 17黄 铨同知 18夏 证同知 19詹仲让同知 20梅国綮同知 21刘承礼同知 22毛添佐同知 23余 祚同知 24李 玉同知 25周 祥同知 26邹 庠同知 27周应泰同知 28刘子弼同知29李长年同知 30田生玉同知 31陈 浃岁 32陈 隰岁 33董 楫通判 34董 榘通判 35王 韪通判 36汪添昂通判 37刘 昺通判 38董 檵通判 39王之谟通判 40李 燧通判 41刘仲摚通判 42吴 敏推官 43余学渊推官 44董子昂州同知 45鲁仲礼州同知 46刘天申 府经历 47陈本文拔 48王廷介知县 49方 赐知县 50于轸义知县51袁 春52杨福四53喻 珊54周廷制55李 袞56李 鼎57王之策58董子廷59廖 敦60朱大坤61詹仰斗62董继舒63王都俞64梅之炜65王世安66邹崇敬67晏 然68杨时春69刘天民70杨鸣凤71喻民慓72邹崇礼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知县 助教 知县 教授 教授 副 教授 副 教授 教授 副 学正73万鹤龄学正 74万彭龄学正 75杨 赤副 学正 76周 代学正 77喻民恪副 78梁 宸教谕 79梁 宾教谕 80熊 吉教谕 81刘守巽教谕 82刘 暹教谕 83梅浑然教谕 84徐 宾训导 85周 营训导 86冯 濂训导 87卢 勋训导 88王 美训导 89鲍 凤训导 90余向华训导 91周 偁训导 92周应时训导 93鲍 馨训导 94刘尧祚训导95杨 浃训导 96李文佐训导 97梅厚菴训导 98周之礼训导 99周 仁县丞 100周崇恭县丞 101周 溥主薄 102毛本学 103刘德敏 104董 治 105郑昌期 106朱大任 107李春荣 108曾若洺 109邹思观副 110董子大 111邹承午副 112杨 潓拔 113杨 淅 114董子范 115邹 镇 116邹之龙117周之甫 118周崇柱 119周世建副 120李长策恩 121周宏礼 122周宏祐 123王重庆 124李作霖副 125骆于麟 126李 瀹 127鲁 晟 128周 掞恩 129李文裕 130李承裕 131杨之发副 132刘文聪 133曹应旻 134李春时拔 135李春捷拔 136熊逢昌副 137刘几定岁 138陈 淑139谢寅和 140毛应时 141黄 道 142阮伯成 143李 守 144张继哲 145陈 濬 146邹思诰 147李 华 148郑云翀 149邹 琏 150吴学成 151王路辟 152喻文炳清光绪 8年版县志记 153喻宗武清光绪 8年版县志记 154喻 滨清光绪8年版县志记 155喻 澡清光绪8年版县志记 156喻希皋清光绪 8年版县志记 157喻希书清光绪 8年版县志记 158喻元啟清光绪 8年版县志记

六、恩选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张淑安知县 2张应奎 3曾三畏推官 4黄铭古 5邹承流副 6邹承申通判 7唐明德 8曹巽之 9王则乾拔 10万一坤县丞 11李 连州通判 12赵 诰 13董 桯通判 14董廷对光禄署丞 15李春澜光禄署丞 16李文简知县 17杨 渭知县 18杨民仰知县 19董 樵知县 20李 泾教谕21董士齐训导 22周文俊照磨 23周文盛经历 24周之俊经历 25李承模县丞 26杨盈庭县丞 27杨 义县丞 28於仲达县丞 29孙一谦吏目
七、保举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周 河南商城教谕 2杨侨明军功知县 3杨仲祥万户 4彭有谟副总兵 5鲁重光总兵 6鲁德位游击 7鲁 彬副总兵 8朱民道洱海镇清

一、文科进士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 喻  勋 顺治四年丁亥(1647) 知县  
2 项始震 顺治四年丁亥(1647) 知府  
3 周  礼 顺治六年己丑(1649) 知府  
4 胡跃龙 顺治九年壬辰(1652) 知县  
5 万邦维 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 主事  
6 邹宗彦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 知县  
7 董时升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 知县  
8 王元士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 知府  
9 唐  封 康熙九年庚戌(1670)  
10 邹  琬 康熙九年庚戌(1670) 知县  
11 周维秬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 知县  
12 袁同贤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 知县  
13 邹士璁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 翰林  内阁学士  
14 邹汝鲁 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 太常寺卿  
15 李  焕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 知县  
16 曾  谨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 翰林院 检讨  
17 邹汝模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 翰林院 庶吉士  
18 万绳祜 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 翰林院 庶吉士
19彭 韬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教授
20甘学淳乾隆七年壬戌(1742)知县
21万绳宗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教授
22吴家驹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知县
23程 琮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知县
24梁景阳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太仆寺少卿
25陈 橘嘉庆元年丙辰(1796)湖南知县(又名陈邦杰)
26程德楷嘉庆十年乙丑(1805)翰林 转光禄寺卿
27张秀芝嘉庆十年乙丑(1805)知州
28陶思淑嘉庆十年乙丑(1805)恩赐翰林
29袁 铣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翰林 礼科给事中
30梅茂南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知州
31潘光烈咸丰十年庚申(1860)恩赐翰林
32蔡福谦同治四年乙丑(1865)知州
33李联芳同治十年辛未(1871)翰林
34吴兆泰光绪二年丙子(1876)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
35施典章光绪二年丙子(1876)庶吉士改主事
36曹步云光绪九年癸未(1883)刑部主事
37戴如松光绪九年癸未(1883)原名家松
38余应云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主事改知县 原名士珩
39施奉章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中四川榜)
40熊文寿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陕西知县
41袁用宾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刑部主事、知县
42郭兆春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四川知县 翰林院庶吉士、户部主
43余晋芳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事
44方策安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礼部主事
45罗良弼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教授
46李延真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即用知县

二、文科举人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刘 晖顺治三年丙戌(1646)学正
2金九鼎顺治五年戊子(1648)知县
3黄 伦顺治八年辛卯(1651)
4颜允基顺治八年辛卯(1651)
5高 翥顺治八年辛卯(1651)
6江汉英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
7郭更名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
8毛祈华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
9邹四知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教谕
10吴虞廷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知县
11叶 莲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
12刘本源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中京闱
13袁 进康熙八年己酉(1669)
14蔡 楷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
15萧之年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教谕 榜姓姚
16萧一举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
17李如龙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教谕
18喻士鼎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
19陈世封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学正
20黄道茂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
21邹汝治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
22谢家恩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任至大尹(民国 24年版县志记)
23王 楠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知县
24曾世煌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中贵州榜 府志煌作璜
25华文锦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府志作姓陈
26郭 林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教谕
27王 琬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教授 知县
28李 远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学正
29朱 梅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知县 本姓唐
30蔡 仕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教谕 本姓王
31胡文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
32江世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教谕
33邹汝默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知县
34徐家麟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均州学正
35曾从致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
36曾 锐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知县
37唐 治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知县
38李廷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教谕
39万 诹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知县
40胡文垣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
41邹懋衡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知县
42程 均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教谕
43董昌其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
44梅任均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20)经魁
45彭际泰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20)教谕
46鲁之裕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3)江南举子榜
47胡 锦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3)知县
48杨龙光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3)清光绪 8年版县志记
49胡 纩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3)清光绪 8年版县志记
50郭 琰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3)清光绪 8年版县志记
51周邦孚雍正元年癸卯(1723)教谕 解元 本姓潘
52邹 谕雍正元年癸卯(1723)
53祝 湛雍正元年癸卯(1723)
54鲍起泮雍正元年癸卯(1723)中书舍人
55万 询雍正元年癸卯(1723)知县
56邹攀梁雍正四年丙午(1726)知县
57梅 淳雍正四年丙午(1726)
58彭弈明雍正四年丙午(1726)知县
59萧斯芝雍正十年壬子(1732)
60周继圣雍正十年壬子(1732)
61宋大苏雍正十年壬子(1732)
62黄 鹤乾隆六年辛酉(1741)
63江曾默乾隆九年甲子(1744)教谕
64侯天柱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
65叶 栻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教谕
66阮文经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
67王国柱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
68邹茂材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教谕 知县
69郭 湛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知县
70侯映甲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知县
71李 涛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知县 亚魁
72邹茂槐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德安府教授
73胡祥霭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通判
74王秉谦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教谕
75张 沅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光绪 8年县志记为张沆
76程 璘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教谕
77杨 官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
78梅英炽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
79王 劝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知县
80邹 深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学正
81胡翘霜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学正
82李 封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恩赐
83吴世渭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
84鲍 榜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
85李逾达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府教授
86江培福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知县
87鲍 鹏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训导
88王 勋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教谕
89郭乔楚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
90李元淑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
91袁履谦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训导
92汪步丹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
93熊良骏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教谕
94李元慜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训导
95喻光禄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拣选知县
96陈甫周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恩赐 易名徽典
97邹 塽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恩赐
98项 森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
99陈五典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知县
100张锦芝道光八年戊子(1828)教谕转监经历
101江文钜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
102程烺曾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
103曾荣秩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石首教谕
104杨光镇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
105吴玉亭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经魁
106罗文枢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四川知府
107汪远昌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中陕西乡试
108胡兆鼎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亚元
109袁学溶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江西知县
110鲁应绶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
111夏 梧道光二十九年已酉(1849)知县
112张迪曾道光二十九年已酉(1849)天门教谕
113蔡荧光道光二十九年已酉(1849)刑部主事
114邓楚翘咸丰二年壬子(1852)中河南乡试
115袁汝霖咸丰八年戊午(1858)教谕 经魁
116成凤来咸丰八年戊午(1858)监利教谕
117刘 綮咸丰八年戊午(1858)教谕
118周泽远咸丰八年戊午(1858)
119熊桂林咸丰八年戊午(1858)教谕 清光绪 8年版县志记
120熊天均咸丰八年戊午(1858)竹山教谕
121梅调羹咸丰八年戊午(1858)知县
122程燕曾咸丰九年己未(1859)四川知县 经魁
123王光珣咸丰九年己未(1859)
124王光柄咸丰九年己未(1859)
125程 鹏咸丰九年己未(1859)福建知县
126戴春荣同治元年壬戌(1862)恩赐
127汪士玉同治元年壬戌(1862)
128蔡骏杓同治元年壬戌(1862)崇阳教谕 竹溪教谕 解元 掌教
129余雅祥同治三年甲子(1864)万松书院
130陈巍焕同治三年甲子(1864)知县 经魁
131罗有壬同治三年甲子(1864)内阁中书舍人
132黄道荣同治三年甲子(1864)教习
133罗汝霖同治三年甲子(1864)郎中
134戴如兰同治三年甲子(1864)中陕西乡试
135冯 翼同治六年丁卯(1867)
136王尚彬同治六年丁卯(1867)中四川乡试
137李开第同治九年庚午(1870)
138鲁学镕同治九年庚午(1870)寄江夏藉
139叶成章同治九年庚午(1870)中陕西乡试
140周宗濂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教谕
141吴玉光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
142鲍迪彪光绪元年乙亥(1875)
143罗锡三光绪元年乙亥(1875)四川知县 更名锡潢
144蔡藜光光绪元年乙亥(1875)
145邓世垣光绪二年丙子(1876)中河南乡试 楚翘孙
146吴逢周光绪五年己卯(1879)民国 24年版县志记
147吴泰晋光绪八年壬午(1882)
148李 专光绪八年壬午(1882)
149罗士典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中贵州榜
150董玉璋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四川榜
151陈宗器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
152唐棣华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龙安教授 四川榜
153王春泽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北闱 知县
154陈延黻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155喻世涟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156江息申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河南榜
157毛声远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知县
158戴阿鲁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教谕
159戴锡章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四川榜
160余 泽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即用知县
161林殿香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四川知县
162戴庆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保举知县
163方楚善北京泽学馆 奖励举人 湖北高等农业学院
164袁 瀛奖励举人

三、武科进士
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钱奇策康熙庚辰(1700)都司 本姓李名廷岳
2程凤池光绪丙子(1876)山东卫守府改本省督标
3程绍甲光绪壬辰(1892)海州卫扬州参将
4孙会云光绪戊戌(1898)
四、武科举人序号姓  名中榜年号官职及其他
1夏 韬顺治辛卯(1651)千总
2金龙翔顺治丁酉(1657)千总
3丁良捷顺治庚子(1660)千总
4彭 进顺治庚子(1660)
5孙鼎铉顺治庚子(1660)
6刘先定康熙癸卯(1663)千总
7万 略康熙癸卯(1663)守备
8吴绍起康熙癸卯(1663)守备
9陶 朱康熙癸卯(1663)
10张其维康熙癸卯(1663)
11袁斯年康熙丙午(1666)
12李文举13程宗孔14刘再升
15李大谟16鲁 试17田弈坤18肖 储19胡之致20胡封鲁21李 荃22周时历23周成24叶 濂25吴国历26王 铨27陈登科28鲍启湘29邹维翰30彭寿言31彭 枝32胡美瑜33马自强
康熙己酉(1669)  
康熙己酉(1669)  
康熙己酉(1669)  
康熙己酉(1669)  
康熙壬子(1672)  
康熙辛酉(1681)  
康熙辛酉(1681)  
康熙庚午(1690)  
康熙庚午(1690)  
康熙癸酉(1693)  
康熙癸酉(1693)  
康熙壬午(1702)  
康熙壬午(1702)  
康熙乙酉(1705)  
康熙庚子(1720)  
雍正癸卯(1723) 参将  
雍正癸卯(1723) 千总  
雍正癸卯(1723)  
雍正丙午(1726)  
雍正已酉(1729) 指挥使  
乾隆庚午(1750)  
乾隆庚午(1750) 中云南榜

34 胡美珍 乾隆癸酉(1753) 千总  
35 邹占魁 乾隆己卯(1759) 运千总  
36 李廷辅 乾隆己卯(1759)  
37 李廷楚 乾隆乙酉(1765)  
38 唐楚甲 乾隆辛卯(1771)  
39 黄天定 乾隆己亥(1779)  
40 熊绍汉 乾隆癸卯(1783) 宁波运千总  
41 罗鸣皋 乾隆癸卯(1783) 四川榜  
42 石占鳌 乾隆戊申(1788)  
43 王道诚 乾隆戊申(1788)  
44 方大元 乾隆己酉(1789)  
45 田梦飞 乾隆壬子(1792)  
46 李春华 嘉庆戊午(1798)  
47 余楚魁 嘉庆甲子(1864)  
48 卢凤山 嘉庆丁卯(1807)  
49 田定邦 道光辛巳(1821) 守备  
50 库占元 道光壬午(1822) 千总  
51 徐三元 道光乙酉(1825)  
52 李万春 道光辛卯(1831)  
53 李定三 道光甲午(1834)  
54 屈光国 道光甲午(1834)  
55 白绍科 道光丁酉(1837)
56田春魁道光甲辰(1844)
57黄品元道光己酉(1849)
58郑飞鹏咸丰辛亥(1851)游击
59徐上达咸丰壬子(1852)
60伍子奇咸丰戊午(1858)保举千总
61陈璧华同治壬戌(1862)
62陈精锐同治庚午(1870)
63明金榜同治庚午(1870)
64冯定元同治庚午(1870)
65邹振声光绪乙亥(1875)
66黄际云光绪己丑(1889)
67丁元朗光绪癸巳(1893)
68林廷鸿光绪甲午(1894)
五、五 贡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程 诰同知 2李春江训导 3鲍之炜训导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4余维新邹羽南知县 6田宏恕训导 7周 搢知县 8陈士琳 9史联元知县10杨 会训导 11李孔茂训导 12李春旺 13邹世美训导 14成一卿训导15王国章教谕16毛之璋教谕 17谢加恩教谕 18刘韦孙训导 19王龙翔训导20黄 铉 21喻之章 22曾汝鲁 23梁中斗 24毛燕若25梅 坰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26李中素知县 27刘怀馨 28周长流 29曾之莱 30黄元吉 31陈子乾 32徐大韩 33徐 勉 34汪文桌 35黄 元 36王宏祜拔 二次副 37周 桢 38李之素 39冯人枢 40万 几 41白光启 42陶同文 43薛从王 44毛羽长 45黄正运 46阮资石 47杨亲傅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48戴 晖 49陈肇兴 50董天策 51胡士上 52金 湛 53卢之鳞 54张若椷 55董 绅 56陶承奇训导 57江汉伟 58张熙载 59周维藩 60曾偲炽 61肖凌云 62江汉书训导 63黄文耀 64邹芝芳 65曾尧征 66刘 彬 67刘 琇恩 68吴绍夏训导 69邹起凤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70罗汝继 71阮凤昌 72周炳枝 73胡如鹏 74田法夔 75龚斐成 76蔡来仪副 77赵惇典 78周时先 79龚士任 80曾尧恺 81李素文 82邓良燮训导 83胡维锟 84梅肇锡 85万 谘 86李廷材恩 87董学洙拔 知县 88成 撰副 训导 89蔡慎思 90李 前 91邹懋栗副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92董学源拔 州判 93彭弈明知县 94熊宠锡 95颜日成 96刘士元 97熊调鼎 98李维烈 99黄国琰 100陈 禅拔 知县 101熊 约 102梁景阳太仆寺卿 103邹茂材知县 副 举人 104曾铭肃恩 105鲍启濂拔 106刘亦亨 107冯士彬恩 108郭士模 109范宏锐 110曾廷望 111周之栋拔 训导 112阮文谆 113丁慰祖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14周 鋈 115汪廷谟副 116程宗洛拔 117刘宏坦 118陶永祺 119程 璘恩 举人 120邹茂林 121熊学韩 122邹佐履 123陈 翙 124王槐年训导 125王家棣 126蔡明迈训导 127胡凤济 128罗寅斗二次副 129汪升泰恩 130丁楚珣 131甘芝检副 132梅士楙 133程合壁恩 134邹 藩 135罗文濬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36郭乔楚拔 举人 137李 荜副 138詹钟普 139程其溶 140吴以宁 141程其湘副 142鲍 柟 143杨 蓁 144田 夔 145陈凤翙 146喻 锦 147萧 为 148黄学焕恩 149董懋绩副 150吴泰来 151张起南恩 副 152程德楷拔 153刘天骥恩 副 154项 森副 155吴敏学 156雷振元训导 157鲍辉业拔 知县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58卢万之拔 知州 159陶 莹恩 原名琰 160沈南吉 161刘自征恩副 162夏均泰 163鲁 涛 164程德懋副 教谕 165鲁恕模府训导 166胡日图知县晋州牧 167张显均 168鲍惠然 169鲍芸堂拔 知县 170严祖光 171叶荣先寄陕西石泉藉 172鲁行炜主南漳书院 173范自省恩 174曹文治 175罗文枢副 176江绍笔 177李元捷 178熊炳照恩 179甘 枟副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80林子应 181戴锡缨 182张 谟 183董乔英 184张文藻拔 185陶祖渊 186陶露柏 187袁作梅 188刘绍先恩 副 189方廷荣恩 教谕 190程其桂 191孙鹤龄 192李宾玉恩副 193杨一醇拔 194董 缙 195罗 江 196鲁学锺副 寄江夏籍 197吴玉清 198夏文渊 199程元勋 200张待诏 201程德椿恩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202罗映奎 203张 鵷 204鲍含章副 教谕 205戴鼎新恩 206杨正楷 207熊 灿恩 208鲍辉远 209鲍用仪 210万道南恩 211郭时泰 212蔡国均恩 213罗喻烈优 214蔡 锜 215鲍明珠 216王子骥 217罗汝林拔 218袁 魁 219詹兆朱副 220胡秀三 221张廷杰 222程熙祖 223刘宝麟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224鲁坪甲副 225陶之乐 226罗云汉 227萧 芬 228曹步云副 229周汇川 230夏庆勋 231李飞熊 232吴兆泰拔 233曾述经 234袁树松 235蔡道濬恩 236张锦鹏恩 237邹倬田 238程恩晋副 239饶良离 240叶焕云恩 241陈国仪岁 242赵国霖岁 243赵桂丹岁 244王太江岁 245余祖言岁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246王太宏岁 247钟 岳岁 248王宗岳岁 249金九鼎岁 250沈式璘岁 251张森柏岁 252张翊辰拔 253余懋修岁 254程 云恩 副 255江化龙副 256余仲勉副 257熊其忠岁 258俞允雯岁 259喻莘田岁 260张 骥拔 261江 琛岁 262曾鲁达优 263沈家学拔 264潘际会岁 265程仲璘岁 266梅 鼎岁 267傅思锐岁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268梅禹梁岁 269何时敏恩 副 270罗允升岁 271罗人甲岁 272金雨浓岁 273金十钦岁 274王昌祺岁 275金光祖岁 276郭开先岁 277王在藻岁 278陈树基岁 279胡斗南岁 280周应元岁 281施藻章拔 寄四川 282熊兆渭拔 283刘 炎岁 284严绮林恩 285吴家梅岁 286沈汝彬拔 287沈维焕岁 288刘树芳 289刘士聪岁
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290郑屏周岁 291方廷聪岁 292林学湛岁 293王立清拔 294曾 泳岁 295张鸣铎优 296梁维翰优 奖 297汪纬冰优 奖 298程学伊岁 奖 299朱延鼎拔 奖 300余淑远优 奖 301余匡时岁 奖
六 考 选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余 泽云南知县 2何志齐典史 3曾鲁达浙江知县 4刘汝烈湖北提法司书记官 5冯寿炎县丞
七、征辟(乡廉方正)
序号 姓  名 年  号 官职及其他  
1 吴亮寅 光绪元年(1875)  
2 徐步阶 光绪元年(1875)  
3 熊辉祖 光绪元年(1875)  
4 彭亦陶 宣统元年(1909)  
5 赵国华 宣统元年(1909)  
6 熊兆璜 宣统元年(1909)  
7 毛鸿宾 宣统元年(1909)  
8 林秉坤 宣统元年(1909)  
9 刘鹏翮 宣统元年(1909)  
10 屈开墀 宣统元年(1909)  
11 屈开坊 宣统元年(1909)  
12 金耀龙 宣统元年(1909)  
13 董绍舒 宣统元年(1909)  
14 余文卿 宣统元年(1909)  
15 王  熙 宣统元年(1909)  
16 严济宽 宣统元年(1909)  
17 吴先松 宣统元年(1909)  
18 董孝昭 宣统元年(1909)

八、保 举序号姓 名职务及其他
1张 飏广东布政司 2王承时知县 3万 象知州 4毛文埜知府 5王有容知府 6田宏虑知县 7蔡之治知县 8黄素臣知县 9王都命知县 10徐志尹州同 11邹知征知县 12刘 亢知县 13杨 搆知县 14程之渫同知 15程百朋同知 16邹知章同知 17何克孝同知 18朱 珍府训导 19方国清布政司理问 20鲍启泌副榜贡保通判21 詹兆朱 副贡保教谕  22 鲍凤文 监生知县  23 甘兆元 监生保同知  24 李久椿 监生保县主簿  25 胡濬泉 生员保训导  26 吴德润 监生保州同  27 胡际唐 保从九衔  28 张子庆 保从九衔  29 范在栲 监生保州同  30 张维城 增生保训导  31 宋鸣瑞 生员保从九衔  32 李廷槐 副贡保从九衔  33 梁宝珍 监生保同知  34 蔡得春 总兵  35 李士文 总兵  36 吴巨溶 侯补州判  37 邹占升 蓝翎游击  38 周占魁 花翎游击  39 邹基鸿 花翎副将  40 李元先 花翎游击  41 李嘉崇 花翎参将  42 马复震 副将 43 黄品隆 蓝翎守备  44 熊思义 花翎都司  45 钟志成 都司  46 李景云 花翎守备  47 黄敦典 世袭守备  48 李培元 蓝翎都司  49 杨绍宏 花翎守备  50 戴有和 蓝翎都司  51 胡礼高 蓝翎守备  52 吴华亭 花翎守备  53 林玉榜 花翎都司  
54 袁立先 蓝翎守备  55 王定泰 守备  56 汪高成 守备  57 刘 恩 蓝翎五品都司  58 郑思元 蓝翎守备  59 萧凤鸣 守备  60 萧兴春 蓝翎守备  61 金朝柱 花翎守备  62 萧新和 花翎都司  63 袁永顺 花翎守备  64 邵成有 蓝翎守备 65 彭大发 蓝翎守备  66 董金春 花翎都司  67 万士升 拔贡补千总  68 陈天兴 千总  69 季文彬 守备加都司  70 高泽梅 花翎守备  71 梁殿元 花翎守备  72 乐得胜 蓝翎守备  73 彭楚发 蓝翎千总  74 李世忠 补用千总  75 刘士福 补用千总  76 陈廷科 蓝翎千总  77 李占元 把总守备衔  78 李如春 蓝翎千总  79 王开选 蓝翎千总  80 蔡绍阳 千总署城守  81 刘新胜 蓝翎把总  82 涂贞乾 蓝翎把总  83 杨应春 把总五品衔  84 李得广 把总五品衔  85 熊三元 把总六品衔  86 萧永清 六品把总 87张永高仅先把总 88陶大保蓝翎把总 89万长明蓝翎把总 90陈福禄把总 91钟天长蓝翎把总 92陈之朝蓝翎把总 93周高柱蓝翎把总 94李克明武生保都司 95程辅弼蓝翎千总 96方鸿辉武生保卫千总 97邱本宽千总 98刘芝松五品蓝翎 99邹春元 100石文中武生保卫千总 101鲍 冀五品千总 102叶廷桢千总 103郑家驹保举都司 104夏 梧举人可武强知县 105冯廷錞保花翎同知 106傅以辀监生保花翎浙江即补同知 107袁学濬举人保任江西吉安知县 108郝凌宵增生保教谕加知州衔109张文煌监生保国子监学正 110郭时湘生员保训导加知县衔 111李廷荣监生保监提举衔 112戴廷漠监生保县主簿加六品衔 113张鸣铎优贡任贵池知县 114袁 发花翎记名提督汉镇总巡 115朱联升花翎记名提督刚勇巴图鲁阳钦赐副一
品封 116雷才贵花翎游击冠勇巴图鲁 117高得胜花翎副将克勇巴图鲁 118李承万花翎副将署陕西平凉营游击 119李应珍花翎副将补川参将 120万金荣花翎总镇署陕西游击 121孙得胜花翎守备陕西高陵县千总 122陶希荣蓝翎守备保参将 123蔡正起花翎守备都司衔 124林明山蓝翎把总补九江汛 125汪进发蓝翎把总加六品衔 126高天才五品蓝翎署英山把总 127范世盛蓝翎四品衔守备 128陈永澂新疆候补卫守备 129孙懋林甘肃补用直隶州 130金仁锡礼部奏保主事调民政部主事131蔡开坊咸丰时军务保四川直隶州知州
带勇克复英山太湖由督军杨奏保以府132夏锦云经历县丞补用 133胡纪凤伊犁清江卫守府左宗棠保授三品顶戴
134王占楚保举五品衔 135陈春廷光绪九年从军直隶以功累保副将加总兵衔 136萧济川由四川县丞保升知县署江津县事 137方克猷江苏太湖水师左营中军守备 138周应元岁贡保州判 自光绪二十一年起先后隶长江水师提139周福海督黄军门及汉阳镇高军门标下以功保
蓝翎五品衔守备分发田家镇补用
附录 :


阎伯屿 户部侍郎 (据清乾隆六十年版《麻城县志》)
阎伯屿 洪州都督 (据清光绪八年版《麻城县志》)


田 蕙 大理评事在 (据清乾隆六十年版《麻城县志》)
田 桂 御 史 (据清乾隆六十年版《麻城县志》)
阎 璂 进 士 (据阎河北宋阎良佐墓志铭)
阎 琮 进 士 (据阎河北宋阎良佐墓志铭)
阎 琯 进 士 (据阎河北宋阎良佐墓志铭)
阎 球 进 士 (据阎河北宋阎良佐墓志铭)
阎 玖 进 士 (据阎河北宋阎良佐墓志铭)
周师忠 进 士 (据阎河北宋阎良佐墓志铭)


秦达善 荐 辟 本县教谕
毛廷元 荐 辟 团练副使

毛迪功 荐 辟
王松斋 荐 辟 同 知
上官公谨 荐 辟
赵璧峰 荐 辟
成大用 荐 辟
赵玉峰 进 士 枢密使
毛文穆 举 人 解 元
戴 珠 举 人
俞端履 进 士 江南凤阳府太和县令 (据民国二十四年版《麻城县志》)
何伯多 进 士 (据清光绪八年版《麻城县志 ˙人物传记》)
资料来源:清乾隆六十年版《麻城县志》,清光绪八年版《麻城县志》,民国二十四年版《麻城县志》。


山阳《礼记》麻城《春秋》

——明清时期麻城人文生态状况探秘
郑重建
古代麻城虽然偏居一隅、关山阻隔、兵火频仍,但是,由明迄清,麻城却人文蔚起,先后产生了文武举人 616名,文武进士 175名,形成了世人瞩目、名扬海内的奇特的“麻城现象”。
在地理环境并不优越、交通相对闭塞、物质生活相对贫穷的状态下,是什么原因使麻城声名远扬的呢?笔者曾经像许多对麻城文史研究感兴趣的同志一样,长期对此困惑不解。后来,通过对地方史志资料的系统阅读研究,终于窥见了它的一些端倪。下面就不揣冒昧,谈谈我的心得和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是《春秋经传》让麻城闻名天下
明清时期,麻城人文鼎盛,研究《春秋》的名家众多,著述汗牛充栋;传授《麟经》的名师辈出,由《明经》科入仕途的人才比肩接踵。
“山阳《礼记》,麻城《春秋》”,此语即出自明代人之口。
在《麻城县志》(民国版)有载:“明代邑人捷春秋闱者,多以《麟经》显外省。有不远千里来麻就益者,巴县刘尚书春兄弟,均学于麻,以春秋起家。如重庆刘成穆、浙江吴云、四川张大用辈,均随父祖来麻受经,卒魁乡榜、捷南宫焉。江西安福县相传得麻城《麟经》诀,李惠时述其事云:“人称山阳《礼记》,麻城《春秋》,言冠海内人文也……”(见《麻城县志》民国版 347页)。
相传当年孔子作《春秋》时,人们在野外捕捉到了瑞兽麒麟,故此,《春秋》亦称《麟经》。明代科举取士仿照隋唐,设有《明经》科,考试内容多半取材于《春秋经传》,所以,《春秋》又别称《明经》。
按照上述历史信息,我们按图索骥,仅从麻城明代科举表中就可以清楚地查考出,当年麻城仅以明经科入仕而著称者就有:吴山、喻文伟、李宁、杨敬、钟亮、蒋辅、李鼐、夏均辅、邓林、桂南、董应轸等人。通过进一步研读他们的传记,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确是精通麟经的名家,他们的声名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也让麻城的名声不胫而走。
按明人李惠时的记述,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成化时,有鲍先生名时者,变衣冠姓名游麻,闻一僧舍有传《春秋》者,投身于僧为司灶。每先生讲经,时辄手茶一壶,遍送诸生,因得偶闻之。数月而毕,众悉归,先生尚留。以鲍司灶久入其寝处,密觇之,见几上置有《春秋》文,迓曰:‘此必盗传经者也!’鲍适至,张皇失措。先生曰:‘幸吾一人在。若诸生见之,子无归路矣!尚有口诀传尔,可速去。’鲍还安福,传其学,门下士有中解元会魁而官至祭酒者。厥后,又传于彭文恪公,为状元宰相云。”(见《麻城县志》民国版 347页)。
二、重视文化教育是麻城民间优良的历史人文传统
“穷莫丢书,富莫丢猪”,这是在麻城民间流传久远的谚语。“惟读惟耕”、“劝读劝耕”更是被麻城众多的家族写进谱牒里的立世格言。因此,在农耕文明时代,麻城人的这种立世哲学,成就了麻城历史的辉煌。
事实上,明清时期麻城崛起的世族大姓,他们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多半是起于寒微,历尽苦难的。
举例来说,被誉为“西陵望族”的麻城周氏家族,在有明一代,人文蔚起,乡试有 42人中举,会试 15人进士(其中包括旛杆山周2人进士)。然而,他们的先人周受六、周受七兄弟在迁来麻城之初,因兄弟离散,不得不寄人篱下,甚至入继他门,改换姓氏,以求生存发展。如周受六的后裔就曾经入继宋氏,后来有名宋兑者在景泰七年乡试中举,这才依据大明的律法,通过申报批准再改回周姓的。此后,周兑官至知州,致仕归乡后在麻城邑城附近兴建了龙溪书院,主要招收本族子弟入读,他们这支号称“蕨淡山周”的家族从此得以振兴,产生了周思久、周思敬等一批杰出人物。
又如被誉为“荆湖鼎族”的麻城“锁口河刘”氏家族,其先世有叫刘梦、刘庆的弟兄,他们在元末战难中离散。弟弟刘庆逃难到麻城东山,入赘黄姓更名黄庆。后来他勤扒苦做,家族振兴,这才更回刘姓。至今麻城东山还保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刘庆冲”。兄长刘梦则在洪武初年因保护乡里有功,被举为人才而官至福建漳州同知。
有明一代,麻城锁口河刘氏家族共有文武进士 14人。其中,文进士 11人:刘从政(刘梦之子,明洪武二十七年进士,是麻城明代第一位进士);刘训(刘从政胞弟刘从宪之子,明正统四年进士);刘璲(刘训之孙,明弘治三年会试中第四名进士);刘天和(刘璲之子,明正德三年进士);刘淑湘(刘天和堂弟,明正德九年进士);刘澯(刘天和之子,明嘉靖十一年进士);刘洓(刘淑湘胞侄,明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刘守泰(刘天和从堂孙,明隆庆五年进士);刘承棠(刘天和曾孙)与其子刘伸(均崇祯元年同科进士及第);刘侗(刘承棠的胞侄,崇祯七年进士)。武进士 3人:刘守有(刘天和之孙)、刘承禧(刘守有之子)、刘侨(刘守有同胞兄弟刘守济之孙)。
再如被誉为“豢龙世胄”的麻城董氏家族,原籍江西。其先世有往中原贸易者久而未归,其子便与母亲千里迢迢一道寻父,最后流落麻城,在孝感乡居住下来。到了宣德七年,有名叫董应轸的先辈,乡试得中解元,累官郑州学博、福建提学佥事、广西参议。天顺年间以平蛮有功而蜚声朝野。自此以后,他们家族在明代先后有 13人中举,有 5人进士,由此成为了麻城望族。还有被誉为“司马世家”的“七里岗梅”氏、“庐陵裔绪”的“坝上李”氏、以及“五脑山毛”氏、“八里畈邹”氏、“古城畈曾”氏、“红石桥喻”氏、“白畈熊”氏、“白水畈田”氏、“新店彭”氏、“三角山耿”氏、“香山赵”氏、“白杲阮”氏、“虎头司郑”氏等等家族,无一不是通过勤耕勤读,逐步积累起大量财富,培养出大批人才而兴旺发达起来的。
三、林立的书院营造出了研习《春秋》的空前盛况麻城自古崇尚“诗礼传家”,重视教育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故此,境内书院林立。资料表明,古代麻城著名书院有:万松书院(县立,由县令张毅始建于北宋,此后多次重修);龙溪书院(周氏私立,明天顺年间邑绅周兑建);东溪书院(熊氏私立,明弘治年间邑绅熊经建);白杲书院(董氏私立,明弘治年间邑绅董朴建);道峰书院(明嘉靖年间由知县陈子文为隐士毛凤起所建);辅仁书院(周氏私立,明嘉靖年间邑人周思久建);明德书院(毛氏私立,明嘉靖年间邑人毛凤韶建);白云书院(刘氏私立,明嘉靖年间邑人刘天和建);天台书院(耿氏私立,明嘉靖年间邑人耿定向建);回车书院(明天启年间由(黄)冈、麻(城)两邑官民共建);经正书院(明崇祯知县蒋煜建);养蒙书院(清雍正知县李作室建);培风书院(私立,清邑人罗公望建)。关于麻城书院的建设,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像万松书院,最初是宋代县令张毅在城西七里岗植松万株并建万松亭,后来又在此创办万松书院,并且由他亲自开课训士,教化一方,其惠民善政受到了大文豪苏东坡的赞赏吟诵。后来书院移建到县城内,规模逐步扩大。明崇祯年间始置学田三十三石三斗,田租收入一部分作社师薪俸,一部分赈济贫寒的学生,一部分作管理费用。万松书院虽然名义上是官办(县儒学管理),但是,它的馆舍、田产等却主要是靠民间捐资建设起来的。
像麻城南乡的回车书院,位于(黄)冈麻(城)边境的夫子河畔,相传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讲学途经此地时,车辙损坏。当他向浣衣村妇借修车工具的时候,有感于村妇聪慧的言行而惊呼“唯楚有才!”
从而止步回车。这里原无书院,明天启年间,有居住在这里的“蕨淡山周”氏后裔,从山东曲阜奉回“大成至圣先师”圣像,供奉在象棋山寺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黄冈籍的在职知府陶国干和麻城望花山在职知县程琮倡率捐资,会同两邑绅耆士商,公建书院于沙河之畔。饶有趣味的是,这里不仅供奉着孔夫子,而且附建有护圣宫,里面供奉着麻城人自己创造的神灵—帝主菩萨!
遍布麻城各地的大小书院,加上各个家族兴办的族塾、私学,吸引了大批学者名士讲学其间,蔚成了一派研习《春秋》的洋洋大观。
四、群起的名师使麻城英才辈出,著述累累明清两季,麻城除了朝廷任命的外籍教职官吏,本土更涌现了一大批深谙《春秋》经史、学识渊博的儒师、山长,著名者有:
鲍楚山,明初麻城著名塾师,不仅名噪本邑,而且有大量外地士子慕名求学,如江西吴节(江西安福县人,成化年间任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球(江西安福人,永乐十九年进士,翰林院侍讲)、李绍(江西安福人,宣德八年进士,天顺中为礼部侍郎)等济世英才均出自其门。
吴山,麻城人,明洪武年间举明经,曾在巴蜀合州、内江、青城等地任教职,对《春秋》经义尤其精通,本邑宣德年间进士邹来学(官拜左都御史)师出其门。
万祥,麻城人,明成化七年举于乡,曾任苏州推官、黄州同知。后设馆授徒,学者称其为“河东先生”。董朴(明成化二十年进士,累官重庆、楚雄知府、江西参政,工诗词,人称“董五言”),是万祥的门生。
毛凤起,麻城人,曾游学于王阳明门下,后归隐五脑山设馆授徒,县令陈子文为他特建道峰书院。
刘守蒙,明兵部尚书刘天和长孙、御史毛凤韶女婿,曾三次将祖荫的入仕机会分别让给叔父和弟弟,为此,祖父刘天和为他特建白云书院收授门徒。
刘师召,麻城人,号鲁桥,一生著书讲学,明兵部侍郎梅国桢是其高足。
董天策,董应轸五世孙,以《春秋》授徒,学者称其为“柳溪先生”。康熙县令姜橚曾书赠匾额曰:“名重江都”,著有《四书文稿》、《春秋文稿》。
邓良燮,麻城人,康熙庚子岁贡,掌县学十二年,训课有法,刻《西陵课艺》,当时名士多出其门。
李中素,明四部尚书李长庚侄孙,康熙年间由岁贡授湘乡教谕兼岳麓书院山长,教迹卓异。
李远,字遐彰,麻城人,康熙年间举人,曾任湖南嘉禾县教谕,被巡抚聘请为岳麓书院山长,后升任永州教谕,年八十一岁才告老还乡。
鲍鹏,字南溟,麻城人,乾隆间举于乡,后在乡间开馆授徒。南乡程德楷(清嘉庆十年进士,由上书房侍读官至光禄寺卿)、袁铣(清嘉庆十六年进士,由翰林转礼科给事中,后主讲江汉书院)、梅茂南(清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知州)等名士均出其门。
张森柏,麻城东山人,光绪恩贡,少有文名,后在乡间设馆授徒。从学者先后达数百人,远近奉为大师。
侯天柱,乾隆举于乡,后设馆授徒,口若悬河,能言善辩,循循善诱,学者多受其益。
余逢,麻城东山人,曾从袁铣游学江汉书院,后返乡课族中子弟,使族中人文蔚起。
明清时期,本地有一大批致仕归乡的名流贤士跻身于麻城名师行列,如明代耿定向(原户部尚书)、耿定力(原兵部右侍郎)、周思久(原琼州知府)等在天台书院、辅仁书院、龙潭书院开讲授徒;熊吉(原璧山教谕)与毛凤起、刘承烈等在道峰书院、东溪书院讲学授徒;清代胡跃龙(原知县)、罗文枢(原知府)等人归田后在族中设馆教授族中子弟;袁铣(原礼科给事中)去职后主讲江汉书院;吴兆泰(原翰林院编修)去职后主讲荆门龙泉书院、武昌经心书院,是黄州府中学堂(黄冈高中前身)首任堂长。
外地来麻城讲学的名流学者则有:李贽、冯梦龙、徐渭、汤显祖、罗近溪、王世贞、钱谦益、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
有明一代,麻城科甲绵递,大批士子以《麟经》跻身仕林,扬名天下,其中仅以明经科入仕而著称者就有:吴山、喻文伟、李宁、杨敬、钟亮、蒋辅、李鼐、夏均辅、邓林、桂南、董应轸等。
外地慕名求学有成者有:黄绂,贵州平越人,其舅仕麻,故随舅来麻城学《春秋》,后登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左都御使,明史有传;刘春、刘台兄弟,重庆巴县人,因其父刘规(字应干)任麻城知县,故同来麻城学《春秋》,后兄弟均进士及第,刘春累官礼部尚书,明史有传;还有刘成穆(重庆人)、吴云(浙江人)、张大用(四川人)等都是在祖父或父亲宦麻期间来麻习《春秋》,最后都荣登科甲并名噪一时。
自明迄清,麻城人对《春秋》、《周易》、《孝经》等古代经典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相关的著述争相问世,著称于世的有:
《麟经古亭世业》(明)耿克励辑;
《春秋因是》(明)梅之熉著;
《经古文改释》(清)熊调鼎著;
《周礼节释》(清)鲍梁著;
《尚书绪言》(清)罗炳著;
《易钥》(明)彭好古著;
《易学就正》(明)刘承烈著;
《周易本义补遗》(清)王楠著;
《诗经解》(明)周宏禴撰,
《四书启蒙》、《四书解悟》(清)甘学洵著
《四书详说》(清)周维藩著;
《四书题解》(清)袁铣著;
《孝经正文、孝经内传、孝经外传》(清)李之素著;
…………
透过上述种种史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清时期的麻城堪称文化名区。所以,当时社会流行“山阳《礼记》,麻城《春秋》”的说法就绝非虚妄之言了。
附言:纵观今日中国教育的“黄冈现象”,我们可以找到它历史的源头,这就是当年名扬海内的“麻城现象”的继续。麻城人有理由为此而自豪。
注:此文原载《麻城文史》2009年第二期

鞠躬尽瘁的好官邹来学

熊孝忠
邹来学生于明代建文四年(1402年),字时敏,居官二十余载,既无显赫官职,也无奇功殊业,但其品行端正,备受后世推崇,堪称封建官吏之楷模。
邹来学 19岁考中举人,31岁荣登进士。初授户部主事,督饷陕西,因其规划有条理,守边士卒赖以足食。兵部尚书王骥巡视边防,对邹来学极为赏识,荐其到江北淮阳等郡总理预备仓粮,他干得极好,成效显著,升员外郎。正统年间,云南麓川宣慰使恩伦发(傣族)发动叛变,邹来学随王骥征麓川,奉命督兵当前锋,以文官身先士卒,出奇制胜,降附甚众,以战功晋升郎中,转通政司参议 ,总督北部边境永平、山海关粮储。正统十四年夏,蒙古贵族也先跃马长城口,对明朝发动战争。英宗皇帝亲征前线,于农历中秋节在怀来县土木堡兵败被俘,50万京城精锐部队伤亡过半,朝野震动,京师戒严,明王朝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明廷无主,孙太后命英宗异母弟郕王监国,群臣议政,兵部侍郎于谦坚主抗战,升任兵部尚书(原任兵部尚书已在土木堡之战中阵亡),调兵遣将,保卫京师。正在山海关前线总督粮储的邹来学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成为京城东北边防的临时总指挥(此为明朝初置巡抚)。邹来学申严号令,简练步伍,调遣可靠将领坚守交通险要之处。并上疏建言朝廷以猛将精兵扎营京城四周关隘,遇敌深入则内外夹攻,敌必受困。他向朝廷建言:不可重兵坐拥京师,遇急难仓促调动,未免缓不及事。此议为当政者采纳。九月初六,为稳定政局民心,群臣拥戴郕王朱祁钰继位,改年号为景泰。农历十月,邹来学奉命率所部精兵往紫荆关、易州,策应巡剿,一路追击蒙军至塞外。景泰四年(1453年),邹来学升任左副都御史(三品),提督居庸、紫荆、倒马、白羊、龙泉等各关隘。邹来学在东北戍边数年,简将阅兵,纳萏粟,缮仓廪,筑城浚濠;立屯树堡,修治械器,百废俱举,深得军心民心。此时长江下游一带大旱连年,特别是瘟疫流行,传染极速,“民之死亡者枕藉”,朝廷调邹来学任苏松巡抚。邹来学到苏松巡查,令各县立即停徭役,开仓廪,赈济灾民,同时上疏朝廷,请求留“输京米”30万石备赈,获得批准,民得苟活。此后劝农桑,修水利,查贪官,抑豪强,诛暴横,终于积劳成疾。病重仍勉强上路回京议事,途中逝于淮阴驿,寿 55。当地知府与邹来学有私怨,乃令人检查其随身包裹,想搜出贪赃钱物,不料包内只有朝服一件,奏疏数卷。此知府遂感极而泣,设祭悼念。景泰皇帝闻耗,悲伤得赶紧退朝。朝廷遣官致祭,命工部营冢,御葬樊涧桥。又赐三品官三代,诰封荫子二员。后世称邹来学为“大中丞”或“都宪公”。
此外,邹来学留存于世的最大遗迹,是明代(京东)长城。据《明史•景帝本纪》载:“景泰元年(1450年)提督东京军务、右佥提督御史邹来学修喜峰迤东至一片石各关隘”。“一片石”即今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九门口长城,坐落于辽西走廊西端,南距山海关 15公里,是明长城的重要关隘,被誉为“京东首关”。九门口长城依山势起伏盘旋升腾,全长 1704米,是中国万里长城中唯一的一段水上长城。九道水门横跨两山之间,建筑结构独特,防御设施密集,形成“城在水上走,水在城下流”之势,称之为“水上长城”。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邹来学去世时,其家“田不满三十石,宅无雕彩之饰”。30年后,镇守边关的参将刘辅等人在蓟州为其修建祠堂,岁岁祭祀。50年后,守备遵化等城指挥使张玙,又在遵化为邹来学建祠立碑。邹来学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在遵化前线写给妻儿的家书,在他去世后更是广为传诵,一时名公巨卿上百人为之题跋。辑存于《邹氏族谱 .文集》卷中,刊为厚厚一册。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民必铭之。
附:邹来学家书《戒子书》

戒子书

字寄妻杨氏、男邹瀚:
余不及言,自离家之后,将及二载,乡市各处,亲邻朋辈之往来,以及家务、人口、种作、屋宇、塘池、树木、头畜等项,二兄家道安否,澍、海二子生理,俱不知详悉。尔虽有家信一二次,只开些须略节,岂想父在远方,时时怀念。以此一事观之,尔之平昔为人苟且,简慢懒惰,粗粝无状可知。其待父母如此,又不知相处内外亲戚邻里何如。每忧尔少读书,识见寡,操历浅,至亲至眷不知尊重,小男小女不知抚字,左邻右舍不知和睦,年老之人不知恭敬,贫穷之人不知眷顾,患难之人不知怜悯,为恶之人不知回避,为善之人不知仿效,有恩之人不知报本,有冤之人不知洗雪,与人饮酒不知深浅,醉后之言无天无地,无礼无法,醒后诸事不知。与人交钱,不知仗义,和好之时,如兄如弟,如胶如漆;一文相兢,诸情不顾。乡间往来常乘骡马,见人不知下地,大帽长衫骄傲放肆,作揖不知低头,识者莫不耻笑,谁肯劝戒。说尔好者,欣然而喜,春风满面;说尔歹者,勃然作色,怒气满怀。至若起家不知要节俭,耕作不知要辛勤,畜养不知要水草,树木不知要栽种。子弟要教训,屋厅要打扫,内外要防闲,出入要谨慎,夜晚防盗贼,丰年防旱干,有日防无日,用人要饱暖,待下要恩爱。我忧尔之不能为人,不止此数者,聊说其大略。
尔书每说牛死。比之常人家,一牛使数载而不伤者,何也?盖因心痛此牛,牧养得法,水草依时。尔书又说无本钱。比之别人家,一般纳钱粮,赶人情,又当相应人。夫凡事量入为出,千思万想,要知何者为起家之计,何者可以纳钱粮,何者可以备荒旱。务要长远,莫顾眼前。
我每想自己仕途数年,间必有深过,以致祸恶,上及先母,下及溥儿。自朝至夕,惶惧省责,又惭薄德菲材,劳数次之章奏,遭几番之荐拨,诚恐有负朝廷之委托,宁又肯贪污以辱名节,贻后患于子孙乎?况因守制三年,为家事之累,往往作事不守本分,致人嗟怨,蒙恩宥之后,尔当洗心涤虑,改过迁善,愈谦愈卑,更让更和。平昔之仇隙者,今则待之如芝兰;昔时之构怨者,今则待之如骨肉。事事守己,件件安分。官府一迹不至,外事一毫不为,广结人情,溥敬乡里,贫淡乃安乐之本,清闲是享福之源。人家有长短,不要偷寒而送暖;乡里有过恶,不要面是而背非。随步而行,全凭方寸,不必东思西想,不论尔强我弱。看破事情,富贵浮华皆为外物,有命所拘。思之思之,慎之慎之,尽心以守之,勿以余言而轻易之。
二兄不知来否?早晚殷勤孝顺。周先生在家,或一月、或二月常去拜问,每事一一请正而行,当以父事之。我自幼而长,死生患难之交止一二而已。你母亲好生将息,来年必有北行。邹瀹八月末定起程,溥儿丧事可停于西畈北边横屋内,早早看下地,整理灰砖,一到就不久安葬于后山高阜处,或樊桥左右。其余皆不尽言,瀹回再有计议。邹纪兄弟、胡仲亨等不知比常用心何如,便中一一写来。大姐常常去看,诸亲尊长亦常看。诸公俱致意,后另书奉。
正统十四年己巳秋七月七日 寓遵化公馆书“治行天下第一”的廉吏刘训

郑重建
刘训,字忠言,麻城锁口河(今麻城顺河镇罗家铺)人,生于明永乐二年甲申(1404),明天顺八年甲申(1464)卒于贵州,享年六十一岁。配喻氏,封孺人,生子四:仲辇、仲车堂、仲车奇、仲範。
刘训于明宣德七年(1432)举于乡,明正统四年(1439)中三甲第五十二名进士,授江苏金坛知县。任内多惠政,生性俭朴,自种菜园供食用。巡抚周忱得知情况后大为感动,特签当地鱼菜户(专门养鱼种菜的人家)各一,以此供养资助他。并且被当朝宰相王翱举荐表彰为“治行天下第一”。
金坛县为此将他奉入名宦祠祀之,有赞语曰:“惟刘金坛,畴云令难;文襄助廉,忠肃推贤;烜恒御史,风起笔端;世美孙枝,不愧豸冠”。正统十年(1445)刘训任山西巡按御史。景泰元年(1450)诰封其父刘从宪为御史,封其母桂氏为太孺人。景泰元年冬奉敕广东“清军”(按察使下属的道尹,职责是对军队进行监管)。天顺元年(1457)升任山西右参政,阶亚中大夫;天顺四年(1460),升贵州左参政,阶大中大夫(相当四品衔),资治少尹。同年三月,由刘训主持创修了麻城锁口河《刘氏宗谱》,后世称刘训为“大参公”。
刘训升任山西参政时曾路过家乡,他的次子刘仲车堂已是贡生,三子刘仲车奇已经乡试中举,但训公却脱去官服,自己操起犁辕,让两个举人身份的(古代中举就意味着有官位了)儿子赶牛耕田,以此教导他们不要忘本。等到山西方面派来差人迎接他的时候,刘训嘱咐家人酒肉款待并赏钱给差人,然后才放下犁,回家换上官服与差人相见。
相传刘训与喻氏夫人新婚之夜,有小偷凿壁穿穴欲行偷盗。刘训悄然披衣躲在凿开的墙洞边,等小偷一露头,马上抓住他的头发,并拿石头塞住他的脖颈,令小偷无法动弹,然后取灯一照,发现竟然是个熟人。刘训惊讶地说,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丑事呢?说完,又去取来一些银钱给此人,并劝告说,这钱你拿去置些产业,好好持家过日子,再别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小偷千恩万谢地走了,事后家人无论怎样追问,刘训至死始终没有说出偷儿的名字。刘训逝世的时候,邻居家有人原来因为家贫,行为有些无赖,后来却勤劳持家,渐渐富裕起来,这人当时哭得非常厉害,哀痛之情胜过刘训的家人,众人因此怀疑此人可能就是当年的偷儿。
天顺八年(1464)八月,刘训卒于贵州任所。灵柩扶送归乡的那天,当地各级官员民众都赶来拿着幡杖痛哭哀送,并且写诗作文哀悼他的生平事迹。金坛人何自学在《望云图》后叙里写道:“公为人,能而不矜,劳而不伐,诚确而清慎,谦谦有古君子风。其来山西已二年矣,虽深山绝徼,人迹罕至者,公必遍历之。严寒盛暑,敝衣粝食,人不能堪者,处之怡然自得,以故军民利病,纤悉俱知,兴革必当。 ”
刘训的夫人喻氏出自名门(是麻城明代嘉靖二年进士、福建道监察御史喻希礼的姑祖母),他们一生很恩爱。夫人临终前对训公说:“我与您白头相守,彼此无话不谈,唯独我们新婚之夜那个小偷是谁,您总不告诉我。现在我快要死了,您总不会让我把这个遗憾带到棺材里去吧?”训公正颜厉色说:“我平生所作所为都可以对人说,唯独这事,哪怕是对夫人您我也不能说。如今夫人快要离开人世了,您又何必非要知道小偷的名字呢!”就这样,夫人在贵州先公而逝。
安葬前,刘训请了一个有名的地仙在家乡看地,地仙占卜说:“有子癸腾腾,入亥乾丙向,爽蛇扞云云。”刘训说,这说的不就是二世祖妣郑老孺人下葬的土门大蛇形地吗?于是又请地仙到大蛇形占卜,看是葬在祖妣郑老孺人墓的左边还是右边。地仙又占卜说:“万年板上好安身。”最后决定葬喻氏于郑妣之右。掘墓坑时,底部遇上大石一块,长短宽窄与棺木大致相等,人们这才明白地仙谶语的意思,就将喻氏夫人安葬在这里了。果然,刘训的后裔子孙非常富贵发达。他的孙子刘天和成为了兵部尚书,位极人臣。
这一记载有点玄乎,真假已不可考,也不重要。历来有人信风水,有人信修为。笔者学识所限,难以判断孰是孰非。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按察使周鉴的传奇人生

周汝成
明朝早期进士、官至山东提刑按察使、正三品大员周鉴,字以人,号孔明。他出生在麻城市中馆驿镇七屋垸村欧阳氏的一户农民家庭。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一跃而成为朝堂重臣,论起他的家世和个人经历的确够传奇的。
明朝初年,周鉴的曾祖父周受七与哥哥受六回应朱洪武关于“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号召,举家从江西鄱阳县板桥镇迁来麻城定居。兄落户在蕨淡山,今南湖办事处十里铺村大周家垸,繁衍生息。弟定居于新店畈,今中馆驿镇周家楼村,开劈新的生活之路。
周受七一家初来麻城,生活清贫。经人说合,他把儿子周富送入当地世居户欧阳家(今七屋垸村)做上门女婿,并且改姓欧阳。时逢天下安定,人心思治。这周家人穷志不短,借着欧阳家的生活平台,立志发扬周欧两家良好的家风光前裕后、立身显亲。
欧阳富与妻子欧阳氏生有三子,长子名仲旭,次子名仲馗,三子名仲昶。夫妻俩虽是农民,却也受到“耕读传家”的影响,在男耕女织、兴家创业的同时,安排三个儿子闲时上私塾读书,农忙时下地干活,耕读两不误,希望三个儿子日后能有出息。
欧阳富的二儿子欧阳仲馗娶妻罗氏,于洪武辛巳年三月初七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此儿呱呱坠地,哭声洪亮、天庭饱满,合家欢喜异常,遂取名为“鉴”。欧阳鉴天资聪敏,与群童同堂读书,专心致志,目不斜视,心无旁骛。一天,众学童趁老师不在场时都到后院去打枣子吃,老师回来只见欧阳鉴一人端坐课堂、聚精会神地做功课,丝毫不为所动。老师问:“以人,你不喜欢吃枣子吗?”小鉴儿站起来恭敬地回答:“师父,您不是说功课没做好就不能贪玩吗?”老师赞不绝口地夸他日后必成大器。
功夫不负有心人。明永乐庚子年(1420年),十九岁的欧阳鉴初次赴省城武昌参加乡试,一举夺取乡魁,但他不想以举人的身份做官,而是立志考上进士后大展宏图。
然而,通往进士之路并非坦途。欧阳鉴接连八次进京赶考,八次落第,“进士”桂冠始终与他失之交臂。
人到中年的欧阳鉴不焦不躁,静下心来坚韧地朝着既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一年,他毅然离别贤妻爱子而游学江西,拜在彭华先生门下改习《麟经》,悬梁锥股,晨昏苦读,学业几近炉火纯青。据《周氏宗谱》记载:在正统乙丑年(1445年)春,他准备第九次赴京参加会试的前夕,更尽灯残,伏案昏沉睡去。得见曾祖父周受七飘然而至,给他披上衣襟,抚摸着他的背膀说:“伢哟,你是周家的子孙,虽然已三代寄姓欧阳,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天作权宜缘份。那段权宜寄姓之缘已满,你现在只有复启我周姓方能高中皇榜。切记!”欧阳鉴一觉醒来,方知是梦。既然是曾祖托梦,必然事出有因。于是他就遵照曾祖父之训启用周鉴的名字,如期赶赴礼部参加全国群英会试。会试那天,答题做得很顺利,还不到燃蜡掌灯时分就交卷出场。发榜那天,果然是沐祖隆恩,擢会魁第四(即周鉴的应试文章被评定为本届全国大比的第四名)。普天之下,学子如潮,名列前茅者凤毛麟角。经皇上和朝中重臣主持的金殿面试,赐三甲第九名进士。皇上见周鉴老成练达,选授北道监察御史,去巡按多年来积弊成疴的江西。
周鉴明白,身受皇恩就必须对上忠于朝堂社稷,于下要呵护黎庶百姓,任何时候都不得贪赃枉法、结党营私。当时,正值江西在组织选拔下届参加全国会试人才,主持选拔人才的巡抚委托周御史主持这场典试,他用心谋事,不徇私情,唯才是举,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的钟忠民、何椒邱、高明及他的授业老师彭华等一批有用之才参加甲戌科考。彭华得中会元、二甲进士,尔后与周鉴一为授业老师,一为中试老师,相互称师,在科场官场传为美谈。钟忠民中进士任御史,何椒邱中进士后官至尚书,高明三甲进士官至都御史,此四人功勋在社稷,皆中试老师周鉴慧眼识珠所由起,成为全国少有的为国选良才的典范。
周鉴巡按江西时,朝廷重臣大学士陈循的儿子横行乡里,强夺民田、强占民女,为所欲为,百姓痛恨,敢怒而不敢言。周鉴不畏权臣,对横行乡里的强权黑恶势力敢于依法查办,令陈徇的儿子还人还田于民,救一域生民于水火。数十年后当地百姓还广为传诵。
陈徇对周鉴不给自己面子一事十分窝火,但又抓不到周鉴的任何把柄,暗中联络群僚故旧,贬低周鉴的考绩,不仅不论功行赏、按能配职,反而差遣他到云南边远山区当个按察司副使。并且一任就是三届 ,历时九年,不准调动、不准升迁。
月桂清香,在于耐得住寂寞;松柏长青,贵在承受得起高寒。周鉴认为,官不在高,只要能为朝廷分忧为百姓谋利就是本份。他到云南后,访民疾苦,调查积案,坚持惩贪治腐,纠正冤假错案,对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把积案查得水落石出,处理得明明白白。与此同时,他组织官绅百姓修筑宝泉坝,蓄水灌田数万顷,使得一方百姓水旱无忧,丰衣足食。
周鉴为官的理念是鱼不离水、瓜不离根、官员不能离开老百姓。他说,“孩子只有自小就生活在民间才会知道民间的疾苦,蓄养在衙门官邸内是培育不出良材来的。贤妻良母也只有留在家中侍奉公婆、教育子女、操持家业,才能使得家庭和睦,家道兴隆。”他在云南任按察司副使九年,一直将夫人、子女留在家中,仅带两个男仆随身调用。这同当时身边妻妾成群、丫环侍女美女如云的封建士大夫相比,显得天壤之别、仙凡两界。为他身后子孙昌隆、家道长盛不衰奠定了思想品德之基。
心纯意善者自有神灵保佑。周鉴在云南任按察司副使的第九年,忽一日报知:堂上老母罗氏夫人病逝。于是他就带着仆人匆匆上路,水陆兼程往回赶。走出云南进入四川时,舟行水上,突遇狂风,掀翻了舟楫,周副使落水被罩在舟底。随从周济取斧劈船救主,当他从船旁奋力劈开船板时,只见周鉴神色镇定,静静倚在船中。周鉴得救后召来当地驿丞说:“我在云南任职九年,只结余薪水白银二百两,几套旧衣共一皮箱,全都掉入了水中,请你帮助打捞起来吧。”驿丞应命,找来两个渔人从翻船的地方放钩下去探寻,钩到物及,不一刻就全数打捞上岸,开箱验查如数未失。在场众人都惊叹不已:“这真是贵人自有天照应啊!”
周鉴回家服孝三年期满,赶赴京城向吏部汇报履职丁忧情形及有关事宜。依照他的官品和功绩升任山东省提刑按察司正使,官至正三品。在山东任上,他一如既往,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劳,为百姓办事,勤勉于公务,理冤惩奸,政绩卓著。后因年近七十,即上章引退,致仕回乡,进阶嘉议大夫。明宪宗赞之为:“权操生死,夜无怨鬼之声;泽及黎元,国有贤臣之颂。”并亲颁诰命褒奖,赠他的父亲欧阳仲馗为监察御史、山东按察司副使。他的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伯父、伯母、父亲、生母、继母、叔父、婶母,及本人的妻妾人人承恩受封,满门荣耀,现录其中之一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勅曰,司寇之官所以纠察万民也。尔中宪大夫山东按察使周鉴,性极聪明,才称豪迈,学探秘奥、行尚真纯。历任二十年,仅携苍头二子;官滇九载,竟无余俸千金。兹特受尔嘉议大夫,山东按察使。鸿勋既建,益懋前猷。凤诏频颁,行膺后命,钦此。
诰命
成化八年十月初一日(皇帝之宝)
周鉴退休还乡后,因他的硕德重望为时人所师法,麻城县令朱嵩在县衙旁修建耆英堂(后改称三老堂)请他和原山西布政使李正芳、原陕西省布政司参议董应轸定期入堂,向他们请教治理县域的灵方妙道,充分发挥了他们三位德高望重的致仕高官的才干余热,把麻城治理得井井有条、远近闻名,成为麻城历史上退休高官佐政的一道靓丽风景。成化 14年(1478年)11月 24日,他偶感风寒,在家安详逝去,享年 78岁。
根深枝叶必茂,祖德厚重则子孙必昌。周鉴终其一生,吏治综核尤极精密,诗文沉雄博雅,为人清心寡欲,堪为后代典范。在他中进士后的第五年,长子周洙中景泰庚午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复任仪陇知县,以子廷征贵赠文林郎、山西道监察御使。周鉴的儿孙中举、中进士者连科接踵,有如雨后春笋。他和他的后四代共同创造出“六代人,五进士、七御史”的荣光。从周鉴恢复周姓开科甲之先河起,在大明一朝,麻城新店畈周家共走出 7位文进士、一位武进士,31位文武举人,54人成为朝廷命官,人称为书香门第、科甲并蒂、袍带世家。
二百多年后,麻城重修三老堂,缅怀和延续周鉴等三公德政人品,可谓香远溢清,德泽后世。

董应轸的传奇人生

张云飞
有明一代,麻城大地人文蔚起,人才辈出,有一百二十五名文武进士金榜题名,举国称奇。仅麻城七里岗曲龙溪的董氏家族,就出了六名进士,十六名举人,科甲人文,冠于一邑,成为誉满麻城的书香世家。董氏家族的兴旺发达,肇自迁麻五世祖董应轸。董应轸一生娶了三个太太,生了八个儿子,其中四中举人,三登进士。董应轸以个人的德行和才能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教学有方的乡村塾师
董应轸(1387-1472),字宗南,别号万松。他的太祖董奉高,于元末时从江西乐安流坑来到麻城,落脚于横河。麻城董氏家族由此发轫。董应轸父亲董世才以明经荐举出身,授桂林检校,卒于任上。董应轸攀灵痛哭,痛于自己不能终养父亲尽孝,誓不出仕。同乡之人赞赏他的品行,就请他在乡学里做塾师。他教学有方,深得学生喜爱,在麻城影响很大。一天,知府下乡,路过学校,看见一群少年在路旁拱手而立,彬彬有礼,就询问他们的老师是谁。没过几天,知府就派督学来动员董应轸走科举之路。在知府的严厉逼迫下,董应轸才勉强答应进府学专攻科举。走出这一步时,他已年过不惑。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董应轸从一个寂寂无闻的乡村塾师,成为知府眼中的才俊,得益于他教学有方,学生的表现给了他满分。据《三楚世家•朱氏族谱》中舒昆山《陇西太守公传》记载,董应轸确实带出了一群了不起的学生。第一个在科场赢得功名的是熊祥,他于 1450年考中举人。特别是到了成化年间,董应轸的学生一个个在科场脱颖而出,共同创造了麻城人才辈出的神话:1465年,王本俭中举,1471年,万祥中举;1474年,邱莹、熊经中举;1477年,熊璋、舒昆山中举;1478年,王本俭、熊经中进士;1484年,舒昆山中进士;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是李靓,1457年中举,1469年中进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啊!
告别乡间的私塾,告别可爱的学生,董应轸收拾起自己简单的行囊,从乡学出发,走上了仕途。
忠信无伪的落第解元
知府的眼力果然不凡! 1432年,董应轸中乡试第一,成为远近闻名的董解元。解元,是董应轸的第一个功名,也是他最终的功名。不是他不思进取,也不是他的才学不高,而是他为人忠信,上了同乡的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同学中有人忌妒他的才学,同应会试时,利用他为人忠信,假约一起“减场”——就是少做几篇试卷。董应轸因为信守约定而“不及格”落第,而与他相约的人却以七篇文章中了进士。会试结束后,主考官看到他的文章写得很精彩却没考中,很是怜惜,得知原委后非常气愤。董应轸说:“不入仕途是我的初衷,现在出了这样的事也是我命中注定的。我当然不能出卖朋友而换得自己的功名。知府对我要求严期望很高,我只能做个下吏来报答你的知遇之恩了。”上了这个天大的当,吃了这个哑巴亏,董应轸被授郑州学正。
言必忠信,行必笃敬。董应轸输了这场考试,但他坚持了自己做人的准则,所以赢得了主考官的佩服。得矣?失矣?自有后人评说。
文治武功的地方官员
学正是个文官,主要职责是对州学的秀才们进行管理和考核,相当于今天的省重点高中校长吧。董应轸做郑州学正,干的还是本行,不同的是,他的身份从乡间的私塾教师变成了“国家公务员”,他的学生从乡间的小孩换成了享受国家供给的“生员”。董应轸与当地社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公务之余,吟诗作对,颇为风雅。文名日隆后,他也应约为当地有名望的人撰写碑文。当朝大学士杨文贞路过郑州,偶然见到他写的碑文,大为欣赏,赞其为“当代奇才”。回京后,即提升董应轸为福建提学佥事,相当于省教育厅长。董应轸在福建选士之甄,作人之雅,在八闽大地,传为美谈。
董应轸的初衷是作个塾师终老乡间,不料做到了学正,更越级升到了提学佥事。一个僻远之地的教职,能够得到这样的提拔,是锦绣文章成全了他。在《董氏族谱》中,保留的董应轸的一诗一赋,可以管窥他文才之高妙。《游龟峰》是一首律诗,写得大气磅礴:“名山雄峙邑城东,天落蓬莱第一峰。扫地晓岚堆翡翠,倚空晴嶂削芙蓉。琪花迎暖春香放,琼树凝辉夕雾浓。应有神灵产申甫,诗人宁独美乔松。”《剑门赋》开篇写道:“西蜀之北,剑门控塞。卓天堑之嵯峨,俨方城之刻划,垒百雉之崇墉,削两崖之峭壁;亘如列障之屏,利若排空之栅,实险固而莫逾。”用排比的句式,形象的比喻,突出了剑门之险,读来气势逼人。整篇赋写了剑门之险要、剑门之闭塞、剑门之得名、剑门之历史和游历剑门之感慨,是难得的佳作。
后来,广西大藤峡寇乱,举朝推荐董应轸前去治乱。朝廷又逾升他为广西参议(从四品)。董应轸奉旨督师平蛮,不久捷报京师,文治武功名传天下。
此时的董应轸年过五十,知天命,识进退。官场十多年的打拼,虽然是一路春风得意,心中归居田园之思却越来越浓。麻城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时时出现在梦中。他屡次上疏请求退休,不被批准。天顺八年(1464年),他自动离职回到麻城,颐养天年。
德高望重的县衙顾问
董应轸回乡定居白杲,闭门谢客,不问外事。过起了“老归乐桑梓”的乡村生活,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他曾作《漫兴二首》抒怀遣兴。一首是“苦为虚名增白发,更无良术转朱颜。莫厌林泉门面小,尽饶风月担头闲”;另一首是“破屋疏篱傍水涯,老来常得卧烟霞。午鸡唤醒邯鄣梦,坐看春风扫落花”。从诗中我们不难体味出董应轸乡居时“老乐林泉”的恬淡心情。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董应轸已过了十多年的乡居生活。成化中(1465-1487年间),四川人朱嵩以岁贡入仕,任麻城知县。他是明代在麻城做知县的第一个四川人。当时,董应轸、周鉴、李正芳三人致仕家居,名高望重。朱嵩对他们十分敬重,有大事就请教。湖广巡抚吴琛来到麻城,询问朱嵩治县的方略,朱嵩谦虚道:“我这样跑腿的官吏有什么才能,就是听了两三个大夫的话啊。”吴公非常赞赏朱嵩的做法,提议为三位老者建一座堂馆,以便于随时咨政。朱嵩就在县治右边建了“耆英堂”,作为专门议政之地,县中每有大政,则请三老登堂共议。朱知县建的耆英堂随着三个老人的离世,早已人散堂圯。一百六十多年后,四川涪州进士、麻城知县文德重修,改名“三老堂”。董应轸等三人的故事演绎成了麻城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美事,流传至今。
善教子弟的严厉长者
董应轸回乡闲居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对儿孙的教育非常重视,时常亲自教授经史,在家族中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麻城董氏家族发展成“簪缨望族、忠孝名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450年,长子董绪中经魁。1462年,三子董绂中亚元。1472年,也是董应轸在世的最后一年,董绂又中进士——他是麻城董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董应轸身后,六子董、七子董、孙子董朴分别于 1493年、1490年、1484年中进士。明、清两朝,家族中出了八名进士、十九位举人。这期间,董氏家族在麻城立起了五座牌坊:一座是“钦锡福建提督学院晋阶朝列大夫董应轸坊”,建在曲龙溪万松亭,题为“忠勤可嘉”;一座是“钦锡三进士董绂董董坊”,建在董家寨门首,题为“花萼联芳”,坊柱联为“三凤起河东联登虎榜,群龙趋翼北独占鳌头”;一座是“钦锡御史董坊”,建在白杲河东鱼形地,题为“三楚闻家”;一座“钦锡御史参议大夫董坊”,建在石桥院子门首,题为“青云接武”,坊柱联为“身近龙颜列祖绳绳登凤阙,名题雁塔诸孙济济步蟾宫”;一座“钦锡御史董参政董朴巡按董石坊”,建在麻城县圣门云露街,题为“奕叶登荣”。家族的兴旺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董应轸的孙子董朴《题耆英堂壁上画梅(有序)》中记载了祖父“善于教子弟”的故事:董朴二十八岁时在县学设讲,表弟刘燧也在这里听讲。刘燧善画梅,画了一株古梅于耆英堂后壁。董朴见画兴起,题诗一绝于其上:“笔端造化天机巧,一段春光长不老。岂唯古干势昂霄,更有新枝生意好。”看过的人都称羡,赞其诗与画并美。后来,祖父董应轸发现了,命童仆将诗画刮尽。董朴和刘燧知道后,非常害怕,跪了两个时辰谢罪,被厉声赶走。又托亲戚中的年长德尊的人去说情,董应轸才说明自己的用意。他说诗与画最妨碍举业,不是后生小子应该用功的地方。董朴和刘燧于是各自禁止诗画,用心读书。两年后,董朴、刘燧双双中举。六年后,董朴举进士。十年后,刘燧举进士。董应轸对子弟教育的严格,于此可见。
成化壬辰(1472)年十月二十六日,董应轸去世,葬于白杲河东。
对于这位董氏家族的重要人物,董朴曾满怀崇敬写下了《颂祖松亭府君》:“吾祖初不事文章,秋闱发解名显扬。试官教职桃李香,两历宪台明秋霜。未老归来乐桑梓,间课儿孙读经史。眼前次第掇高科,膝下纡朱并曳紫。辽阳鹤去本十秋,松楸隐隐还高邱。如今吾邑论人物,顺数逆数咸当头。”
董应轸的传奇人生,被明代翰林院编修、进士郭子章写成《万松公行状》,收录于麻城《董氏族谱》。郭子章总结董应轸的人生有四奇:一是以一乡村学究受到郡守的重视;二是以一落第举人受到主考官的佩服;三是以一远州教职受到宰相的推荐;四是以一闲居散官受到县令尊崇。这段话概括总结董应轸的传奇人生是十分精确的。

一身正气的职方清吏司李文祥

郑重建
李文祥,字天瑞,号简斋,麻城李家坝人,生于明天顺六年(1463年),卒于弘治五年(1493年)。
李文祥的祖上自元初由江西迁至麻城,此后一直定居在李家坝繁衍生息。李氏家族秉承先贤美德,树耕读立业正气,扬诗礼修身齐家之清风,产生出了治国平天下之群材,成为麻城明代四大望族之一。有明一代,麻城李氏共出文进士 7人,文武举人 31人,可谓贤才辈出、俊彦纷呈,名噪一时。
李文祥的祖父李正芳,字彦硕,正统壬戌(1442年)进士。授东昌、南阳知府,善政爱民,仕绩卓著。继而调任保林知府,因军功显著而升任山西布政使。李正芳忠于朝堂,爱护百姓,广施善政,山西获大治。他任满致仕回乡时,当地官民送行者相拥塞道。回乡后,他与同邑董应轸、周鑑两位退休官员,经常为麻城县令建言献策,被并称麻城“耆英三老”。李文祥的父亲李()于正统七年乡试中举,进而于成化五年中进士,官至陕西参政。
李文祥于成化十九年(1483年)二十一岁时中举,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从李正芳到李()再至李文祥,祖孙三人创造出麻城第一个“嫡传三代三进士”的科甲辉煌。
李文祥自幼俊异,受良好家风的熏陶,从小饱读诗书,弱冠之年即高中乡榜。中举的第二年满怀信心进京参加会试。刚好他的外公担任本次会试的典司,外公疼爱外甥心切,预先给他以考试内容方面的提示。进入考场后,试题果然如外公所言。李文祥即向考官托称腹痛不能坚持考试,毅然退出考场,决计下一科再会天下英才。是金子放到哪里都闪光,成化二十三年,李文祥再次进京会试,凭着满腹经纶,终将“进士”桂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其时,廷试尚未举行,李文祥因与内阁辅政万安的孙儿万宏璧同榜登科,其才能被万安看重。出于网罗党羽的意图,万安授意孙儿邀请李文祥到万府作客,私下许诺说可以助他廷对时成为头名进士。席间,试探性地让李文祥为他画下的《雨鸠图》题诗助兴。李文祥对万安为官不正、人品低下早有所闻,于是不假思索,在图上题诗道:“鸠一声兮鹊一声,鸠呼风雨鹊呼晴。春来风雨寻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表明了他虽身在官场,但“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和对贪赃枉法者疾恶如仇的情怀。自此,万安衔恨在心,不仅没有兑现让他名列榜首的诺言,只给他排名三甲第五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而且不予安排要职,给李文祥未来的仕途投下了浓厚的阴影。
不久,明孝宗继位,由万安起草颁布登极诏书,不许风闻言事。此前,朝廷盛行弹劾之风,言官纷纷上疏弹劾时政,眼下却噤若寒蝉。忠心耿耿的李文祥,其时不过是一位没有实职的部曹吏员,但他不因位卑言轻而畏葸不前,慷慨上书直谏:“窃惟帝王为政,恃权与法。权贵一,不可使近习分,分则政出多门而祸乱作;法贵立,不可使小人玩,玩则心无所忌而僭夺兴。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夙闻仁孝懋著,群臣溢于耳目,四海遍于口传。咸望祖宗之业在此中兴,帝王之治由兹再造。然举裘必契其领,张网必提其纲。今之纲领实权与法,不先提契,无由举张。往事难追,多言徒咎。臣谨以切于今日者昧死言之。”
当年,明朝廷从内阁到六部衙门的实权派,大多尸位素餐,精于营私,皇帝不理朝政,大臣一味糊弄天子。当时人们说内阁三成员(万安、刘吉、刘翊)是“纸糊三阁老”,说六部尚书是“泥塑六尚书”。其吏治腐败可见一斑。李文祥要“昧死言之”的“今日者”,针对的就是这些位高权重的朝廷要员们。
李文祥接着写道:“祖宗设内阁六部,赞万机,理庶务,职至重也。顷者在位多匪人,权移内侍,赏罚任其喜怒,祸福听其转移。仇视言官,公行贿赂。阿之,则交引骤迁;忤之,则巧谗远窜。朝野寒心,道路侧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国宪,择谨厚者供使令。更博选大臣,咨诹治理,推心委任,不复嫌疑,然后体统正而近习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轻重适宜。顷法司专徇己私,不恤国典,豪强者虽重必宽,贫弱者虽轻必罪,惠及奸宄,养成玩俗。兼之风尚奢丽,礼制荡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拟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旧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威,然后礼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
揭露了这些丑恶现象之后,他紧接着又举出了一些实际例证,向新皇帝进献忠言。奏章中说,“然国无其人,谁与共理?致仕尚书王恕、王竑,孤忠自许,齿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纯刚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资其议论,必有裨益,可翊明时。且贤才难得,自古为然,习俗移人,豪杰不免。惟兹臣庶,不尽庸愚,能知自愧,即属名流;乐其危灾,乃为猥品。愿陛下明察群伦,罢其罔上营私、违天蠹物者。余则勉以自新,既开改过之
路,必多迁善之人。臣见登极诏书,不许风闻言事。古圣王悬鼓设木,自求诽谤,言之纵非其情,听者亦足为戒,何害于国,遂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祸唐,王安石持此以祸宋。远近骤闻,莫不惊骇!愿陛下再颁明诏,广求直言,庶不堕奸谋,足彰圣德。大率君子之言,决非小人之利。咨问倘及,必肆中伤。如有所疑,请试面对。”
李文祥的疏奏,不但列举了宦官及执政大臣的种种劣迹,而且直言新皇施政的不足,宦官及执政的万安、刘吉、尹直等都很痛恨他。疏奏呈报给皇帝后,李文祥静候消息,数日内未听到任何音讯。忽然一天,皇帝下诏让李文祥到左顺门,以他疏内有“中兴再造”的语句,传旨质问并责备他,李文祥从容作了辩解并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随之,文祥被谪贬到陕西咸宁县充任区区八品县丞。
文祥谏言遭贬后,南京主事夏崇文为李文祥奏本论救说情,新皇帝朱祐樘不为所动。后来工部主事莆田人林沂又向皇帝上疏请求召还李文祥及汤鼐等人,劝朱祐樘采纳夏崇文所请之事,于是,皇帝部分采纳夏崇文的建议,下旨召回了陈献章、谢枭等人,但是李文祥不在其中。此时,阁老万安已辞职下野,另外两个阁老刘吉、尹直的一些言行被揭露后,激起了新皇帝的愤怒,严旨切责他们。许多朝廷大臣就此举荐李文祥,但是都被刘吉、尹直从中作梗所阻扰。
弘治二年,经东山再起的吏部尚书王恕举荐,李文祥被召为兵部主事。离开咸宁时,陕西布政使以下的官员纷纷给予馈赠,被李文祥一一回绝。到官仅仅十几天,朝廷便发生中书舍人吉人案。此案起因是御史魏璋假借名义,弹劾时任中书舍人的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党”,皇帝大怒,将吉人下狱,李文祥遭诬罔构陷,被打成吉人的朋党而牵连下狱。不久,李文祥出狱,被贬谪到贵州任兴隆卫经历。
就这样,未及而立之年的李文祥,由京城历经千辛万苦辗转被流放到了边远蛮荒的兴隆卫。他没有因此而自甘堕落,在兴隆卫经历任上,他倡导革除了当地用活人祭祀的野蛮习俗,推动当地教育,奋志作为。明万历《贵州通志•兴隆卫•风俗》记曰:“成化间(应为弘治间)经历李文祥革去活祀,……后郡人周瑛崇尚朱氏家礼,冠婚丧祭祀尊奉”。 嘉庆《黄平州志》载李文祥“招寨长,申场禁”,极力革除地方积弊。
李文祥任兴隆卫经历期间,正值郡人周瑛致仕归来,年已六旬的周瑛与尚未而立的李文祥成了忘年之交。同为进士出身的两人心性相投,常常一起探讨军国大事及切磋诗艺。周瑛与李文祥共同致力于革除地方积弊、引进中原文化,推动了本地的文明进程。万历《贵州通志•兴隆卫•学校》载:“弘治二年,指挥狄俊、经历李文祥改建(兴隆卫儒学)于城南”。可见,李文祥对兴隆卫儒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李文祥熟知兵法,弘治五年,都御史邓延瓒征苗,咨询李文祥对苗用兵之策。李文祥向邓延瓒陈“征南苗兵略”,“兵略”对敌我双方分析透彻,策略精准独到,为征服苗蛮立下了功劳。邓延瓒很赏识他的才能,举荐他担任监司(有监察州县之权的地方长官的简称,明布政使、按察使亦因有监察官吏之权称监司)一职。李文祥推辞说:“昔以言事出,今以军功进,不可。”李文祥坚持不肯就任,邓延瓒不答应,非要他就任此职,他于是请求亲自带着奏章进京城面圣。李文祥在奏章中以其母年老为由请求辞官回家尽孝,皇帝不允。倔强的李文祥再次上疏,又遭到了皇帝的拒绝。李文祥无奈,只得遵命返回贵州。
从京城返回途中,他顺道回麻城探望母亲。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四野茫茫,李文祥在雪地里艰难跋涉了数百里,恶劣的天气没有动摇他尽孝的决心。他一路困顿前行,途经紧邻麻城的河南商城县境内时,有河水挡道,河面已结冰。为了尽快到达家中,李文祥选择从冰面过河,他先试了下河冰的结实程度,觉得足以承载其过河,于是小心翼翼踏上冰面。不想岸边冰面虽然结实,但河中心的冰块厚度却不足以承载其体重,冰层突然断裂,李文祥不幸掉落冰冷的河水中溺亡,时年仅 30岁。
李文祥敢于直言上疏,与同时期的邹智、丁玑三人同因敢言齐名。当年,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因言获罪,被贬谪到广东石城千户所任吏目,最后,在饥寒中病死他乡。中书舍人丁玑因言获罪,后谪迁四川按察使,任上不幸溺水亡故。清初著名政治家、理学家和诗文家李绂,感叹他们的遭遇,曾写有《黔中怀古•李经历文祥》诗云:
宪庙推颓晚政隳,谠言独爱李生奇。气排安吉虚三吏,名挟邹丁重一时。西徼荒投魑魅御,南征策上鬼神知。商河日暮无穷恨,风雪凄迷孝子悲。
李文祥才高气正,志在匡扶社稷,拯救黎民,然而年轻气盛的“清流”志士,孤身泅渡于封建专制的狂澜之中,终因力不能支,在屡遭挫败、碾转流徙中不幸英年早逝。万历《贵州通志•名宦》这样记载他:“李文祥,麻城人,弘治初以兵部主事谪本卫经历,刚介有为,且富文学,寻卒,人皆惜之”。
李文祥辞世后,其孙李承泰将其生平诗文汇集成《检斋遗稿》问世。明万历朝刑部尚书王世贞为该书作序,他说“距于今竦然闻公名而发立,读公兴遣事,惋然而心痛。奕奕韡韡(音 wei意为光明华美的样子),精神流行三楚而有不死者,天亦未可不谓之定也。 ”同邑琼州知府周思久,也为该书作序说:“……公之直声鯁节,所以震动一时者,非独其正气胜也,葢亦有家庭之渐焉。……传者谈古事,称先民口及检斋公,则胆落舌奋,气勃勃欲上,若操几杖而从之……”。
清初张廷玉纂修《明史》,《李文祥传》被列入其中。同时,他作为明代乡贤,被奉入麻城乡贤祠,受到后世的崇祀。

良材自能担大任

——文武全才周廷征
周汝成
明朝山西道御史周洙的二儿子、嘉议大夫周鉴的长房嫡孙周廷征,字公贤,系湖北麻城中馆驿人,生于明天顺 5年(1461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出脱得浓眉大眼,十七八岁就满脸络腮胡子,又黑又粗,下巴上就象挂着齐刷刷的黑纱,叹为“奇观”,故自号“黑纱”。“黑纱”自幼聪颖过人,读书三遍就能倒背如流。成人后身躯伟岸,气势豪放,在家乡小有名气。他攻读之余,喜舞刀使棒、骑马射箭。一天,小黑纱突发奇想:周家祖辈都是以文墨立身,我何不开驰骋疆场之先呢?于是,他一边诵读兵书,悉心研习攻防之术;一边师从习武高人,开始了演武成才之路。
父亲周洙从陕西仪陇县衙任所回家,见儿子醉心武艺,很是不快。对儿子说:“我周门从江西迁来湖广麻城,已绵延六世。祖训是‘诗书觉后’,你为何疏于心志,殆堕攻书而托名尚武呢?”儿子告禀:“孩儿并不是不肯用心读书而假称习武偷玩,只是心中的志向是统率千军万马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卫国强邦。不愿意做文弱的书生,不甘心在上司面前唯唯喏喏,平平庸庸了此一生。”父亲说:“习武也不能胸无点墨而瞎胡闹哇,你不妨先攻经史以应乡试,有了功名后再论其他。”
遵照父亲的教训,周廷征从此收心苦攻经史。心有灵犀,一点即通,于 28岁时到武昌参加乡试考取弘治己酉科举人,放任临淮县教谕 (相当现县教育局长)。他不嫌官小,认真办事,从大处着眼,从小事做起,力除陋习,改革办学形式和选才方式,使该地的私学和官学都得到蓬勃发展,培养的学生能文能武,为国家和社会所急需,深受老百姓喜爱和上司推崇。
任期届满,他政绩卓著,升任福建安福知县。任满后经吏部综合考察政绩显彰,孝宗龙颜大悦,选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出按陕西,恰好遇上了“寘鐇之变”。周廷征肩负朝廷钦命,身处数千里之外的边陲临危不惧,断然采取先平息叛乱后向朝廷奏报的权宜之举,凭御赐金牌调榆林镇守、副总兵游时源等边关将领,各带本部兵马布控险要地形和关键部位,并谋划守边将领杨英假意背叛朝廷,写信邀请贼首何锦共商“举义”大计。在未发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将首恶何锦逮捕归案,打入囚车押送京师。同时开脱胁从,化解症结,稳定军心。还组织赈济边关地区的流民难民,安抚百姓,使这次宁夏边陲暴乱迅速得到平息,安定了社会秩序。
朝廷得到宁夏边民暴动的奏报,遣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前往平乱。等他们“钦差出朝、地动山摇”,不紧不慢来到宁夏时,暴乱已被平定半个多月了。在孝宗驾前大红大紫的太监张永见功不归已,心生诡计,暗中派人追还押送京师的囚车,另写奏章向朝廷报捷,又巧言令色,尽夺宁夏平乱将士的功劳,虚报战绩,给他的一班死党同伙报功。面对张永仗势胡作非为的夺功丑行,同行的给事中郄夔害怕事情闹穿了他两面不好交差而自杀身亡。由于张永搅局,致使宁夏几乎再起祸乱。御史周廷征胸怀凛然正气 ,不惧宠阉张永的淫威,具写奏章向朝廷直言事情的首尾经过和有关将士的功劳,并极力从中安抚边陲军民,才使局势再度稳定下来 ,避免了边陲百姓陷入战乱的血腥灾变。
在金殿面圣时,张永编造谎言欺骗孝宗朱祐樘,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周廷征气急,冒着冒犯“天威”的危险,当着皇帝和众大臣的面,以手持之“笏”击打张永,并怒斥他是欺君罔上的无耻之徒。孝宗皇帝面对一方是宠幸的阉人、一方是平乱的功臣的为难局面,只好和稀泥:张永等受封赐爵;赦免周廷征闹金殿、打钦命重臣之罪,免去他应得“伯爵世袭”的封赏。
周公廷征虽失去封赏,但他的才识、气度得到了满朝忠臣良将的赞誉。当时,有刘六等贼寇沿长江一线活动频繁,袭击州府,杀害官吏,严重地威胁着留都南京的安全。麻城人刘汉中举后授职商城知县,刘六一伙夜袭县衙,以毒烟熏入县令卧房,妻女俱亡,唯独儿子刘采将鼻子伸入墙边的洞孔内才幸免于难(刘采后来得中进士,升任兵部尚书,为国之梁柱,官至正二品)。刘六贼寇的猖獗,让朝廷头痛不已,商议选派一位文武全才的将领,驻守九江,截断刘六贼寇的通道和退路。朝臣们一致推荐宁夏平乱的干将周廷征为九江兵备副使,很快得到了孝宗的批准。
周廷征到任驻扎九江,派人摸清刘六的活动规律,除了防守布控外,还派出军队围追堵截。对士兵加紧训练,努力提高作战御敌技能,做到了号令一新,威震一方。刘六等贼寇闻风丧胆,不敢再为非作歹,只好远走他乡。
周廷征驻守九江期间,严寒暑热从不松懈,从而保证了长江中下游舟楫平安,社会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奈何福祸无常,正德壬申六月中旬(1512年),周廷征将军冒着酷暑训练军队、调度布防,劳累过度,积劳成疾,颈脖上痈疽狼疮突发,未得及时治疗,以致于疮毒扩散,全身浮肿,救治无效于农历六月十三日卒于浔阳官邸,以身殉职时年仅五十一岁。
对周将军的英年早逝,朝廷上下深为惋惜。明武宗朱厚照颁诏赞周廷征“直节着于台端,功勋在于社稷,孝友化于乡闾,器识称于豪迈,惜乎哉,天不永年!”封赠周廷征将军的父亲周洙为山西道监察御史、文林郎。封赠他的元配邹氏为孺人,继配杨氏为恭人,复继配张氏、刘氏为孺人、恭人。
周廷征将军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仰承先绪,俯育贤嗣。他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周载娶兵部尚书刘天和的长女为妻,中嘉靖壬午举人,授户部司务,升员外郎,迁云南楚雄知府,升长芦都转运使,进阶嘉议大夫,官至从三品。二儿子周戴,嘉靖癸卯举人,授陈州知州,升西安府同知,致仕前进阶朝列大夫。生子周宏谟,中武进士,任抗倭援朝金吾大将军。三儿子周釴,国子监生员,授郏县县丞,历署麻城、宜阳、庐氏、巩县诸大邑,皆有惠政,后授为广东道监察御史、中议大夫。生子周宏祖、周宏禴,俱中进士,宏禴官至大理寺正卿、太仆寺卿,作为师表百僚的典范传入《明史》。周廷征将军的孙子辈中举人的共有十多人,把明代麻城新店畈周家的科举进身的荣耀推向了高潮。


到安南①潇洒走一回
张云飞

(1457—?),字嗣绅,成化丙午(1486)经魁,弘治庚戌(1490)进士。董先是以进士身份被授行人司,做些跑腿的差事。后来外派做福建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等府江防,后迁四川佥事,又升陕西参议。弘治十五年(1502年),他奉命出使安南,以机智、博识而被视为“中国圣人”,名扬海外。

自幼聪颖,过目成诵,博学广闻。出仕以后,春风得意,峻节清风,才冠当代,政声卓著。1502年,安南国内不宁。明朝皇帝要派人去安南,以示震慑和抚慰,满朝文武推荐了董。

有明一代,安南与明朝保持着宗藩关系:安南国的国王继位,须经过明朝皇帝的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安南国三年一次向明朝进贡;明朝负有帮助安南国维护统治秩序的责任。1406年,明成祖出兵安南,以捍卫领土、保卫边民,平息了安南胡朝的入侵,并重新在安南置设郡县,安南归入中国版图,这就是历史上的“属明时期”,维持了 20年。到了宣宗朝,对明朝在安南的统治现状进行反省后 ,决定放弃安南 ,并围绕两国的宗藩关系进行交涉。安南承诺遵循洪武所定的制度 ,对明朝严格实行三年一贡 ;明、安之间边境的纠纷则以“彼此利便 ,永息纷争”为原则 ,进行友善的交涉。在这一百年间,明朝对安南的基本政策是施行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互通有无、共同进步、睦邻相处的国策,在保持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双方经济文化交往比任何国家都更为频繁和密切。安南的封建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更加深刻地受到中国的影响。
在这样“睦邻友好”的大背景下,董穿上皇帝赏赐的一品礼服、带着大明朝的船队出发了。这一次出国旅行,水路漫漫。单调的旅途中,董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位穿着金色衣服神人捧盘而出,盘中放着一颗人头。旁边一人从人头鼻窍内取出一双筷子,把两个眼睛吃了,又把筷子插入鼻孔。随后又捧出一面大牌,写上‘青草池边六六湾’,又写上‘曾读舆图’四字。还有海怪们在舟旁喊着‘鼓子花’。——董当时并不理解梦的意义。一路劳顿来到安南,国王设宴招待。席上有面粉作成的人头一颗,内藏酖毒,只有两只眼睛无毒,而且味道至美。董佛至心灵,想起梦中情境,不动声色地把两只眼睛吃掉。国王惊绝,以为董有特异功能,再不敢有害他之心。席间,宾主谈到天朝 ②故事,安南国王为了显示自己学问,就出了上联“黄河岸上三三曲”,董从容不迫地对出“青草池边六六湾”。国王再出一联“风吹不响铃儿草”,董脱口对出“雨打无声鼓子花”。安南国王马上站起身来表示顺从天朝。他说:“天朝的大使如何知道我们小国的地名和物产,真神奇呀!”董波澜不惊地笑道:“曾经读过地图。”一场国宴,董巧得神助,挫败了安南国王的阴谋,又显示了天朝使节的博学多识,从此名扬安南。安南人都把董视作“中国圣人”。
接下来,“中国圣人”董在安南开展了文化考察活动。他发现安南国内读书人都是读的颜子③书。回国时,董将自己收集的颜子书装了满满一船,准备带回国后仔细研究。等到船开动了,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掀天,不能前行。走也走不了,回也回不去,董只好读书。他发挥自己平日练就的一目十行的读书神功,读完一本就丢一本入海。不一会儿,董就感觉腹内不宁,继而呕吐,终至昏晕。再醒来,所读的书一个字都记不得了。董感叹:“先圣先贤以经典传授圣贤之道,各有各的地域和方法,真是这样的啊!”董出使安南,做了一个神奇的梦,对了一次神秘的话,读了一船圣贤的书,真是潇洒走一回!好事还没完。到了五月端阳日,弘治皇帝下了圣旨,升了他的官,提拔为陕西参议。孝宗皇帝还亲自赐扇、御笔题诗赞道:
唐宫罗雪事成空,千载明良未易逢。大柄至今在谁手,免教四海困炎风。
注:
①、安南,越南古名。淳熙元年(1174年)初,李朝国王李天祚遣使入贡,南宋孝宗始正式“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次年八月,又“赐安南国王印”。“安南国”之名自此始 。此后,其国王屡为元、明、清各朝封为“安南国王”。嘉庆八年(1803年),清朝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册封阮朝创立者阮福映为“越南国王”。

②、该词来源于古代中华文化圈国家对中国正统皇朝的称谓。

③、颜子(前 521~前 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名回,字子渊,亦颜渊,孔子最得意弟子。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

诗书继世的阮氏才俊

郑重建
阮璋、阮朝东、阮朝策这三位麻城明代进士和举人阮朝随,均出自明代麻城亭川乡望花山镇阮氏家族。按《阮氏族谱》和《麻城县志》记载,今天主要聚居在古镇望花山的阮氏家族,系魏晋时期生活在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的阮籍、阮咸、阮修这门阮氏的嫡传后裔。
元朝末年,阮氏先祖阮彬的父亲出任黄州府教授,后迁升鄂湘兵马副使。于是,原籍江西吉安卢陵的阮彬就此迁居麻城仙居乡梅家店阮家堑,被尊奉为阮氏迁麻的一世祖。明朝初年,阮彬的玄孙阮仲刚迁徙到麻城亭川乡望花山镇沙塘凹定居。同时期,阮彬还有一支后裔迁徙到了黄安(红安)、黄陂,他们的嫡祖是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在攻打陈友谅的战役中英勇无比,最终身首异处,被朱元璋赐给“铜头”安葬,阮氏家族称其为“铜头将军”,曾建有“铜头将军神庙”予以供奉,其后裔有人担任过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望花山阮氏家族,世代诗书传家,兄弟间友爱和睦,无论做官、务农,还是读书、经商,无不各安本分,谨守克勤克俭、修身齐家的祖训,因此,在明朝中后期即成为麻南望族。
大明弘治十二年(1500年),阮璋(生卒未详)成为望花山阮氏家族第一位进士,官至行人司副使。
明嘉靖二年(1524年),阮璋的侄子阮朝东(生卒未详)考中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再升户部员外郎,不久转任四川提学副使。在四川任内,他负责地方教化,并督工兴修水利,使大旱之年获得丰收,老百姓感恩戴德,将他的事迹和名字刻在名宦祠里予以纪念。
明嘉靖十七年(1539年),阮朝东的弟弟阮朝策(生卒未详)考中进士,授官文林郎。在任不到一年即辞官返乡,在家乡设馆收授生徒,他的学生中不少人跻身科甲,成就了一番事业。清康熙年间,麻城县令屈振奇将阮朝东、阮朝策与他们的父亲阮圭,同北宋“三苏”相提并论,写诗赞曰“富贵何常忽易人,莫从冠戴念先民。丹青易绘三苏面,图画难传二陆神。缘畔锦堂推乐事,清风高节报奕伦。子孙留得高曾矩,抗志追宗旧复新。”
阮朝随是阮璋的次子,他的长兄阮朝聘在 19岁那年乡试中举,后来在进京会试时,不幸病死在京城客舍,不然,阮家或再添一名进士。阮朝随人情练达,学识超拔,出任江西星子县知县,治县有方,清廉自律,深得民心,其事迹见载南昌府志。
清朝道光年间,望花山阮氏后裔有名阮成祥者迁居河南商城县。后来,阮成祥的孙子阮光墀于光绪戊戌年(1898年)考中河南乡试第一名,可惜生不逢时,未能成为国家栋梁。但他致力教育,当年很多商城名士,皆出自其门。
清光绪甲辰年(1904年),阮光墀的长子阮宝澜,次子阮宝潮双双被官派留学日本。宝澜就读日本法政大学获学士学位,归国后致力我国早期司法建设,并出任多所大学法律教授。宝潮就读日本宏文学院理化专科,归国后曾就教于河南师范,并担任过税务官员。
光墀共育六子,他的三子阮宝溶于民国元年毕业于河北高等农业学校,曾就职河南实业厅、财政厅。四子阮宝浩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暨唐山交通大学,在科教界先后工作二十多年,建树卓著。五子阮宝涛毕业于北京电气工业专门学校,曾在地方任职多年。六子宝濂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河北唐山建设局长等职。
阮光墀的胞弟阮光宇,聪明好学,是当地知名的丹青高手,清末民国初年,曾先后在湖北、河南两省担任过政府要职。阮光宇有三个儿子,长子阮宝潢毕业于河南高等警官学校,曾在河南数县担任警察局长及河南警察厅高等警官。三子阮宝滨毕业于河南省立师范学校,主要从事教育工作。
清末民国时期,一个家族,两人赴日留学,六人在国内接受新式高等教育,这在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所昭示的其实是一个文化根基深厚的家族必然生生不息的精神和文化传承。

刘天和的风云人生

周汝成
在山环水绕、风光秀丽的顺河镇一个名叫“锁河口”的地方,居住着“十代元魁世胄,九封宫保名家”的麻城望族——刘姓人家。明代成化十五年(1479年)农历六月二十六,刘府丰城房前屋后喜鹊喳喳叫个不停。原来是县太爷刘璲的夫人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胖小子天庭饱满,十分可爱,取名叫刘天和。刘天和成人后,英俊伟岸,仪表堂堂。《明史 .刘天和传》称之为:“公为人长身玉立,顾盼伟如也。”他自幼聪颖过人,十岁时就能写出象模象样的文章,十五岁时随父亲到丰城去游学。塾师杨文恪要他深研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报效国家。刘天和牢记在心,刻苦攻读研习。有志者事竟成。十九岁的刘天和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就摘取了湖广戊午科乡试举人的桂冠。
刘天和少年得志,风华正茂,可他在以后的行进中却一波三折,
“三困公车”(三次考试而没有考取进士)。刘天和并不因此而气绥,而是从自己的学识不渊博、对世事不洞明等主观方面找原因,继而游学于京城最高学府,向名士大夫请教,刻苦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明正德三年(1508年)三十岁时考中了戊辰科进士。之后被任命为南京礼部主客司主事(正六品)。
两年后,明正德帝朱厚照处权宦刘瑾以死刑,对于刘瑾原先的
党羽、同僚多有撤换或法办。刘天和虽与刘瑾同姓,由于他洁身自爱,不随波逐流,不入权宦刘瑾的帮派,深得朱厚照的看重,不仅没有受到牵连,反而还选派他为监察御史,巡按陕西。当时,坐镇陕西的太监廖堂倚势作恶、贪横无忌,还安置他弟弟廖鹏到锦衣卫(警卫皇帝和中央机关的部队)任要职,兄弟俩串通一气,相互策应,为非作歹。得到皇帝宣旨刘天和出任陕西监察御史的消息,廖鹏深恐他兄长廖堂的劣行败露,为了拉拢刘天和,亲到刘的官邸请刘赴
宴套近乎。刘天和洞幽察微,不吃这一套,拒绝了廖的宴请。刘天和到了陕西后,铁面无私地秉公查处了官民共愤的廖堂贪桩枉法的罪行,并逮捕了廖堂的爪牙十多人,投入监牢候审。老奸巨滑的廖堂表面装做老实认错真心改悔的样子,让刘天和信以为真,误以为他痛改前非,对他从宽处理,没有料到廖堂在背地里写奏章给皇帝,虚构事实,倒打一耙,反诬刘天和构陷于他。皇帝朱厚照听信馋言,让廖堂改诏,命刘天和去甘肃兰州办理御膳御物。刘天和识破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大义凛然地说,“这不是本御史的职责”,拒不受命。廖堂又以他“抗旨”为由头,将刘天和抓起来打入囚车送刑部处置。廖堂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民愤。长安城内数万人拥街塞巷为刘天和喊冤。十多人与囚车随行,食必先尝、寝必相护。廖堂慑于众怒,只好将他投入大牢暂行关押。
吏部尚书杨一清闻听到刘天和含冤入狱的消息,想方设法在皇帝面前为他求情。难辨忠奸、昏庸无能的朱厚照左思右想,决定息事宁人,将刘天和谪贬到金坛县去当个小小的县丞。
是金子放到哪里都会闪光。刘天和在金坛县丞的职位上干得相当出色,两年后就升为知县,进而提升为湖州知府。他在知府任上,把政务民生治理得井井有条,惩治贪官污吏、裁减冗员,集中财力办老百姓急需的事。《明史》称他“迁湖州知府,多惠政。”任满后升任山西提学副使,再升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几年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受命前往甘肃督查和办理边境地区的屯兵政务。
是大材必有大手笔。刘天和在甘肃任上,不负众望,他踏勘地理,洞察细微,发现应当革除的弊政主要是五大方面:一是残酷的罚款敛财和拷打肉刑;二是肆意占用民役;三是湖场管理不善;四是政府摊派过多;五是官吏强行侵占民财。经过仔细思考认真分析后,他意识到边疆开拓兴办的事情也应是五大方面:一是开垦土地大兴农牧;二是修筑加固边防工事;三是推广畜力耕种,提高生产力水平;四是兴办水利发展农牧生产;五是在边疆实施屯兵制。刘天和将这些变革措施条陈奏报朝廷,朝廷随即批复甘肃照此执行,全国各边疆地区参照执行。之后,刘天和双管齐下,推行改制,同时依律招募甘肃的青壮年和山西、陕西的流民,在甘肃边境线上屯垦戍边。经过数年努力,卓有成效地开创了屯边固疆的新局面,使甘肃前线的边防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巩固,为全国各地固边安疆积累了经验起到了示范作用。
刘天和屯边强军的政绩一鸣惊人,之后,朝廷又授命他督办各边疆军队粮饷,检查边关军务,使他的治军御敌才华得到了很好地施展。此时,当年看好刘天和的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的杨一清,向朱厚照推荐刘天和任陕西巡抚并获批准。刘天和三进三秦,到任后深研边情政情,经过深思熟虑,上奏章恳请撤销不必要的军政中间机构、裁减雍肿的官吏冗员等三十余件兴利除弊事项,得到了朝廷和边疆军民的大力支持与拥护。每当他外出调查研究军事民情时,民众都在他背后说:“他是我们的恩人呀。他来了,三秦人民该是多么的幸运啊。”
此前,由于他的前任对陕西疏于治理宿弊成疴,积重难返,酿成了洮岷一线边境上 42处的边民与外敌内外勾结反叛闹事。刘天和只得率部亲赴前线招抚平叛。以亲民之政策安抚百姓,瓦解胁从,惩办首恶三百余人,终使边祸得以平息。
又有胡店地区大盗蜂起,为害一方,官民共愤。刘天和即率精兵前去剿灭,擒斩团伙中的罪魁祸首,震服盗匪,一举扭转了当地社会治安秩序混乱的局面。朝廷奖赐他白银 20两、绸缎 20匹,刘天和却全数用于犒劳有功将士,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又有陕西汉中的妖道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聚众造反。刘天和即派强将前往勘乱,并且很快取得成功,使汉中社会得以安定。因刘天和镇边平叛屡建奇功,朝廷升任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这时,家中老母秦太夫人病逝,刘天和告假回乡服孝。丁忧期满后改任总理河道之职。当时,正值黄河泛滥,河道南迁,黄河水从济南至徐州一带向堤外狂泄,河运交通中断。刘天和夜以继日地乘舟沿途勘测险情,制订治理方案,采取清淤恢复故道与导泄开挖新河相结合的办法来疏通黄河,制服水患。先后疏理汴京朱仙镇至沛县飞云桥等河段,再清理山东境内的七十二泉,节制上游的洪峰。他亲上河堤,督领二万民工在不到三个月内就将绵延数百里的黄河溃道修筑一新,并在沿途插柳护堤,取到了固沙抗冲刷的良好效果。
十多年来,刘天和威武镇边、妥善治河等功绩,嬴得了民众的爱戴,也感动了嘉靖皇帝。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授命刘天和为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该年冬再升迁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陕西、甘肃、宁夏三边军务。
刘天和深入军营实地详细了解边防军务利弊,亲临前线,审察敌方动态,以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为了加强边防实力、振扬军威,他号令三军与边民合作,大力实行“丰储寺、广埠堑、选锋锐、精甲械”(《刘天和墓志铭》语),使边防面目一新。
嘉靖十五年(1536年),刘天和率部七破来犯之敌,斩敌首千余级。次年,外寇不甘心于败退,更为频繁地进犯边境地区,刘天和亲自出战,率劲旅 11次击败敌寇,又斩首千余级。第三年,屡战屡败的外寇孤注一掷,更加猖狂地向我边境反扑,刘天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十破虏兵,击毙敌寇一千余众。经三年反复血战,刘天和率部歼敌近 4000人,敌寇只得落荒远去。因军功卓著,天子推恩,刘天和被加官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晋升兵部尚书,督办陕西等三边军务。
困兽犹斗,垂死的敌人往往会作垂死的挣扎。刘天和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告诫全体将士,必须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来犯。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刘天和预料到深居沙漠北面的吉囊王会大举犯边陲以雪前耻,他用朝廷赏赐他的银两犒劳边廷将士,拔出两把利剑在誓师大会上说:“将不用命者狥此右剑,卒不用兵者狥此左剑。军无戏言,切切!”
吉囊王果然率部倾巢而出,疯狂地扑向明军阵地。刘天和得报,急率部夜行军八十多里到花马池早已修好的防御工事内扎下营盘。吉囊部得知后惊愕不已,想到明军已有防备,不敢贸然进犯而引军向西。刘天和抓住战机,号令官兵一鼓作气杀向敌阵。时大雨夹雪,敌兵弓角难张,战马皆陷入泥潭中,死者无数。明军中左有延缓总兵周尚文部奋力冲杀,右有固靖总兵魏时部给敌以迎头痛击,刘天和指挥中军从敌军的后方掩杀过来,飞箭如雨,炮声动地,三面合围,只打得吉囊部狼狼大败而逃。这一仗斩杀名王以下敌军头目五百级,其中,吉囊的儿子小十王也被斩杀于泥泞之中。敌残部首尾不能相顾,四散逃命远遁。
捷报飞马报入京城,嘉靖皇帝大喜,立即颁诏嘉奖。刘天和在军中被拜为太子太保,他的子孙世袭锦衣卫正千户。
鉴于刘天和十多年来征战沙场,久劳于外,腥风血雨抗击外敌,心身疲惫,皇帝恩准诏回内任,授他南京户部尚书。后来又命他回兵部督办团营军务。刘天和针对明朝军队闲官多,平时不干事、战时贻误军机,甚至挂空名吃空饷等等弊症,拟出了整肃军规军纪的方略上奏,奈何嘉靖帝日渐怠于朝政,刘之治军方略没有下文,刘天和遂以年老体弱上奏章请求退休回乡。经皇帝批准,他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致仕荣归故里。两年后,病逝于麻城刘府大宅,享年 67岁。嘉靖帝勅葬,谥号庄襄。清初,大学士张廷玉纂修《明史》,专列《刘天和传》传于后世。
刘天和以文武全才终其一生,功在社稷,惠泽百姓。他的主要著作有《问水集》、《关陕奏议》、《安夏录》、《督府奏疏》等若干卷。他在任几十年,治府县是好行政官;当御史是好监察官;治河道是好河道官;治理边疆屯务,屯政肃然;治陕西三边军务,贪官尽除、大盜尽散;治军,威震边廷,横扫千军如卷席。他步履坚实,活得有声有色。
锁口河刘氏一脉在大明一朝之所以二百余年长盛不衰,究其根本是由于刘氏家风淳厚,“正存于内邪不可干”,“得道多助”。传说刘家每逢危难之际自有神灵护佑,都能化险为夷。
明初,刘家一世刘梦赴京控告恶徒,途中人困马乏,晕倒在长江岸边,得到五垴山紫微神救助,才回过神来急速渡江,抢先到金殿外击鼓,受到朱元璋的召见,免遭恶徒先入为主、混淆视听之灾,既惩治了恶徒,又被朝廷任命为漳州知府,取得了双重胜利。
明中,刘天和在甘肃率兵镇边,时值老母七十寿辰,因思自己在外不能尽孝悲结于心,心剧痛而晕倒于地。突然敌寇大兵压境。紫微神前来推他说:“敌兵来犯,还不快去还击!”他猛醒过来,神健如常,急起指挥迎敌,大获全胜。
上述二事,载于刘天和率一子三孙请同朝进士毛凤韶所撰《张紫微侯神应碑》。碑云:“呜呼,天人一理也。神也者效天之用,以示乎人也者。故感之而善则善应之矣。感之而不善则不善应之矣。虽匹夫妇之微、一言一行之懿,犹不爽焉?是故江浦之应,所以启其忠也。甘肃之应,所以启其孝也,非私与也。传曰:‘天之所助者顺'。诗曰:‘神之佑之,介尔景福。其是之谓乎?”这《神应碑》现仍存于五垴山帝主庙正殿前右侧的墙壁之上。
这二则故事有点玄乎,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录入此文以为参考。
大明王朝已经远去了数百年。刘天和墓至今仍屹立在故土锁口河饱经风雨沧桑。刘公偕夫人静静地长眠于名为“真武打坐”的青山绿水间,它背倚葱茏,面朝锁钥,可以看到今日麻城繁花似锦,当含笑于九泉。

一代言官毛凤韶

毛正秋
毛凤韶,字瑞成,号聚峰,湖北麻城人。生于明弘治三年(1490),卒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享年七十三岁。
毛凤韶于明正德八年(1513)乡试中举人。正德十五年(1520)会试中三甲进士,授浙江浦江县知县。历监察御史、推官、同知、按察司佥事致仕。据明代有关文献、《麻城县志》和明德堂《毛氏宗谱》,对其生平事迹概述之。
毛凤韶出身书香门第、贤德之家。麻城毛氏,自三国魏尚书左仆射毛玠(晋陈寿《三国志》载有毛玠传)携幼子毛玮来麻城居住以来,江山代有人才出。先祖毛玠秉公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 魏武曹操赐“万古高风”卷轴以褒。麻城毛氏皆以此为族风,世代传承,千年不变。经两晋南北朝,越隋唐宋至元,毛氏在麻城已是望族,崇文尚德已蔚然成风。有志可考,元有黄州团练副使擢山东兵备副使毛廷元,庐江县令毛迪功,河南解元毛文穆(麻城元时归河南辖)。至毛凤韶一支,其曾祖毛性中是邑中四乡大孝子(黄州府志、麻城县志有载)。其祖父毛本学崇文修德,为岁贡监生,以子骙贵诰赠南京户部主事。其父毛骥博学广识,宗族弟侄辈读书均发蒙其门下,以子凤韶贵诰赠知县。其三叔毛骙,举人,官至广西思恩州知州。其四叔毛驭,举人,授浙江宁海县知县。其五叔毛验,举人,授河南武陡县知县。嫡堂叔毛骕,乡试经魁,举人,授河南阳武县知县。由此可见,毛凤韶出生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幼受家风熏陶,耳濡目染,为他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所处时代,正是明朝中兴时期,朝纲法典均较完备。朝廷在选拔人才方面,仍然采取科举和荐举并用的方式。但当时的士子们都以乡、会科考入仕为荣,他们入仕后,无论做多大的官,总要在官名前冠上功名以为自豪,考举人、中进士看作是正途出身。加之朝廷对进士出身的人高看一等,有的官职非进士不任,如进翰林院当编修必是一甲,入阁必是大学士出身。荐举入仕很难做到高官。这也极大地刺激学子们奋发读书的热情。特别是成化年间后,文官制度逐步健全,科举制度趋于完备,堪为炀帝开科场以来之最。每三年一次的科举,为进皇榜,芸芸举子之中竞争激烈而又无情,有的举子到老也难登皇榜。只有那些具有真才实学,思维敏捷而又有运气的少数人,才能高中甲第。对这种大背景,毛凤韶心中有数,认识深刻。麻城洪武朝以来先后有二十七人高中皇榜。当时一人高中,全族沸腾,全县轰动的场景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于是立志奋发读书。启蒙后,在慈父严格要求、叔辈的影响和正统儒学的教育下,他熟读四书五经,写诗填词做文章,加上他天赋聪慧,有过目不忘之特长,很快脱颖而出,二十三岁乡试中举。正德九年、十二年,毛凤韶两次参与会试均因差之毫厘而不第,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又以三年的时间进修,寒窗苦读,深研儒家经典,苦习八股文体。真可谓阅万卷书,破千道题,论百篇文,且学且修其身、励其志,工夫不负有心人,他厚积薄发,在而立之年高中三甲,成为麻城毛氏明代首位进士。也是麻城明代101名文进士中的第 31位。之后,麻城进入了科甲云兴的鼎盛时期。受其影响,麻城毛氏在明代又出了三位进士,即:毛舜岳,天启二年科;毛羽仪,崇祯十年科,系毛凤韶嫡曾孙;毛祈蕃,崇祯十三年科。六位举人,三位岁贡明经入仕。其中任知府二人,即:毛德輶,成都府知府,系毛凤韶嫡孙;毛可教,贵阳府知府,任同知一人,知县二人,推官一人。
毛凤韶入仕后为官清正廉明,勤政爱民,刚正不阿。在正德十五年会试后,因正德帝南巡,当年未能举行殿试,次年四月又因正德帝驾崩,该科殿试故推迟由嘉靖帝即位后举行。因此,毛凤韶于嘉靖二年(1523)三月才到浙江浦江县担任知县。上任伊始,就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县情,与县丞王庭兰、教谕王鸣凤、训导高仑、黎厚等同僚共商治县之道。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在吏、户、礼、兵、刑、工六事中,革除有损民生、有损风俗、有损培育人才、有损清廉的宿弊。大兴官吏见义勇为,勤政爱民,秉公执法之风。经过治理,体局超轶,县衙的公信度超越了所有前任,在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第二是均衡税赋,大力劝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解决百姓疾苦,提高生活水平,使百姓安居乐业。第三是重视公序良俗,大力弘扬传统美德。浦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前出了不少的贤达之士,如白麟溪义门郑氏之郑叔端、郑洽等在邑影响颇重。通过宣扬先贤先儒教化邑民,使为富者皆贤德仁义,清贫者皆奉公守法,勤劳致富。使横行乡里的豪强恶棍不敢为非作歹。第四是注重学校建设,大力培养人才。上任头年就着手维修儒学,新建儒学馔堂(食堂),改善县学条件,使学子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浦江原有一座在江南较有影响的月泉书院,朱熹、陆九渊等曾聚徒于此讲学。时月泉闭塞,书院废弃。毛凤韶积极筹措资金,疏浚月泉,重修了月泉书院,新建堂舍二十间(浦江县志有载),使这座
当时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书院重新焕发了生机。他还经常以邑中先贤吴莱、柳道元、戴良、宋濂等的道德文章,激励学子们奋发读书,成为国家之栋梁。第五是首修浦江县志(今存共二册,天一阁藏,1963年发现后由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毛凤韶上任当月,发现浦江无县志,随即着手修纂。经两年多时间采录,于嘉靖四年(1525)冬十一月应诏上京师入觐,带上所收史料,往返三月途中得闲,在舟中专力将志编成,共八卷四十五条,曰《浦江志略》。这部县志,为浦江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也为我国早期县志编纂作了重要贡献。因此,毛凤韶在浦江的善政得到了普遍称颂。邑中有谣云:“贫苦出头活,豪强削脚忙,主文无利趁,里长省钱当。”意思是穷人过上了好日子,恶劣之徒不再横行乡里,六事房的典吏和三班衙役办事也不敢乱索钱物,里甲长不再花钱买来当,而是由贤德人士来担任。缙绅有句云:“夙驾劝农春草绿,宵衣牒士夜灯红。 ”此句展现了当时官府早劝农,学子夜苦读的升平景象。故浦江县民为毛凤韶立生祠以祀之。他的政绩考效,得到朝廷充分肯定,于嘉靖六年(1527)擢升四川道御史,巡按陕西、云南。明初,太祖朱元璋为反腐惩贪、肃整吏治,设都察院,配 110名御史,对十三道(明全国设十三个道,即省)进行监察。同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配给事中(与御史同),对部院进行监察。据《明史、职官志》载:“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御史巡按地方,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均为职责考察范围。弘治之后,御史的权力更大。如行政方面:“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会都、按议,经画定而请于抚,按若总督。 ”在军事方面:“地方战事守宜,巡按得参与谋政。”在治安方面:“地方若出现盗贼,
巡按要下令征剿。”由此可见,御史的品级虽不高,但权力大得惊人。所以御史的人选也是十分苛刻。个人必须品行端正,清廉无私;认真细心,严谨无疏漏;耿直坚定,介企则坚持原则,敢于直言。还需符合三个硬杠杠:非进士不得录用;有为官经历,熟悉官场弊病且年龄在三十岁以上;通晓民俗风情。选中后,还得任一年的试御史,合格后方能正式巡按地方。毛凤韶能任此职,可谓百里挑一,优秀拔萃超群。嘉靖六年春,嘉靖帝对言官队伍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调出科道人数较多,即:十三道中十三人有去十人,六科中六人有去四人。这年四月,毛凤韶正式走上了言官之路。任监察御史至嘉靖十二年四月。他在这六年中,严格代天子巡狩,尽职尽责,须臾不敢松懈。凡小事独断无数。一时所到之地,凡贪墨之吏望风解印绶去,干脆弃官逃跑保命,以免受惩。几年下来,守令以下的贪官污吏被革殆尽,吏治得到很大好转。据《聚峰公实录》和明德堂《毛氏宗谱》载,毛凤韶在这几年中,共向嘉靖帝上奏了二十四则疏议。他致仕后将其疏议二十四则收录在《聚峰文集》中藏于家,可惜在崇祯末年,张献忠率兵攻破麻城时,毁于兵祸。故现今看不到这二十四则疏议的全部内容。但从《明世宗实录》和《明经世文编》中尚可查到部分奏疏的详情。嘉靖七年,全国多地发生特大农灾。时任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的毛凤韶,迅速调查灾情,看到严重旱灾使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导致粮荒,引发军民混乱的局面,及时向朝廷进言赈灾。《明经世文编》一百六十九卷,由右副都御史马卿上奏《早定足边大计以免后患疏》中载:“臣准户部咨,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毛凤韶等,题称陕西地方连年灾旱,戎虏益肆,粮不足以给军,食不足以赈民,乞要遣官将河南陕西黄河陕州各一带水陆运道,刻意修复。暂照成化二十年事例,急发京运粮米。仍将附近河南一府陕西等处京运折色,查照陕西岁用不足之数,内扣二十八万石,改为本色,年年坐派陕西,於陕西立仓收貯,水陆转运至关中,以给各边。户部将补陕西岁用不足粮银一十九万三千三百余两……”。疏中提到补银,主要是漕运难以将粮运至关中,陆路大量运粮,成本太高且时间太长,故以银两赈灾,再拿钱分散购粮。《明世宗实录》九十七卷载:“嘉靖八年正月戊戌朔(元旦),上御奉天殿百官行庆贺礼,是日风霾昼晦。”嘉靖帝很在意这场弭灾(重度雾霾或严重的沙尘暴),认为是不吉利的兆头。诏令百官为消弭灾建言献策。其中,嘉靖帝采纳了大臣提出的裁减冗员的建议。至丙辰日(立春)诏令:“科道官以言为职,其各以所闻,见条奏朕自採。不得隐默畏惮及挟私诬枉,负朕求言之意。”毛凤韶据此诏令,用近两月巡按调查,收集情况。于三月初上奏了《弭灾八事疏》(《明经世文编》收录了该奏疏,即:八事疏)。其中两件事,被嘉靖帝采纳。其一,赈济湖广灾荒。三月圣裁户部放赈。《明世宗实录》九十九卷载:“戊申户部覆御史毛凤韶所陈备荒政以实要地,谓河南川陕之民一遭饥馑多仰给湖广,故发仓禀以赈济,不若驰禁令以通贾,然湖广货物鱼盐之地,苦于王府及各司之征榷,而淮浙盐法留滞不行,并当议处。上曰:然王府有抽分船料侵夺渔利及镇守官以挂号需索盐引者,悉尽格之。并谕淮浙巡盐御史勤掣引盐,以通盐法,其穷民负戴易米者勿禁。”此事能得到嘉靖帝恩准,与毛凤韶及时上言陈述是密不可分的,他当年为湖广百姓度饥荒是作了较大贡献的。其二,革除镇守中官(太监),疏文如下:“迩者陛下诏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谓革冗安民,当自镇守内臣始。盖国初无镇守,以各省有府卫,有三司,有抚按,可不用矣。永乐间设辽东、固原、山西三处,后仍添设二十一处。又有分守、守备、监枪、市舶、织
造等项,民始不胜其扰矣。陛下总揽权纲,深念黎元,如织造太监张志璁一经论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无也。今各镇如故,供给之繁,差役之苦,不可胜言。况安静行事者故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边者,军粮则扣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则侵及鸡豚。党附群奸,分投四出,凌轹有司,棰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愿陛下独断不疑,一复国初之旧,将各处镇守并分守、守备、监枪、市舶、织造各太监速取回京,以昭陛下仁惠之治。”三月,御诏兵部裁革。《明世宗实录》九十九卷载:“兵部覆御史毛凤韶请复旧制革镇守,言内臣外差太冗。如浙江、福建有镇守,有提督市舶,浙江又有织造,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有镇守,又有监枪,二三人当令一人摄之其一可省,若河南、山西、山东镇守当悉裁革,蓟州有分守、有守备十人,宣府分守三人、守备六人,大同分守二人、守备三人,三镇东西相距不二千里而内臣已有二十五人矣。役军扰民,为患不訾,宜酌议者。上命如议。已兵部上所当裁革者,宣府镇城监枪一员,北路、东路、西路、怀来守备各一员,蓟镇抬头营、刘家口、太平寨、滦阳营、鲇鱼山营、黄崖口、峨嵋山守备各一员,大同监枪一员,东路、西路、朔州左卫、天城守备各一员,宁夏、辽东、甘肃监枪各一名,浙江提督市舶一员,临清监督仓粮一员。得旨俱依拟裁革,监枪市舶事务并于各镇守太监兼理。”裁革镇守太监事,当时轰动朝野,毛凤韶名声大振。他的建议得到了同科进士、“大礼议”功臣、大学士张璁和同是“大礼议”功臣、大学士桂萼的支持,该二人为嘉靖帝身边红人,在其力促下,裁革镇守太监事得以全面施行,直至裁革所有镇守太监。嘉靖九年,毛凤韶巡按云南时,发现原镇守太监杜唐,仗着宫内大太监的势力,目空一切,蠹害地方,尤为恶劣,欺凌土著,鱼肉百姓。六年引起土司安铨、凤朝文叛乱负有直接责任。毛凤韶不畏其强,秉直上书奏议请治罪,并力谏不可再派太监外任。据《明世宗实录》一百一十七卷载:“九月,诏裁革云南镇守太监,巡按云南御史毛凤韶言,镇守太监非洪武、永乐年间旧设,扰害地方,不可胜言,近蒙皇上明见万里,将太监杜唐取回,夷民欢颂。有若更生更乞追复祖制,将续差太监停止,以苏边徼之民。疏下兵部议覆,云南自古羁縻之地,夷性难训,近年用兵,军民困苦,省官节用。今日所急,镇守太监原非祖宗旧制,宜如御史议,裁革便报可。”毛凤韶还在嘉靖十一年初冬,对陕西镇守太监裁革事,向上奏疏请革。《明世宗实录》一百四十一卷载:“兵部言榆林极边甚贫,而前镇守为害有迹。毛凤韶比大同例,乞征太监赵亨还,会亨既病告,而张惇又代。且其应否裁革,已下总制唐龙议,惟赐圣断得旨惇业已遣,待勘报至日更议。”毛凤韶以大无畏的气魄和义无反顾的胆识,巧妙地利用嘉靖帝消弭灾和裁革冗员的时机,开创了革除百余年太监外任之弊政的先河。此举对太监的打压甚大,使整个嘉靖朝大小太监均不敢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这件事也影响深远。几十年后的万历朝,礼部尚书郭正域向万历帝上奏《祖法停税赋》的疏文中还提到此事,《明经世文编》四百五十四卷载:“……嘉靖八年三月,御史毛凤韶疏言内臣外差太冗。上命如议,已兵部上所当裁者,宣府监仓一,北路、东路、西路、怀来守备各一,蓟、辽镇、抬头营、刘家口、太平寨、滦阳营、鲇鱼石营、黄崕口、峨嵋山守备各一,宁夏、辽东、甘肃各一,浙江提督市舶一,得旨尽革。夫凤韶一言而所罢不下数十余处,不下数十余人,凡此皆太祖之所无。而景庙、武庙之所增,今一言而革尽数百年之弊政,真大圣人之作也……。”毛凤韶在朝廷选人用人方面,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在嘉靖八年五月向嘉靖帝进言,得到了嘉靖帝采纳。据《明世宗实
录》一百一十卷载:“庚子监察御史毛凤韶上言,臣闻大臣系天下之望,当谨于进退之际以全始终大礼,故古者大臣求退必荐贤以自代,苟所代不如其人,则宁存其旧诚,慎之也。臣仰见陛下励精图治,而大臣不肯精白一心以事。陛下如刑部尚书高友玑者,陛下即赐罢黜,天下咸服其明。但臣愚窃以大臣退易者由进之前易也。迩年以来,会推之典不谓不公,而论者乃谓持循故事。臣以为有三患焉:人才难得之患,知人甚难之患,观望顾忌之患。乞自今,令大臣举人自代下之廷议参酌可否,如其未宜仍又别推庶,大臣得人而无数,易之患矣。又如侍郎何瑭,敦朴正大,足以厚士风廉静忠贞,足以励贪懦,今虽在告,宜赐慰留。上纳其言,诏:自后推用大臣必众论其与者方可,拟闻如一时访论失真,许科、道官纠举,何瑭令在京调理,病痊即起视事,勿再辞。 ”毛凤韶在云南的军事守宜事上,上奏过一则疏文。嘉靖十年,他针对少数民族居住较多,为维护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社会安定。进言嘉靖帝,题建宁州州城,以驻军,以署事,御裁可。并于十二年由知州李道全筑竣(云南地方志有载)。也可以说,他为云南古代城市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军事行动方面,他初试牛刀就立大功。凭借自己智谋和果敢,与总兵沐绍勋密切配合,很快就剿平了与越南邻近的阿迷州土司叛乱。《明世宗实录》一百二十四卷载:“云南阿迷州蒙自县蛮才古等为乱,守臣平之,擒斩九百四十余人,俘获九百六十余人,夺获牛马器仗甚多,降伏三千四百六十余人。捷闻兵部,请录总兵官沐绍勋,御史毛凤韶,左参政孟廷柯,副使高第,佥事贾启,都指挥樊泰、冯立、孙玺,知府倪霦等及土官资徽等功。上从之降敕,奖励绍勋及凤韶各赏二十两、萱丝二表里,廷柯等半之,余付镇巡犒赏”。在治安方面立了头功。嘉靖十一年春,以强贼李贤为首的千余人,纠集在滇池南岸的昆阳州,滋扰地方,侵财害命,严重地影响了云南边陲的稳定。他及时向上陈言,请兵征剿,同时积极参与组织、指挥官军作战,很快平息强贼之患,是役共斩捕以李贤为首的贼匪一千六百余人。事后论功行赏。《明世宗实录》一百三十八卷载:“十一年五月,巡抚云南都御史顾应祥奏剿平昆阳新兴强贼,部议归功御史毛凤韶、左布政使陈轼,得旨赏凤韶、轼等币钞有差。黔国公沐绍勋准以功赎罪,以盗多绍勋庄户故也。”纵观毛凤韶任御史以来,既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又做了很多不见经传的小事。总之,是一个合格的优秀言官。然而,随着嘉靖帝日臻成熟,其驭官手法也不断翻新,更加刚愎自用,变着法要官员们互相参劾以静观其变。《明世宗实录》一百四十九卷载:“十二年四月,上谕吏部曰,院部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遗事既竣,独科、道互相纠劾业有成命,今数日未见题请,显有畏附之松姑且不究,宜遵例令两京六科十三道,从实互举,以听去留。”一时间言官们互相弹劾。因言官是分道巡按、分科监察,难免捕风捉影。加之言官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位,要么晋升很快,要么跌得很惨,出言不慎,甚至丧命。毛凤韶也许是陈言多,言多必失,最大的可能是得罪人多,得罪了很多人不敢得罪的人——太监。这群太监难免不做手脚,借此机会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对毛凤韶举劾诬陷。于是,他被贬谪任嘉定州判。此时,一群被裁革的太监奔走相告,拥到毛凤韶家门前挖苦讽刺道:你还在做御史么?还在弹劾人吗?言下之意,得罪我们,就没有好下场。毛凤韶据理反驳,我虽不做御史,但之前所做之事是对庙堂负责,是为民除害,虽受谪,问心无愧。这伙阉人被其大义凛然,一身正气,刚正耿介的气节所震慑,一个个悻悻离去。毛凤韶到嘉定州上任,时知州、同知十分钦佩其耿介气节、博学多才和理事能
力。其分管粮运,农田水利和诉讼均办理的井井有条。不久升任浙江严州推官,分掌刑狱司法之事务,同样干得风生水起,评判冤狱,伸张正义,广受好评。任满考效佳,升河南南阳府同知,官至五品。此时,他为官更为干练,所署衙事,有条不紊。在天命之年,升云南按察司佥事。重返故地,感慨万千。此时的他,深知为官时间不多,更应珍惜最后几年的时光,为国尽忠,为民请命。他积极协助省官,以教化边民为已任,经常到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帮助其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为改善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和睦,做了很多有益工作。在任上,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严于律己。然而到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他又一次遭到言官举劾,言其贪暴。二十三年春,经都察院会吏部核查不实。毛凤韶受此打击,感到再往下干就没有什么前途。于是乞求致仕获准。
毛凤韶以文修身,以善为乐,以德立世。嘉靖二十三年秋月,毛凤韶告老还乡,时年五十五岁。安顿停当,便去拜访既是前辈,又是姻亲的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刘天和,同时也看望自己的女儿、刘天和之孙守蒙之妻毛钰。他与刘天和畅谈很久,从天文到地理,从文韬到武略,无所不谈。当刘天和谈及嘉靖七年巡抚甘肃时,五脑山帝主庙土主紫薇侯帮助他从梦中惊醒,及时迎敌,大获全胜,立下赫赫大功,该如何报答五脑山紫薇侯。毛凤韶说,可为其在庙门立碑昭祀之。不久,他撰写了《五脑山张侯灵应碑文》。致仕后的头几年,他除了继续读书写作外,还创导首修了麻城明德堂《毛氏宗谱》。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在五脑山帝主庙左侧道峰书院明德堂后的聚峰楼修建完工。此后,他与夫人住在楼内一边整理文要奏议二十四则,编写文集,习经论道,一边以文会友,大兴读书之风,常与道峰书院授徒之儒者学究交流读书之心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他不断追求精益求精,完善自我。时道峰书院由小他三岁的嫡堂弟毛凤起(号道峰)所主办,其为王阳明亲授之徒,是麻城心学传道第一人。其招徒以诚敬为入门,以践履为实地。慕名而来学习者均是贤淑君子。经深悟格物致知,入仕者皆忠良,不仕者皆贤儒。毛凤韶博学广识,言行品德在书院的学子中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毛凤韶喜做善事。嘉靖十八年,他独自捐钱在县西门外二里许通衢之地,修建了广仁桥,路人从此不再在涨水时趟水过河。嘉靖三十八年,他出资在城内城隍庙北兴建三元都会府。在此之前,他育有三子一女。两子早殇,膝下一双儿女自幼习作诗文,朗经诵典。其女毛钰是万历年间著名女诗人。其诗集《毛文贞集》(统志),由公安派文学之首、翰林院编修袁宗道作《毛贞妇诗集序》。兵部侍郎梅国桢亦为其作了《文贞诗序》,由武举解元、参将邱坦(号长孺)刊行。他的儿子是一位很有前途、品学兼优的年少庠士,因病早卒。他施善修此府供奉紫薇、清虚、洞阴三官大帝,也有求嗣的心愿。果然善有善报,年届七十,喜得贵子,香火蕃衍至今达千人之多。三元都会府,三百七十余年香火不断,特别是每逢上元(正月十五)、中元(七月十五)、下元(十月十五),远近善男信女趋之若鹜,求子者多有灵验。可惜此府于一九三八年被日寇炸毁。他还于嘉靖三十九年,在陡坡山巅修建了一座三教堂。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教育族人及乡邻子弟。此堂亦于一九三九年被日寇摧毁。仅存其书三教堂楹联和绘图载入家乘,其文:人生天地间未辨为圣为贤成佛成仙先看七尺驱脱几分俗气;别客山林下又知谁绿谁黄何童何冠总于百年间结一日清风。毛凤韶所做施善修德之事,莫过于编修麻城第一部县志。嘉靖四十年(1561),广安进士苏松知县麻城,查麻城无县志,得知毛凤韶曾编修浦江县志,便托付他编修麻城县志。此时,他年过七旬,不顾年高,欣然接受。在庠生熊吉辑志草及刘子弼、邱龙云对熊之志草校核的基础上,他拾遗补缺,广录史料。经严格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门别类,终辑成九志并叙之,曰《麻城志略》。这部县志倾注了他暮年全部心血。尽管现今已佚,但从康熙九年麻城县志可以看出,当年修志时嘉靖年旧志尚存。时县儒邹师可寻得旧志,因其残缺而补缀增益。毛凤韶的一生是重文修德的一生。编修浦江、麻城两部县志,著有《聚峰文集》,其掷地有声的箴文《县令箴》,载入浦江县志和麻城乾隆六十年县志。该文针砭时弊,劝告为官者如何履责,如何清廉为官,现今读之,仍有很强的针对性。还有一篇短文《狱论》,对司法、狱政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亦被载入浦江县志。他于嘉靖丙申年(1536),对元好问(号遗山)所编撰的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作跋。因其文笔流畅,评论精准而流传至今。他于嘉靖二十三年拜见刘天和后,为其撰写的《张侯灵应碑文》、由致仕参议曾烶而书的石碑,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修五脑山帝主庙时立于庙门前,至今仍存该庙内。他生前的德行,得到邑中缙绅和后学们普遍尊崇。故后,在城内申家巷为其立绣衣坊以祀。万历年间进士、崇祯朝四部尚书李长庚为其撰《聚峰公实录》和墓志铭。毛凤韶的一生,是有作为的一生,尽管他官品不够高,进不了《明史•列传》,但他的不少作为,录入了记录明朝始末的大型工具书《明经世文编》和《明世宗实录》,在他生活和历官的地方,其方志里也记录了他不少的活动轨迹。由于时代久远,文史在改朝换代中遭自然的和人为的毁损较多,如《明经世文编》在清朝被列为禁书而遭焚毁。《明世宗实录》在传承中也有部分卷记遇佚。本文可能有的地方记叙不够精准或有出入,特说明。

心学传习第一人毛凤起

毛正秋
明朝中后期,麻城这块文脉之地,科甲云兴,经春秋踏南宫者在湖广乃至全国居领先之位。故有山阳《礼记》、麻城《春秋》之说。民间盛传麻城有科考秘笈——《麟经》,致使不少的外地学子和在麻城历官的子弟前来进修学习。然麻城并无特别麟经,只有为数不少的学风正、质量好的书院和一批学科较全且高素质的教书先生。毛凤起就是其中之一。
据《麻城县志》载:“毛凤起,字瑞东,号道峰,为县生员,究心性命之学。闻阳明先生创道东南,徒步从之,居数年有所得,归而授徒,作心学图致知说,以淑人士。先生之道以诚敬为入门,以践履为实地。嘉靖壬辰年诏举贤良,敦行遗逸之士,有司以凤起应,辞不就。知县陈子文筑道峰书院,复其徭役以居,就教者益众。凤起德性和易,志行高洁,孝友敦睦,老而弥笃。崇祯年间,后人奉其牌位于五脑山明德堂祀之”。下面结合明德堂《毛氏宗谱》有关毛凤起的记载和所处时代背景,从三个“学”字,浅谈其人其事。
一、虔心求学
毛凤起(1493——1558),出身书香门第,为御史毛凤韶嫡堂弟。其父毛驭,弘治甲子科举人,《黄州府志》和《麻城县志》载:
“授太平县(现为浙江温岭),综理有方,剖决无滞,吏民不敢欺。”毛凤起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舞象之年即为县生员,对儒家经典颇有心得。弱冠之后,亦为科举业而寒窗苦读。当其二十六岁时,朝廷发生了一起较大事件。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率六万叛军陷九江、南康,渡江攻安庆,欲夺南京而自立。时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王守仁正在闽、赣、粤山区剿匪。受平乱之令后,率八万大军,其中大多数为地方团练乡勇,号称三十万,对宁王进行讨伐。凭卓越的军事才能,仅三十五天就平定了叛乱,活捉朱宸濠。以军功敕封新建伯,升光禄大夫柱国、南京兵部尚书。因权臣妒其功,不予王守仁以铁卷和加禄,实际上只给了个虚爵。是年十一月,王守仁忿而告假回家从事书院教育。两月后,其父老状元王华病逝,便借口丁忧辞职一心讲学。嘉靖元年春,先在越中绍兴稽山书院(北宋范仲淹创办)设馆讲学,首批招收绍兴八县及湖广、直隶、南赣等地学子二百余人,其中就有毛凤起。原来是毛凤起之父毛驭于正德十五年调任宁海县知县,常写家书言浙江事。毛凤起闻王守仁创道东南并为之一振,他当机立断,放弃了参加嘉靖元年秋季的乡试备考。收拾包裹,准备盘缠,告别家室,徒步从麻城向浙江绍兴进发。开始几日未到小池就双脚血泡,他咬紧牙关,坚持前行,渡长江、经浔阳、过湖口、奔徽州。沿新安江南下钱塘,一路上的名胜风光无暇顾及,日曦而行,日落而栖。经月余,终于赶在开学之前,到达浙北绍兴稽山书院。这批学子中大多数为青年秀才,还有少数举人,均有很好的文化基础,对新观点、新理念有浓厚兴趣,他们从不同地方来绍兴,就是为了学习格物致知新理论。开学前按例行拜师礼,而后正式传习。毛凤起学习十分刻苦,尽管有教义《传习录》(上卷),他对先生的每一教诲,认真记录,直到弄懂弄通。经几个寒暑虔心学习,他基本掌握和理解了王阳明先生倡导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等心学理论体系。嘉靖六年五月,诏起原任南京兵部尚书、新建伯王守仁兼左都御使,总制两广及江西、湖广邻近地方军务,征讨广西岑猛余党卢苏、王受叛乱。王守仁遵旨赴任。不得已,毛凤起铭记先生“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教导,即“四句教”。携带由薛侃和南大吉分别所辑《传习录》,于七月回到离别五年多的故乡,开始了他毕生的心学传习。
二、艰辛创学
毛凤起归家后,他决心要办一座书院,传播王阳明先生的格物致知新论,便与早三年告老还乡的父亲商量,征得其父支持后,着重办了四件事。一是宣教事。新理论、新观念的出现,是对传统理念的冲击或是挑战,往往在其初期不易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毛凤起深谙此道,故将舆论造势作为首事来办。他借王守仁平叛又立新功之势,在县衙备案后,在不同场合大力传颂王阳明先生之格物致知从心上穷理新说,而不同于朱子旧格物致知物穷理之说。格物致知是《大学》中的一句,朱熹注为对物体要彻底了解,达到穷尽地步。王阳明则针对人心,要格除心中的一切不良因素,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善良的人。他大讲王阳明“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处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道德修养在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即可的“心即理”之说;大讲良知即是天理,良知是心之本体的“致良知”之说;大讲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的“诚意”之说;大讲“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论点;指出朱子“先知而后行”的不足之处;每到一处必宣讲“四句教”。二是将自己几年所学,精心归纳,把致知新说绘制成图文并茂的心学图,并将心学的主要论点汇编成册,以便于人们认知和接受。三是在自家的祖地上,即牛棚山下的沙埂新建草庐,作为以主授王阳明理学的道峰书院,并备齐教与学所需物件。四是制定书院规则。规定入学者必须是讲诚信,遵守社会公序良俗。万事开头难,至嘉靖七年春,以《传习录》为基本教材的聚徒讲学正式开始。如刘守蒙、熊吉、毛可学等人最先入学听讲。嘉靖八年仲春,当书院走上正轨逐步火红之时,时局发生变化。朝廷禁止心学传习,都察院行文天下,言王守仁学说为邪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巡抚两广,提督军务时,肺病已入膏肓,自知时日不多乞归,嘉靖准奏。但他未等接替者林富的到来就离岗归乡。八年正月,嘉靖帝闻知,怒其专擅且疑有诈,谕吏部曰:“守仁受国重托,故设漫辞求去,不候进止,非大臣事君之道。卿等不言恐人皆效尤,有误国事。 ”要严惩王守仁,而王守仁在归途中已逝月余。此时与王守仁有隙之人,乘机上书言其罪。二月,吏部会廷臣议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大学士桂萼领头攻击之,言守仁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应治其罪,夺其爵,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方献夫、霍韬等人力陈守仁之功,言剿輋(畲族)贼,擒濠逆,据事论功,宜免夺封爵。嘉靖帝最后拍板,言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功过相抵,保留其所封伯爵,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大势所趋,道峰书院只好暂停传习心学,改讲其他儒家经典。是年仲秋,朝廷驰禁令,认可王守仁倡导的格物致知新论。起因是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方献夫和礼部尚书霍韬二人待嘉靖帝消气后,分别上书替王守仁辩解,他二人引经据典向嘉靖帝阐述了格物致知乃属《大学》经典,朱熹注释为一家之言,虽正统,然守仁之说则辅以完善,使格物致知更为全面。其心学更是教化臣民无私杂之念,去人欲,存天理。此论有益陛下治天下。更有致良知,为善去恶论,实为《孟子》性善论也。守仁倡导的新说正是先儒所思也。嘉靖帝虽刚愎自用,但细想之,很有道理。为了顾及面子,他将所谓的申禁邪说之责一概推到桂萼等人身上,加上其他事联系在一起,于八月就免去了桂萼等人之职,令其致仕。而王守仁的学说得以重新传习。随之,道峰书院又回归办学初衷,继续用王阳明理学以淑人士。
三、毕生讲学
随着时间推移,毛凤起的理学声望越来越高,道峰书院影响范围越来越广,聆听心学的学子越来越多。转眼间到嘉靖十一年,是年嘉靖帝下诏各地荐举贤良遗逸之士,充实官宦队伍。时闽县进士、知县陈子文首荐毛凤起,具表至湖广巡抚衙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汪珊阅后,很是欣赏,认定毛凤起就是朝廷所需之人才。于是重点向吏部荐举,不久行文湖广,启用毛凤起。汪珊乃命麻城县学具礼币、造庐、行奖励礼,敦请毛凤起赴职。毛凤起专心传习致知说而心性已笃,于是借口父丧守孝而不应(毛驭于嘉靖九年病逝),知县陈子文很是惋惜。当其看到书院条件差,先生与学子们的教与学风气盛,俱用功,回衙后决定由县出资,征用徭役,利用毛氏山地,在五脑山帝王庙附近修筑新的道峰书院。麻城旧志云,陈子文于峰事上使下咸得其欢。之后,书院更加兴盛,不仅有本邑学子,而且还有从外邑、外省前来进修的学子。因此毛凤起的德性志行也影响到湖广的一些府、县和河南等地。最先在道峰书院学习的人,也成为该院的执教先生,如熊吉、刘有蒙等人。嘉靖十六年,朝廷又派出学使到各地选拔人才。时任河南按察司副使、提学的敖英,早闻毛凤起大名,此次又负责湖广选拔事,他专程到麻城道峰书院拜访毛凤起,与之长谈大半天,越谈越觉得毛凤起了不起,理学水准非一般学者所能及,特别对其道德品行十分的钦佩,相见恨晚。于是决定留宿书院与之夜谈。敖英,字子发,号东谷,后官至布政使,二品衔。本是进士出身的饱学之士,时又是四品官员。从他的遗文中可以看出,他为人较清高,有点恃才傲物,喜写札记。他在与毛凤起的夜谈中,向毛凤起请教了不少理学方面的问题,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慨。长谈后,敖英再三邀请毛凤起入朝为官。因其弥笃传习事而婉言相谢,不肯应允。敖英于嘉请二十八年致仕后,在其日记小说集《东谷赘言》卷下中,专门录入了此次拜访。原文:予行役麻城,谒毛凤崖(起)于山中(五脑山),留宿。因间请曰:“先生婆娑丘樊(丘樊:常指隐者所居的园圃或乡村),以何事为乐?”凤崖(起)曰“某平居恒以礼义灌溉此心,以廉耻润色此身,以勤俭训子孙,此外奚所事哉?”毛凤起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始终如一,全身心投入到授徒讲学之中。晚年,他邀请了一些对理学研究颇有造诣的学者如耿定向(后官至户部尚书,明史有传)等前来书院讲学。他花甲之后,除讲学外,还对钱德洪所辑《传习续录》进行了认真
研读,他不断完善心性,修养道德,以此影响学子,影响缙绅。他的门徒中出了不少贤达之士,如赐进士第、兵部侍郎梅国桢;赐进士第、潮州知府邱齐云等均求学于道峰书院。嘉靖三十七年,毛凤起病逝于道峰书院,享年六十五岁。两年后,南充进士、知县尚德恆,立名宦乡贤祠,迎毛凤起灵位入祠,特作建毛道峰先生祠寝一首:携将琴鹤古亭州,二载疮痍幸已瘳,百里碧空悬玉烛,一肪白壁浸冰壶。表彰前哲闻风教,唤醒良知为道谋,五鼓发诏君献绩,願言借冠可能留。此七律表达了对毛凤起的崇敬之情。毛凤起是王守仁亲授的唯一麻城籍门徒,也是第一位在麻城传习心学的学者。他穷其物、毕其生,就是为了让格物致知新论在麻城生根、开花、结果。
毛凤起虔诚传播的一系列心学理论,虽属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但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很多。如知行合一、实践出真知、求是等是正确的;致良知、为善去恶,讲诚信,在道德修养方面是积极向上的,至今亦适用;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即以人为本亦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毛凤起故后至民国三百余年中,作为凡人而肯学,一念向善,心存良知的他,均在历次修志中载入县志予以传颂。

天下第一清官刘采

熊孝忠
刘采(1500—1573),字汝质,号安峰,刘汉之子,麻城桃林河人。嘉靖元年(1521)举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时张璁当国,有人提醒刘采,应该去拜谒张璁,刘采没有去。幸好张璁没怎么计较,对刘采恩威并用,补宿州,先后进户部员外郎、郎中,升四川参议。越五载,改广西按察副使,云南左参政,广东按察使,广东左、右布使,晋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在四川任职时,负责管理黄册。时朝廷命史董为蜀王修王城,刘采全力为之。事成后,蜀王以金银厚赠刘采,刘采坚决拒绝,分文不取。蜀人有官铨司者(负责管理官员升职的部门),与刘采为同年(同科进士),因私事与监司发生矛盾,专程到刘采寓所诉述其事,希望刘采能助一臂之力。刘采正言劝诫,其人因此含恨,使刘采滞留四川五年不得升调。后来这位同年在官场栽了跟头,刘采方得晋升广西按察司副使。嘉靖年间,自夏言当政,时兴各省长官向内阁行贿。封疆大吏们谒见执政首辅,必以大块金银向其送礼,只有刘采一人不送礼。故当朝内辅按礼仪请各位大官宴饮时,唯独不请刘采,刘采依然故我。后来奸臣严嵩执政,更加贪贿成风。刘采时任福建左布政使,正准备以病老为借口请求解职回乡时,山东巡抚报缺,新近参政力荐刘采,乃升刘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按当时官场风俗,由藩司进巡抚官职者,一般要拿出数千金感谢当政者,连一些平时自称廉政者也不免随俗。只有刘采分文不送,仅写一信问候起居.表示感谢。平时与刘采友好的同僚为其担心,写信相劝,刘采说,“任之耳。”不久,严嵩派赵尚书视察海事。赵尚书是严嵩死党,借严之势,独断专行,朝廷上下惮如豺虎,沿海镇巡以下官员相率逾境趋迎效劳,争相贿赠黄金白银。赵到山东地面,刘采只派当地官员持一纸公函前往迎接,知情者无不替刘采惴惴不安。幸亏刘采剿灭巨寇杨士仁立功奏捷,得保无恙。隆庆年间,刘采晋升工部尚书,不久转吏部尚书。赴任途中,他上疏自请捐出年俸、坊金(朝廷特批的为其修牌坊之款)助修麻城粮仓,后人称之为“便民仓”。当时麻城显贵无不立有牌坊,唯独刘采无坊。综观刘采一生为官四十年,既当过封疆大吏,也曾为朝廷高官,连任四部尚书,为当世罕见。70岁时他自请告老还乡,家中尚未脱贫,有时须向亲邻借贷度日,乡人称颂其为“青天白日”。刘采回乡第四年病逝于故居,其生前所在部门有感其高风亮节,竟破例在五凤楼前立牌,牌上大书“天下第一清官刘采”。朝廷也赠授太子少保.谥端简,特谕祭葬。刘采葬于东山木樨河(今张家畈镇)。

致仕后的周思久与李贽

周汝成
周思久,字子征,别号柳塘,晚年筑室石潭,故又号石潭居士。他“生而天性高明,亢爽,非物所能累”(杨起元书《太守周思久墓志铭》)。自幼与麻城天台山耿定向 (嘉靖 35年进士、户部尚书、太子少保 )同窗共读,耿天台称:“予自束发交子征矣,习见子征自少为童子,过座中偶闻谍呓语,辄忸焉,面颈发赤也。比长入仕,涉世纷华,中而醇心笃衷,犹然无易赤子,其余礼道之交也。”这简约的一段话,道明了周思久少年诚实厚道,中年当官涉世仍不改心醇意实的情怀。
周思久从小志向高远,好学上进,攻读经史特别用功,有时午夜方睡、黎明即起,以其诚实、好学不倦的精神,“格物致知”,探求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他于嘉靖 31年(1552年)赴省城武昌参加乡试,与麻城人耿定向、朱继孔、刘洓、袁亮等中同榜举人。次年他们共赴京城礼部参加全国会试,仅他一枝独秀登龙虎榜,中得进士,而耿定向等一同应试举子却名落孙山。
新科进士周思久初授南直江都县知县,治理一地政绩有声。两任届满,考绩优秀,委以重任荣升广东琼州(今海南省)知府,官至正四品。海南岛远在天涯海角,与中央政权所在地北京相距数千里之遥,与广东陆地隔海相望,孤悬于海上。历来是流放政治钦犯的荒蛮之地,凡赴琼者素有“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之哀怨。周思久到任后,针对琼州地处边陲,贫穷落后,吏治腐败,民冤如海,怨声载道的现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一是审慎详察、办理积案,惩治邪恶,救民于水火。在一段时间里,他闭门谢客,埋头审理案册,将压了十几年无人问津,已堆积尘封虫蚀,难于辩认的案卷一件一件地查阅清楚,或是派人赴实地取证,或是提询人犯当庭调查,一桩一桩搞得水落石出,速判速决,有力地打击了罪犯,还天理法纪于民,使得人心大快。经过一年多的初步治理,社会发案率大幅下降。其二是针对海南岛是个少数民族集居地、远离国家和省府政治中心、教化荒芜的社情,在路口和人众聚集地广贴文书布告,宣示国家的法纪法规,在全岛造成浓郁的遵纪守法氛围,让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这第二把火烧掉了社会上恃力者王、弱肉强食等自然封闭的落后观念,又一年多的时光过去,全岛的社会治安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第三是针对海南岛贫穷落后、盗贼四起的社会经济状况,动员和号令各州县大力发展渔猎和农牧生产,用减租调税等多种办法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改善各族民众的生活。他多次亲访黎寨,深入僻壤荒村,体察民情。这第三把火燃起了岛民心中的新希望。通过三年多的治理,全岛初步出现了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在此基础上,周思久在海南全岛兴办官学和私塾,大兴教化之风。从儿童和青少年抓起,把中原内地文化播洒入岛民心中,在海南岛上大力传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初步造成了风清气正的风貌,与此同时,他还大力选拔和任用当地人才,注重实施“琼人治琼”的方略,使得海南岛逐步得到有序治理。周柳塘在海南岛的治绩,杨起元后来在《周柳塘墓志铭》中说,“四历名郡而屡空,终身俯仰无资”,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深受海南岛籍的一代清官直臣海瑞的钦佩。周思久任满赴京时,老百姓依依不舍,送行的人群相拥塞道。海瑞为感谢他对家乡建设所作出的不朽贡献,特地写作《赠周柳塘觐见序》颂扬他的人品和官品,高度赞扬周思久治琼的赫赫政绩。而周思久对海瑞的为人为官亦相当看重,他特意写下了《寄海刚峰中丞》一诗,诗云:“海上有孤凤,翩翩戏清风。所食为琅玕,所栖惟梧桐。一鸣九天震,再鸣万谷空。延颈望浩荡,奋翮逼苍穹。四海任横绝,百鸟安能从。何复再来仪,圣明此时逢”。与海瑞相唱和。
周思久治琼多年,任满上京见驾述职后,自明“丝丝著述皆千古,草草功名只十年”的深刻道理,深感自己治学探研的壮志未遂,于是上章要求离开官场,引退还乡,隆庆帝赐封他为奉议大夫,并封他的老母黄氏为安人,封他的发妻州氏为安人。就这样,他沐着浩荡皇恩,于隆庆四年荣归故里。
周思久素来与麻城人户部尚书耿定向相友善,他们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思想上相互切磋,成为荆楚一域有名的理学家。周思久教诲他的得意门生广东惠州人、万历十五年进士、吏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杨起元说:“学必求至圣,人非但欲为好人也。”他与杨起元饮酒时,酒有酸味,又教诲杨说:“世人云酸秀才,愿子他日无忘此味也”(《麻城县志》光绪八年刻本上册二六四页)。这一席话成为载入《黄州府志》和《麻城县志》的名言。
周思久教子亦相当严明。儿子周之士胸有文墨,他疾草训之曰:“父子天性,今当永诀。无以为别,愿汝立志,以圣人自期。”他在教徒诲子的言论中,处处都充满着鸿儒风范、典雅高风。
周思久返乡后,时值明末思想革新家、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从黄安辗转来麻城。他与族弟周思敬(隆庆二年进士、官户部侍郎、赠工部尚书)热情接待,畅叙旧情,并出资在麻城北正街购建维摩庵,安排李贽定居。继而,周思久出资购买阎家河钓鱼台处的龙潭湖,安置李贽到湖西沿的龙湖寺修行、办学、著述。他自己则在湖东沿建屋与李贽隔湖居住,因此称之为石潭居士。李贽在《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中说:“散遣僮仆依亲,只身走麻城芝佛院,与周柳塘先生为侣。”在此期间,周思久经常与李贽泛舟于龙湖之上,相约于钓台之中,畅谈人生感悟,探究人生道理,对一些哲学思辨进行交融互补,对李势的著述提供了不少帮助,并使龙潭湖成为文人学者的雅集之地,一时名声大噪。
李贽在三千多字的《答周柳塘》的书信里,把自己离开官场、从事“童心说”等的哲学著述过程中所遭受到的攻击和唾骂、所承受的污篾和诽谤,一一向周思久倾诉,无话不谈,二人亲如手足,志同道合。
对于周思久与李贽同居龙潭湖,共同探研思想理论之举,吏部右侍郎杨起元写有《周柳师》一文:“伏惟二老以道缘深相结内,自有龙湖以来,至此始通其会。二老皆人龙也,继自今龙湖之名始不虚也。而二老所以为人龙者何哉?二者之学皆干干之学也,故称龙焉。虽然龙何学之有?湖上之山阜、林木、鸟兽;湖下之渊泉、鱼鳖;往来于湖山之间的章缝、缁黄、宾客、仆从,一切皆龙也。有弗龙,安在二老之为龙?故知二老以无弗龙而成龙”[《杨太师家藏文集》卷六《周柳师》(一)]。周李二人的深情厚谊、学探奥微从中可见一斑。
周思久四十五岁年富力强之际要求提前退休,自有其深谋远虑。他回乡后继承和发扬祖上创办龙溪书院的优良传统,在麻城城西创办辅仁书院讲学育人,他的思想兼收并蓄,师古而不拘泥于古,循理革新而不立异标新。他深研理学不拘限于理学的死框框,大胆呼吸明末思想革新的新鲜空气,在李贽等思想革新者的影响下,于辅仁书院内,与进步革新的有识之士切磋交流精工诗律书法,为当时培育了一大批有用之材。他的门生杨起元在《周柳师第二书》中说:“前月曾寄《学孔编》小跋稿,想已台览矣。近读李氏《焚书》,益觉此老是真休歇汉,世上难觅。此人我老师能与之相朝夕,岂非大眼界大缘份哉!起独无缘,得与善知识相近,所幸一念之明,尚知向往。不然,只得少为足求名而已耳,何足齿也!起闻,大开眼界人一咳一唾皆是神解,乃至所居一茎一块皆是丹头。今老师尚有所闻于此老,愿不惜示。幸甚,幸甚!”从这封书信中可知,周思久理学与李贽思想相融合,影响了他们身边的一大批人。周思久的著述颇丰,有《石潭集》等著作流传于世,为不可多得的儒雅华章。现录其遗诗《收春楼》一首,以飨读者。
半亩荒塘一径开,烟波深处起楼台。突兀去天刚五尺,洪崖青嶂相萦回。桃李春风二三月,鸟语花香长不歇。云起翻疑蓬莱宫,月明不减银蟾窟。主人得暇即登临,童冠相随歌且吟。凭栏远望岸轻帻,与友焚香弹素琴。有酒时斟三五斗,和气耳热自击缶。此自白日到羲皇,纷纷万代我何有?别来倏忽度三秋,池荷窗草空悠悠。
独上楼头发长笑,无边春色一腔收。
周思久以诗书相伴,在家病逝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享年 64岁,他的事迹入麻城县志《名贤》录。吏部杨侍郎为之写《墓志铭》云:“有善出乎天,不有其善存乎?天人匪二,有无混一。古有修者,是为有明柳塘周先生之真室。”

耿氏三兄弟与李贽

刘宏
明万历九年(1581)正月元宵刚过,黄安城南门外,站着三个相貌相似着一身青素儒服的人,他们不停地揉搓着快冻僵的双手,频频翘首遥望着远方。
人们认得他们是麻城城旺族耿家三兄弟。站在最前面的是大公子耿定向(1524-1597)字在伦,别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的进士,官当的大,官运最好。此时,耿定向正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福建巡抚,因其老父刚刚过世,正遵制回家丁忧。站在耿定向身边的是他仲弟定理(1534—1584)字子庸,号楚倥,人称八先生。平生不好做官,但学问很高,特立独行,好交朋友。三弟定力(1541-?)字子健,号叔台。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官工部主事、成都知府、右佥都御史、南京兵部侍郎。此时此刻,定理的脚都踮得老高,脖子也伸得特长,从神情就可以看出,其盼望之情比他的兄弟更为迫切。
这高大厚实的黄安城墙,俨然是耿家立下的一座丰碑。因为黄安县就是耿定向在嘉靖四十一年向皇帝打报告置建的。
相传他撰奏章时还与耿老爷子有过一场争论。他老爷子说:“麻城自隋开皇十八年建县,我们这块地就属于麻城。元末时,我们耿家一世祖耿国宝携次子耿必安参加朱元璋义军,以功劳授封济阳卫(今河南兰考、民权一带)千户,后来长子耿必顺奉母省亲落居于湖广麻城太平乡横山凹,现已历四世,人丁兴旺,官运亨通,蛮好的呢!你如今要把祖先安睡之地改作他乡,只怕祖先们仙游回来还找不着门楼呢!”耿定向说:“我们这地方接壤黄冈、黄陂,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家国难以久安。一旦有变,安有完卵?”老爷子说:“穷乡僻壤有什么不好,天高皇帝远,自在!”耿定向知道老人执拗,只看眼前,未能远谋,耿家虽有高墙深院,哪有筑建城防牢固?再说哪朝哪代没有封地?有封则安啦!其实,早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时为举人的耿定向亦上书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冯岳,极言建县之利,获认同。但由于地方官员不断变动,建县的主张被搁置下来。直到十三年后,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时任行人司行人的耿定向又对新任湖广巡抚刘崙提起此事,获刘崙赞同,次年春将此事交麻城县令苏松办理。不久,刘崙离任,建县事又被搁置。当年秋,耿定向巡按西夏,在宜城道上遇继任湖广巡抚张雨,再提旧事。这时,监生王国任等五十二名乡人也联名上书,张雨于是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时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征、巡按御史唐继禄、布政使徐南奎等人一致同意,建县议遂定。然而,由于部分官员顾忌区划变动后牵涉到税赋的变动和户口的重新核定,影响社会稳定,而当地百姓也怕建县后修城筑池,工役摊派难以承受,纷纷表示反对,“钉子户”多得数不过来,加之皇上耳边无人说话,故报告打上去一直毫无动静。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任户部尚书的耿定向见时运到了,于是上《两台疏》,陈述其乡建县之利,得礼部尚书徐阶赞同。翌年三月十三日,明廷果然准其奏,划麻城县太平、仙居两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县上中和乡十二里甲建县,定名新安。县治所设于姜家畈。建县时,全县有五千八百四十一户七万九千零六十八人。旋改名黄安县。据《黄安县志》载,因春秋时地属古黄国,为求“地方宁谧,生民安妥”,所以叫“黄安”。隆庆三年(1569),购姜家畈田地一百二十五亩,耿定向弟耿定理主持在姜家畈建县城。并由黄州郡贰守(“贰”指副职)袁福徵督办修建。时城周长五百九十九丈,城墙高一丈八尺,厚五尺,建四城门:东门名“三山”,南门名“载阳”,西门名“回澜”,北门名“天台”。至此,耿方心安。
至于耿定向的学养与为政,《黄安县志》称其:“为政方严有体,新造之初,庶事草创,劈荆剪莽以新县治,成法可守,士民德之。”如他任职南都 (明时称南京为南都 )时,有个书生被一凶僧侮辱而来告状。耿楚侗交代有司处理,这名僧侣却逃走了。耿心想,只要驱逐他,使他不再隶属该寺的僧侣就可以了。但人心不安,民众认为一定要把他逮捕且上枷锁。耿开导他们说:“良知是何等的广大,何必受一个烂和尚的拘束呢 ?”书生退下后告诉别人说:“惩治凶恶的僧侣难道不是良知吗 ?”有人将此话告诉耿,耿说:“这句话很对。但我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我心中有三层顾虑 :一是立志向学的人,就应受人冒犯不予计较,遭受横逆不畏艰难,不然就落入一般人的窠臼。这是名谊心 ;其次认为法官用刑,各有条律格式,像这类犯人于法不应上枷锁。这是格式心 ;又听说这名僧侣极为凶恶,担心有意外发生,所以更不肯过分追究此事。这是利害心。我的良知就是如此顾虑的。”后来姜宗伯为了保护自己私交亲密的人,判案不太公平,引起世人极大的批评。又承恩寺有个僧侣,被礼部施枷锁以致于死,结果构成大讼案。耿听到这些事,对李士龙说:“我以前良心上的三件顾虑不是更妙吗 ?因为考虑周到,乃能大事化小。”可见耿处事谨慎,他以为凡是处置小人,不可以太过分。天地之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这是自然的道理。容得了小人,才能成为君子。如果再往深里探究,就会发现,耿氏三兄弟和当时社会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样都崇信王学(阳明学说),同属泰州学派,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这也是三兄弟结好李贽的重要基础。
昨天,耿家三兄弟已接到驿站快马来报:他们共同期盼的远方客人已乘轻舟快帆到达黄州府地面的团风,登岸后即北行,日夜兼程即可进入黄安县域。
这贵客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在这“僻陋”之地的“黄麻”掀起轩然大波的李贽。
李贽(1527-1602,福建泉州人。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与耿定向最初在南京相识。其时耿定理也在南京,他们之间一见如故,尤其是与耿定理交往甚深、堪称莫逆。万历五年(1577)南京刑部员外郎的李贽赴云南姚安任知府前,在途经湖广时到耿家看望过耿定向和定理,并游览耿家开办的“天台书院”。耿定向是以好礼而闻名的人,对李贽的礼遇周全自不待言。率真的李贽十分激动,将妻子、女儿留居在此,并相约待三年任满后辞官来书院讲学研修。耿氏兄弟和当时社会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样崇信王学(阳明学说),同属泰州学派。这是耿李结好的重要基础。在云南期间,他们信件往来不断,相互探讨、推敲阳明心学、禅学。而耿定理尤信禅学,主张个人心性的自由解放,对李贽的“童心说”更是如醉如痴。而耿天台似有些不以为然,但尚能各自隐忍包容,维持着“兄弟怡怡”的关系。辞去云南的官职后的李贽,便漫卷诗书,脚下生风地往黄安投奔耿氏三兄弟来了。
在寒风中等了很久的耿家三兄弟,终于盼来了风尘仆仆的李贽。耿定理禁不住上前拥抱、落泪;耿定向也笑着认真地端详着这位抛弃四品官服的异人。主人将客人请至大堂,吊祭如仪。礼毕,耿定向即命人在耿家别业“天窝”专门为李贽夫妇筑室安居。虽是山乡茅屋,却甚为规整宜人,李贽感到十分满意。
你可不要小觑了这山居野处、竹林茅舍的“天窝书院”,它可是远近闻名的待贤之馆哩。书院是耿家兄弟齐心协力创办的,但讲学的“圣贤”却都是耿定理请来的。耿定理人称八先生,一生没有做官,但学问很高,一直与他哥哥耿定向一起专心讲学。毕生都在寻找“胜我之友”。
俗话说“莫问人的脾气,但看人的朋友”。单从耿定理请来的这些“朋友”就可以看出耿定理的思想倾向与他哥哥有很大的不同。耿定向始终恪守传统儒家的根本,标榜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但他也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在宋学(程朱学说)、王学、禅学之间来回摇摆,试图融合三学,以王学、禅学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耿定理则不然,他潜心王学、旁及禅学,以邓豁渠、何心隐和李贽为师。这三位可是深深影响着耿定理的人。先说这邓豁渠,他本是四川内江的秀才,后来弃家出游,又落发为僧,遍访大江南北知名学者。曾在青城山参禅十年,入鸡足山悟道,到天池访月泉老衲,又到庐山谒性空和尚。他说,入黄安居天窝茅屋,始悟大道“不属有无,不属真妄,不属生灭,不属言语,常住真心,与后天事不相联属。 ”对邓豁渠的“专主见性,不拘戒律”的学术观点耿定向却很不以为然。再说名士何心隐,他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幼时颖异超群,潜心经史;省试时被拔为第一,人以为奇才。何心隐有恃才自傲的毛病。他内心不服张居正的名声,因而轻率的问道:“公居太学,知太学道乎?”张居正岂是谁都能随便挑衅的?他虽然不知道什么“太学道”,但他以自己的气势压制住何心隐目摄之曰:“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一下子击中了何心隐的心病。张居正走后“心隐舍然若丧”。何心隐在北京期间与社会各界交往密切,尤以方技杂流之类为甚。当时正值严嵩专权、忠鲠之辈纷纷遭害。嘉靖皇帝崇信道术,以“青词”与上帝沟通。严嵩就是以擅长写“青词”而受宠的。这时有个道士叫蓝道行,颇得嘉靖皇帝的信赖。何心隐与蓝道行秘密交往。在事先探知严嵩将会有事上奏的情况下,提前“乩神降语:今日将有一奸臣言事。 ”由此破除了嘉靖皇帝对严嵩的宠信,终于扳倒了严嵩。但蓝道行不久事败,下狱致死。何心隐也逃出京师,为躲避严嵩余党的仇杀,改“粱汝元”为“何心隐”。隐名讲学于长江南北,而以湖广孝感、黄安为久。耿定向却无法容忍他的放荡不羁的狂狷和思想开放的主张,对仲弟的交结和放肆不检行为不满,只是照顾情面才听之任之。至于多年来耿定理与李贽互为师友,日不能离,而耿定向则常常侧目。眼下还住在这里的还有三位知名人士:一位是本县最有名望的财主兼道德家吴少虞;一位是麻城有名的财主、学问家周思久(字子徽,号柳塘);另一位则是苏州太仓人与定向同年、老疾致仕的管志道(字登之,号东溟)。这三位都是耿家大先生定向的追随者,当然也是贵客。
初来乍到的李贽,没去过问这三位“窝友”的财势学问如何,自己也眼不观书,耳不闻道,绝世嚣,怡野逸。定理也陪他在天台山策杖信步,听松风泉韵,或吟诗写字,日子平平安安。其实,只有耿定理知道李贽表面平静的深处隐藏着的波澜。李贽自诩交友最广,有酒肉之交、市井之交、遨游之交、坐谈之交、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交、生死之交等“十交”,只要有一善可采,于己有益,无不与交。这不仅是一种世故,更是一种胸怀,一种哲学。他和耿定理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胸怀和哲学基础之上的。他俩的心灵共振点是:真诚。
像李贽一样,耿定理也是一个天赋聪颖的人,不愿自欺欺人而喜欢穷根究底,于道于理必觉洞明而后才心安。这样的性格自然于他读四书五经,依朱子传注代圣贤立言做八股文那一套很不利。其父亲严厉地督责功课,他常常逃到荒山空谷处,独自冥思苦想,而终难契合朱子之义。忧愤塞胸,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思考权利,只有绝了科举仕进之意。父亲见孺子不可教,无可奈何,心灰意冷,也就不再逼他读书了。好在他家另有两个读书的儿子可慰父心。耿定理自遇见李贽,就像黑夜中看到了日出。他俩由真诚导致的不盲从圣经贤传,不屈从官方和思想和勤学善疑,使两颗心相拥在一起,燃烧在一起。
他俩的学术蹊径也确实相近相通。定理始从黄陂方士方湛一学道术,久而窥破其诈;便四方求友访道,李逢阳、焦竑是李贽与定理共同的讲学友;最后师事邓豁渠和何心隐,得阳明心学泰州学派之旨趣,充然自足。厌弃支离烦琐的逐件格物致知而克己复礼的修身工夫;收视返听,直求本心,笃信只要凭纯真明净的初衷处世即是至善矣。李贽所服膺的王龙溪、罗近溪二先生之学,也是求本心,只重真性情流露的。所不同的是,定理的明心见性来得更为彻底,彻底到“专主禅机”,达于“无声无臭”遗世之境,而李贽始终儒者用世之心不尽。
两人既有相异处,初也曾互相规劝。李贽“惜(定理)歇手太早”,希望他继续求道讲学,说“若大休歇人到处自在,只好随时着衣吃饭度日,则孔圣何以汲汲,孟氏何以遑遑,达摩不必东渡,青牛不之流沙,从前祖师捧喝交驰,建立道场,作人天眼,尽为未来由底汉矣……”定理则开诚布公地指出李贽不自求安静而欲作传教祖师,是“未免俗”。当然最终是谁也改变不了谁。这也无伤他们的友谊。本来,人不能不自以为是,又不能全自以为是,是他俩的共识。在李贽,固然有“豪士无多而好学者亦鲜”的遗憾,但二人互相参诣,各得其得,并不强加于人,所以虽“不见是(赞同)而无闷,不见知而不悔”。就这样,他们相处得像一对庆罢“银婚”的夫妇,虽无年轻男女如胶似漆的热情,却彼此深深了解,和谐相敬。至于与家长耿定向的关系,也很融洽。耿定向虽讲道论性起家,却是个非常务实的精明人。待人接物不失分寸。李贽虽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拜在他的门下,耿定向也无意去收服他,决不像呵斥定理“不向事亲从兄(的)实地理会(学问)”那样地教训李贽——自己的亲弟弟尚不能说服,何况他人呢?定向只把他当客人待。
李贽的隐居生活也就这样平淡恬静地过着。天天读书讲学,认真当耿门子侄的塾师。李贽颇为看重耿家的子侄,他说,“唯公家二三子侄,可以语上。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此则不肖之罪也。”“夫以人才难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岂不憾哉?”后来,李贽在离开耿家去麻城之前,还深深以为耿家子侄不得良师而深深遗憾。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李贽被官场弄得疲惫不堪的心稍稍得到了恢复。天天接待着前来耿家吊唁并向他求教的人士。他从来者口中得知一个惊天的消息——首辅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廿日病故。人们都知道耿定向与张居正关系不同一般,不说定向,就连其弟定力历官工部主事、成都知府、右佥都御史、南京兵部侍郎等都有张相的栽培与提拔。可是,耿定向却无事一般,静观其变。见皇上要清算张相,他马上与人斥张相为千古权奸,瞬间成了对奸相早有识察的正人君子。李贽虽对张居正的政治措施有些不满,但仍佩服他“胆如天大”,勇于任事,有运转乾坤的英雄气慨,认定他是“宰相之杰”。李贽虽鄙视耿定向前恭后倨、鼠首两端的为人,但仍未动声色。
万历十一年冬,“天窝”又来了几位客人:程学博、胡时中、周复、杨坦。四位皆以何心隐为师。他们来此,一为告诉耿定向改葬何心隐先生的遗骸于孝感(何临死前有遗言死后要与程学博哥哥学颜合葬。程氏兄弟为孝感人);二为收集何心隐先生遗稿;因为何心隐曾是耿定向的好友,又在“天窝”讲过学。
在与四位客人的交谈中,李贽知道了何心隐的生平事迹。万历七年三月初二,何心隐以鼓吹异端邪说之罪被捕于祁门县。押解三千余里,历时两个多月,吃尽种种苦头。九月死于湖广巡抚王之垣乱棒之下。何心隐为当世名流,学承泰州学派,豪侠仗义,思想激进。就是这样一位豪士竟被王之垣杖死,弃尸街头。
李贽认真研究了四客人带来的何心隐文稿,深深被何心隐的学术思想打动了。其实,对何心隐李贽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他在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期间,在与泰州学派的思想和人事圈子的交往过程中,经过何心隐的介绍,他才结识了耿定向和耿定理兄弟的。
李贽景仰何心隐的英勇豪迈不仅表现在他视死如归的气概,面对强权不低头无媚色,他说,人伦有五,公舍其四,独置身于师友,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虽明哲却不以保身为重,危言危行,不求名而又不避名,不求死而又不畏死,敢说敢做,“任之而已”;独往独来,自我无前者,孔子虽圣,以为效之则颦,学之则步,决不甘作媚世阿俗之贱态。李贽颂扬何心隐是一条不悔的亢龙,明知“亢龙有悔”,却终日现而不知“潜”,故独当此一爻,为“上九”之大人。
在李贽看来,何心隐的死耿定向是要负责的。其根据就是其弟耿定力的证言,耿定力说,何心隐之死不关张居正亲信、工部尚书李幼滋之事。说这话时,耿定力那年还京在李府,恰巧何被害的消息传来,李幼滋蹙额发议论,有恨王之垣借此中伤程氏并中伤耿氏之意。耿定力说:“应城不知心隐而深知吾两家,故相关如是。”不久,耿定力又遇到王之垣,王之垣洋洋自得地对他说:“昨闻儿曹赴省试,贵郡人士,群然詈(骂)我,谓我杀心隐,我尚未闻之(张)相君。公之心隐否?”耿定力回答道:“此贱兄弟三十年故交也。往(日何心隐)谒君相,贱兄弟左右之,相君知之更悉,公不知耶?”王之垣听他这一说,转喜为惧,神色沮丧。在这里,耿定理是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话的,但他的话恰好从反面证明,以耿定向与李幼滋及张居正的关系,以王之垣的巴结奉迎心态,只要耿定向出面下力营救,何心隐就可免死于非命。
李贽是个重情义,疾恶如仇的人,更恨那些为谋私利而不肯向朋友伸出援手的人。他自然会想,你耿某平时高谈仁义道德,生怕触犯张居正所厌恶的讲学禁忌,坐视相交数十年、号称知己的朋友陷于死而不敢尝试援手一救!这时,他把耿定向对他的劝诫和耿定向在别的场合对自己的评价、议论、批评联系起来,认为耿定向是虚伪的假道学,对耿定向开始不满乃至愤怒。
从此,李贽不愿接触耿定向及其追随他的那一帮趋炎附势的徒子徒孙,便每日把门反锁起来,关在屋里读书。或指桑骂槐式地泄愤。一天,一位张姓朋友在耿定向家里叙话,被李贽撞见。李贽指着张的鼻子大声责骂道:“你是假人!”张不便发作,谦虚地请教道:“那么如今该如何?”李贽毫不客气地说:“而今应反求真心!”翌日,不知他听到了什么,又来教训张公道:“你这样的人无着落!”弄得张先生的脸皮没处搁,宾主尴尬极了。
耿定向心知肚明,李贽这么张狂,是在发泄对他的愤怒,甚至鄙视他。亏得耿定向修身功夫深厚,不愧为大宗师,才没有撕破脸面与李贽发生冲突。
耿定理又如何呢?他知道李贽来他家一方面是继续与定向、定理(尤其是定理)、定力探讨学术,一方面教授耿家子侄。他虽来“天窝”,却从未把自己当作耿氏门客。他随时准备合则留,不合则去;昔日官场上尚不肯低眉顺眼,现在岂肯反而与人俯仰?令耿定向没想到的是,定理不仅没站在兄长一边规劝李贽收敛,反而说李贽是分青眼白眼待人,是真性情。这大大地刺痛了耿定向,在他看来,老二是彻底被这姓李的带坏了。好在耿公克己的功夫过人,又因李贽锁门读书日多,姑且再忍下去。
万历十二年三月,耿定向被以守制前的职衔起复,官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不久上任去了。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耿定向抵任到职的七月二十三日,李贽的知友耿定理溘然长逝,终年才五十一岁。
耿定理的不幸辞世,使李贽十分难过。他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是奔这个人来的,以九州十方人物之众,他睁大眼睛寻找了三十多年,认定的是这个人可以生死与共。可是,如今这个人却匆匆地去了!李贽蘸着热泪磨墨,写下《哭耿子庸》四首,追悼知己,表达失友的悲伤: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梦亦如痴 ……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时来一鼓琴,与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虽生亦何益!”
弟弟的亡故,当然也使耿定向悲痛。尽管八月他荣升都察院左都御史(须知,以张居正的前亲信身份,正在张居正家被抄、家属被拷问自杀,张居正的另一亲信、现职刑部尚书潘季驯为张门上疏为张门求恩被削职为民之时,耿定向却得到提拔是何等不易),得到弟弟的讣闻,他立即给家里写信,慰问亲友,安排后事。
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李贽的。耿定向是一个毫无疵漏的人。李贽只得强抑悲伤,不失礼貌地给耿定向回了一封信:“仆尚友四方,欲生死于友朋之手而不可得,故一见子庸,遂自谓可以死矣,谁知子庸竟先我而死……公素笃于天伦,五内之割,不言可知……屡欲附一书奉慰,但神思恍忽,自心尚不能平静,岂敢以世俗浮词套语奉劝于公……”
李贽情绪低落,如在梦寐中,幸有周柳塘、周友山等朋友、耿氏子侄辈都关心着李贽,劝他节哀顺变。
可就在这时,历来善解人意、情到礼周的耿定向给李贽寄来一封长信。耿定向明知李贽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为什么还要如此费心?他们已无直接利害关系;耿定向虽以大教主自任,好为人师,但他已领教过李贽的冥顽不灵,知道这个人不好降伏。也可以设想,他看在亡弟的情分上,对他苦口婆心地忠告,劝阻他在自不量力地与社会传统作对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也不排除他真有那么一种维系地方风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贽却对他喋喋不休的训导烦透了,把相处三年多蓄积于胸、久已欲言的不同见解和盘托出,排炮似地写了《答耿司寇》这封堪称中国最牛的书信。没想到这一答辨,竟揭开了十年论战的序幕:“昨承言教,深中狂愚之病。夫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于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釐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为利他;我怜东家之饥也,又恩西家之寒难可忍矣。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矣。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而此以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未必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又说“公之用心,亦太琐细矣!既已长篇大篇书行于世间,今又令别人勿传,是何背戾也?反复详玩,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他毫不客气地揭露耿定向的贪婪庸俗“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府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已处也。是正念也。”真的是直击心灵,针针见血。让耿定向的灵魂隐私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这就是李卓吾的作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不理会社会的规范,任凭自己的心意驰骋、一泻千里。它像一把匕首无情地剖开了耿定向的外表,使他的心灵的阴暗处暴露无遗。字字透着愤懑之气,字字如刀。当然他不是简单地针对耿定向个人,其隆隆的枪炮是集中轰向千年来的程朱理学以及营营苟苟的封建卫道士、伪君子的檄文。然而,他与天台之间矛盾日深,其苦闷亦日深。
不久,好友周柳塘、无念和尚邀他去游天台山。天台是大别山脉中的一峰,处楚豫边界,在黄安县城西北约百里。那夜,皓月挂穹,彩云驰空。李贽披襟山头,纵目楚豫,朦朦胧胧中不知何处是归宿,感到凉飕飕的孤独丝丝入骨。他吟诵道:
“缥缈高台起暮秋,壮心无奈忽同游。
水从霄汉分荆楚,山尽中原见豫州。
明月三更谁共醉,朔风初动不堪留。
朝来云雨千峰闭,恍惚仙人在上头。”
诗中不但表现了对故友的怀念,也真实留露出他决意离开黄安的意图。十月,李贽去了麻城一趟。仓促之下,因找不到合适的可以安家的处所,没几日就折回了黄安。山中寂寞无侣,李贽便锁门披阅起史册。
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黄安的耿定向的两个代言人时不时地拿邓豁渠说事,抨击他破人伦的种种“残忍秽丑”,以至带坏了耿定理。李贽慢慢感到耿定向让徒子徒孙攻击一个死和尚的真正目的是担心儿子、侄儿受李贽的影响,而不重功名、不重传宗接代的大事——偏巧,耿定向的儿子耿克明没儿子不着急、没中举也不着急。在李贽看来,耿某似乎在下逐客令了。对耿定向旁敲侧击、托朋嘱友、转弯抹角,煞费苦心,自以为是忠厚,是念手足之情分;可在李贽看来,则是彻头彻尾的假道学伪善做作,是诿过于人。李贽抑制不住厌恶与轻蔑,针对耿定向所作的《纪梦》,马上写了《答耿中丞论谈》,对其中的所谓“良知之宗祖”等人伦之学给以批驳。李贽论学向来无所顾忌,咄咄逼人,对耿更鄙夷,所以一起笔便是:“世人白寐语,公独于(梦)寐中作白昼语,可谓常惺惺矣。”真不知耿定向接到信时是如何恼羞成怒。
李贽离开“天窝”的意愿更加强烈了。万历十五年三月,他又到了麻城一趟,并定下城中维摩庵为东迁的歇息之所。可是折回“天窝”与家人相商,黄氏执意不从夫命,女儿女婿也劝爹爹体贴老母一生奔波之劳苦,同归故乡定居终老。而回家蛰居等死是李贽万难接受的。于是,决定让女儿女婿送黄宜人回泉州,自己只身走麻城。返回“天窝”取了书册文稿和简单行李时,面对耿氏子侄的挽留,和生活五年的竹篱茅舍,心里不免有些凄凉,然而去意似铁,拿起笔写了“与耿司寇告别”的信。虽不是绝交书,但耿定向在学界官场以好客喜士闻名,像李贽这样重量极的人物挥手而别,他一定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万历十六年二月,耿定向归黄安,为耿定理正式举行葬礼。寓居麻城的李贽是希望耿定向邀请他参加的。按常理,耿定向应体念亡弟友人之情,邀请亡弟好友参加葬礼的,更何况两县近在咫尺。但是耿定向没有理睬李贽。李贽本来想借此与耿公开诚布公地促膝晤谈,或许可以取得耿的理解,可是他失望了,他心里顿时明白这是为什么,也更深层地了解耿之为人。李贽此时当然不会主动登门拜访,他看不惯耿身边前呼后拥,填门塞路,趋拜奉承的景象。
其结果就不难想像了。这是他们的矛盾由书函之争到公开破裂的标志。
为避城中纷扰,万历十六年夏季,李贽剃发为僧,隐居离城十五里的龙湖芝佛寺,潜心讲学著述。
再说耿定向万历十九年正月告病归黄安。他在县城住了一段时间,于三月初回到乡里。六月里,其门徒将李贽初刻的《藏书》、《焚书》和《说书》印本接二连三地传到他手上。耿定向打开细细阅读,才知道这《藏书》是李贽评说上下数千年是非,是以史为鉴探求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虽有“巅倒千年之是非”的狂语,却尚有不少真知灼见;《焚书•一卷》则是历年与朋友往来的信函并答问的议论诸文。更可气的是李竟把同他往来的书信也一字不漏地刊刻其中。细读全书,他发现最主要部分都是针对他的,连给邓石阳、周柳塘兄弟的信也是冲着他来的,《何心隐论》更是揭了他的老底,真叫他痛心疾首。且门生们告诉他这些书册已在麻城黄安一带不胫而走,争相览阅传抄,像春雷震撼着大地。耿定向打气不从一处来,将书册狠狠地摔在地下,喊道:“又一个何心隐。闻谤,闻谤!这卓吾老是要把人统统变成无君无父不孝不贞的禽兽!”
耿定向到底是官场中人,经过一番震荡,又平静了下来,连忙翻箱倒柜,寻找现成的信稿——以前与李贽辩论的文章,加上一篇按语,全部印发给门徒,动员全体门徒对李贽鸣鼓而攻之。其“按语”不叫“反击动员令”而叫《求儆书》,使其既谦虚又不失火药味。虽说得委婉客气,主旨却是清楚的,即:《焚书》是“诟”,是“诬诋”,我耿某人为此感到耻辱!
耿定向弟子众多,湖广大地响应者的队伍日益壮大,有才出才有力出力也无须吩咐。然而,《求儆书》付梓尚需数月,所以精心炮制的《焚书辨》拖至第二年才问世,舆论气氛也锐减,所以其火力不能让耿满意。
耿定向不能安坐“求儆”,暂且把从南京官场与言官们争斗带回来的烦恼搁在一边,打起精神,自撰文章,与李贽拼死一战。他针对《焚书》写了三封信:《与邓令君》、《答友人问》和《与萧给舍》。从这三封信中可以看出耿定向与李贽间的思想交锋涉及三点:第一,耿、李对孔、孟和孔孟之道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学术的首要的最基本的问题,它反映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殊语境或者说特殊的话语体系。第二,李、耿对若干封建道德的态度。德目和德行是伦理型的中国社会很重要的问题,尊经卫道与离经叛道的斗争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李、耿对人性的看法。人性善恶之辨,是传统学术的重要论域。他俩共同的好友周柳塘向来谦和,处事中正。他总结说,“天台重名教,卓吾识天机。”他的确切中了要害。在激烈的论争中,耿定向实际已不能区分学术和“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可能他认为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在耿看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涉及到像今天我们所说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了,不予以坚决反击就无可交代!这是由耿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扮演的社会角色、身份决定的。而李贽则更多的是学术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由耿所导致的武昌黄鹤楼若干暴徒对李贽的围攻,以及他诏狱之死,实在是一幕必然的社会悲剧。
然而,李贽是真斗士,他荷戟独战,却毫无惧色。他说,“盖自量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影上无尘,古称‘无愧’‘不怍’,我实当之;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之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正兵法度森严无隙可乘,谁敢邀堂堂而击正正,以取灭亡之祸欤!”这是何等气概,对论敌又是何等的蔑视!
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经过好友周友三的调解,或许又由于耿定向之子克念侄汝念他们最后促成,李贽与耿定向终于在黄安相会,重修于好。自万历十九年耿李冲突尖锐化,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矛盾趋于缓和后,两三年来没有再起风波。公开论战是李贽挑起的,他是主动者。他既然没再“生事”,有意和解私人关系,又答应主动登耿氏之门,耿定向是不便拒绝的。固然是双方都年老多病,自度来日无多,都不想在最后的日子里生出烦恼;但更重的是,耿定理的亡灵在劝合他们:在李贽,虽是无心为仇,只以抒已为快,毕竟伤害了耿定向的名声(耿定向是视名声为生命的人),伤害了知己朋友的亲哥哥。这肯定是耿定理不乐意发生的事情。对亡友的歉疚感使他不能不主动寻求和解。所以,他一到耿氏门言和,次日便同定理长子汝念去拜定理之墓,焚告与其兄重新聚首的好消息。在耿定向,之所以克制着,终于没有默许门徒置李贽于死地(凭他为刑部高官是很容易办到的),也是碍着耿定理的兄弟情面。在《求儆书》后语里他说:“顾其中情难言矣。念客之间关万里来也,原为余仲。仲逝矣,无能长其善而救其缺……”若李贽有个好歹,兄弟挚友有个好歹,若是出于兄长之手,不论怎么说,也愧对九泉之下弟弟的亡灵,也于自己尽兄弟人伦的名誉有玷。
于是,李贽“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予(李贽)至,亦遂喜之若狂。”两人握手言欢。这一年,卓吾六十八岁,天台七十一岁。两个经过风风雨雨的老人都作了自我批评。在学术观点上又各让半步,一个舍去“未发之中”,一个收回“人伦之至”,于是,“浑然一体”,“语甚欢契”——归于学术论争,是他俩最体面解决分歧的切入点。其实,他们解除心结获得的人生幸福也是暂时和表面的,两个固执的老人谁也改变不了谁,或许连改变都来不及了。再过两年,天台就将散手人寰;再过七年,卓吾也将自刎于北京狱中。
黄安城门外,凛烈的朔风中,李贽和耿定向两位性同冰火诤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依依惜别,又都不约而同地回望了一下城门上耿定理书写的“回澜”二字,相视而笑,相约明年冬再来黄安一聚。

明代直臣周宏祖

周汝成
明朝嘉靖年间,湖广风华学子济济于省城武昌参加乡试。由于学子及随从人多,试场周围客店爆满,来自麻城的一位考生不得不住进了一家染铺店内。闲时,他随手翻阅染铺掌柜桌上的账簿,对染布者张三李四生了兴趣,几番浏览后竟牢记在心。一日夜,因燃烛时不小心,点燃账簿,抢救不及,烧成灰烬。掌柜查找帐册,该住店考生只好如实以告:“被我不小心烧了。”掌柜大惊失色地说:“我店的进出账项都记在上面,你给烧了,那将凭什么结算呢?我的小祖宗!”考生笑答:“请拿纸笔来,我还你的账簿就是了。”说时挥笔就写,个把时辰后他将新写的帐册送到掌柜的面前说:“先生,请查验,若有一笔差错,我担全责。”经仔细查看,果然一笔不漏、一字不差,满堂人众为之喝采不已:“真是异人啊!”
这位考生姓周,名宏祖,字符孝,号少鲁,生于嘉靖八年(1529年),出身于官宦世家,麻城县中馆驿人,系中宪大夫周廷征之孙、中议大夫周釴之长子。他生性灵敏,过目成诵,少年英俊潇洒、议论清高。成人后仪表堂堂、文质彬彬,下笔千言,条分缕析,文采飞扬。
周宏祖为人忠诚豪侠,胆识过人,26岁时嘉靖乙卯年(1555年)乡试中举,嘉靖已未年(1559年)他三十岁时登丁士美榜进士,授江西省吉安府推官。当朝权臣严嵩操纵国家政权,江西吉安地区仕宦之家的恶少与阉人结成羽翼,横行乡里,当地知府、同知们为保全自已的乌纱帽皆不闻不问。宏祖到任后抓住危害百姓最深的“官害”重案进行依法审判裁决,被他们所强占的田产、房屋、女子,责其一一如数退还。当年与他同科入仕的好友劝说他:“你这样做得罪了严嵩,在官场上是不好混的。一朝犯到他手里那就给你小鞋穿啊。”宏祖说:“这里面的利害我很清楚。然而,我深受皇恩,不能因利害关系而不忠于朝廷、对老百姓的冤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贻害国家和不顾老百姓生死的官员看似平稳,到头来是要遭天遣而不会有善终的。”于是,他执法益严,对那些欺压百姓的豪猾之徒一律严惩不怠。三年考绩,以廉能著称,进阶文林郎,选授广东道监察御史。
周宏祖在御史任上忠于职守,直言善谏,引用正人,为国消除吏腐、端正纲纪,不阿权贵,祛除社会痼疾,促进经济发展。当朝政要(辅臣)徐阶称赞道:“御史为朝廷纲纪之地,百官喉舌之司。能不愧其职者为林子润、周子宏祖而已。”
癸亥(1563年)冬差视北庭(内蒙北)。该地遥离京师,天高皇帝远,官吏各自为政,百姓自由放任,社会积弊严重,周御史一方面组织完善驿道驿馆,加强与朝廷的信息沟通;另一方面加强告示宣传教化,抓处违法要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庭地区与朝廷的联系。
甲子(1564年)秋,周宏祖奉命视察两淮盐务。当时盐业法纪松弛,管理混乱,商民困弊,凋瘵难堪。周宏祖到达两淮产销食盐之地,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父老乡亲的意见,并且深入生产食盐的盐厂、盐池等处了解其生产经营情况。发现老百姓买盐价格比食盐出厂价高出十多倍,形成吃盐人买不起、产盐人产不起、奸商滑吏从中梗阻盘剥百姓、侵吞国家税收等症结。他把有关问题洞悉端详后,写成奏章禀报朝廷,请求派遣知晓盐业内情的人士前往实地会商。在听证和综合多方面的意见后,又准确地拿出解决两淮盐务积弊的良策,使得商民两利、朝廷增加盐税收入,收到了一举“三赢”的良好效果。
丙寅(1566年)春,周宏祖又奉命视察陕西茶马。当时茶马之政,亦弊于中官戚畹,官吏掌控中饱私囊,官商勾结垄断市场,至使物不畅流,老百姓无茶饮用,国家茶税锐减。周宏祖通过深入调查取证,将掌握的一手材料详细写成奏章禀报于朝廷,并拿出打击豪强、疏导市场、强化征管的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使得物畅其流,商、民和国家三方得利。
隆庆元年,周宏祖回朝复旨,吏部以他劳苦功丰晋升承务郎,明穆宗封赠他的父亲周釴为同等官衔。
当时,明朝朝野奸臣当道,用度予夺不拘于法礼。明穆宗朱载垕命太监李佑去苏杭督办织造事宜,他伙同具体承办人员挥金如土,奢华靡费惊人。而当时国库空虚,天下灾异频发。周宏祖急国家之所急,忧天下百姓之所忧,第一个向隆庆皇帝上疏提出“大造宫室陵寝、宫廷华贵艳服之不可为”的建议。正在这时,戊辰(1568年)四月,万全卫地区白日突然晦冥黑暗,陡降冰雹,牛羊悉死。河东、河南、延绥、宣府等地也降冰雹,并且夜里天上赤霞如火,五月,陕西人李良雨由男变女等天怒人怨的异象不绝。于是,承务郎周宏祖再上《修省弥灾疏》,议切时政、直斥权奸群党。礼部监司尚文看阅此《修省弥灾疏》后,吓得直吐舌头,留置在中途不敢呈报给皇上。因为当时的言官奏章凡有涉及到内党太监的都被廷杖削藉,以致于大家都缄口相戒,敢怒而不敢言。周宏祖连上两疏,虽然满朝忠臣义士都称赞他是“鸣凤”,但也确实冒着罢职削藉甚至丢掉身家性命的危险。这样一来,周宏祖是忠良侠士的名声大振,朝廷中有辅臣徐阶等政要向明穆宗上奏章,提议补周宏祖为天垣都谏,由于阉人奸党从中阻挠而未能到任。
壬申(1572年)夏,周宏祖被调到福建省任提学副使,万历甲戌(1574年)秋任满,治绩卓著,升任光禄寺少卿,接着调任南京尚宝寺卿,再进阶鸿胪寺卿。甲申年(1584年)调任太常寺卿,进阶中议大夫,封赠他的父亲亦为中议大夫。
鉴于周宏祖的才识非凡、耿耿忠心、功业卓著,每到任上都是名声赫赫,考绩堪佳,万历十三年(1585年)升南京光禄寺正卿,官至从二品。
当时大明王朝已处强弩之末,官宦腐败,奸人当道。周宏祖在任三十多年,尽管他每任都是细心筹划、洒尽汗水和心血,然而终究还是回天无术。因此,他暗暗下定决心离开官场。一说他有意穿红色袍服祭祀皇陵,弄出“谒陵服色失仪”的“错误”后,称病请求辞官还乡。
周宏祖行文如流水,奏章字字千钧,史称为一代端直良臣。他所著文集甚多,为当朝戏曲大师汤显祖所称道。现录其《孤山阻雨》一诗如后:
独坐孤山最上头,客舟风雨几时休。狂波声撼蛟龙窟,远树云迷杜若洲。出水芙蓉浮晚翠,沉江铁柱枕中流。
相知赖有追陪兴,裁罢新诗当酒筹。
前人有德,后人有缘;积厚流光,子孙福泽绵长。他的大儿子周应嵩,万历戊子科进士,国子监博士,署栗水令。他的长房孙(周应嵩之子)周振万历戊午科进士,入冷赏集,都察院观政、佥司。祖孙三代三进士享誉荆楚。周宏祖才华横溢、立朝端直、仕德照人。他辞官回家后,亲自动手修撰家谱,弘扬父辈所订立的家规,用“德慧存乎痰疾,生全出于忧患”等圣贤良训,告诫后辈子孙,一定要修德持远,光耀门庭。周宏祖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染疾病逝于家中,享年 58岁。殁后,《明史》为他著述传记,将他的官德与治绩传扬于后世。

尚书周思敬的多彩人生

周汝成
周思敬,湖广麻城蕨淡山周家大垸(今南湖街道办事处十里铺村)人,字子礼,号友山,明隆庆戊辰(1568年)进士,官至北京户部左侍郎兼仓厂尚书,殁后赠工部尚书。他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有苦有乐、有进有退、驰张得体,为麻城的明代科举成就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一 身出寒门
周思敬的先祖周受六系江西省鄱阳县板桥镇人,于明初同胞弟周受七一道迁来湖广麻城,弟居新店畈(今中馆驿桃园村)、兄居蕨淡山,一家人奋力拼搏再建新家园,开启了一番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受六公生一子名景夫,景夫生一子名觉亮。至此已是一家三代事农桑,勤耕苦织,岁无余粮。在这艰难度日之际,杨福清带领浪卫军入驻麻城,强令老百姓入军中做杂役。在当时社会上无依无靠的周觉亮万般无奈,只好将年仅四岁的二儿子周友信送给邻人宋氏家抚养为嗣,自己携家往应军役。
小友信的养父宋道景对他悉心抚养,遂从宋姓改名学文。他虽年幼,但很懂事,要求继父送他上学读书。宋公见他聪明好学,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一边帮助家里干活,一边上学习文,决心走出一条以书立身、以书兴家的路来。宋学文生三子,长子名伯玉。宋伯玉生七子,名乾、震、巽、坤、兑、坎、儒,系成为复姓后的周家后裔七大房。
铁树终于开花了。五房宋兑高中景泰丙子乡榜,官山东潍县知县,升任济宁州知州。六房宋坎之子文煕中正德甲戌科进士,官兵科给事中,在他的带动下,宋学文的后裔又恢复为周姓。
日月如梭,人事代谢,七房宋儒的三世孙周思久中嘉靖癸丑科进士,官至琼州知府。而四房宋坤的子孙们仍在默默无闻地耕耘农田、苦读经卷。
二 勤躬苦读
周思敬的父亲是四房宋坤的孙子,名叫周任,字乐村,是个勤扒苦做、有思想品德、有侠义肝肠的乡村明白人。由于人口繁衍昌盛,家产自然微薄,主要靠租种佃田为生。周任年轻时,对同邑的毛乡绅以势欺人,强占邻里乡民的田产时感愤愤不平。当其侵占周家的田产时,周任组织兄弟们与之拼斗,并冲锋在前高声呐喊:“我们与他拼了!”毛乡绅见周任兄弟势头异乎往常,对家人说:“这个周任有如此胆略,且他儿子又是县学馆中的高材生,还是少惹他为好。”于是就收敛了侵占周家田产的野蛮行径。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周任一家搬到打磨山定居,与一赵姓人家为邻。岂料赵老头行动蛮横无理,经常到田地中窃水害苗,影响了周家的生产生活。有一次天下大雨,周任与思敬父子到田里看视灾情,正好撞见赵老头在挖周家田里的秧苗补自家田里的空缺。父亲欲发火,儿子拉住父亲说:“您息怒,我来劝说他。”他走到赵老头跟前说:“您是天下最爱家、最勤快的人,应该受到最好的奖励,我和父亲带有饭菜,您就一起来将就着吃一餐吧。”这赵老头在晚辈如此宽容面前羞愧难当,深感无地自容,从此再也没做有害周家的事。
周任家后来又搬到王家寨,与邻居的关系很和睦。周思敬在学馆内晨昏苦读,常以古代名人自期。工夫不负有心人,在乡试学子如潮的情况下,他与七房的堂兄思韶同中嘉靖甲子科举人。喜讯传来,激怒了以邻为壑的当地恶人陈某。他说什么“地脉运气都被周家人占去了。”煸动一批人搀扶着一个得了绝症的老头绕着周家的住屋百般叫骂。周思敬劝慰家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家决不能跟这些不讲道理的人斗。”于是闭门隐忍三日。到了第四日恶人依然如故,父亲周任准备出门与之论理。周思敬跪抱着父亲的脚说:“祸由我中举引起的,你出门则大祸必至,叫我如何承受得起这个罪名?志在匡扶社稷之士,万不可与小人计较。”一家人继续闭门挨骂。陈恶人想:此子如此气量终必成大器。于是杀猪宰羊、登门庆贺和赔礼,并亲许将女嫁思敬为妻。周思敬恭敬地拜谢了众乡邻,并谦卑地婉拒了这桩婚事。
周思敬中举,他并不为放任做官所动,而是一个劲地攻读圣贤之书、探研治国之道。又四个寒暑春秋过去,他与六房堂弟周思稷同中嘉靖戊辰科进士。四年来,周家九世兄弟双登皇榜,把蕨淡山周家的科举荣耀写到了峰巅。周思敬授官北京户部主事,周思稷任浙江临海知县。经过这一番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的蝶变,周家兄弟俩身沐皇恩,肩负重任,稳步拓展新生活。
三 激流险滩
周思敬母亲郑氏怀他十月有余,这不凡之婴于嘉靖壬辰年腊月二十九降生人间。骨相歧嶷,襁褓间人称此子为聪慧富贵命。入官后,当朝首辅张居正(湖广江陵人,时人称张江陵)见他文思敏捷,且文句清新洒脱,大加赞赏,着力栽培。思敬担任户部主事时张居正特地差遣他到两江督办税赋。他每到一府一县皆将其应课税目税额、上缴结转诸项盘算得一清二楚。并认真听取地方各级有关税赋繁简得失、徭役轻重缓急等诸多方面的详情汇报,必要时,还深入实地,察访民情,斟酌利弊,取得一手资料向朝廷上奏,并且提出一些改进税赋征缴管理的合理建议。三年届满,荣升为户部郎中。
张江陵见周思敬颇具见解,如遇国家政务要事,常唤他至官邸听取意见。有一次,张首辅问思敬:“你觉得当前国家的首务是什么呢?”答曰:“圣上龙体欠佳,急在立东宫。”张江陵点头会意。据此,张首辅认为周思敬有“洞日月之晦”的品质和能力,准备提拔他到都察院当一名御史言官。周思敬经过审慎思考认为:“言官无私情,遇明君贤相尚可发挥重要作用;若是君昏相奸,台垣直谏者就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由是,他就私地找张大人,婉言谢绝了他的提携好意。张居正见他不愿按首辅的选调意图就位,心里就产生了疏远感,进而调思敬去任尚宝丞,当一名皇帝身边的参谋官。
张居正主张变法实行新政遇到了重重阻力,有一名刘台垣首先上疏弹劾他。张气愤至极,策动皇帝欲将刘台垣置之于死地以镇压邪风。而周思敬以“自古不杀言官”之理说服皇帝从轻处理,将刘台垣谪贬到浔阳去当一名小吏。张居正后来得知这个“不杀”的主意是周思敬出的,把他召到府邸责问:“你对刘某为何要参本免死?”思敬答:“我不想让您背杀谏官的罪名。”张江陵对周思敬很是失望,从此再未提携他了。
是时,周思敬的继母去世,他离任回家服孝。服孝期间,静坐家中与当年的同窗好友、理学名人研讨思想理论方面的学问。为此有幸与耿定向、耿定理兄弟二人相接触,共同切磋中国的思想理论渊源。
服孝期满,周思敬被任陕西参议。该省兴安州地区老百姓苦于水患,周思敬到任筹措资金,修筑兴安大堤,洪能排泄、旱能浇灌,老百姓颂之为陕西的“西湖苏堤”,并在堤头建祠塑像纪念。任满迁四川副使,复迁参政,每到一任,皆有惠政。
时值张江陵遭帝忌恨,“秋后算账”,举国上下清查张的余党。有人揭发说,周思敬与张居正是同乡,曾经得到张的提拔。台垣直臣邹元标首先站出来为周辩污,上疏万历帝称:“周思敬对皇上赤胆忠心,不随声附和张江陵”。从而平顺地绕过了这一激流中的险滩,得以提升为太仆寺少卿,进而迁任北京光禄寺卿。在光禄寺任上,偶遇宫中的一位郑贵人,乃湖广襄阳人氏,与周思敬攀为同乡,自称为姐姐,要求思敬以类似于皇后的待遇照顾她。周思敬意识到,伴君王如伴虎,一个小小的光禄寺卿在对待内宫的礼遇上只能依规依律而行,绝不能歪半根纱,否则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正色说:“请贵人自尊,小臣只能依规行事。”这位受宠的贵人竟然歪曲事实,诬告到皇帝那里去了,说他的行为不端。幸好皇帝并不那么糊涂,未听信爱妃的谗言。
周思敬在任上办事严谨,与人友善。不久迁任太常寺卿,再转任南京大理寺卿。随即迁升为南京工部侍郎,由于工部尚书空缺,暂由他主持全面工作 ,并亲自督修凤阳皇陵。起得了工期短、耗资适度、修缮质量好的功效,万历帝非常高兴,按例应当赏金三百、荫一子。当此之时,又是一股暗流袭来,由于先前得罪了郑贵人,经她将枕头风一吹,皇帝竟然改变了御批奖赏的成例,仅以五十两纹银赏之。周思敬并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而是想到了报效乡梓,报答宗亲,奏请御批麻城蕨淡山为户长区,不隶属保甲,永享免除劳役税赋的惠政。
继而,内阁报升周思敬为南京工部尚书,皇帝再次想起郑贵人御前控告他“行为不端”一事,遂改调任北京户部侍郎兼仓厂尚书,总理国家钱粮二库。时值倭人(日本人)侵略朝鲜,臣属国朝鲜紧急向天朝大明求援。朝廷议定,派周思敬督运粮草,配合大司马石星计,率三万明军抗倭救朝。周思敬领旨后 ,找石将军反复商量认为,与其说以三万人远征抗倭救朝,不如说是令三万将士送命异国他乡。不如以夷攻夷,我们再伺机奇袭方可取胜。石司马完全同意周侍郎的奇谋大计,他们领军开赴朝鲜偃旗息鼓隐蔽驻扎,令朝军全力以赴与倭人死战。战至正酣,明军犹神兵自天而降,打得倭寇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一举歼敌数万。继而挥师追击,倭寇余部只好溃逃投海回国。战争结束,周思敬文韬武略“才誉轰霆天下”(《麻城县志》载《明司空周友山公传》语)。
四 功成命殒
周思敬不仅在官场上能够纵横捭阖,而且在思想理论领域也能兼收并蓄、革故鼎新。他与明末思想革新家李贽交往甚密,他们在理论认识、思想情感等方面有诸多共同点。李贽从云南姚安知府任上退下来后,即来湖广黄安天台书院,与耿定向、耿定理兄弟俩共同切磋,探研中华帝国专制统治下的新思维。由于耿定向的理学思想根深蒂固,常与李贽发生争执。耿定理死后,李贽在耿家站不住脚,被迫转移来到麻城。周思敬热情接待了这位贽友。首先在麻城北正街建维摩庵供李贽一家居住。李贽在《豫约 .早晚守塔》中说:“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创买县城下今添盖楼屋所谓维摩庵者,皆周友山物,予已别有《维摩庵创建始末》一书,寄北京与周友山矣。……周友山此舍此庵不是小事,此庵见交银七十二两与曾、刘二家矣,可轻视之欤!”(载《焚书》卷4)
在李贽送返家人、决意出家修行的情况下,周思敬与周思久兄弟俩合资购买钓鱼台龙潭湖、新修芝佛寺,供李贽到那里清修思想、著述立言、收授徒弟、教化众生。周思敬对李贽的帮助不是施舍,而是情深义重,更是志同道合。所以,李贽在《豫约 .早晚守塔》中进一步说:“深知我者,无如周友山。故我不还家,不别往寻朋友也,想行遍天下,亦只如此矣。且友山非但知我,亦甚重我。夫士为知已死,何也?知已之难遇也。”正因为有了周思敬等一批贽友在物质上的扶持、精神上的支持、思想上的互补,才成就了一代宗师李贽冲破封建蕃篱、构建新思想的大梦。
正当周思敬在官场上名声大震、思想领域密友良多之际,可惜天不假年,大限突至。周侍郎与石司马合力抗倭救朝胜利班师回国后,大冢宰蔡方上疏奏请提升周思敬任北京户部尚书。此奏疏尚在传递途中还未能进入朝议程序之时,周公思敬却身染微疾,骤然病逝于北京纱帽胡同官邸,享年 66岁。“堕星掩茫、殄瘁邦国,西陵痛失娇子”(《明司空周友山公传》)。对于周思敬的逝世,明神宗深表惋惜,颁诏赠工部尚书、赐祭葬。并封赠荫及父母、妻室及子孙。
周思敬贫贱不移,富贵不淫,自强不息,持矜中正,进退有度的一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久,大明王朝在夕阳下谢幕,周公思敬却风范长存。

鞠躬尽瘁的“考功郎”

郑重建
刘守泰,字子交,号凤隅。麻城锁口河(今麻城市顺河镇罗家铺)人。生于嘉靖八年(1529)己丑,卒于万历六年(1578)戊寅,享年五十岁。配王氏,生子一:刘承祖。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刘守泰乡试中解元,隆庆五年(1571)考中进士。守泰的祖父刘天民,是刘天和的堂弟,曾以选贡授江西新淦县学宪,其父刘澜为嘉靖庚子举人,授四川铜梁知县。守泰幼年时,祖父天民在家中书房上题写“腾蛟起凤斋”门额,他的父亲抱着牙牙学语的守泰教他认这几个字,谁知第二天,他竟能清晰地读出“凤”字来,刘澜于是为儿子取号曰“凤隅”。
守泰生性颖悟、博学多才,平时非圣贤之书不看,且不苟言笑,与人交谈,如果言语意思不合,哪怕你是达官贵人,也绝不当面奉承。他说,士大夫怎么能不学圣贤?学圣贤重在践行,不应只说空话。他在县学读书时,教谕轩贡先生的观点很独特,学生们都佩服得不得了,唯独守泰不以为然。他说,道理不深入心灵,怎么能够随便随声附和呢?
守泰成年之后,与同邑刘鲁桥、耿定向、周思久、周宏祖十分要好。即使这样,他在交往中,见解不同时,绝不违心雅言,他认为违心雅言是当面欺骗。他家居时建同仁馆,以与同宗子弟读书其中,并且接纳四方士子在此谈论学问。别人同他进行千言万语的交流,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说的话很实际,不故弄玄虚。
守泰少时聪颖,但他直到嘉靖四十三年 36岁时,才乡试得中解元,42岁时才考中进士。其时,江陵张居正为宰相,他与守泰之父刘澜为同年举人,张视守泰为通家子。同僚们说,你和张相国有这么一层好关系,完全可以到内阁中书省谋一个好职位。但刘守泰说,按规定四十岁不入中书省,我已经四十三岁了,怎么能以一己之私堵住朝廷选任人才的通道呢?于是被授为江阴县令。
江阴是个大县,向来难以治理。最难的还是向朝廷输送粮米。从江阴运粮至北京,水陆里程千里之遥,沿途险阻重重,花费巨大,老百姓喻之为“鬼差”。但这差役只伤着下民小姓,豪门大姓往往是袖手旁观。刘县令主政之后,他焚香誓天,贫富一视同仁,该谁当差就应当差,不能推三阻四。老百姓为此感恩戴德,想立碑颂扬。守泰阻止说,我这是依律令办事,你们为什么要立碑呢?这不是让我沽名钓誉吗?
有位姓黄的书生家里非常富有,被前任县令以文字下狱十余年了,刘守泰为他洗清了罪名,黄生为感谢他的再生之德,在家里私下设牌位供奉刘公,守泰知道后说,我是依法宽待你,你这样做是陷我于不德啊!有位书生因诬被剥夺了举子身份,刘大人为他昭雪后,使他能出仕为官。这人便在致书信时将黄金夹在里面,刘守泰大怒说,为民雪冤是我的天职,你这样做是对我人格的污损。
在江阴主政五年,吏部考察举荐升职呈报达十多次,老百姓也害怕他早晚会离开江阴,刘公也多次表示想辞职不干。后来,湖广布政司缺职,有人让刘守泰去走张居正的后门,他没有理会。不久,他入选为吏部考功员外郎,而举荐者正是宰相张居正。刘公入京见到张相国时,并没有感恩言谢。他不知道县令到吏部任职是跨级选调,更不知道私德张相国。到任后,他见许多人都不满张相国的作法,所以从不私下去拜谒张公。他的弟弟刘守益劝他说,你应登门亲近张相国啊,可他说,我疏远都来不及,怎么能找上门去亲近呀?!
一年后,守泰生重病不能理事,吏部要他推荐人选,他举荐了同乡周元孚。而周因为与张居正有过争执而遭贬,守泰的同僚要他另推人选。守泰说,周君议论过张相国这事我不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周君年轻有为,我也并不是因为同乡才举荐他,我可是为国家求得称职的人才啊!这件事,刘公并未对周元孚提起,周是到职后才听人说的,因此,他对刘公油然而生敬意。吴郡(浙江)有按察使平时对守泰不亲近,在考选时被人构陷,守泰极力为他辩白冤屈,而不让人知道是自己在帮助他。不久,刘守泰早朝参加点卯,突然发病,最终走完了鞠躬尽瘁的生命里程。
他生前著有《春秋左史》行世,文章如其人一样光明正大。还著有《玉台山人》可惜没有付梓。

忠肝义胆周宏禴

周汝成
明万历年间的一天,在一马平川的麻城中馆驿中部,人称为铜柱梁、铁门坎的周府门前不远处有一宏阔的教场,场内人欢马叫,一群风华正茂的少年正练习骑马射箭、挥刀舞枪。忽然,一群排成人字的大雁从教场上空掠过,一英俊小伙在马上“嗖”的一箭射去,一只大雁在空中翻滚着坠下地来。这小伙姓周名宏禴,号二鲁,明朝嘉议大夫周鉴之四世孙、文林郎周洙之三世孙、中宪大夫周廷征之孙、中议大夫周釴之次子。《明史 .周宏禴传》记述:“周宏禴字符孚,麻城人,倜傥负奇,好射猎”。史无戏言,周宏禴风流倜傥、箭无虚发,名不虚传。
周宏禴自幼聪颖,十多岁时就能著文题诗,年方十六就被选送到县、府官学求学(入庠)。他博览群书,熟悉星象学,著文赋诗填词挥笔立就,人称他“学富五车”,以《春秋》中万历癸酉举人第五名;三年后,作为湖广优秀考生赴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全国会试,又以突出的答卷和出色的辩材,荣登甲戌科二甲,万历皇帝朱笔御点进士出身,成为湖广名列前茅的拔尖人才。
其时周宏禴已年近三十,且老成练达,吏部留他在京师任职,授户部主事。他到任后,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依法依规办事,深得同僚看好。不久,户部派他到临清地区稽办税赋,他把国家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拒绝当地官员的吃请和迎送,铁面无私地督察查清了十多年的税赋收缴账务,理除积弊,查处巨贪,严肃税政,把一堆糊涂账办理得井井有条。回部述职后,上司以他办事干练,卓有成效的能绩知会吏部,随后调升他为工部郎中。
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官场上历练了十年的周宏禴,已是“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朝堂直臣。他面对奸邪当道、阉党横行、国势江河日下的局面,再也看不下去了。几经思虑,决心以社稷黎民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上书指斥朝贵张学颜等人:“兵部尚书张学颜被论屡矣,陛下以学颜故逐一给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愤也。学颜结张鲸为兄弟,言官指论学颜而不敢及鲸,畏其势耳。若李植之论,冯保似乎忠党矣。实张宏门客,乐新声为谋主,其巡按顺天纳娼为小妻。猖狂干纪,则恃宏为内援也。鲸宏既窃陛下权,而植又窃司礼势,此公论所不容。祖训大小官许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给事中齐世臣乃请禁部曹建言。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严嵩及居正犹不敢立此禁,何世臣无忌惮至此矣。乞放学颜、植归里;出耀邦、杰于外;屏张鲸使间居而夺世臣谏职,严敕司礼张诚等止掌内府礼仪,毋干政事,天下幸甚。”此奏章呈上,无异于捅了万历皇帝所宠幸的一干奸佞权臣的蚂蜂窝,齐齐出动乞请皇上严惩这个仅位居工部的小小郎中。皇帝即被浊流所裹挟,下旨谪贬忠良直谏之臣周宏禴为代州通判。
周宏禴因忠心于国家反而被谪贬赶出京城,赴代州任上,不以已悲,在忠于职守做好份内办案的前提下,考查史料,走访民情,编就《代州志》上下两册,成为该州有史以来的首部完整的史志。
奸邪之人充斥朝野,忠谏之士贬斥荒原,国力衰微日甚一日。周宏禴因为忠心直谏而遭到严厉处罚这桩冤案,引起朝廷内外的舆论哗然,明神宗自感愧疚,于万历十五年调他任南京兵部主事,希图以此来掩饰他忠奸倒置、是非不辨之心。
周宏禴回到留都南京后,神宗朱翊钧从万历十七年开始精神痿靡不振,终日沉湎于酒色,朝政怠堕,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敢劝谏。周宏禴身在朝廷,心忧天下,再次按捺不住胸中直臣义士的凛然清气,冒着再度被罢官的危险上疏谏言,并请早立皇太子。该奏疏虽被留中未发,万历帝朱翊钧后来终于认识到周宏禴的耿耿忠心,由是调他赴北京任尚宝寺丞(皇帝顾问班子的副职)。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执政后期,明王朝气数将尽,因万历怠堕不振,污吏横行,民不聊生。万历十九年(1591年),宁夏边陲民众困苦、边军军纪松驰无战斗力、外敌侵扰频繁,祸患接连不断。朝廷无奈,特选科臣周宏禴为监察御史巡视宁夏边务。他一到任上就力举张扬纪纲,据实上报巡抚佥都御史梁问孟与巡茶御史钟化民动用官银作交易、削减边关军费等重大问题。朝廷得报,将梁问孟召回讯查免职,将钟化民调出外任。于是,他顺势主持整肃军务、重振大明边军雄风,西北边廷一度得到安定,边关得到巩固。同时,周宏禴深入边区社会下察民情,组织当地老百姓修筑秦汉两道大石坝,直接通达鸳鸯湖,大兴水利,引水灌溉耕地和草场,极大地促进了宁夏中部农牧业的大发展。
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关,周宏禴以诸葛亮用姜维、七擒孟获的胸怀,回朝向皇上推荐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孛承恩和土文秀为镇边将领。朝廷批准了他的这项建议,任命孛、土二人为将坐守宁夏边防。周宏禴整肃吏治以振军威,发展生产充裕边民,取用边陲能人镇边安疆,此三大方略促使西北边务得到大治。他因功升任尚宝寺卿。值此,周宏禴一家从第三代(周鉴的父亲)至他这一代(第八代)“六代人、五进士、七御史”,享誉荆楚。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山西巡抚等一干腐化堕落的大官勾结起来贪污朝廷拨发的军费,致使宁夏边关用度不足。他们为转移视线、弥补空缺去清查孛承恩、土文秀的军务开支。当查到孛、土二将冒领军饷时就大做文章,夸大其词地上报朝廷,声称要依律严惩,用孛、土二将充当掩盖自己大肆贪污军费的替罪羊。这样一来激怒了孛、土二人。他们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脱离朝廷求生。于是孛承恩和土文秀就在宁夏银川拥城自立。朝廷接到孛、土“谋反”的消息,不深究造成他们谋反的真实原因,听信奸臣金蟾脱壳的馋言,不分青红皂白地罚周宏禴的“连座”罪,贬出朝堂,谪贬到广东澄海县任典吏。此时此刻,周宏禴冷静思索,彻悟人生 ,知道自己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大明朝“去日无多”,遂将满腹经纶著为《澄海集》,以诗明志。此《澄海集》明朝《艺文志》有专述。现录其离京过高碑店时所写的一首七绝于后(因他前贬代州今贬澄海都宿高碑店):
风尘何处问衔杯,南海浮槎更可哀。古道垂杨应笑客,逐臣何事又重来。
嘻笑怒骂,尽在诗中。终因朝廷黑暗,他只得辞职回乡。
忠臣义士无论身处何地都会向着国家和人民的。周宏禴面对麻城人不堪重负的“皇粮漕运”役(将上缴国课完粮通过举水、长江等河渠运送到汉口码头上交到国家粮库,府、县、乡官员借机大量摊派劳役和银两从中渔利,老百姓苦不堪言),心急如焚,联络梅国楼等乡贤大夫五上省府拜求李抚台,当厅“反复辩论,听者色动,李公亦心动”。经千回百折,麻城漕运得以折银三分之二。随着官吏横生枝叶,麻城“漕运折银”有被取消的危险。周宏禴不顾年老体弱,邀请邑士大夫联名上诉于抚台、申报于院司。在都察院高大人的秉公裁决下,麻城得以“全改折”。自此,三面阻山的麻城人免除了“漕运”这项劳民伤财的苦役。泽被乡梓,青史作证(见《明改折叙》)。
尔后,他在扶危济困、乐于助人的暮年生涯中东奔西走,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劳碌奔波病逝于武昌洪山寺,享年 66岁。
新皇帝(天启)朱由校登基,才有机会阅读到周宏禴关于“劝王勤勉,早建王储”的奏疏,深深为他的忠义之气所感动,特封赠他为太仆寺卿、中宪大夫。此时,周宏禴已逝去二十一年了。封建皇帝的一念之差可以断送英才壮士的一生,又焉能弥补已经作古多年的逝者于万一。可慰的是,周宏禴的事迹后载入了《明史》。《麻城县志 .耆旧志第七》赞之曰“周元浮之台垣谏议,皆卓卓可传”。
好人有好报,后人牢牢记住了周宏禴这个名字。麻城县志曰“麻城有明一代,人物杰出,埒于文献大邦,盖数千年钟毓之奇,于兹始一泄也。”周宏禴及其麻城新店畈周家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清初,一代廉吏于成龙与周宏禴的三世孙、乡贤周维清(字文典)相友善,有感于他家的先贤后俊,特撰《乡饮大宾纪略》云:国朝初,人文蔚起、多士奋兴。即僻壤类多硕彦,而况麻邑文学甲天下、周子维清字文典乃明嘉议大夫七世孙也?文典入黉数年,明代政散鼎革,自少英伟有经济,予初守歧亭已闻名,而文典诣署与谈天下事非常所企及。后奉命征麻东山流寇,时当兵荒,驿无骡马以备糗粮之需,往托文典,实时如数办充军需。予赠以匾额:“通才硕德”,盖取斯马斯才之义。予征东山归,蒙简命守黄州,文典送行,赠集唐七律一首云:“于公旬有高门庆,官遂簪裾到处清。政引风霜成物色,功垂竹帛润苍生。东山只为黎民起,颖曲新传白雪英。圣代即今多雨露,龟鱼天篆转分明。
予既嘉其博学,特未敢当,厥颂扬乃谬。蒙朝廷过余旌奖,总督湖广时,文典八旬华诞,麻宰赵苍壁亦名进士仰体。国家文教韦兴,礼仪宏举,乡饮大典而文典在焉。予追忆当年赠匾及集唐赠予若昨日事。予既喜故交以英俊之姿而寿考维期,盖与商山四皓争烈焉。因纪其大略如此云。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总督湖广等处军务年家眷弟于成龙顿首拜。

抗倭救朝将军周宏谟

周汝成
周宏谟原名宏祜,字符文,号东曙,麻城中馆驿人。系明朝嘉议大夫周鉴之四世孙、中宪大夫周廷征之孙、朝列大夫周载之长子。他身躯伟岸,体魄健壮,自幼聪明好学,并立有驰骋疆场、报效国家之志。因学业优秀,乐于助人,品行端正,在麻城选送参加乡试的诸多生员中获得优先参加省试的资格。
周宏祜尽管出身于官宦世家,但他生就一副热心肠,遇事总是先为别人着想。万历元年(1573年)金秋八月,湖广癸酉科乡试即将举行。已被选送去省城参加比试的才俊们推选世家子弟周宏祜前往武昌了解考场设置和考试安排情况。为了麻城考生打有准备之战,宏祜不辞辛劳,风风火火奔赴武昌,想方设法搞清楚了考场设置、考场纪律、住宿安排等有关情况后,急匆匆回乡转告参试人员,然后再回家携带物品,于开考前头天夜里乘骏马赶往武昌应试。可等他汗流浃背赶到考试场时,考场大门已经关闭。周宏谟只好长叹一口气,叹时运不济,后来一想,旱路不通走水路,遂改名宏谟,刻苦磨炼武艺,作好入武闱应试的各项准备。
经过三年的苦练,跑马射箭、使枪舞刀,十八般武艺件件皆通。又悉心钻研《孙子兵法》,排兵布阵,攻防之术,于 1576年春赴武昌参加武科比试,一举夺得湖广万历丙子科解元。初步实现了统率千军万马、征战疆场、报效国家的梦想。
周宏谟为了磨练自己的胆略武艺,不远千里到各地遍访高师,研讨兵法,未战心中就藏有雄兵百万。待到 1579年,他底气十足地赴京参加全国大比会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文试、武试皆一路斩关夺隘、得心应手,高中万历己卯科武进士第三名。
周宏谟时时告诫自己:当武进士绝不能如战国时期的赵括那样纸上谈兵,关键是要知已知彼,能打胜仗。钦授他湖广都指挥使司守备,他立志不负厚望,一到任就了解民情风俗,实地考察山川形胜。位于湘桂黔边界的靖州土司周官反叛朝廷,打起自立为王的旗号,聚众造反,在湘西与桂北、黔东茫茫崇山峻岭间燃起了熊熊的叛乱烈火。朝野上下为之惊慌震动,把持朝政的阉党束手无策,安享惯了清福的兵部大员们谈虎色变,皆不愿出征。万历帝左思右想,决定让新科武进士周宏谟领兵前往清剿。周守备兵临靖州,悉心了解民情,弄清了土司周官的反叛原因和背景,然后定下方略,竭尽全力做好城中驻军和老百姓的稳定工作,分化瓦解叛军,使反叛者周官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然后再围城对峙。贼首在外无援兵、内无粮饷的困境中上城墙与官兵在阵前谈判,周将军心中有数,虚与委蛇,冷不防飕地一箭射去,贼首当场被射杀于城垣之上。叛军倾刻大乱,只得开城投降。
周宏谟攻心为上,瓦解叛军后一箭平定叛乱之举,既减少了官军强攻城池、两军厮杀的伤亡,又以精湛武艺威服了军民,化解了民族矛盾,安定了一方百姓。平叛回朝,万历帝称他智勇双全、骁勇可嘉,是少有的可造之材。并按军功将他升任为河南都指挥使司宣府游击将军。
万历十六年,湖广黄梅贼首梅堂纠集一干人发起叛乱,且声势浩大,大有威逼黄州、武昌之态。湖广巡抚请求河南方面合兵围剿。正在为难之际,周宏谟奉命领兵进驻竹麻尖,经过精心布置策划,与贼众摆开战场激战,大败敌寇,用极短的时间、极小的伤亡代价,取得了平叛的胜利。从此,年轻的周宏谟文武全才、骁勇善战的名声享誉朝野上下。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倭寇大举入侵朝鲜,长躯直入占领了朝鲜的大半部江山,夺取了汉城、平壤,还掳去了朝鲜国的王子。当时,大明朝负有保护朝鲜的责任,朝鲜十万火急地向明王朝求救。万历帝派兵部侍郎山海关总兵宋应昌率游击将军周宏谟带领本部兵马共四万人前往救援。
四万义师跨过鸭绿江后,以锐不可挡之势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将占据平壤、平安、黄海、江源等地的倭寇驱逐出境,残余的倭寇龟缩在汉城妄图赖着不走。明军宋应昌经略派出周宏谟率精锐绕到敌后,火烧倭人军粮几十万石,迫使侵朝日军向大明义师请求和谈。宋经略知人善任,即派英气勃勃、能言善辩的周宏谟将军和沈惟敬将军一道同赴汉城与倭寇谈判,最终达成的条款为:日军退出汉城、放回朝鲜国王子,否则,明军就要履行保护藩属国的义务,对盘踞汉城的倭寇予以全歼。在我义师的强大压力下,当年四月十八日,日军退出汉城,释放了小王子,撤离到釜山一域,被倭寇侵占的朝鲜国土 90%已被收复,明朝援军宋应昌、周宏谟等将领率义军撤离朝鲜回国,向万历帝复命。
由于倭寇滞留釜山,留下了祸根。翌年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赖在釜山的倭寇又生事端,明廷再派熟悉敌情、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游击将军周宏谟为特使前往朝鲜与倭人就所谓“封贡”一事进行谈判。周将军将此次深入日方营地所获日寇阵地布防的军事机密一一写明,派员密送朝廷,为日后围歼倭寇提供依据。
周宏谟将军在仁施县安顿下来后,倭人派遣该地太守前来迎接。周宏谟入住谈判公寓,准备数日后与日方就全面撤军问题进行谈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无常福祸。周宏谟将军因连日奔走劳累,顾不上休息,又由于战乱病疫漫延,在仁施县住所,不幸突染怪疾,迁延三日,不治身亡。史家叹曰:“功垂成而命陨,中外惜之!”周宏谟将军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卒于万历二十二年,时年四十二岁。他为了友邦朝鲜三千里江山的完整、为了驱逐扩张成性的倭寇,英年早逝,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对于周宏谟将军的逝世,中外同悲。朝鲜王子戴孝到供奉将军的灵前悲痛欲绝地哭奠,朝鲜国王颁诏立天朝大将军周公宏谟祠于仁施县城,年年奉祀祭奠。噩耗传来,明王朝朝廷上下同悲,万历帝核功追赠周宏谟将军为都指挥佥事(正四品),荫一子任黄州卫千户(正五品)。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周宏谟将军抗倭救朝的英灵与朝鲜三千里江山同在。

权倾朝野的锦衣卫“总缇骑”

郑重建
刘守有,字思云,麻城锁口河(今顺河镇罗家铺)人。系兵部尚书刘天和嫡孙,南京刑部郎中刘澯长子,生卒失考。配曾氏,封一品夫人,生子二:刘承禧、刘承佑。
明万历以前,士大夫视锦衣卫为粗官,一般官宦子弟不屑充任。按史料记载,刘守有的祖父刘天和因斩将擒王功劳,其子孙被封荫世袭锦衣卫正千户,本来此职应由刘天和的嫡长孙刘守蒙荫袭,但是,刘守蒙却让给了弟弟刘守有承袭。刘守有原来随父、祖生活、读书习武,生活十分优裕。后父、祖相继去世,故约在隆(庆)万(历)间进入锦衣卫充职。
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守有在锦衣卫任锦衣卫掌卫事都督同知,颇受江陵相公张居正器重。明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刘守有得中武科进士,万历十二年(1584)十二月由锦衣卫掌卫事都督同知升为左都督,提督巡捕(俗称总缇骑),为皇帝贴身护卫亲臣(环卫亲臣),封太子太傅,官居一品(明代锦衣卫最高官职为都指挥使,官阶最高为正三品,因守有封为太子太傅,故为一品)。
因为刘守有作为名臣之子出任锦衣卫,改变了人们对锦衣卫的看法,所以,继他之后,有许多官宦子弟开始寻求在锦衣卫任职。在执掌锦衣卫期间,有许多获罪的官员私下有求于他,使之在刑罚中得到减轻,按照史料记载即是:“守有以名臣子掌卫,其后皆乐居之。士大夫与往还,狱急时,颇赖其力。”
万历十一年,张居正去世后,朝野一片倒张之声。史料称:张居正死后,他的家产被抄,家人被流放,而有人指控说刘守有藏匿了张居正的家财不报云云。按《万历野获编》沈德符记载:“……近日江陵败,言官亦有疏(指张居正受到言官弹劾),坐以谋反,时刑部尚书潘季驯、侍郎陆光祖等,力明其不然。上虽不从言官奏,然有‘本当斫棺戮尸’之旨,而季驯亦削籍为编氓。无论缇帅不能出一语,即政府亦无永嘉其人矣。时掌锦衣麻城刘守有,故江陵所卵翼,驯致贵显,方惴惴虑株连波及,而言路以江陵季辈骤膺殊擢,争居故相为奇货,得祸之惨,几与真谋逆同矣。”
在这场政治清算中,因为潘季驯、陆光祖出面为刘守有申辩,加上刘守有表现低调,故此没有被罢官。又据《明史》李沂传记载:“万历十六年,……中官张鲸掌东厂,横肆无惮。御史何出光劾鲸死罪八,并及其党锦衣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论死,守有除名。”
按有关史料显示,稍后,刘守有被再次起用,任职情况不详。
在刘守有的锦衣卫生涯中,他结交了大批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比如著名剧作家汤显祖(万历十一年进士),就在京城与他有密切交往,并留下诗篇《长安酒楼同梅克生夜过刘思云宅》:“炙肉行筋深夜留,锦衣重覆敝貂裘。新丰满市无人识,欲傍常何问马周。 ”另外,他喜爱收藏书画古玩,是《金瓶梅》抄本和金元杂剧作品的最早收藏者,有研究者表明,汤显祖就是在与刘守有交往过程中,为刘家选定金元杂剧二三百种,并在刘家得读小说《金瓶梅》的。
万历四年(1576)丙子,神宗皇帝御赐刘守有对联曰:“祖大司马环衽甲胄斩将擒王剿十万铁骑摧枯拉朽;孙执金吾参赞机务缉官怀民腾九州碑口动地惊天。”
天启五年(1625)乙丑,刘守有致仕归,熹宗皇帝御赐对联曰:“一代股肱久为丹陛带弦已媲美唐相;三朝辅弼暂居绿野谟猷尚入告明君。”

彭氏兄弟文武三进士

周汝成
位于一马平川中馆驿镇的桃园、漆屋垸、余湖及陈家寨村一带古称新店畈。这里青山环卫,举水河缓缓流淌,是水肥土美的膏腴之乡,有物产丰饶、人杰地灵的美誉。陈家寨村彭家巷的彭姓人家,虽不及新店畈名门旺族周家人那样显赫,可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彭氏族人发展到明朝的中晚期,儿孙辈出了彭好古、彭信古、彭遵古同胞三兄弟,相继荣登文武进士榜,把彭家的兴盛推向了巅峰,成为麻城科举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长兄彭好古天性聪颖,喜好文墨且性情刚直,常以古君子自期。他曾对仲弟、季弟说:“诸葛孔明于国不欺弱君,于室不嫌陋妻,于家不偏凡子,这种正直为人的品德,是我们修身齐家的楷模。”他勤于学业、刻苦攻读,立志在科举场上扬名显亲。
二弟彭信古身材魁梧,相貌英武,无论学文还是习武皆悟性极高。他与大哥和三弟谈到人生志向时说:“大丈夫要能出将入相,有鸿鹄之志,不能默守麻雀栖屋檐之陋。项羽以破釜沉舟之勇,打赢了推翻暴秦的决胜之仗,后虽遭垓下之围、身丧乌江,虽败犹荣。 ”他勤于习文习武,少年时就显露出儒将之风。
三弟彭遵古中等身材,仪表堂堂,一双智慧的眼睛炯炯有神。他勤于动脑筋,视野开阔,遇事喜欢提出“为什么”,同哥哥们谈论人生时,他特别强调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思辨是家、国走向兴盛的指南。孔老夫子的一部《论语》常读常新,千年光焰不灭。《孟子》不拘泥于论语的条规,提出了‘诸侯危害社稷,则变置’的不凡见解,成为后人思想上革故鼎新的标杆,我们读书报国应取这种态度。”他在读好圣贤书的同时,喜闻天下事,乐交天下友;对不平世事常发感慨,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长兄彭好古,他是个谦谦君子,经“十年寒窗”的砥砺,与三弟遵古同中万历 13年乙酉乡榜。次年春,偕三弟再次同登万历 14年丙戌会榜,创造出同胞兄弟俩乡会同榜双捷的科埸佳绩,享誉荆楚。他高中进士后,被朝廷放任为歙县知县,他治歙有方,国家得大利,老百姓得实惠,三年任期届满,经考核政绩居全南直隶第一,被选拔为北道御史,巡视山西等地。圆满完成使命回朝复命,升任为山西按察司佥事。尔后,他在任上忠于职守,清廉执政;对上忠心于朝廷,对下贴心于老百姓,后来致仕回乡,被誉为具有君子风范的好官。
二弟彭信古幼时攻读诗书期间,总觉得自已与笔墨无缘,他对三弟说:“你是个文墨科埸的有缘人,每次考试总是名列榜首。今后再有考试,我与你换写考试人名字,看看考试结果是怎样的。”在一次考试中,他们兄弟两换写名字,考试成绩揭晓后,三弟以二哥之名的文章居然又列于榜首。信古感叹说:“大丈夫何必都去挤文科举人进士这座独木桥呢?金戈铁马、驰骋沙埸,赴玉门、定远等边关卫国征战,该是何其雄哉!”从此以后,他坚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加之他腹有诗书,在武科埸中一路上斩关夺隘,遂于万历11 年夺得癸未科武进士的桂冠,终于将“进士及第”的光荣匾挂上了彭家的府第。
之后,武进士彭信古奉命赴山东都指挥司担任游击将军。他在任上晨昏操练部队,严格要求下属,爱兵如子弟,使得所带之队伍很有战斗力。在边境防务和平息内乱中屡立战功,被誉为年青的骁勇将军。后来被选拔为援朝将领,担任参戎将军,帮助训练朝鲜部队,让中国功夫和中华战法在朝鲜开花结果。遗憾的是,在一次战斗中,彭信古指挥步兵先锋突破敌阵,冲入敌战壕,用枪棒击毙敌首,进而率众捣毁栅栏,紧接着用火炮直捣敌军中军,奈何陷入重围而失利。此一役因指挥失误彭信古被降职,但记叙战功时,他仍然得到了嘉奖。回国后,改任后勤部队的事务性官员,直至平安致仕而荣归故里。
《红楼梦》中有这样两句诗:“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用到三弟彭遵古的身上倒是很适合。
彭遵古同大哥好古同登进士皇榜之时, 正好南畿督学御史德清人房寰,连连上疏诋毁都御史海瑞,彭遵古等人感到气愤异常。与同年顾允成、诸寿贤三人联名上疏弹劾房寰,大意说:“房寰嫉妒贤明、丑化正直的人,不知道人间的廉耻。我等自幼读书,就仰慕海瑞,认为他是当代伟人。房寰大肆贪污,听说海瑞的风范,应当羞愧而死,反而敢制造谣言诬陷,我等深表痛心。因而弹劾他欺君罔上的七大罪状。”房寰奏疏刚上时,朝野之士恨得咬牙切齿。而当权者庇护他,仅仅拟定圣旨责怪了他。等到得到彭遵古等的奏疏,说房寰已遭到严厉的责备,不应当出格妄自上奏,夺去顾允成、彭遵古、诸寿贤三人的官服,回家自省,而且命令九卿约束办事进士,不要擅自议论朝政。南京太仆卿沈思孝上疏说:“两三年来,今天以建议防人,明天以越职加人罪,而且告诫诸部门加以约束,进士议论时政的,命令堂官管制。禁止大臣作奸犯法是可以的,反过来却禁止大臣直言劝谏;教他们磨砺德行、树立名节是可以的,想不到反过来教大臣保持沉默以取得宠幸。这个风气一开,弊端的尽头是哪儿呢?御史为避开祸害希望得到宠爱不再说什么,一般官吏又不应该说;大臣持有俸禄不说,小臣又不许说。万一奸臣擅权,危及宗庙、社稷,陛下怎么能听到正直的议论呢?我遍考前朝的旧事,练纲、邹智、孙磐、张璁都是以书生向朝廷建议,没有听说有罪,为什么独独禁锢顾允成、彭遵古、诸寿贤呢?”奏疏进入内宫,因违背圣旨被责备,顾、彭 、诸三个人遂被除去官籍。房寰又诋毁海瑞和沈思孝,其言狂妄到了极点。从而得罪了清议,贬为江西副使。给事中张鼎思弹劾他的奸诈与贪污,房寰攻击张鼎思私人请托一事。各位给事中纷纷不平,接连上奏章指斥房寰,朝廷无奈,只好将奸人房寰与张鼎思同时谪贬,此后,房寰再也没有东山再起。
过了好几年之后,南京御史陈邦科请求录用顾允成、彭遵古、诸寿贤等,皇上不答应。巡按御史又说到此事,皇上下诏只许他们作为教授使用。彭遵古在南康、保定任教授。后为国子监博士,终至升为光禄寺少卿。
顾允成在任上锐气仍然不减,因上书再谏国事而再遭贬斥。后来,他干脆辞官还乡,与哥哥顾宪成共办东林书院讲学,成为“东林八君子”之一、明末著名的思想家。彭遵古虽与他思想相近,声息相通,但看透了明王朝大厦将倾的颓势,只好三缄其口。
历史是公正的。明王朝灭亡后,清王朝立鼎北京,为了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为当朝所借鉴,任命大学士张廷玉领导和组织编修《明史》。张廷玉不因为顾允成、彭遵古他们官小职微而忽略,也不因为他们仅只“一纸疏文”而将其功绩埋没。在《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中为忠诚爱国的正直之臣顾允成立传,在这篇传记中将彭遵古与顾允成、诸寿贤联名上疏弹劾房寰的正义之举记述得生动详实,传后对彭遵古作了特别介绍,以酣畅淋漓的笔墨表彰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忠心爱国的高尚人品和不惧权奸的丈夫豪情。彭遵古因此而光照汗青,成为麻城籍钦命官员在《明史》中有传记载的十人之一。

梅国桢平西事略

刘宏
明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初五塞外云中镇(今山西大同市)云冈石窟前香烟萦绕 ,人头攒动 ,颂经声、欢笑声响成一片。人们注意到,前来礼佛的人群中也有身材魁伟、气宇轩昂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大同巡抚梅国桢大人。家喻户晓的是这位梅大人莅临大同以来兴利除弊,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奇怪的是,他的到来,既没鸣锣开道,也无前呼后拥,身旁只跟随着两三位高僧大德,且脸冷得像未开冻的冰河,凝视高大的阿弥陀佛时眼里竟还闪着泪光。
梅国桢,字客生,号衡湘,湖广麻城人,生于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他二十五岁中举,以后六上公车,屡试不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才考上进士,其时,他已经四十一岁了。进士及第后的梅国桢始任顺天府固安县令,万历十五年改任河南道试御史,万历十九年又改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明万历二十年春节刚过 ,梅国桢刚到都察院办完事,就发现官员们正面目惊恐地议论着一件惊天大事:宁夏镇原副总兵哱拜叛乱了!
哱拜是鞑靼人,嘉靖中因得罪酋长,父兄皆被杀,他藏身草丛幸免于难,投奔明军后屡立战功,在明军与鞑靼各部之间起到了屏障作用。三十多年,他是忠诚的。万历十七年升为副总兵职退休,由他的儿子哱承恩荫袭他的职位。哱承恩因作战勇敢,功勋卓著,升至都指挥。
当时,总督郑洛令土文秀率一千骑兵同征青海,哱拜虽已年老,但觉得土文秀一个人去不放心,便主动找郑洛要求与其子一起带三千人随征,得到批准。这本是件好事,但巡抚党馨却对他毛遂自荐十分反感,哱拜要求更换部分老弱马匹,又被其严厉训斥,明明有多余的好马也不给。哱拜及其部下因此对党馨十分不满。明军西征青海的部队羸弱不堪,唯有哱拜的部队能征善战。敌人见到哱拜的队伍过来主动避开,不与交锋。哱拜于是骄傲起来。党馨对哱拜的骄横忌恨在胸,必欲除之而后快。心想:你神气个啥?就是头公牛,老子也要把你拧弯!党馨先严查哱拜西征时冒领军饷之罪,接着以哱承恩强娶民女为妾将他打二十皮鞭。有罪当然该罚,可是,接下的的做法却做得有些离谱。土文秀和哱拜义子哱云西征有功,按规定应该升授。党馨却因对哱拜不满而一笔勾销。这就种下了叛乱的种子。胜利班师后本应喝庆功酒,犒赏三军,而党馨不但不论功行赏,反而扣发士兵的冬衣、布花(买布的钱)和月粮。坐营官江廷辅代表士兵请求发给,党馨大怒说,这哪是请求?明明是要挟!难道说他们就不怕灭族吗?党馨如此蛮不讲理,仗势欺人,更激发了矛盾。刚打胜仗的部队本来就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区区巡抚威胁?军锋(突击队员)刘东旸听说党馨扬言灭族,气得拔掉巡抚衙门前的鹿角。汉族兵士的不满与哱拜部队的不满会合了起来。哱拜趁机在后面挑唆说,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意思是我不干涉。刘东旸一挑头,众士兵跟随他拥进总兵帅府。总兵张维忠是个无用之辈,一向为部队所不齿,顿时吓得半死,没了主意。士兵捉拿兵备副使石继芳,簇拥着进入巡抚军营。明朝中叶以来,巡抚亲领标兵一至二支
(约一千至二千人)以分将权,此时党馨的标兵无一人出来保护他,平时颐指气使、威风八面的他吓得藏入水窑,被士兵搜出。哗变士兵杀了党馨、石继芳等官员,逼张维忠以党馨克扣军饷激起士兵哗变上奏,张不肯而自缢。于是,刘东旸拿到兵符印信,自封总兵,让哱拜当军师,任命了各级将领。接替郑洛的新任总督魏学曾谕令刘东旸投降,刘以朝廷承认其所任官员为条件,双方立场天壤之别,只好兵戎相见。刘东旸占领宁夏镇(今银川市),分三路出击。一路南下,由“副总兵”哱承恩率领,竟如秋风扫落叶,攻下(黄)河以西四十七堡,玉泉营、广武营(分别在今青铜峡西北、西南)、中卫等地都无官兵把守,非降即逃。叛军一路东渡黄河,与鞑靼河套部取得联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此时的梅国桢虽不过是区区浙江监察道御史,却心急火燎,找同僚们商讨对策。他哪里知道此时的万历帝正忙于对张居正派系的彻底清算,已废除考核官员的考成法,使所有被张阁老提拔的官员都翻身落马,被提拔的名将戚继光也从蓟北边关贬谪广州;而被贬谪的又一个个官复原职,治国治军的庸才成为官场斗争的雄才,弹冠相庆。考成法一废,空谈成风、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等官场积弊立马死灰复燃。一时间,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梅国桢竟没料到几天来的寻访,同僚们向他泼出的是一盆盆凉彻肌骨的冷水,都说皇上不急你梅御史急个啥子嘛!你当真没见朝廷内外芝麻绿豆大有职无权的御史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富不过皇帝,穷不过御史呢!意思是你想狗咬耗子,就穷折腾完了当裤子糊口去吧!梅国桢却想,吃皇粮,就得尽忠尽职为国分忧,御史虽又小又穷却是能捅天的言官。我举荐不出平叛大将,不撑起塌陷的西北天空,我就回家种红薯!
等梅国桢跑东串西地忙活半月再次来到都察院时官员们议论的是:叛将土文秀已率领向北的一路在进攻平虏营(今宁夏平罗)。此营由名将萧如薰防守,虽攻城数日未下,却危在旦夕。
萧如薰,这名字梅国桢很熟,在浙江剿倭寇时曾有过几次接触,与李成梁等都是戚继光手下的名将。对,就荐这李成梁为平叛将军!
想到李成梁,梅国桢心中有了几分底气。李成梁曾在戚继光的率领下十战十捷,横扫辽东,胡人不敢南下牧马。梅国桢连夜一气写成奏章递了上去。谁知一连两月全没动静。他事后才知道,这时的万历帝牢记着太祖朱元璋的训诫:干城之将,威武之师,国之福也,国之祸也!朕杀大将从不手软,不是看他有没有造反的心思,而是看他有没有造反的实力。当下万历帝对七十六岁的李成梁仍放心不下,疑而不用,在辽东给了个闲职,让他养老以终天年。倔强的梅国桢碰了回钉子却没有回头,因为万历十九年,他曾奉命巡视九边(明制 ,“九边”即沿长城军事重镇:依次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得知李成梁父子威名卓著,家丁英勇善战;长期以来,哱拜等人轻视中原将领,唯独对李成梁心存敬畏。他想,张居正用人惟才是举,不分门户,即使是政敌的门生也一样任用。当下是国之危难之秋,岂容肚眼鸡肠!麻城人的犟劲一上来,便又奋笔起奏:“……哱贼当早扑灭,今失不图,迟至秋,势必滋蔓,滋蔓则愈费力矣。此危急存亡之秋……”谁知奏疏上去又没回声。其实,见几件内容几乎相近的奏章,“麻城梅国桢”这名字已深入万历帝的脑海。已有内臣告诉他远在湖广的麻城是个人杰地灵之乡,早在嘉靖朝时就出过“威镇陕西,功盖三秦”兵部尚书刘天和。今又有这倔御史,位卑未能忘忧国,说不定也是个不凡之人。正犹豫间,梅御史又上一折:“若徒不信李成梁,其子李如松可代之,臣请监其军以往。臣屡陈疏,仰蒙采纳,乱贼不除,誓不东归!”正忙于遴选平叛将帅的内阁们见有此铁面无私、死谏之臣,定能代天巡狩,叛乱可平。便急奏皇上。万历龙颜大悦:准奏!命李如松为提督(过去此职只由文官担任,节制总兵)、梅国桢为监军,前往宁夏平叛。
在梅国桢、李如松到达宁夏之前,总督魏学曾一面向朝廷求援,一面调集西部四镇所能调动的兵马围剿。到三月底,收复所失城堡,基本切断了叛军与河套的联系,将叛军压缩到宁夏城内。其间副总兵王通负重伤,游击俞尚德战死,名将麻贵在攻城中损兵千余,而总督所运粮草被劫两百余车,而且在灵州(今灵武)险些被俘。
待李如松率军匆匆赶到宁夏城下,御史叶梦熊的京营后勤补给却迟迟未跟上。虽心急如焚,梅国桢趁机与叛军展开攻心战。叛军也行缓兵之计,表示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愿意归顺,其实是想等鞑靼著力兔兵到,里应外合。梅国桢知其诡计,在城南竖起受降旗,瓦解叛军意志。叛军首领要求与梅国桢面谈,梅国桢慨然允诺。刘东旸、许朝等人搭云梯走下城墙,都手执利剑,城头上一溜弓弩手挽弓控弦,虎视眈眈。梅国桢空手单人独骑,驰至城边,翻身下马。他拉着刘东旸的手,耐心劝导他归顺朝廷,言辞恳切,神态安详。他超凡的气度震慑了身边的叛军将领和城头上的兵士,许朝禁不住双膝发软,差点跪下去。因刘东旸坚持要朝廷以铁券为凭,允许他们归顺以后世世代代守卫宁夏。谈判因而不成。
直到七月,御史叶梦熊才从京营带四十车神炮、火器赶来。各路援军到齐,这才发起总攻。但三次攻击均告失败。朝廷撤了总督魏学曾,由叶梦熊接任。梅国桢与魏学曾配合默契,曾约誓 ,同心灭贼 ,心有异者 ,神明殛之 !魏学曾返籍之日 ,面色悲苍,国桢很是同情 ,于是向叶总督求情 ,让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而得势不让人的叶梦熊却怒斥他侵权,结怨日深,为日后埋下祸根。
七月戈壁骄阳似火,梅监军与士兵同居营蓬,累土为榻,以蒲代瓦;风雨时,拥毡自蔽,与三军共食烘炒,同饮污泥。然而,总督帐中,朝歌夜弦,犹未为足。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总督叶梦熊凭着有神炮火器壮胆,下令攻城。梅国桢对叶总进言说,劳师远征,戒之在躁。不到万不得已,叛军不会就范。于是提出制敌三策:一是防备内外勾结,二是分化瓦解,三是实行水攻。宁夏城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如一口略向西北倾斜的锅底,其西北方向靠近金波湖、三塔湖,东南方向靠近观音湖、新渠、红花堤。这种地势有利于水攻。官军沿宁夏城外筑起一道一千七百丈的长堤。七月十七日,长堤筑成,官军引湖水灌城,同时,在梅国桢的建议下派麻贵、董一元阻击河套的鞑靼援军,两路援敌均被击退。宁夏城顿成泽国,城外水深也有八九尺。城中遭水淹,军队面临断粮,靠杀马为食。在水的浸泡下,八月初,东、西城墙各崩塌了一百多丈;但与此同时,官军的两段土堤也各崩塌了二十余丈,城内水位顿时下降。眼见水攻功败垂成。这时,鞑靼著力兔援军万余人改道沙湃汹涌而来,八月二十一日,进入离宁夏城只有三十里的李刚堡。军情紧急,梅国桢促总督临机决断:李如樟(李成梁之子)正面迎敌,李如松绕到敌后实行夹击。两军夜行,梅国桢手举火把随李如樟军行动。黎明时分,两军突然发起攻击。敌无准备,大败,绕贺兰山逃走。梅国桢命人用竹竿挑着一个斩下的敌首领头颅,乘木筏冲到城边,对守城军士高喊;看吧,这就是你们盼望的著力兔!叛军知道外援已失,内心更加恐惧。
九月新调来的浙兵(经戚继光训练过,将士早闻梅御史德才)、苗兵,援兵三天并作两天走 ,提前半月赶到。因为队伍中传颂着这样一件事 :去年 ,梅国桢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时 ,突如其来的倭寇包围了梅国桢所在县府 ,相持半月不下 ,其夫人把所有首饰细软都拿来奖励有功士兵 ,国桢体恤下属的德行极大鼓舞了援军将士们的斗志。
八日夜二更时分,敌营中三人用绳子溜下城墙,前来投降,并提供重要军情:叛军将在重阳节这天在大城举行聚会,南城兵力空虚。大家听了这消息,都不敢相信,害怕中了叛军的诈降之计。梅国桢却认为机不可失,派人到南城侦察,发现果然没有什么守备。他当机立断,令李如樟立即率众攻南城。诸将到达城下,心中还有些疑惑,不敢冒然进攻。正当大家犹豫之际,七十岁的老总兵牛秉忠率先登上了城头。梅国桢赶紧登上云梯大呼:“老将军已经上去了,年轻人还犹豫什么,是汉子就跟着我冲啊!”众人听了,一齐发力,纷纷登城。这时,梅国桢担心军士过分杀戮,以致断绝叛军归降的念头,又大声呼喊:“以俘虏人数计功,不以斩首多少计功!”南城一战,俘获叛军数千人。对于这些俘虏,梅国桢在一一登记以后都释放了。南城军民都十分高兴,乐于归顺,燃烛上香,迎接官军入城。
占领南城以后,官军对大城的攻击更加猛烈。叛军将留在内城的南城居民的亲属作为人质,将他们捆绑在长长的木杆上,威胁如不停止攻击,将杀尽这些人质。南城居民纷纷来向梅国桢哭诉,请他帮助他们解救亲人。梅国桢叫来指挥董正谊,向他面授机宜。董正谊来到北关下,对城上高喊:“我们知道,刘东旸的母亲、许朝的女儿还在南城,我们梅监军已经派人去捉拿她们了,如果你们不释放人质,我们将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她们。”城上听了,只得将人质释放。董正谊还告诉叛军将士,南城被俘的人一个没杀,且全部释放了。城中人听了,又惊又喜,人心浮动。
退内入城的哱拜见大势已去,请求接受招抚。梅国桢将计就计,趁机离间。在这之前,梅国桢见一个眼瞎、脚跛的卖油郎从军营前经过,边走边唱:“痈之不决,而狃于痏;危巢不复,而令枭止。”这歌词的意思是:脓疱不破,却习以为常;危险的巢穴不修复,还让凶猛的鹰栖息在上。梅国桢察知这古怪的卖油郎不是等闲之辈,此人有用,便默记于心。此时见哱拜已经服软,便修书三封,交给卖油郎。卖油郎到城东门见哱承恩,说:“梅监军派我这么个残废人来,不是军中没有人才,而是我这个样子比较方便。梅监军念你们父子长期为国守边,功勋卓著,现在却要跟那些无名鼠辈们一起送命,深为叹惜。梅监军有一封密信送给你。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话有理,就请你杀刘、许以自赎;如果你不愿听我的劝告,我一个残废人死在你这样的英雄手里也毫不可惜。”哱承恩虽然心怀犹豫,但还是勉强答应了。卖油郎离开了哱承恩,又拣小路分别去见刘东旸许朝,给他们送上梅国桢的密信,并对他们说:“将军本是汉人,是朝廷的臣子,这次兵变为首的是哱氏父子,你们何必要横身其中代人受祸呢?你们那区区一城能挡住朝廷大军吗?现在著力兔已败,外援已绝,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已经十分明朗,希望你们审时度势,为自己选一条生路。”刘东旸、许朝虽没明确表态,但已心动。敌人果然内讧,九月十六日,官军攻城愈急。刘东旸疑土文秀将要献城,便生了杀机。他假装病重,让人请土文秀来,要托付后事。土文秀不知是计,放心前来,结果被杀。哱承恩得了梅国桢的密信,心神不定,便找来亲信石栋问计,石栋又找来刘东旸部下周国柱。三人商议,决定杀刘东旸、许朝后献城。哱承恩至南门,杀死了许朝父子;周国柱杀死了刘东旸,哱承恩将刘东旸、许朝、土文秀的头颅悬挂
在城门上,官军望见,一拥而入,兵不血刃,轻取宁夏大城。十七日晨,哱承恩驰至南门,想要拜见梅国桢,被参将杨文捉拿。李如松带兵包围哱拜家。哱拜正招待牛秉忠吃饭,听哱承恩被捉,牛秉忠急得匆忙离去,哱拜命全家自焚,自已上吊而死。李如樟的部卒何世恩从火中斩下哱的头,又捉拿了哱拜的儿子哱承宠和养子哱洪大、土德文、何应时、陈雷、自鸾、陈继武等。宁夏遂平。
万历朝廷论功行赏,遍及将士,而国桢回朝半年却恩荫未及,仿如局外之人。他默默承受着,徘徊庭院间。他深知阁部大臣多未识面,孤立无援。而今说他狂直者有之,说他侵权者有之,说他心慈手软而释俘戒杀者更有之,此讪谤者并不足虑,只是数千万生灵枉死荒漠,让他如大山压胸,食不甘味,睡不安席。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文正公这首《渔家傲》梅国桢不知颂读过多少遍,然而,原来读时只看到边塞风景的苍凉、寂寥与将士保家卫国的信念。而今身居塞外,在羌笛胡琴中再次读来却一次次真切感到了将士命运的不公与他们的斑斑血泪。是啊,爷娘生下他们,长成七尺男儿,本可娶妻生子,男耕女织地平安度过一生,却“十五从军征,八十乃得归。”岁岁年年不但忍受着严酷环境和征战之苦,还遭受着贪官污吏们的层层盘剥与蹂躏,稍有抗争就抛尸荒野,还落下反叛的骂名。他深知叛军反叛事出有因,所以对缴械投降者放之,对投诚者留之。可是,有人为冒功领赏,滥杀俘虏、平民,更有甚者,买他人首级或恃强夺他人之所获,总督非但不听劝告,反而暗地怂恿,对他的劝阻侧目相向。在对哱承恩策反时,他见其归顺,作出了不杀的承诺,在攻下宁夏南城和大城的时候,他再次告诫将士,不得妄杀,更不得滥杀。但谁知叶梦熊建功心切,督战严厉,恨不能将叛军及其家眷、平民斩尽杀绝,以数充功,竟下令将投降将士全部杀死。这不仅食言于哱承恩,而且背信于几千名将士,使宁夏城尸骨遍地、血流成河。国桢啊国桢,你功德在何处,信义又在何方?
这回论赏不公倒是监军不急众将急。众将士联名上奏,朝廷这才除去疑谤,拨云见日,升梅国桢为四品太仆寺少卿,荫一子为锦衣卫百户。第二年八月,又升梅桢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开府(指成立官署,可自选僚属)云中(今山西大同市),成为一方大员。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份,再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备,兼理钱粮,官居三品。
然而,几年来笼罩在国桢心中的阴霾一直挥之不去,夜闻松竹,如听鬼哭。禁不住邀来客居麻城的挚友李贽来大同倾吐万般愁苦。
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福建泉州南安人,生于明嘉靖丁亥年,嘉靖三十一年考取举人。梅国桢是在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时见到李贽的。那天,梅国桢听见一堆人中响亮着浓重的闽南嗓音:“童心者,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失却本心,便失却真人。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不读,童心固在,多读,童心勿失矣!更不用说什么《六经》、《语》、《孟》!此三者,皆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访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之所见,笔之于书。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所
言乎?实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断断乎其不可以语童心之言明矣!”当时,有人鼓掌叫好,有人脸色苍白,有人捂耳疾走,唯有梅国桢饱含热泪,拨开人群拥抱李贽久久不肯松手。他俩年龄相差十五岁,这一见却成终身之交。后来,李贽任云南姚安知府,几年后却挂冠出家来麻城龙潭湖畔著书讲学。而梅国桢的府第就在龙潭湖边,而且其爱女梅澹然,已是李贽俗家弟子。“缘份到底是有的!”梅国桢多次这样念叨。他读过李贽的《藏书》、《焚书》,他深深为李老那振聋发聩的识见所震撼,称赞先生可坐圣贤第二席。
“衡湘为何悲伤?”说话的正是身披一身袈裟的李贽。
梅国桢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悄悄擦去流到腮边的泪花说:“作为平叛监军,见而未谏为失职,谏而无果为无用。我未能阻止住叶梦熊妄杀无辜,愧对佛祖啊!”国桢又拭着泪说。
“难得啊,你位居三品,人中龙凤却童心未泯啊!岂知当下叶梦熊辈多矣。平时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一遇有事,则两股颤颤,左右顾盼,束手无策 ,脸面全无人色,对上唯唯诺诺,对下则如狼似虎,争功如魔,噬血似妖,虽朋友亲人不能幸免,是伙人皮包着狗骨头的假仁假义的假道学!大明王朝早晚会败在这些尸位素餐之人手里!啊,别提了,别提了,一提这伙禽兽,就愤懑填胸!”李贽抚着胸,平了平喘,又转过话题说,“你可知,这石窟中高鼻深目的第一大佛面目似谁?”
这一怪问,一下子让梅国桢从凄苦中挣扎了出来。“先生问得好蹊跷,我又何曾见过佛祖?”国桢笑着说。
“哈哈,北魏皇上呗!鲜卑北魏初建,高僧法果为弘法来云冈开凿石窟,将文成帝像作佛像,说皇帝即当今如来,皇帝大喜,大兴佛法,这云冈遂成洞天佛国,天下太平。可见,人人可成圣人,不然为何说佛陀有几千几万亿圣像呢?其实佛是在暗示,人人可成佛!只是……”正说话间,一阵风吹偏了梅大人的乌纱帽。他边扶正乌纱边解嘲似地笑着说:“只是纱帽欲静而风不止呀!”“是呀,我当年弃冠而去,就是不服人管束。为官必管,管必失本真,使我不得开心颜!”李贽见国桢连连摇头,好像仍然愧疚自责,便说,“西夏之事不难于成功,而难于以监军成功。何也?监军者,无权者也,自古未有不专杀生之权而可以与人斗者也。又
不难于以监军成功,而难乎任讪谤于围城之日,默无言于献捷之后也!”
“唉,我何功之有啊,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况枉死者皆为中原征夫,官逼兵反,罪不至死。吾力谏未果,便白骨成堆,佛祖若见,也当落泪呀!”
“衡湘君不惜身家,不恋功名而悯众生,其功德在朝不知,而天下人能知之;亦有一时之天下不能知,至后世乃有知者;后世不知,佛陀能知,佛陀者谁?梅衡湘也!哈哈……”李贽捻着花白胡须大笑起来。
受先生爽朗的笑声感染,梅国桢也微微一笑,说:“只盼边关无事,国泰民安,此则男儿志愿毕矣,知与不知,何须吾事……”
话未说完,忽地又一阵风来,将梅国桢的乌纱帽掀到半空,他看了看,却懒得去管,俩夫子携手前行,相视又大笑起来……
万历二十八年(1600),梅国桢因父梅汝观去世,便按例辞官回家守制。从万历三十年起,梅国桢即卧病床榻,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月十五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三岁 ,赠右都御史 (正二品)。

立朝端直的四部尚书李长庚

周汝成
李长庚,字酉卿,系明代麻城县仙居乡坝陂畈(今龙池街道办事处松鹤村)人,出生在官宦世家。李家一世季八传至九世李正芳始中进士,十世李靓、十一世李文祥皆系进士出身。“祖孙三代三进士”誉满荆楚。十二世李采、李宠,十三世李承槐也是进士出身。
第十四世出了个李长庚。他天资聪颖,秉性率直。书院老师夸他有“纵横振锋颖之才,吐纳积江湖之量”。一日,一命相先生从书院门前经过,见到小长庚面相奇伟,十分惊奇,感叹说:“此子相貌不凡。然而,终归是‘一双宰辅眼,半个配军头’。”并说“异日笔锋虽锋利,然当歪心人不识正人心。”
出身于名门世家的李长庚十二岁时与麻城的同窗好友周应明赴武昌参加乡试,同中万历十九年湖广举人。四年后两人同赴京城参加会试,同登进士榜,可谓少年得志,风华正茂。周应明授礼部主事后一直留在京城,未放外任。而李长庚意气风发,一心要干出一番事业。先授户部主事,两年后放外任,调他到江西省吉安府任同知。自此,李、周二同乡好友开始了不同的宦海生涯。。
李长庚办事认真,政绩卓著,经过十多年的历炼,升任江西布政使司的左右布政使,官至从二品。史称他“所至励清操”,名震朝野。后来又将他调到顺天府任府尹,执掌北京地区事务。渐渐地,李长庚一步步成为朝廷重臣。之后不久,他调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他到了山东之后,尽心治理已经荒废了的政务,组织官员深入基层下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动员和组织老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盘活经营,使社会经济、百姓生活迅速得到了复苏。他健全法治,以武定诸州县为重点,开展打击匪盗破坏生产经营、扰乱群众生活的匪盗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整顿,使得荒废多年的膏腴之地的山东半岛重现勃勃生机。《明史》对此载之为:“尽心荒政,民赖以苏。盗蔓武定诸州县,讨擒其渠首。”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战争打响,明王朝与清军的争夺战打得十分激烈,需得派遣大部队开赴前线作战。朝廷决定从“登莱海道”运输粮草和辎重。李长庚凭着他丰富的地理知识和一副赤诚的心肠建言:“这样太不方便了。我认为,从登州——铁山西北口——羊头凹——中岛——北信口——兔儿岛——深井——娘娘宫——再陆行至广宁 180里,再至辽阳 160里,走这条水陆并用的运输路线最便捷,每一石(担)的运费才一两银子。 ”通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李长庚提出的方案最妥当,于是决定按此行事。第二年(1619年)年初,朝议决定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史驻天津,督办辽东战役的粮饷,李长庚被认为是最佳人选而派往天津。李侍郎到任后奏请办理造海船、通津路、制牛车、酌海道(海运线路)、截帮运(搬运队伍)、议钱法(筹款和结算办法)、设按臣(分段负责人)、开事例(办事程序)、严海防等九件大事,获得批准后,他把这项长途军需物资运输安排管理得井井有条,万无一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保障有力”。
根据战争的需要,兵部提出,年内需得向前线运送粮食 180万石,运豆 90万石,运送草料 2160万束。共需花费运费 324万两白银。李长庚根据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现状提出建议:将金花籽粒税由收实物改折为收钱。他说:我查核过户部的帐簿,每年金花籽粒税“改折白银”为 1461万余两,交入宫廷内府的 600多万两,入国家太仓的 400多万两。入内府的多是丝绸布帛、油蜡、茶和颜料等物品,存放多年都腐烂变质了。若是改折白银,无损于皇宫内用,有益于充实军费和减轻老百姓的税赋负担。至于陕西的高档羊皮制品和浙江的宫廷织造品,应停征一年,以节省银两,充实国家目前的征战急需。
对于李长庚这项节省宫廷奢华靡费、以充军事急需的上策,过惯了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的万历帝朱翊钧大为不悦。当廷训斥说:“金花籽粒税是祖宗制订的定制,主要用于宫廷的正常费用和军官的月俸,这怎么能够截留挪用呢?就将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广西所上缴的税银用作军费开支吧。”
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当廷进言说:“考查内府帐册,金花籽粒税在立国之初解往南京,供武官的月俸和各边防军费之用。碰到国家有急事也从中支取。从正统元年开始再将此项税收解往宫廷内库。以后,除从中支付武官的月俸之外都是皇宫御用。查核太仓的帐册则记录是,嘉靖二十二年规定各处运往北京的国课钱粮,包括金花籽粒在内应解内库的一律解往太仓贮存,以备各边关军费之急需。并且世宗朝金花税尽充军饷,不知道陛下您从登基开始,为何将此项税赋收到宫廷内库了。今不考虑各边廷军费开支的需要,反而强调这是宫廷正常开支的惯例,未免太不符合当前的实际了。武官月俸一年不过十多万两即可,况且原数也只一十万两,陛下您开始增加二十万两,年深日久,哪是原本的,哪是后来追加的都搞不清了。依我的浅见,不仅今年可借作军需,而且往后年年都可以用于军需。无论是充实边廷军费,还是收入宫廷内库的,应当首先统一收入太仓再作安排。若说将收物改为折银,隆庆元年曾实行过,并解往各边廷军用。隆庆六年又实行解往南京监局再解济各边关。这才是祖宗的旧制度。”万历帝越听越恼火,干脆充耳不闻,予以断然拒绝。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李长庚想方设法,东挪西凑,历尽艰难,悉心筹措,确保了军用物资的急需,显示出大才干大事的卓越不凡的驾驭能力和惊人的大智慧。在朝野上下赢得了一片赞誉。天启二年(1622年),朝廷升迁他为南京刑部尚书,官至正二品。不久调任南京户部尚书,从事国家财税管理。天启三年召回北京拜户部尚书,总理国家财政。李长庚奉调进京的路上就接到家中老母因病去世的噩耗,按制回乡服孝。服孝期满,于崇祯元年(1628年)起任工部尚书。到任不久又因家父去世再度归家服孝。
五年后,李长庚接替闵洪学为吏部尚书。崇桢六年(1633年)正月,他向皇帝朱由检力陈时弊、提出有关整肃吏治的整改措施。此整顿官纪、端正朝纲、人事任免的奏章一上,触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宣府监视中官王坤极力从中进行诋毀和攻击,并且还连带着攻击到首辅大臣周延儒。为抗拒阉党奸臣的疯狂反扑,李长庚率吏部左右侍郎等众官员向皇帝上书:“皇上您博览古今,见到过内臣(太监)奏本参论首辅大臣的没有?自今以后,朝廷大臣都不敢吱声只是垂手听命,这难道是太平盛世所应有的吗?若是我等溺职无能,请您罢黜我们吧。”皇帝朱由检面对李长庚等人的无私无畏、仗义执言,虽然不敢轻易开太监议论朝政攻击朝臣之先河,害怕这样做会流祸无穷、落后世之话柄,但是,对李长庚他们的行为和言辞都感到非常不高兴。第二天,朱由检召集有关大臣到平台讨论这件事情时,副都御史王志道弹劾王坤的语言尤其激烈,几乎达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朱由检为了维护王坤等太监这帮邪恶势力,对直臣们的发言感到大为不满,责令大家回去再写奏章再议。待群臣检举揭发王坤的奏章再送上去时,朱由检不顾国家的安危、不顾纲纪的败坏,不仅不惩处王坤等一帮擅权误国的阉党,竟然将李长庚削职为民遣送回乡。
李长庚归家十年以诗书自守,他将自己耿介忠直的一生绑上了气数已尽的大明王朝的战车,肯定是悲剧性结局。最终他几乎与明王朝同时寿终正寝,以致于明亡清兴时,他的子孙们不得不隐姓埋名避祸他乡。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李长庚传》载入《明史》激励后世,《麻城县志 .耆旧志第七》(清光绪八年刻本第二三八页)称:“李检斋李孟白(李长庚)之立朝端直……皆卓卓可传。”

忠臣义士梅之焕

周汝成
梅之焕,字长公,亦字彬父,湖北麻城城东七里岗人(今鼓楼办事处枫树村)。兵部右侍郎梅国祯是他的伯父。他的父亲梅国森是一位举人,在梅之焕十岁时就去世了,梅之焕随母亲住在沈家庄。他幼年聪敏好学,是一个“日课盈寸”的拔尖学生。他十四岁时就生得雄俊倜傥,异于同年人。一次在众多武生会聚、御史奉命在教场阅武之时,梅之焕单骑冲入场内,主持人大怒,命他与材官比试箭法,若胜则免予追究,若败则按扰乱武场秩序论处。梅之焕不慌不忙下得马来,拈弓搭箭,张开力臂,嗖嗖嗖连发九箭,箭箭皆中靶心。主持阅武的御史不觉啧啧称奇,全场喝彩声响成一片。梅之焕遂向主持者及诸武生作揖、行礼后翻身上马而去。
梅之焕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闱中与应山人杨涟同中荆楚科举人,他俩情同手足,共同以功名节义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相期相许。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春闱时与麻城田生金中同榜进士,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工作细致认真,事业进取心强,深受院内长者们的喜爱,对他寄予厚望,期望他日后一展雄才。
梅之焕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地在翰林院工作七年,成绩卓著,奉调担任吏科给事中,负责一个方面的监察职能。当时,东厂太监李浚诬拷商人、乱纲扰民,危害极深。梅之焕不惧权势,即向皇帝朱翊钧上奏章弹劾他的罪行。梅之焕在奏疏中指出:“今天下民穷饷匮,寇横兵疲,言官舍国事争时局,部曹舍执掌建空言,天下尽为虚文所束缚。有意振刷者不曰生则曰苛求。事未就而谤兴,法未申而怨集。豪杰恢心,庸人养拙。国事将不可为矣。臣请陛下严综核以责实事,通言路以振纪纲,别藏否以惜人才”(《明史 .梅之焕传》)。梅之焕怀着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仗义执言,对明王朝当时的弊政和朝政中的假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一针见血的鞭挞,并诚恳地提出了革除这些时弊的见解。明王朝已现途穷没落之势,朱翊钧只管沉缅于洒色,整日里醉生梦死,哪里还听得进这剌耳的忠言,对梅之焕的忠言不予理会,掷之脑后。
当时朝廷中部党角立,势如敌国,不相上下。梅之焕忠心为国、不结私党。他常说:“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蝇之附骥即千里犹蝇耳”(钱谦益著《梅长公传》)。时人常有追论已故首辅张居正的。梅之焕说,今天若有综名实、振纪纲如张居正那样的人就好了,那些在背后评头品足、搬弄是非的人敢象我这样堂堂正正地发表时论吗?他在给事中的职位上忠于社稷、矫时救弊,努力地工作了六年时光。鉴于他的耿耿忠心和不凡的仕绩,奉调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分守岭南。
梅之焕到任后,感到积弊甚多,有的积压了十多年的案件仍然拖着无人问津。于是他就闭门调阅宗卷,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定期升堂一一如实办理停当。当时岭南多盗贼,梅之焕不被他们的穷凶极恶所吓倒,一一将其捉拿归案,依法严惩,同时依法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有某官宦家子弟仗他兄长的权势横行乡里侵占人家田产、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强占良家女子,危害一方,梅之焕根据民众的诉状,分头找当事人查证核实,然后通知他的哥哥说:“你是把你的弟弟交出来接受处罚而好好地过日子,还是要将他藏匿着等待死路一条呢?”他的哥哥听了这掷地有声的忠告,深感只有按梅公之言行事才有出路,遂将其恶弟交送到梅副使的大堂上接受冤民的申诉和对质,待查清事实后又亲手将他的弟弟捆绑起来,痛打一顿以谢乡邻。通过这次教训,此人改恶从善,成为方圆一域的善士。经过梅之焕的一番精心治理,岭南地区出现了官清民顺、政通人和的新气象。
由于梅之焕治理社会政绩卓著,朝廷即派他前往改视山东学政。他在学政的任上,力除学政方面的弊政,劝告父母教育子弟思贤上进 ;告诫先生要端于师表、教书育人 ;开导学馆对学生要因才施教,上进者予以奖励提携,不肖者严明学规馆纪,促其苦读。使得山东的学馆风气为之一新。
天启元年(1621年),梅之焕被召回京师任通政司参议,随即调任太常寺少卿。在任三年后,以仕绩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受命巡抚南赣。
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梅之焕仕途顺畅、蓬勃向上之际,先是他的母亲去世,他只好离职依规回家守孝。没过多时,阉党乘皇帝年幼而兴风作浪。梅之焕的官场好友、耿直刚强的东林党人兵科给事中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谗言误国的罪行,结果反被阉党群起而攻之,将杨涟逮捕入狱,拷打致死。某趋炎附势的言官上书要求清查杨涟的同党,凭空捏造罪名,说是罪臣杨涟被捕解京途中路过麻城,梅之焕与之执手恸哭相送,要求以“伙同罪”相惩办。并且还诬告梅之焕在省里工作时曾经犯有贿赂罪。其实,杨涟被捕押解京城时并未经过麻城,完全是奸臣梁克顺等人造谣生事、残害忠良所挑起的祸端。梅之焕闻言,气得捶胸顿足,怒气冲冲地要带上两个健壮家丁骑马北上,赶往京城找皇帝把事情说清楚。家里人知道在东林党人受迫害的境况下去京城理论,无异飞蛾投火,万万去不得,可他在气头上,谁能拦住他?万般无奈,他的表弟李来卿奔上前去,拉住马的缰绳哭诉着说:“你千万不要去哟,眼下阉党当道,到处都是他们派出的东厂爪牙,你这时前去岂不是送肉上砧板吗?”经李来卿的哭诉劝阻,梅之焕才按下了上京面圣的怒火,长叹作罢。
好在明熹宗朱由校天祚不长,峰回路转出现转机。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再未追查所谓“杨涟余党案”。梅之焕于当年(1628年)得以被召回重任旧职,并派他去巡抚甘肃。甘肃孤悬于敌虏周边,边军绝饷多时,敌寇常来侵犯边塞,而军无存粮、士无斗志,形势十分危急。梅之焕一到任上,紧急召集边关官吏商议,从淮商手中得到盐引银三万两,购来粮食,让驻边将士能有饭吃,稳定了军心。不久北虏派出数支兵马合计千余人侵入长城以内,抢掠边民的羊群。梅之焕即派总兵杨嘉谟作前锋追敌,他亲率精兵从侧后夹击,炮弩齐发,大败贼寇,斩首 700余级,并生擒银定酋王子绰木索,生擒部首领级贼首 3人,收降卒 600余人。所缴获的兵器战马都用来装备明军的边防部队。从此,甘肃前线的守军由此振作强盛起来。
第二年春天,敌兵又大举入侵。刚巧入侵时敌部痢疾流行,只好驻留在大黄山下与我军相望。诸将主张抓住这大好战机,掩杀入敌营,教他有来无回。可梅之焕有更加长远的打算,他说,“杀退这小小的外番哪里用得上这种‘乘人之危’的战法呢?”即派翻译向敌营喊话:“我们大明天朝不杀病卒,你们速去找避风向阳的沙丘驻扎调治,我们决不搞突然袭击,待你们病好了再同你们作战。 ”敌军将信将疑,但又别无良策,只得胆战心惊地就地调养。直到调养好了,信守承诺的明军果然秋毫无犯。敌首敌兵都被梅大帅的仁义之举感动了,拔师之际,向我边城泣泪拜别,同时,派虏酋小王子带着珠宝及骏马、箭矢等军用品前来拜谢。梅之焕璧还金玉珠宝,只是取出送来的贡箭,连射十箭,箭箭皆入靶心中的同一个洞眼。虏酋小王子感佩得咬着指头说:“您真我的天王老子呀!”就这样,梅之焕用威德化解了这场兵刃相见的血光之灾。
同年冬天,腐败没落的明王朝已是内外交困,京城宣布戒严,危急中诏令边防部队入卫京师。梅之焕接旨刚率部踏上回京的路程,外寇听说梅大帅领兵还朝,即乘虚进犯河西。梅之焕只好以大局为重,派遣精兵埋伏在贺兰山下以断敌人的归路,亲自指挥大部队出水泉峡痛击来犯者,共斩敌首 840余级。在取得御外胜利的情况下,复引军东归。
此时,边防驻军王进才认为梅之焕一走,边关就要不保了。于是,他在军中发动哗变,杀死将领孙怀忠,率部叛逃到兰州自立为王。刚刚踏上东归之路的明军又不得不停下脚步。梅之焕临危不乱,当即率大军西转兰州去平定叛乱。几经浴血奋战,好不容易剿灭了王进才叛军,然后领军东还。部队跋山涉水、反复往来,且战且走几个月,从甘肃边城至京城相距七千多里,梅之焕率部往返盘桓一万二千多里,于次年五月平安到达京畿。
然而,在昏君谗臣当道的明朝末期,梅之焕以国事、大局为重的平叛功绩非但得不到肯定和褒奖,反而以“违期迟归”为借口,先欲治其“罪”,在忠勇爱国志士们的抗争下,不好将建奇功于国家的文武奇才梅之焕治罪,而将其罢官回乡。
崇祯时期,明王朝气数将尽,崇祯刚愎自用,谗臣充斥朝野。象梅之焕这样的忠臣良将在朝堂上亦无立足之地。他建奇勋反被诬陷罢官回乡后,再无启用之机。
梅之焕被撤职回到麻城时兵连祸结,大别山一域盗贼蜂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当地地方政府常处于“真空”状态。为了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在沈家庄修筑寨堡,屯养兵丁,威震一方,为老百姓力除匪盗侵扰,在乱世中保障了一方平安。
当兵匪来犯时,老百姓纷纷逃往沈家庄避难,先后达数万之众。遇到匪盗抢劫,梅之焕发兵丁剿灭驱赶。有时,他“亲领家丁跨马追剿,黑夜往返数十里”(《梅长公传》)。官府衙役借机敛财扰民,梅长公闻报即赴现场,人赃俱获,报送有司处治。明朝时期,麻城的进士、举人多,达官权贵亦多,这些世豪家族蓄养有大批奴仆,他们横行社会,欺压百姓。梅之焕先从自家做起,严加约束。民间若有控告恶奴的,他必找其主子论理,予以惩诫。所以,梅之焕成了当时方圆百里百姓心中的“救星”,就连张献忠部入麻城,亦向梅之焕投书信要求给予抚慰;他们过沈家庄时也不敢轻举妄动,全体将士脱帽稽首而去。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梅长公已逝去两年多,张献忠部攻陷麻城,号令部队要绕开沈家庄,并备酒至梅长公墓前祭拜祷告。
梅之焕家居常叹息不能为国家尽大力,郁闷中于辛巳年(1641年)农历八月二十日病逝,享年 67岁,几乎是与他所一心一意护卫的大明王朝相随相伴而去。
在麻城科举人物中,梅之焕在朝廷的官阶虽不高,但在麻城百姓中的名声最响亮,对他的事迹代代人津津乐道。古往今来许多高官名士名垂青史,可惜其中绝大多数人湮没在故纸堆中少有人问津。象梅之焕这样活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的人少之又少。他的故事无须汗青成册,也无须影视剧传播,仅凭“肉口”就能一代一代传播开来。这正好应念了“名由实生,久而益大”的名言。
改朝换代,时光流逝数百年。来到七里岗沈家庄,梅之焕当年修筑的保一方平安的寨堡遗痕犹存。沈家庄河东,梅之焕墓穿越时空清淅可见,墓前松柏叠翠,桃林河碧水长流,护卫着一个永不消逝的英灵。麻城人以麻城出现了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人士为荣,邑人誉之为麻城“人文蔚起,梅占春先”。梅公应以邑人的景仰赞誉为慰,他的高风亮节必将继续造福于故里。

良师益友伴中丞

——记梅之焕幕僚金凤辂
金 木
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麻城中馆驿金氏家族出了个名士,此人名凤辂,册名祖耀,字成梧,他一生虽然既无显赫功名,亦无辉煌事业,但是,他作为明末麻城籍最有名望的官员梅之焕幕僚(师爷),相伴多年,结下感人情谊,传为一段佳话。
金凤辂天资聪颖,读书异常勤奋。三更灯火之下,五更鸡鸣之中,他无书不读,年纪不大,便小有名气,年纪轻轻就中了廪生。明清两代称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为廪膳生,简称廪生,也就是能够得到国家补助的秀才。他的才华,不仅得到了老师的称赞和朋友的推崇,还得到了县令的赏识,后来选成贡生。
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贡生有几种:每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选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读书的,称为岁贡,由于大都挨次升贡,就是做廪生时间长了,排队挨号挨上了贡生,故有“挨贡”的俗语;逢国家庆典进贡的生员,称为恩贡;每三年各省学政就本省生员择优报送国子监的,称为优贡;每十二年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中央参加朝考合格的,称为拔贡;乡试取入副榜直接送往国子监的,称为副贡。至于金凤辂是哪种途径取得贡生资格的,已无从考证。
做了贡生以后理论上可以当官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取得了公务员资格,凭这个可以直接接受朝廷的选拔去作县丞这样的地方副职或“教谕”“训导”一类的学官,也可继续参加乡试、会试,以取得更高的功名。
金凤辂不是一个热衷功名的人,成为贡生之后,他被任命为山东费邑的县丞。明代县丞为正八品官,辅佐知县,在县里地位仅次于知县,主要职责是文书、仓库、监狱等的管理。在费邑,作为县令的执政助手,他帮助县令将费邑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的见识与能力让他深受县令的倚重。但是,金凤辂对做官没有多大兴趣,在费邑只干了一年多他便辞官回到乡里,一边课徒教馆,一边潜心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可惜因为年代久远,如今都已失传。很快,他知识的渊博、见识的高远,让他在麻城声名鹊起,一时之间,不仅富贵人家争相延请他作为西宾塾师,各处有名望的读书人也纷纷造访,与之坐而论道,甚至有求见一面而不得者,人以能识之为幸。后来,按麻城《金氏宗谱》的记载,梅之焕请金凤辂作了老师,跟从他负笈读书十数年。
梅之焕是兵部侍郎梅国桢的侄子,万历三十二年进士,转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吏科给事中,为广东按察司副使,改山东学政,又召为通政司参议,迁太常寺少卿,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南赣、甘肃巡抚。晚年致仕(退休)回乡后,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又不惜散尽家资,营建山寨,狙击流寇,保一方平安,“活人以万计”。留有《梅中丞奏稿》《中丞遗稿》《中丞遗诗》《通壅者嚣疏》文集。“中丞”是“御史中丞”的简称。明朝都察院副都御史职位相当于御史中丞,常用作巡抚的加衔,故在明清时,“中丞”常用作巡抚的别称。梅之焕曾巡抚南赣,崇祯元年(1627年)巡抚甘肃,故人多称梅之焕为梅中丞。梅中丞官居高位,仍不忘老师,请金凤辂到甘肃巡抚衙门来做幕僚。
当时为官多请幕僚,幕僚俗称师爷,是明清时代地方主官聘请的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的无官职的人员。师爷分钱谷师爷和刑名师爷等类,金凤辂当过县丞,很有可能是做钱谷师爷。师爷与主官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师爷相当于现代的智囊,是衙门中官员的得力助手,但不属官员系列,属于主官私人所请,如同掌柜请的账房先生一样。金凤辂没有把梅之焕请自己做幕僚简单地定位为雇佣关系,他对梅之焕有同乡之情,更有师生之谊,所以以主人公的姿态做事,凡事都异常负责。甘肃当时是明朝边防重地,金凤辂为梅之焕戍边卫国出了许多奇策,帮助梅之焕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金凤辂觉得年事已高,在巡抚衙门效力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多次向梅之焕请求回乡养老,得到梅之焕的理解,金凤辂终于携夫人回乡,过起了近似隐居的淡泊生活。
崇祯十年(1637年),金凤辂去世,享年 59岁。梅之焕听到噩耗,赶到金家,以晚辈的身份,亲自主持操办丧事。金凤辂在外游幕多年,却不善持家,并未置买田地,于是众人纷纷议论要到哪里为金凤辂买块葬地。梅之焕听到后,豪爽地说:“哪里还需要去寻葬地,我家祖坟地在凤凰窝,就把师父安葬在那里吧!”
于是,在梅之焕的主持下,金凤辂葬在了凤凰窝梅家祖坟地的西北角,并为他立了一块碑,成就了一段尊师重道的佳话。可惜的是,因为时代变迁,梅之焕为老师金凤辂立的碑已被毁,捐地葬师的感人事迹也被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金凤辂去世后四年(1641年),梅之焕也去世了。
补记:
本文根据《金氏宗谱》上的记载所写,而宗谱系按立在凤凰窝梅氏祖坟地的金凤辂的墓碑碑文撰写。金凤辂去世时,梅之焕犹在世,且在麻城名望极高,势力极大,故碑文所记定有根据,因为缺乏资料,细节无从考证。但与《明史》上梅之焕的传记及《麻城县志》和《梅氏宗谱》上的记载相印证,笔者发现:梅之焕(1575—1641年),14岁进县学为诸生(秀才),于万历癸卯年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中举,次年中进士。而金凤辂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进县学,壬寅年(1602)为廪生,梅之焕比金凤辂长三岁,且早进县学几年。可见金凤辂不可能是梅之焕的塾师,倒是两人曾有六七年在县学同窗,两人很可能是在此时相识相知而结下情谊。而梅之焕后来请他到甘肃当幕僚,按当时惯例,主官要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钱财来支付师爷的报酬,这种报酬和付给教师的报酬一样,也叫做“束脩”。当时请师爷还要礼聘,要选好日子,写好请帖,摆好酒席,准备礼金礼物,表示出足够的尊重和礼遇。梅之焕一生爱才重士,与金凤辂虽为同窗好友,亦礼之如师,所以人们也把他当做梅之焕的老师了。总之,金凤辂之于梅之焕,无论是良师,还是益友,还是名幕,两人情谊至深,那是一定的。而梅之焕捐地相葬,既体现了金凤辂的人格魅力,也体现了梅之焕的高风亮节。

明末锦衣卫重臣刘侨

郑重建
刘侨,字东卿,明末麻城锁口河(今麻城顺河镇罗家铺)人,生卒失考。母梅氏,系兵部侍郎梅国桢长女,封一品夫人;父刘承启,曾任泽州同知,赠太傅,系大金吾刘守有的弟弟刘守济的长子,济南府推官刘承棠的胞兄。妻邓氏,封一品夫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卒于顺治二年乙酉,享年四十九岁。生子三:允升、允贞、允文。
刘侨少时聪颖好学,成人后身材伟岸,“高九尺,望若神人。”天启元年辛酉,袭高祖庄襄公(刘天和)荫任锦衣卫正千户。一次奉命去逮捕天津卫陈大帅,因为陈的仆人告发陈暗通边敌。刘侨当时便说,奴仆举报主人,有悖法理,这件事可能有冤枉。陈归案后经审讯核实,果然是陈的仆人诬陷主人,熹宗皇帝因此很器重刘侨。天启二年壬戌(旧县志记载为壬辰,笔者以为有误),刘侨中武进士,被授为北镇抚司,上任后,他执法严明公正。
此期间,宦官魏忠贤,私通熹宗乳母客氏,使谏臣无法进见皇上,边关战事不能上达。内阁中书汪文言,因忤逆魏党遭到拘押审讯,魏私下让人告诉刘侨,要让汪交代是受到左副都御史杨涟的指使。刘侨说,要我昧良心换荣华富贵,我是决不会做的。魏忠贤于是怒而将刘侨革职送回老家。遣送途中,从春明门至卢沟桥,老百姓和僚属们车马夹送,哭泣声此起彼伏。
刑科给事中沈惟炳为此上疏曰:“坐蜜之门一开,则监谤之含冤必众;罗织之径可纂,恐设瓮人之自疑。此刘侨所以甘心削籍,脱此狼毒而不悔也。”左副都御史杨涟疏章更直白:“北镇抚司刘侨,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使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意旨不可不遵……忠贤之威焰得矣,而国脉何可崇此蕴毒?”不久,杨涟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崇祯皇帝登基后,马上将刘侨平反复职。第二年冬天,清军大举进犯,直逼京师德胜门外,崇祯皇帝因为城防设施空虚,下令东厂逮捕工部四名主事入狱,并特命刘侨提督东厂,掌锦衣卫事。其时,兵部尚书袁崇焕请求撤兵入城休整后再与清军决战,魏忠贤余党便造谣中伤崇焕。崇祯皇帝听信谣言,怀疑袁崇焕拥兵自重,于是密召刘侨直接到平台逮捕他,并连夜审问,不让走漏消息。
此时,朝中党人想借袁案兴大狱以株连清流人士。刘侨秉公持法,一天之内三次勘查三次覆审三次批驳。第二天的勘、覆、驳依然如前,定罪止于袁崇焕而不株连他人。一天中午,刘侨听到卫狱墙外有尖利的敲凿声响,发觉是有人策划劫狱。于是,他命各门守严加防范,后来,果然出现劫狱越狱事件,但很快被制服,越狱囚犯无一脱逃。崇祯因此大加奖赏,连升刘侨十三级,加封他为太子太傅,左军都督府左都督。
崇祯二年,清军兵犯京都,甘肃巡抚梅之焕从数千里之外驰赴京城勤王护驾。岂料总兵梁廷栋掖私诬告梅之焕是杨涟的同党,有谋反之意,并七次捏造密告了梅之焕通敌的罪名。使崇祯皇帝决意要处决梅之焕。刘侨上疏力谏梅之焕是忠君保国的良臣,恳求皇上不要听信谗言误伤忠良。梅之焕及全家上百口人这才得以保全性命。后来崇祯帝委命刘侨“日缉六部,月缉八府,季缉十三省事。”刘侨以“天下之事务多端,臣一人之耳目有尽,恐闻见不确,有误圣明”为由,连上十三疏表告老归田。此时,与刘侨有嫌隙的近臣趁机中伤,说刘侨在进奉东江人参、貂皮等贡物时忤旨,因此而遭谪贬。
崇祯十六年癸未,天津巡抚冯元飏上疏,称刘侨为“忠直老臣,宜还职”。于是,崇祯下诏复其职。刘侨再三上表辞谢。不久,刘侨在家乡病故。

文学史上的麻城文学家刘侗

江乐山
刘侗,明末著名作家,其文笔精炼,用语奇奥,为竟陵派倡导者之一。著有《龙井崖诗》、《雉草》、《名物考》十卷。他与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流传于世,影响很大,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今出版的古代散文选集,大都选用了他的散文,大学的文学教材更是选用其作品。

刘侗,字同人,号格庵,湖北麻城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初六,卒于明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初一。据 1990年 4月台湾出版的《湖北文献》第 95期载,刘侗之母“生来有异相奇丑,怀其夫遗腹子十一月,始堕地无哭声。传说,(刘侗)降生时突发一阵浓烈桐油味,充满产房,乃启名‘桐人’。不三日眼开,眼瞳闪闪发亮,故又名‘瞳’。他幼年从学叔祖(刘秀才)启蒙塾。塾后院乃为葡萄园,故他从小特别喜爱画葡萄,不师自通也。他的聪明才智半自天赋,从幼年到成长,言谈举止均异于常人。无论史经书典,不经塾师讲解,皆能背诵,出口成章。”侗为大司马刘庄襄公天和之五世孙,家风华蔚,熏陶尤甚。不仅高祖、曾祖、祖父守济、父亲承槃和母亲周氏以及叔伯们均文才出众,闻名遐迩,就连伯祖母毛钰龙之诗,亦“鲜秀奇警,诵之意爽神畅”(袁宗道《毛文贞集》序),入选《明诗综》。在此文化氛围甚浓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其才华必然昌茂。据刘侗墓志铭所撰,为人好学善问,独立思考,不苟同俗见。“性孝悌,笃友谊,在丑夷(即同辈人——引者注)独异为人。一事类乎风,则耻终身。为文,择一语犹人者,作数日嫌,焚而后已也。 ”可见其人品与文品皆严谨而高尚,不随一丝流俗,不染一点后尘,其创新求新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时代的那种环境中,十分难得。也因如此,便与竟陵谭元春(1586—1637),钟惺(1574—1624)等人结为挚友,共同倡导文学新风。他们反对摹古,提倡性灵,以幽深峭拔为佳,形成一种新流派。因谭、钟均为竟陵(现湖北天门)人,且竟陵一带习此文者甚众,成为风尚,故称撰此类文者为“竟陵派”。乡试时,楚督学葛寅亮赞赏其“文奇”,遂将刘侗、谭元春、何闳中(黄冈人)取为生员。葛是钱塘人,字冰鉴,号屺瞻,万历进士,主持南京礼部,著《金陵梵刹志》,是位识才爱才的伯乐官员。可是,随即有诟者上疏,奏葛“失鉴”,故刘、谭、何一同被“拔等”(除名)。由是影响更大,刘等的名声更高了。侗又携友至吴、越读书,广交有才之士。后至北京游历,与当地人于奕正友善。于奕正乃崇祯生员,喜山水,又喜金石,亦善散文,故二人志趣相投,合撰了《帝京景物略》。侗于崇祯三年入太学,崇祯六年登燕榜贤书,即于北京登上了北闱的生员之榜。至崇祯七年(1634年)考中进士,且笔试第一名。然而仍未被选用。接着纵游江淮、秣陵名胜,并又撰了《南京景物略》一书,可惜未刻印传世,已无踪影了。三年后的崇祯十年,才被选受苏州吴县令。在赴任的舟上病逝,时年 44岁。此才华横溢的文士,洁身奋斗,道路坎坷,虽未以乌纱耀祖,却有名著流芳,为文史永世添辉。

刘侗对人对事,贯于冥讨幽测,寻根究底,决不浅尝辄止或随波逐流。这是一种热心探索和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难能可贵。为此,他执着追求,志在四方,拜师结友,游山访胜,如饥似渴地充实新知识,常常“无还楚顾家人儿女意”(墓志铭语)。这种艰苦与坚毅之举,为常人视之畏途,而他则长期如此。从他的诗《久游复至鄂得家信别黄宗之》中,可见一斑:
出门未暑秋仍滞,十度曾登送别舟。久客畏闻家有信,逢人但道邑无收。衣粮不耻因良友,僮仆多言怨漫游。夜夜酒同乡梦醒,舍边鸡与渚边鸥。
些诗载入朱彝尊(1629—1709年,号竹垞)编纂的《明诗综》,算是对刘侗的肯定。诗中道出了他从春至秋,多次离家“漫游”的窘况与心情。为了追求理想,节衣缩食,忍受僮仆之怨,尤其最担心“家有信”——出什么事,还怕“邑无收”——家乡遭灾,农民无收。因此常借酒消愁,想一醉方休。谁知“休”不了,作梦也入了家乡。这思乡之苦,真是苦透心肺,肝肠寸断。
一位出身于书香家庭而又积极上进的知识青年,不时关心乡邑的农事,体现出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他的一首《赛社祠》即为例证。
春社典春衣,秋社餍梁肉,妇子且莫嘻,场熟廪不熟。辽阳方告警,农助官家谷。辽租十增三,官租三增六。里胥登门催,斛半量一斛。益以鼠雀耗,完数恒不足。但愿边患平,强于仓储蓄。神保太息言,辽平尔何福?粮随辽饷加,不随辽饷复。播州几月兵,至今农啖粥。
此诗亦载《明诗综》,作者以农民每年两次祭祀土神的社日活动为“题”,一步紧一步地揭开农民无止境受盘剥之现状,深刻感人。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是春社,农民们为求土神保佑丰收,只得典当衣物办祭祀。至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秋社,为谢土神的保佑,又热热闹闹地祭祀一番。可是丰收了也是空欢喜,“场熟廪不熟”。因“官家”“里胥”催逼一年比一年更重的“辽租”“官租”,使农民还是吃不上饭,只能喝粥。没有对农民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对农民痛苦的由衷怜悯,是写不出如此画虎见骨之好诗的。他的这种悯农重农思想,在《帝京景物略》中,也流露了出来。仅以《三圣庵》为例,兹录全文如下:
“德胜门东,水田数百亩。沟洫浍川上,堤柳行植,与畦中秧稻分露同烟。春绿到夏,夏黄到秋。都人望有时:望绿浅深,为春事浅深;望黄浅深,为秋事浅深。望际,闻歌有时:春插秧歌,声疾以欲;夏桔槔水歌,声哀以啭;秋合酺赛社之乐歌,声哗以嬉;然不有秋也,岁不辄闻也。”
“有台而亭之,以极望,以迟所闻者,三圣阉背水田庵焉。门前古木四,为近水也,柯如青铜亭亭。台庵之西,台下亩,方广如庵。豆有棚,瓜有架,绿且黄也,外与稻、杨同候。台上亭,曰‘观稻’。观不只稻也,畦陇之方方,林木之行行,梵宇之厂厂,雉堞之凸凸,皆观之”。
此文既没赞颂“三圣”,也没描绘庙宇,一开始就写出春夏秋三季的农事歌声,接着笔锋较细的描写农田林木,春种秋收,豆棚瓜架之类,充分体现刘侗对农事的关心。
刘侗未曾作官,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不少相通之处,他如此关心农民农事,并非偶然,实为可嘉。对农民既深情关切,对朋友更是肝胆相照,尽力相助,待之以诚。请看晚明优秀诗人侗之同乡友人周世遴写给他的两首诗。一是《送刘侗人》(见《伯誉诗文集》):
前日十里外,访君寒雨时。堂上花如茵,门外槿为篱。温然谢揖拜,但问寒与饥。未饮已自醉,十觞犹不辞。此意何足道,至今萦我思。
另一首曰《赠刘侗人》诗云:
古调方今俱未弹,拟将秋气比儒酸。忘情似我贫何病,知已如君死不难。事到文章千古在,天留明月两人看。世间多少悠悠者,寂寞孤舟江水寒。
此二诗以浓烈的感情,道出了刘侗对朋友的真挚友爱。“知已如君死不难”就是朋友的回应,“有象你这样的知已,为你而死也是不难的事情”。这彼此的大仁大义真可宝贵。还有朋友赞扬他“自内外戚至交游,苟有急期,救之无毛发不致”。当他赴任不幸离世,朋友们闻之悲痛万分,如陈儒朴就一连写了《月夜吊刘同人》四首同韵诗。现举第一第四首如下:
摧心忧患自深知,生死哪堪梦寐离。草木身浮舟不系,羔羊命薄素如丝。醉吟夜月风波影,凄切晨星霜露时。龙井岸边沈白雪,人天叹息路多岐。
寒河飘泊约相知,春色秋声暂合离。布褐悲秋江水泪,痴情拭镜鬓边丝。已看岁月浮生恨,况复兵戈极目时。唐子诗瓢终却顾,寸心得失本无岐。
正因为刘侗总以仁义待友,故朋友亦都热情助刻其诗文。《帝京景物略》就是如此。另《龙井崖诗》及《雉草》,是武昌孟登刻于兰阳的,《韬光三十三义》是竟陵谭元礼刻于清德的。友人既可以为知已而死,刻书当不是为难事了。

刘侗的写作态度极为严肃,特别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为可贵。仅从《帝京景物略》的撰成,便可见一斑。方逢年为该书所作序云:“周咨于燕者五年,著于秣陵者,经年而成。 ”为写此书,刘侗在当地(燕)采访达五年之久,撰写一年。刘侗在“自序”中也有较详尽的记述:
“侗北学而燕游者五年。侗之友于奕正,燕人也,二十年,燕山水间各不敢私,见闻彰劂高深。用告同轨。奕正职讨,侗职摛辞。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敢辄许也。所未经过者,分往而实之。出门各向,归相报也。所采古今诗歌,以雅以南以颂,舍是无取焉,侗之友周损职之。三人挥汗属好,研冰而成书。”
于奕正是顺天府宛平人,好游燕京名胜,了解甚多。尽管如此,刘侗还不轻易下笔,凡“不经不典”的,“侗不敢笔”,遂“分往而实之”,非亲自去察看或查实不可。对此,奕正也佩服,他说:“成斯书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舂;事一未详,发箧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提问;字一未详,动色执争。历春徂冬,铢铢两两而帙成。 ”对于有疑问的材料,刘侗没有随意采用;对于可靠的材料,则无遗漏。真所谓“疑者罔滥,信者罔遗”。刘侗的文辞,“怪匪撰空,夸匪溢实”(以上均见《麻城县志》卷 32)。语句虽然奇奥,但并非空洞无物;描述虽有赞美,但并非言过其实。能做到这一点,一丝不苟,确实应受赞扬。
《帝京景物略》八卷,据《四库全书存目提要》载 :此书“详载北京景物,奕正摭求事迹,而侗排纂成文,以京师东西南北,各分城内城外,而西山及畿辅并载焉。所列目,凡一百二十有九。每篇之末,各系以诗,采摭颇疏。”此书,既是一本很有欣赏价值的散文作品,也是一部具有资料性的志书。故许多燕京人说:“燕难为书,燕不可无书也。”由是观之,此书填补了“燕书”的空白。
至于书中之“略”,方逢年是这样解释的:
“崆峒之上,广成子之石存焉;西山之大小翮,王次仲之落翼也;息壤之涌金马门;张世杰之生范阳村;谢枋得之饿悯忠寺……兴会所不至,斯不及焉,曰:‘略’也。谅哉!”
正是如此,那种对该书未记载安禄山史思明所造双塔的指责,就未免失当。尤其《四库书目提要》的偏激评语,应予反正。其始曰“采摭颇疏”此“疏”字欠妥。某些未写入书内之景物,“略”已标明,非作者粗心而疏漏,恰好是作者用心细心(谨慎)之至。侗等对采摭的景物,“疑者罔滥,信者罔遗”(于奕正语),即有疑惑不考的,决不轻率撰入,以免讹传后人。对事实确切的,决不遗漏。这是一种宁精勿滥的高度负责精神,何“疏”之有?其终曰“侗等吊诡之词,并可为覆瓿用矣”。“覆瓿”是指该书没有价值,像毫无用处的陶罐,只能作盖酱罐之用,这已近乎辱骂了。竟陵派之文风重性灵,精词语,创奇句,岂是“吊诡”?此二词出在高官厚禄的文人笔下,太失理性,太不公允,太多霸气了。事实证明,当时的竟陵文风,既成流派,则喜爱者甚众。侗之《帝京景物略》始刻时印数有限,流传不够,遂有“同志为之翻刻以行”(宋牧仲《筠廊偶笔》),光绪八年的《麻城县志》也称,“唯刘同人《帝京景物略》一书,海内风行,不胫而走。”至今已广为传播,为优秀传统名著之一。文学史称“是竟陵派中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这难道是“覆瓿”么!足见编写《四库书目提要》的文官,责任心不强,论断偏谬。既然高官厚禄者可以坐而妄断,侗等即使
所撰书中有疵,也不可以偏概全,一棍子打死。其实,这种学风不正,也是对圣旨的不忠。侗的此书,仍在中华古典文学园地中散发着悠悠的奇香。

刘侗心血凝成的《帝京景物略》,既是最早记述北京地区山水园林、名胜古迹、岁时风俗的“燕书”,就成了研究当地人文历史的典籍。仅举庙会“燕九节”为例,每年正月十九日,白云观等处人潮涌动,各类文艺表演、各色小吃小卖,热闹非凡。这是为什么呢?书中记载道:“相传是日,真人必来,或化冠绅,或化游士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结环松下,冀幸一遇之”。原来是纪念长春真人丘处机的活动。有的记载还颇具趣味,如《春场》中的“消寒图”:“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这种无形的文化内涵,若无记载,岂不悄然消失。
《帝京景物略》的文学价值也很高,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散文集,其描述有突出的鲜明性和准确性以及文艺性,所写事物的次序、详略、角度、位置等都匠心独运,恰到好处。明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方逢年(浙江遂安人,字书田,号狮峦),在《序》中作了正确评价:
“其言文,其旨隐,其取类广以僻,其篇幅无苟畔。其刻画也,景若里之新丰,鸡犬可识也;物若偃师之偶,歌舞谈笑,人可与娱可与怒也。粤古作者未有是矣。 ”这是说刘侗笔下的语言文气浓郁,表达的意思很含蓄,内涵深厚。其题材都是同类事物中最难发现的典型。所写文章短小精悍,描绘的景物就象汉高祖太上皇东归的新丰那样朴实而清新,连鸡犬都一清二楚。描述的神像和人物就象周穆王时艺工偃师作的木偶那样维妙维肖,唱歌跳舞,谈笑自如,且感情丰富,人可与他一起欢娱或随他一道生气。就个人所见的古代作品,还没有做到这个样子的。下面就从《帝京景物略》中举出几例看看吧!
《报国寺》中有这样的描述:“僧视客颜定,导之上毗卢阁,望三殿日光,四坛雨色,意气始得扬。每日霁树开,风定尘短,指芦沟舆骑载负者井井。”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和尚看到游客的脸色平静下来,便可引导他登上毗卢阁,在那里望见三座宝殿映照着阳光,四面法坛笼罩在雾气蒙蒙的景色里,游客的神气才开朗起来。每当雨过天晴,树林雾散,风停了下来,尘土飞扬得极低。指点着芦沟桥那边,推车的,骑马的,运货的,背东西的,看来井井有条。 ”这段话,写出导游的和尚的心理和行动,也写出游客的心理和行动,特别是远近的自然景色及人物活动,写得更为细致。没有造诣很深的文字功夫,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
刘侗描写笔法很细腻,往往给人以身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仍以《报国寺》为例。此篇中对观音菩萨的描写可谓栩栩如生:
“象可尺,宝冠绿帔,瞑而右倚。偃左膝,膝承左手,手梵字轮;植右膝,膝植右肘……右肘微宏者,肘屈植也。准、颊微偏右者,支颐也。”
虽然观音的塑像只一尺来高,但是,其神态,眼睛,鼻子,手足等等,都写得细致入微,连右手肘因弯着而显得稍稍有点粗壮,连鼻梁和面庞因为腮帮子撑托着显得有点偏右,都刻划出来了。没有实地观察和善于描写的笔力,是难达到这种艺术效果的。至于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有声有色,书中比比皆是。
作者追求的是“言文”“旨隐”,对所描述的事物,并非持“冷漠”态度。当人们反复阅读时,就会慢慢体会到别有滋味。那就看看《定国公园》吧。
文章一开头就肯定“定国公园”是北湖边上最早最朴素而清雅的花园。然而,现在的景象却给人以凄凉之感:“入门,古屋三楹,榜曰:‘太师圃’。自三字外,额无匾,柱无联,壁无诗片。”“又一堂临湖,芦苇侵庭除,为之短墙以拒之。左右各一室,室各二楹,荒荒如山斋。”这些描写都饱含作者对世事沧桑的感慨。特别是对西北部的景物描写,运用对比的手法,给人印象更深:“垂柳高槐,树不数枚,以岁久繁柯,阴遂满院。藕花一塘,隔岸数石,乱而卧。土墙生苔,如山脚到涧边,不记在人家圃。”文章的最后一段,又与开头相照映:“园左右多新亭馆。对湖乃寺。万历中,有筑于园侧者,掘得元寺额,曰‘石湖寺’焉。”这几句话耐人寻味,原来建筑典雅、花繁树茂、水明石净的定国公园,如今不仅残破不堪,且周围正遭蚕食毁坏,令人心寒……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大概就是“其旨隐”吧!
在对园林寺观、陵墓祠宇、名胜古迹、岁时习俗的描述中,作者也有表现欢快情绪的。如《水尽头》开头写竹,曰:“燕故难竹,至此,林林亩亩。 ”第二段写泉写花写竹写溪流及小鱼:“石罅乱流,众声渐渐,人踏石过,水珠渐衣。小鱼折折石缝间,闻跫音则伏于苴于沙。”这种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描写,正表明作者的文笔雅致,形象生动,情趣盎然,简洁凝炼。。
《帝京景物略》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有的象导游解说,把读者带去游览;有的是游记,写出游览时的所见所闻;有的是客观描述,夹一二句议论;有的是讲故事式的写来,如《万松老人塔》,曲折起伏,饶有趣味。
无论从资料价值还是文学价值来评论,《帝京景物略》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是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刘侗是一位创新意识颇强的富有才华的优秀文学家。

文武全才的“台湾公”李中素

郑重建
李中素,字子鹄,号鹄山,亦号怍庵,生于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年),麻城李家坝人,生前曾任台湾县令,后世称其为“台湾公”。
李氏始祖季八,原籍江西南昌府南昌县豹子口赶牯垱,南宋末年自南昌提兵避迁于麻城。至五世宗甫,以佐明太祖有功,赐田坝上,是为坝上李氏始祖。李中素为季八公十六世孙,按家族世系追溯,明代四部尚书李长庚,长中素二辈,长庚之父李承祚与中素曾祖父李承裕为亲兄弟,均系嘉靖戊戌进士、广东肇庆知府李宠之子。而事实上李承裕无子,他是将李承祚的三子长至(承祚生四子:长庚、长年、长至、长策)过继到自己名下为嗣。故四部尚书李长庚,实为李中素嫡亲伯祖父。
李中素的嗣祖父李长策,字建卿,“善射御,多技能,不耐俗,惟诗古文词、培花种竹以自娱”,妻梅氏没有生育,抚长至的第二个儿子李春流为子。春流字公柱,廪生,“攻苦诵读,自以生于贵胄,益自励学,谢纷华,甘淡泊,不幸早逝”,生李中黄、李中素二子。后中素又过继给李长至的长子李春江为嗣,故世系立在春江公支下。春江,字公辑,“拔贡生,武昌学博,年十二院试第一,有神童之目,诗古文词,片时立就,名徧士林”。
李中素出生才八个月,生父李春流就不幸去世了。他的母亲梅氏出身名门闺秀,是甘肃巡抚梅之焕的亲生女儿。梅太君娴通经史,教子甚严。“少不当意,令跪受挞,公怡怡无楚色。”李中素的嗣伯父李春江文武兼备,自幼就教他以韬略,这为他的成长打下了人生基础。李中素童年时值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军出入麻城,往来如织,李中素 10岁时,曾被义军掳去。义军头领爱其聪颖,教以骑射之术,中素自此精于弯弧击剑。
清朝立鼎,天下安定以后,少年李中素回到家中,其行为举止颇有侠士之风。母亲为了他的前途着想,要他专心诗书,研习绘画书法,并让他的兄长李中黄当他的老师。中黄,字子石,号逸楼,他“淹贯古今,杜门著述,有《史诗文禅四论》行世”。对于李中素身上流露出的“侠气”,哥哥中黄屡屡严加管束,以抑制他的个性锋芒,事无巨细,行必请命。哥哥生病,中素亲自侍奉汤药,时间很长,从无怨言。哥哥去世,中素抚养侄儿如同己子,乡亲邻里称赞他们是孝悌楷模。
李中素自幼聪颖,过目成诵,诗文操笔立就。十九岁时补弟子员,二十岁“食忾于庠”。后来在乡试中因为末场笔误而名落孙山,乃投笔从戎。先是跟随其族兄水师将军于南海,出奇设策,所至有功,被谗不合,弹铗归里。继与友人约赴咸阳从军未果。惆怅之余,单骑千里探访沛县名士阎古古,却只遇其友人陈某,遂遥赠十律给阎古古,署名西陵李载,请其友人带到京城。古古得到中素的赠诗,非常欣赏,他走到哪里,就把中素的诗文悬挂在墙壁上,结果京城里的公卿士大夫们人争抄颂,一时纸贵。
清康熙十三年,于成龙来麻城剿抚农民起义军,因为赏识中素
的才名,于是延揽李中素为幕府参谋。于成龙升为湖广总督后,制抚两台一切章奏皆出于李中素之手。后经于成龙推荐,李中素以明经岁贡授湘乡教谕。因其诗文书画皆为上品,湘地一些高官早闻其名。中素每到长沙府衙,那些达官们必与之商榷今古,高谈阔论。凡事关利弊疑难者,必请其参与谋划,倍为倚重。还特建岳麓书院,延其为书院之长,时为康熙二十六年,该年书院即得到了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并赏赐了《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等十六种书籍,对巩固岳麓书院的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各地来书院从
学者数百人。
因政绩卓异,朝廷擢升李中素为福州闽县县令。闽地夙号难治,宪府军役骄悍,颠倒讼狱,前任官员往往屈从。李中素到任后,即以法治邑,敢于碰硬,乃大得人心,狐鼠敛迹。遂改革赋役,散甲归户,方便百姓。当地风俗迷信鬼神,淫祠遍布闾巷。李中素带衙役穿行于街市,将那些神鬼之像尽行投掷于南台桥下。顿时一郡肃然,社会安定。公务之余,李中素怡情翰墨,书画超逸绝伦,随笔勾抹,皆被人收藏为珍品。朝廷诏奖天下廉能,康熙皇帝特赐蟒服。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李中素应荐任台湾知县。台湾为少数民族杂居地,当时纳入清朝版图方四十年,民风强悍,俗健讼,兵孱弱,不事训练。且地处汪洋水肆,无城郭可恃。中素到任后,即肇兴文教,除强扶弱,恩威并用,台民大悦。乃呈请建城,操习水陆兵仗。此
议尚未实行,丙子年天旱谷贵,有奸民朱友龙等纠众谋乱。李中素急忙报告观察总镇,亦不得回音。县府中有人备好船只,请李中素下海暂避。李怒毁其船,自募壮丁百余人,于八月十一日夜前往平乱。
出城二十里,方见总镇带着几百个营兵赶来,且多数兵丁赤手空拳,毫无战斗力。情急之下,李中素令割草折木,捆草人戴上衣帽置于低树篱堑间,又派人分赴数十处燃起火把,再令兵士擂鼓呐喊,跑来跑去,仿佛万人。如此空城计,果然将乱贼吓退。次日,李中素率敢死队分巡于断港蔗林僻处,将五百多敌人击溃,杀 9人,伤 20余人,活捉 17人归,首战报捷,郡守总镇皆大喜曰:“李某真人杰也!”至 29日,剿获贼首朱友龙,将其斩毙于市。前后不到二十天,暴乱即平。以致于各大衙门尚未及将台湾暴乱之事奏报至京城,此乱即已被李中素平息。至年底,李中素任期满,例应进京行取,尚未离职,即病卒于衙署。台湾人民感其德,为之建祠祭祀,事迹载入台湾府志。
据连横的《台湾通史•卷三十四•循吏传》说李中素:“以湘乡教谕卓异,擢知闽县。善听断,遇冤狱,必竭力申救,而顽梗者则绳之。尝摄郡学篆,教诸生,谆谆以孝悌为先。长于诗歌,旁及字画,自成一家。三十六年以勤职卒于官。因浥烂仓谷,羁留家属赔补。事逾十载,赖其后第三任王仕俊(镶红旗监生,康熙四十三年知台湾县)补苴,旅衬始得归。”
据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知府陈鹏年所作的《台湾公传》记述:“闻公十岁时为流寇掠去,逆首奇公貌,教之骑射,自是精于弯弧击剑之术。逆平亡归,好武勇,梅太君令学绘事、书法,以驯其气,故书、画超逸绝伦,名公韵士得其片纸如获拱璧。”以誉为“康熙朝第一能臣”的陈鹏年的学识声望,能得如此敬仰嘉佩,可知《湖南通志》称李中素“有诗、书、画三绝之誉”绝非过誉之言,而李中素之文武双全,亦非一般名士可望项背。
在传记中陈鹏年曾说李中素“公魁梧颖异”,后面又继续挥笔:“公体素肥,家居肃穆,酷暑端坐不去衣襟。有子五,训饬严谨,终日侍立,不敢言笑跛倚。大率公之为人敦本重义,沉毅多识,明敏豁达,才堪肆应。以余阅人万千如公者未可一二”,廖廖数笔,一个体魁肥硕、稳肃敏知的人物跃然纸上。
李中素生有子五:廷对、廷庸、廷喜、廷清、廷烈,孙十四人,可谓人丁兴旺,其中能承李中素部分衣钵者有:长子廷对,字谕思,号磊庵,“授迪公郞,官河工县佐,性坦直、寡言笑、德器深宏,为总河陈沧州先生所契重。在家居,邑宰服其公正,咸敬礼焉”;次子廷庸,字汝咨,号啸台,“平日足迹半天下,卿士大夫资其才,延之幕府,莫不倒屣,年七十三归而闭户,仍手不释卷,著作甚富,客豫章失之祖龙,存《啸台诗选》一卷”;三子廷清,字邻哉,“负才不遇,遍游燕赵吴越,公卿咸相器重,以诗画自娱,著有《秋村吟诗》;孙崶,字龙门,号霁堂,国子监学正,“淹贯群书,诗古文词名重于世,胸有经济,尝游历粤西、汴北、湖南。当在京都时士大夫交知恐后,兼工书画,得片纸如拱璧焉。在族端型雅望,年九十四”;孙崋,字莲生,号补堂,“学问文章倾动当世,宏才巨识敛而不矜,尝于汴之召署活重科于河东,捐施义冢,为丹药济人,数十年未归,远榇捐金助之邑修鼓楼、文庙、志乘,主书院山长,邑侯历敬焉。年八十有八,著有《一经传旧文稿》、《松际吟诗集》、《易经讲说》”;孙模,字道川,“才略异人,足之所经赵豫而东西粤,莫不知名,总制定尤敬礼之,如弟昆师友云”;曾孙愈达,奉部更名师瘦,字诗镇,号月楼,一号起轩,“乾隆癸卯举人,拣选知县,嘉庆戊辰挑选崇阳教谕,己巳覃恩勅授修职郞,道光癸未截取知县,未任,推升德安教授,道光戊子覃恩勅授文林郞。公励品端方,沉潜经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故南宫屡北,意独恬然,司铎崇阳、德安等学,一时士大夫多出其门。有《留余堂文稿》、《浣薇诗集》”。
李中素于康熙二十二年,为两江总督于成龙编辑刊刻《于清端政书》八卷。他本人诗文集《梅花书屋诗选》四卷在康熙二十三年雕版行世,一函四册,今只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得全本。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修《李氏族谱》时,族人根据旧谱辑《艺文录》,收录李中素“遗稿未刊者五首”并曾刊入《梅花书屋诗选》中“遥赠阎古古先辈十律”,裔孙李昌桢旁注曰:“按旧谱载台湾公遗稿未刊诗五首,桢搜求累年,仅获公《梅花书屋诗选》二册,拟另刊行,尚遗二册终不能得”。足见“遗稿未刊者五首”之珍贵。
现录其《渡海赴台湾任》诗以作结:别路南溟外,舟凭子午行。去家六千里,渡海十三更(原注:海舟以六十里为一更)。赤嵌山将见,清源水尚盈。何时嗽虚(原注:脱一字),重听玉珂声。

清代名士鲁亮侪

金木
清代麻城籍举人鲁之裕,生于康熙四年(1665年),卒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字亮侪,号尘花轩主人,书斋又号趣陶园、语石山房等,系邑南望花山人。鲁亮侪幼年文武兼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谓文武全才,更为难得的是,他为官有清流之品格,为人有君子之遗风,为文有才子之雅趣,行事非常人比,豪情义举不断,可以说是文人中之侠客,名士中之奇人。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其事迹被袁枚写成《书鲁亮侪事》(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九,亦见《麻城县志》卷二十四 )一文,广为流传。鲁亮侪自己也著述颇丰,可惜的是,因晚年的一件善举被牵连至文字狱中,致使一代名士,身后著作遭禁,子孙削去功名,其人其书几至湮没无闻。今将其事迹从古籍中录出,稍作裁剪整理,以其奇行而传其奇名。
一、少为人质,兼修文武习奇艺
鲁亮侪父名鲁重光,字启昌,号退庵,康熙年间官至云南永顺镇总兵。当时平西王吴三桂手握重兵,权势显赫,为清廷所忌惮。作为清廷在云南的重要军事将领,鲁当然是制衡吴三桂的一枚棋子,也可见清廷对他的器重。而吴三桂当时采取了恩威并重的手法,将时年仅七岁的鲁亮侪接到平西王府读书习武,美其名曰助其教子,实际上是把他作为人质用以控制鲁启昌。但是,客观上,这一段启蒙教育为鲁亮侪奠定了坚实的文才和武功的基础。在这里,他不仅在传统文化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整天与平西王府的武官厮混在一起,向他们学习了摔跤及轻功一类的神行术,打下了习武的童子功基础。吴三桂升座理事时,鲁亮侪身着黄衣夹衫,戴貂蝉冠,侍于旁侧,年少而英姿豪迈。每日读书完毕,便与吴王帐下健儿学嬴越勾卒、掷途赌跳之法,因此武艺绝伦,而且习得健步异能——大约就是传说中的飞毛腿一类的神通。《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戴宗也有这一特异功能,不过,他需要用甲码作法,相较而言,还略逊一筹,而且,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不像有关鲁亮侪的记载,有鼻子有眼。据袁枚《书鲁亮侪事》所记,鲁亮侪后来在河南田文镜手下候补时,还曾显过飞毛腿神通,只身追赶已出发三天赴京城的轻骑驿马,一时传为佳话,下文将详细谈到。
鲁启昌致仕 (退休 )后,解甲归田,居于安徽太湖,终老安葬于此,麻城《鲁氏族谱》记有其葬地地形。
二、掷印推官,是真名士自风流
据《麻城县志》,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鲁亮侪中举,雍正五年(1728年)任内阁中书,出宰河南,历知南阳等五县事。后特选江西赣州府知府,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升湖北安襄郧道、署按察使。乾隆四年(1739年)升任直隶清河道、署布政使。任职期间多有政绩,尤精水利,浚畿南河道七百余里。在职三载后,因年老体迈兼有痰症,奉旨着原品病休。乾隆七年(1742年)鲁亮侪偕家人回湖北江夏定居,颐养天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病故,享年 81岁。
内阁中书是清代官名,从七品,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或由举人考授或由特赐。经一定年限后,可外放补缺。鲁亮侪曾以内阁中书至河南总督田文镜手下候补。在这里,因其作事特立独行,推掉了到手的官位而让世人瞩目。
据袁枚《书鲁亮侪事》记载,河南中牟县李姓县令因挪用库银而被人告发,一向专断的田文镜当即决定先斩后奏,将李知县革职,直接令鲁亮侪去中牟县摘印,并代署中牟县令。此行目的非常明确,明显是给了鲁亮侪一个实缺,算是去掉“候补”二字了,只等奏明皇帝,便可名正言顺了。要知道,清朝候补官员成群,他们望眼欲穿,等的就是这一天啊,而这机会又非常难得,有些人终其一生,就因为未等到这一天而死不瞑目 !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鲁亮侪单骑上路了。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鲁亮侪骑马到了中牟县城。见他从省城驿道而来,路边,顶着烈日,居然有士民纷纷向他打听:“先生从省城来,可曾见过来我们县摘李知县印的鲁公吗 ?”
他好奇了:“怎么了 ?”
那些并无官场背景的老百姓纷纷说:“我们李知县是个好官啊,可惜犯了事,听说田督让鲁公来摘印,我们想向他求求情啊 !虽说肯定无济于事,可我们不忍心一个好官就这样丢了前程啊 !”
还有人摇头叹气,灰心地说:“唉,田督下了令,即使十个鲁公也挽不回啊 !何况鲁公是来摘印,准备取而代之,怎么会舍已利人呢 !”
看到了民心的鲁亮侪,没有直接回答这些士民真诚的热望,但他留神了,为百姓、为朝廷留神了 !
一进县衙,李知县慌忙迎候,并捧出大印。鲁亮侪没有接印,而是把李知县从上到下一打量,说:“我看你相貌堂堂,并非奸邪小人之相,穿着打扮,也还朴素,不像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的昏官,而且在这里也很得民心,如何一上任便挪用了库银呢 ?”
李知县委屈地辩解道:“大人有所不知,我本僻居云南,来京师游学多年,才得中牟县缺,生活刚刚安定,我想尽孝,便让人去将远隔千山万水的老母亲从家里接来,想让她享几天清闲,囊中羞涩,没有盘缠,就挪用了点库银。这实属不得已之举,本来准备在官薪中偿还,哪知国法无情,虽是初犯,却还是将我革职了呢 ?”
鲁亮侪一听,当下并未评论此事,只是说:“天太热了,你弄点水让我洗个澡吧 !”
躺在澡盆里,洗去一身疲惫,也洗去了自己重重的顾虑,鲁亮侪对自己暗暗说道:“按常人的方式行事,不是大丈夫的所作所为啊 !”
于是,穿好衣服,鲁亮侪推掉官印不接,愣是不接这一块从天而降的大馅饼,起身就走。
李知县忙问:“大人去哪啊 ?”
鲁亮侪硬梆梆地回答说:“我回省城去。”
李知县慌忙把印强塞到鲁之裕手中,直说:“可不能因为我而影响大人的前程啊 !”
鲁亮侪将大印一丢,同时丢下一句:“你是不知道我鲁亮侪的为人啊 !”便毅然打马奔向省城,闻此讯,全县的绅士、百姓都烧起香来送他。
到了省城里,他先去拜见布政使和按察使,报告了回省的原因。他们都说:“你是发疯了吗?照你这种做法,别的制台、抚台尚且不会同意,何况田大人呢!”
第二天清早,鲁亮侪赶到总督衙门,那布政使和按察使已经先到了。名片还没有递上去,衙门里一路传呼出来喊鲁县令进去。
田大人面朝南坐在上面,脸色铁青,气冲冲地对着他。两旁站立着两司、道员等十多个人。田大人正眼也不看鲁亮侪,问:“你不去办县里的公事却回到省城来,这是什么道理?”
鲁亮侪说:“我有事禀报。”
“官印呢 ?”
“还在中牟县李知县那儿。”
田大人嘿嘿冷笑,看着左右的人问:“天底下奉命摘印的人,有你这样干的吗?”
空气一时凝结住了。要知道,田文镜任总督时,威权显赫,又以苛酷出名,河南上下官员,见了田文镜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双眼不敢直视,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抗令。
满堂官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察言观色,藩台臬台忙提议给予鲁亮侪重处。看来,鲁亮侪此举不仅难以救出李知县,反而可能贴进自己的前程,还为那些在旁边眼巴巴地等着的候补官员腾开一条道呢 !
鲁亮侪毫无惧色地说明了李知县挪用库银的原因。挪用库银,当然是违法之举,但这在标榜孝治天下的清代,毕竟属于其情可悯。大凡世上之事,不外乎情、理、法三个字,法上说不过去,情理上倒是让人站在李知县一边呢 !或许看在“孝”的份上,总督可以法外施恩。鲁亮侪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大人已经知道情况派我去,我为了沽名钓誉,空手回来,这是我的罪过;如果大人并不了解情
况而派我去,那么,我回来禀明情况,向大人请示,这也许并不违背大人爱惜人才的苦心与皇上用孝道治天下的本意。大人倘若认为李知县的行为没有什么可哀怜的,再派人去收缴官印也不迟。我如不是这样想,那么,大人辕门外面候补的官员有好几十,都是想抓印把子而抓不着的,我是何等样人,敢违背大人的意愿呢!”
说到这里,鲁亮侪干脆摘下官帽,掏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其实,我一介寒士,来河南候补,做梦都想补上实缺。好不容易等到这一个机会,我真是巴不得连夜让衙役摆开架式升堂,好好地过一过官瘾啊 !但做人要有做人的准则,我不能昧着良心做事 !好了,我说完了,是打是罚,随大人的便 !”鲁亮侪说完,拔脚往外就走。
“且慢 !”田文镜回过神来,走下公堂,摘下自己珊瑚官帽,箍到鲁亮侪的头上,说:“这顶帽子真应该由你戴啊 !我险些冤枉了一个好官。”接着,田文镜又焦急地说:“只是本督派官差乘快马往京城送奏章而去,已走三天,难以追回,如何是好 ?”
鲁亮侪笑道:“总督大人若真有心周全李知县,只需给属下令箭一支,属下幼时习过神行之术,能日行三百里,大约还不致于误事 !”
在众人半信半疑之中,鲁亮侪绝尘而去,五天之后,鲁亮侪只身追回了奏章,保住了中牟李知县的官位。这事广为流传,特别是后来又经大才子袁枚撰文记述,一时鲁亮侪名动天下,传为奇人。
在今天看来,无论什么原因,挪用公款都是违法,毕竟法不容情。然而,同样,在对买官跑官司空见惯的今天,对着历史的背影,我们又怎能不把我们的敬意奉给那具有高风亮节的奇人鲁亮侪呢 ?
三、宦游南北,处事有方作能臣
鲁亮侪为人表里如一,倜傥不羁,气概豪迈,不随俗俯仰。议论天下事,能援古证今,条理明晰。乾隆四年(1739)冬,大诗人袁枚在保定直隶总督府参谒孙嘉淦,刚坐定,门启,逢当时任清河道的鲁亮侪进来禀事,袁枚便避入东厢房,窥见鲁亮侪“魁伟丈夫,年七十许,高眶大额,白发彪彪,然口析水利数万言,心异之,不能忘”(见《书鲁亮侪事》)。可以说,老年的鲁亮侪给袁枚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胸怀奇策,老当益壮的能臣形象。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关于鲁亮侪的宦海生涯,麻城望花山《鲁氏宗谱》里还有如下记载:
清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诏直省主司会同督抚,在举人中选拔一批可造之材到吏部听缺,于是,鲁亮侪以江南第一人选推荐到部。雍正二年 (1724年 ),经大学士张廷玉、朱轼和吏部尚书查即阿等人查验,在到部人员中挑选出德才兼备的人员,受皇帝接见,鲁亮侪即列名其中。雍正四年(1726年),鲁亮侪被推荐到长庐巡盐御史处纂修《庐东盐法志》。
在此之前,该志已修撰快一年了,由于以前没有成书可供参考,所以纂修工作不能如期完成,朝廷于是责令御史莽鹄立限期完稿。因此,亮侪于当年五月初八抵达天津志局,经半月努力便大功告成。志稿经雍正御览后,旨交张廷玉召集南书房大臣及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衙门官僚审核,认定《庐东盐法志》与大清律法和户部盐法制度相符合,因此将志稿发还付印,然后颁至各省府遵式纂修。
同年九月,亮侪奉令督修天津府城。次年又奉令在东海之滨芦家嘴修建防海满营兵城。当时京畿一带出现大饥荒,朝廷于是从关东皇庄调来十万石大米,减价卖给百姓赈灾。负责督办此事的五名官员均从中贪污鲸占,事情遭弹劾后,五位贪官被严厉惩处。皇帝于是特令鲁亮侪监督赈灾,同时继续负责府城、兵营以及海神庙三项工程建设的巡查督察。是年底,各项工程按要求告竣。
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县志载为雍正五年),河南总督田文镜奉旨筹办陕西出兵的军需物资,鲁亮侪作为朝廷考察认为堪任州县长官的能员,以内阁中书的身份被派往河南候补。到省不久,即发生“奉命摘印中牟”的史实,由此,亮侪倍受田文镜器重,正月至七月,命他先后署确山、嵩县、永宁、宜阳、新安、南阳六县县事(县志云“历知南阳等五县事”见卷二十四),凡所办军需,弥补仓廪,修建先农坛、忠孝节义祠,兴建兵营、学校,栽植树木,奉旨兴修孔、关二庙等,均在二百天完成。而六县的越狱之盗、被参劾之官、户婚田土未结之案,亦无不按件审理清楚。
雍正六年八月初六,鲁亮侪接到继母杨太夫人的讣告,随即向田总督具文报丁忧。田再三安慰后挽留他“在任守制”。所谓在任守制,是指按制度规定,在职官员任内父母亡故的,必须离职回家服孝三年,而上级不准其离任的叫“夺情”,被夺情的官员改为署缺,但实际仍履行职责,只是素服办公,不参加喜庆活动。
雍正八年(1730年),亮侪经再三请求,终于被准许回乡守制。回家不几天,安徽巡抚魏廷珍找上门来了。原来因凤阳府有四年关税没有征收完额,故此魏廷珍受到朝廷责问。魏廷珍是当年江南庚子乡试的座师,也就是鲁亮侪中举的主考官。魏巡抚便想起用鲁亮侪。经奏请,皇上恩准鲁亮侪代理关税事务。亮侪力辞未许,后碍于情面只好上任督税。他素服办公十个月,使拖欠四年的新旧税额如数征完。
当奏报传到朝廷,雍正皇帝命亮侪留任一年,等守丧期满除服之后,即赴京面圣。君臣见面后,雍正皇帝追问说:“你采取了什么样苛酷的盘剥方法,使四年缺欠的税额不到一年就征缴完成了呢 ?”鲁亮侪镇定地回答:“用盘剥之法是不能完成此事的。只有宽和地对待士农工商,深入调查了解积欠的原因和征缴的漏洞,再有理有据地追征,才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皇上说臣盘剥老百姓,臣很委屈。微臣是否如此,皇上可以调查。若怕巡抚魏大人徇私,那么两江总督范时绎大人向来与魏大人失和,您可问范大人对质。如果证实微臣苛酷盘剥,微臣情愿受皇上重处。”
皇上点头说:“好。”又说:“江西赣州地处福建广东交界,那地方素来不好治理,朕意命你去任知府,你要不辱使命。”接见完毕,雍正皇帝又破例地给他赏赐以示嘉奖,并亲自为他择定行期。
在赣州任内,亮侪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共处理了百余宗案件。但是正直的鲁亮侪在江西因不能与以巡抚为首的贪官污吏们同流合污,处处遭掣肘,事事遇刁难。所审理的案件常常是既结复发,而他自己一年之中倒有一半的时间被巡抚以各种理由羁留在省城,巡抚他们企图以此让鲁亮侪荒废政事,从而留下遭弹劾的口实。
鲁亮侪具文通详江西总督、漕运总督、巡抚暨布政、按察两司、五道八衙,旋即遭到巡抚和诸司道的参劾。雍正命鲁亮侪陛见。雍正九年(1731年),鲁亮侪面奏从巡抚至司道共八位官员的贪赃枉法事实。后经新任江西巡抚核查,件件属实。这样,皇上便将鲁亮侪调回京城,留户部任贵州司员外郞。这样一是防止被参劾之官吏暗中加害鲁亮侪,二是以户部事务继续考察鲁亮侪的才能,同时密令其搜集部弊以聪圣听。
一天,鲁亮侪正在衙门当值,忽传旨召其上殿问话。等他上得金殿,雍正帝将两本奏折掷在他跟前。跪地展读,一是奉天将军参奏他阻止增添关税,一是新任江西巡抚常安奏请嘉奖亮侪。亮侪因此泣拜说:“皇上体恤下臣到这等地步,臣只求以死报国 !请皇上准许我赴边关吧!”
皇帝扶起他说:“报国不单在于守边,劝垦、平彝是两件大事,办好了也是报国。朕命你去湖北任安襄郧道,你要尽心治理。”
雍正九年十一月,鲁亮侪出任湖北安襄郧道。次年正月,奉旨署湖北按察使(金按:按察使为正三品,与后任布政使司参政品秩不合,疑其家谱此处记载有误,当为署湖北按察使副使。按察使副使与道员同属正四品)兼摄容美土司归流善后事宜。此期间,他在襄阳劝垦荒地五百万亩,请免太和山税岁银三千余两,请免沔阳州积荒地丁缺额银七万多两。捐资兴修“王政”、“兴仁”、“兴龙”三座大石桥及文庙、武庙,兴建安襄郧三郡书院,聘名师培养地方人才,又组织人力物力修撰《安襄勋志》。此外,在任内对三郡人文古迹进行修复抢救,如安陆府之“阳春白雪台”(现址钟祥 )、襄阳府之“诸葛草庐”及羊杜二公之“岘山祠”、“米南宫 (即米芾 )之家庙”、樊城之“水星阁”、江汉之“濯汉亭”、护城之“老龙堤”、安陆天门之“桃溪潭堤”、襄阳城内的“万寿亭”、“昭明台”、“祈雨阁”等,均在一两年内次第聿新。
雍正十三年(1735年),鲁亮侪奉命主持湖北乡试。乾隆三年(1738年),经湖广总督德沛举荐进京陛见,第二年又由直隶总督孙嘉淦推荐,被命任直隶布政使司参政(金按:县志云署布政使,品秩有别。布政使为从二品,而布政使司参政和道员皆为正四品。由此看来,县志记载可能有误),分巡清河道。期间,奉旨兼莲池书院山长,负责修浚北京以南大小河道七百零二条。
乾隆六年(1741年),鲁亮侪被恩许伴圣驾拜谒孝陵、景陵、泰陵,并陪侍皇帝一起巡察边防,召见于帐殿中。乾隆七年(1742年)二月,鲁亮侪以病告老还乡。乾隆八年(1743年)在望花山鲁家河捐资承修鲁氏宗祠,乾隆九年九月初八日请主入庙。致仕后鲁亮侪在武昌止园(鲁亮侪在乾隆元年修建的私宅)居住,直至寿终正寝。
在正式踏上仕途时,鲁亮侪已经年过花甲,他之所以能够大器晚成,老有所为,并得到人们的承认,凭的是他的正直,凭的是他的勤谨,凭的是他的认真,说到底,凭的还是他人格的力量!
四、博学多才,诗书结集式馨堂
鲁亮侪自少年时代,便博览群书,至老不辍,博学多才,于天文、地理、礼乐、兵刑无所不通,尤专于经史,搜罗既广,探考尤精,主要著作有《式馨堂集》、《经史提纲》、《长芦盐法志》、《明诗钞》、《诗古文》、《书法彀》、《救荒一得》、《蜕窝集》等诗文及纂辑经史源流诸书共二百余卷。鲁亮侪学无不窥,还精通水利,著有《下荆南道志》。其诗别集《趣陶园集》见采于《皇朝经世文编》。《麻城县志》录有其文《选兵论》、《治河淮策》、《救荒议》三篇(见光绪八年刻本卷三十四),均具真知灼见。
据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蔷女士(刘蔷女士参与了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的整理工作,为鲁亮侪的著作流传出力甚多。除本文外,她在史学方面还数次给我教益。在此,谨致谢忱)介绍,鲁亮侪著作流传至今的有《经史提纲》、《式馨堂集》和《书法彀》三种,因乾隆年间的禁毁,书与板丧失殆尽,目前保存下来的都属世间仅存之孤本,弥足珍贵。
《经史提纲》十七卷,钱邦寅述,鲁之裕订,鲁忠澄、鲁忠济等校。清乾隆五年刻本,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
钱邦寅(1614-1684年),江苏丹徒人,字驭少。明亡后,为避兵乱,弃诸生,日以著述为乐。卒年七十,门生私谥“介节先生”。与鲁亮侪为忘年交。主要著作有《历代舆地征信编》、《若华堂诗草》、《楚游草》、《稽古稗抄》等。
“述”与“订”含义如何,不甚明确,而事实上《经史提纲》是钱邦寅与鲁亮侪合作的著作。康熙前期,少年鲁亮侪与年届七十的钱邦寅结为知交,在钱氏的启发倡导下,二人开始《经史提纲》的收集整理工作。钱氏认为经史之书不可一日或缺,对从政者尤其重要,经书可以彰其教,史书可以善其政,而古今书籍众多,有志学习古今圣贤政教的人不能指其名者数不胜数,钱、鲁二人愿做书海识途之马,为力学者充当向导。钱氏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辞世,鲁亮侪继续致力于此,凡所寓目则录其姓名、卷帙、创作缘起及编辑体例等,经过几十年积累而罗致百城。乾隆三年(1738年),鲁氏任直隶清河道,与陈弘谋共事津门,将《经史提纲》一书示陈,并自谦道“此生平读经史时随手登记一账簿耳。”请序,陈氏评价此书“详其目,举其纲”,“一展卷而判若列眉”,对每部著作都概述了本末异同、优劣得失及前人的各种评论,起到了挈领举纲的作用,富有参考价值。本书目于乾隆五年(1740年),鲁亮侪七十五高龄时刻印面世,此时距钱邦寅去世已半个多世纪,鲁亮侪不没钱邦寅之名,此举亦可见鲁亮侪之为人磊落。
《经史提纲》书目共分十七卷,收录经史之书共计二百零三部,本书目所选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史读物,所取下限至明人著作,可算是我国较早的一部文史工具书。其他子、集类书籍一概不收。书目前有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陈弘谋序及作者自序各一篇。鲁氏所撰《经籍考总序》,对我国古代书籍的产生、发展、历代聚散、整理、保存、分类等情况作了清楚透彻的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易、书、诗、史等小类亦有专题介绍,书后附有《九经补韵》一篇,均可备参考之需。
《经史提纲》卷四“仪礼类”下收录《仪礼注》十七卷,鲁氏案语为:“晁氏曰:《仪礼》十七篇,郑氏注,西汉诸儒得古今《礼》凡五十六篇,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为《仪礼•丧服》传一卷。子夏所为其说曰:‘《周礼》为本,圣人体之;《仪礼》为末,圣人履之。’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凶、军、宾、嘉为次;为末则轻者在前,故仪先冠婚后丧祭。《朱子语录》:此书虽难读,却多重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互相发明,久之自贯通也。”
这段注中提到的“宗伯”,便是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此书刊印时,钱氏诗文尚未被禁,而《经史提纲》全书这唯一一处“稍干法纪”的文字,竟也成为三十余年后惨遭禁毁厄运的重要原因之一。
《式馨堂文集》,鲁之裕撰,分文集十五卷、诗前集十二卷、诗后集八卷、诗余偶存三卷。清康熙至乾隆间鲁氏家刻本,现分藏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四家均为残本,所幸可拼为完帙。
《式馨堂文集》前有康熙甲戌(1694年)年鲁友徐凤喈撰写的序,“……余友鲁子亮侪,勇于学者也,嗜诗古文辞。初无师授,试辄善,知其量有过人者。为之数年,业益精,学益赡,视其意,若有以用其所未足者矣。每与余拈题共赋,则援笔立就,既就,复删之,或至十易其稿弗止也。亮侪之于是也,敏哉!”序言虽为溢美之辞,
然鲁亮侪著述之勤奋在文集中确有充分体现。
鲁亮侪长于治水,颇有政绩,《麻城县志》记他“学无不窥,尤精水利。”(见光绪八年刻本《麻城县志》卷二十四),但他撰述的有关水利方面的著作现已湮没不闻,在《文集》中尚保存有《治河淮策》、《水利议》、(见卷三),《巩县水利议》、《偃师县水利议》(见卷四),《河间水利疏》、《畿南水利疏》(见卷五)等,是鲁亮侪亲历河南、山东等地治水的经验之谈,至今仍可资借鉴。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这些文章中还表现出了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如他在《治河淮策》中一开始就说:“天下事莫难于治水,尤莫难于治今日四溃之河水,而窃以为难于得其人焉耳。得其人则以水治水无难也。”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鲁亮侪于熙水之东,花明坞旁购得一处别业,将其分为居所和农圃,在圃中自食厥力,“晨夕俯仰,满目生机”(见文集卷十《趣陶园诗小引》),于是额之曰“趣陶园”,并与三个儿子唱和其间,陶醉田园风光的同时又尽享天伦之乐。后来三子均先于他而殁,一孙亦夭,亮侪将当时的诗作整理结集付梓,便是《趣陶园集》。鲁氏自伤命运多舛,遂有其友和州(今安徽和县)戴昆所作序中的评价: “《式馨堂诗前集》,盖吾友鲁子亮侪所自删,存其丙午(雍正四年,1726)以前播迁登览、酬客遣怀之什,而编以俟夫天下后世论世知人者,相与悼其遇之艰而悲其心之有独苦者也。予自己卯(康熙三十八年,1699)识亮侪于金陵,读其文,察其志,行之所独取舍异之,久乃盖悉其所严于幽独者,非色取之徒可比肩而追蹑者也。”这个序即作于雍正四年,诗集刊成于天津任上。
《式馨堂诗集》共收入鲁亮侪从少年至耄耋老翁近 60年间的诗歌创作共 1301首,体裁包括七律、近体诗和古体诗等,内容从咏物到感怀,可谓洋洋大观。如他在天津,对玉皇阁作了出色的描绘:“直在云霄上,蓬瀛望可通;万帆风汇午,一镜水涵空。”(《登天津之玉皇阁》见诗前集卷十二),写出了玉皇阁巍峨高耸,视野开阔,以及海河平如明镜,百舸争流的景象。在麻城省祖墓(麻城《鲁氏宗谱》上还载有鲁亮侪的曾祖母萧太夫人的墓图)时,他又发出了世道沧桑之叹:“衣锦当年叹夜行,鹤归华表世全更。举头无数伤心事,总向邱原一放声。”(《省祖墓于麻城》见诗前集卷五)。而最能表现名士气的,则是他在《过三河题凤石山房次沈芝田韵》(见诗前集卷六)中的诗句:“明朝携斗酒,拼醉枕书眠。”说到诗,顺便介绍一下,他还是个对联高手,《随园诗话》中就记载了一副他撰写的趣联:“鲁观察之裕,性粗豪而屋小,署门曰:‘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卷十二)这副流传极广的对联写得诙谐而又旷达。另外,《随园诗话》中还记载了他写黄鹤楼的一联:“到来径欲凌风去,吟罢还思借笛吹。”(见卷十四)
《诗集》卷三收录有一段《题和州戴鹰阿先生绝命辞后》,小字注曰:“(戴鹰阿)名本孝,字务旃,端节先生讳重字敬夫之伯子,名移孝字无忝之兄也。 ”和州人戴重有二子:戴本孝和戴移孝,戴移孝即为《式馨堂诗集》作序的戴昆之父。亮侪裕和戴昆相友善,在这段题辞中,鲁之裕赞叹戴本孝“孝且贤”,“以为公谪仙也”。
戴家一门在以后的文字狱中罹难遭祸,与戴家几代人有世谊的鲁亮侪也未能幸免。
《书法彀》三卷,鲁之裕辑订,鲁忠济校字。现存无刻本,仅上海图书馆藏有清抄本。鲁亮侪广泛披览古今法书经年,摭拾采辑有关书法法则,删繁就简而成此书。“彀”,出自《汉书•周亚夫传》“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意为张满弓弩。古代教习射术讲究“内志正,外体直”,修习书法者亦讲究“心正则笔正”,鲁之裕认为“学书而不讲夫法,犹射者之日持弓挟矢而弗志于彀,安能其能射也?”故此书名曰“书法彀”,也是引“彀”之姿势圆满到位含意。此书成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上卷摘录有关书法基本用笔的论述,如“执笔法”、“骨法”、“筋法”、“肉法”、“血法”、“王右军永字八法”、“八生法”、“卫夫人书法名式”等,对笔锋、笔划、笔意等均有涉及,还绘有书法笔势图“执笔法”和“拨镫式”各一幅;中卷为法书结字的“结构法”六十二类,如间架结构、结构全体、二字分体、间架摘体、结构摘体等,详录古今论述,堪称完备;下卷为“临摹变化法”,即在执笔娴熟,又谙于间架结构后,临摹法帖,既要领会古人笔意,又要掌握古法之奥妙,并摘取古法帖、碑帖和摩崖石刻中可宗旨者举例明示。辑者采集了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虞世南、索靖、李阳冰、钟繇、卫夫人、卢肇、孙过庭、张怀、赵孟頫、许宸锡等古今书法名家的书法论述,一册在手,学书者可知通径矣。尽管这短短三卷内容载录的均为古人成法,但辑者希望“学者苟能神而明之,则书虽艺也,而可进乎道矣。
五、善举助人,死后竟罹文字狱
乾隆九年(1744年),鲁亮侪亡友戴昆之孙戴世道自安徽来楚求见,请鲁氏为戴昆手稿《约亭遗诗》作序,并资助刊印。鲁亮侪慨然允诺,当即撰成序文一篇,还赠银十六两,于是戴世道得以在江夏刻成《约亭遗诗》一书,计三十四页,书版十七块,并刷印了十数本。鲁亮侪绝未想到,这一善举竟会为自己后人引来险些杀身的大祸,他的著作也被几度禁毁,至今已鲜有流传。《约亭遗诗》案是清乾隆年间文字狱中的大案。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五月,安徽省在查缴禁书中发现和州人戴重所著《河村集》、其子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中“语多狂悖”,随即至戴氏后人家中搜查,在戴移孝曾孙戴世道的家中,检到一本戴世道祖父戴昆所著的《约亭遗诗》和十四块书版。经安徽巡抚闵鹗元仔细研读,认为戴昆“乃敢造作逆诗,肆其狂吠”,“《约亭遗诗》内如‘长明宁易得’、又‘短发支长恨’、又‘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亦属狂悖”(《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闵鹗元奏查办〈碧落后人诗〉及〈约亭遗诗〉折》),似乎寓意对亡明的眷恋和对清朝的怨恨。于是会审戴世道,又得知此书的刊印与远在湖北的鲁亮侪有关,便飞檄太湖、江夏等地继续查询。闵鹗元的查核、研读,纯粹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他发现的几句“狂悖”诗句与明朝、薙发毫不相干。“长明宁易得”无非为怎么能老是白天之意,“短发支长恨”也只是人老了,头发少了,还不得不痛苦地支撑之意,如此等等。可见闵鹗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实《约亭遗诗》刻成后,鲁亮侪因重病在身,并未与戴世道再次谋面,两年后痰症不治身亡,距此案事发,鲁之裕早已作古三十四年了。戴世道本还想在湖北觅一学馆教书为业,不得,便携带印好的《约亭遗诗》书和书版回乡,途中又遗失三块书版,后来并没有再刷印,带回来的书年久糟朽,也只剩了一本。只这一本仍酿成了家破人亡的惨剧。戴移孝、戴昆尽管早已故去,仍被“刨坟戮尸,以为悖逆者之戒”;戴世道为“逆犯”子孙,又刊刻逆书,着即处斩;戴昆的另一子和两孙缘坐律斩监候,秋后处决;“逆犯”之妻均没入官家为奴,家产充公。
鲁亮侪身为道员,竟为有悖逆内容的书稿作序,序中还有“怼君违亲”之语,“更属悖谬”(《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闵鹗元奏查办〈碧落后人诗〉及〈约亭遗诗〉折》),罪名自然不小,但闵鹗元并不满足,他将鲁氏后人呈上的鲁亮侪生前所著《式馨堂文集》、《经史提纲》、《书法彀》三部书仔细研究了一番,认为《式馨堂文集》、《经史提纲》二书内有钱谦益、吴梅村等人姓名,“词多狂诞荒谬”;此后经直隶总督袁守侗进一步挑剔,认为《式馨堂文集》刻印于雍正五年以前,对雍正皇帝的名讳却不知敬避,其《满汉字音论》一文中还有“汉之书正而错之以成形,满之书偏而缠之以为体”等语;《经史提纲》还有“以元臣为夷臣”之语,更属妄诞(《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袁守侗奏查出为戴移孝作序之鲁之裕并书籍折》)。湖广总督富勒浑也上奏《经史提纲》“割裂经史,违碍失体”,“剿袭附会,语句诞妄,荒谬甚多”(《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富勒浑等奏查审鲁之裕子孙折》),尤其发现在《式馨堂诗集》前竟然有逆犯和州戴昆所作序,更无不禁的道理。尽管《书法彀》经详查确实无违碍语句,“但此等悖谬人所著之书亦不便存留”,于是上奏朝廷兴狱。在这些封疆大吏吹毛求疵的指责下,虽然军机处大臣详晰阅看也再未发现其他悖谬之处,鲁亮侪的这三部书还是被统统列入了禁毁书之列。
因鲁亮侪和他的三个儿子早已去世,得乾隆恩准“免其深究”,但其嗣子监生鲁忠淳、嗣孙湖北德安府训导鲁恕模,以及鲁忠淳之子安徽无极县典史鲁恕綮、廪贡生鲁恕本、捐纳吏目鲁恕杰、捐纳从九品职衔鲁恕标、监生鲁恕极,均予“一并斥革”,不准“仍列仕版”,“以昭炯戒”。(《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富勒浑等奏查鲁之裕子孙折》)罹于清代文字狱中,鲁家只受到这样的处罚已经算是万幸了。据《鲁氏家谱》记载,乾隆皇帝很器重鲁亮侪,数次接见,多有恩典,大约乾隆皇帝还有些顾恤已故的老臣,这才网开一面,没对鲁家后人大开杀戒吧!
戴氏三代人的著作以及鲁亮侪的著作此后被多次禁毁,以使“狂吠诗词,搜毁净尽,以正风俗而厚人心”(《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查毁〈碧落后人诗〉谕》)。不仅安徽、湖北和相邻各省,就是距离遥远的闽浙、云贵、陕甘、桂粤各地的督抚大员们也纷纷上折附和朝廷禁书的英明之举。先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月十六日,奏准直隶总督袁守侗禁缴折,此后乾隆四十五年(1781年)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又奏准湖广总督富勒浑禁缴《式馨堂文集》、《经史提纲》二书;湖北省还附解《经史提纲》一书的雕板六十六块进京销毁。
乾隆朝是清代文网最为苛密的朝代。据后人研究,乾隆朝文字狱的发展有两次高峰,第二个高峰出现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四十八年(1783年),这短短 7年中,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多达50多起,这是清代文字狱的高峰,规模空前,残酷无比。原因在于乾隆帝利用整个国家政权的手段,历时近 20年之久,必欲将一切他们视为可疑的著作搜缴、销毁净尽。乾隆帝明令以查办明末清初的各类野史为重点,务必消除、殄灭汉人中间根深蒂固的反清民族意识,使得因文字狱罹祸者的范围越来越广,上至官绅名士,下至疯汉痴人,凡敢“指摘诗句,妖言祸众”者,均被严厉惩处,往往杀人立威。《约亭遗诗》案不仅株连戴家数代,还拖累了曾为朝廷命官的鲁亮侪,其影响之深、连坐之广堪称这一时期因文构祸的典型,甚至如《书法彀》这样纯粹书法理论、丝毫不干政事的著作亦被株连禁毁,在后世看来当真是匪夷所思!抉微探幽,当让我们更加清醒的认识那个逝去并不遥远的时代,以为殷鉴。
鲁亮侪的三部被禁著作如今已成海内孤本,所幸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已将其收入印行,鲁亮侪九泉之下,亦可瞑目了!作为鲁亮侪后世的同乡,我们也感到由衷的高兴!
主要参考文献:
《小仓山房诗文集》(清•袁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随园诗话》(清•袁枚)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年 1月版《麻城县志》光绪八年刻印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0册《式馨堂集》)乾隆间刻本,
北京出版社 2000年影印本《麻城鲁氏宗谱》(卷首)三异堂 1999年四续《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年
6月版

两袖清风“吴青天”

郑重建
吴家驹(? -?),号栖堂,麻城望花山镇吴家台子湾(今属白果镇)人。按吴氏家族谱牒记载,其祖上于明洪武二年自江西抚州府(今为抚州市)金溪县迁居黄州府麻城县,为正宗延陵堂支系。初来时弟兄三人,为千一公、千二公、千三公。千一公初居麻城新店,未几迁于紫云区傅家垅,又落籍南寨(中驿镇),因姓改吴家寨。千二公落籍黄冈县后,分一支居黄安县(今红安县)。千三公居麻城县亭川乡望花山镇,后裔分布于望花区(kui)之吴家台子、望花山、吴家院子、吴家坳等湾村。
吴家驹自幼家贫,但他聪明好学,遂于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举于乡,乾隆甲戌年 (1754年 )考中二甲第五十四名进士,授河南汝宁府确山县知县。
此地交通闭塞,历来苦于朝廷供给。吴家驹除了上面必需征缴的钱粮之外,很少向老百姓摊派,地方因此能安居乐业。对于各类案件,他及时审理,从来没有积压不审的案子。邻近县份的疑案,上司多次委派他去审决。
这一年,河南信阳有一姓杜的财主因奸杀人,丢弃杀人凶器后逃逸,州官无法决断,便将此案交给吴家驹侦办。吴家驹通过走访侦知死者为杜家过去的佃户之女,于是,他命捕快决开佃户门前的池塘,终于水落匕首现。吴家驹迅速令刑捕将杜财主揖拿归案,通过当堂将凶器与死者伤口对照验证,结果完全吻合。凶手在铁证面前不得不认罪伏法。
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 ),河南固始县本来年岁不好,农户多数欠收,但县令向上司报告收成时虚报丰收。交不起租税的农户便聚众拿着枯死无收的禾杆,去州府控告知县。知县闻讯后连夜弃印躲藏起来。知府大人便委派吴家驹前往固始县安抚民众,该减租的减租,该免税的免税,使沸腾的民怨得以平息。老百姓感激得高呼吴家驹为“吴青天”。
在任十二年,吴家驹四次作为主考官主持乡试,象河南商城的周祖培 (后来官至军机大臣 )等知名的人才,都是经他主考遴选出来的。后来,河南总督拟文以政绩卓异向朝廷举荐迁升吴家驹,但他看不惯官场倾轧,以病告老归乡。离任之时,两袖清风,老百姓挤在路上扯着车辕,不忍让“吴青天”离去。

修整麻城京都会馆的功臣梁景阳

郑重建
梁景阳(1726——?)字凤喈,号梧冈,麻城白果望花山梁家湾人。清乾隆二十五年庚午乡试解元,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中三甲第七十三名进士,历官吏部郎中,由科道累迁至太仆寺少卿。
作为麻城清代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梁景阳没有到地方任职的经历,一直在京都供职长达十六年,可见他的才干是受到了上司赏识的。麻城县志记载,梁景阳“居谏垣,历京卿,所陈奏多削草,不矫激以沽名;而《请弥封硃卷以杜关节》一疏,得旨施行,纂入《科场条例》,始知出于景阳云。”
梁景阳能够跻身朝堂十余年直到告老还乡,除了能力之外,主要因为他为官比较清廉,处事比较低调,待人非常真诚,所以才能全身而退。当年,梁景阳有一位同年考取进士并且共事多年的友人,不幸客死京师。这位朋友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看着这孤女寡母无家可归,富于同情心的梁景阳伸出了援手。他先是在京城为友人的大女儿物色了一门亲事,将其嫁出,使其有一个归宿。随后,他在告老还乡之时,将友人的次女、幼女视同己出,一起带回麻城老家,为她们找到了门当户对的婆家。他的善举因此受到世人的赞颂。
在京城任职期间,离梁景阳的老家不远的蔡家河的一位亲戚,请求他为儿媳周氏题写墓志铭。原来,蔡家亲戚叫蔡怀远,是个儒士,早年病故,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他的妻子吴氏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媳妇周氏二十二岁嫁给蔡家的长子,谁知四年后丈夫不幸英年早逝,媳妇周氏万分悲痛,要以死殉夫。她的婆婆哭着劝说道,人死不能复生,你如果寻了短见,丢下我这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弟弟,我们怎么办啊?周氏在婆婆的悲情劝告下,表面答应不寻短见,但是却偷偷地在身上藏下了砒霜,最终还是服毒自尽了。在封建时代,这样的悲剧是很多的,这样的妇女被称作“烈妇”。尽管是个普通人,但是梁景阳还是为这个不幸的女子,写下了《烈妇周氏墓志铭》,它与其他名人的墓志铭一起被收录进了麻城县志。这桩悲剧正如鲁迅先生谴责的封建礼教的本质是“吃人”。笔者记述这件事不是肯定梁景阳写的墓志铭,也不能苛责梁景阳的历史局限性,而是感叹人类走向文明的步履的沉重与艰难。
作为位列朝班的正四品官员,梁景阳对家乡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京都会馆的修整保护。
按照县志记载,麻城设在北京城里的“京都会馆”,创修于明代。且看古人对它的详细介绍:它位于崇文门外东草场头条胡同南口,坐北朝南,有正殿一重,计五间。中供福主神像,门前悬挂“明敕封助国顺天王”匾额;正殿前厢房二间,大院一个;厅屋五间,厅屋前厢房二间,大院一个,闲屋五间;大门南向,正殿北首厢屋一所,小院一个,小院前厨房一所;又小院一个,院内石碑二座,一系老碑,字迹剥落,一系梁梧冈碑,犹可辨识;东院抵二条胡同,大院一所,房屋二间;又朝南大门一个,大门内转西坐北朝南房屋三间,坐南朝北四间小院,一个小院内坐西朝东小屋二间,共计八间;又西首前院西抵头条胡同,大门向南,门内小院一个坐北朝南房屋三间,坐西朝东房屋二间;又后院西抵头条胡同,大门向西,门内大院一个,内有白榆树二株,围一尺余,坐北朝南房屋三间;又正殿后西首小院一个,房屋一间;正殿后东首滴檐外余基二尺,内有桑树一株。东以二条胡同为界,西以头条胡同为界,南以头条胡同转拐出路为界,北以屋后滴水为界。馆前余基一丈一尺四寸,东至西宽十二丈二尺;东馆之东,由南至北长三丈六尺,后缺一段,正殿后缺一角;西馆之西自南至北长十丈零二尺。又中厅上悬耿定力《麻城会馆约言》横匾一副;中厅四围悬《明进士题名记》横牌一副,《国朝(清朝)进士题名记》横牌一副,《明举人题名记》横牌一副,《国朝(清朝)举人题名记》横牌二副,《优、拔、副贡题名记》横牌一副,《武科题名记》横牌一副,《京外实任官职题名记》横牌一副……
从以上记载可知,当年麻城京都会馆的占地面积达 124.44平方丈,拥有大小房屋 40多间,大小院落十余个,这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里,算是麻城人的一笔巨大的公共遗产。
作为麻城籍官员晋京参加朝廷谒选以及麻城士子进京赶考落脚的公益场所,麻城京都会馆创建于明朝中叶。到了清朝康熙初年,会馆名存实亡,会馆场地被人侵占。康熙五年麻城人王九山个人有率先捐资“赎房存馆”之举。次年,麻城周维秬、邹石函、叶同予、董臬峦等士子又共同捐资加入“赎馆”行动。岂料六年后,赎回的会馆再次被人携家据为己有。周维秬等八位进京赶考的士子,在气愤之余,对非法侵占馆舍者提出控告,最终将侵占者清退出馆。
乾隆二十六年,梁景阳首次进京赶考,看到京都会馆破败不堪,即萌生修整馆舍的设想。乾隆三十四年,梁景阳得中进士后任吏部郎中。于是,他开始主动挑起修整京都会馆的重担。在麻城士子胡翔霭、彭启鄠、王劝、胡翘霜、程璘、程宗洛、吴世渭、鲍榜、李愈达等人的捐助下,前后历时十余年,终于将京都会馆整修一新。乾隆四十九年,梁景阳欣然写下《重修麻城会馆落成记》以纪其事。
乾隆五十年,梁景阳以花甲之年,参加了乾隆皇帝赏赐的“千叟宴”后致仕归乡。创建于明中叶的麻城京都会馆展现了明代麻城进士县的辉煌历程与荣耀,也见证了麻城士子在清代的余辉。而梁景阳为修整京都会馆立下的汗马功劳被载入了麻城史册。

一代皇家宗师程德楷

郑重建 程中才
程德楷(? -?),字宪甫,号松亭,麻城望花山镇(今属白果镇)人。麻城程氏,派出洛阳伊川,与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程颢同出一脉。南宋度宗咸淳年间,有名程妙聪者,由江西迁居麻西锁口河(今顺河镇罗家铺),是为麻城程氏鼻祖。递传至四世程庆五,又迁居麻东梅岭庵(今属三河口镇河铺),名其地为下程家河。元末明初,其六世程以仁再迁麻南望花山镇落业。
受程门理学影响,望花山程氏崇尚“诗书继世,耕读传家”,虽然在明代没有出现闻达于科举的显赫人物,但是,整个家族亦农亦商,人丁兴盛,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家族的豪宅屋宇占据了古镇三分之二的街巷,成为了望花山古镇名副其实的世家大族。
及至明末清初 ,程家出了个读书人程浩,曾任浙江海防同知。程德楷就是程浩的嫡传后裔。康乾时期,程氏家族人文蔚起,程德楷的祖父辈有名程九万者,虽无缘科甲,却以诗词蜚声麻城士林;有名程均者于康熙五十三年中举,先后任湖南桃源教谕署常德教授,课士有声。他的堂伯、亦是嗣父程琮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任山西垣曲知县,是麻城回车书院重修的首倡者;堂伯程璘为乾隆三十六年恩贡举人,任公安教谕,善诗能文,尤工书法;伯父程宗洛为乾隆年间拔贡,出任过应山县教谕,当过万松书院的山长。其生父程其溶为贡生,叔父程其湘为副贡生。程德楷自幼聪慧,加上有如此深厚的家学熏陶,所以在少年时就表现出了超然的才华。
清嘉庆六年 (1801年),程德楷参加黄州府试,考中了经魁 (即第一名 ),他的同塾师弟、同乡袁铣,则在考书艺时考了个第一。他们的塾师鲍南溟先生,因教出两个名列第一的举子学生而被誉为“双冠”先生。嘉庆十年(1805年),程德楷考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并先后出任过福建主考、贵州学政等官职。而他的同门师弟袁铣四年后 (即 1809年 )也考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十九年 (1814年 )授翰林院编修。
程德楷任贵州学政期间,为指导士子们如何读书,曾撰写了一篇著名的策论——《训士论》。此论不过是千字短文,但却从“读书”、“明伦”、“守分”、“宣教”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行文流畅,立论鲜明,论理充分,展示了他严谨的读书治学精神和循规蹈距的为人处世态度。此论一出,先是被颁往贵州各府县广为晓谕,后是受大学士曹振镛特别赏识,于是,程德楷被曹公以“家学渊源、人品端正”的评语推荐进入了上书房。
在上书房,程德楷先是被指定教授嘉庆皇帝第五个儿子绵愉的功课,后来,又同时教授智亲王 (即嘉庆第二个儿子,后来继位的道光皇帝 )的长子奕纬的功课。按民间观点,既然教了皇帝儿子的书,那么自然就是太师了,所以望花山人一直坚持称呼程德楷为程太师。殊不知当时的太子太师、太子少师和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已作为一种荣誉头衔,需要经过皇帝亲自封赏,而程德楷虽然教过皇子们的书,但他至死也没受此类的封赠,所以,严格地说,程德楷不能被称作“太师”。
尽管如此,程德楷所教的两个皇族弟子还是值得介绍一番。
先说爱新觉罗•绵愉。史载,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道光皇帝继位时,绵愉“未及岁”,虽被封为惠郡王,但只“食半俸”。道光九年,才“命食全俸”。道光十九年“进亲王”。依此推断,惠亲王作为道光帝的幼弟,可能比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奕纬的年龄还小些。因为,奕纬生于嘉庆十三年,于嘉庆帝驾崩的前一年被封为贝勒。假若那时绵愉已经出生,嘉庆岂有封孙不封子的 ?
相传,惠亲王绵愉的生母恭顺皇贵妃,是嘉庆帝老年时最宠幸的一位妃子。嘉庆病死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时,恭顺皇贵妃就陪伴在他的身边。
再说爱新觉罗•奕纬。他虽为道光皇帝的长子,但他的母亲却只是一个普通的嫔妃。据说,道光皇帝曾有意立其为太子,不然,就不会挑选程德楷作他的老师。只可惜这位贝勒王子没有福气,在道光十一年便病死了,时年 23岁。哀其早逝,他的父皇道光下诏“以皇子例治丧”,并“进封隐志贝勒”。后来,他的弟弟奕詝(zhu)继位 (即咸丰皇帝),又追封其为隐志郡王。
道光十年,程德楷奉命视学江西,返京后被进授为光禄寺卿。在清代,这一职位品级虽不过是从三品,但是却位列九卿,是比较显赫的官位,可以参加朝会廷议。按一般惯例,此官位只授予王公贵族。既然如此,可见程德楷享受到的皇家恩宠是非同一般的。当年,程“太师”经常在重华宫受到道光皇帝召见并赐茶宴,他与道光皇帝君臣之间多有诗词唱和,现有九首唱和诗见载于光绪《麻城县志》,今录《道光八年重华宫茶宴恭和御制对雪原韵》:“几番腊雪兆丰年,天贶原由帝德全;又见琼瑶辉曲宴,咸知凯唱播邮传;掌承湛露香盈椀,歌奏阳春玉满田;六预赓扬惭学陋,勉思洁白企前贤。”
曾经,道光皇长子奕纬因老师程德楷升迁而赋诗纪赠,诗题为《程松亭 (德楷的字号 )师傅迁太常少卿》:“新秋天语听煌煌,却喜儒臣入太常。礼寺只应需令望,清卿端合重含章。五年师席瞻仪范,廿载词垣协拜飏。从此夷夔司盛典,赞襄至治荐罄香。”这也说明他这次加官是沾了两个皇家弟子的光。
受家族学风影响,程德楷的胞弟、堂弟程德模、程德懋、程德椿等均学有所成。胞弟德模以廪贡授大冶训导;堂弟德懋以副贡授咸宁教谕;胞侄程烺会,幼有“神童”之誉,于道光十二年中举,道光庚子赴省试时,舟船在武湖遇风倾覆溺死,时人皆惜之;烺会之弟程燕会为咸丰九年乡试经魁,后为四川知县。按麻城县志记载,望花山程氏家族程浩一脉,在大清王朝科甲连绵,先后涌现两位进士、五名举人、副车二人、贡选八人、诸生十五人,文名一时称盛。
程德楷迁升光禄寺卿不久,即病死京都官邸。临终前留下遗嘱,要家人把他送回望花山老家安葬。在京停柩期间,他的学生——惠亲王爱新觉罗•绵愉亲往灵堂祭奠。道光皇帝特别降旨准其归家下葬。
据称,当年,程太师的灵柩从京杭大运河顺河南下进入长江,再溯江而上抵达团风码头。家乡派出三十六个壮丁扛运他的棺椁,日夜兼程赶回望花山镇。一路上有皇家卫队引路护送,沿途有府县官员跪拜迎接,那浩浩荡荡的治丧架式,在当地历史上绝无仅有。
程太师死后若干年,地方戏班曾上演过一出名叫“热河取印”的大型连台戏,剧情大意是:两个同乡书生考中进士后,一个当上了太子太傅,一个当上了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姓袁,教授的是东宫太子;太子太师姓程,教授的是西宫太子。后来,皇帝在热河避暑时突然驾崩,于是,围绕着对皇帝玉玺的明争暗夺,袁太傅和程太师所代表的东宫与西宫两派展开了殊死较量。最终,程太师一方失败,太师被斩首后,新皇帝赐给他金头陪葬,以示仁厚。
这台戏没指明朝代,但却影射了嘉庆皇朝故事,且程太师、袁太傅这两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麻城的程德楷和袁铣,加上戏台上程被描绘为白脸奸相,所以望花山程氏家族对此极为愤怒。有一天,几百名程氏后裔赶到几十里外的演出现场,将戏台和戏班打砸得鸡飞狗跳、七零八落,请戏班唱戏的东家和看戏的观众都吓得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喘一口。此后,乡间再也看不到“热河取印”这出地方戏了。
关于“金头赐葬”的传说,则长久在民间流传,程家人难堵众口,只好听之任之。直到 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望花山人民公社因平整土地,掘开了安葬在望花山罗家土桥的程德楷墓。据目击者称,当棺椁撬开之时,程德楷的面容象熟睡的活人一样,皮肤还富有弹性,头上戴着红顶花翎,身著蟒袍补服,棺内填满了大大小小的药袋,棺内散发着扑鼻的异香。由于当年缺乏文物保护意识,程太师的墓穴就这样很轻易地掘毁了,陪葬物品详细情况及其下落均无从考证,唯一能让人信服的是,程太师确实是寿终正寝的,他的头颅跟尸身连在一起,“金头赐葬”纯属空穴来风。

麻城学者袁铣与林则徐

刘 宏
林则徐是清末禁烟运动、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他还是一位教育家。最近,我读《麻城县志》时发现一篇由林则徐撰写的《四书题解序》。
《四书题解》是清末袁铣撰写的。袁铣,字金溪,湖北麻城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与林则徐同科进士,嘉庆十九年(1814年)与林则徐同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礼科掌印给事中。
他“侃直端要,风骨峻整”,“遇事敢言,尤以天下大计为己任”(据《麻城县志》)。后来,“以言事去官”主讲江汉书院,他曾书一联于院门:“不勘破义利关何须讲学,要识得忠孝字才是读书”。成为学院名言。袁铣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进行教学改革实验,使三楚“士风翕然一变,宏才硕彦,多出其门”(同上)。
当时荆楚名贤,常叩门问道。1830年 8月林则徐接旨放湖北布政使,“公暇尝就君谈艺”,所谈的大多是改革教育的问题,因为他此次“官楚”前,曾借在京“侨居静俟”之机,与龚自珍、魏源等切磋“经世致用”之学,况且袁铣在教育教学改革上又卓有成效。《四书题解序》写于一八三八年。那是林则徐第二次来楚任湖广总督。这时,袁铣已谢世,林则徐“悲不自胜”,于是,将自己的感慨与主张写进了《四书题解序》。文字虽然不多,却集中反映了袁、林的教学思想,也表现了他们的浓厚友谊。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月十五日,袁铣上奏《请剔除考试积弊疏》。他指出:“臣闻近日各省风气,应试士子有探听调帘官员,迎于中途而拜为师者;有交通官谒子省寓而拜为师者。其贽仪,或数十金百金不等,以求荐定。议定中后谢赀千金不等。在外招摇如此,入闱后彼此关通,甚至隐匿佳卷,转取平常之卷与有关节者并呈,谓之‘衬荐’……”袁铣弹劾各省主考、学政诸多的贪赃枉法的赃官,其见识与胆略为当时所少见。林则徐在这篇序里赞道:“疏陈时事,皆切于民生吏治,弹劾不避权贵。”
林则徐向来对违犯“科规”者深恶痛绝。就在好友袁铣上疏的这年九月,他奉命出京赴滇,任正考官。他不徇私情,严肃查处抄袭作弊者,选拔“文理优长”的真才。云南士子因而“感悦奋发”,称赞“自庄 启域,汉武置郡以来,未有今日之盛也(林则徐《云左山房文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袁、林间的相互影响和兴利除弊、改良教育的决心与信心。
从这篇《四书题解序》中,我们可以看出,林则徐的教育思想与麻城袁铣颇为一致,且相知很深。这篇《序》着重介绍评论袁金溪成功的教学实践。同时,也鲜明地表现出林则徐的教育思想。其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联系。林则徐对袁金溪的教学“有关世道”和“于君国伦常之所系”的主张很欣赏。因为,这与他和龚自珍反对空疏无用的教学,倡导“经世致用”的教学思想相同。在当时,各级各类学校都成了科举的附庸,学生为了应试都不得苦钻“义理”、“考据”、“词章”三派的既“无用”又“无实”的所谓学问,将学生变成远离现实、整日埋头于古书堆里的学究。而袁金溪的教学却为书院引进了一股活水。林则徐以改革家的敏锐眼光发现了它,并肯定它,这无疑是对脱离实际的教育思想的否定。这与他关切民生、忧国图强的情怀是紧密相联的。
第二,学生的学习要做到“身体力行”,在实践中领悟“圣贤之言”。
“必于圣贤之言实能身体力行,而后宣之于口者无肤浅语。”林则徐在《序》中特别记述这句话,充分反映出他们在教学思想上的完全契合。当时的书院,普遍存在死读书的恶劣风气。林则徐主张求知要“身体力行”,以“行”求“知”,摆正了“知”“行”的关系。其次,他不仅是在倡导与“俗学”相悖的教学思想,而是在探究如何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的问题。因为死啃书本,就不能切于时政,所学于己于国何用?如果我们对林则徐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作全面地分析,就会发现,他称道的“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教学方法,与他联系实际、改良当时社会政治的愿望是分不开的。
第三,教人以根本,授人以法则。“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一句既是肯定袁金溪成功的教学实践,又表明了林则徐所倡导的教学原则,即教人以根本,授人以法则。袁金溪教导学生要“身体力行”,则自己先“身体力行”之,以身示范,用自己治学的方法和态度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此则教学之轨范也”这句话既是林则徐对袁金溪教学法的充分肯定,也反映出他不满当时单调乏味、“迂腐无用”的教学法,倡导教学互补、师生交流的新思想。
今天,我国的教育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林则徐在当时提出的改革教学的主张,今天读来,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附:
林则徐序曰:“予同年袁君金溪,生平苦志,读书励行,由翰林改御史,累疏陈时务,皆切于民生、吏治,弹劾不避权贵。洎退而主讲江汉书院,以根柢之学,与诸生相切磨,尝曰:‘制艺非小道,必于圣贤之言实能身体力行,而后宣诸口者,无肤词浅语。’故君所谓制艺,精思果力,每拈一题,必有确解名论,而于君国伦常之所系,尤必有奇警之作,使学者有以感发兴起,信乎其为有关世道之文也。而所以训诸生者,一以理法为主,校艺之馀,辄抉题蕴以示及门,久之,积成一帙,君所得不尽此,而所以训诸生者,亦不尽此,而此则教学之规范也。《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
《记》曰:‘目巧之室必有奥阼。’此物此志也。昔余官楚北布政使,公暇尝就君谈艺。及再莅斯土,则君谢世。君子学瀛手一编属予,余授而读之,辄悲叹不自胜,顾序未就而学瀛没,愈可悲矣。今书院生徒率皆昔时从君就业者,诚能肆力于学,而以身体力行为文,则于君所以谆谆训迪之意,庶乎其不虚也已。”
吴兆泰:敢与慈禧太后较劲的麻城人

刘 宏
清光绪丙子年(1876年)十月初八,麻城中馆驿迎集吴家下分锣鼓喧天,鞭炮震荡,人们兴高采烈地用八抬大轿抬着一位肩挂绶带的白面书生。一打听,原来是吴家的兆泰以二甲高中进士。
“文曲星下凡罗!”——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下子传遍了麻城的每个角落。
说这吴兆泰是颗“文曲星”下凡没有人不信的。兆泰刚出生不久,父母双双亡故。算命先生说,这孩子的命太硬,克父克母,日后还要克皇上呢!
兆泰家原本有些地产,可是因为祖父吃上洋烟,家里一下子穷得“风扫地,月点灯”了。父母一死,兆泰便成了无人照管的孤儿。那些年,又遇上连年大饥荒,兆泰饿得瘦骨嶙峋,活像个吊颈鬼似的。为了使他不至于饿死,族人们共议将他改名换姓寄养他人。可是,他叔父见这伢子长得高额大眼的,有些异像,便收养在家,并让他在族上私塾里陪读。
兆泰读书很用功,每天寅时起床,到村边举水大河沙滩上将先生布置的篇目背足一百二十遍,诵罢,又在沙滩上用树枝练起书法来。塾师说:“这伢子专心至此,必成大器。”果不出所料,兆泰十六岁就补为学宫弟子,同治癸酉(1873年)又拔贡选送国子监读书。
光绪乙亥(1875年)兆泰参加乡试,宗师大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大人在考场翻阅吴兆泰的试卷,当看到文中“半江之孤月空悬,鹜音已杳;一世之雄风安在,铜雀全飞”时,连连称赞叹道:“英雄气慨,江楚奇才,奇才!”也从此记住了吴兆泰的名字。
吴兆泰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又补河南道监察御史。任职期间,他目睹了“庚子之变”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惨景。他知道这都是国势衰危、洋人欺迫的结果。因此,多次上书,力谏倾全国之力兴办北洋水师。
光绪十六年(1890年)浑河决口,畿甸遭受罕见的洪涝灾害。就在这时,慈禧太后发下庆贺她六十大寿的懿旨,庆典筹划都仿照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大寿规模办理。然而,这时的国势哪能与乾隆时期相比,如今的白银都叫洋人刮去了,眼下又连年天灾,白骨横于野,千里无鸡鸣。但太后全不管这些,在她心中六十大寿不是小事,不乐一乐则枉有太后之尊?修颐和园没钱,她便下了一道懿旨,命李鸿章调拨海军军费 3000余万两银子。
重修颐和园的消息在朝廷内外一传开,大臣们都瞠目结舌,可就是没人敢说个“不”字。唯独吴兆泰心里波澜难平,夜不能寐。他知道,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并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监察御史决不能凡主所言皆曰“善”,凡主所为皆曰“可”,以快主之耳目。于是,点亮烛台,写起奏折来:
“臣吴兆泰跪奏,为节省工程,以照仁俭,恭折仰祈圣鉴事……”
兆泰起笔写得谨慎,因为他知道写奏折的凶险。雍正三年,大将军年羹尧因在《贺疏》中将“朝乾夕惕”(意为“勤勉努力、只争朝夕”),误写为“夕惕朝干”,雍正以为是讽刺自己,加上年羹尧刚愎自用,不仅赐年羹尧自尽,而且将其全家发配戍边。
写完第一段,兆泰字斟句酌地反复看了好几遍,不甚满意,觉得写得太温和、太委宛,不像一个谏臣说的话,便抓起一揉,掷向窗外,正好砸在前来给添灯油的夫人身上。夫人打开纸球一看,吓出一身冷汗来,说:“你疯了,听说京官们为给老佛爷庆寿献银 121万两,外官献银 167万两,两淮盐商各捐银 40万两,连太监、宫女都争着献银子呢。眼下京城里大小官员献银都愁找不着门。你到好,不巴结不说,反到泼起冷水来,一家老小的头你都不想要了?你真的发疯了呀!”
吴兆泰一笑,说:“为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这样的人不过是滥竽充数的具臣,不是忠臣所为。我身为监察御史遇着家国兴亡之事,须得患点神经病,孤行己意,百折不回!”
写好奏折后,兆泰来到张之洞大人的寓所,请他指点,他知道张大人虽然是太后钦定的重臣,却很有新派的胆识与头脑,他在汉阳开矿办厂给国人很开了些眼界。这些年,兆泰写好奏章总要拿来让张大人指教指教,方才定夺。不料,张大人看过后只是微微点头,面色深沉地说道:“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忠公忧国呀!”沉吟半晌,意味深长地说道:“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也,非也……吴御史呀,吴御史……”他好像是在说,你可知道忠言逆耳,忠言亡身,只怕你头上再也没有御史的官帽了哟(即“无御史”),面对那刚愎自用的老佛爷,你可要有些准备呀。
回到家门口时,已是三更时分,夫人早在那里等候。这时只见东南方向一颗耀眼的流星划空而过,照亮门楣。夫人一个寒颤,预感到不祥之兆,劝道:“你就不要再犟着上那折子了吧,不然……”
兆泰爽朗一笑说:“不然,如同流星坠落,是吧?就让我做一回流星吧,不求天庭苟且千年,但愿夜里灵光一闪!”
这天夜里,兆泰没合眼,他想了很多很多……
翌日早朝,光绪高座龙椅,右侧垂帘。皇太后垂帘听政是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开始的,咸丰遗诏和大清祖制并无此说,是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而新立的。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养心殿东间,光绪皇帝御座后设一黄帘,太后坐在其后,恭亲王立于左。
这天早朝,吏部堂官照例递过绿头笺,御史吴兆泰呈上奏折正本,恭亲王接后呈放于御案上。同时,照例也向帘后的太后呈上附本。光绪皇帝点头示意准奏。
吴兆泰以浓重的楚音奏道:“臣吴兆泰跪奏,为节省工程,以照仁俭,恭摺仰祈圣鉴事:窃以本年浑河决口,畿甸被灾。我皇上不惜帑金,截漕发粟,至再至三,多方赈恤,复奉皇太后懿旨,特发宫中节省银两,赡救灾黎。仰见俭德宣昭,仁恩汪濊,莫名钦佩……”
帘后的慈禧太后每次听大臣上奏都听得认真,她知道自己读书不多,没多少文化,但她知道大臣的奏折都事关朝廷大事,马虎不得。再说,她听说近来为办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之事朝廷上下官员中有些非议,就是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今天竟有人奏上朝廷,那就听个明白好了。对这类谏奏,她本有准备要耐着性子听的,但刚听到“窃以本年浑河决口,畿甸被灾……”几句,就不觉有些刺耳。她敏感地意识到这念奏折的赞自己“赡救灾黎”“仁恩汪濊”是假,以灾荒压自己才是真。好,暂且让你说下去,看看你还有哪些绝妙好词。
按常理,奏折的对象是皇帝。国人皆知当下的光绪帝只不过是龙椅上的一个摆设,实权牢牢地掌握在慈禧手里,所以,兆泰的奏折直呈“皇太后”,这就使奏章变得有几分火药味。然而,吴兆泰不吐不快,他奏道:“臣闻汉文惜露台之费,而海内富饶;秦皇作阿房之宫,而天下怨叛,奢与俭之异也。我朝敦本尚实,列圣相承,大内规制,一仍前朝之旧,无所改作。康熙八年,昭圣太皇太后以乾清宫,交泰殿,栋梁朽坏,宜撤旧更建,圣祖夙崇俭约,重违慈命,但取工料坚朴,无事华丽,以增繁费。惟圆明园为世宗宪宗皇帝潜邸,其后,三时听政恒驻于斯。至乾隆间,二廓经营规模略备,五年因东偏隙地,增构台榭,都御史臣刘藻抗疏切谏,高宗纯皇帝克己损欲,手诏褒答,切戒华侈,主圣臣直,当时称为美谈。嘉庆以来,禁苑工程,有岁修而无增益。宣宗恭俭爱民,慎重兴作,圣怀冲穆,恒乐园居,取畅宸襟,非耽逸豫,是以三十年之久未尝增一堵一椽,其他游观不及之处,或因颓败报修,辄令拆毁,用致海宇殷富,帑藏充盈,先后蠲免各省钱粮,拨济工赈,动逾万千,此列祖列宗,敦崇节俭之明效也。”
太后边喝茶,边想道:这人博古通今,文字到有些才气。只是不该将我比作“秦始皇”,什么“秦皇作阿房之宫,而天下怨叛,奢与俭之异也。”我听政二十年以来,还没人敢这样说过呢。再说,颐和园殿即系前大报恩寺、延寿寺,为高宗纯皇帝侍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一切均系旧有工程,这次动工,只是修葺。何来这些厥词。她越想越恼,如坐针毡。换了平日,会立即宣布停奏,将狂徒杖出大殿。可是,这回是筹办自己六十大寿的喜事,不能搞得太不吉利,还是耐着性子听下去的好。
吴兆泰手握笏板,越念越利索:“我皇上圣孝纯笃,钦念皇太后训政忧勤,无时暇豫,惟颐和园高明爽垲,襟带湖山,特踵前规量,将加营葺,以备鸾舆临幸。率士臣民,晓然于圣人养志之忱,经营未毕。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值贞度门,不戒于火,皇太后寅畏天威,遇灾修省。是月十九日奉懿旨,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及正路殿外,其余一律停止,以昭节俭,而迓庥和等,钦此,臣民欢悦。谓我皇上以天下之养为养,皇太后先天下之忧为忧,俭德孝思,并行不悖。惟自奉懿旨以后,迄今工造匠作,日逾千余,版筑登登,骈阗未已。自系正路工程,尚未蒇事。然道路流闻,但言工程之未止,其为正路与否,无从分异。臣愚尤恐管理之员暗于大体,或以有事为荣,或以增华希宠,或谓经费取之内府,不损司农,或谓工作可代赈需,不劳民力,甚且以丰亨裕大之说,荧惑圣聪。将来正路既毕,推及其余,则万寿山周回延袤,以次营缮,日新月异,而将作遂无可竟之时,天下臣民,将谓皇太后有停止工程之虚文,而无实政,上累圣德,甚可惜也。”
绕了大半天的弯子,原来是奏请停止颐和园的工程,太后想,什么“我皇上以天下之养为养,皇太后先天下之忧为忧,俭德孝思,并行不悖。”明明是影射本太后动用库银,挥霍资财。实在可气!可气!
阶下又传来更洪亮的声音:“方今畿辅奇灾,嗷鸿遍野,鹑衣鹄面,流离相属,卖妻鬻子,苟以取活,菜色满郊,僵仆载途,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皇太后、皇上哀悯元元,想俱在圣明轸念之中,矧兹海禁洞开,强邻逼视。我朝海岸辽阔,长数千里,亟宜添设强大之海军,请求精深之技艺,育才教战,坚甲砺兵,充实防力,申张国权。
兼之各处漫河决口,犹未填塞,工料所需,亡虑钜万,厘金捐例,皆成弩未计。臣仰屋筹措弥叹,此殆朝廷撤乐减膳之时,非土木兴作之日也。伏恳我皇上,仰体皇太后应天以实之诚,将应修正路工程,量从撙节,克期竣事,其余概不推广营造,以昭大信,以塞海内臣民之望,以充继列祖列宗仁俭之德,臣不胜区区大愿,为此不揣冒昧,谨披沥直陈,诚惶诚恐,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太后听至此,双手剧烈地颤抖起来。特别是“方今畿辅奇灾,嗷鸿遍野,鹑衣鹄面,流离相属,卖妻鬻子……请求精深之技艺,育才教战,坚甲砺兵,充实防力,申张国权”刺痛了她的心。怎么将修葺颐和园与天灾也扯到一起了?天灾年年有,难道我皇家就不过日子了?历朝历代有哪个能像我这样“申张国权”!真是个蛊惑人心、胆大包天的狂妄之徒!太后拍案吼道:“钓名沽誉,交刑部严加议处!”太后斜靠在椅上,接着说道:“谁要是令我一时不快乐,我就要他一生都不快乐!”
一会儿,吏部堂按太后的懿旨议定御批呈与光绪皇帝御览圈阅。
其实,光绪帝是主张加强海防,申张国权的,北洋水师是在他的主导下组建起来的,对太后动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早有腹诽。今天,这吴御史冒大下之大不韪直呈反对意见,实在是说出了许多他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真是难得的忠直之臣、国之栋梁呀!但又惧怕太后淫威,只得在奏折上画了圈。他扫视了一遍代议的御批文字,让他痛彻肝胆,批曰:
“上谕吴兆泰奏节省颐和园工程一摺。颐和园殿座,即系前大报恩寺延寿寺,为高宗纯皇帝侍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一切均系旧有工程,仰惟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垂帘听政,二十余年,宵肝尤勤,不遑暇逸。朕亲裁大政,自应藉隆颐养,以翼稍尽孝思。是以将旧有工程量加修葺,恭备慈与临幸,以资养性怡神,并拟于大庆之年,敬踵乾隆间德宪。躬率臣同伸祝悃,此朕区区尊养微忱,庶几仰报万一,创兴土木,自移游观,光绪十四年二月所降谕旨正明,天下臣民,当已共喻。该御史备员台谏,岂独未知?乃辄经工作未停,有累圣德,并以畿辅被灾,决河未塞等词,摭拾奏陈,是于朕孝养之忱,全未体会,实属钓名沽誉,阻止孝思,冒昧以极,交刑部严加议处!钦此。”
吴兆泰被投进刑部死囚大牢。夫人前来探监时,见兆泰已折磨得全无人样。夫妻不禁相抱痛哭。夫人说:“你脾气太倔强了,不听我劝告,方才有今日……”兆泰道:“我并非为我将死而哭。谏臣但求善始,不求善终,死何惜哉!我深为浮云遮日而哭,为国弱外侮而哭,为国将亡而哭!”
张之洞联络十省总督上书力保,才使吴兆泰免于死罪,被革职遣归。1891年又得张之洞之助主讲荆门龙泉书院,1895年主讲湖北经心书院。这期间,传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在黄海全军覆没的消息,兆泰痛彻心肝地呼天恸哭三日。
至今,吴御史家尚藏一联:“半江之孤月空悬,鹜音已杳;一世之雄风安在,铜雀全飞”。

清末翰林余晋芳

吴树威
我的姑曾祖父余晋芳(1861—1938)字子青,晚年号春晖老人。白果区冯头垸人。1888年中举,1894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分广东司行走,兼贵州司帮稿。1897年春,为解父忧回籍,主讲黄州河东书院。1902年,擢贵州司主稿,兼银行库值班,则例馆协修,北档房帮办。1906年放云南清理财政监理官,兼云南造币厂总办、云南大清银行监督、云南矿物局会办。辛亥后,蔡锷聘为咨议。1912年春,入都清理“大清积案”,后回乡。
余晋芳聪慧机敏,博学多才。所著有《春晖堂文略》、《高吟馆诗存》、《医学初阶》等。他特别长于编纂史考。清末,部中档案积 200余年,他受命编案,颇称精核。
我曾保存一张颇带暗黄色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中二十余人。以旧黄鹤楼为背景,或坐或立,男女老少井然有序,居中端坐一位白发长须、长袍马褂的长者,这就是我的姑曾祖父余晋芳翰林。从衣着、发饰上看,照片摄于辛亥革命之后。
家父吴楚瑛先生曾多次叮嘱我:照片极为珍贵,不得遗失。可惜事与愿违,它与我家珍藏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典籍在“文革”中均付之一炬,余晋芳的诗文、手稿、印章、楹联等文物焚烧殆尽,照片也一毁无余。
余晋芳的珍闻逸事、史实掌故颇丰,尽我所知,录其一二,让我们在一代儒人的足迹中得到一点历史的启迪。
一、翰林拜年,天摇地动
1913年正月初二的早晨,一轮红日从白鸭山上冉冉升起。迎河集和吴家泗垸正处于春节拜年的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平日难得走出闺房的年轻姑娘和媳妇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徜徉在去亲戚家拜年的道路上、河堤旁。年轻的小子们更不甘寂寞,抢着打六圆秋、举磙子、玩采莲船、耍滚龙、玩狮子。锣鼓声此起彼伏,鞭炮声连绵不断。
正在此时,白果冯头垸那个方向传来一阵紧一阵的报锣声,吆喝声。人们立即停下手中的玩艺儿,用惊疑的眼光注视着从东南方向走过来的人群。只见一乘八人大桥抬着一位官员走了过来。
吴家泗垸的户长、房长,迎集街的集长等一干绅士们不约而同地毕恭毕敬地齐集路旁迎候。
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只有抬轿子的“吱呀”声很有节奏地往前进行着。一位白发老太婆颤巍巍地告诫着自已的小孙子:“快别动,余翰林来了。”
轿子到了迎集街头的前头棚。此时大地忽地一下振动,轿子歪了,拥挤的人群哗地一下倒了,街头池塘里本来平静如镜的碧水掀起了巨浪,大小鱼儿窜出水面蹦跳不已,树上的鸟儿离开树枝飞向天空。本已回避了的姑娘媳妇们也顾不得抛头露面,忽地一下慌忙离开尘土直落摇摇晃晃的房屋涌向场院、道旁。
轿子着地,轿夫垂立两旁,吓得面如土色。
轿子门帘一掀,余翰林身着大红披风,头戴翰林制帽,足登粉底官靴,从容镇定地走出了轿子。略一定神,举起双手向迎候的人群拱了拱,高声说:“乡亲们!恭喜 !大家不必惊慌,刚才这是地震。余某在这里顺便向诸位拜年、问候!”说完又连连拱手,向人们致意。
人群中一片欢腾、惊诧 :“翰林拜年,天摇地动。啧!啧啧!”“哎呀!钦点翰林,皇恩浩荡,了不起 !”“官可大哩!户部主事!”赞叹之声,不绝于耳。老年人忙拱手不迭,小子们也纷纷下拜。
我的曾祖父家琦、家瑀、家珍、家琛兄弟四人,我的祖父振爃、振焌、振煌、振耀、振灯、振辉、振炳,振昆、振岭、振曦兄弟十人急忙抢步向前迎接。
余翰林见人群中仍有惊慌之色,情不自禁地连连拱手说:“诸位请起,切莫惊慌。这是地震,偶然巧合。与余某来拜年毫不相涉。 ”
这时,我家厅屋前(此屋现由焌公后人思宝居住)鞭炮齐鸣,翰林在乡里士绅和家琦公的簇拥下走进了厅屋。
我的高祖父、其桂公(国学生)高祖母(罗氏)也为这位衣锦还乡的女婿来拜年而春风满面地在堂前的太师椅前站起来迎接。
二、姑表联姻寄人篱下
清廷腐败,国势日颓,天灾战祸,饿殍遍野。农村中的中小地主也纷纷破产,灾难深重的农民更是苦不堪言。
余晋芳家居冯头垸,是我太高祖父旭公(副贡生)的嫡亲外孙。我高祖父其桂公又以长女与其联姻。眼看冯头垸家道中落,以致四日八餐难以为继。其时我的叔高祖父其沅公(邑增生,号芷生,永旭公长子)正在吴氏祠堂内设馆课读族下子孙,我太高祖父永旭公即令其在家附读,既解决了每日三餐的现实问题,又可免于困贫辍学。
这可从光绪二十九年续的《吴氏宗谱》内余晋芳为其外祖父永旭公和其舅父其沅公撰写的传记中窥其一斑:
余晋芳十四受业于舅父吴芷生先生之门下。先生教人,口讲指画,必期于领悟而后已,迄十余年不少懈。晋芳至今得有一知半解,皆赖先生。先生之学,则源于外王父(即外祖公,作者注)凤苞公也。按状(作者注:即永旭公)公讳彰彩,字凤苞,行二。于学无所不窥。言动必循礼法。少时家道殷实,公恂恂若寒素。图书之外,一无嗜好。道光时以经古受知于督学方公。科举试辄冠曹,偶旋读书鄂坦,一时知名士皆慕于公交。顾屡膺乡试不得解。晚遂绝意进取,援例为副贡生。家居教子课孙,推财让产。一门之内,怡怡肃肃。人以为有汉石崇、唐张艺之风焉!生平推诚待人,好奖掖后进。见人一善,赞之不绝口。谈道讲艺,批隙导窾,终日娓娓无倦容。凡亲眷子弟来谒时,无不存严惮心。坐听既久,则又依依不忍去。盖真气之足以感人也。公既经明行修,尤善草隶,汉唐以来金石碑版,多能详其缘起,著述经乱多散佚,存者仅《分类格言》、《文学启蒙》若干卷待梓。公生于嘉庆壬申年正月十九日未时,殁于光绪四年戊寅十一月初十辰时。
“配黄太孺人,能以勤俭佐公。子即舅父芷生先生,邑增生。屡膺房荐。孙家梅、家松、家荣、家祯。家梅,廪膳生。皆能守公家学,以文章有声于时。妣生于……殁于……合葬。
钦点翰林院分户部主事
外孙余晋芳顿首谨撰”
此时,他饱尝吴姓族人、富绅子弟之歧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促使其发愤求学至彻夜不眠。凡同窗学友中偷鸡摸狗、不求上进者无不侧目视之,或怒目对之,屡欲驱之而后快。但由于其外祖父永旭公的支持,其舅父芷生公作为塾师多方奖掖,肇事者也无从得逞。
面对家衰国破的艰辛,少年气盛的晋芳已在逐步形成其特有的性格——蕴藉温和,不露机锋,埋头故纸堆中,苦钻八股文,力求进取。
在同一谱内,他为其舅父兼岳父其桂公撰写的传记里这样写着:
“其桂公,(国学生)字馥臣,行三,少读书,通大经、以食指繁,遂学贸,偏历荆襄江右间。归移居近市经纪。益饶性孝友,事太儒人中衣厕酺之役,敬谨无懈,数十年如一日。兄弟至老相爱。有匮乏者时资助之。殁于光绪壬辰二月二十八,春秋六十有八。配罗母生道光乙未六月十九日,现年六十九岁。
婿余晋芳谨撰”
“有匮乏者时资助之”——这其中也包括了晋芳本人及其家中老母,个中甘苦,自不待言。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腊月二十四,冯头垸村头传来两声微弱的犬吠,晋芳正侍奉母亲喝药。大门忽然推开,永旭公家的长工老林挑着一担过年货,其桂公家的长工老腾挑着一担松树杈走了进来。
余晋芳招呼两位长工后说 :“我早已对舅父、家公说过,生平不食‘嗟来之食’,麻烦你们还是挑了转去吧!”老腾笑着说 :“相公,你就高抬贵手收下吧 !我俩挑来已经气喘吁吁,哪还有劲挑得回去呢 ?”
晋芳苦着脸说 :“你们救了我一家,你们能救得了迎集街头的那么多的乞丐吗?况且我家米缸里熬稀饭的米还是有的。”老林也接着说:“老太爷大慈大悲,今年的租子已由三、七交改为四、六交了,昨天还接济了好几家过年揭不开锅盖的呢 !”
这时,房里传来他母亲的断喝声 :“芳儿,不得无理!快打发两位走吧!叫老腾老林向太公、太婆和舅父、舅母们请安。”
老腾转向房门里,说 :“老太夫人还传下话,请夫人和相公在腊月二十八去吴家泗垸团年。”余晋芳接着说 :“我母亲有病,恐怕去不成了,到时候我一个人去吧 l”
十余年后,余晋芳进京赶考,被钦点翰林院分户部主事,报子锣打至冯头垸,吵着闹着要报子锣钱,硬赖着不走。消息传到吴家泗垸,也是其舅父、岳父送银子去开销了事。
所以至今人们不无感慨地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真乃古已有之!
三、反正前后殷望弥深
武昌首义的枪声,惊醒了沉睡中的亚洲东方的雄狮——华夏,也使仕途坎坷中的余晋芳得到了一线希望。
宣统元年,我家在沙市开的恒春茂花布行因钞庄的钞票倒了而随之倒闭,并欠下了好大一笔债务。我的曾祖父家琦公和舅太公方先生沿途讨米回家。舅太眼睛哭瞎,家琦公也成了疯子。田产抵了债,家中应有尽有,典光卖尽。我祖父弟兄十人,讨米的讨米,帮工的去帮工,仅只二伯祖父、四伯祖父文化较高,给人家当了管帐先生。我的祖父振曦公,行十,最小,讨米、卖油条、学蔑匠、打洋铁,仍然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无奈,弟兄十人先后赶到云南余晋芳的任所,请求姑父找差事,混饭吃。
政局激剧动荡,云南反清情绪犹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余晋芳“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帮这些内侄们去忙乎了一阵子。但终于作出决定:一纸书札,弟兄们十个全部送到了武昌新军营,参加辛亥革命。但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一年,有的半载,大都退了下来。只有我的八伯祖父振灯公在新军中一直干至团总之职,并在汀泗桥战役中壮烈牺牲。
余晋芳为其写的祭文悲痛欲绝,催人泪下,脍炙人口,传诵一时,可惜原稿散佚无存,仅记得他写的挽联:
振军威,乃姑难入梦;登旅次,尔父远招魂。
没有用典,没有矫揉造作,直抒胸臆,既有褒掖其英勇善战,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又有对烈士亲属的慰勉。作为清廷的一位官员,一位名实相符的遗老,对革命,对烈士能有此襟怀,有此义举,有此哀婉、愤慨交加的悼念,实实在在是难能可贵的。与那些抱残守缺、顽固不化、时刻企图恢复帝制如张勋之流的冬烘头脑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家父吴楚瑛先生在北伐时期已是一位英俊少年,随之住在武昌黄鹤楼附近的私宅之中,民国十四年余晋芳任麻城劝学所长兼校长时,又随至麻城就读,常常为姑祖父铺纸研墨,拿烟倒茶,亲聆其教。北洋军阀袁英部窜至麻城,校舍捣毁尽烬。余晋芳回至冯头垸避乱,临行书一联赠给家父:
鹰隼入云睐所向,骅骝得路慎于平。
“睐所向”“慎于平”真是至理名言。即使时处今日,作为后人的我们,能不细味其做人行事的真谛?同时,这两句又何尝不是余晋芳本人的自我概括和总结?
对辛亥革命抱着莫大希望的余晋芳到了此时,更是忧于衷,而发之于外。国外列强虎视眈眈,国内军阀割据,战祸连绵不断。中国向何处去,在余晋芳的晚境心目中,仍是一个谜团。他曾为一个下野军官草书一联:
英雄未必难成佛,隐士何尝不爱名。
言下之意,还是希望那热衷于打内战的“英雄好汉”们以生灵为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自命清高的隐士们迅速丢掉幻想,投身到拯救中华民族的洪流中来。但这也是一种哀叹和无可奈何的表白。
此类楹联,流传桑梓甚多,民间常视为“墨宝”珍藏,不愿示人。至今不知所剩有几?
我的曾姑祖母也是一位颇通经史,尤善书法的贤淑老太孺人。在余晋芳 1925年任麻城劝学所长和 1934年应邀回县总纂《麻城县志》期间,求字之人甚众。作为其贤内助,为之代笔(笔迹近似,落款仍是余晋芳)亦甚多。故今日收藏余晋芳之墨宝者,微有传言,认为余字赝品特多。这恐怕是与我这位姑曾祖母爱惜夫君,为夫代劳分忧有关。
四、知识渊博尤长史志
1934年,余晋芳受到麻城县各士绅之邀请,特别是得到在庐山隐居的严重的大力合作和支持,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回县总纂《麻城县志》。
北伐时战功显赫的二十一师师长严重,此时以年富力强四十二岁的年龄与余晋芳成为莫逆之交,旨趣相投,有时形影不离。据当时跟随余晋芳左右的家父吴楚瑛先生说:“严师长与姑爹有时彻夜长谈,鸡叫头遍才‘消夜’假寐。‘9.18’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姑爹亲送严重赴上海营救,还设宴为严重洗尘饯行。宴席上,余晋芳还大骂蒋介石‘不是东西’”。
家父吴楚瑛先生曾多次教育我和小妹吴树芬、妹夫范志斌说:“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读古代史不如读现代史,读全国史不如读地方志。知今不知古,失诸陋;知古不知今,失诸碍。有机会你们一定要读一读县志,其中有姑太的心血,有前人的血和泪。
读史可以长志气,读史可以硬骨气,可以学会做人,做一个有益于故土的志士仁人。”据家父说,《麻城县志》的编纂,其主旨是欲启迪桑梓后起之秀,能有所作为。当然余晋芳在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大前提下,其中也有不少的地方受到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立场的制约,他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之路。作为一代儒人,在他的足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余晋芳的一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直到他的最后一息。
《麻城县志》,以光绪八年的《麻城县志》为蓝本,前后分编。《前编》断限于 1911年(辛亥),《后编》起于武昌起义,讫于 1934年。
余晋芳不仅亲自审核全部书稿,还担任例言、序言及疆域等章的撰写和全书的校勘。
经一冬一春的奋战,成书 16本,32卷。1935年出版,据家父吴楚瑛先生说,余做事一丝不苟,以治学严谨著称。一次夜深人静,当家父为其泡上一壶新茶、递上水烟壶之时,发现一篇印证材料有误,余晋芳茶不喝、烟不吸,命家父在其身后打扇,一直翻阅宗卷到凌晨。事情稍有眉目,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才叫家父递上茶来,可是茶早已凉了。
嗣后,年事日高,贫病交加之中,靠写几个字补贴家用。最后,日寇大举进攻,而对国家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忧心如焚,沉疴日积。病榻前对探问的亲友询问时局的变化。时而吟诵岳武穆、陆放翁的爱国诗词以抒发其胸中的积郁,时而仰面长叹:“天亡我乎?何如得了!”1938年,在极端忧郁之中病逝,终年七十七岁。
纵观余晋芳的一生,出身寒门,深谙人间疾苦;仕途坎坷,从来两袖清风;著书编志,企望桑梓有幸;教书应诊,穷愁潦倒而终。一代儒人,身跨两个世纪;上下求索,何如渺渺茫茫。余翰林在天之灵如若有知,回头再看看今日之麻城,恐怕要挥毫疾书:“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了!

后 记

由于麻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支持,经过广大文友四年来的团结协作,积极撰搞,《麻城文化丛书》终于面世了!2012年年底,在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育局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的通力合作和我市四家知名企业的赞助下,《麻城文化丛书》前三卷印行了。之后,编委会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 2014年年底,丛书的后五卷编写成功,由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以内部资料印行数百册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经过慎重的斟酌取舍,决定将八卷本缩编为现在的七卷本,对丛书的编目有较大的调整,让文稿各归其位,更加合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再版。按照最初本丛书编辑“三步走”的设计,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并未完结,还要由我们智慧的后起之秀精雕细刻,斟酌完善,最终把这套丛书打造成乡土教材、传世读本。
首先谈谈主编编辑理念:历史眼光,现实,包容,见贤思齐。历史眼光就是要反映麻城有代表性的、真实的历史文化。现实,就是立足于麻城现有的文化人的集体参与和集体智慧,尽最大的努力把丛书编好。包容,简言之是要容纳与主编不同见解的见解,不能一花独放,而要百花齐放。所谓见贤思齐,就是能者为师,本丛书的主编要海纳百川,从善如流,集合大家的长处,力戒自以为是,多想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知人之明。
《麻城文化丛书》应有文化价值标准,也就是评价这套丛书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既要有在文脉中的价值,也要有创造性的价值。最权威的评判是时间老人和读者上帝,无论这两位权威的评论是刺耳的批评还是吝啬的赞扬,编者只能洗耳恭听和虚心接受。
编者想要说明的是编辑原则。
首先还是政治原则,用时兴的话就是“传播正能量。”大而言之是不能违背宪法,不能有悖于党的宗旨,引导读者向上、向善等等。好在本丛书主编、副主编、文稿作者都是认真负责的。“传播正能量”,引导读者向上向善是本丛书的宗旨和出发点,还有中国文史出版社最后把关,应该出不了问题。
二是麻城史实的准确性问题。多部旧县志所载麻城史实既有互相矛盾之处,又有明显不合常理之处,还有研究者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之处,对史实的采信就成了检验编者眼力学识的一道难题。编者既不能以学识有限的托词认同不负责任的文稿,又不能专横武断地“枪毙”有价值有特色又有不足的文稿,因此,既要讲“包容”又不能放任,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求同存异。因此,编者自订了几条编辑原则。
麻城史实的采信,应以《麻城市志》为准。这是基于相对真理总是不断向绝对真理过渡靠拢,人们的认识是有过程的永无穷尽的。市志办是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麻城市志》有一套分析筛选程序,应视为权威发布。个人的研究成果即使自认很有道理,如与《麻城市志》的说法有矛盾时,可汲收其合理部分,但仍应以市志办的结论为准。如果不前置“以《麻城市志》为准”这一原则,将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状态,丛书的编辑工作势必无法进行。对旧志互相矛盾、明显不合情理、市志办不及认定的史实,用加“编者按”的方法予以澄清。如“龟峰摩崖诗”的作者多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有其他几种说法,均不合情理。故在《编者按》中指出:“以寺号能仁天子封”句推断,应是“能仁寺”建成后某位诗人所作。又如旧志记者载了两个阎伯屿。乾隆六十年版 129页记为“唐阎伯屿,户部侍郎。”康熙、光绪版记为“阎伯屿,阎家河人,唐进士,官洪州都督。”比较而言,后者较为可信,这是因为后一个阎伯屿与《滕王阁序》扯上了关系,且见于《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等多种较权威的书籍。基于这一认识,编者加“编者按”将江乐山《唯才是举的好官—麻城志书上第一进士阎伯屿》编入《麻城名胜暨旧事》一书中。
对文稿作者自认很有把握的内容见解,编者不能完全认同又难以割爱的文稿,也以加“编者按”各抒已见的方法。这是基于作者和编者都不是完人,二者不是从属关系,是互有短长,平等合作的关系。正确与否要由时间老人读者上帝评判,正确者不全是胜利者,不太正确者绝非失败者,都是真理的探索者。以上认识可理解为注释“包容”的初级版本。如编者在处理郑重建的“苏东坡与陈季常”一文中,郑文引用临川才子谢无逸词“江城子”是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说临川谢无逸过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疾书有“杏花村馆酒旗飘”句的《江城子》一阕于壁。后过者抄誊,必索笔于馆卒……(馆卒不胜其烦),因为泥涂之。然而近来有人著文考证:谢无逸穷愁潦倒,终生未出临川。完全推翻了郑说。编者以为二说都属一家之言,应取二说并存较为公允,加编者按表明了态度。又如刘宏文章《<金瓶梅 >书成麻城》,作者多方求证,言之凿凿,但缺乏几乎搜寻不到的直接证据,尚未形成刑侦学意义上的“证据链”,建议作者通融一下,改为“或成于麻城”,不被采纳。编者只好各说各词:若退一步说该书或成于麻城,似乎更为妥当。我以为这种做法相互包容互相尊重,不影响文稿的刊用,应属可取。
对诸部旧县志或载或不载的一些说法,如唐太宗李世民、诗仙李白、魏武曹操曾亲临麻城并赋诗,还有晋名医王叔和墓、抗金民族英雄牛皋墓等在麻城找不到依据和难以认定的说辞,编者本应取“熟视无睹,不置一辞”的“绕道走”法。然而有时绕不过去。如《毛玠来麻城定居的前前后后》作者之一的毛茂楠,此前据家乘著有《毛玠传记》,明明白白的记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回军邺城的路上,行至西陵(今麻城)境内,人困马乏。“曹操传令大军休整三日”,说明曹操的确到过麻城。作者只是就事论事,行文自然,没有夸耀的意思。综观旧时编《麻城县志》的人士,绝大多数是严肃认真的,但也不排除“好心文人”拉大旗作虎皮牵扯大名人为家乡增色的可能。麻城历史是麻城人自己书写的,我们当然希望大名人垂青麻城,但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想当然,编者必须恪守“言必有据”的底线。何况麻城是中国的一个县份,说到曹操来过麻城,那也是路过很平常的一件事,无须大做文章,更不必争出个水落石头现。若某位作者在某篇有价值的文章中要涉及难以认定的史实,编者只好加上“相传”二字。所谓“相传”,就是有可能发生有可能没有发生。这类事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对《麻城文化丛书》文稿的质量追求及其它。丛书的内容大体分为文化文史两部分。但这两部分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丛书文稿不同于文史资料,应力求具有文采。这是因为文史资料定位于资料的准确性,对文采不作苛求。而丛书文稿除了传播知识外,还应具备欣赏功能。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蚕吃桑叶而吐丝,后以蚕丝织成锦衣,“资料”好比理好的蚕丝,而文章则要求是锦衣,富于文采的文章便是鲜艳夺目的锦衣。若心中无此目标,丛书的编辑就可能停留在说清楚了事的档次上,调动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编者主张《麻城文化丛书》的编辑分三步走,既非首创,也不是别出心裁,而是出版界普遍认可出精品图书的必要过程和一般规律。这是因为打造精品书籍少不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这样一个过程。编者和作者再聪明再能干,只是个小圈子,千万不要忘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画匠不如瞄匠高”等谚语俗语的真理性和哲理性。所谓集思广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浩大工程的参与者中只有六位文科高级职称的文人,虽然不可妄自菲薄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但万不可自视甚高,自谦一点有百利而无一害。
尽管我们对史实的真伪,文稿的选用取舍,乃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的正确、准确与否,错别字的纠正等费尽了心力,终因专业人手太少,水平有限,错谬之处的改正,只有寄希望于智慧的后起之秀了。
《麻城文化丛书》能够顺利出版,还要得益于本丛书的顾问——麻城籍老领导毕志伦、市委书记杨遥和市长蔡绪安、市政协主席戴福生,以及深情关心此书的程远忠、鲁功亮等诸多人士;早在丛书前三卷筹印时,杨遥书记、蔡绪安市长分别作出了“发掘优秀历史文化,助推文化麻城建设”和“实施文化兴市战略,促进麻城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麻城大地留下殷殷之望、绵绵之意;市档案局为丛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档案资料,他们还表示要为丛书续编竭尽全力搜集整理资料,以便不断完善这一传世读本。
编 者
                                    2015年 6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城明清科举人物 /金仕善主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15.12 (麻城历史丛书) ISBN 978-7-5034-6666-3
Ⅰ . ①麻… Ⅱ . ①金… Ⅲ . ①进士-生平事迹-麻城市-清代 Ⅳ .
① 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5)第 195116号
图书策划: 方云虎
责任编辑: 窦忠如 方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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