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近现代人物—麻城文化丛书

发起

中共麻城市委宣传部

麻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

参与编辑

麻城市文化局

麻城市教育局

麻城市财政局

麻城市档案局

顾问 ：毕志伦、杨遥、蔡绪安、戴福生

总策划 ：程远忠邱胜平（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刘德才、冯浩、金仕善、鲁功亮

策划：（按姓氏笔划为序）孙谋安、周汝奎、张星、张云飞、张正耀、胡胜能、程中才、鲍斌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王红灯、毛正秋、江乐山、刘宏、李敏、金木、金仕、善祝汉蛟、郑重建、屈苇滨、程中才、缪益鹏

主编 ： 金仕善

副主编 ： 屈苇滨

责任编辑 ：冷雁晖

封面设计 ：傅可庆、袁青青

责任校对： 金仕善、冷雁晖

    前言

   前几年，我们在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援助的优秀贫寒学子的互动交流中，发现绝大多数同学把目标锁定在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方面，读书只是为了应试，忽视了知识的广博性和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在更深入的交谈中，还发现他们对家乡麻城的人文历史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类似情况在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我们知道，同百善孝为先一样，爱祖国必须爱家乡，爱家乡必须了解家乡，不能设想一个有作为的仁人志士缺乏故乡情结，所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萌生了编一套介绍麻城人文历史、风光名胜的读物。这套读物要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让学子们爱读爱看，培养他们热爱家乡，进而热爱祖国的情怀。并且设想这套丛书的编辑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草创阶段，在言必有据，符合历史真实、文化真实的前提下，不追求尽善尽美，先搞出一个样本来；第二步，广泛征求意见，发现不足，遵循简—繁—简的规律，拾遗补缺，删繁就简，修订再版；第三步，由我们智慧的后起之秀精雕细刻，斟酌完善，最终把这套丛书打造成乡土教材、传世读本。在 2012年市迎春茶话会上，我们介绍了上述想法和打算，与会者反应热烈，出席茶话会的市“四大家”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随后，丛书的领导、编写班子建立起来了，广大文化人士热情高涨，纷纷撰稿。在众多麻城新老领导干部的倡导、关怀下，当年年底，丛书前三卷编讫并付印。随后，我们又紧锣密豉，组织广大文友撰稿，终于在2014年底前完成了丛书后五卷撰写粗编工作，由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将文稿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出来，供进一步修改完善之用。在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按照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将《麻城好人》一书中的大多数文稿，并入《麻城名胜暨旧事》、《麻城近现代人物》二书中，将八卷本缩编成七卷本。

    这里要特别感谢积极为本丛书撰稿的作者，他们奉献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对麻城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和研究成果，是他们挖掘整理出“古柏举战场 /今枢纽通城 /花县故都 /移民圣地 /李贽著书讲学 /书院《春秋》育才 /明代进士县 /当代将军乡以及魏尚书左仆射毛玠择居花桥河 /宋文豪苏轼杏花村访友 /‘公安三袁’回故里谒师 /汤显祖、冯梦龙来麻城会友”等等一丛丛火树银花，使这套丛书得以面世。

编者2015年 6月

序

程远忠

一

2012年年初，金仕善老师告诉我，计划由麻城市政协、市委宣传部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策划发起，并联合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市文化局、市教育局等部门共同编辑出版《麻城文化丛书》，旨在通过挖掘、整理、记录麻城的历史文化，介绍麻城各个时期的杰出人物、重大事件、山川形胜等方方面面，形成一套系统、权威、经典的市民读本，作为麻城市民特别是麻城子弟了解麻城人文历史、激发其爱家乡爱祖国情怀的乡土教材，同时也算是贯彻麻城“文化立市”战略的一项举措。这无疑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有幸躬逢其盛并为之尽一份力，既是促进会的宗旨所在，也是令我倍感兴奋与自豪的人生幸事。金仕善老师并嘱我为《丛书》作序，令我惶恐万分而一再推谢以至有不敬之嫌，不得已而至勉为其难。

千百年来，麻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涌现出许多各领风骚的杰出人物，也发生过不少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既有风和日丽的名士风流，也有腥风血雨的壮士悲歌；既有先行者孤独而凄怆的身影，也有受难者沉重而杂乱的脚印……这一切不仅共同构成了麻城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麻城文化丛书》要将这千百年来沉淀的历史记忆挖掘和整理出来，其工作之浩繁，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所幸有麻城各领导部门特别是领导者们的远见卓识作为指引，有以金仕善老师为首的一群智者的辛勤耕耘，这项造福子孙的“世纪性工程”启动不到一年，就已结出丰硕成果！对于他们所付出的心血以及所创造的惊人效率，我除了由衷的感动与敬佩，就只剩下喝彩了！

二

之所以说《麻城文化丛书》是一项造福子孙的“世纪性工程”，不仅在于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更在于它对于教育当代和后世麻城子弟的意义。麻城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所有麻城人的精神财富，是滋润着一代代麻城子弟的精神营养。从个体精神发育的历史看，麻城的历史文化，包括风土人情以至于山川风物，对于每一位麻城人的精神发育和成长都有着母乳般不可替代的滋养作用，是我们人格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滴“乳汁”。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成为我们反复轮回的梦境，成为我们一辈子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故乡给予游子的那一份慰藉，永远如同母亲的怀抱那样温暖而可靠。

生长在文化荒漠的时代，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麻城的历史人文大都知之甚少。记得 20世纪 80年代初我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领导和同事们问起我的家乡，一说到麻城，大都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大革命时期的“黄麻起义”，是出将军的地方；一个是 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三万六千斤”。不是“大革命”就是“大跃进”，麻城的“出名”好像总是和政治运动分不开。议论者先恭后倨的态度和毁誉参半的表情，每每让我感到内心的刺痛！

前几年我在青海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基地时，惊喜地发现“两弹一星”的十大功勋科学家里竟然也有一位麻城人！他就是彭桓武，归国前已是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青年物理学家，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毅然回国，为中国的“两弹一星”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与才华。他归国时有一句名言：“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去才需要理由！”这是多么朴实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站在他的巨幅照片前，我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犹如灵魂深处引发了一次核爆！早已不再年轻的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当时就默默许下一个心愿：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在麻城为他立一座雕像，并把他的这句名言镌刻在雕像的基座上，以他伟大的爱国情怀昭示和激励所有后世的麻城子弟！……我高兴地看到《麻城文化丛书》第二卷已经收录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的事迹，我的这份心愿也算是部分地实现了。我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会有许许多多如彭桓武先生一样的麻城杰出人物走进我们的视野，照亮我们的灵魂深处，让我们每一位后来者从他们那里汲取人生的营养和生命的力量。

三

《麻城文化丛书》既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自然要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作为记录麻城历史文化的丛书，虽不同于治史，不需要史学一样的体例结构，却同样需要有与治史一样的严谨态度和史学家一样的深邃眼光。无论是题材的选取、资料的搜集还是主题的挖掘与重心的把握，都需要有史学一样的高度，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影响后世的传世之作。

说到治史，有一位叫威廉·T·罗威的美国学者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 )写了一部研究麻城历史的书，叫《红雨——一个中国县域 700年的暴力史》，书中剖析了麻城从元朝到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连绵暴力史，以人类学的视野，从地理环境、气候、族群关系、社会治理结构、心理特点等方面分析了麻城人“暴力”、“尚武”、“好斗”的原因。我个人以为，威廉教授割裂中国历史变迁和社会动荡的大背景，孤立地研究麻城的所谓“暴力史”，显然有失偏颇。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到解放战争的百余年间，整个中国一直浸泡在外族入侵、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腥风血雨之中，所谓“暴力史”实际上是饱受欺凌和压迫的中国老百姓与志士仁人以暴抗暴的历史，而绝不只是麻城的“暴力史”。如果说这些以暴抗暴的历史和事件更集中地发生在麻城，那也只能说明麻城老百姓所遭受的压迫更重，激起的反抗更强烈，也由此铸就了麻城人更富有血性的个性。

以我自己几十年足迹所至的社会观察和比较，单就民风而言，麻城虽然不是民风如何淳朴的世外桃源，但也还够不上民风刁悍的程度。麻城人的传统是尊师重教，讲究长幼尊卑，注重礼尚往来，重农轻商，恋土以及穷要面子（饿死也不愿出去讨饭）等等，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和特征，看不出任何暴力的倾向。假如遵从儒家传统的麻城人不幸在某些历史时刻成了以暴抗暴的“暴民”，那首先应当归罪于统治者的暴政！

所幸那些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时代早已远去；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即便是作为历史的记忆，恐怕也是模糊而飘忽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这个时代需要有知识、有专业技能、有全球视野的建设者，而不再是以暴抗暴的革命者。即便由于历史的屈辱和苦难的记忆，我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几分仇恨抑或是暴戾之气，那也将成为我们和平崛起道路上的绊脚石。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历史的苦难，牢记或者重温历史的苦难是为那些苦难的历史不再重演！我想这也正是《麻城文化丛书》的策划者和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编委们寄希望于每一个麻城子弟的。

四

清朝乾隆时期的麻城县令姜廷铭曾经这样叙述麻城：“麻城为楚北名区，山水秀丽，人文蔚起。古称‘光黄间多异人’，即其地也。”这个“光黄间多异人”是大文豪苏轼说的。苏轼一言，给了麻城两个文化符号：一个是地域符号——“光黄间”，一个是人文符号——“多异人”。所谓“光黄间”，就是光州与黄州之间，就是麻城。所谓“多异人”，就是多志趣高雅、文采出众、才能卓越、特立独行的人，如哲人李贽、隐士陈季常、县令张毅之属。

历史证明，麻城当得起“楚北名区”的称号，正如本丛书编者概括的“古柏举战场 /今枢纽通城 /花县故都 /移民圣地 /李贽著书讲学 /书院《春秋》育才 /明代进士县 /当代将军乡”为标志的麻城历史文化。远古的事无法考证，自明朝以来，的确是“人文蔚起”，明清两朝，麻城考中举人 513人、武举人 104人，进士 147人、武进士 30人，创造了科举考试的奇迹。科举的成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使麻城长期居于文化发展领先的地位。还有移民文化。在元末明初开始的移民浪潮中，麻城是“江西填湖广”的主要目的地，同时又是“湖广填四川”的主要发源地，成了两大移民运动的“中转站”，形成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麻城孝感乡现象”。这种“中转站”的功能，在全国八大移民圣地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移民运动推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人口质量的优化，延伸了麻城与外部的社会联系。还有红色文化。麻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黄麻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八军诞生的摇篮，是王树声、许世友、陈再道等 3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的故乡。麻城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是一片浸润着烈士鲜血的红土地。

这些文化元素构成了麻城文化的宝藏。

近十年来，随着麻城交通枢纽城市地位的逐步形成，麻城的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的“硬实力”逐步显现。作为一个长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我为家乡的发展成果倍感自豪！同时，以我自身的理解和体会，我认为经济硬实力需要文化“软实力”作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可发持续发展，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等各个领域、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最近，中共麻城市委提出了建设“绿色麻城、实力麻城、文化麻城、效能麻城、幸福麻城”的倡议。这个倡议提得好，充分体现了麻城的发展优势和麻城百万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这“五个麻城”中，“绿色”是方式，“实力”是核心，“文化”是抓手，“效能”是保证，“幸福”是目标。所以我认为，建设“五个麻城”，还是要从文化建设入手。

编辑出版《麻城文化丛书》，是塑造“文化麻城”的有益实践。这么一件文化盛事，麻城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能参与其中，我个人能尽一点绵薄之力，这是我会同仁共同努力工作的结果，是我个人的荣幸！我期待这项造福麻城的文化工程顺利实施，如期圆满完成。

2014年 10月

（作者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公共采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创办人）

编辑说明

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近代”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止于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前；“现代”起于 1919年的“五四运动”，止于 1949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便称作“当代”。但从一般的词义意义上讲，“现代”是人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当代”是当前的时代，所以现代是可以包含着当代的。本卷所记录的人物，就其平生主要事迹而言，最早的参与维新变法或“辛亥革命”，最晚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改革开放。为叙述的流畅，我们称其为“近现代人物”。

麻城近现代人物众多。凡未涉及变法与革命的晚清官员，其事迹突出者，将编入《麻城明清科举人物》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们将用专辑推出。歧亭王操如是早期中共党员，北伐名将，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副师长职牺牲于北伐战场，牺牲时领少将军衔，牺牲后追赠中将军衔。以他的事迹和影响，我们完全应该为他立传，但苦于资料缺乏，难于成篇。在此寄希望于后来之有志于斯者！

书中人物，夏斗寅、钟韶、詹剑峰等是曾与共产党为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他们，我们力图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地记录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妄评其功过是非。游书臣、傅兴贵、龚安柏、林世猛，他们是农民出身，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但他们的人生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且都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用历史的眼光看，他们也堪称“人物”。王圆箓，一个形容猥琐且目不识丁的农民加道士，实在算不上一个“人物”。但他发现了莫高窟，损坏了莫高窟，又保护了莫高窟。他的名字与莫高窟连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说，他也算得上一个“人物”。

编者2015年 6月

目录

017 夏映钧与天福泰高腔大戏班..............缪益鹏

025 敦煌与麻城人王圆箓....................傅光明

035 共和宪政的殉道者屈子厚................屈苇滨

045 余祖言传略.....................余品安余品绶

057 民国政要周汝冀........................周汝成

060 民国时期湖北省第二届议会议长屈佩兰....屈正修

066 麻城初级中学教育的奠基人汪子弼 .......李敏

070 辛亥革命志士周维桢....................周汝成

077 余诚革命事略...................余佩鸿余品绶

094 夏斗寅的传奇人生......................屈苇滨

111 清廉耿介严立三........................金仕善

130 李柱中：从将军到校长的人生轨迹........郑重建

140 一代儒医胡衡甫........................胡勇

150 民国县长钟韶与詹剑峰..................李敏

155 麻城乡贤吴伯厚........................吴晚芳

160 大革命时期麻城著名的四烈士............曾锋

169 “泥腿子”县长游书臣...................李敏

180 农民诗人陈道信..................林明康熊宏友

186 两弹一星功臣彭桓武.....................杨恩义

204 红军老战士傅兴贵.........金仕善熊文祥丁永淮

220 传奇农民龚安柏...........郑重建周汝茂熊明修

274 棉花“营养钵”的发明者林世猛....江乐山周汝成

281 平民县长郑贤文...........钟式金金仕善郑良友

298 后记...................................编者

夏映均与天福泰高腔大戏班

缪益鹏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后，外国侵略者利用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疯狂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倾销鸦片和掠夺资源，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制逐步解体，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中国，地方戏曲却五彩缤纷，一些民间艺人利用戏曲的形式对国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怀旧、反思、抗争、呐喊，于是，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鄂东乡绅夏映均所创建的“天福泰高腔大戏班”，就是当时崛起的中国民间地方戏曲的优秀团队之一。

夏映均，湖北省麻城市盐田河镇肖家山人。生于清乾隆 53年，即公元 1789年，卒于同治 2年，即公元 1864年，享年 75岁，在肖家山这支夏氏族谱里是十九世孙。夏映均的爷爷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到了父亲这代，凭着个人的勤劳，置了些土地，做些小本生意，像模像样地成为当地的一个小财主了。到了夏映均这一代，由于有父亲创的那份家业作基础，再加之夏映均本人的聪明才智，添置了更多的土地，从肖家山到黄州府沿途都有他家的庄屋，到粮食收割的季节，这些庄屋便是他收租收课的地方了。肖家山地处巴水和举水的分水岭，向南是巴水，向北是举水，夏映均充分利用巴水、举水两大水系交通的便利条件，做起了丝绸、药材、木料、山货生意，分别在武汉、杭州、北京、南京开有店铺。道光 15年，46岁的夏映均将生意交给族人打理，自已回到老家肖家山，环山抱水修建庄园一座，意在落叶归根，日后颐养天年。1840年，因一个偶然事件，夏映均卖掉良田百亩，赌气组建“天福泰高腔大戏班”，没想到这个赌气建成的“天福泰高腔大戏班”日后唱红了三省七十二县，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

1840年春季的一天，夏映均到巴河看望朋友，路过罗田项家河的时候，正遇上项家河唱大戏。当地乡绅项老爷见夏映均来了，便留夏映均客居一日，洗尘看戏。项老爷当时留夏映均看戏有两个目的，一是此次唱戏乡人捐资不足，资金上有缺项，想在晚上开传唱戏的时候为夏映均“跳加官”，以期获得贺礼，弥补戏费之不足。二是肖家山与项家河只有一山一河之隔，虽是两个县管辖，却是阡陌交错，瓦屋相连，就算是尽地主之谊，也该留这麻城的大财主多住几日。夏映均见项老爷盛情，也不推辞，爽快地接受了邀请。戏唱的是《岳飞传》，就在皇上连下十二道金牌要岳飞撤兵返京的节骨眼上，项老爷令戏班停戏，为夏映均“跳加官”。

鄂东唱戏，有个习惯，唱戏之前，要将当地有些脸面的人物下贴子接来看戏，这些有脸面的人物看戏的时候一般坐在前台的包席，有茶喝，有瓜子嗑，还有穿着紧衣短袖的女佣服侍。平民百姓也利用这唱戏的日子，将姨娘细舅、老姑娘少姑娘等诸多亲戚接来走动走动，说是看戏，实际是族人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平台。

台上为夏映均跳起了加官，台下就有人不服气，特别是那些坐在台前的乡绅，更是不拿正眼看夏映均，不时还有些讥讽的语言冒出来：我们的加官未跳，倒跟一个外人跳起了加官，这项老爷怕是老昏了头吧。后面那些看戏的百姓见前面的乡绅不满，也跟着起哄：来了个么事高官大富，停戏不唱，为他跳加官，就算是个金头罗汉，也不必行如此重礼。

夏映均听了这些言语，心里不是个滋味，在麻城他还从未受过如此的奚落。一气之下，便说：诸位贤达、乡亲，耽误了大家看戏，我给钱，这场戏算我夏映均请各位的客了。这话既给自己留足了面子，又讥讽了坐在面前的几个乡绅，话音一落，即令随从拿出银两把戏班的唱戏费用全部结清。

那几个乡绅本是顺嘴说了几句闲话，并无恶意，见夏映均如此慷慨，有些不好意思，便起哄项老爷设宴款待。项老爷是个老实人，也觉得刚才做得有些过分，于是第二天在戏场设流水席，大宴款待夏映均，算是陪夏映均的礼。夏映均被项老爷的诚心感动了，说：贵县的戏班请的不错，唱的也是阳春白雪，就是戏台搭的不雅观，全是门板门扇搭台，如在座的各位不嫌弃，我愿捐资修筑一座万年台，以免今后唱戏下各家各户的门板门扇。

在座的乡绅听了无不惊讶，以为夏映均是酒后失言，吹嘘自己，没想到夏映均是金口玉言，说话算数，当面开好付券，叫人到肖家山提款。这件事，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很快在罗田、麻城、黄冈一带传播开来，那座专为演戏搭建的“万年台”不到一年时间真的在项家河修筑起来了，直到民国二十年，才被国民党军拆毁修了碉堡。

二

夏映均在罗田项家河修筑了万年台，麻城这边的人不服气，说夏映均有钱帮人家罗田筑万年台，没能耐让麻城的乡亲看大戏。夏映均是个性情中人，从小就对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大江南北的戏曲他不知看了多少，昆曲、团腔、川剧他都听，有时心血来潮，真的想投资组建一个戏班子，让乡里乡亲看个够。只是生意太忙，没时间考虑这些，现在他回归乡里，是该实现这个想法的时候了。

于是，他将本地有点名气的戏曲艺人，全都聘请过来，成立了一个有二十多人的以唱团腔为主的小戏班子，取名为“天福泰”。由于戏班刚刚成立，道具、服装简陋，演唱技艺也不高，一次在夫子河演出，当地乡绅指责戏班牌号大，戏唱的不好，名不副实，便唆使一伙流氓地痞将天福泰的牌子砸了，撵走了戏班。夏映均受到如此侮辱，窝了一肚子火，他觉得小敲小打不行，要干就得干出个样子来。

于是，他亲自出面请来了当时在鄂东非常有名的旦角演员夏大娘，请来了磨子河的两个武功大师天五爪和地五爪兄弟俩作为武功演员。他除遍请本地名师外，还周游外地，访聘各地著名艺人，在大冶，夏映均以每年百两白银的薪俸请来了川剧大师黄宝善作戏班的大师傅，请来了川中最好的乐师，这些请来的人都一一以厚薪相待。

这些演员、乐师、师傅到位后，夏映均好酒好肉地款待他们，要求他们在肖家山封闭训练三年，放弃杂念，全心排戏，不与外界接触。

夏映均口里常说一句话，好马要好鞍，有一流的师傅，一流的演员，一流的乐师，还虽有一流的服装道具，夏映均花费白银五千两，派人往京、津、沪、苏、杭、汉等地购来大批道具、服装。另在本地招聘四十八个绣娘耗时三年，绣制了上千件戏服，单说戏剧《尉迟恭犁田》尉迟恭穿的那件蓑衣，就是万口银针缀成，在一里路之遥还金光耀眼。这些戏剧服装叠在三十六口铜皮包角、牛皮包身的檀木箱子里，用三十六头骡子拖着，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于是，一个阵容强大、班底扎实、行头昂贵的“天福泰”高腔大戏班，正式与观众见面了。

三

天福泰高腔大戏班唱的是以川剧为原型，又结合当地的花鼓戏、团腔、采船调的一种革新剧种，亦叫高腔，又叫迓戏，一人唱，众人和，既能唱折子戏，也能唱行当齐全的大戏。当时的天福泰有大戏八十二，折子三百六的说法。

天福泰高腔大戏班的首曲当推七十二本连台戏《目莲传》，一百八十多年过去了，在湖北、河南、安徽的民间还流传着天福泰“醉叉”的故事。目莲是戏里的主角，她为救母在阳间受尽非人的折磨之后，到了阴间还要经受阎王爷的一百单八叉。这一百单八叉叉叉惊险，叉叉要命。尤其是那最后一叉，目莲要从地上腾地跃起，在空中连翻两个筋斗，阎王爷要在目莲还没落地的时刻，将叉抛出去 ,那叉既要杀掉一撮木莲头上甩动的长发，还要裹着那撮长发直刺左侧的台柱子，随着阎王爷的一声长啸，那叉在台柱子上还要颤颤有声。当年扮演接叉和杀叉的替身演员就是从磨子河请来的天五爪和地五爪兄弟二人，二人的武功盖世，天五爪一声长啸，戏台的布顶棚哗哗作响，地五爪轻功更是叫绝，能挂在点丝烟的弥纸上荡秋千。夏映均聚集了这样一班演员，天福泰跑红便在情理之中了。

《目莲传》是苦戏，苦戏就有人苦爱，看《目莲传》的时候，有位大嫂为了赶戏，把孩子的头朝下，脚朝上倒抱着跑，旁边的人说：你这位大嫂，倒了，倒了。那位大嫂说：到了就好，到了就好。一次在河南商城演出，一位胆小的财主被阎王爷那一百单八叉活活的吓死了，死时七窍出血，其面目惨不忍睹。从此，就有醉叉的说话，说每演一场《目莲传》，就有一人“祭叉”，弄得一些胆小的官吏还真的不敢去看。

四

天福泰唱戏是很有开拓性的。演《永乐皇帝观灯》这曲戏，永乐皇帝在太监宫娥的拥簇下，由四十面铜锣开道，这四十面铜锣，由八十人抬着，笙乐齐鸣，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地走下舞台，与民同乐。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你想一想，那个时候还是很封建的，看戏，男人看顶台，女人只能坐在沿边一溜，男女是决然分开的。然而永乐皇帝下台以后，打破了男女分开的界线，众多的男女观众，嘻嘻哈哈地尾随在永乐皇帝的后面，跟演员们一起，山呼万岁，既过了演员瘾，又饱了眼福，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为此，天福泰声誉也在这些观众的浪潮里，一轮一轮地高涨，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张，唱红了半边天。如果研究一下中国的戏剧史或是舞台史，演员下台与观众互动，天福泰怕是开了先河的。

天福泰高腔大戏班唱得最跑红的时候，便是道光皇帝坐天下的时候，那时候中华民族外忧内患，其历史背景相当复杂。国人抽的是鸦片，街上走的是洋人，用现代人的话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哪还有心事看戏。也许是中国人的特点，屁股上挨着板子，嘴里还要哼上两句戏文，即便是刀子架在脖子上，也要拖着调子，呼出两句韵律十足的口号，再英勇就义。天福泰就是在这样个背景下，走出了家园，唱红了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七十二县。

据肖家山的家谱记载，天福泰高腔大戏班在道光二十六年唱戏唱到现在的安徽淮宾，当地人被天福泰的高超演技所折服，连续三十天，商人不开铺，农民不种田，万人空巷，观看天福泰演戏。这可得罪了当地的十几个戏剧班子，开始，这些戏剧班子与天福泰搭对台，唱对台戏，唱不赢后，就使阴招，在天福泰运行头渡淮河的时候，雇人掀翻了船只，使天福泰戏班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夏映均听说后，立马赶到淮宾县投拆，县老爷与当地戏班主相互勾结，不了了之。夏映均对此事十分气愤，便通过在京做官的伯爷，花重金捐了个县令，到淮宾县审理了这桩犁园案，还天福泰一个公道。

五

夏映均一手创办起来的天福泰高腔大戏班，在等级观念十分明显的封建社会里，常被一些达官贵人耻为下流艺。唯独夏映均不持此见，他全力以赴，苦心经营，并不惜巨金投入，从购买设备、道具、服装、请师傅、聘演员，加上常年的工薪补贴，共卖掉良田三百余石，花费白银六万余两，故而使天福泰高腔大戏班成为当时演技高超、唱腔优美、长演不衰的大戏班子。

天福泰高腔大戏班前后演出近百年，足迹遍及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七十二县。不仅丰富了当时的群众文化生活，同时为促进各地戏曲艺术的交流，提高演唱水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夏映均死后，天福泰高腔大戏班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闭箱停演，

但天福泰的盛名至今还在各地传颂。

一九五二年七月，湖北省文化厅派三位同志到盐田河肖家山，将天福泰高腔大戏班的后期演员夏久亭、雷金魁、胡继高三位老艺人，请到省文化厅，抢救和挖掘该戏班的传统剧目。同年十月，周总理来湖北视察，夏久亭、胡继高以精湛的技艺表演了《赵五娘描容》这一剧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湖北日报除刊登这一消息外，还登载了夏久亭和胡继高饰演《赵五娘描容》的剧照。

现存的天福泰高腔大戏班手抄本共有九卷，每卷的封面都印有“风雅宜人、天福泰、雷金魁”字样，有的卷本在页内盖有“天福泰”的印章。九卷共收录剧目 170个，主要剧本有：《目莲传》、《永乐皇帝观灯》、《尉迟恭犁田》、《夜奔》、《挑袍》、《档曹》、《扇坟》、《断后》、《拜月》、《单刀》、《八义图》、《花鼓》、《求计》、《青梅会》、《六月雪》、《安王会》、《假金牌》、《琵琶记》等。这些手抄本至今均藏于湖北省戏工室。

天福泰高腔大戏班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对天福泰高腔大戏班的研究，无论是对弘扬民族文化，还是研究鄂东戏剧史，乃至中国戏剧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敦煌与麻城人王圆箓

傅光明

2007年 8月 11日下午，我因公到甘肃省敦煌市，考察了敦煌市莫高窟。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是一个麻城人，叫王圆箓。发现莫高窟，使他成为一个名人。当地对王圆箓的评价好坏各半，但总的不错。市财政局的马局长对我讲，王圆箓对藏经洞的发现做出了历史贡献，经书的大量流失仍然在世界各国，成为世界文化历史遗产；王圆箓出卖经书的钱没有个人贪赃而是用做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因此，功不可没。应当说，这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敦煌石窟群中主要代表窟群，位于今敦煌市东南 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远远望去，像是沙漠中的一座残垣。莫高窟规模宏大，树木成林。山体坐西朝东，洞窟密布于岩体上，上下错落如蜂窝。据导游介绍，莫高窟又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历史时期，时间跨度达一千余年。窟区全长 1600余米。南区现存洞窟 492个，窟内有壁画 45000多平方米，彩塑 30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 5座。石窟以彩塑为主体，四壁及窟顶均为彩绘壁画，花砖铺地，窟外有窟檐、栈道，是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佛教艺术遗存。

莫高窟北区石窟群崖面长约 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 243个及原编莫高窟第 461—465窟。新编 243个洞窟均为小型洞窟，按其性质分为七类：僧房窟、禅窟、僧房窟附设窟等。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届全体会议将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或写作元录、圆禄。现在当地文献多写作王元录。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 (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活了八十多岁。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于农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小的时候读过几年书。王道士身材矮小，也不结实，现存的照片表明他从小就营养不良。后来他又因为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清光绪初，他进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或无家可归，或想到自己的童年与逃难经历而不想回家，也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为道士。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给王道士取了个道号，叫法真。出家当了道士，本该安静地过下去，可是后来他又不满足于现状，也许因为他自己习惯了流浪生活，便离开酒泉，向西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王道土走进莫高窟时已近不惑之年，看到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于是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同时，他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并每天扫窟，也外出到城里乡下化缘。渐渐地，

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因此参加了于 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当地乡绅操办的莫高窟“三层楼”的重修工程。此时王道士成了敦煌的名人，以“莫高窟主持”的身份自居。在王道土发迹之时，他广交地方绅士，地位大增，曾拥有一辆铁轱辘马车，这在当时的敦煌是绝无仅有的。

这时他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道士，便用老百姓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敦煌来说是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俗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公而然之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

对王圆箓来说，作为莫高窟的主持完全可以就这么度过余生。但更幸运的事情发生了，藏经洞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他多难的命运，也使他成了中外历史名人。

藏经洞是怎样被发现的？至今仍众说纷纭。根据王道土墓志和《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以及张大千等人的记录，大致情形是这样的：一百年前，莫高窟“三层楼”“七佛堂”下今 16窟甬道中，细沙堆积，差不多壅到了窟顶；那些积沙是由风力吹入石窟，多年日积月累而成的。主持王道士于是雇了几个民工清除积沙，清除得所剩不多时，突然听到了响声，入口附近的壁面裂开了一道缝。原来，积沙被清除，窟壁突然失去了积沙的支撑，从墙体上剥落了。王道士敲了敲那面窟壁，发出了空洞的声音。王道士和一个姓杨的伙计拆除了这败墙，里面露出了土坯垒砌的小门，眼前呈现一个黑黝黝的复洞，洞里堆满各种写本、印本或拓本书，还有大量经卷、文书、账册、帛书、绘画、织绣、铜像、法器等，总量达五万多件。

王道士雇人清沙发现藏经洞一说当属可信，也合情合理。在莫高窟 16号窟甬道北壁可以明显看到一道道沙线基本上掩埋到甬道顶，因此可以想象得到积沙对甬道二壁的巨大压力，无形中会使北壁藏经洞处由于内空而产生破裂，一旦把积沙清理掉，必然会发现裂缝，甚至于发生墙壁倾斜或塌陷的情况。

1907年、1908年斯坦因和伯希和分别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大量的藏经洞宝藏，尔后，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又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

斯坦因(1862-1943)，英国探险家。1907年 3月 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当时他还不知道发现藏经洞的事，因此只准备在敦煌藏经洞待两个礼拜，简单考察一下洞窟，并在敦煌补充一些食物和水，然后再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但到敦煌不久，他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口中知道了几年前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引发了他对这一发现的很大兴趣，便决定仔细考察一下。3月 16日斯坦因到千佛洞。这时，王道士为了筹集修整洞窟的经费，到别处化缘去了。于是他决定等到王道士回来后再作打算。为了节省时间，他返回县城并拜见了敦煌的几位地方官员，然后又雇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获得了大批汉代简牍。

5月 15日，斯坦因返回敦煌。此时正值千佛洞一年一次的盛大庙会，每天来观光游玩和烧香礼佛的人很多。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斯坦因没有轻举妄动，只在县城待了几天。到了 5月 21日，庙会已过，莫高窟又恢复了平静，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已从外面回来了，并且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正不安地等待着斯坦因的到来。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翻译蒋孝琬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翻译告诉王道士，斯坦因想看看这批写本，并有意用一笔捐款帮助王道士修理洞观，以此来换取一些写本。王道土明知藩台衙门有封存遗书的命令，又害怕让老百姓知道了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以犹豫不决，没敢马上答应。斯坦因当然不会死心，于是在莫高窟支起帐篷，作长期停留的打算，并开始考察石窟，拍摄壁画和塑像的照片，装作对藏经洞文物不感兴趣的样子，而由蒋孝琬同王道士进行具体事宜的交涉。在最初与王道士的交涉过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进展与收获，因为此时的王道士还并不相信这些洋人，特别是也怕官府过问，追究他的责任。经过蒋翻译的几次交涉，一天夜里，王道士终于拿出了一卷写经，借给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异常高兴的是，这卷汉文写经，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于是，斯坦因就自称是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佛教信徒，是玄奘法师的追随崇拜者，他之所以在这一天看到了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因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印度已经不存在的经书送回原来的地方。斯坦因的这番鬼话对于这个虔诚愚昧的道士比金钱更快就起了作用。于是，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写本，拿到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让斯坦因和蒋孝琬翻阅检选。由于数量庞大，斯坦因放弃了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其间王道士有些后怕，于是又外出了几天，到乡间化缘，目的是探听一下他和斯坦因的秘密有没有泄露，结果他发现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他也就安心多了，和斯坦因继续交易。不久，一笔不寻常的交易达成了。斯坦因用很少的几块银元和一个绝对严守秘密的保证，换取了满满 24箱写本和 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斯坦因离开敦煌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敦煌活动的时间有些长了，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注意，同时敦煌的地方官员告诉斯坦因，兰州方面也来了命令，要斯坦因注意外交礼节。于是 6月 13日斯坦因一行率领着一支由大群运输骆驼和马匹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安西进发。途经榆林，又在一个洞窟里拍摄了两天资料。之后又到了酒泉，考察了嘉峪关长城，于 8月 28日到达甘州张掖。这是他所走的最东界线，在这儿活动了 5天。9月 25日返回到安西，取回了寄存在这儿的战利品。当时斯坦因还给王道土写了一封信，由蒋孝琬秘密去了一趟千佛洞，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 230捆手稿和 3000多卷写本文书。

法国人伯希和 (1878-1945)于 1906年 6月 15日带着他的考察团离开巴黎，乘火车经俄罗斯进入我国新疆的喀什，然后他们分别考察了库车的多处石窟寺，再由库车至乌鲁木齐。他们最初的想法只是在此做些准备工作，然后前往敦煌拍摄洞窟，并没有听说有藏经洞之事。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伯希和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事情。伯希和在乌鲁木齐遇到了被流放到此的一位清朝官员，伯希和在北京时认识他。席间，伯希和从这位老兄口中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确切消息，同时还从其手中亲眼看见了藏经洞发现的唐人手稿。这一消息对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伯希和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信息。他大为惊喜，并当即决定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而来，生怕中间有什么意外使他错过这么好的机会。1908年 2月 12日，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前。这时藏经洞的门紧锁着，王道士不在莫高窟。伯希和并不想就此等待浪费时间。他开始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将大部分洞窟均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同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是有史以来莫高窟第一次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也是第一次大规模拍照。王道士回到莫高窟后，伯希和便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土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斯坦因的事，所以对这些洋人坚信承诺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二十多天的交涉，在 3月 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不同的是斯坦因盗宝的工作是在藏经洞外进行的，并由蒋孝琬协助完成的。而伯希和则完全不同，自己进入洞窟，置身其中，点着蜡烛，自由自在地一卷卷详细过目。在藏经洞 20多天中，他基本上是以每天千卷的速度查阅，对藏经洞所剩经卷选了一遍。伯希和挑选完毕，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求。王道士当然没有这样的胆量。结果，伯希和以 5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精华，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获取的多，但质量最高，说不清有多少件是无价之宝。王道士答应出售的另一个条件是要伯希和一行严守秘密，他们的谈判也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伯希和在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之后，就让努埃特带着文物的箱子通过海运回国，而他自己则带了一箱子手稿前往北京。

等到美国人华尔纳 (1881—1955)1924年 1月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藏经洞中的国宝早已瓜分干净，因此藏经洞与他倒没什么干系。在经过参观考察之后，他决定将壁画剥离和彩塑搬迁，进行文物盗劫。为了顺利进行工作，华尔纳给了当时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又以 70两银子得到了第 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件（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当时他用特制的一种胶布，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唐代壁画精品 26块。他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而粗暴，导致壁画受到摧残。华尔纳在敦煌盗割剥离的壁画，由于保护技术的失败，完全破碎。当时由于气温寒冷，不利于胶水的使用，也缺乏助手，华尔纳便在剥取了壁画之后，于1924年 4月返回兰州，经北京回国。华尔纳回国后因为他的经历与收获，获取了很大的荣誉。于是他决定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察活动，目的地仍是敦煌，主要是为了更多更好地揭取壁画和搬走彩塑。他着手组建第二次考察团。考察团成员由 6人组成：华尔纳、杰恩、丹尼尔·汤普森 (负责剥离壁画 )、阿兰、普列斯特、霍拉斯·史汀生。这个相当专业的考察团，主要是针对莫高窟第 285窟，准备将此洞窟全部搬到美国。由于华尔纳第二次考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中国寻找一所与哈佛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校。他选中了北京大学。虽然这种合作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帝高潮和排外情绪所搁浅，但是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作为中国专家随队西行。考察团是 1925年 2月 16日离开北京的，5月 19日到达敦煌。他们考察千佛洞的要求被敦煌县政府拒绝，因为华尔纳第一次的破坏行为已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政府也向王道士责问此事，并使得王道土不得不靠装疯卖傻过日子。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敦煌县政府答应了考察团的考察要求，但也给他们的考察活动作了一系列限制与规定：考察团成员不准住宿千佛洞；考察团成员参观千佛洞要由当地派出的人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回县城；不准破坏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不仅如此，当地老百姓还组织了一队人专门监视考察团的行动，随时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考察团一行也不得不草草结束考察活动，一共只考察了三天，于 5月 23日离开了敦煌。

藏经洞写卷文书与大量的佛画在经过王道士最初的四处奉送给官府人物，以及出卖了一些之后，又分别于 1907年、1908年经斯坦因、伯希和的劫掠，至此，大半精华文物已经流散国外。那么，剩下的部分命运又如何呢 ?

1909年 5月，伯希和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从河内出发，经南京、天津，到北京购买汉籍，到了北京后受到当时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招待。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等前住抄录敦煌文献，参观者络绎不绝。1909年 9月4日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全都参加了这次招待伯希和的盛大宴会。会上年少气盛、得意过分的伯希和，坦言说出这些宝物的由来，致使罗振玉等人如梦惊醒，受到极大震动。这次活动惊动了中国学人，也让中国国内第一次对敦煌石窟宝藏有了了解，更使中国人第一次为国内发现如此重要和珍贵的东西被外国人劫掠而震惊，尤其使得一大批有良知的文化界人士开始考虑挽救国宝的问题。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还有大量写经卷本，至少还有六朝和唐宋写本数千件，便急不可待地报告给学部，请学部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托他将劫余敦煌卷子购送学部，并亲自拟好了电文上呈学部。学者的大义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他终于说服了学部，拨款 3000两，交给敦煌县令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北京。罗振玉是敦煌文物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厄运已经结束。

藏经洞宝藏在被发现后的第 9年，当时的清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它。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剩下的，毕竟还有8000多件，数量还颇为可观。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这些藏品竟会经历一个苦难旅程。学部的调令由刚刚到任的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负责。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查点剩余经卷，送达兰州。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价值不菲的宝藏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暗战悄然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线。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地方官宦、名士、乡绅，他们各有所得。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敦煌为官者乃至甘肃的为官者，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经卷为快慰。实际上，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然而，最厉害的一手，要算主管此事的巡抚何彦升。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他们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

藏经洞文物共计约有近五万件。自从藏经洞发现以来，就开始向外流散，现已大半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以及私人手中，只有一小部分保存在国内博物馆与图书馆，也还有一部分至今仍收藏在私人手中，有的甚至不知下落。

纵观王圆箓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度过，中年浪迹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晚年没有办法只好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他终归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既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更无法掌握敦煌宝窟的命运。1931年王道士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忠实弟子如赵明玉、王明发、姚明善、方至福等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东岸的沙滩上，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气派的道士塔。这个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无论是作为功德塔，或是纪念塔，都成为了历史的云烟。

共和宪政的殉道者屈子厚

屈苇滨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后的第十天。就在这一天，在距离武昌仅一百公里的麻城县，县议会议长屈子厚，在议会会议上遭驻军军官刘金堂枪杀。

消息不胫而走。

麻城震惊！

武昌震惊！

全国的革命者无不震惊！

商家与兵家结合的出身

清咸丰元年（辛亥）十二月二十九，即公元一八五二年二月八日，屈子厚诞生在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父亲为他取名开埏，字子厚，号伯厚。后来，大约因为子厚这个字太流行，以至他的名和号不大为人所知。

麻城宋埠镇郊有一个叫作屈家巷的村子，它就是屈子厚家祖祖辈辈聚族而居的地方；这个家族的始祖从明朝洪武初年由枣阳县迁来，至屈子厚这一辈已是第二十一世。但屈子厚并未出生在屈家巷，而是出生在遥远的四川省叙州府城（今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这是因为从明朝以来，麻城宋埠、拜郊、歧亭一带工商业很发达，外出经商蔚成风气，仅屈家巷就有几百人在外经商，青壮年男人几乎走光了；屈子厚家从祖父时候起就在四川叙州府开商号，经营非常成功。

屈子厚的父亲名文宽，字登嵩，号晓峰。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善于交际和应酬；同时多才多艺，擅诗文，精于书法和绘画。这些对幼年的屈子厚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对他的成长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他的母亲。屈子厚的母亲周氏，本是麻城铁门岗人。她的祖父因为军功升任四川重庆府游击（从三品武官），她便从小跟着父亲居住在重庆。这位武官家庭出身的女子，性格刚强，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惯看刀枪，熟读经书，擅长女红。十七岁那年，她嫁给屈子厚的父亲，六七年间，生育了子厚和他的姐姐凤姑及他的两个弟弟开墀、开坊。二十九岁那年，子厚的父亲过世，教养子女的重担就全部落在她的肩上。她的坚忍刚强、敢于担当，她的敬师重学、不尚虚名、注重实务，是屈子厚性格养成的主要外在因素。

屈子厚从小入私塾读书，学习“四书五经”。据说他非常聪明，记忆力超群，阅读时往往数行俱下，过目不忘，被人称为“神童”。成年以后，他师从蕲春举人何雪园，就读于叙州府翠屏书院。雪园先生不拘泥于经书，直面中国现状，教给学生做人做事的真学问，使青年屈子厚深受教益。

当时，江夏（今武昌）知名进士彭瑞毓因故暂时客居叙州府，住所正好与屈子厚家邻近。彭先生不仅人品好，学问好，而且在金石篆刻、琴棋书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青年屈子厚对他十分敬重、十分向往，经常登门请教。彭先生也喜欢屈子厚聪明好学，凡有所问，他都悉心指导。屈子厚后来在诗歌、书法、绘画方面名重一时，多半得益于青年时在彭先生的指导下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

同治十二年（1873），屈子厚伴母亲送父亲和伯父的灵柩回故乡安葬。丧事完毕，他的母亲就督促他向本地名师邓润生、周歧源二位先生求学。在那个年代，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这是屈子厚母亲的一个心结。她迫切希望儿子们一个个都能考上举人、进士，为家族争光，为死去的亲人争光。她认为，只有这样，她才无愧于死去的丈夫。邓、周两位先生在四书五经方面很有研究，并且谙熟科举考试的掌故，因此，屈子厚的母亲迫切希望儿子从他们那儿得到真传，顺利敲开科举仕进之门。

进取于旧学与新学之间

光绪壬午年（1882），湖北省举行乡试（分省举行的选拔举人的考试），屈子厚以麻城县考第一的身份前往省城武昌参加考试。据说，屈子厚的考卷答得不错。清朝的乡试，一共要考三场，内容分别是四书五经、策论和诗赋。第一场考完，房官（分房阅卷的官员）陈延益看到屈子厚的答卷，非常欣赏，急忙向正副主考官推荐。两位主考官看了，也很满意，将成绩定在第三名。后面两场考试的成绩也不错，眼看要成为举人了。但因为屈子厚的答卷涉嫌指摘时政，主考官们怕担风险，便违心地将他撤除了。

其实到了清末，科举考试本已成为鸡肋，以宣传近代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学已在大批有识之士中传播，渐成风气。第一次参加乡试落榜以后，屈子厚倒也并不气馁；没过多久，他便被选拔进入当时最新式的学校经心书院学习。经心书院由著名洋务派人物张之洞在担任湖北学政时创办。经心书院面积宽阔，学习和生活条件都很优越；学生被分为经、义、治、事四斋，每斋二十人，每人住一间宿舍。条件如此优越，而且是彻底的免费教育，招的学生又少，所以进入的门槛自然就很高：必须是学政（大约相当于现在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吧）从各县诸生（俗称“秀才”）中择优选拔。屈子厚就是由当时的湖北省学政高钊中选入经心书院学习的。书院开设的课程有经解、史论、诗赋、杂著四大科目，虽然还是以传统的经史为主，但按照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学思想，加入了“杂著”这一融合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思想的科目。在经心书院，屈子厚因为品学兼优，被选拔为斋长（相当于现在大学班级中的辅导员吧）。在这里，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罗田周锡恩、天门周树模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讨论时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光绪十六年（1890），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又亲自主持在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建成两湖书院。书院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招生。招生的办法是“选调”，选调的条件是“才识出群、志行不苟”的优秀诸生。每年限招学生两百名，湖北、湖南各一百名。已经在经心书院、江汉书院就读的学生由书院择优推荐，屈子厚以经心书院“第一人”的身份被推荐进入两湖书院。两湖书院在张之洞亲自主持下，不仅具备了优越的办学条件，而且汇集了全国一流的师资。书院开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必修课，另设算学、经济两门兼修课，后又增设了舆地、格致、兵法、体操等课程。在两湖书院，屈子厚结识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深受其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认为一切学问都应有益于国家富强，否则就一文不值。后又结识了维新派领袖人物唐才常，引为知己。他们在书院中成立了一个组织，称作“质学总会”，并以此为旗帜，召集天下豪杰，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推动政治变革。

从维新到革命到失败

光绪二十年（1894），屈子厚从两湖书院毕业，便一心一意地追随唐才常，参与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殉难。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同乡兼同学，还是同事，两人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习的时候，被人誉为“浏阳二杰”。谭嗣同的殉难，让唐才常的维新思想有了新的进步，他发愤要“树大节，倡大难，行大变革”。所谓“大变革”，就是要用军事的手段推翻慈禧太后，拥立光绪帝重新当权。这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萌芽。

光绪二十五年（1899），唐才常在上海成立革命组织自立会。自立会设二十名干事，屈子厚名列其中。随后，自立会在各地发展会众，组建自立军，屈子厚积极参与工作。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自立军就发展到十万人之众，唐才常自任自立军总司令。这时，自立会密谋举行武装起义，确定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举事。但由于康有为的海外汇款迟迟未到，又一再延期。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唐才常这个学生的举动早有耳闻，也早有戒备。恰在这时，得到一个理发师的告密，张之洞便立即派人搜索。七月二十七日晚，自立军汉口总机关被破获，唐才常等十二人被捕，不久被杀害。时任湖北巡抚于荫霖借此机会，大肆搜捕自立会成员。他从唐才常的一只箱子里找到了一些信件，其中一封是自立会成员沔阳刘道仁寄给屈子厚的，于是认定屈子厚也是自立会成员。省府立即发出通缉令，并派人来麻城抓捕屈子厚。当时屈子厚的公开身份是教员。有个光山县学生曾昭文对屈子厚十分敬重，多次请他去家里看看。屈子厚便乘放假的机会去了曾昭文家，一来为了遂学生的心愿，二来也想借机走访光山，发展会众。不想这一走，便躲过了一劫，来麻城抓捕的人扑了一个空。屈子厚得到家中送来的消息，便就势隐藏在光山。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维新派本来就抱有同情，所以对这次事件也不愿意扩大。事过不久，他便设法将余荫霖调往河南，然后亲自动手写了一篇《劝戒学生文》，同时宣布对参与自立会活动的学生（指诸生）一律免予追究，不予株连，取销通缉令。屈子厚因此被赦免，从光山回到了屈家巷家中。

对于屈子厚参加自立会（军）这件事，官方认为他是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取得功名，于是心生怨恨，借机发泄。这对屈子厚虽是完全曲解，但是在事实上开脱了他的“罪名”，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安全的环境。从光山归来以后，屈子厚一心一意在家教子侄读书，同时调理园圃，莳花种竹，读书作画，闭口不谈政治，闭口不谈科举。对于他的这种表现，有人认为是“悔过”，有人认为是“待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只有屈子厚自己清楚，旁人只能是妄猜。

新式学堂建设的先行者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朝政府实行教育改革，要求各地都要建设新学堂，都要实行新式教育。朝廷的指示一级一级地下到了麻城县，县令李汝钊不敢懈怠。但他完全想象不出新式学堂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将全县有头有脸的乡绅们都请到县府衙门来商议，但乡绅们也都一脸的迷惘，对这新式学堂长什么样全然说不出个眉目。这时，他们想起了屈子厚，一致认为他可以挑起创办新学堂的这副担子。李县令请来了屈子厚，将全县士绅的“公意”加上自己的意思都说了出来，归起来就是要他担纲创办新学堂。屈子厚觉得发展新式教育是有利于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的大事，便慨然承诺下来。

屈子厚结合自己在两湖书院学习的体会，自出心裁，设计了新式学堂的格局，并绘制成示意图；然后召集工匠，指导他们按图施工。在屈子厚的主持下，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在县城和宋埠各建成了一所新式学堂。学堂建成后，他又安排采购图书仪器，聘任教职员，拟定课程开设及教学方案。一切办理妥贴，当年就招生开学。光绪三十年（1905），来了一位新县令，叫滕松。这位科举出身的县令对新式学堂看不惯，经常与屈子厚意见相左。两人意见相持不下，导致学堂停办一年。光绪三十二年（1907），李士英接替滕松当县令，尊重屈子厚为麻城新学堂的首创者，聘他为教育局长，主持全县教育革新，推广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

这时，湖北省提学使（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裁撤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司，其主官即提学使）黄仲韬转来一份河南省提学使孔少霑的聘书，其内容是聘屈子厚担任河南省第二师范学堂监督（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原来孔少霑是不久前从湖北省提学使任上调往河南的，在湖北任职期间，他对屈子厚的才能十分赏识，所以辗转带来了这么一份聘书。屈子厚接受了这份厚意，随即就任。三年聘期满，又受聘于北京江汉学堂担任监督。江汉学堂是由湖北在京任职的官员们牵头创办的，其实是一所在京的湖北籍官员的“子弟学校”，学生大抵都是“官二代”兼“富二代”，娇生惯养，难以调教。校方久闻屈子厚办学有方，便特别聘任了他。屈子厚不负众望，没用多久，就将这些纨绔子弟调教得服服帖帖。学堂管理刚上路，屈子厚又接到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的聘书，请他前往创办黑龙江绥化府中学堂。周树模本是屈子厚在经心书院的同窗，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故人相邀，令他十分欣喜，也十分感慨。他立即辞去了江汉书院的职务，前往绥化。在绥化两年，在故友手下办学，本是极愉快的事，但北方天气寒冷，令他身体诸多不适，无奈之下，只得辞归故里。

出任议长并以身殉职

“戊戌变法”被清廷镇压以后，国内关于变法的呼声反而日益高涨。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清朝政府宣布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开始实行“预备立宪”。作为宪政的一部分，地方开始推行自治。麻城县在宣统二年（1910）成立了各区自治公所以后，即着手筹备县议事会议员的选举。宣统三年（1911）八月，首次举行县议事会选举，刚从绥化归来的屈子厚被选为议长。屈子厚本是知名的立宪派人物，曾担任自立会干事，众望所归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选议长，推行民主宪政，这是屈子厚多年以来追求的政治理想，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他自然是欢欣鼓舞，并为之努力工作。

但仅仅过了几天，形势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八月十九日（公历十月十日），武昌的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成功，占领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黎元洪任都督。消息传到麻城，作为立宪派兼有革命倾向的屈子厚自然喜形于色，但当时的麻城县令张锦云是个旧派人物，嘴上说要顺应潮流，心里是万分地恼火。

清朝麻城驻军管带（统辖一个营兵力的长官）名叫刘金堂。他找到县令张锦云，说省城被革命军占领，自己的队伍无处领饷，县府还有三万多两没有上缴的银子，想先借来充作军饷。张锦云一来不想得罪手中握有枪杆子的刘金堂，二来想借机整整屈子厚，便推脱说：现在自治了，这么多钱屈议长不会同意。刘金堂听了这话，便对屈子厚心生不满；这时地痞洪子镜又从旁挑唆，说屈子厚是如何如何地看不起刘金堂这种胸无点墨的旧式军人，直挑唆得刘金堂对屈子厚恨之入骨。

八月二十九日正午（公历十月二十日），屈子厚正在县议会主持召开会议，刘金堂突然带着一队士兵闯入会场，不由分说，便向屈子厚开了枪。屈子厚当场殒命。

血案酿成，全国的革命党人为之震惊！

屈子厚的侄儿屈佩兰当时在施南府（今恩施州）优级师范学堂任监督，惊闻噩耗，痛不欲生。他当即赶赴省城，上诉状，为伯父鸣冤。都督黎元洪接到诉状，勃然大怒，当即派人来麻城侦查案件。案情查明，黎都督便派旅长罗鸿升带一个旅的兵力来到麻城，将洪子镜就地正法，将刘金堂带到省城施以斩刑。

屈子厚对麻城的新式教育和地方自治具有首创之功，又是参与变法维新和自治军革命的元老，麻城士绅对他的不幸罹难深感痛惜，于是公议在歧亭杏花村建烈士祠，供奉他与同为革命志士的余诚、周维桢牌位，每年由县政府主持一次公祭。这一悼念仪式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府灭亡。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屈子厚所参与的宪政改革是在满清政府主导下的君主宪政，而不是共和宪政。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才开始实行共和宪政。但这一成果的得来，也有屈子厚们的一份努力。公元一九一二年，湖北省举行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屈子厚的侄儿屈佩兰当选副议长；一九一九年议会改选，又当选议长。民国初期，国民政府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把持，各省政府也被各派军阀势力把持。在那样的环境下，议会选举充满着斗争。屈佩兰两度当选，除了他自身的实力，确实包含着议员们对屈子厚深切的怀念和认同。

余祖言传略

余品安余品绶

麻城余祖言先生（1873—1938），他身体力行，实践革命，是革命者；他善写诗，是诗人；他痛刺时政，奋笔《史论》，是史学者；他“欲除民痛苦”，深入探究东方哲学，撰有《道德经通释》、《庄子内篇提要》等专著，是哲学家；终其一生，以教育为“终身事业”，是教育家。

一

余祖言先生，谱名淑身，字任直，又字慎之，湖北麻城木樨河余家冲人，生于 1873年 2月 5日。他的祖父余谟讬是清增生，当了一生的塾师。他的父亲余雅润（余祖言过继给他作嗣子）是清太学生，“学优品雅，才艺俱长。不幸早逝，士林惜之。”他的生父余雅管也是一位耕读先生，教了一辈子的书。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余祖言很小的时候就受着严格的科试教育，后来又师从族兄余子存先生，并且还得到了岳父李静甫先生的指教，所以学业早熟。1888年，他考中秀才，因为品行和学业都很优秀，所以第二年就被拔为岁贡。

余祖言的青少年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略和瓜分中国，满清政府腐败无能，致使国困民穷。面对着一天比一天危急的局势，大批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着怎样“救亡图存”，各种各样的想法和主张在他们的脑海里翻腾。余祖言则认为开启民智、唤起民众是根本之策。因此他深信，办好教育是可以救国救民的。但是，如果依旧原封不动地“恪守祖训”去办，显然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中国文化，从周秦诸子和汉学中，尤其是从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的学说中，寻求合理的思想体系，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因为逐步闻知了“西人”治理国家的“法度”颇有成效，于是也积极地探索辗转而来的“西学”理论，努力糅合古今、参酌中西，企望着能从中找出一剂拯救祖国的“良方”。

1894年，余祖言的堂叔余秋成和余子敦出资修葺了余家冲豹脑岩山上的家庙，选集族中的优秀子弟，开设了一所家学，让余祖言负责教学和管理。余祖言一面教授着科试的必修课程，一面则将自己所探求的“新学”体会传授给各位族弟兼学生，启发他们的爱国救民的思想。1895年，族弟余诚从河南商城的家中回到故乡，进了家学，也成了余祖言的学生。

1898年的秋天，余诚的启蒙老师、河南人余浩吾先生来到了余家冲，在余氏家学中讲述了“百日维新”的全过程，余祖言和他的学生们听了以后情绪非常激愤，既为“六君子”的壮烈牺牲而悲痛，也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余祖言对他的学生们说：“今为国献身之时已至，应更精于学业，以立根基。”于是更加努力于“新学”的探究和教学。

1899年春，余祖言带着余诚和其他几位族弟来到了武昌。当时余子存先生在武昌勺庭书院讲学，余祖言等人便也进了书院。在武昌，他们结识了吴禄贞等志士，秘密从事革命排满运动。

经过庚子（1900）、辛丑（1901）两年激荡，国事日非，且北方沙俄势力更为猖獗。1903年，余祖言带着余诚，在拒俄声中，北上考察形势、民情，密访义和团战士。在河南，亲见人民颠沛流离、饿殍载道的惨状，余诚伤感痛哭，余祖言说：“何哭之有！图大事者岂若是耶？”又说：“我汝宜即东渡，联络旅居海外之士，以求救国之策。”

1904年，余祖言受命与梅世魁先生一道在麻城创办了初等小学堂。不久，余祖言考取了官派留日生资格，便离开了麻城，余诚则变卖家产，自费跟随着余祖言一起留学日本。

二

到日本后，余祖言按照湖北官方预先的规定，进了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余诚则先后自主选择了若干所不同的学校注册、听课。

在东京，余氏二兄弟与田梓琴、李四光、居正等鄂东志士一起，积极参加留学生中湖北会馆和黄州会馆的活动，并在田梓琴所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里工作。1930年 7月，田梓琴先生逝世，余祖言有诗《吊田梓琴》，回忆了这一时期的活动：

我昔游东京，遇君户川畔。于时同盟会，树义唱扶汉。君与我族弟，奔走交相赞。吾黄信多异，济济让君冠。神光岩下电，短小最精悍。

廿世纪支那，成败握妙算。

余祖言兄弟俩还与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志同道合者交往密切。此外，由于余诚全家在河南定居了多年，余诚也真诚地将河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余诚还参加了河南留日学生的会馆活动，后来成了同盟会河南支部机关刊物《河南》杂志的主笔之一。通过这些活动，余氏兄弟俩很快就融入了留日学生反清志士的队伍里。同时，从兄弟俩对外的交友往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他们是“有地域观念”的，这是乡土情感切入点；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无地域观念”的，这是为实现更高目标所必需的包容原则。兄弟俩的这种观点和态度是非常可取的，并且很快，在后来的活动中就体现出了它的进步性。

1905年秋天，孙中山先生再次来到日本，他希望能将自己创建了十多年的“兴中会”和黄兴、刘揆一、宋教仁所创建的“华兴会”、蔡元培等人创建的“光复会”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革命组织。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战略举措，也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但这时在湖南、湖北两省的留日学生中，有人对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构想缺乏认识，把未来的新组织错看成了孙中山先生个人的“孙会”，因而表示“不入孙会”，或者“形式上加入，但须仍存我湘人‘华兴会’之实体”（事实上，后来华东“光复会”的部分会员就是这样行事的），所以意见一时难以统一。而陈天华等人则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摈弃地域观念，坚决赞成联合。余氏兄弟与陈天华等人的意见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团结成一体，积极地在两湖学生中做工作，反复阐明联合之利、分散之弊，加以严峻的现实迫使必须联合的趋势日渐明朗，于是赞成联合的同志越来越多，最后，“中国同盟会”终于诞生了。在这个过程中，陈天华先生、余氏兄弟以及一大批赞同联合的同志，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05年冬，日本政府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黄兴、宋教仁、田梓琴、胡经武等同志和余氏兄弟迅即发起反对，于 12月4日举行总罢课，抗议清日两国政府相互勾结、镇压留日学生运动，但却遭到了日本反动报刊的诋毁。陈天华先生对此极度愤怒，留下万余言的《绝命书》，勉励留日同学“去绝非行，共讲爱国”，于12月 8日投海自尽，以示抗争。余诚与陈天华十分友善，痛失了战友，他心情极端悲愤，也想自尽以殉战友之情，并欲扩大陈天华事件的影响。余祖言知道了后，对他说，陈天华蹈海“其志可嘉，其情可敬，其勇可取，可谓仁成义尽！然既有其一，则万不可有其二”，我们生者应“去懦夫之情，振一往之气，怀必死之心，团结奋斗，其事业终必有成。”又劝道：“临事应沉勇深谋，切戒心情急躁。”余诚听了族兄兼老师的这一番话，便放弃了自尽的想法。辛亥革命先驱、余诚的战友张难先先生后来撰写的《余诚传》中记载：余诚“友善陈星台、王博沙，陈氏以忧愤蹈大森海死，诚几殉焉。”说的就是这件事情。黄兴、宋教仁、田桐、刘揆一、王博沙等许多同志知道情况了以后，也非常赞成余祖言的看法。从而湖南、湖北两省的同志愈见团结，亲如手足。孙中山先生听说此事后也极赞其言，一时绝命之风，得以平息。

余祖言为人正直忠厚，行事谨慎，在留日学生中年岁又比较大，因之多受敬重。麻城同乡有位公派留日的夏先生，刚到日本时，失误触犯了有关的规章，被取消了公费留日生的资格和待遇。夏先生深感悔恨绝望，欲投海自杀。余祖言得知后，急忙追到海边极力劝阻夏先生。将夏先生劝说回来了以后，余祖言又亲自赶往管理机关，为夏先生陈情申辩，请求恢复其公费生资格和待遇。几经交涉，最后终于获准恢复了夏先生的公费资格和待遇。自从这件事情以后，黄州府留学生内，遇有一些公益事情或需与管理机关交涉的事项，就公推余祖言出面办理。

1906年夏秋之间，余诚到东京总部汇报工作，余祖言即奉总部之命，与余诚一道回国。

三

余祖言归国后，协理同盟会湖北分会工作，深入各界活动。当时“湖北教育会”很受东京总部的重视，余祖言遵照总部的指示，以该会为根据地，与其负责人刘子通等人通力合作，在各学校和书院中开展活动，为日知会介绍与改良派论战概况，在“东游预科班”任课，为之翻译新学教材，为“中国公学”筹款。

1906年冬，萍、浏、醴事发，余诚和刘静庵、胡经武、朱子龙等策划响应。事败，刘、胡、朱被捕，日知会遭封。局势日紧，余诚被迫潜去上海，余祖言撤回麻城，刘子通则返回黄冈。

1907年，余祖言任麻城高等小学校校长。他设法扩充校舍，增加班次，编辑新教材，积极培养人才，并选择优秀毕业生入“武昌陆军小学堂”和“陆军学生队”。次年春，清查全县学田，整顿教育会，恢复活动。秋，邀集黄麻两县的同志在麻城南部程楚翘兄弟处，商议组织革命团体事。程家是麻城的富商，曾为中国公学捐献过巨额款项。这时，李子祥（余祖言的内弟）、唐美生两先生由日本回国，即参加活动。此次集会商定，余祖言到黄冈会晤刘子通先生，并到团风、黄州联络前日知会联络人郑子畬、邹翼之；李子祥先生走蕲春、黄梅访黄侃（季刚）先生与游某。不料，1908年冬，因田桓被斥“哭灵”不敬而被开除学籍，黄侃先生到校极力反对，结果遭人告密“与革命党来往”，被通缉，只得再次东渡日本。蕲（春）黄（州）沿江一带情势紧张，成立黄州同盟会的事就被搁了下来。

经过不懈的努力，1909年春，鄂东革命党人在夫子河回车书院，借修孔庙之名，成立了黄州同盟会。夫子河位于麻（城）黄（冈）两县交界处，这“回车书院”属两县共办，其院产也分布于两县的境内。院址即孔庙，地处乡村，距两县县城都比较远，容易深入民间，宣传扩大，因此，各界人士同情革命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应该说，同盟会在乡村发展组织，这是鄂东革命党人的一大创举。黄州同盟会不仅大力输送宣传品，并在黄州、宋埠等地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两地同志往来频繁，声息相通，革命势力连成了一片。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起义爆发。

黄州府及其所属重镇武穴、团风、宋埠等地，因为有了黄州同盟会的组织准备在先，于是在 10月 15日首先就做出了响应，顺利归属。而鄂豫边境之关卡、哨所亦顺利反正。黄州地区处于武汉、九江之间，对于其他州、县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其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也十分有利于武汉局势的稳定。鄂东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功绩是不会被后人遗忘的。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刘仲文先生被推举为军政府总监察，余祖言任其秘书。

十月下旬，袁世凯发兵攻武汉，占领汉阳，重炮轰击武昌。黎元洪携印潜逃葛店，军政府的一些人员或离散或潜匿，一时局面混乱，人心惶惶。而总监处等少数部门秩序如常，刘仲文和总监处同仁认为武昌城的得失关系着全盘大局，因此极力赞成蒋翊武等将领坚守武昌城的意见。刘仲文与蒋翊武等合力坚守，刘仲文亲自巡视各阵地，又督察各机关，安定人心，局势得以稳定。

袁世凯在京汉线南段屯以重兵，军政府乃组织北伐左翼军，刘仲文先生任总司令官兼河南安抚使，余祖言继续任其秘书，并兼河南安抚使政务官。

左军分水陆两路并进。出发时余祖言有诗《左军出发》：

舳舻相接大江中，烟雨朦胧望不穷。军乐船声撼天地，始知荆楚大王风！

当水路部队抵达沙洋时，汉水自襄阳、宜城以下全为左军所控制，有利于陆路部队北上，形势甚好。但不幸的是，荆襄招讨使季雨霖先生与刘仲文先生发生龃龉，致使双方部下在钟祥一带内讧。季雨霖和余诚同是日知会的老战友，和余祖言也很熟悉，余祖言急忙写信给季雨霖先生，事态才得以平息。左军“安抵襄阳”，群众欢迎北上军民，这时有凶手刺杀刘仲文先生未遂，被当场捕获。经过审讯得知，凶手系林鹏飞所唆使。刘仲文立即派人将林鹏飞逮捕，并将其部队改编。余祖言认为，对于本案可以详加审讯，但不要公布凶手的供词，因为这样做可以顾全大局、有利团结。并且主张迅即继续北伐，万勿因为此案而贻误了大计（左军计划：取襄樊、夺南阳，侧击清军，继而挥师巩、洛）。刘仲文和司令部的文官武将们一致赞同这一主张。左军遂挥戈北向，如入无人之境。主力过新野，直抵瓦店。当先遣队将达南阳城下时，该城清军总兵谢宝胜闻风弃城而逃，又一军事要地为革命军所控制。此时河南尚未独立，南北和谈时，河南巡抚张锡元曾猖狂反抗，并杀害同盟会河南分会领导人、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张钟端等十余人，故刘仲文所率部队在完成北伐原计划后，继续北进。南北“和”成，刘奉命回师湖北时，所辖一部已进抵黄河南岸一线。

南北“和”成，余祖言到职河南安抚使政务官。任职期间，余祖言亲临底层视察，看到河南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十年前更为贫困、悲惨，于是号召巨贾富户开仓济民。并且奖励垦荒，生产自救，以塞民流。当地人民最为痛恨的，就是捐多税重，余祖言便设法尽量减免。当时河南各地的“盐卡”林立，为了尽量减少一些盘剥，余祖言不顾自己的安危，经常与关卡驻军首领发生冲突。

1913年春，上海宋（教仁）案发生，黎元洪极力拥袁，屠杀革命党人十分凶狠。武汉军中的革命党人，或遭杀害、或被撤职、或被调离，起义部队则被改编、遣散。同时还查封革命报刊，屠杀主办人和编辑。一时乌云密布，大地昏沉，以致真正的革命党人无以立足，只得被迫转移。余祖言和族弟兼学生余远声也避至宜昌，准备前往云南。而这时董必武也遭到黎元洪党羽的排挤，被调任宜昌川盐局协理，因知余祖言抱病难以奔走，于是劝他不妨暂留宜昌，以后再相机行事。余远声则继续南下去了云南。

从 1913年秋季开始，余祖言便任教于宜昌夷陵中学。痛定思痛，他反思武昌首义之后袁祸不息，官僚政客投机，争权夺利……试问，革命的成果究竟在哪里？革命党人出生入死究竟所为何来？一句话，辛亥首义，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带着这些绕不过去的问题，余祖言重新研究历史，以古鉴今，撰写了《史论》二卷。表面上看，文中所论及的多为秦汉古人旧事，实则剖析、隐斥了当前的时政。湖北著名学者、教育家王季芗先生后来专门写有《余任直史论序》，对余祖言的《史论》评道：“清析有气，声情豪宕而不空怯。”

1917年秋，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策划护法北伐，派余祖言的另一位族弟兼学生余万卿回鄂响应。又因孙中山先生得知余祖言在宜昌，当派董必武先生入蜀活动时，特别嘱他到宜昌会见余祖言，详商回鄂东发动护法运动事宜。董必武到宜昌向余祖言转达了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余便立即赶回鄂东（余远声已先由云南回到了故乡），经过积极而周密的筹划，余祖言和余万卿、朱亚藩、商弼清、余远声等人组建了“鄂东护法军”，于 1918年 1月 14日（阴历腊月初二）武装起义于木樨河余家冲新兴庙。3月至 4月，“鄂东护法军”势力逐渐扩大，已经控制了豫鄂边界之大别山一带。5月中下旬，便南下渡江迎接护法北伐军，不料护法北伐军在长沙、衡阳失利。直系军阀吴佩孚乘机抽调兵力由鄂城向北渡江，会合湖北督军王占元及河南督军赵桐的军队从三面夹攻“鄂东护法军”，1918年 6、7月间“鄂东护法军”终于失败解散。余祖言只得再避宜昌，余万卿和余远声则去了上海。

四

1919年，余祖言终于回到了武昌，先后（或同时）任教于省立女子中学、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湖北国学馆、湖北省立文科大学。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余祖言热情地为之义务讲课，以表支持。这期间，他继续研究汉学及老庄之学，并开始探究佛教哲学。

1925年 3月 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余祖言有诗：

挽前总统孙中山先生

四十余年撼不平，九州灵秀特钟英。

千回百折成今日，重泽旁行识大名。天意不遗宁自忍，人群失望欲无生。泫然亿兆齐挥泪，如此悲哀死亦荣。

无言桃李踏蹊寻，风雨飘零泪满襟。老我头颅堆白发，看公遗像铸黄金。由来意气能倾命，到此仇雠亦抚心。不学林宗解爱国，瞻乌独自费沉吟。

余祖言对孙中山先生一向尊崇，对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一贯忠诚，更深知创业之艰、分裂之苦、遗愿之宏，故以此诗表达自己沉痛之情、深切之念以及对革命同志的厚望。

1926年秋，北伐军进占武汉，革命政府委派余祖言接任湖北官书局（处）局长。湖北官书局（处）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官版书局，其编制级别与大专学校相当。但是余祖言接任后为其所定的待遇却低于中学。石瑛、张难先、严立三几位老熟人回到武汉后，再三力劝他修改编制、提高待遇。余祖言对他们说：“编制待遇如此即可，但乞增加基金，扩大印制书籍之范围，提高能力，以便利学子。”政府遂增拨经费，以作印书专款。

从 1928年起，余祖言受聘兼职（或专职）在中华大学文学院任教，先后讲授《文学概论》、《赋学》、《文法》、《老子》、《庄子》等课程，并刊印了《道德经通释》和《庄子内篇提要》等专著。

1938年秋，武汉撤退，余祖言回到故乡，于 11月 12日凌晨无疾卧化，终年六十有六。余祖言先生一生勤于著述，然而可惜的是，由于战乱、水灾，

大部分文稿都已丢失。其子孙只得尽其所能集结整理了一部《余祖言诗文集》，含先生的诗作、诗评、史论、散文、《道德经通释》（再版）、《庄子内篇提要》（再版）、《庄子篇内篇详解》（残）等。

民国政要周汝冀

周汝成

麻城市歧亭镇袁家垸村岗上周家是一个坐西朝东三面丘岗围抱的村落，村中颇为平坦开阔，状若圆手椅。村前一方水塘终年清波粼粼，充满着活力与生机。公元 1873年农历九月初五，辛亥革命志士、民国政要周汝冀就出生在这里。

周汝冀号宗泽，字景瞻，从小活泼可爱，聪颖异常。10岁入县学馆，经过刻苦攻读成为品学兼优的生员，进而被选送入省文华书院研习经史。因成绩出众，品行高尚，被老师赞之为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毕业后，湖北省总督端方主持考核选拔为北洋直隶府知州。任职三年，政绩卓著，尤其是在兴教育人方面的建树引人瞩目，上下一片赞誉之声。

不久，周汝翼升任南京蚕桑大学校长。他到任后精心策划学校规模建制，制定培育目标，招考优秀人才，在钟灵毓秀的古都南京建立起一所以农业和生命科学为优势和特色，农、理、经、管多学科共生互济的高等学府，使之成为今日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之一。当年他所培植的以“诚朴勤仁”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在百余年办学历程中得到了不断传承和弘扬，成为现今南农大以人才强校为根本、学科建设为主线、教育质量为生命、科技创新为动力、服务社会为己任、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思想文化源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周汝冀深受革命浪潮的洗礼和熏陶，明确了唯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当年 11月，同生于上岗周家的燕晋联军总司令副官兼参谋官、堂弟周维桢在石家庄遇害身亡。噩耗传来，周汝冀悲痛欲绝，当即提笔写诗痛悼。其一云：“无限愁云压太行，晚风吹泪洒衣裳。终令白发悲游子，虚遣黄金铸国殇。骨肉因缘说来世，英雄事业付斜阳。谁知碧尽苌弘血，莽莽中原更可伤。”其二云：“数行烟柳噪寒鸦，酬罢椒浆日已斜。良友死生从地下，仇人侥幸脱天涯。十年心力驱胡虏，五色旌旗属汉家。泪尽却成回首望，灵风习习送行车。”这悼诗浑厚而悲壮，那“灵风习习送行车”的忧伤中传递着作者“五色旌旗属汉家”的追求与渴望。

在这辛亥革命风云际会之秋，周汝冀寝食难安。在幽静雅致的校园内，他再也坐不住了，毅然离开金陵高等学府，迅疾奔赴烽火疆场。他偕同季雨霖等志士聚集于武汉北侧古城襄阳，组织起声势浩大的“反正”运动，响亮地提出“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的口号，革命烽火最终燃遍南阳、郑州等中原大地，有力地声援了武昌首义。

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受黄兴电邀，周汝冀奔赴南京总统府充任黄兴代表，参与民国建国诸多纲领方略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订颁发工作。不久被孙中山派驻武汉担任首任城市建设规划制订官，在他的主持下，勾勒出了武汉三镇近远期发展宏图。

民国四年（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以为他的羽冀已丰，于12月 12日宣布复辟制，举行登基大典。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军民的极大愤慨。蔡愕、唐继尧率先在云南举义，从而拉开了讨袁护国战争的序幕。周汝冀同黄兴再度奔走日本，组织海内外志士募集资费支援国内的革命战争。

1916年，在全国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数月后在绝望中死去。周汝冀应交通部长许世英之邀回国担任交通部主事。并担任该部参与南北议和委员会委员之要职，赴上海共商重建共和之长策。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自己博学多才和善于应变之长，为民国之重生做出了卓越贡献。

南北议和活动结束后，鉴于他超群的处事能力，奉调任北京总统府一等秘书官，负责起草、修订总统日常专用文书工作。为担此重任，他不辞辛苦，穿梭于国内各方军政要员以及各国驻京使节之中，调停和斡旋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关系，把总统府内务管理得井井有条。

周汝冀在总统府工作期间，经常是白日接待应酬连轴转，夜里提笔抚笺伴青灯，身体严重透支，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20年 8月，周汝冀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中华民国政治中心，奉调接任全国电话局局长。

当时，中国国家的命运正如周汝冀在他的诗中所说：“莽莽中原更可伤”，总统宝座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及政治流氓们“抢得天下便是王”，国外入侵者来到中国更是“叫花子争门楼”，喧宾夺主闹得不亦乐乎。他深感无力回天，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辞别官场，深居简出，著书立说，把自己对世事之洞明、人生之感悟和救国治国之要道写出来，希望给后人以启示。

民国时期湖北省第二届议会议长屈佩兰

屈正修

屈佩兰（1878-1928）字竞存，亦字馨存，号耐庵。麻城市宋埠镇屈家巷人。1904留学日本宏文大学研习师范之学，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湖北省议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副议长。1916年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共和再造，湖北省议会恢复，屈佩兰当选湖北省第二届议会议长，并曾兼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校长。屈佩兰重视教育，关注民生，主张“鄂人治鄂”。他是民国初期湖北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

少年聪慧东渡留学

屈佩兰出生于四川叙州府（今宜宾市）南溪县城内东街。其祖父屈文宽于道光年间避太平天国战乱自宋埠入川经商，到其父亲屈开墀（字子丹，子厚之兄）时生意颇具规模，在南溪有多家商号，并在城外置有大量田产，渐成叙州首富。由于经商成功，加上通晓文史，精通音律，广结广交，乐善好施，使他在士民中博得了良好的声誉；宣统元年，经麻城士绅公举，被朝廷表彰为“孝廉方正”，晋授六品顶戴，诰封承德郎。屈佩兰与他的叔父屈子厚一样，就是在这种书香家庭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屈佩兰六岁时在南溪入私塾读书，聪慧异常，每天能记一千多字，被塾师誉为“神童”。十二岁那年，屈佩兰随父亲回老家麻城省亲。他的聪明伶俐深为伯父屈子厚所喜爱。屈子厚是有名的立宪派，是唐才常创建的“自立会”和“自立军”的骨干成员，毕生致力于国家的宪政改革；同时又是颇著名望的教育家，曾先后在麻城、河南、东北等地创办新学。屈子厚对这个亲侄子疼爱有加，有意培养他成为栋梁之材，于是就把他留在身边由自己亲自教导。佩兰先入其伯父子厚及叔父子惠创办的尚质学堂。在这里，他了解到世界发展的新格局和中华民族的大变局，感受到中国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英文、算学等新学科，感到这才是经世致用的真学问，于是更加孜孜以求地发奋学习。在这里，他受伯父子厚地影响，爱上了书法和绘画，大量学习名家书画，成为小有名气的小书画家，以至很多人慕名前来求要作品。几年后，他参加黄州府岁科考试，连续两年两场考试均名列前茅，成为廪膳生员。随即被推荐进入张之洞创办的经心书院，师从吴兆泰（字心垓，麻城中驿人，清末著名御史，教育家）讲求经济之学。从此，对一切时文词赋之类，鄙夷而不屑一顾。在经心书院学习数年，深得吴兆泰人品及学识真传，学业成绩总是列为优等。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青年屈佩兰很赏识，三次要派他赴日留学。但因祖母周老夫人认为孙子年介弱冠，尚未完婚，不允他远去而未果。从经心书院毕业后，屈佩兰又被选拔进入两湖书院研习师范专业。直到 1904年，屈佩兰才又被湖广总督端方派往日本宏文学院师范专业学习。

兴办教育服务桑梓

屈佩兰于 1907年学成归国。为开启民智，他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担任武昌高等小学校堂长（即校长），并兼任武昌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辛亥年（1911）被派往施南（今恩施）优级师范任监督。1922年他还曾兼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校长。在他经营管理的学校里，他积极倡导新学，鼓励老师向学生介绍海外新知，宣传民主思想，开阔学生视野。他还积极联络业界同人，大力提倡女学，鼓励男女同校学习；同时广泛联系绅商赞助学校，资助贫困学生。他重视师范教育，重视师资的培养，堪称湖北师范教育的先行者。

1911年 10月辛亥革命爆发。其时，屈佩兰的伯父屈子厚正担任麻城县议会议长，闻讯十分激动，集合议会同人积极响应义举，仿制起义旗帜，并劝知县张绵云反正。10月 20日，麻城驻军管带刘金堂受人唆使，引兵闯入议会将屈子厚杀害。屈佩兰在施南闻此噩耗，即星夜上书省政府为伯父讼冤。都督黎元洪即派新军旅长罗鸿升率兵来麻城办理此案，将挑唆者洪子镜拿获就地正法，将刘金堂解押省城斩首。在此血案的处置过程中，由于屈佩兰张弛有度，处理得当，不仅事件得以恰当处置，也使屈佩兰在湖北士绅阶层中声名鹊起。

当选议长主张鄂人治鄂

1912年初，湖北成立临时议会，屈佩兰作为新派人物积极参与其事，并被推为副议长。同年 2月，根据民国政府选举条例进行湖北省首届议会选举，经初选、复选，选出正式议员 100人，刘心源担任议长，屈佩兰担任副议长。议会成立之初，由于推翻帝制之后形成了一定的民主空气，尚能依法行使某些权责，特别在兴利除弊，弹劾贪官污吏方面，曾提出了不少积极议案。这些议案经大会通过后移交省政府通令执行，有几个劣迹昭著者受到了查处。在这一时期，屈佩兰精神振奋，很想有一番作为。他经常外出走访，了解各阶层的意见，然后将这些意见集中起来，认真规画议会的议案，力图以此来影响政府的工作。至民国三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渐趋明朗，议会工作已很难展开。屈佩兰为挽救时局，径往北京，与参众两院的同僚们商讨办法。到袁氏称帝的“筹安会”成立，佩兰便知共和已亡，议会工作已无所作为，便仓促回到武汉，又即日买舟西上，赴四川南溪探望父母。直到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复辟失败，议会恢复，他才由川返鄂参与议会的工作。

其时湖北已为直系军阀王占元把持。王系一介武夫，从军务帮办一直升到两湖巡阅使兼督军，只知自营私利，根本无意于湖北发展建设大局，还一意摧残自治，扼杀民主。由于屈佩兰坚持“鄂人治鄂”的主张，所以在省内颇孚民望。民国八年（1919）省议会改选，虽然王占元百般阻扰，多方破坏，但是屈佩兰仍以高票当选为湖北省议会议长。王占元始知民意不可违，遂对屈佩兰虚与委蛇，向议会做出一些合作的表示。屈佩兰深知其用心，所以也只是与他表面应酬。至民国十二年，王占元深知自己不被湖北人待见，随时有被驱逐的危险，于是采取极端的报复行为，纵使部属在武昌焚烧街市，抢掠商铺。他的行为激起了湖北人民的公愤，“驱王”的呼声骤然高涨。屈佩兰与曾任黑龙江巡抚与平政院院长的周树模代表全湖北绅商界，专程赴洛阳向吴佩孚请愿，要求驱王，外省的国民党人李书城、蒋作宾、孔庚等人都积极发动驱王运动，主张督军、省长都应是鄂人。北京政府为平息民怨，遂决定以萧耀南（黄冈县孔埠镇人，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为湖北督军，王占元终于丧家而去。

政坛蒙尘空留遗恨

由屈佩兰策划的驱王运动虽然胜利了，但湖北的自治运动还是失败了：去了一个旧直系的王占元，来了一个新直系的萧耀南，可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刚开始，屈佩兰以为萧为鄂人，便不断向萧提各种建议，促其依法治理湖北，发展民生。但萧多仰北洋军阀鼻息，并喜用权术，任用私人，视议会为花瓶和摆设。他知道屈佩兰在湖北享有威望，便决定用诡计打压屈佩兰。

此前，屈佩兰以议长的身份兼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校长。教育部任命他出任校长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创办新学颇有经验，二是因为他的身份与地位能协调各方关系，确保办学经费的按时拨付。萧耀南继任督军后，为掣肘屈佩兰，便在商大办学经费上故意刁难，先是拖欠，后来干脆停拨，教职工薪水不能正常发放，有时连学校每天烧茶水的煤炭费都无法应付。1924年 3月，商大因经费问题不能按时开学，引发了教授学生的极大不满。这时，萧耀南便暗暗在商大教职员和学生中散布屈佩兰腐化堕落，贪污学校经费等流言，还暗中鼓励学生组织代表赴京请愿。他的诡计终于得逞。商大师生联合“驱屈”，迫使教育部免去屈佩兰商大校长的职务。经此一役，屈佩兰颜面扫尽，元气大伤。此时的湖北政坛云谲波诡，先是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后是夏斗寅、汪精卫相继公开反共叛变革命。此情此景，更令屈佩兰心灰意冷。他深居于武昌巡道岭六号的公馆内，每日练习书法和绘画，观摩他收藏的数百件晋唐碑帖及宋元古画，以致于友人多次来武昌力邀他赴京任职都被他婉言谢绝。

屈佩兰自幼体弱，多年的奔波劳累使他更加羸弱，家人想为他延医治病，他总以为自己通晓黄岐之术，可以自我调治，而没有进行全面治疗。1928年 12月 16日夜，他在赴友人宴会时偶感风寒，延至十八日夜就溘然长逝，时年五十一岁。死后安葬于武昌城外。

麻城初级中学教育的奠基人汪子弼

李敏

汪龙蟠，字子弼，一般人习惯用他的字来称呼他。这位老先生也是清末秀才，据说与中共元老董必武同科考中。他生于 1879年，比董必武大 7岁。汪龙蟠名字虽威风凛凛，却自幼攻读“四书五经”，文质彬彬。成年后，汪龙蟠先考入两湖优级师范，后又就读于商业专科学堂；毕业后，民国六年（1917年）担任麻城县中心小学校校长，民国七年（1918年）被聘任为河南商城甲种农业学校校监（即校长）。1922年，武汉中学因原校舍不敷用，将武昌武胜门彭杨公祠改建为学校的二部，可容四班学生住宿和听课。董必武急于脱身从事武汉共产党的各种繁杂事务，全力推荐汪子弼作为监学，于是担任私立武汉中学斋务主任兼第二分部主任。武汉中学是董必武等几个人创立的私立学校，工薪极低，汪子弼除在校内兼讲国文课外，还到启黄中学、中华大学、省立女子高级中学授国文课，得与这几所学校教师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多相往来，与董必武更加情谊笃厚。他的儿子汪心一也在武汉中学读书，称董必武为三叔，政治上深受董的影响。彭杨公祠北不远处有几家纱厂，是武昌纺织工人的中心。学校二部在这里，为学生接近工人创造了条件。汪子弼曾参与组织夜校，教育工人子女，与工人联欢。

大革命失败后，新桂系统治湖北。十九军军长、黄梅人胡宗铎被任命为湖北“清乡”督办，他张口就骂混蛋、王八蛋、滚蛋，被武汉人称为“三蛋将军”；18军军长、浠水人陶钧任湖北“清乡”会办，对共产党”以杀为治”，人称”陶屠夫”。1927年 12月 17日，胡、陶派汉口公安局长闯进租界，捕捉国民党著名左派人士李汉俊、詹大悲，押到汉口济生三马路当街枪毙。住在詹、李附近的董必武闻讯，化装逃离汉口。没几天，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又派兵包围武昌中山大学，枪杀了正进校上课的社会学教授林可依。校园变屠场，武汉中学关闭，汪子弼被迫离开学校，躲进同乡夏斗寅当军长的 27军军部，当了这位小兄弟的秘书。

新桂系鄂籍军人集团拼命鼓吹“鄂人治鄂”。1928年，民国大法官、江陵人张知本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邀请湖北名流回鄂襄政，麻城籍黄埔名将严重重新出山，出任省民政厅长。汪子弼也被启用，试署恩施县县长。他自此从政 10年，先后担任远安县县长、湖北省建设厅农林指导员、罗田县县长、湖北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总务主任、湖北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府教育促进委员会主任秘书等职。1935年后，被聘任为省政府县政人员、区政人员训练所讲师，讲授乡村建设课程。

对于汪子弼的七品政绩，我们所知寥寥，广泛流传于麻城乡间的，是其教化功德。

抗战爆发，年近花甲的汪子弼回到家乡。1938年 3月，日本鬼子离麻城还有上千里路，县长余澄就下令封闭全县学校，疏散全体师生，准备跑反。这年 10月 25日，日军占领麻城，教师、学生早已逃难四方，偏僻险峻的麻城东部山区，成为邑人避难之地。县立小学师生，大多流落于此。汪子弼眼看着青少年无书可读，急在心里，于 1939年春在本村创办石磴坳中心小学，自任校长，聘请原县城高小的失业教师任教，广泛招收流散在麻东山区的青少年入学，一下子办起一至六年级 6个班，有男女学生 300余人。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课程开设齐全，除语文、算术之外，还有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和手工劳动等课程。战乱频仍，没有课本教材，也买不到油印机，全靠任课教师在黑板上一边抄写，一边讲授。值此民族危亡之秋，学校自然充满抗日气息。学生生活朝气蓬勃，全校每周有周会，各班有班会，每天早操后有朝会，由值日学生领呼抗日口号，晚睡前分班站队，齐唱抗日歌曲。

在国难深重之时，这种正规学校、正规教育极为难得，被战火摧残，奄奄一息的麻城教育，得以薪火相传。

到了暑期，临近毕业的高小学生又将失学。麻城战前就没有中学，学生小学毕业后多数都到武汉读中学或各种职业学校。如今，武汉各中学早在日军占领前就已整体迁往鄂西大山区，与大别山敌后远隔千山万水。

汪子弼决定创办私立龙潭中学。他奔走于麻东各地，与热心教育的士绅反复磋商计议，一致同意从麻东各地的祖、会、庙产中筹集资金，作为办学经费。酷暑烈日下，一座土木结构的徽式楼房拔地而起，三教三寝，美观实用。当年招收初中一年级学生两个班，90余人。安徽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李昭冶先生被请来担任数理课教师，罗田县的江纪晖先生被聘为英语教师。麻城县破天荒有了自己的中学，虽然仅仅办了一个学期。

次年春，鄂东行署将龙潭中学与设在盐田河庙畈的私立白杲中学合并为公办中学，迁至县政府所在地龟头河，改名为“湖北省联合中学鄂东分校麻城分部”，仍由汪子弼负总责。一年后，又更名为麻城县初级中学，汪任校长。他又一次担当起麻城县初等教育艰难奠基的铺路石。

县立中学所在地山高路陡，交通闭塞，举步维艰。没有校舍，师生住祠堂，宿庙宇，借民房，搭茅棚，支木为床铺，垒石当桌凳，吃糙米饭，掌梓油灯。当时是学期制，每年春秋两季招生。到 1941年秋季，学校已有 3个年级 6个班，学生 300余人。从正常教学到师生食宿困难重重，汪子弼夙兴夜寐，未雨绸缪。在其身体力行的推动下，师生团结，校风纯正，学业优良。在三里畈举行的各县初中毕业会考中，麻城屡屡夺魁，为鄂东各县之冠。

1942年春，国共关系恶化。因有人指控汪子弼次子汪心一是共产党干部，致使他被罢免麻城县中学校长职务，由湖北省立第二高级中学聘任为国文教员。

汪子弼有着深厚的国学造诣，擅长书法和诗词。诗长于七律，人谓之有“唐气”。著有《古文辞类纂》、《乡村建设理论及实施概要》、《湖北全省蚕丝改进草案》等书。

1947年，汪子弼病逝家中。

作为武汉中学的二部主任和麻城中学的创始人，汪子弼先生丹心存青史，桃李自成蹊。当年，麻城县中学《第五届同学录·序》赞他“受命于合并之初，靡精于经营之力，凌风补屋，冒暑延师，为公家珍惜资财，为学生陶熔情性……”他那副高矮适中的厚重体态，慈眉善目的长者形象，八字银须的学者风度，长久留存于莘莘学子的记忆中。

汪子弼有 4个儿子，6个孙子。次子汪心一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四子汪英奇则追随蒋介石父子逃到台湾。出生于 1950年的幼孙汪诞平现为台湾国民党政要，虽未回过麻城故乡，一张口却是满口地道的麻东方言。

辛亥革命志士周维桢

周汝成

举水河侧畔，歧亭镇西北边沿，坵岗连绵的岗上周村，垸后绿树环绕，垸前水塘碧波荡漾，荷莲飘香。这里是明朝嘉议大夫、山东按察使、正三品御使大臣周鉴的第六子周澄的栖居地。清光绪六年 (1880年 )六月初八，在连日喜雀绕树、雄鹰盘旋中降生了周家第十二世孙，一时贺客盈门，全家欢天喜地。

光阴迅速，这孩子长到五岁时取名维桢，字干丞。其父母请滚先生到家中教他《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幼儿读物。周维桢天资聪颖，每天的功课都背得滚瓜烂熟，还喜欢向老师提出一些新奇的问题。阳春三月的一天，先生带着小维桢外出踏青，那蒙葺的嫩草、色彩斑斓的野花、飞翔的小鸟令他无比快乐。小维桢问先生：“鹰为什么飞得那高那远，而麻雀老是在小树丛中叽叽乱叫呢？”先生回答说：“这就是鸟各有能、鸟各有志呗。”小维桢脱口答道：“那我长大了一定要做只飞得又高又远的鹰。”从此，他人小志大的名声传遍四乡八畈。

周维桢十六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昌心经书院。由于他智力超群，志向高远，被张之洞以官费选送到日本留学。留日期间，他结交了很多革命党人，受到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者的影响，认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拯救中华，振兴中华。因此与黄兴、吴禄桢等革命党人积极倡导民主革命。

1900年，他与吴禄桢等进步人士回国参加“自立军”大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去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同黄兴、李书城等人共同创办《湖北学生界》，著文驳斥保皇党忠君误国的奇谈怪论，宣传革命救国新思想，因此被清政府取消官费资格，被迫回国。回国后，在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旨在把革命的火种播撒遍中华大地，以期形成燎原之势。后来，他又回到家乡湖北麻城创办新武学堂，为下一步的革命暴动培训骨干力量。当时华中一域的进步人士、热血青年汇聚于新武学堂，晨昏操练，研习军事，积蓄革命力量，伺机而动。

1906年，周维桢应已在清廷军机处任职的好友吴禄桢（湖北云梦人）的邀请，随吴赴西北视察边防，走山西，出陕西，入甘肃，越玉门、嘉峪诸雄关。志士仁人一路上据史论今、谋划革命伟业。不料想，时任陕甘总督的清廷顽固派升允以吴禄桢、周维桢等人曾在日本主张革命为罪名将他们抓捕入狱，并电告朝廷，要求就地枪杀。幸得清廷重臣良弼从中斡旋，他们才被押解回京，不久获释。

随后，周维桢应已任东三省总督署武官吴禄桢之邀赴东北任奉天署秘书长，协同经营延吉边务。周维桢主持起草《延吉边务报告书》数十万言。他花费了几年时光，翻阅了大量的史料，足迹踏遍了延吉的山山水水，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延吉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提出了抗击日本和俄罗斯入侵者的一系列谋划和主张。

1911年 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周维桢推动已经汇聚于河北滦州进行军事演习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桢、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混成二协协统（旅长）蓝天蔚等进步军人起事，共同议订东联滦州张绍曾等诸多革命将领，西合三晋阎锡山民军，横断京汉要冲石家庄、会师丰台、直捣京师、援助武汉义军一举推翻清廷的宏大目标。

周维桢的这一宏大目标，得到了诸将领的赞同。

为了西合三晋，吴禄桢任命六镇参谋长、统制副官周维桢为全权特使赴娘子关与阎锡山商谈举事大计。阎以原新军标统（团长）的身份参加起义而被推选为山西军政府总督，亢奋于一步登天，谋取更大的权力欲望急剧膨胀，因此对于吴禄桢电邀联合倒清一事正中下怀。但是，他联吴的目的是借他人之力为我所用，并不完全是精诚团结、同创共和。因此，他对周特使的到来一方面热烈欢迎，另一方面又为日后的图谋埋下伏笔。

周维桢一腔热血，单骑孤胆，驱车直入娘子关。车过获鹿县渐渐进入太行山，行进艰难。总算到了头天门，阎锡山派驻的卫兵戒备森严，荷弹持枪，摇旗喝令停车：“你们是哪来的？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周维桢从容停下车来，命随从出示证件回应：“第六镇参谋长、吴统制特使奉命前来找阎总督有要事相商，速去通报，不要贻误了军机！”对方这才执军礼恭送周特使入关。周维桢单车继续前行，山势更为凶险，忽而钻进漆黑的山洞，忽而行进在陡崖与湍急的河道之间，有时只能看到一线天。

到了娘子关火车站，阎锡山早已率心腹迎候在那里。周维桢身着黄呢军服，脚蹬长筒马靴，头戴红箍军帽，腰佩指挥刀，雄姿英发。他向阎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与阎携手同步进入室内，将吴禄桢的亲笔信郑重地交给阎锡山。

阎锡山边看边说：“现在朝廷不是任命吴统制来做山西巡抚吗？他真的能倒清？”周维桢揣摸阎锡山的心理，不加思索地说：“您太不了解吴统制了，他是老革命党人，你们山西起义他早就了如指掌。朝廷任命他做山西巡抚只不过是调虎离山，离间革命党人。而吴统制正好将计就计，利用此次机会东联西合壮大革命力量，一举推翻清廷。再说山西历来就是中华的腹地，一旦有战事，山西才是大本营。阎督您是山西的主人，我们吴统制只不过是替您带兵而已。”阎锡山听到这句话不禁心花怒放，连说：“周副统制真是天才，真是天赐助我们成功的天才呀！”周阎就燕晋联军的具体细节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之后，阎锡山说：“燕晋联军的成立是从清廷腹心地腾起的一条巨龙，是一支扭转乾坤的主力军，还须周副统制在吴总督面前多进美言，请他早日来晋一举定夺，我等都听从他的指挥。”

11月 6日 (农历九月十六日 )午后一时，吴禄桢率周维桢、张世膺、何遂、孔庚等要员抵达娘子关；阎锡山率副都督温寿泉、姚以价、赵戴文等部属到关前迎接，随即在娘子关火车站会谈。通过一番各抒已见式的会晤和磋商，决定正式组建“燕晋联军”，共同推举吴禄桢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参谋长，周维桢为总都督兼总司令副官、参谋官。会谈结束，吴禄桢一行急速返回石家庄，紧锣密鼓地筹策燕晋联军大起义的壮举。

6日傍晚，清廷派随吴禄桢身边监视他的陈其采，和已被免职的原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先后来到石家庄，他们在郊外暗地串联了一些第六镇的顽固派军官开会，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一个暗杀吴禄桢的计划。

周符麟原本是袁世凯和段祺瑞一手栽培的帮凶。他整天躺在烟榻上吸鸦片，靠吃空额军饷混日子。吴禄桢到任后，不惜得罪陆军大臣荫昌，坚决撤掉了这个无耻之徒。所以周对吴恨之入骨。

袁世凯一向把北方作为自己的大本营。11月 1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其时，他正在孝感督师镇压武汉的辛亥首义。石家庄地处京汉、正太两大铁路的交汇处，如果京汉铁路被切断，必然使武汉前线的清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袁世凯决定暗杀吴禄贞，以扫除他个人的心腹之患。于是密令身在北京的段祺瑞组织这次特别暗杀行动。

段祺瑞是第六镇的前任统制，对六镇内的人员状况了如指掌。他急令已随陆军大臣荫昌到湖北前线的帮凶周符麟回京，在煤渣胡同冯国璋公馆进行了秘密的谋画。这时，良弼、载涛等清廷贵族重臣也截获了吴禄贞与张绍曾联合阎锡山谋反的密电，于是急派奸细陈其采前往石家庄监视吴禄桢。

周符麟和陈其采到达石家庄，即在各营串联了一些对吴禄贞不满的反动军官和兵痞，决定以二万两白银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步周，事成即“头钱两清”。这一致命的杀机正步步紧逼。

周维桢与何遂从娘子关回到石家庄，听到周符麟和陈其采来到石家庄的密报，觉得形势紧张而危险，急向吴禄桢汇报，并建议调阎部一个营来加强戒备。吴禄桢不以为然，反宽慰他们说：“以前那么多的刀丛剑树、枪林弹雨都过来了，现在还怕周符麟、陈其采这两个鼠辈么？再说马步周是我的心腹，有他作警卫队长你们就放心吧。”周何两人无言。然而，祸起萧墙，周符麟、马步周等恶奴在金钱的诱使下正将暗藏的罪恶之剑向吴禄桢刺来。

当晚 9时许，阎锡山派来石家庄助战的队伍陆续开到，驻扎在离火车站六七里的正太铁路侧，带兵的是祖树棠营长。参谋何遂和警卫队长马步周奉命带着一批猪肉、馒头去劳军。何遂慰劳晋军回来已是深夜十一点。他见吴总司令办公室里灯光明亮便走了进去，周维桢和张世膺在座。何遂向他们报告了慰劳晋军的情况。吴总司令异常兴奋，把何遂叫到面前，指着办公桌上电稿说：“叙甫，你来看吧！”何遂拿来一看，一份是滦州张绍曾统制和蓝天蔚协统发来的“本军已整装待发，请与山西军前来会师”的电文，另一份是吴总司令发出的回电：“愿率燕晋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何遂连说：“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吴总司令抚着何遂的肩膀说：“你快去休息吧，天晓时分还有更多要事等着你呢。”说罢，燕晋联军的高级将领们又投入到激战前的精心筹策中。

11月 7日 (农历九月十六日 )深夜一点半，燕南秋夜，寒意袭人。总司令吴禄贞仍身披军大衣，与参谋官周维桢、张世膺坐在办公室内议事，期待着决胜千里之外那个辉煌时刻的到来。突然，警卫队长马步周闯进室内，高呼：“报告大人，闻听统制荣升山西巡抚，特来贺喜。”说罢，从靴子里拔出手枪，向吴禄贞胸腹部连连射击。吴禄贞猝不及防，强忍剧痛，拔剑夺门而走，不幸被埋伏在门外的马步周同伙击倒在地。马步周快步上前凶残地割下了栽培他多年的吴禄贞的首级。周维桢、张世膺也同时被马步周同伙以乱枪杀死在办公桌前。张世膺脑袋被劈成两半，脑浆与血液淌了一地；周维桢被击毙后抛尸于室外杂草丛中。

吴、周、张三雄遇难，石家庄市中枪声骤起，队伍百姓乱作一团。一场本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起义，转眼间被扼杀在即刻临盆的母腹之中。当夜，第六镇官兵一部分归赴阎锡山麾下，一部分溃散而走，大部分被吴鸿昌等顽固派将领带到了滦州。

11月的燕赵大地，芦花飘落，寒风潇潇，“燕晋联军，直捣清廷心窝的计划”功亏一篑，革命先驱血洒军帐，山河失色，日月无光。

7日，山西义军将领吴禄桢、张世膺遗体运往娘子关安葬。第六镇起义将士在荒草丛内找到周维桢的遗体草葬于石家庄火车站旁。

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即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称：“吴、周、张三氏，当义师甫起之日，即阴图大举，绝彼南下之援以张北伐之势。事机甫熟，遽毙凶刃 ,迭被重伤，身首异处，死事至惨。”

1912年 3月，南京政府为吴禄桢、周维桢、张世膺三烈士举行国葬，孙中山亲致悼辞，称三烈士为：“荆山楚水，磅礴精英”。上海、山西太原都隆重地召开追悼大会。

1913年 11月 7日，也就是吴、周、张殉难二周年时，山西省政府和石家庄人民在石家庄火车站北边为吴禄贞、周维桢、张世膺修建陵墓，并将三位雄杰的遗体迁葬于此。三座汉白玉浮雕的墓碑，上面分别刻有“故燕晋联军大将军绶卿吴公之墓”、“故燕晋联军参谋官干丞周公之墓”、“故燕晋联军参谋官华飞张公之墓”的碑文，均由阎锡山亲笔撰写。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政府将此陵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三烈士墓被毁。1982年 3月，河北省政府、石家庄市政府将三烈士迁葬于石家庄市长安公园，定为十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余诚革命事略

余佩鸿余品绶

一、余诚早期所受的教育

余诚，湖北麻城木樨河余家冲人，1884年 1月 2日出生。谱名淑潢，又名仲勉，字简斋、又字剑侪。余诚的父亲余雅诗，是位太学生。年轻的时候到河南商城经商，后来成了当地的富商。

1888年，余诚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来到商城，和丈夫住在了一起。这时余诚和他的哥哥都到了“开蒙”的岁数，余雅诗便就近请了一位秀才教他的儿子。这位秀才也姓余，号“浩吾”。浩吾的年龄可能比余雅诗小很多，既然同姓，便屈尊自认了晚辈。这样，塾师就成了学生的“兄长”。然而毕竟没有“联宗、合谱”，所以，余祖言在《志士余仲勉传》中只能以余诚的“宗兄”来称呼他。

浩吾教了余诚多长时间，是怎么教的？我们都不知道。但以他师生后来的言行推断，他一定不是个迂腐的“冬烘老儿”，一定不是清朝“后党”的驯良臣民。

1894年 1月 11日，是农历的腊月初五。这一天是余诚的十岁生日，想必家中自有一番庆贺。然后就是过大年，大年过后是元宵……不料，这一连串喜庆的事儿刚过去，家中就遭了不幸——正月二十七，余诚的母亲去世了！

家中遭此变故，生活秩序必定受到冲击。一般说来，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年幼的孩子……

也正是这一年，在南面不到二百里的余家冲豹脑岩，余氏家族办起了一所学校，由余祖言负责管理和教学。家学里最多时有十六个学生，血脉亲疏不一，多数都是余祖言的族弟。

这余祖言的品德和学业都很优秀，乡里乡外，名声极佳。他十五岁中秀才，十六岁便被拔为岁贡。稍后就被大户人家聘为塾师，不到二十岁就开始了教书生涯。又曾数次到黄州和武昌访友或“进修”，譬如“尝应江汉书院试”，被“取列超等”，用今天的话说，叫“充电”。现在受命担任家学的“山长”，自然是愉快胜任的了。

商城家中的变故，故乡开办了家学，两件异地同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改变了余诚的人生轨迹。

1895年，族中长辈将十一岁的余诚从商城带回余家冲，送进了家学。不论对于先生余祖言，还是对于学生余诚，豹脑岩上这四、五年的教学生活，都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一方面，作为科试教育的基层实施者，余祖言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带着余诚等人一起去对付未来考棚里必考的那些陈腐的东西，“昔时科试共沉迷”（余祖言诗），无可奈何。另一方面，“甲午”战败以来，全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救亡图存”，作为新兴思想的先觉者，余祖言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启蒙者的大任。他反思周秦诸子和汉学，尤其用心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明道救世的思想和“西人”治国强国的“法度”，以古鉴今，中西对照，乘着在山外借来的“东风”，充满着激情，辛勤地教育余诚等人，启迪他们的救国救民思想，同时也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着自己。

浩吾离开余诚在商城的家以后，是否中了举，“公车上书”是否名列其中？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确实去过京城，并在 1898年那个关键的秋天，来到了湖北这个偏僻的山区余家冲，向余祖言和余诚等人讲述了“变法维新”的全过程。当听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大家已是义愤填膺了，听到慈禧、荣禄和袁世凯发动的宫廷政变得逞，慈禧再次临朝“训政”，捕杀六君子，通缉康、梁，废除全部“新政”，变法彻底失败，大家更是悲愤难忍、怒不可遏！其中尤以余诚最为激愤，他“大叫狂骂，欲纠合同志，图恢复。”

一个大山里的文弱少年，如何去“纠合同志”，如何去“图恢复”？其可行性不足深究。但是，小小年纪，爱憎分明，为了国家和百姓，舍得一身剐，敢把“西太后”拉下马，了不起！所以，余祖言在《志士余仲勉传》中，郑重追述了当时的这一场景，就是要赞扬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

浩吾走后，余祖言对余诚等人说：“为国出力献身的时候就要到了！”为了继续深造，为了寻求救国之道，第二年一开春，他便带余诚，毅然走出大别山，来到了武昌城。

二、余诚的革命活动

余氏兄弟俩来到湖北革命运动的中心，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惺惺相惜，道同为谋，他们很快就结识了一些志士仁人。1900年夏天，组建“自立军”拥护光绪的唐才常就在武汉人民的身边被满清政府杀害了，这使余诚进一步认识到，绝不能对满清政府抱有任何幻想，不管是皇太后还是皇帝，都必须被推翻，而且造反的力量必须更广泛更强大。于是他开始走访三合会、哥老会等民间秘密组织。他先到鄂南、湘北，后走宜昌、赴万县、至重庆，继至九江、下安庆，到沪宁苏杭等地。族兄余森炎经商需到南方，于是余诚又与他同行前往广州。沿途每到一处，余诚除秘密访寻革命志士外，也设法拜会当地帮会首领，调查下层社会的情况。他的出访，在广东、上海两地的收获比较大，胡汉民、章太炎、蔡孑民、陶成章等人，就是在这期间得以相识的。

1903年 4月，余诚和余祖言北上考察形势。行至河南，见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余诚不禁放声大哭起来！余祖言很严肃地对他说：“何哭之有！图大事者岂若是耶？”到郑州后，便折返回鄂了。

第二年，余诚参与创立了“科学补习所”。这是“武汉的第一个革命秘密团体，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四月。最早发起人有吕大森、刘静庵、宋教仁、胡瑛、张难先、田桐、孙武、朱子龙、余诚、季雨霖、曹亚伯等。本是革命团体，定名‘科学补习所’，是为了避开清吏的耳目。”

1904年秋，湖南“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来汉，通报湖南准备发动起义，希望湖北同志配合行动。补习所的同志们热烈响应并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正当湖北的同志紧张地进行准备时，不料湖南的行动还没开始，计划就泄了密。官府搜出文件，发现湖北居然有个“科学补习所”将同时行动，立即电告张之洞。幸亏补习所预先已得黄兴密电，军警来时任何证据也找不到，不了了之。但经此事件，科学补习所也就停办了。

在科学补习所停办前，余祖言就考取了官派留日。此时余诚当机立断，变卖家产，随同余祖言一起到了日本。

1905年夏秋，孙中山先生由欧洲再到日本，主张联合革命势力，统一行动。余诚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非常赞同，于是“时与（孙中山先生）密谋，助成同盟会”，并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

冬季，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总部会议，商讨委派各省分会会长回国组织机构事宜。湖北省区开始推选的是时功玖，不料时功玖却不肯回国。于是再推选张昉，张昉居然也不肯回国。无奈之下，第三次则推选了陈镇藩，然而，陈镇藩竟然也不肯回国。这时，余诚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拍案而起，愤慨地说：“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于是总部同志们一致决定，委派余诚回国。

余诚接受了任务以后，非常兴奋，当天就写出了数千言的《告同乡父老书》，孙中山先生看了以后大为赞赏，并且非常高兴地和余诚等人合影留念。照片中，孙中山先生在前排独自就座，后排五人站立，余诚居中。这照片由余诚的嗣子孙珍藏了四十多年，不料在 1951年，竟被人以“公家”的名义拿去了，痛心！

1906年 1月，余诚回到了武汉。日本学者川村规夫指出，“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余诚为会长回省赴任。可以说，‘湖北分会’的历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余诚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了“武昌日知会”这块牌子，迅速开辟同盟会湖北分会的工作。张难先回忆，余诚以日知会为“根据地”，首先就发展刘静庵、冯特民加入同盟会，然后“（余）诚尽力向军、学界阐扬本党主义，均为感动”。由于余诚和刘静庵相互间极其信任，又配合密切，于是革命党人对他们的“好感日增，凡日知会会员，由余诚主盟，加入者多”，“湖北党务，得余、刘和衷共济，加之党人多自田间来，喜与总部通。其进步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至五月，法人欧几罗奉总理命，来鄂视察，亦惊叹不已，可谓湖北党务之黄金时代！”张先生还指出：“辛亥武昌革命成功，其种子实播于日知会。”这是对日知会的历史功绩实事求是的评价。

著名的“武昌日知会纪念碑”是一件非常珍贵的革命文物，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看到碑文的拓片了：“……不久会址迁高家巷，圣公会又商办东游预备科及江汉公学，广事号召。至是昔之补习所所员多麇集于此。其他来者亦众，统计著籍者万人。如曹亚伯、余剑侪、季雨霖、梁瀛洲、朱松坪、冯特民、李亚东、吴贡三、李长龄、成邦杰、何季达、徐竹坪、梁钟汉、殷子恒、张难先等其最著也……”这文中的“余剑侪”，就是余诚。

余诚的公开身份是文华大学教授、武昌翻译学校校长。他不仅直接吸收教育界的同志加入同盟会（文普通中学的董必武就是这时入盟的），并且发动有影响的人士王季芗（葆心）等筹组“湖北教育会”。余诚《日记》记载：“王季芗来访，我适他出，未遇，为教育会事也。”第二天余诚就“发信至东京，为组织湖北教育会也。”依据合理的推测，余诚在发信前必定回访过王，就教育会事听取了他的意见并进行过研讨。

由此一事，我们即可窥见余诚与东京总部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及时和紧密。

余诚等人还开办了“东游预备科”和“江汉中学”。东游预备科与江汉中学是以同盟会为依托的机关。它的任务是短期培训那些准备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散布书刊、宣传革命。以同盟会会员余诚为中心人物，此外还有李长龄、李亚东等参与其事。

日知会不仅在学界广泛地开展革命活动，并且很快就向军界发展。军学两界，这是余诚和很多革命党人心里非常清楚的两大方面，因之格外倾注精力，积极而周密地开展工作。梁维亚回忆：“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我就到第八镇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因军队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对我思想有所启发。那时同乡余诚从日本回来，成立湖北同盟会，我即由他介绍作同盟会会员”。

杨玉如回忆：会员们在外创办了很多社团，“皆与日知会相呼应。先是湖北军界仅有少数志士入伍，与学界不相结合，自各社成立后，情谊始得沟通。于是吾鄂莘莘学子，桓桓武士，皆充满革命朝气矣！”

在孙中山先生的感召下，法国新内阁表示支持中国革命，遂派员来华考察，余诚《日记》记曰：“初八日（6月 29日）欧君极乐（即欧几罗）由燕来鄂。庆武所绍介也”庆武就是黄兴。初十（7月 1日）在日知会机关“开会欢迎欧君”。刘静庵主持会务，余诚致欢迎词，欧、刘相继演说，与会者均大为感动。

在欧几罗来汉后，据余诚的嗣孙余品安说，秋瑾女士也来过武汉。“这是石磴坳述斋六姑爹于 1946年在希俊二伯行里直接跟我说的，他当时就是亲眼目击者之一。他向我说那番话时，时间已过四十年了，还表现出对秋瑾烈士钦佩的神情。”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只有看以后是否有确实的佐证发现了。

关于“同盟会湖北分会”与“武昌日知会”的关系，冯天瑜有着很精辟的论述：“余诚和刘静庵所吸收的同志，名义上是日知会会员，实际上也可说是同盟会湖北分会成员。正因如此，孙中山派乔义生陪同法国人欧几罗到湖北视察时，是把日知会作为自己的组织来考虑的。总之，‘同盟会湖北分会’不是一个严密的有确定机构和成员的组织。它由同盟会东京总部派遣的余诚主持，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其主要活动也就是上述日知会的活动。”

名称或牌子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同盟会湖北）“分会”也好、“日知会”也罢，在实质上它就是一个“合二而一”的实体（套一句今天大家都熟悉的话，叫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它就是中国同盟会在国内卓有成效的、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省级机构，是“自己的组织”！这，早已是国内外学人一致的看法了。

更为重要的是，湖北的革命运动——自然，也包括伟大的武昌起义——是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全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有近人说什么“武昌起义跟孙中山和同盟会没有关系”，这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是以余诚回国开始与湖北革命运动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为标志的。

这是余诚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功绩。即使此外余诚什么都没干，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所以，当我们在研究“武昌日知会”的时候，也就是在研究余诚和他所领导的同盟会“湖北分会”，更是在研究“中国同盟会”对于湖北革命运动的领导。这三者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

从大局上看，是不是余诚“这一个”人主持了以上的工作，并不重要。不管总部派谁出任湖北分会会长，只要“他”是忠于革命的、尽责的和肯动脑筋的，湖北的革命运动一定也会搞得很好，而我们对于“武昌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中国同盟会”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结论，同样也是不会改变的。

既然历史选择了余诚，那么，讲“湖北的”辛亥革命，余诚就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那时湖北的革命运动，蒸蒸日上。若不是郭尧阶这个奸贼贪财叛变，后来的情况很可能会更好。

三、“日知会案”和余诚的“幸脱”

1906年，总部派刘道一等回湖南，准备于 1907年 2月初（即阴历年底）趁满清官吏封印之时，举行武装起义。为此，孙中山先生派梁钟汉、朱子龙、胡瑛回到武昌，与日知会策划响应。不料湖南方面消息泄露，党人被迫于 12月初提前行动。血战至月中，起义失败。张之洞根据湖南情报，在武昌四处张贴布告，缉捕王胜等（赏银一千两）及朱子龙等（赏银五百两）共计十五人。

尽管如此，余诚仍然和刘静庵、朱子龙等人在积极地谋划举事，但却苦于经费短缺。这时有李某人说六合锑矿公司有蓄积，可以拨济，于是余诚便和同志们前往汉口某纸厂订立合同。而有个叫郭尧阶的党人，自日本回国后，不务正业，终日浪游挥霍，但因他早先与胡瑛、宋教仁相友善，大家对他也并无别的戒心。岂料他此前提取了日信洋行棉纱数百包以求获利，但又无钱付这笔货款，于是藉着李某入党是他介绍的，居功卖大，便设法私取了锑矿公司的款项据为己用。余诚等人得知后，立即向郭追究此事。郭不但不交出款项，反而怀恨在心，继而竟起了叛变图财之意，于是将日知会的行动计划密告于巡警道冯少竹。冯命郭为侦探队长，许以重金，命分作为向导逮捕革命党人。

短短的几天之内，刘静庵等九人被捕，余诚等十二人被通缉追捕，另有数十人，虽未被列名追捕，但也被迫藏匿或远逃他处。日知会无形解散，湖北的革命运动跌入了低谷。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武昌日知会案”。因为案件发生在阴历丙午年，所以又称“丙午党狱”或“日知会丙午之狱”。

研究余诚，“日知会案”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重大事件。关于此案，余祖言的《志士余仲勉传》（下称《仲勉传》）用了 32﹪的篇幅，张难先的《余诚传》用了 36﹪的篇幅，1961年张难先又写了一篇长达七千字的文章《为五十六年前的一笔历史账答客问》（下称《答客问》），足见事关重大。

余祖言写于 1912年的《志士余仲勉传》（节录）：

秋，萍乡事发，与刘静庵、朱松坪、胡经武谋响应，苦资用绌。会候补县益阳李某言六合锑矿有蓄积，可拨济，（余诚）遂偕同志往汉口某纸厂订立合同。有郭尧阶者，以李某入党，因彼先容，自以为功，窃往私取。志士诘责之。乃怀愤，洩谋于清巡警道冯少竹。少竹命尧阶为侦探队队长，许以多金，令阴捕志士等。时刘静庵为日知会会长，志士劝之先去，己留养其母。越数日，往名利栈，见警兵数人扶胡经武出。归寓言状，朱松坪欲即逃，志士止之，不听，复被逮。志士乃欲招九江敢死士二千人，以炸药烧各官署，出经武等于狱，曰：“杀身成仁，此其时也！”又恐殃及居民，犹豫未决。捕益急，乃易服走上海，投公学。是时党人繁杂，朝夕翻覆，不可究诘，公学诸君疑之，愈窘。会外出，某君窃视其日记，疑始释。

张难先写于 1945年的《余诚传》（节录）：

秋，萍醴军兴，胡瑛等奉总理命来鄂，谋响应。（余）诚、静庵、瑛方聚而规画，为无赖郭尧阶所悉，告密于巡警道冯启钧，导捕瑛、静庵。诚、瑛正在汉口名利栈计事，郭见诚在，以手式示意，诚走，捕瑛渡江系警道署。诚既幸脱，始知郭已变节充暗探，愤欲死，谋募死士刺郭，劫瑛等于狱。风声日急，诚从父子敦、友屈竞存等促走避，乃亡申。先是，郭隶籍本党，胡瑛、宋教仁等俱与之善。归国后，预闻日知会秘密。后因浪漫，暗中变节，诚与静庵、瑛俱不知也。诚至沪，沪上党人，以诚与瑛同在一处，何以一捕一免，甚疑诚，几无以自明。盖诚至性感人，素为郭所敬惮，捕瑛时，见诚在，良心不安，故示意避之。彼时诚以郭有所见而关注同志，初未疑即捕瑛之人也。久之事实传沪上，诚之心迹始明。

张难先写于 1961年的《为五十六年前的一笔历史账答客问》（节录）：

（郭尧阶）他先于十一月廿三日晚在汉阳拿获朱、梁二人，接着又于廿四日借刘小霖请客作圈套，在汉口名利栈宴请胡瑛。敬酒时，郭贼一声暗号，十几个便衣队一拥而上，持枪将胡瑛逮住，送到武昌交与冯启钧。

显见，《仲勉传》与《余诚传》的记述颇为相左；而《答客问》又与《余诚传》不一致。似可归纳为“计事”与“设宴”两说：

“计事说”——余诚和胡瑛先就已经在名利栈里面“计事”了，郭贼的抓捕行动是在余、胡正在“计事”的过程中开始的（故后有“手式示意”等动作）。

“设宴说”——“敬酒时……将胡瑛逮住”在先，余诚“往名利栈”在后（故有“见警兵数人”云云）。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作为客观事实的存在，只能有一种可能性。

我们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目击者，事情又隔了一百多年，怎样确定“谁是谁非”呢？

余祖言的《仲勉传》写得很早，距余诚去世仅仅两年，后来“删其蕪”，也远在 1922年，且经“日知会案”的当事人吴寿田（崑）以及同时期的战（朋）友刘子通、曾唯生、周章武、张泰湘等人遞相传阅，一再“来索”，更被刘子通叹为“简洁不可易也！”因此，《仲勉传》的可信度不可谓不高。

张难先的《余诚传》和《答客问》，虽然成篇很晚，但如果读过张难先所写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自序》，你就不能不为其严肃的态度所感服。因此，《余诚传》和《答客问》的可信度，同样地不可谓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对“计事说”和“设宴说”，应当并存而不可随意偏废。

日知会虽然无形之中解散了，湖北的革命运动也暂时进入了低潮时期，然而湖北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屈服，《武昌日知会纪念碑》碑文中写道：“顾吾党不以此稍挫其志，立会集社，赓续不绝，浸淫漫衍，推而弥广，其蒂愈固。逮辛亥八月，乃蒇全功。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这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

“日知会案”发生后，清南洋大臣端方侦知余诚在革命党内职任“湖北总分统”，且能制五种炸药，现仍藏匿国内进行活动，于是悬赏五千银圆追捕余诚。余诚便化妆成日本人去了东京。

四、余诚最后的岁月

余诚到总部时，孙中山和黄兴已先后离日。总部急需加强力量，见余诚到来，非常高兴，仍由他担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的职务，并襄助总部工作。当时《民报》的经费极度困难，余诚到后，便和章太炎等人极力筹划募捐，维持出刊，直至 1908年秋被日本当局强令停刊。

1909年秋冬，总部同志见余诚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亟须治疗和休养，便派陈子静、李四光等人护送回国。余诚的胞兄敬堂特地去上海相迎，余祖言也专程从麻城赶至武昌，兄弟们相聚于雄楚楼余子存的家中。武汉的革命党人得知“余仲勉”又回来了，“每日都有很多同志来寓访问”，余诚的精神也为之大振。得悉“军中已有同志多人”，更是万分高兴！竟然忘却了重病在身（武汉的严冬季节，对于患有肺痨晚期的病人，该是何等的难受啊！）令詹大悲、蒋翊武、梁维亚、余万卿等人分头密约同志们在武昌蛇山抱冰堂集会，余诚亲临讲话，“闻者大为兴奋”！

这是温楚珩的回忆：“有余诚字简斋者，曾中清朝副榜，自费留学日本，系同盟会中坚分子兼湖北支部部长，萍乡之役，曾回国参加，失败后，又逃亡日本。余家境清寒，无法接济费用，又以身体多病，不能长住日本，乃因温楚珩返国之便，借其川资同行返鄂，住武昌雄楚楼某号亲戚家。因识詹大悲，始悉军中已有同志多人，遂由詹介绍召集开会。余在会上演说同盟会组织原委及革命宗旨，并指出同盟会中都是当时知名人物。闻者大为兴奋，每日都有很多同志来寓访问，因此，军中革命组织更加发展。”

由此可知，1909年湖北的革命形势，显然又在向上迅速地发展了。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军中的力量大为加强，组织更为严密系统，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又有卢智泉和温楚珩共同的回忆，更为详细：“同盟会鄂省负责人余诚（字简斋，麻城县人）由日本回到武汉，住雄楚楼街，同来的有温楚珩（北京人），稍后回来的又有同盟会员黄侃（字季刚，蕲春县人）。……詹（大悲）来省后，见闻日广，革命思想益加发展；闻知余、黄、温等均自日本归来，即以自我介绍函约晤谈。此后詹并邀约军、学两界同志多人，不时到余处聚会，由余诚等告知同盟会组织之缘起及其情况，并言此次回国任务就是宣传同盟会纲领，启发人们的革命思想，希望大家结成团体，共同进行革命，听者甚为鼓舞。自此以后，詹陆续介绍的同志甚多，其中比较优秀的，在学界有黄梅县人宛思演、梅宝玑，黄冈县人熊继贞（字子贞，又名十力），蕲春县人李翊东（字西屏）、陈屯（字冕亚）、张浩（字东屏）；在军界中有黄陂县人蔡济民（字幼襄）、吴醒汉、潘康时（字怡如），京山人王守愚（字玄奕），湖南人龚霞初、唐牺支、杨王鹏（字子鬯）、刘尧澂、蒋翊武、鈡琦，贵州人王宪章等。此后这些同志均成为军学两界的重要领导人物。”

只有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仔细地思考了这些文献，并且逐步地熟悉了这些后来在武昌起义宏伟的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们如雷贯耳的大名时，我们才会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作为辛亥革命先驱者的余诚，此时此刻的工作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余诚，这位笃实君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完全是在“忘了命地”干革命。

余诚于 1910年 1月上旬离开武汉回麻城。路经团风镇停留了一天。即使这么短暂的路过，他还专门在“二记”车行里会见了团风和黄州的部分革命同志，勉励同志们坚毅前行，务使革命成功。这是余诚生前见到的最后一批革命同志了，而同志们心里更明白，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余诚同志了……

恶劣的气候、繁忙的工作、贫困的家境，使余诚的病情急剧恶化。回到余家冲没几天，1910年 2月 5日（腊月二十六日）晚，余诚与世长辞。

余诚的去世，对余祖言精神上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专门写了组诗《哭简斋》悼念余诚：

万里归来病已危，岁寒聊复慰相思。那知相对无言日，即是今生永诀时。

少年摧折壮衰零，岁月空虚过落星。曾记当年初识面，我犹绿发子龆龄。

昔时科试共沉迷，簦笈诗书与子携。辛苦黄州江上路，午风梅雨湿黄泥。

长风吹我向蓬莱，巨浪惊人色似灰。将上横滨齐一笑，蓬蓬虿发望君来。

苦辛历尽竟何有？国困家贫唤奈何！留得穷愁书几卷，定知历劫不能磨。

万里投荒摧国士，百年有运纵天骄。岂真万物为刍狗，欲探天心天路遥。

闻道东京近时事，悼君同志各伤神。座中泣下纷如雨，更有吞声作序人。

平生青眼为君顾，君去邻孤意气衰。自分终当老岩壑，在山泉水畏人知。

余祖言将余诚逝世的消息急告东京，东京的同志立即举行了追悼会，章太炎先生十分悲痛，作《序》以志哀悼。余祖言《哭简斋》之七：“座中泣下纷如雨，更有吞声作序人。”此“作序人”就是章太炎先生。

一九一二年，武昌军政府批准麻城县为屈子厚、余诚、周干臣在本县岐亭镇杏花村（北宋陈季常隐居处）建“三烈士祠”，以示纪念。《余氏宗谱》记：“今民国成立，简斋志士为革命钜子，方将议恤。我邑西乡已请鄂军都督黎，许与屈君子厚、周君干臣同祀于杏花村，号‘光黄三烈士祠’，与‘宋贤祠’并列，国家报酬，邑人崇拜，可谓至矣！”抗日战争时期，佩鸿督学麻城，特过岐亭晋谒，时祠已失修，颓垣败瓦，杂草丛生。然遗像可见，碑匾犹存。惜现已全毁，房屋已被附近村民住用。

一九四五年，《湖北革命知之录》问世，其中张难先亲自撰写的《余诚传》及《同盟会湖北分会之概况》，使许多人知道了余诚这位“至性感人”的“笃实君子”，知道了这位“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那句著名的“愤慨”之语——“聚他人国都，快口耳谈，庸有济乎！”——就出自这《余诚传》。而《分会之概况》中所载余诚“与静庵极相能”、“余刘和衷共济”、湖北党务“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可谓“黄金时代”等语，都成了后人撰写这段历史时所引用的“经典语句”。

余诚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所从事的开创性的、奠基性的革命工作，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日本学者川村规夫写道：“正是日知会培育和造就了湖北一代革命者；正是这一代革命者，成为辛亥年埋葬清王朝的第一批掘墓人。”

辛亥革命志士温楚珩先生说得非常中肯：“余（诚）虽死，但已播下不少革命种子矣！”

余诚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夏斗寅的传奇人生

屈苇滨

由一个贫困的农家青年，一跃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上将、湖北省政府主席，由中国国民党党、政、军大员，一夜沦为算命先生，客死异乡，这样大起大落的变化让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充满传奇色彩。这个人就是夏斗寅。在他的家乡，湖北麻城“东山”（在麻城，人们习惯将龟山、什子山以东的木子店、张家畈、蔡店河一带称作“东山”，也称“东乡”、“东八区”，“区”读作kuí），有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赍志从军

清朝末年的光绪乙酉年（1885年），夏斗寅出生在今麻城市木子店镇搁船山村的夏家垸。夏氏为麻城东山大姓。据 2001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麻城夏氏人口 2.8万，主要分布在东山的张家畈镇、木子店镇、盐田河镇、三河口镇及白果镇的夫子河。东山夏氏的发祥地在白石山。大约在第十五世，有一支迁到今木子店搁船山夏家垸，延续到夏斗寅这一辈，已是第二十一世。在清朝，白石山属木栖河区，搁船山属南庄区。两地虽属不同的“区”，但相距只有三公里左右，现在是两个相邻的村。夏家世代农耕，少有读书人。但夏斗寅还算得上“书香门第”出身。他的曾祖父夏仕鹏是县学的秀才。在那时，秀才由官府供给口粮，称作“廪饩”，所以这夏士鹏也算得上是最基层的“国家干部”。当时正值洪杨起义，秀才夏仕鹏响应上级号召，参军“剿贼”，结果为“朝”捐躯，因此得到了朝廷的表彰（当时称为“旌”）。夏斗寅的祖父夏承汉更进一步，一举进入国子监成为“贡生”，相当于被保送进了北京大学。贡生夏承汉更加感谢“皇恩”，继承乃父遗志，在家乡“倡起团练剿贼”，后来还当了区长、户长。只可惜夏家的文脉不畅，到夏斗寅的父亲夏祚甲这儿中断了，他没有获得任何功名，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同样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而且应该也是个“读书人”。

夏斗寅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读书人”家庭。他本名祖荣，字金楷，号灵炳。做官以后，他刻了一方官印称作“斗寅”，于是便以“斗寅”闻名并传世。夏斗寅出生时，他的母亲只有十九岁，父亲仅十七岁，祖父母已经离世，家境与当时的普通农家一样，只够低水平的温饱。但夏斗寅是这个家庭中的头生子，而且是仅有的一个孩子，父母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读书中举，光宗耀祖，所以在他七岁时，就被送到私塾读书。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夏斗寅通过读书谋前程的希望破灭。当时他已经二十一岁。但他是个不甘平庸的青年，不能忍受自己的一生就像自己的父辈、像身边众多的伙伴一样，种田——娶妻——生子——种田，他渴望走出封闭的大山，去探寻山外的世界，他渴望过一种新的生活。他的想法得到了一位本房堂兄的支持，给了他一小袋银圆作为盘缠。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十二岁的农家小伙夏斗寅来到大城市武汉。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场大变革的前夜，新旧思想正在激烈地碰撞，各地都在创办新学堂、新军队。夏斗寅看清了这个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到武汉后，他报考了湖北武普通学堂。这所学堂是由著名的洋务派领袖、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创建的，同时创建的还有“文普通学堂”，校址在武昌阅马厂附近。学堂前面加上“普通”二字，是表明它所开设的课程与一般中学堂没有什么区别，但与当时普遍开设的师范学堂有区别。武普通学堂开设的课程有文学、经学、史学、伦理学、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等，这些与文普通学堂是一样的，不相同的是每天有一节带军事性质的体操，其内容包括步法、队形、单双杠、跳高、跳远、跳下、天桥、浪桥、枪法，每季度还要进行一次野外训练。学校的待遇相当优越，不仅免除学费，还免费供给所用生活、学习用品。文普通学堂也免除学费，但生活、学习用品得自己掏钱。学堂的管理很正规也很严格，校方完全将学生当作军人对待，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集体祭拜孔子神位，张之洞还会抽空来给学生训话。学生如果犯规，校方会给予很严格的处分。有一个学生因为从围墙的缝隙处窥看隔壁幼稚园的女生（当时初办幼稚园，入园学生有的已经十七八岁），便被立即开除学籍。夏斗寅作为乡下来的穷孩子，在这儿不啻进入“天堂”，生活很愉快，学习也很用功。这是他一生中所接受的唯一一次正规教育。

宣统元年（1909），夏斗寅从湖北武普通学堂毕业，被派到湖北陆军第八镇十六协三十二标二营左队任司务长。从此，他成为一名军人。

军事天才

夏斗寅参军后的第一次战斗，是赴安源“剿匪”。由于作战勇敢，受到嘉奖，授予五品花翎顶戴。不久，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爆发，夏斗寅因身材魁梧，且作战勇敢，被委以先锋队队长职务，不久又被提拔为第三标第一营营长。南北战争期间，又调任北伐左翼军总司令部监视官。南北共和达成以后，夏斗寅调任鄂军第二镇第三协五团中校团副，授予陆军步兵中校衔。

1912年，因军队裁编，夏斗寅退伍。这时，湖北浠水人孔庚在山西任第九师师长兼大同镇守使，夏斗寅以同乡身份投奔到他的麾下，被委任为晋军征蒙军第一路总司令部先锋队队长。民国三年（1914），蒙古叛军被平定，夏斗寅被调往晋北镇守使署，任卫队队长。

1916年，张勋复辟，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护法。

夏斗寅积极响应，返回湖北参加护法，在已宣布独立的湖北沙市驻军石星川（阳新县人）部担任鄂军荆宜招讨使署新兵训练总监。第二年冬，升为鄂军总司令部卫戍总司令兼鄂军第二梯团司令官，带兵入湖南驰援岳州。由于湘粤桂联军失利，夏斗寅率领本梯团七千官兵随湘军退守湘南郴州、永州一带，改称鄂军团，受湘军总司令李书城（潜江县人）节制。

1920年，湘军驱逐皖系军阀、时任湖南省督军张敬尧，夏斗寅率部参战，攻克长沙，担任长沙戒严司令兼军警督察处处长。1921年，湖北人孔庚（浠水县人，时任湖北自治军副总司令）、蒋作宾（应城县人，时任“驱王总监部”总监）等人发动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战争，请湘军援助。湘军派夏斗寅担任鄂军先遣第一路司令官，带兵援鄂。夏斗寅的援鄂军一路北进，势如破竹，攻克通山、蒲圻、咸宁丁泗桥，王占元望风逃窜。这时，吴佩孚率海军从后方偷袭岳州，湘军被迫回援，夏斗寅又率部随湘军退至湘东，任湘东六县剿匪司令官。

王占元倒台后，湖北黄冈新州（今属武汉市）人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萧耀南顺应当时的舆论，笼络人心，便推行“鄂人治鄂”的主张，要求收回鄂籍军队。1925年，夏斗寅的军队经过扩编后，被编为鄂军陆军第二混成旅，但仍然驻守在湘东。

1926年，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风生水起，而湖南督军赵恒惕却日趋反动。夏斗寅审时度势，决计投身到国民革命的阵营中。他与下属万耀煌（新州县人，时任夏部参谋长）秘密来到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与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取得联系，并接受改编，将所属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夏斗寅任师长。

夏斗寅在广州，极力促成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并主动担当先遣师，攻克长沙、岳州、咸宁丁泗桥。北洋军退守武昌，夏斗寅率部由金口渡江，攻株榆山，乘胜攻克汉阳、汉口，再由左翼进长江埠，攻克应山、武胜关，直逼信阳。真是一路奏凯，所向披靡。北洋军大部投降，吴佩孚被迫下野。这年冬天，夏斗寅又奉命征讨鄂西，攻克荆州、当阳、宜昌。这时，第一师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任师长，并兼任荆宜警备司令官。

1927年“四一二”以后，国民党短暂分裂，出现了武汉、南京两个政府。夏斗寅支持蒋介石“清党”，通电“反共”。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他想对武汉来一次偷袭。但武汉方面先期得到情报，在叶挺的指挥下，决定以进攻代替防御。两军在贺胜桥以北纸坊以南的土地堂展开激战。夏斗寅的独立十四师共有四个团，先期到达并进入阵地的是两个团；叶挺这边正面是由许继慎带领的一个新兵团，右翼有韩浚指挥的两个营。由于侧翼迂回得手，夏斗寅的两个团被两面夹击，败下阵来。

偷袭武昌失败，夏斗寅又奉蒋介石命令带领所部保卫南京。在南京城外，他击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并由彩石矶渡江，攻克滁州。因为战功卓著，夏斗寅被晋升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军军长。北伐继续推进，新编第十军担任津浦铁路先遣军，一路攻克蚌埠、徐州。这时，第十军又奉命改编为第二十七军，夏斗寅任军长兼徐州警备司令官。1928年春，夏斗寅率部继续北伐，进攻山东，占领济宁、济南，一举肃清张宗昌残部，再一次因战功升为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夏斗寅率领得胜之师，继续北上，攻克德州、天津。北伐大功告成。夏斗寅奉命回师寿州六安镇阳关整军改编，将二十七军三个师缩编为第十三师，夏斗寅任二十一路总指挥兼第十三师师长。

1929年春天，夏斗寅奉命西征“剿共”，先后经英山、罗田、麻城、黄安、孝感、荆门、当阳，都是些零星的战斗。此后调回武汉，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兼湖北全省警备总司令官。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夏斗寅奉蒋介石命令，将十三军总指挥部移驻兖州，同时派出一个师防守津浦铁路线上的曲阜县城，派出一个师防守平汉铁路沿线的洛河、周家口一带。守曲阜的三个团兵力被晋军六个师围攻十九个昼夜，仍然奋力坚守，直待援军到达，协同反攻，攻克汶河、泰安，直逼甲子谷。血战三昼夜，攻克甲子谷，直下济南，进守黄河。晋军北退以后，夏斗寅部又奉命调往洛河，进攻许昌的冯军，一气攻下许昌、新郑、郑州。这时，蒋介石又让夏斗寅兼任平汉铁路警备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

中原大战硝烟未去，南方的唐生智、陈济棠、李宗仁又挑头反蒋，战事又起。夏斗寅奉蒋介石命令移师信阳，与粤桂军相遇于确山。时值仲冬，天降大雪，双方血战九昼夜。夏部官兵战死与冻死约二万人，死伤者的鲜血将雪地都染红了。这是夏斗寅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斗。但他还是坚持到了最后，粤桂军战败投降。因为这一战，蒋介石对夏斗寅十分感激，于原职之外，特任他为中央国民政府委员，晋授陆军中将衔，并授一等大绶宝鼎勋章，还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特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经过二十年的浴血奋战，从麻城东山走出去的农家青年夏斗寅，终于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党政要员、封疆大吏。他的经历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军事天才！

丧失兵权

当上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夏斗寅到达了一生事业的巅峰。置身巅峰，极目四望，真是风光无限！但巅峰状态，过于惹眼，且无法上升，势在下行。

事实上，蒋介石的用人之道，重在用黄埔嫡系，对于非黄埔出身的地方派系，他是既使用又设防，既拉拢又打压。像夏斗寅这种既非保定军校毕业，又不属黄埔系统的“杂牌军”，蒋介石当然不会放手使用。

夏斗寅当上湖北省政府主席后不久，“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谋长钱大钧向他传达蒋介石指示：“现在剿匪兵力不足，着将夏斗寅的部队调离武汉。夏既任主席，不能随军，派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任第十三军军长。”于是，一纸命令便剥夺了夏斗寅的兵权。客观地说，这个任命是无可非议的：夏斗寅既任省主席，做了文官，要管理湖北偌大一个省份方方面面的事务，实在是难以再兼武职的。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派系林立，军政一体的状况比比皆是，而夏斗寅的兵权轻易被褫夺，还在于他自身不够强大，没有形成像桂系、晋系那样的实力。

夏斗寅当了湖北省政府主席以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为湖北的建设和发展做些实事。他招纳贤才，广集宏猷，自行设置了一个“省政设计委员会”，专门致力于“强省富民安内攘外事宜”。但事情刚开头，就被人告了御状，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对他放弃剿共、“异想天开”的行为大为不满，亲自派人查封了他的“省政设计委员会”。1933年 7月，又免去了他的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挂了个“鄂豫皖三省剿总”总参议的虚衔。但是，参议前面加了一个“总”字，的确是开了一个先例，算是蒋某人送给夏斗寅一个绝大的面子，同时，军阶还上了一级，成了陆军上将。在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位子上，夏斗寅只待了十五个月。同年，夏斗寅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事起，国民政府经营西南。1935年，调夏斗寅任四川重庆国民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总参议。1937年，又兼任中央征兵训练补训处第一处处长，任职一年，征募、训练、补充兵员一百多万。1938年升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这一时期，夏斗寅的工作比较忙碌，为蒋介石经营西南后方奔走效力，经常往返于南昌、重庆之间。还有资料披露，抗战期间，夏斗寅曾多次要求到前方带兵，均被蒋介石拒绝。

田园梦想

夏斗寅出生在偏僻的山乡，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农村，所以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农民习性”。当有权有钱的时候，他往往像个“富家翁”，置田买地建庄园；当生活艰难时，他又会像个农民，亲操锄耜，亲自种养。

任职武汉期间，他在昙花林购置了一幢别墅。这幢别墅在当时堪称豪华，现在却破败不堪。据说，他在汉口长春街还有一处三层楼的大宅院，在庐山也有别墅，不知确否。在武汉东湖，他买了上百亩土地，在里面造花园，辟农圃，名为“养云山庄”。

在他的老家木子店搁船山，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作“夏斗寅故居”的大庄院。但事实上，它算不上“故居”，因为夏斗寅并没有在其中住过一天。

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处庄院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前后建了四年，建成时大约在 1933年，其时，夏斗寅正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该庄院座东朝西，整体呈长宽各 40米的方形。正面是一方深 8米的前院，宽大的院门口装饰着两只大石狮，门两边建着两座雕楼。后面是一座同样大面积的花园。中间才是建筑主体。主体部分是三栋三重彼此相连的两层楼房。从正面看，是三幢并排的小楼，三个大门，门口都有石兽作装饰，门楼有雕花。进得大门是一间堂屋，左右两边各一间卧室。堂屋后面是天井、回廊和楼梯。天井是透光和排水的，回廊勾通两侧和后排的房屋，楼梯则连接楼上楼下。这样算起来，主体建筑是每栋十八间房，三栋一共五十四间房。每间房都很小，不足 15平方米。房间其所以小，据说是因为拿错了图纸，这幅图纸本是为在东湖建宾馆而设计的。夏斗寅后来看到建成的房子，大为光火，扬言要调大炮来将它轰掉。主体建筑的两侧各有一列建筑。南侧靠前是一座绣楼，计划供女眷居住。连着绣楼的是戏楼。北侧从前往后一溜六间房，依次是四间马房，一间餐厅，一间厨房。作为民国要员的宅院，夏斗寅“故居”有些气派，但并不豪华，只有外墙是用的大青砖，内墙全部用的是土坯砖。这样的建筑材料在当地只能算是中等偏上家庭的水平。

夏斗寅其所以将这处宅院建成三栋三重的格局，是因为他当时有三个儿子，是为了三个儿子分家安排的。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这处宅院建成以后，只有他和大儿子回来看过一眼。按照当地的风俗，房子建成后是要举行庆典的，方式是将为建房出力的工匠和乡亲邻里请到一起吃一顿饭。夏家的庆典与一般农家有点不一样。那一天，夏斗寅和大儿子夏德崇从省城回来，有大约一个排的军人保卫。到家以后，夏斗寅除对房子不满意外，还举行了“撒角子”的庆典活动。所谓“撒角子”，就是撒钱，撒的不是纸币，主要是铜钱，也有极少量的银元。搞完这些活动，他们父子当天就回了武汉。自夏斗寅 1906年告别故乡，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到木子店，回到搁船山。

夏斗寅除了置田建房，还娶姨太太。据说他于正妻郭氏之外，又娶了两房姨太太。二姨太王锦兰后来卷款私奔，投到了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怀抱。想来

这王氏若不是极有姿色，便是极有手段的。夏斗寅的这些作为极像一个农村暴发户。但随着形势的变迁，他又变得像一个真正的农民了。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夏斗寅随政府西迁，担任国民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总参议。当时的重庆物资短缺，经济困难。夏斗寅到底是农家子弟出身，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主动出击，解决困难。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和警卫人员在住宅附近开垦荒地，种粮种菜，亲自耕耘，亲自锄草施肥。粮食出来以后，他又养猪。据说，他种的菜可以让全家自足，他养猪的收入超过他薪水的几十倍。在当时重庆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夏家却靠着自己的辛勤劳作，仍然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夏斗寅的“养猪故事”在当时重庆、成都及其他城市的军政人员中曾传为佳话。

1944年，也就是农历甲申年冬月初十，夏斗寅在山城重庆度过了六十岁（虚岁）生日。值抗战艰难时期，他没有搞什么大规模的生日庆典，只是邀请了一些在渝的湖北籍朋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集会。席间，浠水人卢蔚乾（时任成都行辕少将参议）、黄冈人万耀煌（今属武汉市新州区）赠诗。卢诗称夏斗寅以前是“揽辔动关天下计”，如今是“荷锄疑是野人居”，真可谓知心者言。还说“却恐东山催再起，东湖棋墅约何如？”可见夏斗寅已决计远离军旅，要在武昌东湖安度晚年，做个闲散的田舍翁了。民国元老、广济（今武穴市）人居正没有参加夏斗寅的生日集会，后来看到了卢蔚乾所做的祝寿诗，便也和诗相赠。

反共？通共？

但夏斗寅终究不是农民，时势也不允许他做一个农民。

当年，在国共分裂的大变革时期，他把自己绑在了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剿共”，成了共产党人极度仇恨的“刽子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还保持着合作关系。但实际上，国共之间的裂痕已经很明显，分裂是必然的。事实正是如此。继“四一二”以后，4月 15日广州事变，5月 16日夏斗寅在武昌发表通电拥蒋反汪，5月 21日长沙“马日事变”，至 7月 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分共”，标志着宁、汉合流，国共合作全面失败。夏斗寅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员，作为一个军人，他的反共行为带有必然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共双方相互仇杀的那些年，夏斗寅杀害了一千多共产党员。勿庸置疑，这是一种罪恶。但这种罪恶是不是一定就属于个人呢？人类自从有了争夺便有了战争，有了战争就有了杀戮，有了杀戮就有了罪恶。制止罪恶应从制止战争开始。

不知道夏斗寅在经历了人生的沉浮以后是不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的行事显然是要温和得多。在被罢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以后，他出钱接济过在上海的“湖北革命同志会”。而这个“湖北革命同志会”则是由流亡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组织起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夏斗寅举家迁回武汉。在国共双方斗得你死我活的那几年里，他与家人住在东湖养云山庄。他经常戴着草帽、扛着农具下地干活。他对这种近乎隐士的生活似乎很满意，多次对人说：愿意做一个老农夫，在此度过晚年。

然而这时的夏斗寅毕竟不是农夫，也注定做不了农夫。

淮海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共产党领导的百万大军正在逼近武汉，夏斗寅必须做出选择。尽管他舍不得荆楚故土，尽管他眷恋东湖养云山庄的寓公生活，但他心里也清楚：当年“清党”“剿共”，他杀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结下了血海深仇。1948年初，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委任夏斗寅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并不断发电报催他去广州报到履职。他思前想后，觉得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便拼凑了一些盘缠，带着姨太太王世美启程南下。

途经长沙，夏斗寅遇到了时任国防部测量局局长、同为立法委员的鄂籍老同事晏勋甫（汉川县人）。晏勋甫当时正在与湖南的程潜密谋起义事宜，计划先后在武汉、长沙起义。晏勋甫劝夏斗寅随自己回武汉，相机行事。夏斗寅欣然相从，于 2月 13日随晏勋甫回到武汉。他将自己长春街住宅的一楼让给晏家居住，自己一家住在楼上。

这时，他与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开始接触。在“湖北革命同志会”成员王慧闻运作下，夏斗寅在家中接待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党负责人余杰（解放后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向余表示：“愿以垂暮之年，为桑梓尽力，倘有驱使，自当竭尽绵薄。”这时，他开始在淹留武汉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中行走，劝他们安下心来迎接共产党。为减少和避免战争给武汉带来重大损失，力争保障武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949年 5月初，夏斗寅与同为辛亥革命元老的张难先（沔阳县即今仙桃市人）、李书城、耿伯钊（安陆县人）等社会名流组建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该会顺利地保证了武汉权力“真空”时期人民生命财产、重点场所和区域的安全，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武汉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前夕，在武汉的晏勋甫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士接到了赴北京参加典礼的通知，而夏斗寅却被排除在外。这让他惴惴不安。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在对他进行拉拢和威胁。蒋介石借军统特务之口给夏斗寅带话：“共产党不会容留刽子手，蒋某人也不想失去大将军。”联想到自己早年“反共”的历史，夏斗寅觉得在大陆是不能再待下去了。1950年初，他与本族晚辈夏长生一起潜逃到了台湾。到台湾后，夏斗寅便得知自己已被作为国民党的“叛徒”而开除党籍，并被撤销了立法委员的职务，蒋介石还放出了话，要查办他的“通共行为”。没有工作，生活无着，还时刻面临牢狱之灾，这时的夏斗寅真的是遇上了平生最狼狈的时刻。他不敢耽搁，立刻转道香港，临时住进了六国饭店。

这时的夏斗寅真仿佛是只蝙蝠，有点像飞禽，也有点像走兽，但又什么都不是，于是只能作为异类，孤独地栖息于某一座荒林。

身后是非

在香港，夏斗寅遇上了生计问题。尽管此前他还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尽管坊间传说他曾搜刮了大量的钱财，但实际的情形是，除了在武汉、在麻城的那些房产，在他逃离武汉的时候，手头并没有多少现款。1950年初，他想将武昌昙花林的别墅卖掉，但因找不到买家而作罢。现在为了不致于饿死，这位中华民国的元老、封疆大吏只得行下下之策，在香港的几家报纸上发出启事：“某君曾任封疆大吏，愿以麻衣相法结交天下士。”这有点近乎欺诈的行为发生在这样一个曾经叱吒风云的人物身上，真让人产生“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慨。看相暂时解决了饥饿问题，但不能解决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苦闷。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1951年 6月，夏斗寅客死香港，终年六十六岁。

夏斗寅死了，但因他而起的是非恩怨并未了结。

夏斗寅的夫人郭氏为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德崇，字海清，生于清光绪丙午年（1906），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军军令部上校参谋，全国解放前夕赴台湾，1952年去世。其子夏长风（原名长汉）生于 1930年，在台湾经商，任台北乐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90年 10月曾带家人回麻城省亲。次子德功，字仲清，生于 1913年，1941年病逝。三子德根，字长清，生于 1923年，金陵大学毕业。全国解放前夕，他在报上登启事，与其父划清界限；解放后在武汉钢厂做总会计师。他一生谨小慎微，唯恐犯错。“文革”中虽不断受到批判，但没有受大的冲击。夏德根有三个儿子，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夏斗寅的父亲兄弟四人，所以夏斗寅的堂兄妹并侄儿、侄女众多。家族中出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亲近的人们免不了要受到影响。更何况，据说，夏斗寅极讲亲情和乡情，当年，在他的东湖“养云山庄”，住着很多来自麻城“东山”的穷亲戚。夏斗寅有两位仍然健在的侄女，她们说，当年她们女姊妹四人就住在东湖上学，而她们的哥哥因为没读书，做不了什么大事，就在园中做杂活。

对于族中子弟或麻城“东山”前来投奔的年轻人，夏斗寅一般是将他们安排到军队中做事，表现优秀的还能提拔担任一官半职。这些人，多半安排在他曾亲自担任师长的十三师。

夏斗寅大伯祚科的儿子夏祖文，字金和，与夏斗寅同年，在夏斗寅的提携下，做了湖北府河口征收局辛安渡稽征所主任。

夏斗寅四叔夏祚辉的儿子夏祖朝，字继禹，号秉彝，生于 1911年。夏斗寅安排他在第十三师军官研究所学习，毕业后任武汉警备旅中尉排长。“八一三”上海抗战，他赴前线参战，为国捐躯。

还有同族的夏祖恩，曾在武汉警备旅任排长，解放后下落不明。夏祖达，曾在十三师任排长，后任麻城保安总队部副官。夏祖培，曾任十三师副营长、武汉警备旅少校营长、中央高射炮团中校副团长。夏祖植，曾任十三师营长、湖北襄阳第五行政专员公署保安大队中校大队长。夏祖桢，曾任十三师上尉连长、少校营长。夏德栋，曾任十三师营长、副团长，后转到地方，任麻城县民团副团长。夏德株，曾任十三师少校参谋。夏德棪，曾在十三师任连长，抗战后以中校衔在第六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工作。夏长荫，曾任十三师上尉医官。

我们“东山”屈姓与夏姓历代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所以互称表亲。我的祖父屈善芳年轻时不愿种地，背着家人逃跑到武汉，就是以表弟的名份投到夏斗寅门下，夏让他做了个“马弁”，也就是警卫员。在我们那儿称他“屈副官”，很是威风。类似我祖父这种经历的人，在“东山”还有一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被传为“佳话”。

夏斗寅有个本房族兄夏祖锐，家里几代行医，家境较为殷实。当年夏斗寅要离家去武汉读书，他们家资助一小袋银圆作为盘缠和学费。夏斗寅定居武汉后，将夏祖锐请到家中做大总管。

在夏斗寅身居高位能够呼风唤雨的时候，他的亲戚、族人甚至乡亲，不少人沾了光。但当时势逆转，夏斗寅成了革命的对象、人民的敌人的时候，有些人不免受到牵连。

“文革”风暴来临，夏斗寅在大陆的亲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最凄惨的是夏长云一家。夏长云，字青云，生于 1938年。他是前面写到的夏祖文的孙子。他的父亲叫夏德仁，已于 1960年去世。到“文革”时，与夏斗寅同祖父的亲属中，留在麻城老家的人已很少。“德”字辈只有一个夏德贵，已年过五旬，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只能批斗一下了事。“长”字辈只有夏长云和他的三个弟弟。所以要“清算”夏斗寅，只有拿这兄弟四人开刀了。先是批斗，后是罚跪、上吊、毒打。结果是夏长云被打死，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被逼外出逃难，流落他乡。按道理说，夏长云兄弟只不过是夏斗寅的侄孙子，相隔已三代，也没有为夏斗寅做任何事，甚至根本连夏斗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是不应该因他而受这么严酷的惩罚的。但这中间还是有一点特殊的原因，就是夏斗寅在搁船山建的那一处庄院。据传，夏斗寅建庄院的地皮本是罗田县金家湾一金姓人家的私产。这金某人也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夏家在与金家交涉这块地皮的时候，金家要求用枪枝交换，最终以两挺机枪、十支长枪、十支短枪、三万发子弹成交。但到“文革”时，红卫兵提出：当年夏家并没有将这些枪弹交给金家，而是偷偷藏起来了。于是严刑拷打夏长云和他的家人，强迫他们交出夏家藏匿的枪弹。夏长云自然是交不出来，于是被活活打死。夏长云死后，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不堪折磨，在一个晚上偷偷逃出家门，一路乞讨，最后逃到孝感县（今孝感市）龙店区北泾嘴落脚定居。

历史的恩怨终于渐渐淡去，人们开始用平和的心态看待过去。但关于夏斗寅的是是非非并没有结束。20世纪 80年代以后，报刊上、网络上有了回忆、评价夏斗寅的文章。但有些文章材料不实，以“道听途说”作为历史事实；有些文章囿于成见，不能客观地、历史地描写、评价人物。这些文章，总是有意无意地给夏斗寅加上“流氓、地痞、无赖、军阀”的脸谱。的确，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就是这么写国民党高官的，包括蒋介石、阎锡山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但这并非历史的真实。作为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一个传奇将军，夏斗寅的功过是非当然不可能简单定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真实地叙述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

耿介清廉的严立三

金仕善

严重(1892—1944)，字立三，湖北省麻城县城南正街人。1918年卒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与蒋介石同为军事教育家靳云鹏的学生。历任粤军第四军第一师营长、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训练部主任、北伐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兼苏州警备司令。宁汉分裂，蒋介石迫其下野，隐居杭州法相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严立三在各方面推重下，出任中央军委军政厅长，不久辞职，隐居庐山太乙村近 10年。芦沟桥事变后再度出山，任湖北省代主席。1940年 6月，严立三坚辞本兼各职，璧还薪金，耕读于宣恩县长潭河畔。1944年病逝于恩施。1945年由湖北省主席万耀煌主持迁葬于武昌九峰山公墓。粉碎“四人帮”后，湖北省人民政府重修了严立三的坟墓。

严立三曲折的政治生涯，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性。

蒋介石说:“看来，严立三在学生中的威望，比我当校长的还高。”

1924年 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以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为训练部副主任 (负实际责任)，严重为学生总队长。第一期学生 5月间入学。

此前，严重与保定军校同窗挚友邓演达，分别任粤军第一师营长及团长。国民党元老李济深时任第四军军长兼该师师长。陈诚则在严重手下当连长。

黄埔军校招生消息一传开，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突破军阀层层封锁，来到广州投考。由于建校伊始，人力财力有限，仅将 300多名正取生编为三个学生队，而 100余名备取生 (其中有俞济时、胡宗南等人 )不能入学。备取生人地生疏，生活无着，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虽多次要求学校当局收编，始终未获解决。正取生同情他们，愿将每日三餐膳食改为两餐，匀一顿给他们吃。

严重、邓演达对此十分感动，认为这些青年满腔热血，实为革命之宝，理应倍加爱护，于是亲率正取生、备取生代表，晋谒孙中山大元帅呈诉。孙中山对同学们这种团结友爱、献身革命的精神极为嘉许，当即表示：命要革，饭也要吃，学生膳食一日三餐不能减；经费不足，紧缩大元帅府的开支予以解决。严重返校后，即将备取生收编为学生四队，并遴选最优秀的教官担任教习。同学们无不感奋，欢声雷动，“孙中山先生万岁”的口号声震黄埔。

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批学生中的许多人成了国民革命的中坚和优秀将领，他们都非常感佩严重老师惜才爱才、目光远大、为培养革命力量立下了功劳。

国民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到三、四期学生入学时，学生总数已逾 4000人。孙中山先生任命严重任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总队长要管学生，训练部要抓军事训练，工作繁重可想而知。严重治军严，治学亦严，并不因身兼二职而稍事松懈，每日三操两讲，非特殊情况，必亲自督导。当时的教学重点是野外演习，多在黄埔升旗山一带实练，严重随队步行，从不骑马，寒暑坚持如一。他常对学生说：“学以致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战场上，指挥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士兵及个人的安危，更关系到战局的成败。故必须认真学好本领，方能克敌制胜。”

每次演习或行军，严重和学生一样，身背步枪，全副武装。一天，骄阳似火，大家汗流浃背，宋瑞珂 (后任国民党军中将军长 )为体弱同学欧阳震背步枪，严重当即表扬说：“忠勇为爱国之本，助人为快活之本。”这两句话后来被《军人训读》所采用。

严重讲授步兵操典，集合总队于大操场，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某页某行的具体内容。大家在严师的熏陶下，刻苦自励，虽然训练期仅为半年，却受益良多，在以后的东征、北伐诸役中，都能经受复杂形势及战火的考验。

当时，黄埔军校生活比较艰苦，学生住的是竹棚，睡的是竹搭统铺，用的是竹桌竹椅，一应什物几乎全是竹制品。校舍、设备虽然简陋，但对学生内务，严重要求整齐划一，井然有序，决不容许杂乱无章。晚上，他常亲自巡视，特别是气候突变或风雨交加之夜，必率少数随员，遍查竹棚是否安全，带领大家防雨补漏。那时学生只有一条军毯御寒，他在巡夜时，必轻手轻脚替那些睡觉乱蹬的学生盖严，拢好蚊帐。同学们无不感动，说总队长威如严父，爱如慈母，私下里昵称他为“严婆婆”。

当时黄埔学生膳食粗劣，严重为此经常下厨房诱导炊事人员开动脑筋，将芋头、萝卜、白菜和瓜类菜蔬，或丝或片，或炒或汤，多做花样，并采用中餐西吃方式，人手一份，讲究卫生。他个人则极少在教师伙房用餐，常轮流到各队和学生一起就食，找学生谈心，了解思想和学习情况，作为改进教学的依据。先后来校的数千学生，他多能直呼其名。

严重律己甚严，生活非常艰苦，家庭生活极为节俭，内穿的汗衫补了又补。但对有困难的学生，他总是慷慨相助。这里仅举一例：湖北英山籍一位姓肖的学生，家住农村，那年大旱，父母年老多病，一家数口告贷无门。肖收到信后，边看边流泪，被严重发觉，询明情况，要他安心学习。随后，严重汇银洋 20元给上海友人傅慧初，托傅转寄肖家度荒。两个月后，肖接家信，知上海傅先生解囊相助事，肖去信上海表示感谢。傅回信说明原委，肖才得知寄钱者是严总队长。

广州五至八月，天气炎热。校本部为了照顾教官，向岛上海关租了一栋花园洋楼作为教官宿舍。每天晚饭后，教官们沐浴更衣，群集花园纳凉，喝冷饮。严重自愿放弃这种优裕条件，住进一间空气、阳光都很差的勤杂人员住过的小屋里，一榻一桌一椅一盆架而已。每天，严重下晚自习最迟，等他去大浴池洗澡时，水已经很脏了，但他从不以为意。

严重深恶军阀作风，他在军中就已严禁打骂士兵；入黄埔后，若发现教官体罚学生，必予教育制止。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军容风纪，全校学生在大课堂上大课，教官居中间，学生在两侧，在校长陪同主讲人入场前，学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教官们宽衣解带，谈笑风生，旁若无人，惟有严重正襟危坐，端庄肃穆，卓尔不群。

严重胞弟严政，遵从兄长意愿为国效力，考入黄埔二期工兵科。严重特意叮嘱他，不得在同学间宣扬我是你的胞兄，更不允许搞任何特殊，必须自尊自立。还说：“革命不是升官发财，不是享福，而是拯民于水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树立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大志。”数十年来，严政一直牢记兄长叮嘱，奉其为座右铭。

严重对在军校的同事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共产党人，相处十分友善融洽，也十分尊重。他常对严政说：“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可为人师，你我兄弟应好好向他们学习。”严重信仰三民主义，赞成国共合作，他认为正是由于国共合作，才使革命出现新局面。当时黄埔国共两党党员之间，斗争虽然很尖锐，但并未表面化。严重对两党党员同等对待，对德才兼备者，一概加以重用或向上推荐。

由于严重笃信力行，严于律已，节亮风高，深得全体师生敬佩。一次，孙中山先生拟召集商讨大局的党务会议，分配给黄埔军校几个代表名额，由师生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结果严重得票最多。蒋介石感慨地说 :“看来，严立三在学生中的威望，比我当校长的还高。”

蒋介石拿出“严邓合流倒蒋”的密电，假惺惺对严重说：“我自然不信罗！”

1926年 7月 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此前，蒋介石已调严重任总司令部新兵训练处长，招募新兵编成两个补充师，后改名为二十一师和二十二师，严重兼任二十一师师长，还自兼党代表。国民党军的重要将领如陈诚、黄维、袁守谦、宋希濂等，当时都是二十一师的初、中级指挥官，其中郭剑鸣、孙树成、宋希濂、赵敬统、刘光临等，当时都是中共党员。

严重在二十一师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以及“用人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等口号，极大提高了该部革命素质。虽然二十一师步枪是俄式的，机枪极少，没有山炮迫击炮，连、排长一律背马枪，只有营以上干部才有一支自来得手枪，装备很差，但二十一师纪律严明，严禁赌博，不准拉夫，不准扰民。从广州出师北伐，经江西、浙江入江苏，一路秋毫无犯，沿途开军民联欢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进杭州时，天降大雨，从闸口到南星桥、凤山门，市民冒雨夹道欢迎。进苏州时已夜半，阊门外大街市民齐聚，欢声雷动。

当时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江西军阀邓玉琢被北伐军打垮，福建军阀周荫人也被北阀军赶跑，残部退守浙东。这时，孙传芳调集兵力，重点扼守苏浙两省，其兵力数量、装备及地理形势均处优势，且以逸待劳，自认固若金汤。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认为二十一师是新建之师，缺乏战斗力，难以当此重任，遂以薛岳师为前锋，直下浙江桐庐、江苏苏州，与孙传芳之主力白云山所部数师展开激战。谁料薛岳师屡战不胜，伤亡惨重，直到形成拉锯战时，才在严重的一再要求下，让二十一师投入战斗。

严重部署兵力，展开攻击，身先士卒，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中下级指挥官都是黄埔学生，在校时对这位严师十分敬佩；现见老师身处前沿，指挥若定，皆深受感动，亲率所部冲锋陷阵。士兵们更是人人感奋，个个争先，一时杀声震天。两天内，二十一师就将数倍于东路军之敌歼灭击溃，驱其残部向津浦方向溃逃。这一仗，打出了黄埔威风，写下了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光辉战例。

战斗结束后，“小诸葛”白崇禧感慨万千说：“严立三不但是一位少见的军事教育家，也是一位罕见的卓越将帅。”

不久，白崇禧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报捷，称赞二十一师无论是战绩还是风纪，都是北伐军中模范师。蒋介石随即通令各部，要求以二十一师为榜样，尤其要学习该师的“经理制度”。

二十一师之所谓“经理制度”，就是经济公开。该师组建伊始，严重就命令师、团、连部设立经济委员会，规定必须遴选下级军官及士兵参与其事，定期审核结清帐目，公布收支情况，务使全体官兵知道本单位经费之来龙去脉。这一维护士兵及下级军官利益的措施，自然深得人心，激励军人在战场上奋勇争先。此外，严重还将师长的特别经费拨交政治部，作为宣传之用。

一时间，北伐军学习二十一师“经理制度”蔚然成风，各军各师纷纷派员来二十一师索要“经济法规”。严重笑对来人说：“我们哪里有什么‘经济法规’啊！无非二十一师各级干部不贪财，不爱钱，公款公用，经济公开罢了。”来人听了无不折服。

1927年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同时密令“厉行清党”，将屠刀指向在北伐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其时，武汉方面正处于革命高潮中，汪精卫还未彻底暴露反革命面目。国民党左派、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正秘密酝酿倒蒋，宁汉分裂已见端倪。4月，二十一师由苏州开赴南京，驻在金陵大学鼓楼附近。由于严重一贯主张国共合作，不少共产党员得到他的重用，故“二十一师掩护共产党”之论甚嚣尘上；加上严、邓关系密切，蒋介石对身边的二十一师极不放心，于是便从该师暗中物色能够取代严职的青年军官。蒋介石知道陈诚是浙江人，有指挥才干，已因战功擢升为团长，便着人私下向其示意。陈诚对蒋介石的示意心领神会。从此以后，陈诚表面上对严重毕恭毕敬，实则图谋取而代之。

恰在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邓演达致电严重，询问对国民革命之态度。严重复电称：革命尚未成功，国共两党应团结一致，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是我党发动“南昌起义”，蒋令严率部进军南昌，严重因碍于和叶挺、董必武等人的旧谊，迟迟不前。加上黄埔时期选代表，严重得票最多，勾起了蒋介石的猜忌，遂决心削去严重的兵权。

一日，蒋介石单独召见严重，对迟迟不向南昌进军颇有责难；又问邓演达有无电报来。一贯待人以诚的严重如实以告。蒋介石听后，阴笑着出示一封“严邓合流倒蒋”的告密电文。严看后十分气愤，据实予以驳斥。蒋介石假惺惺地说：“我自然不信罗，否则就不会拿出来让你看。”

严重与蒋介石相处多年，深知蒋介石猜忌多疑，排除异己不择手段；反正自己无心恋栈，乐得趁机下台。于是对未能及时进军南昌，作了“胃病发作”的解释。蒋介石继而问严重胃病到何种程度，严谎称“已成痼疾”。蒋介石又向严重了解军中情况，询问何人堪代军务；又问陈诚才干如何。严重便趁机告退，并保荐陈诚代己以窥蒋意。此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当下假意挽留，又说将请严重另任要职，被严重婉辞拒绝。

严重至此始知自己被部下出卖。回想每次对部下训话，陈诚始终立正恭听，毫无倦容。自己会被出卖，只好怨自己无识人之明。严重告辞出门时，有两位黄埔一期学生、现任蒋的侍从尾随其后，密告严重说：老师切不可北去，免遭猜忌；不如暂时隐息修行，以明心迹，免遭意外。严重方才省悟到处境危险，当即搬到韭菜园其保定同学房某家中居住。

随后，严重办理移交。据当时师部经理处长袁守谦 (后任台湾“国防部”上将部长 )撰文追忆：“先生既对经费公开如此重视，故其师长任内之移交，实做到丝毫不差……移交任务，由我负责。这笔移交帐目数字，至今还保留着。除拨出作为建筑阵亡将士公墓

之经费外，计有现金银洋四万六千元，中央大洋券三万六千元，三省通用券四万元，国库券五万七千六百元，全部移交后任接收了。”严重一生公私分明，廉洁耿介，此事可算一例。

翌日，宋瑞珂、郑维四、袁守谦等部属，来到韭菜园看望严重，对蒋介石多有不满之意，严重沉吟不语，只是吩咐袁守谦去花牌楼杨公井附近的裁缝店缝制便服，代替军装。

严重隐居庐山太乙村，蒋介石从前门进来，他从后门溜走1927年 8月 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严重在各方面的推重下，于同年 10月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11月，其父严宜焕病逝，严重辞职携眷回湖北麻城奔丧。翌年 4月，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邀请湖北名流回鄂襄政，以严重为民政厅长，张难先为财政厅长，石瑛为建设厅长。严、张、石“三杰”，以军政分治为条件，李宗仁表示同意。“三杰”上任，努力建立廉能政府，推行“训政”，以为实现“宪政”之先声。但事与愿违，严重所推行之地方自治、二五减租诸项工作，阻力重重，军阀继续干政。严重愤而辞职，声明从此入山，不问政治，开始了将近十年的隐居生活。

庐山山南太乙峰，十数户农家自成村落，名太乙村，严重友人熊君住在这里。严重访友时，喜欢此地与山北嚣境隔绝，于是托熊君代为经营，筑室比邻。1929年 9月，严室落成，随即迁入，取无逸、劳苦之意，给其室题名“劬园”。严重自己种菜，自己砍柴，用竹管导山泉入厨房，自己做饭，坚持自食其力。同时杜门谢客，有空便读书，除史学外，多以哲理著作为多，自古籍及近人著述译著无不探究。据严日记载，每年读书 20部至 50部不等，书籍多托友人自城市邮寄。

严重读书之外，还从事学术著作。他好学深思，对祖国文化遗产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著有《大学辨宗》一书。蒋介石曾派人索去数册。董必武带口信要书，严重托人赠送一册，此即后文之“遗我一本书”之由来。社会上知道严重为名流者多，知其为学人者少，只有梁漱溟、钱穆、熊十力、马一孚等少数学人，知道严重在学术上的造诣。抗战时期，梁漱溟每有转移，必将《大学辨宗》藏于行李中，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去。梁漱溟曾撰文说，他对严立三的“人格精神心悦诚服，印象甚深”。

对于北伐名将退隐庐山，时人颇多微词。有黄埔学生当面问严重：“老师如何挂冠而去 ?”严重答：“宁汉分裂，令人痛心疾首。南京大开杀戒，伤我民族元气；武汉大张挞伐，又何尝不是激波扬浪 ?我怎能和他们同流合污 ?做学问是我少年时立下的志愿，如能做出成绩，不能说对国家、对社会没有贡献。”

严重向来廉洁自持，毫无积蓄。他在太乙村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有一段时间，陈诚将严重任军政厅长的薪水汇给他，严重回信说，我没有做工作，不能受俸禄，将款汇回。蒋介石数度派人送钱来，皆被回绝。1934年 6月的一天，宋瑞珂上山拜谒老师，中饭是邻居送来的粽子，一人吃了几个，算是一餐。9月，宋瑞珂二次来访，结果是宋瑞珂烧火，严重煎面饼，既无菜又无汤，以茶水咽饼。宋瑞珂明白若当面送钱给严重，定遭拒绝，后托黄埔时期的大队长张与仁捎去 50元，严重却代宋瑞珂存入银行。黄埔学生、后任中将军长的韩浚，曾两次去太乙村看望严重。有一次带了几瓶酒，两只火腿，严重收下了。后来韩浚说：“上庐山看他的人很多，送东西送钱的，他一概拒收。只有严逍鹏、袁守谦和我送的食品，他才肯收下。因为我们三人都没有担任实职工作，地位也不高。”韩浚又说：“老师对时局感到灰心、失望，所以在庐山一住近 10年，宁可过清贫困苦的日子，也不愿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早在严重隐居庐山前，挚友邓演达就去了苏联。南京盛传：严邓二人息息相通，邓有严如虎添翼，严有邓如鱼得水。后来邓演达归国定居上海，与爱国将领冯玉祥过从甚密，为蒋介石所忌。1930年，邓演达联络国民党左派人士，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揭露蒋介石的叛逆行径。翌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

噩耗传至庐山，严重悲愤至极，深情写下了哀悼挚友的诗文。蒋介石对严重很不放心，利用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的机会，两次前往劬园访问以行拉拢。严重避而不见，蒋介石从前门进来，严重从后门溜走。

严重节亮风高，报界对其长期隐居庐山，有所披露，称誉严立三是当今的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蒋介石见报后大为震怒，意欲将严重赶出庐山，被谋士陈布雷劝止。由于仰慕者愈众，为避嫌，严重不时去武昌半亩园避客。他劝告黄埔学生不要再来，以免招致自身麻烦。一次，宋瑞珂在劬园客厅，见一便衣喋喋不休，讨厌至极，怒目而视，此人方起身告辞。宋瑞珂问那是什么人，严重答是宪兵副连长。宋瑞珂气愤地说：“难道他们对老师您也不放心 ?真是岂有此理 !”有鉴于此，陈布雷、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说：请用“共建中华”的名义，邀严重到南京任职。蒋介石于是派陈诚去庐山，请严重出任军事总监，被严重拒绝；二次又派陈诚劝驾，请他出任全国禁烟总监，又被严重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土日蹙，内战烽火连天的时局，严重忧心如焚，对来访的黄埔学生说：古人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历史上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只要政府早下决心，团结全国人民，发愤图强，就能够“直捣黄龙府”，“恢复旧神州”。

“何梅协定”使华北危机愈趋紧迫。严重对南京政府丧权辱国之行径不胜愤慨，只身北上，到陕西中部黄陵县晋谒黄帝陵，沿途考察山川形势，访问民间疾苦。一路上，他投宿荒山野店，徒步往返，历时三个月，在古老河山留下了脚印，在黄帝陵前洒下热泪。“七·七”抗战序幕揭开，严重又偕施方白先生，以谒黄帝陵名义，特赴延安，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西安事变”后，宋子文向周恩来提议赶走亲日派，组织过渡政府，有以“严重或胡宗南掌军政”之议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 71页 )，但为蒋所阻，没有实现。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蒋介石迫于公论，又虑及严重投向延安，就命陈布雷拟就电文，由陈诚携电进山，再邀严重出任公职。这一次，严重抱定“赴国难，求死所”之宗旨，答应下山。10月，严重到南京，要求带兵上战场。蒋介石要他先赴上海视察战事。严重即视察了沪西、大场、罗店一线，向蒋介石复命，并再次要求上前线。可蒋介石说，在抗战中，武汉地位很重要，日军深入，没有前方后方之分，要严重回湖北当省主席。

蒋介石为何要北伐名将改任地方行政职务？原来，武汉行辕主任何成浚是亲日派何应钦的人，何成浚正谋兼湖北省主席；又有湖北元老居正从中斡旋。陈布雷向蒋献策，如能物色一位有声望的人到湖北主政，方不致于让居正感到拂了面子。于是选来选去，选中了严重。严重获知此情，表示愿意做些实际工作，坚辞省主席之职。不久，南京政府政务院就发表了何成浚、严立三、张难先、石瑛等为湖北省政府委员的委任令，何成浚兼省主席，严重兼民政厅长及保安处长。何成浚明白省主席一职系严重一再推让，多次向严重表示感激。

蒋介石看了“湖北公路木炭汽车”，连连点头，对严重说：“好！好！你们湖北的工作做得很好 !”

不久，因何成浚的亲信、省政府秘书长杨揆一企图揽权，从中挑拨离间，省府分歧愈闹愈大；蒋介石趁机改组了湖北省政府，派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又因当时徐州会战结束，战事重心转入皖中长江南北两岸，陈诚身兼数职，无暇顾及湖北，国民党政府遂委任严重代理省主席。严、张、石“三杰”主政，乃是国民党统治期间湖北历届得人心、最精干的省政领导。

严重就职，提出“用人公开，官不离民，民不离土”等口号，着手调训专员公署和县级军政人员；对全省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开展全民抗战；大刀阔斧撤换了一批庸碌无为的县长，代之以有为青年；对流亡学生开设训练班予以收容，充实地方需要；严惩贪官污吏等等。他常对部属说：“一个人能为抗战救国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凡地方官吏，有守土抗战决心，他就高兴；反之就愁眉不展。在“三杰”的努力下，军民一体，精神大振，紊乱局面得以安定，使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日救国的坚强堡垒。

及至后来战局发展，武汉撤退前夕，严重于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都市民众之疏散，外来难民之安置，以及地方应战应变之方案制订等方面，诸端纷纭，都一一规划，有条不紊付之实施。直到 10月 25日，他才最后乘轮西溯，迁省府于宜昌。

严重虽然拼力工作，但对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阻力，仍感左支右绌，穷于应付。陈诚推荐的省政府秘书长柳克述，伙同建设厅郑家俊等人，擅自用省政府名义，修筑宜昌安安庙至韩家坝 20多里公路，强征强派，督工急作，民怨沸腾。张难先、石瑛辞职以示抗议。严重到宜昌，江防空虚，警报频传，人心动荡，使其焦头烂额，难以为继。经与张难先、石瑛商量，严重亦决定辞职求退。严重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责备说：“李宗仁正想保荐他的人当湖北省主席，你怎么能走 ?”辞职不成，张难先责其背约，严重有无限苦衷，说：“当时我若拼命求退，何尝不能？因念及湖北若落入不肖之手，水深火热，他还发国难财，吾辈之罪过实大。为桑梓地，只有艰苦支撑。”张难先听了亦深受感动，遂收回辞职报告。

严重一贯主张国共合作，团结一致抗日。但驻鄂之中统、军统特务机关，不时向蒋报告，说严重对中共在地方的活动不闻不问。严重所委派的五峰、石首、监利三县县长，皆被指责有“异党”嫌疑，催严重撤职查办。还不时向严重提供“共党活动情报”，多方施加压力。

严重厉行惩治贪污，整饬吏治，多次告诫所属；“为政要敢于得罪大户。”为此招来不少麻烦。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因敲诈土膏行现洋 2000元，严派员查证后，命四区专员金巨堂将其逮捕解省。金巨堂多方包庇，拒不执行。严重亲自派保警队将其逮捕，解至宜昌审判。金巨堂又请其保定军校同学、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郭忏出面斡旋，严重不为所动，枪毙朱鼎钧于宜昌三游洞。

一日清晨，严重出现在咸丰县府，县长秦绍恬尚未起床，听说恩施有客“求见”，他下令客人在会客室等候。严重略加思忖，手书一字条：“立三有事要会县太爷。”交勤务兵递进。秦绍恬见字条大惊，急急整衣出迎。严重板着脸问：“县府几点钟办公 ?”秦答：“八点。”严在县府坐等至八点半，仍未见工作人员上班，勃然大怒，命秦绍恬到省府听候处理。原来，在这以前严已闻知，咸丰百姓呼其县长为“秦少刮”，大发国难财，遂微服来到咸丰，住进一家小客店核查该县长行径。这期间，严重还下令枪毙了吸食鸦片的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

严重主省政，一如既往，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穿的是湖南青布中山装，冬加一件棉大衣，从未有过皮袍。出外视察，一律不通知，就在当地居民家吃饭；在省府机关则与工作人员同桌。他身体瘦弱，患有严重的内痔，别人劝他注意营养，他长叹道：“大敌压境，人民流离失所，转死沟壑，何忍锦衣玉食，以自甘肥。”他曾通令全省，宴会只能四菜一汤。风气所及，使得陈诚也不得不在六战区仿效施行。

严重生活俭朴轶事，当时脍炙人口，至今广为流传。严夫人操持一应家务，戴着老花镜为一家做布鞋。布鞋需掌底，因之与一钉鞋匠长相往来，后来竟结为亲戚。一次，严与陈诚同车，由恩施去重庆，朋友送严重一瓶高级酒，装在布袋里，置于司机后座，被陈诚发现。

陈诚问：“带在路上喝吗 ?”严重摇摇头说：“这酒太贵，想卖掉，可是恩施没有寄售商店，就便带到重庆去卖。”陈诚听后哈哈大笑，说：“如果被人发现湖北省主席到重庆卖酒，那多么不好意思！我看你还是自己喝了吧。”

严重主政作风严谨，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用私人。族间、亲朋，凡有非分所求，他瞬即变色申斥，面若冰霜。族弟严方乐，系保安二团军需主任，在严重兼保安处长时，想在保安处获取优越工作，被严重严加训斥。胞兄严质清，原住麻城老家，麻城沦陷，携眷至咸丰内亲王峻安处避难。王峻安系当地首富，严重惟恐胞兄占小便宜而影响声誉，按月捎带生活费，嘱兄自重自爱。一日，王峻安访严重，以米南宫 (米芾 )字画及古玩瓷器、虎皮等稀有礼物相赠，严重怫然作色，未等妹夫开口相求，便将礼品抛掷户外，责王峻安在非常时期厚礼相见，不识大体。他告诉王峻安：“你把东西拿走，仍以兄弟相称；否则，以后不准进门 !”

1939年，蒋介石在衡阳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即“南岳会议”。时缅甸沦入敌手，唯一通往国外的通道被切断，汽油成了抗战交通最严重的问题，湖北为此而采用木炭汽车。严重与会，为节省汽油而不顾木炭车带来的麻烦劳顿，驱车上路。陈诚闻讯，派他的小轿车到邵阳迎接，为严重所拒绝。陈诚无奈，提前到会议室外停车场等候老师。一会儿，一辆刷有“湖北公路木炭汽车”字样的大卡车徐徐驶来，与停车场各类高级小轿车形成鲜明对比，顿时引起与会者的好奇心，都围拢观看。陈诚灵机一动，回到会议室把蒋介石请出来。蒋介石绕着木炭汽车转了一圈，连说：“好！好 !”又对严重说：“你们湖北的工作做得很好！现在抗战中运输问题关系很大，如果全国公路运输都效法湖北，那就无形地增加了抗战力量。”蒋介石还在大会上表扬了湖北的政绩。会议结束后，那辆“湖北公路木炭汽车”还绕道广西广东转了一圈，受到各省运输部门的称赞或仿效。

1940年，日军对鄂北地区发动“春季攻势”，蒋介石命陈诚为右翼兵团长，到宜昌督师。宜昌失守，陈诚为六战区司令长官，驻节恩施。严重见时机成熟，坚辞本兼各职，行政院只公布免严重代主席职务；严重求退心切，坚辞委员职务，移居宣恩县长潭河，璧还薪金，不参加省府例会。

严重代行省主席职务两年多，主席的特别办公费一文未领，全数移交陈诚。陈诚自知无领用此款之理，亦未接受。后征得严重同意，将此款存入银行，立了个“惠廉有道”的名目，作为奖助本省清寒学生之用。严重去职后，不但谈不到余财剩帛，简直过的是清苦不堪的生活。他之耿介清廉，绝无半点矫饰，全然出自内心，一片纯诚。故严重逝世后，知者莫不感慨唏嘘，说他是“苦死的”。

董必武挽联：“遗我一本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严重辞掉本兼各职，征得陈诚同意，率兵一连到宣恩晒坪垦荒年余，将纵横约 60华里的荒丘辟为良田，以农养兵，减轻鄂西人民负担。并手书“不共戴天”四个两尺见方的大字，刻巨碑立于该地，以激励军民的抗日斗志。

1942年，严重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居住宣恩长潭河读书耕作。早在这以前，对陈诚为其专备的轿子轿夫，均予辞退，坚持步行，山路崎岖，策杖助登。陈诚深感严重经济困难，指示省政府按当时湖北省公教人员生活品配给制，如数配给一份。“苟非我有，虽一毫而莫取。”严重坚辞不受。后来治病，严重竟将惜如家珍的、在保定军校得奖的金挂表 (上刻有“校长靳云鹏奖授”字样 )及平日陈诚等人赠送的“白兰地”高级酒数瓶，托人到重庆变卖，以付药资。陈诚闻讯，摇头感慨：“先生本性难移，令人无可奈何！”

严重养病期间，见宣鹤联中师资缺乏，又为提高教师地位，主动要求到该校义务授课，教授语文、数学。他不因自己曾身居高位而在教学上稍事草率。他把自己摆在普通教员的位置，认真备课，认真讲授。一次，严重久病初愈，为了把耽搁的课程补起来，先给三年级讲了一课，又赶到二年级讲课，同学们见他瘦骨嶙峋，颧骨高凸，弱不禁风，都很担心他能否支撑下来。然而，他却若无其事，强振精神，汗如雨下，坚持讲课。之后不久，严重病逝，该校师生闻讯哭声一片，有的学生哭得捶胸顿足。

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国家每月给严重的生活费用，须精打细算，才能粗茶淡饭，勉强维持温饱。有一次，校长林振声无意中发现他家烧柴如烧桂，于心不忍，让学生利用星期六下午到山上为严先生砍点柴，可严重坚决拒收。他说：“我已不能为国家出力，国家还按月给我生活费用，已是受之有愧。谢谢师生们的好意，这柴，我实在领受不起。”校长无奈，只好吩咐同学们把柴搬回学校。

严重的旧部，时任七十七师师长韩浚，见老师生活艰难，将严重兼任军管区司令节余的特别办公费交给他，严重依例拒收。万般无奈，韩浚想出一个送米的方法。韩浚雇了个挑夫，嘱其将两筐米挑进严重的厨房；若有人问起，就说送米者随后就到。挑夫挑米进严家，正好碰到严重本人。严重说：“我家没有买米，你送错了人家。”挑夫一面照嘱回话，一面转身出门。之后，严重到处打听这米是谁送的，自然没有结果。隔了些时，韩浚去看望老师，严重向他提起此事，韩浚笑着说：“准是别人怕您不收，因此不敢承认；既然送来了，您就吃了吧。”

严重病逝于 1944年 4月 30日。病初，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指派专车接严重来恩施治疗，初为严重所拒绝，后郭忏严责司机、副官，不接到严重不准回来，严重才未推辞。与此同时，省立医院院长、医师轮番前往严重之住所诊视。病略有好转，严重就催促医师回去，说切不可以因一人之病，延误多数人医疗。

严重于 4月 27日住进恩施沙湾省立医院。然已病入膏肓，无可挽回。翌日，严重示意要写字。在双目直视、汗流气促的情势下写了“近来”二字，即不能再写。喘息良久，以手指翻动纸页，示意另换一纸。换纸后，严重马上疾写下“有罪要火葬”五字，随即转入弥留。延至 30日 7时 20分，溘然长逝。

守候在病榻前的亲友及省政府秘书长刘千俊、省立医院院长杨光第、卫生处长卢镜澄、省保安副司令彭善、三十二师师长阮齐、警保处长左锋、施巴警备司令吴光朝等人，均认为严重遗命火葬，是其一贯主张，知者甚多；至于“有罪”，共认为是严重之苦心之所在。严重深知殁于此时此地，必由公家为其治丧，“国家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我对国家已没有什么贡献，现在为我的丧事耗费国家人力物力，实在‘有罪’”。

噩耗传开，全国爱国人士、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湖北省政府、恩施人民，无不万分哀痛。以陈诚、郭忏为首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严夫人遵照严重遗嘱，不收挽幛。挽联、悼词均以素纸书写，宣读后由严夫人保留。其中以董必武、张难先的挽联最为情重意深，催人泪下。张难先联曰：哭公只有泪提笔竟无言

董必武联曰：

遗我一本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原载《名人传记》1991年第2期）

李柱中：从将军到校长的人生轨迹

郑重建

在麻城现代教育史册上，有一位有口皆碑的传奇人物，他就是从国民革命军中将到县立麻城初级中学（麻城一中前身）校长的李柱中先生。

传奇家族出虎将

元朝末年，江西吉安府吉水县有李氏弟兄四人迁离故土。老大李重一落户蕲水；老二李重二远走汴梁；老三、老四落户麻城，居宋埠镇者是李重三，居白杲望花山竹林村者是李重四。

按《李氏族谱》记载，李重四作为白杲望花山竹林村李氏家族尊奉的一世祖，他有一子名世英，当年与朱明王朝的开国功臣李善长、康茂才等人一起辅佐过朱元璋。李世英在征战陈友谅的过程中英勇顽强，最后战死沙场，洪武皇帝因此赐葬“铁淋坟”于李家竹林，并且给他的子孙以爵禄。后来，不知何故，其爵禄被褫夺了，他们家族的祭祀活动因此停止了 27年，族人星散而居、骨肉路不相识达四十余年。

清朝末年，居住在竹林村碓臼河湾的李氏后裔中，出现了一位闻达乡里的博学秀才，他就是李柱中的父亲李镜芙。镜芙先生潜心教育，出任过蕲水、汉阳、夏口等地视学员，当过多年私塾先生，桃李满门。他六艺精通，尤擅书画。其子李柱中曾将其晚年的十副画作精品辑成画集刊行于世，分赠友人。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镜芙先生喜得贵子，他为儿子起名“柱中”，小字幼琴，希望他将来“砥柱中流”，报效国家。正是严明的父教，渊源的家学，使李柱中从小就抱定了宏远的志向。民国初年，他即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跻身军旅，在第一次护法运动中，投身到同乡夏斗寅组织的军队——鄂军混成旅，任第一团团长。1922年，夏部在湖南平江作战失利后，李柱中转投湘军叶开鑫部。

1928年，李柱中转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任参谋长。该军由滇军一部发展而成，军长为滇军著名将领范石生。范与朱德是云南讲武学堂的同窗好友，南昌起义失败后，在范的帮助下（补充弹药、冬装被服、军饷），朱德率起义部队暂以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百四十团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此期间李柱中与朱德有过不少接触，并因此受到一定的革命影响。

1929年 3月，第十六军改编为广东编遣区第五师，不久又改为第五十一师，范石生任师长。李柱中任该师第一百五十二旅旅长，是年底奉命驻防湖北老河口，参加对鄂西北的反共围剿。由于受范石生的影响较深，所以李柱中的思想有明显的进步倾向。据光未然（现代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生前回忆，说到他 1930年 6、7月间因参加地下革命活动被叛徒出卖，曾经在李柱中的旅部遭到传讯审查，最终却顺利脱险的经过。

他在文中叙述说：“……在脑子飞速转动的过程中，我将情况综合分析了一下，预料情况还不至于很糟。因为：一来李柱中旅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由冯玉祥的部队收编过来的，不那么狂热地反共；二来旅部头头们都是湖北麻城人，与我供职的美化书店经理冯汉涛是同乡，常到书店来打麻将，与我经常见面，与我父亲也很熟悉。李旅长有些文化修养，喜作旧体诗词；冯汉涛经理与我是忘年交，他的旧体诗也写得好，与我时相唱和，曾有‘吟诗夜共敲’之句赠我。大革命失败后，我的革命战友老大哥、老大姐们死的死，逃的逃，其中也有几个变节分子，登报自首与党脱离关系。在那愁惨的秋雨秋风中，我的心情异常悲凉。虽然书店里有很多书可看，但却少有谈得投机的朋友了。悲伤和孤独的心境下，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聊解愁闷，某些诗句还颇得冯汉涛经理欣赏。我在一首《孤雁》诗结尾写道：‘秋风夕阳下，无语自西归’。李柱中旅长看到后说：‘这孩子太悲观了！’”

在老河口期间，范石生、李柱中率领的部队多次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正面作战，因“剿共不力”，一再受到上峰的指斥。所以李柱中后来虽然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是，他的部队却多次遭到改编。按《麻城县志》（民国二十四年版）明确记载，李柱中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五十四师一百五十二旅旅长。抗战爆发后，李柱中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愤而辞去军职，回到了家乡。

关于他解甲归田的确切时间，因资料缺乏，一直无法确定。最近，笔者在“搜艺搜网”上发现，有收藏者将李柱中将军写给友人的四幅条屏书法作品，挂在网上进行估价拍卖。

经辨认，条屏所书内容是：“天之所生，当为天惜之；地之所产，当为地惜之；人之所成，当为人惜之。留有余不尽之意，便有充然各足之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收藏是天地节俭处。不有春生夏长，天地之气亦不能充积其盛也。人亦小天地，有发舒处，亦有收敛处。其于财也，亦如是而已矣。”落款为“戊寅春二月于古亭州求志居竹安仁兄大雅之属幼琴李柱中”。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李柱中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的思想意识里既有道家的影子，也有儒家的血肉，更有他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独到理解。从他这个落款来看，我们可以得知：1938年（即戊寅年）春二月，李柱中将军正在他的老家，“求志居”就是他在祖屋的书斋，且他自号“求志居士”。那么，此时他是否已经解甲归田了呢？

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 10月 15日，中国军队在山西忻口与日寇的激战中，李柱中曾经的长官郝梦龄（第九军军长）以及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麟喋血殉国。查相关资料，其时，五十四师辖有一六一旅、一六二旅，没有一五二旅这个部队番号，旅长皆不是李柱中。那么，李柱中是否在原部队任其他职务？或者早已离开了五十四师，在别的部队任职？ 1938年 2月，李柱中究竟是在戎马倥偬的间隙回家休养，还是已经正式解甲归田了？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救亡图存作人梯

“悟道知非生此世，万家忧乐到心头。良心一颗超时种，正气千秋自我留。脱下军装挑粪桶，不骑战马牧耕牛。安如日月星恒寿，长放光明照九州。”这首《感怀》诗，据传是李柱中五十寿辰时写下的。按此推算，他退役的时间最迟是 1941年。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解甲归田的李柱中将军，受聘出任麻城县立初级中学校长。

其时，国土沦陷，烽火连天。为避战乱，麻城县立初级中学设在麻东深山龟头河程氏祠，办学条件异常简陋，师生生活条件特别艰苦。“编茅借庙供教学，开山劈石作操场；四升大豆学期宴，斤半油盐调味香”；“木板支撑为课桌，稻禾铺地即成床”；“赤脚草鞋三载过，光头和尚美名扬”；“至今犹忆先师状，粗布青衫上讲堂”。这些诗句，就是当年学子们对李校长的群体记忆。

李校长到任后，他把管理军队的做法带到了学校。首先他要求学生全部剃光头，且有口号曰：“同化一元化，脑壳剃得像金瓜。”他在学校开设有体育课进行体操训练的情况下，还增加军事训练，要求学生每天在响起床钟后准时起床洗漱、打绑腿、系武装带、整理好内务，然后边呼《晨起口号》边集合跑操。口号系李校长亲笔所作，全文是：

兴起！兴起！兴起！

我们是模范弟子！我们是后秀弟子！养其浩气！葆其正气！作其朝气！早起的长生！不早起的该死！早起是黄金！不早起是狗屎！我们要救亡图存！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要做崭新的青年革命！

兴起！兴起！兴起！”

李校长深谙教育的潜移默化功能，所以他亲自创作了一系列校园歌曲，让学生每天传唱。

《校歌》歌词是：龟山之麓，举水之滨，钟灵毓秀，蔚起人文。彬彬文质，青青子衿，进德修业，日新又新。自强自立，作事作人。三年志学，期底于成。

《立志歌》歌词是：求学做人，一念乐万年。第一男儿立志先。立定真志气，不怕大艰难。一心向前，一心向前。

《惜阴歌》歌词是：古人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求学贵及时，及时在年青。自强不息，日新又新。

《做人歌》歌词是：能力不灭，志学在精神，学到人人心里生。人格成功日，埋骨不埋名。立心天地，宇宙完人

《早起歌》歌词是：作起朝气，何事不可成？一日之计在于晨。呼吸新空气，身心能健进，夙兴夜寐，无忝所生。

《保健歌》歌词是：学力超群，精力要过人。伟大事业在精神。健儿好身手，自我锻炼成生龙活虎，铁骨铜筋。

《团体歌》歌词是：大木同根，血统属黄炎。亲爱精诚团体坚。桃李正菲芳，一堂春意满。一元同化，同化一元。

这些歌词和口号，融会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贯穿着以德化人的教育理念，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这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国难时期，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怒吼。即使在今天，它依然不失为麻城教育的一笔珍贵遗产。

1943年秋，县立中学部分班级搬迁到阎家河，次年春，剩余班级全部从龟头河迁到阎家河，校舍为“一祠”（即凤壁畈张氏祠校本部）“三庙”（即在钓鱼台、阮家坳、横山冲三处破庙开设三个分部）。

在县立中学主政期间，李校长治校特别严谨，不仅亲作校歌、校训、晨起口号，还亲自制定校规、校纪。该校第十二届毕业同学录序言这样评价他：“事事求实，不惊奇，不炫异。改弦更张，前之善者因之，不善者更之。学生爱之若慈母，畏之若严父……”

据当年师生回忆，李柱中校长特别强调师表作用，他自己常常是率先垂范。比如每天早操，他带头跑操、带头喊口号，曾经多次在县政府驻地跑操喊口号，喊得政府官员睡不成懒觉，县长有意见也莫可奈何。他还带头开荒种菜，上山砍柴，搞自给自足。学生违反校规校纪，首次口头批评，二次书面检讨，三次则罚其跑操，且要边跑边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既张，国乃复兴。”学生平时打架骂人，他的教育方法是：先讲“同窗是手足，手足即弟兄，兄弟要友爱。骂别人的娘就是骂自己的娘”的道理，然后让学生互相拉手，互喊哥哥或者弟弟。长此以往，团结友爱之风在学生中盛行不衰。

在学生印象中，李校长生活十分节俭，平时与师生一起吃糙米饭咽咸菜，从不搞特殊化。总是穿一身由夫人纺织缝制的阴丹士林蓝色土布长衫，但是却浆洗得干干净净。当时的达官贵人、老爷、太太，出行都是坐轿子。按当时规定，他是可以坐轿子的。他家离学校约六十华里，但每次放假，来去他都坚持步行。后来，县政府得知此情，便派轿夫去接他，李校长热情款待他们，给他们脚夫费，却跟他们一路走到学校。

1943年冬，日寇侵扰白杲，并扬言要攻打设在龟头河的县政府，学校因此提前放假，解散学生。在放假前夜，李校长集合全校四百余名师生举行集会，他作了长达数小时的爱国救亡讲演。从日寇的猖狂、政府的腐败，到民族的存亡、个人肩负的责任，他结合自己亲见亲历，讲得怒发冲冠、慷慨激昂，听得学生义愤填膺、热泪盈眶，以致多年以后他们还记忆犹新，成为激励他们成才向上的精神力量。

1944年秋天，李柱中校长不幸在家与世长辞（据传系自杀，原因不详）。噩耗传来，举校悲恸。麻城各界纷纷祭奠，连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也送来挽联、挽幛，人们惋叹麻城“痛失人师”。

他的同事——县中教导主任屈祖培先生，在 1945年春麻城中学第八届毕业同学录中写道：“忆自壬午（1942年）春李公幼琴来掌校政，余亦斯时来主教务。初至校之日，以树立严肃校风为整饬学校之鹄的，其勉同仁也；以训教合一，其训练学生也。始之以敦品励行，继之以恭敬礼让，终之以大忠大孝为做人依规。设身则重人格感化，做事恒久不渝。德智体群，条分缕析；夙兴夜寐，念兹在兹。故到校以来，校风为之丕振，校誉亦蒸蒸日上，此则诸生所亲见亲闻者矣。”

事实上，在李柱中任校长期间，麻城中学的教育质量在鄂东始终名列前茅，中考升学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当时鄂东只有省二高、省二师两所学校可考，招生名额非常有限）。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谨录李柱中先生写给麻城中学第五届毕业同学的箴言作结，以示敬意：

学制所定，讲习三春。今年今日，结业诸生。赠言留别，座右应铭：立身行己，一字曰明；求学秘诀，心力惟勤；成功事业，不外有恒；作人大本，至诚求仁。诸生行矣，四字是箴。念兹在兹，日新又新。道义相归，虽离犹亲。光明前路，万里鹏程。

一代儒医胡衡甫

胡勇

祖父胡衡甫，字秉钧，号晴谷；生于 1893年 3月 29日，卒于1968年 5月 16日；城关镇义井人。他是湖北当代名中医，生前任麻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中医院院长，并先后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副主席、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执着济世路拳拳仁术心

祖父幼年丧父，毕业于城南高等小学堂，二十岁时从其舅父熊清溪学习中医。熊乃当时县内名医，祖父从师四年，得其真传。出师后，他即在城关镇义井行医兼营药店，号“胡长春”。祖父勤奋好学，行医之余，一方面刻苦研读中医四大经典，一方面又遥从江苏恽铁樵先生函授学习。他挑灯夜读，从不懈怠，特别是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经方研究有素，用之每有药到病除之效，医术被广为传颂。青年时，他曾治疗一病人。那人因在赌场遇警察捉赌，惊恐不已，翻墙而逃，数日后即畏冷发烧，其腹中有一包块气从下腹上冲心后即不识人。其人几番求医治疗无效，自认为是死症，后慕祖父之名前来求治。祖父诊其脉象，详问病情，思之，诊为奔豚病，遂用“金匮奔豚汤”，仅九味中药，三贴后病愈，令当地人惊叹不已。

病人六十多岁的老母登门致谢，誉祖父为神医。

祖父勤奋敬业，在浩翰的医学海洋中不断求索进取，不仅与当地名医交往甚密，又与北京名医秦伯未（中医名家、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上海名医余无言、湖北名医曹冰清、蒋玉伯、张梦侬经常函牍往来，切磋医技，上至数千年的中医古籍，下至民间单方均认真探求，用至临床，效验后又复加推广。其时有人治疗瘈狗病（狂犬病）有一验方视为枕中鸿宝，秘不示人。祖父翻阅上至春秋的《左传》，中至唐朝的《千金方》的各种论述，联及当时民间持紫竹以避瘈狗的习俗，反复研思，知其为人参败毒散加地榆、紫竹根。尔后用之有效，复广为宣传。他师古而不泥古，在长期医疗实验中，每有心得之处，均谆谆告诫于后学。他在《论医》中告诫后学：“《金匮要略》中的有些经方在使用中要切切注意。例如乌头与半夏、半夏与甘遂均为反药，经验不丰者不可滥用。再如蜘蛛治疝、乌头治寒痛等剧毒药物的使用，均应审慎。在祖国医学中治蚘虫药物，如使君子、苦楝根皮、雷丸、榧子、槟榔均有效验，且简当稳妥，正宜研究而推广之。若以冷僻之药，矜奇炫异，试之病人，非忠恕之道也。”此段论述不仅是他数十年经验之累积，更是他拳拳仁术之体现。在临诊之中，他常常告诫我们：医者贵乎圆融活泼，不可有偏颇，每见有喜用温药者，有喜用凉药者，有喜用补药者，有喜用攻药者，皆狃于一偏之见也。凡治一病，必有一病之主药，用药当辨证精审，然后用药。无论古方时方，用之不当皆足以误人。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基本原则和灵魂。祖父在几十年临床中，十分注重辨证论治，强调有是症用是药，反对大处方、滥用药。他常说：“医之难，难于辨证，审证既的，用药宜专，若以模棱两可之药治病，以冀幸中，是自欺欺人。”因此，在日常的诊疗中，他总是细心诊察，沉思详问，四诊合参，尔后审症用药。即使是一味药的加减，剂量的轻重，他也不马虎，必用之有据。在他的医疗实践中，善用柴胡，妙用芍药，汗、下、和法之运用得心应手，至今仍为诸多医家所借鉴。

祖父一生治学严谨，博览群书，凡字字句句皆用心推敲，浓圈密点，注按眉批，重要书籍引经据典必追溯渊源，常常为推敲一字一句而废寝忘食。他书桌前必有红、蓝钢笔及小毛笔，读时用红、蓝钢笔圈点，重要之处又用毛笔注入眉批或另加小纸条贴上按语。他淳淳教导我们：凡读书不能先看注解，应将原文反复详味，待有所心得体会再以注脚做参考，才能义理昭然，不为他说所敝，否则不能横断众流，直入歧轩之堂之奥。

祖父一生活人济世，以治病救人为毕生宗旨。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他公务繁忙，社会活动繁多，病人无论贵贱，职位高低，只要求诊，他均一视同仁，悉心诊治，把寝室当诊室，热忱为病人服务。即使是“文革”动乱，厄运当头，他仍躲着为病人看病。当时他曾私下对我说：游街戴高帽我都可以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不让我看病，这是我最大的屈辱。这体现了老人对事业的赤诚和忠心。老人一生廉洁简朴，唯对病人热忱悉心。他常常讲：医者当保持愉悦之精神，对职业当感兴趣，勿有营业得失之心，勿动钓名沽誉之想。对病家当本之胞与之怀，凝神定气，唯心小胆大者能之，忍气负责，唯智圆在方者能之，不如是不足以为医。这些教导至今仍是我医疗行业的医德操守。他不仅以此律己，而且以此教育后学。六十年代，他在给中医学员班讲课时先讲医德，他说：“夫医者必三不可，即一不可不明理，二不可自持妄为，三不可视人。所谓明理者，必须多读善思，弄懂医理、病理、药理，这样临床不致茫然也；所谓不可自持妄为者，切不可以为读了一、两句书，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就昏昏然，粗心大意，盲目断病处方，这样小则贻误病情，大则害人性命，前人谓‘医生持生杀之权’，确也，实不可儿戏。所谓不可视人，则医者不可趋炎附势，不能嫌贫趋富，应一视同仁，是时是病是药。须知业医是救死扶伤，解人之危也，医德不能忘。”他认为只有良好的医德，才能有好的疗效。一次，他带学生看病，诊完后在学生的笔录上写了一条幅告诫学生：“肯与病家共休戚，便从绝旨到歧轩。”

治学严谨辛勤耕耘

祖父一生嗜书如命。他一生所藏中医书籍上至几千年的《内经》、《难经》，下至历代名笈，有古本线装，亦有十分珍贵的孤本，他均视为“枕中鸿秘的宝物，骄傲富足的本钱。”数次躲避战难，他将很多书籍背到龟山、阎河，宁可失衣物，不可失书籍。解放后，他所购之书，特别是重要和喜爱之书，他均用厚纸自己制作封皮，并用清漆涂边口，以防折破，尔后盖上“长青馆藏书”之印章。他一生不抽烟饮酒，但以每日饮茶、伏案看书为享乐，遇有动情之时还大声诵读，和诗吟咏，直至古稀之年仍手不释卷。六十年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之子镌刻一印章“一息尚存书要读”赠给他，他喜欢至极。他正是以这种精神在浩瀚的书海中精思熟读，汲取着营养和精华，又反哺给社会。

祖父读书从不囫囵吞枣，一字一句必追根溯源，对疑惑难解之处反复研讨。如《金匮要略》“肺痈篇”中有：“始萌可救，脓成则死”。几千年医者均认其为训律。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研究，对“脓成”二字作了特别的诠释，认为一般肺痈患者所唾出者为腥臭之浊痰，并非真脓。他还专函给秦伯未先生以示探讨。秦老对他这种读书与实践结合的精神甚为称赞。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我跟随祖父读书学医。他首先要我熟读经书，尔后认真理解，一字一句也不能马虎。为了学习，他亲手给我制作了质疑本，并用正楷隶书在扉页上写下“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每有疑问，哪怕是一字的诠义，他都追本探源，给我记述得清清楚楚，过后又再三查考，看我是否弄懂。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伏案修文，把自己数十年的读书心得和临床经验逐步加以整理，命名为《柏举下工论医杂著》、《诊余随笔》、《医案存菁》三个篇章。他在《自序》中写道：“下工为人诊病，向不留方案底稿。猥以诊务栗六（原文如此），赋性疏慵，故存稿绝少。……窃愚以为以事医学，不仅为总结成绩，对于失败之病，尤有研究之价值。当集思广益，探索失效之原因，结合中西医之治疗，互相参究，期于病之必愈而后已。如此，在中医之成果发展改进上，方有裨益。”1964年后，他将三个篇章合为一书，名为《衡庐医话》，共四万余字，引证参阅古今医籍达 129家，评书医籍 81种，精辟地阐述了医工、医德和个人临床经验体会及典型医案，既把中医的理法方药融为一体，又把文言文和白话文相互贯通，深入浅出，义理环周。他三易其稿。初稿成功后，他遍送省内著名中、西医专家评阅。中央卫生部顾问秦伯未先生阅后为他题写了书名，上海著名中医余无言先生为书作序，并赋诗曰：“肱经三折是良医，济世婆心老不疲，惜得寸阴勤著述，十年不负党栽培。仁术须将皓首传，一珠一字费钻研，搜罗灵素长沙秘，写入青囊寿世篇。”1964年，湖北省卫生厅编写的《湖北中医医案选集》中选录了全省 29位名医的 131篇医话，其中唯他一人共选录了 28则，为最多。1981年，麻城县卫生局组织专班将《衡庐医话》整理出版，内部发行数千册，不久即传至全国各地，至今仍广为流传，或在网上传购。其部分内容分别被《湖北中医杂志》、《新中医》及国内外医学杂志刊录及引用，至今仍为各地研究和推荐的重要著述。198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当代名中医传》为他立传并刊用了部分医案。祖父的传记也分别被编入《麻城县志》、《鄂东人物志》等史志中。

精书法攻诗文

祖父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凡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无不涉猎。他不仅与麻城当地文化名人交友甚笃，经常赋诗论文，而且在省内外均有诗友。1963年 5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麻城视察，亲切接见了他。在随董老视察浮桥河水库时，他即兴赋诗：

赠董老

庞眉皓首精神健，忧乐常从万众心。

水库丰碑挥妙笔，人间到处有甘霖。

董老离别时专门赠诗：

别麻城兼谢吴副县长伯厚胡副主席秉钧多年未入麻城境，一望龟峰气已雄，人民衣食初能给，不久终将庆永丰。辱承明教幸为多，况复情深作颂歌，我愧未能当万一，薰香盥沐诵无讹。小住馋经五日期，采风已获数篇诗，十年改革新兴象，人物衣冠异昔时。

董老还在赠诗后题道：“敬请胡副主席秉钧指正”。祖父收到诗稿后高兴不已，第二天还带上我一起去欢送董副主席。1954年他为上海名医余无言先生著作《金匮要略新义》再版题跋。1955年又应邀为余先生《翼经经验录》一书作序。1958年当代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逝世，祖父亲送挽诗；白石先生四子齐良迟随即刻了一对印章还赠给我祖父。至此，他们经常赋诗论道，齐先生还镌刻了不少印章和书画赠送给祖父。可惜这些珍贵的作品大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失。祖父很多诗词在民间收藏，五十年代就有律诗发表于《长江文艺》，现《麻城县志》之内也载有他的律诗。

祖父精书法，尤以汉体小草及竹根体、魏碑见著。“文化大革命”前麻城的许多建筑物上有他的墨迹，如麻城工人俱乐部、麻城县人民医院等。这也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批斗的原因。1948年 3月至 9月，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张淦驻扎宋埠，因赏识祖父的学识及书法，即令他作私人秘书，专教张淦的儿子读书写字。在龟峰的石壁上，有他代张淦所写“抗战胜利”四字，现在成了游人喜欢的景点。1962年，祖父为自己看重的青年学子金仕善书写条幅“闲窗听雨摊书卷，独树看云上啸台”，并将齐良迟的一幅《墨虾图》转赠给他。金仕善不负我祖父的期望，后来成了知名作家。他收藏的很多名家石刻，如唐醉石、齐良迟等的作品大多在“文革”中遭劫掠，所剩无几。

培植后学呕心沥血

祖父一生十分热爱家乡，无论是在战乱的旧中国，还是建国以后，他一直对这块故土不离不弃。解放前夕，国民党兵团司令张淦撤离时要他同行，他拒绝离家。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上级多次调他到湖北中医学院及黄冈大学任教，他均再三恳辞。

他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医学事业，特别是为麻城的中医药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8年他主持麻城卫生工作者协会工作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罗田万密斋的名著《片玉心书》手抄本献出，一字一句进行校勘，亲自组织编印出版，并请卫生部中医顾问秦伯未先生题写书名，为挖掘祖国医学遗产做出了贡献。

在繁忙的诊务活动中，他十分注重培养后学，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得意门生。每次临诊，他都让学员一起望闻问切，自己先诊脉，再让学员体会，注重考察他们的辩证思维。处方遣药时，他总是认真讲解，引经据典，尔后又让学生抄录备存，复诊时加以验证，从不苟且。为了培养学生的理论底蕴，提高全县中医药人员的整体素质，1958年他亲自领导和主持了湖北中医学院在我县的第一届中医函授班，并兼任教师。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他身为麻城县医院副院长，兼任多种社会职务，利用各种渠道力争县委、县政府支持，首先在县医院开办了中医学徒班，招收了十余名不到 20岁的青少年男女学徒。他让这些年轻人从基础理论学起，培养了一批麻城中医事业的精英。尔后，他又专门在全县开办了三届中医药学员训练班，选调麻城市德高望重的名师及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年优秀医师担任教师和辅导员，进行三年的系统学习。他还亲自担任《内经》、《温病》、《内科》等课程的面授教学，每次他均认真备课，写好教案，亲自批阅作业。在培训中他严格要求，不仅要他们学好医，更要他们做好人。每天晨起，他亲自督促学员读经典、背原文，还利用工作之余到学员中答疑解惑。他要求学生认真读书。他常说，自己一生读书、爱书，有三句秘诀：泛览成器，熟读成诵，精思有得。通过三年的扎实理论功底学习和基本功训练，从 1961年至 1966年，全县三批中医药学员训练班培养了150余名麻城中医药事业的后起之秀和业务骨干。同时，名师们的教案也形成了《夏注金匮要略》、《赵氏针炙讲义》等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成就的著作。县医院中医班的学员毕业出师后，他又把这些青年全部下派到乡镇基层乡镇和山区农村，让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从而为麻城的中医药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后辈人才。当时，我也是这批下派青年医生中的一员。为此，他甚为高兴，即兴赋诗曰：“研讨经方传后学，发扬仁术寿斯民，衰年有幸逢盛世，刮目相看畏后生，更喜东风陶万物，新栽桃李满山城……”

他十分赞赏和支持中西医结合，亲自参加各科临床的疑难病症会诊，热忱同西医界的同道学习探讨，并不断从实践和理论层面认真总结。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先后总结了中西医结合对肝炎、糖尿病、肺结核、肠梗阻等的认识和体会，至今仍成为中西医结合临床的指导性意见。五十年代末他亲自选调了数名大学生和西医骨干作为首批“西学中”学员，让他们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并亲自在临床中带教，开创了麻城中西医结合的先河。

正当祖父以古稀之年，精神焕发努力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灾难降临。他虽身处厄境，但仍躲着为病人看病，看书撰写医案。他珍藏的古籍、书画、金石被洗劫一空。他也被冠以“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遭游街批斗。1968年 5月 16日，他含冤自杀，终年七十四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为他平反昭雪。1978年县委、县政府隆重召开了“悼念胡衡甫先生大会”，称赞他为人民的好代表、好医生。1988年，麻城中医学会还专门召开“胡衡甫学术思想讨论会”。

斯人已逝，英容永驻。一代儒医胡衡甫先生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的赤诚将永远铭刻在后人心中，他的教诲将激励我们永远向前！

民国县长钟韶与詹剑锋

李敏

中华民国的最后十二年，麻城这块地方屡经战火。战争年代的县长难当，又要打仗，又要应付各种政治势力，还得兼顾百姓民生，保障境内各项事业的正常运转，没有过硬的本领，还真难以应付。钟韶与詹剑锋，就是两个在非常时间、非常地点当上县长的难兄难弟。

说起来，这两个同饮巴河水长大的东山壮汉，还真是命里有缘。他俩同生于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光绪庚子年（1900年），共死于新中国镇压反革命的 1951年，两人又都是坚决抗日、坚持反共的斗士，他们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

钟韶字楚南，木子店丁家坳范家冲人。他的家与夏斗寅的老家相邻，分别在搁船山的两边。夏家在西侧，钟家在东侧。詹剑锋则是木子店镇北边的石头坂村人，与钟家隔着大河相望。钟韶的父亲是秀才，教私塾。钟、詹二人幼读四书五经，1918年到县城读国立高等小学。詹剑锋虽然长着满脸大麻子，却喜欢美貌娼妓。1920年，他叫上钟韶，与驻县城的缉私营军官争风吃醋，被缉私营打到学校，校长李延真只好将这两个捣蛋学生开除出校。1921年，这对难兄难弟一起考入了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与来自县西北乘马岗项家冲的王幼安同学一道，都住在长江南岸的麻城学寓。这里靠近武汉中学。王幼安在董必武熏陶下，成为麻城县第一名共产党员。詹剑锋那时也是热血青年，因带头闹学潮，1924年又被开除学籍，跑到湖南找夏斗寅，任鄂军司书，后任机枪连排长。钟韶从师范毕业后，不想像父亲那样当教书匠，也跟着詹剑锋跑到夏斗寅的鄂军当兵。北伐军兴，夏斗寅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钟韶历任十三师连营文书、司务长、连长；詹剑锋任迫击炮连中尉队长，后任机炮连连长。

1928年冬，詹剑锋在河南阜阳打了败仗，被撤职回乡。不久，蒋桂战争爆发，詹剑锋再次投靠夏斗寅，被安排到夏部十三师三十七旅当上尉副官。夏斗寅协助蒋军打桂军，大获全胜，十三师扩编为十三军。詹剑锋也坐地升官，于 1930年当上七十八团少校团副，不久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 8期学习。无巧不成书，钟韶也被派到第 8期高等教育班进修。他俩又一次成为同学加兄弟。毕业后，钟韶任十三师七十八团三营营长。1936年，钟韶回乡担任麻城县国民自卫总队总队长。抗战爆发，钟韶回到十三师，与詹剑锋一起走上抗日战场，率部参加广福战役。詹剑锋英勇负伤，伤愈后调任十三师七十七团中校团副，钟韶在广福战役后退伍回乡。

1938年 9、10月间，中日武汉会战。国民党跟着共产党学习打游击，留下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游击大别山，鄂东地区划归安徽管辖。广西军第七军一七一师进驻木子店，师政治部驻在詹剑锋老屋詹家湾的詹家祠堂。当时国共合作，在这个师政治部里，多数人是共产党员。11月间，安徽省主席廖磊将军来到麻东木樨河，根据战时需要，成立麻城县抗日游击支队。共产党人唯才是举，政治部向廖磊省长推荐抗日坚决的钟韶担任麻城县长，推荐打鬼子的英雄人物詹剑锋担任游击支队司令。

钟韶县长将县政府设在龟峰山上的龟头河，他借“龟峰旭日”之景，于壁立千仞处镌刻“吞日”二字，“勒石以志愤慨”。在他的支持下，麻城很快成立了“麻城县青年抗敌协会”，任命地下共产党员汪国桢为主任，不仅给编制，还给经费和办公场所。很快，麻城全县青年包括沦陷区的青年广泛加入了这一组织，甚至在日伪维持会内部都有“青抗”会员，为抗日组织提供了大量敌军情报。1938年冬至 1939年夏，是麻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蜜月”时期，日寇九次扫荡大别山，皆被我抗日军民击退。1938年 10月被日寇占领的白杲、麻城也先后收复。1940年，麻城支队改编为湖北省保安第二团，詹剑锋任团长。

这年春天，按照鄂东专署统一规划，决定创办湖北省联合中学鄂东分校麻城分部，将汪子弼的私立龙潭中学和雷松涛的私立白杲中学归并到这所新成立的学校中来，校址选在龟头河程氏祠。县长钟韶兼主任（即校长），他的儿子也来到这所中学读书。县长兼校长，足见战时中国仍然格外重视教育。据当年在此读书的学生们说，钟县长到学校讲话，举止斯文，平易近人，虽是军人出身，但毫无“丘八”气息。一匹大马由马夫牵着，却不曾见他骑马耀武扬威，常常是跟在马屁股后面走路。走累了，就到施舍的茶亭自己抄起竹筒兜水喝，并不要随从伺候。他的儿子也特老实，身穿带补巴的衣服，长得又矮又黑。大同学们欺负他，他在学校经常挨打，但并不向县长老子告状，非但不“衙内”，简直是“受气包”。

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兼鄂东行署主任），命令詹剑锋率部堵击从夫子河夏家山突围出来的张体学五大队。此时地下共产党员汪国桢正坐在在詹剑锋身边，听到电话，进行劝阻，詹即顺水推舟，只令部下严加防备，不提“堵击”二字。到了冬天，程汝怀下秘密手令，要钟韶查办汪国桢。鉴于与汪国桢父亲是同学世交关系，钟韶悄悄通知这位青年共产党员安全转移。随着汪国桢的离开，钟、詹二人也转向反共，开始捕杀共产党人。

中国有句流传久远的笑话，嘲讽那些渎职的人“做官把印丢了”。谁也想不到，这件事就确确实实发生在钟韶身上。1943年 1月 5日，新四军第五师突袭麻城龟头河，除缴获县自卫队枪支弹药外，还顺便拿走了麻城县政府黄铜大印，并带走 10余名县政府职员。虽然事后五师部队又将铜印送还，但湖北省保安司令部派视导团组长李培文（麻城宋埠人）等人来麻城调查“一·五事件”，又有人供出日本人办的洋行里有钟韶的明信片，说钟韶指使阎河巨商向日伪出售桐油、猪鬃（此两物属禁止资敌物资）。鄂东专员程汝怀据此认定钟韶“贪污渎职，经查有据，且有通敌资伪嫌疑”，乃将其撤职逮捕，囚禁于专署所在地罗田三里畈监狱中，由李培文接任麻城县长。后来，此案报送到当时早已撤退到鄂西恩施的湖北省政府备案审查，幸亏办案人细心负责，发现明信片上“钟韶”的“鐘”字写成“锺”字，认为搞错自己名字不合常情，怀疑此案另有他因，即派人专案调查，结果查清明信片确属伪造。钟韶被释放，出狱赴省，后来居武汉经商。

1944年至 1945年，詹剑锋率部积极参加围剿新四军，被提升为鄂东剿共副司令。1947年秋，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创建麻城解放区。詹剑锋当时住在武汉。他竭力支持乡间恶棍郑家贤组织地主武装乡勇队，发起麻东反革命暴乱，捉杀土改工作队干部余清等解放军和贫农团干部 30余人。这年 12月，解放军打进宋埠，活捉麻城县长罗文郎并处以死刑。在夏斗寅推荐下，詹剑锋“受任于危难之际”，回麻城接任县长，并兼绥靖团团长，还兼任麻城中学校长。1948年 10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图谋划江而治，调詹剑锋率部到崇阳，与三区专员聂国鼐会合，改编为十一纵队。詹任副司令，率部由江西修水至铜鼓，到衡阳，转零陵。又改编为一二六军，占任副旅长。所部在零陵被解放军歼灭，詹剑锋改任湘鄂边省办事处副主任。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蒋介石几百万军队灰飞烟灭，詹剑锋自贵阳只身逃到四川万县。

住在武汉的钟韶，1949年挂名鄂东师管区陆军在乡军管会会员、湖北省国民义务劳动设计委员会麻城县专任委员。武汉解放后，钟韶也追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四川万县。1951年新中国镇压反革命时，将钟韶、詹剑锋这对难兄难弟一起捉回麻城枪决。钟韶的妻、子在老家艰辛度日，80年代相继离世，再无后人，唯有龟峰“吞日”石刻，昭示着这位抗日县长的爱国情怀，至今为麻城人所乐道。

麻城乡贤吴伯厚

吴晚芳

父亲吴伯厚字德忠，生于 1901年。1923年，父亲在湖北省第一中学毕业后，就在麻城县立小学任教，并担任该校校长。1937年7月，该校被日寇飞机炸成废墟，学校就避乱至龟山，于是，父亲从 1938年春天开始先后在东木、黄市小学任教。1941年后，他又到龟头河县立中学任教，后来随学校逐渐外移至县城许家乡。日寇投降后，学校搬至县城内南门考棚，即为县立简易师范。1947年，父亲曾到武昌关兴洲任教，1948年被麻城县中学聘回。

在麻城解放前夕，县中学校长汤政聘和一些教员都跑了。而父亲留了下来，并按照共产党政委郭欠恒和人民政府县长梁百朴的指示，保护了学校财产，让学校继续办了下来。他同时还担任了支前委员会的委员，为守城做些社会宣传工作，为麻城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 1946年，我父亲满怀激情地为县立中学这一年的毕业生写了《毕业赠诗》：

抗战胜利，建国为先，重大责任，全在青年。知识分子，国之中坚。诸君毕业，勇往直前。不畏艰苦，不惮烦难；敦品立学，立地顶天。中华民族，必亿兆年。

诗歌寄托了他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

1949年 3月麻城解放，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县中学，并指示“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父亲担任教导主任，还负责看管学校；1951年升为校长。在 1953年 8月召开的麻城县人民代表大会上，父亲当选为副县长，主管教育、文化、宣传、卫生等工作。其间，他还兼任了县工会副主席、县政协副主席、县红十字会主席。他还当选过第一、二、三届县人大代表，第第三届省人大代表。数十年中，父亲在麻城教育界德高望重，他写的《六十年麻城教育史简略纪要》，记述了清末以降麻城教育发展的概况，见证了麻城教育事业的艰辛历程。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扶老携幼，随学校辗转南北东西，教书育人，实实不易。他热爱自己的事业，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同志和蔼可亲，历经艰难困苦，从无半点怨言。

在我儿时，我家很苦，父亲教书每月工资仅仅是二斗米。为了维持生活，母亲和我的两位姐姐日夜纺纱卖钱。而父亲总在昏暗的油灯下，在纺纱车的摇动声中，一丝不苟地批改着一沓沓的学生作业，准备着第二天的讲义，常常至深夜方才放下笔，却又悄悄帮母亲挽线子，直至鸡叫才歇息片刻。即使在窘迫的生活环境中，父亲也还是以工作为重，他常说，“教书不比别的事，是关系孩子一生的大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改作业、备课不能错，要头脑清醒；挽线子打点瞌睡不要紧，误不了大事”。父亲就是这样，把教师的职责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父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教师和员工都十分关心和爱护。每年春节，他都要给在城里居住的教师和校工拜年。学校有个耳聋、只管打钟的肖玉辉校工，家中尚有老母，父亲除在生活上不定时给些帮助外，逢年过节都要去慰问或拜年。有时带我去，肖大妈总是忙不迭地招呼，对我说：“吴校长真是个好人！”有一年的春节，风雪很大，我们都劝他这次别去了，可他说：“越是这样，肖大妈就越需要人去看她。”我们就只好无可奈何地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中。

我家住在麻城城关镇北正街，那里有许多纯朴的乡邻，大家都互相照应帮助，和睦相处，尤其我们吴姓族人更是如此。记得在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我们十几个小孩在麦场上玩，一个调皮的男孩乱跑，把我撞倒在地，我的鼻梁上破了个长口子，流了许多血，痛得我直哭。这时几个小朋友找来了我们的族长七爹，他恨恨吼了那个男孩，并要带我去找他的家长理论。这时我的父亲闻讯赶来，对七爹对我的关心表示感谢，但又婉言拒绝了去那男孩的家。他将我带回家后清洗了伤口，一边将墨鱼骨粉撒在伤口上压迫止血，一边安慰我说，过几天就会好的，小孩子玩耍不懂事，不要动不动就去找人家的大人，伤了和气，更不能以大族去逞强，得理不让人，要以和为贵。虽然这些话当时我还不十分明白，但我按父亲的要求去做了。后来我们那些儿时的玩伴，都成了要好的朋友，有的至今还有往来。

197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写信表示祝贺。他在信中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是你的喜事，也是全家人的喜事，是家庭和你个人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望你保持光荣和发扬光荣，并争取更大的光荣，在以后的工作中更要不断前进和发展，以报答党对你的关怀和培养。”

父亲在麻城工作和生活几十年，亲朋好友中，满园桃李中不乏成大器者，有的已是重要领导人，但他从不主动与人提及，更别说从中牟取名与利。当年“红枪会”进攻麻城时参加守城，解放前夕参与护校等有关他的事迹，身为他的女儿，我还是从别人的口述中略知一二。我想，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伟人，但在他的一生中，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工作态度，以及他对麻城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是实实在在的。

1962年 5月 8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他的夫人视察麻城，亲临考棚，欣然题《麻城》诗一首：

五十年前教学来，河山犹是市麈非。人民自建新生活，且喜麻安共举旗。

作为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父亲有幸陪同董必武视察考棚校址，在董老赋诗后即赋《致董老》诗一首：

德高望重白头翁，执教曾经驻考棚。五十年前思化雨，至今犹似太阳红。

1962年 5月 15日，董老见到这首诗后，非常高兴，于离开麻城前夕，又特意给我父亲赠诗三首：

多年未入麻城境，一望龟山气已雄。人民衣食初能给，不久终将庆永丰。

辱承明教幸为多，况复情深作颂歌。我愧未能当万一，薰香盥沐诵无讹。

小住才经五日期，采风已获数篇诗。十年改革新兴象，人物衣冠异昔时。

1980年父亲不幸逝世。麻城县政府在《悼词》中说：“吴伯厚同志是对人民教育事业有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在麻城教育界德高望重……他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人民对同志非常热忱，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麻城著名的“四烈士”

曾锋

麻城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麻城的革命火种，来源于一批在武汉求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董必武、陈潭秋的亲自培养和教育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的派遣，回乡建立组织，宣传革命，开展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这批年轻党员战斗在革命的最前线，使麻城的革命斗争和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麻城境内的反动势力，为随后发生的黄麻起义准备了领导力量和群众基础，有的还亲自参与了黄麻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在这批年轻党员中，尤以蔡济黄、王幼安、刘文蔚、邓天文“四烈士”最为著名，可以说，他们是拉开麻城红色革命序幕的人！他们的理想情怀和浩然正气惊天地、泣鬼神，值得麻城人民永远怀念！

蔡济黄

蔡济黄（1905-1927），麻城夫子河蔡家大垸人。幼时在本湾念私塾，稍长转宋埠镇上公学。1923年春，考入麻城县高等小学。在麻城高小，蔡济黄、刘文蔚、王树声、徐其虚、桂步蟾等学生在王幼安老师（1922年入党）的教育影响下，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救国途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为拯救国家和人民，蔡济黄刻苦读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第一。蔡济黄还能画一手好国画，也很有文才，经常吟诗言志。他和同学们曾满怀爱国热情走上街头，联合各界爱国人士，组成“抵制日货委员会”，到商店检查货物，当众焚烧了搜查到的日货。

1925年春节后，蔡济黄考入武汉中学，在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教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暑假期间，他作为麻城党的工作组成员，回乡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寒假，蔡济黄等在汉读书的进步学生受党组织派遣，回乡开展农民运动，创建了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在农村秘密发展了一批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入党，为革命播下了火种。

1926年夏，北伐军逼近期内武汉，各校提前放暑假。蔡济黄等奉党的指示，回乡领导革命。他和刘文蔚等先建立了一批秘密农民协会，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接办了国民党麻城县党部，并任书记长。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在四乡到处领导“办党”，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同时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

在蔡济黄等共产党员的积极活动下，麻城的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席卷麻城大地，土豪劣绅吓得东躲西藏。年底，反动势力的代表——麻城县代理商务会长李舜卿，勾结县长刘芳、承审官徐某等，大骂“穷鬼反了”，扬言要解散县农会，放出被农会关押的土豪劣绅。以蔡济黄为首的麻城县特别党支部，通知乘马岗党支部，动员乘马区数千武装农民，于农历大年初一进城。至下午，县城内的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刀矛林立，逮捕了代理商会会长李舜卿和工会会长罗偏头（工贼），痛打了承审官徐某，罢了县长刘芳的官，将政权控制在我党手中。

1927年春夏之间，中共麻城县委成立，蔡济黄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负责领导全县的革命运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逃往光山新集的麻城土豪劣绅以为时机己到，疯狂反扑，纠集当地反动民团和红枪会上万人，沿乘马、顺河一路烧杀过来，包围了麻城，叫嚣“要清党，要报仇，要放人！”酿成了“麻城惨案”。在此危急关头，蔡济黄等县委领导同志一边动员全城市民和从乘马、顺河等区撤退到县城的农民实行全民武装，守城抗敌；一面派王树声赴省汇报，请求救援。董必武当时是省政府负责人，力主省党部和省农协联合派出了以郭述申为首的“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后来又请毛泽东派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二百名学生军驰援麻城，同时调动在黄安剿匪的省警备队配合会剿。5月 17日，农讲所学生军到达麻城。次日，蔡济黄、刘象明等就势召开群众大会，根据省政府新颁布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将李舜卿、丁枕鱼、王子历等公审处死，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反攻倒算的嚣张气焰。

接着，蔡济黄等县委领导人随军行动，组织群众参战，筹粮支前。经一周血战，摧毁了红枪会的全部反动据点，镇压了一批反动会首，解救了许多被迫害的群众，大获全胜，在这次惨案中，蔡济黄等通过血淋淋的现实斗争，深感“枪杆子”对革命至关重要，就势将在追剿“红枪会”斗争中参战的武装农民组织为 200余人的“农民敢死队”（后在此基础上组成农民自卫军），又领导全县成立了县、区、乡三级防务委员会，组织许多不脱产的农民义勇队，守卫在麻（城）、光（山）边界的山寨上保卫革命地区。这些农民武装后来成为黄麻起义的基本军事力量。

“七·一五”后，因蔡济黄是麻城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他赴江南参加叶挺、贺龙部队随军东下。由于途中敌人封锁严密，难以通过，蔡济黄又返回麻城，到乘马地区与刘文蔚等一起带领农民自卫军坚持斗争。9月，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麻城后，蔡济黄等在麻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九月暴动”。10月下旬，遵照省委指示，蔡济璜参加了黄麻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并计划在冬月24日夺取麻城县城。12月 5日夜，强敌围攻袭占黄安城，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蔡济黄等麻城县委领导人在安麻边界的伍家冲湾隐蔽活动，后转移至林店枣林岗一带坚持斗争。蔡济黄在这段时间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明月照秋霜，今朝还故乡，留得头颅在，雄心誓不降。”由于叛徒告密，他和县委委员刘文蔚、邓天文同时被“剿共团”捕获，坚贞不屈，于 1927年农历 11月 14日在林店河边遭杀害。

王幼安

王幼安（1896-1928），又名王宏文，乘马岗区项家冲人。

1918年，王幼安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王幼安接触革命思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领导人董必武、陈潭秋等加强对省一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王幼安深受这一革命环境熏陶，投身学生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毕业回麻城，任县立高等小学国文教员。王幼安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组织青年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和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他还经常鼓励学生参加反帝、反封斗争，组织青年开展讨论，探求祖国的前途命运。李培文、王树声等反对教会学校无理开除学生，大闹洋教堂，学校要开除李、王两学生学籍。王幼安即组织发动全校罢课，迫使学校取消开除李、王学籍的决定。寒暑假中，王幼安利用这一机会，做宣传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一次，他借给一贫苦农民看病之机，说：“现今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遭大小军阀的黑暗统治，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革命不得了哇！”又说：“只要大家同心协力，革命定会成功的。”

1925年初，王幼安离开麻城，曾在应城法院作过短期职员，随后至武昌省第五小学任教。此间，王幼安自编教材，利用课堂阵地，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其中有一歌儿是：

高丽国，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日本并吞了！民危急、国飘摇，帝国列强又对我国提出灭国条。无公理，无人道。好山河，葬送掉。同胞呀，快快起来把国保。

当年暑假，董必武召集在汉麻城籍中共党员成立麻城工作组，王幼安任组长。中共麻城特别支部成立，王幼安任书记。1926年遵照上级指示，王幼安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年，他受命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返回故乡，兼任县教育局长。中共麻城县委成立，王幼安任委员。其时正值“黄麻起义”前夜，极需武器武装农民自卫军。王幼安通过上层关系，几经周折，从国民党驻军盂团长那里弄到 10支步枪，10套军服和一批弹药。然后，由 10名自卫军队员以卖柴作伪装，混入县城，换上国民党军装，拿上王幼安弄来的通行证，又安全出城。12月 8日，王幼安又千万百计从宋埠的国民党驻军中，搞到一批枪支弹药。王幼安将这批武器装入棺材内，正待启运，不幸被捕。王幼安于狱中受尽折磨，至死不屈，写诗百余首，其一是：

马列思潮沁脑骸，军阀凶残攫我来。

世界工农全秉正，甘心直上断头台！

就义时，年仅 32岁。

刘文蔚

刘文蔚（1906-1927），麻城顺河集刘鹗洼人。童年就读于本地初等小学，以品学兼优著称。

1923年新春，刘文蔚考入麻城县高等小学，受教于王幼安。在王幼安的教育影响下，他与同学们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阅读进步书刊，接受先进思想，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春节后，刘文蔚考入武昌启黄中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暑假和寒假时，他作为麻城党的工作组成员返乡宣传革命，组织秘密农协，发展党团组织。秋，麻城县和各区均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刘文蔚担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1927年春夏间，中共麻城县委成立，刘文蔚是县委委员之一。不久，刘文蔚和桂步蟾、龚正华被派赴毛泽东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麻城惨案发生后，刘文蔚、桂步蟾作为向导，带学生军回县参战，连战连捷，驱逐红枪会匪至河南边界。

6月，刘文蔚学习结业，作为省农协特派员回到麻城。适值反动军阀夏斗寅窜扰麻东北，并勾结东八区反动民团，企图进扑县城。光山红枪会也乘势向乘、顺地区反扑。刘文蔚一面同桂步蟾，王幼安联名急电向省府告急，一面组织农民敢死队、农民义勇队在鄂豫边界高山寨上阻击敌人。一次，反动红枪会几千人将杨泗寨团团包围。刘文蔚率农民自卫军、义勇队 96人守在寨上，在无粮又缺水的情况下，用仅有的几支步枪和一丈二尺长的竹矛、土铳以及太平军用过的土炮和滚擂石，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固守山寨三天后安全撤离。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群众编歌谣唱道：

杨泗寨，好高山，九十五人当三千，坚决奋战三昼夜，消灭敌人一百三。

（因其中一人叛变，群众认为他不算数）

“七·一五”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革命后，刘文蔚等同志在乘马顺河地区坚持继续斗争。8月中旬，他和王树声等同志联合黄安农民自卫军在鄂豫边界组织了北界河战斗。这次战斗狠狠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复辟气焰，大大提高了农民武装斗争的规模和战术水平。

9月下旬，刘文蔚在麻城邱家畈听取了“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立即投入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9月 26日，麻城县委在邱家畈水果寺门前召开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刘文蔚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农民起来杀土豪劣绅，分田分地。从此“九月暴动”全面展开。刘文蔚到乘、顺地区各村寨指导暴动。与此同时，刘文蔚还作了麻城西乡金枪会（有千余人）首领的工作，使他们不与革命为敌。

10月底，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等人来到黄麻地区，加强了起义的领导工作。11月初，刘文蔚和麻城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了文昌宫暴动会议，会后回到麻城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 10日，刘文蔚率队参加了攻占七里坪的战斗。次日，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成立，刘文蔚为指挥部成员之一。

11月 13日夜，刘文蔚率领麻城农民自卫军两个排参加了夺取黄安城的战斗。他是攻城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两县农民武装冲进县衙门，活捉了国民党黄安县长贺守忠。14日下午，在黄安县审判庭公审贺守忠、王治平（司法委员）等反动官吏，刘文蔚、程昭续担任主审，判处贺、王等死刑，立即枪决。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后，麻城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二路，刘文蔚任党代表。他以全部精力，投入了夺取麻城县城的准备工作，定于冬月二十四日占领麻城县城。

12月 5日夜，鄂东军受挫撤离黄安城，刘文蔚与蔡济黄、邓天文经紫云区回到麻城伍家庙继续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后辗转游击来到林店枣林岗。因叛徒出卖被捕，英勇就义。

邓天文

邓天文（1905-1927），顺河集区林店乡邓家垱人。

1924年，邓天文考入武汉中学，在校期间受中共在汉领导人董必武思想影响，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董必武的关怀下，在汉的麻城籍共产党员，成立麻城工作组，邓天文为组员。当年寒假，邓天文受命回县，与蔡济黄等成立中共麻城特别支部，邓天文任特支委员。同时，邓天文发展了一批工农和进步知识分子入党。1926年夏，北伐军接近武汉，各校提前放暑假。邓天文与蔡济黄、刘文蔚等奉命回乡开展农民运动。在其发动组织下，伍家冲、盛家冲、盛家洼、九家楼、林家山、安家畈等地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会员发展到 15000人。同年秋，邓天文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蔡济黄、刘文蔚等接办国民党县党部。县农会建立，邓天文任委员，于枣林岗、林店、料棚一带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同时，他带领农协会员，惩治北风咀、湾店等地的土豪劣绅。1927年春，中共麻城县委成立，邓天文任委员。9月，邓天文在邱家畈听取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随后参与组织“九月暴动”。暴动失败，中共鄂东特别支部决定举行黄麻起义。他与蔡济黄等在顺河集、西张店等地组织义勇队，参加黄麻起义。黄安县城失守，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决定留少数人就地坚持斗争，大部分转移到木兰山。邓天文与蔡济黄、刘文蔚被留下，依然回顺河集伍家冲工作。国民党县政府派兵包围伍家冲，邓天文机智脱险。但转到枣林岗后，因遭叛徒出卖，邓天文与蔡济黄、刘文蔚等被捕，坚贞不屈，被杀害于林店河。

“泥腿子”县长游书臣

李敏

游书臣生于 1909年，木子店游家冲人。他一岁半丧母。8岁起在族人资助下也读过三年私塾。到 20岁时，他又没了父亲。埋葬父亲后，青年农民游书臣便在后山竹园砍倒一棵毛竹，一劈两半，做成两条扁担，以后便靠着这两条扁担当挑夫养家糊口。

1947年秋，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急于创建解放区，在麻东木子店扎根串连，成立贫农团，心急火燎搞“土改”。穷得叮噹的游书臣号称“游花子”，这时当上了游家冲村贫农团主席；打土豪，分浮财，分田地，他一马当先。农会搬进了夏斗寅的洋楼办公，神气得不得了！游书臣还带领游家冲的贫苦农民搞起了贫农团自卫队，拥有 17条长短枪。

大别山区的传统是宗族观念强，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所以游家的族亲，大多数都成了土改积极分子。

但当时土改政策过左，打击面太宽，失去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在解放大军离境之后，被打倒的乡村地主们便在暗中行动起来。裹挟群众发动暴乱。11月 4日拂晓，枪声撕破夜空。地主们经过一夜串联，组成了一支 2000余人的队伍，拂晓的时候洗劫了新成立的麻东县、乡政府，杀死了土改工作队队长余清等 30余名南下干部和300多名土改积极分子。这就是震惊一时的“麻东暴乱”。

11月 3日夜，游书臣在河东垸。地主武装已经悄悄将他和河东垸土改工作队队长赵金良包围。这时，刚刚得到消息的农民团骨干徐家元起来报信。包围他们的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当地农民，平时便慑于游、徐两人的威严，现在眼见徐家元进了工作队的住地，却没人敢带头放第一枪。徐家元进入工作队的驻地，但见大门二门大敞四开。徐家元直闯进去，没料到连住室也未插门，赵金良正睡得打鼾。徐家元一拳头将他打醒。三人提着枪，安全撤出。

以郑家贤、郑家学为首的地主武装小保队对游书臣是先拉后打。因为游家与郑家是老表亲，论辈分他要称郑家贤、郑家学舅舅。所以郑家贤先是派人给游书臣送信，封官许愿。引诱不成，就派小保队抄他的家，捉住他老婆严刑拷打。他老婆被打得躺在床上动不得，怕危及孩子，只好将两个女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

为了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共产党人派出部队平息叛乱。小保队几次失利后，仓皇逃亡宋埠。

12月 3日，刘邓大军六纵十八旅包围宋埠，俘获麻东郑氏武装2400余人，黄埔军校毕业的麻城县长罗文郎（曾当过蒋介石南京总统府侍从室连长）被活捉处死。省保安二团团长詹剑锋接任县长，公开宣布，捉住游书臣，赏大洋 500块。后来见总也捉不到，又提高价码，升值到 2000块。

这年冬天特别冷。游书臣跟着东木区区委书记廉希圣等人躲牛栏，住石洞，席不暇暖。春节临近，游书臣溜回家中，想睡个好觉，不料小保队真是“神通广大”，他还未来得及做个好梦，自卫队六七十人就包围了整个垸子，众口汹汹，要分那两千块大洋的赏钱。游书臣虽然个头高大目标明显，但却非常细瘦。情急之下，他窜上楼板，揭开三五片房瓦，一跃而出，踩着房顶跑上了后山。自卫队员们咋咋呼呼，在后面追赶，但他们心里都明白，此时是砸开金锁走蛟龙，游书臣早就被苦难生活磨炼得挑担如飞，如今任谁也追不上这个“飞毛腿”了。

1948年 3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形势更加恶化。国民党调遣 20多个整编师清剿大别山。中旬，东木区区委书记廉希圣把游书臣、徐家元等当地干部找到邱家垱河东开会，强调“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全体干部集中，成立区干队，统一行动，上山打游击。接着讨论家属如何安排，人人愁眉不展。游、徐都已人近中年，自己提着脑袋闹革命无所谓，把老婆孩子放在虎口边上，毕竟于心不忍，但谁也不能带着老婆孩子打游击。最后廉希圣说：干脆把家属送到在地方上有地位的土豪家中保护，如安全出了问题，唯其是问。大家都觉得可以试试。于是游书臣便将老婆送到郑家的一个秀才家里，住了 2个多月。没料到这个办法出奇的好，当地干部的家属自此过上了安生日子。但小孩子得读书，游家冲虽然有个很大的私塾，也不敢去读，他只好将 10岁的儿子带到皖西解放区的沙河去读书，由斑竹园的农会负责，按期送点粮米给那家私塾。这样，他东奔西跑闹革命，儿子就安安心心在安徽沙河读了一年半书。

4月底，廉希圣见麻城呆不住，就带领区干队向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转移。天下大雨，走到白沙岭，正在煮粥吃，有群众报告说广西军来了。为了掩护大家，游书臣撒腿就跑，边跑边打枪，吸引敌人。廉希圣急忙烧掉文件，带着众人沿河向北转移。配合广西军作战的地方自卫队寻着枪声追来，用机枪追着打。追近了，见是游书臣，大家都是熟人，乡里乡亲，有些人还与游家沾亲带故，谁也不愿惹上人命，使自家不得安生，便有意枪口朝天放，只想将其活捉领赏。游书臣靠着一双飞毛腿，一口气跑到八字垸，也累得大口吐鲜血。幸亏遇到一位好心群众，故意向自卫队说东指西调虎离山，方得脱险。天黑后，游书臣归队，腰插一支手枪，背上一支卡宾枪，原来在路上他还抓到一个俘虏。廉希圣激动地跑出来迎接游书臣，抱住他就哭了。

5月底，在河南省长竹园，鄂豫区党委将麻东县大队与罗田县大队合并，加上军分区 48团的 2个连，组建罗麻第 10团，区干队与第 10团共同行动。6月初，国民党军进行扫荡的主力部队第 7师、第 28师撤走，罗麻 10团打回麻东。到仙桃冲，当地群众都跑光了，找不到粮食。干部战士自己动手，每人找两块青砖，把稻谷夹在砖缝里搓皮。搓出米来，又找不到锅煮饭。游书臣东转西转，搞了两个香炉煮粥，结果粥熟了，香炉也烧破了。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下命令让每人准备 7天的干粮，厨师出身的徐家元会发明创造，用破缸瓦片炒米炒麦。

到了小端阳这天（农历 6月初11），第四军分区部队突然行动，分四路包围木子店，卡住细石岭、段水山、杨梅陬、六棵松 4个关卡。本想打个大一点的战斗。游书臣作为带路先锋，从三河口出发，翻山越岭，夜里 12点赶到木子店。不料国民党正规军已经跑了，只剩下郑家宇的自卫队守在两个碉堡里，街道上用大树设为栅栏，图谋阻挡解放军前进。这小股非正规军哪是对手，很快被消灭，俘虏 45人。张体学将俘虏交给当地干部游书臣、游书华、徐家元审问。鉴于前一阶段平叛乱杀、吓跑中间势力的教训，这次实行边打击、边瓦解的宽松政策，经过一番教育，将多数人释放，只留下两个顽固分子以示区别。这两人吓得要死，以为摸到了阎王爷的鼻子尖。第三天到了落梅河的涂家铺，游书臣从政治部拿来两捆布告，要这两个家伙带回去张贴，多多宣传共产党化敌为友的好政策，将功折罪。

就在这个月，经历了艰苦斗争、严峻考验的游书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了大端阳（农历 6月初 24），游书臣随四分区主力来到罗田滕家堡，全歼前来寻衅的广西军 1个营，外加罗田县自卫队1000余人。滕家堡大捷，使麻东形势全面改观。部队到英山县石头咀召开庆功会。游书臣火线抢救伤员负伤，被评为二等功臣，站在主席台上挂着大红花领奖，好不令人羡慕。

7月，军分区将罗麻两县工作队合并，组成教导队，下设 3个队：正区级以上干部为第一队，其余区、乡、村干部为二队、三队。游书臣编进第一队。教导队在罗麻 10团护卫下边打游击，边发动群众。8月底，鄂豫区党委的高级干部们都来到麻东祠堂铺，总结前段工作，布置任务，会议整整开了 7天。10月，罗田北部、麻城东部合并组成罗麻县委。干部们回到木子店，建立优势游击区，成立东木区爱国民主政府，游书臣被任命为副区长。

1949年 3月 4日，鄂豫四地委在麻东祠堂铺召开会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麻东县、麻西县合并成立麻城县人民民主县政府，下设 10个区政府，游书臣任第七区（梅庄、东木）区长。11日，张体学率鄂豫军区独立师收复麻城。24日，陈赓率领的二野四兵团南下开赴麻城，麻城县民主政府迁入县城办公，张贴安民告示。

自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留下工作队展开土改斗争，游书臣走出家门带领群众闹革命，经过 18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迎来麻城解放。

解放大军南下进行渡江战役，先后有 9个军从麻城过境，有些部队驻扎半月之久。人要吃粮，马要吃草，县区政府的头号任务就是支前。正是春荒季节，游书臣等区干部以筹粮筹草为中心，备置了大量的急需物资。

5月 16日，武汉解放。潜伏大别山的国民党军残余势力在总司令汪宪指挥下，仍负隅顽抗。8月，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坐镇罗麻边界滕家堡，亲自指挥剿匪，一手制造麻东暴乱的郑家贤（汪宪任命的麻城县自卫大队长）逃进深山。严冬来临，山高雪深，郑家贤悄悄回到古城老巢。熟悉当地人情地情的游书臣，亲自带领解放军剿匪部队侦察排深入虎穴，在沈家垱将这个反共老手搜捕归案。

1951年，游书臣被选为麻城县农会副主席，年底调任白杲区书记。他仍像战争年代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赤脚草鞋，斗笠蓑衣，领着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搞互助组，建合作社，抗灾救荒，兴修水利。

1954年 6月，游书臣被任命为麻城县副县长，兼任阎河区区委书记。因文化低，1955年 5月，上级安排游书臣进省委党校学习文化。

游书臣当副县长最大的政绩，是一手开创了龟山茶场。

1957年冬，大雪封山，龟峰昂首。两鬓斑白的副县长游书臣带着 8名干部来到龟尾熊家铺附近的韩家庙，这里在上一年夏天由县农业局派人办了个“龟山茶叶示范站”，搞了 20亩茶叶苗圃基地。没几天，就是 1958年 1月 8日，经黄冈地区农场管理委员会批准，建立“国营龟山茶场”，游书臣兼任书记和场长。

“示范站”所住的韩家庙早已破败不堪，有的房间只剩下四堵墙壁。游副县长说：这比被小保队追在屁股后面打游击好多了。十来个人自己动手，搭木拣瓦，在破庙里安下身来。靠墙垒灶，蹲在露天地里吃饭，吃饱了，年近半百的老县长大手一挥，领着众人爬上了龟峰山。十年前的“飞毛腿”，早就踩熟了这山山岭岭，“这里，那里……”，他的手一指，那地方就成了茶场地盘。3月份，他回到东木区振臂一呼，就招来二三百人，加上当地农工，凑齐 414人，分布到韩家庙、玉皇殿、茶园冲、险道河、八叠山、柿饼山、大峰尖、龟尾大庙、鸡笼山等 9个工作区，定为 9个茶叶专业队，区长当队长。10月，又将熊家铺、上河、磨子山、月形塘和大块地并入茶场。

建场初期一穷二白，游书臣一锤定音：“先生产，后生活。”他规定按队包工，未完成任务者扣发工资。他带领职工们上高山开荒，种粮育茶，以山养人，以粮保茶。他爬山越岭来到最最艰苦的柿饼山青年突击队，与这些年轻人一起，搭草棚当屋，垒石块为灶，割巴茅、树枝、葛藤做床垫，用石臼洗脸洗澡，砍竹筒制作碗筷。游书臣还就地取材，锯树墩当座椅，自称“独脚凳”，风行全茶场。没两年，柿饼山开发成百亩梯形茶园，整齐的崖岸上，层层茶林直上山巅。这里成为龟峰云雾茶基地，年产茶 1000多公斤。建场当年，全场职工开垦培植茶园 240亩，第二年开垦改种茶园达 1472亩，开垦耕地 1954亩，垦复森林 32996亩。国营龟山茶场在荒山野岭间落地生根，生机勃勃。

1958年春天，龟山茶场敲锣打鼓，双喜临门。3月，游书臣一手培养的柿饼山青年突击队队长陈友国，以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双重代表身份，进京出席国务院、共青团中央召开的表彰大会，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5月，开荒种茶冲锋在前、号称“茶场穆桂英”的女共产党员韩存英，也以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双重代表身份，进京出席国务院、工业部召开的全国工业战线表彰大会。

龟山茶早在宋朝就史上有名，但传统制作方法是锅炒、手揉、焙笼烘干。茶园扩大，茶叶产量剧增，急需提高质量。茶场工人按新技术操作，制出 2000斤高档茶叶，条细显毫，色泽绿润，香高持久，但收购价格上不去。有的部门要低价调走这批好茶叶。游书臣着急上火，气急败坏地将七八种茶叶一起摆在县委会议室桌子上说：“你们试试这几样茶，根本没法比，凭幺事不给我们提高等级？价格低了，我们不卖，也绝不上交。”见县委领导们无人搭腔，游书臣又包上茶叶跑到省里找姜一。姜一是麻城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晓得游书臣是个认死理的实心人，就答应请专家鉴定。

茶叶专家外号叫“洪大鼻子”，他一不看外形，二不饮茶水，用手指捏一撮茶叶放在大鼻子上细闻味道。据说他那鼻子神通广大，一嗅味道，即知茶叶产地。但这一天却反常，闻了几分钟，张口问：“此茶何来？”听说产自麻城龟山，立即定出全国最高价。

这下不得了，很多茶场和专家不服气，市场也接受不了。全国不少茶叶专家和茶场领导相约带着产品来到龟山茶场叫阵，各种茶叶摆了好长一溜，按号码入杯。几十个杯子，茶香袅袅。众人品茶，报出自己选中的号码。评选结果公布，还是龟山茶最好。从此形成“龟山岩绿”“龟山云雾”两大名茶品牌。

为这 2000斤上好茶叶，游书臣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当领导的调不动茶，但调得动人。8月底，游书臣被调离龟山茶场，但并未从此离开龟山。1960年，又要他兼任龟山区委书记。

因前两年搞大跃进瞎折腾，龟山此时正闹粮荒，不少人得了浮肿病，饿得走路打飘，跌倒了就爬不起来。眼见开始饿死人，游书臣急得喉咙冒烟，头发一下子全白了。他整天到处转着找粮食。这天转到上河吴家岗。这里有座国家粮食仓库，见库里还有些粮食，这老头心头一喜。他悄悄找到一位关系密切、老家住在附近的茶场干部，说群众没吃的，饿死人不得了，要他准备 100条扁担，邀上100个壮汉，夜里到仓库“借粮”。那干部吓得连连摆手：“我的老场长，我的老县长，你饶了我吧，那是国家仓库，抢国粮是犯法的事！”游书臣说：“群众都饿死人了，国家的粮食在那里放着，反正不急用。我说了算，让群众挑去吃。不如的（方言，意为没关系）。见死不救，我们共产党幺样对得住老百姓？你只管下通知，有差错算我的。”

幸亏这个干部还算有头脑，没执行游县长的“借粮计划”，总算没惹出塌天大祸。否则，这老头恐怕得吃不了兜着走，非但当不成县长，牢饭也有得吃。但这件奇事后来不胫而走，虽然是未成事实，但龟山人感念游县长心里装着老百姓，不怕摘掉乌纱帽，呼之为“游青天”。

一位当年正读小学的周先生说，这年春天几个月没粮吃，学生饿得不去上学。好不容易熬到小麦上场，吃上饱饭，又想上学了，但面粉带到学校，没法加工。游县长下令，让学生拿麦到熊家铺粮管所换米，1斤换 1斤，解决学生吃饭问题。这几个磨子山的小学生挑麦来到粮管所，收粮的职工说麦湿了，不能收。几个人好话说尽，仍无法通融。一个学生忽然跳着脚说：“你再不收，我们去找游县长！”那人气得大发脾气：“我们收粮有标准，游县长也改不了！”话说完就甩手走人了。

亲历此事的周先生说：这件事表面看没啥意义，但当县长的，做到连普通农民家的小孩子都将他作为自己的靠山，这在古今中外，也没得几个。

人无完人。游书臣文化低，数十年农民本色，思维方式简单，民间也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笑话。说的是有一次游县长到三河区检查农业生产，头戴一顶破草帽，脚穿一双烂草鞋，一路走，一路看，走到平堵山供销社，对营业员说：“同志，走得好渴，帮搞点儿茶喝。”那营业员翻翻眼皮，不理他。等了一会，游县长又说一遍，要求给点茶水解渴。那人搭腔了，说：“热水要人烧，冷水要人挑。”游县长说，那给点冷水喝也要得。不料这人特不开面，大声吼道：“你耳背听不懂吗？刚刚不是说过，冷水也要人挑吗？”游县长也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问：“你这里不写着‘顾客之家’吗？你这是什么家？”正争吵间，平堵山的党委书记赶来，一问，原来那营业员当过伪保长。游县长愈加有理：“我晓得一定不是个好东西，快让他滚蛋！对我都是这态度，对老百姓更不晓得多霸道！”一句话，将那营业员就地开除了。

龟山的老干部们说，游县长人好心好，作风正派，艰苦奋斗，这些方面没得说。但他有时大事管不了，鸡毛蒜皮却操不完的心，作风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叫人反省，还是用战争年代那一套搞建设。特别是，游县长勤劳成癖，脑袋里只装着生产，见不得别人闲一会。那一年，正是插秧季节，茶场里一户人家生了小孩，几个妇女按照乡风去送“毛兔礼”，走到熊家铺，正巧被游县长看见，追着她们喊：“快不要搞那些鬼名堂，赶紧下田去插秧。”赶得几个妇女到处跑，有的跑进厕所里。游县长就站在外面喊：“快出来，去插秧！”弄得人哭笑不得。还有一次，也是农历四月大忙季节，茶场卫生院有个姓袁的女医生，下班后脚着丝光袜子，外加一双新买的布鞋在路上走，被游县长碰到，顿招反感，指着她的脚说：“你穿着丝光袜子荡街，不去支农，真不像话！从明天起反省，到大桥边去劳动。”

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老粗光荣，文化人受歧视。天落大雨，学生出身的李会计跟别人学习打草鞋，动作麻利，立刻受到游县长表扬，从此对他十分看重。另一个在卫生院搞药剂的中专生夏某，下了班喜欢到处玩耍，被游县长碰到，罚他劳动改造，到鸡笼山放羊，两年后正赶上精简下放，就精简回家了。在农村，这“夏书生”连媳妇也找不到，直到七十年代才重新安排工作。这个年轻人，就这样被游县长一句话改变了人生轨迹。

游书臣是直线思维，只晓得向前冲，没学会左顾右盼。他的执政方式，被老百姓喜欢，也令有头脑的文化人忧虑。

游书臣 1973年离休，1982年春节期间去世，享年 73岁。

农民诗人陈道信

林明康熊宏友

英雄斗志世无双，推着泰山赶太阳。太阳歇了我不歇，又跟月亮干一场。

重读五十年代麻城农民诗人陈道信的这首大气磅礴的诗作，真是感慨万千。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是如何成为当时中国极负盛名的诗人的？

陈道信生于一九一三年，是湖北麻城白鸭山下雨阴河村人。他童年时曾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后来父母早亡，只好辍学，过着投亲靠友寄人篱下的生活。十七岁时，由族人担保，他租用本垸一户有钱人家的一间铺面，在闵集街上开了个小陶瓷店。由于本小利薄，再加之他为人忠厚有余，不善经营，不到两年，就关门停业了。生计无门，他只得在街头屋檐下摆个卦摊，给人测字算命糊口。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陈道信同广大劳动大众一起翻身解放。他当上了贫协组长，成天忙于土地改革。如火如荼的新生活，使沉默寡言的他变得风趣活跃，一张口便是一串顺口溜，比如：“如今的日子比蜜糖，分了田地分了房；挺起腰杆当主人，感谢恩人共产党！”

一九五 O年他参加了闵集乡宣传队，他创作的“三句半”、“顺口溜”，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很能激发人们的斗志。第一篇作品就是破除迷信的小演唱《竖筷子》，发表于《湖北文艺》。在那炮火震天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又写了《董模范参军》、《汪爱玉捐献》等演唱材料。他的创作才华得到了各级领导和乡亲们的认同。县文化馆的辅导老师对他爱护有加，不仅热情辅导他的创作，还将他的演唱作品印成专辑发到各乡镇宣传队排演。

在党和文化部门的爱护培养下，陈道信的写作兴趣愈来愈高。在反霸斗争中，他写出了大型连台戏《吴京魁传》共 9本，还有方言小戏《恶狗坟》。《恶狗坟》讲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一个乞丐到一富户家讨饭，遭富户的恶狗狂咬；乞丐情急之下打死了恶狗，富人要乞丐为恶狗披麻戴孝。这个故事反映了万恶的旧社会不把穷人当人看待的悲惨现状，演出时引起轰动，久演不衰。陈道信从此闻名遐迩。

一九五一年，陈道信参加了湖北省第一次文代会。出发前，县领导从收缴地主的浮财中找出一件长衫让他穿着进了省城。省文联也给予了他嘉奖。他不辜负上级领导的期望，回麻城后，思维更加活跃，创作热情更加高涨，接连在《湖北文艺》、《长江文艺》、《布谷鸟》、《展望》周刊和《湖北日报》、《农村俱乐部》等报刊上发表演唱作品和诗歌两百余篇。他与农民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闵辉松合作的诗画配《吴家堤变了样》、《不法地主刘怀太》，分别发表于一九五二年《湖北文艺》的第二期和第六期。后来在全国性的诗歌选集中选入了他的诗作《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妹挑担子紧紧追》、《一头扛着一座山》、《与北风斗狠》等四首作品，这在当年是极罕见的。

陈道信不仅多产，还是个创作态度严谨的农民作家，经常为写出一篇象样的诗歌冥思苦想。他在写《恶狗坟》时，半夜想到“狗官不凭理来断，见了银子黑了心。狗官为狗判了案，当堂处罚穷苦人；高大棺材买一口，给狗送殡埋进坟……”时，马上披衣点灯，抢着写了再睡。他每创作一部作品，都要认真观察，反复揣摩才动手。有两首诗是这样写的：

孔明死了几千年，

木牛早已失其传。

今天仿效孔明法，

创造铁牛在犁田，

要比黄牛翻几番。

麦粑好吃磨难挨，

人人都把脑筋开，

齿轮带动四幅磨，

一牛拉着转起来，

粉子也不用人筛。

短短的两首诗，便把工具改革运动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了。由于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因此，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农村，语言亦充满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他在《农村俱乐部》上发表的歌谣《谷收时节》，就用流畅的笔法，把—个劳动场面写的兴味盎然：

男：哥喊妹来妹应哥，

早稻黄了要早割，

两人摸着下田畈，

同唱同做好干活。

女：踏上田畈吃一惊，

口喊情哥问一声：

只听镰刀沙沙响，

为何冒见割谷人？

男：弯月西沉夜不明，

割谷之人手不停，

今年早稻分外好，

个个喜的腰不伸。

女：情哥割谷抢在前，

妹在后面把哥赶，

抢割抢收显身手，

看谁英雄谁好汉。

陈道信的作品受当时文学理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法的影响，爱憎分明，热情洋溢，富于乡土气息，毫无矫揉造作之病。他在《麻城现代歌谣》中发表的《增产山歌》有一首这样写道：

竹笋出土节节伸，

一年变化一年新。

莫说增产到了顶，

高山上面有云层，

多挖潜力找窍门。

在当年兴建大坳水库的工地上，人们最爱唱他的歌：

情哥挑堤快如飞，

妹挑担子紧紧追。

就是飞进白云里，

也要拼命赶上你。

在北风刺骨、千里冰封的明山水库工地上，他手拿广播筒，喊出了振奋人心的诗篇《与北风斗狠》：

人说北风风里霸，

我说北风不算啥。

劳动热情火一团，

热火朝天火更大。

就是雪海与冰山，

碰上它来就溶化。

兴修水利决心坚，

天大北风我不怕。

这首诗以一个普通水利战士的豪迈气概，表达对寒冷刺骨的“北风”的藐视情怀，以教训的口吻对“北风”训斥道：

风呀风呀莫太毒，

你看河水也让路。

风呀风呀要知羞，

你看高山也低头。

风呀风呀任你狂，

修好水利多打粮。

管你北风停不停，

战得我赢算你能！

这首诗写成后，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后来在《湖北文艺》、《湖北日报》等二十多家书刊报纸上转载，引起了不小的哄动，也成为陈道信的传世之作。

陈道信先后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件。可惜他英年早逝，而且是死于“文革”动荡的 1969年，使他来不及将自己的作品辑录成书。尽管如此，国内许多大专院校都留存有他的作品，作为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参考。当时的麻城县政府和文化部门对陈道信高度重视和关怀，县政府破格发给他每月 23元的生活补贴。他去世的时候虽然还处在“文革”动荡的环境里，但县文化馆还是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陈道信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毕生为时代讴歌，为农民的新生活讴歌，为麻城讴歌，“农民诗人陈道信”这个称呼，他当之无愧。

两弹一星功臣彭桓武

杨恩义

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名单中，彭桓武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位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著名科学家原来是我国原子弹、氢弹理论设计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与王淦昌、郭永怀组成我国核武器设计制造的最初的三大支柱，为我国国防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彭桓武住所的墙壁上有他 16年前写的七律《七十自况》：

少小离巢自学飞，省垣故国识芳薇。华园六载登堂座，云海多年入室帏。众木喜看撑大厦，群禽协舞映朝晖。一场霪雨风平后，韧翼总凭余热挥。

这首诗如一部高度浓缩的人生传记，记载着他求学、创业、矢志报国的精彩历程。

海外求学

彭桓武，1915年 l0月出生，湖北麻城人。其父彭华清曾任长春县知事，因不满当局，辞去官职，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

彭桓武 4岁入学，成绩优秀。在上初中之前，自学了《史记》和《汉书》部分章节，父亲彭华清在诗词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他的影响很大。

1929年 6月，彭桓武入自强学校。

这所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很多，党员也很多，爱国思潮非常高涨。后来任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副主席的楚图南当时在该校当老师。

1930年夏，彭桓武考上了北平汇文中学。1931年 9月，彭桓武以总分第 7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奋发学习，练就过硬本领。彭桓武的毕业论文是在导师周培源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地球上单摆的摆动周期是多少？》，漂亮的论文答辩使彭桓武顺利地进入了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行列。

“七·七”事变后，彭桓武到昆明大学理化系任教员，边教书边等待深造机会。1938年 3月，在周培源先生的指导下，彭桓武报考用“庚子赔款（英国）”设置的理论物理名额研究生。彭桓武不愧为清华大学四杰（另三杰是杨振宁、王竹溪、林家翘）之一，不愧为物理系骄子：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剑桥大学物理系。周培源教授对彭桓武说：“你上爱丁堡大学吧，那里有马克思·波恩。”

波恩是量子力学理论的尊基人之一。彭桓武是马克思·波恩的第一位中国弟子。彭桓武的同学中，除了英国人，还有德、法、印度、爱尔兰等国家的人。后来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大名鼎鼎的福克斯这时也在波恩门下与彭桓武同窗。

1939年 8月初，彭桓武与留学伦敦帝国学院的王大珩等人相约一起跨越海峡，找到巴黎大学镭研究所的钱三强。钱三强的导师是科学家玛丽·居里的长女伊莱娜·居里。

小憩之后，彭桓武等人决定再去德国首都柏林，透过德国和苏联时近时远的会谈，他们当时已经感觉到世界不太平。将分手时，钱三强对彭桓武说：“到了柏林看到我的电报就马上返回——不论我电报写什么。”

彭桓武等人到柏林，受到在那里留学的何泽慧的热情接待。8月 23日，苏、德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次日一大早，他们接到钱三强发自巴黎的加急电报：“见电速回。”彭桓武、王大珩等人买了当日的火车票，迅速离开了柏林，直奔巴黎，旋即转车到英国。次日得知，他们乘坐从巴黎出发的火车正是大战前最后一趟直达伦敦的车。彭桓武从伦敦返回爱丁堡的第二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春，彭桓武圆满完成了毕业论文，得到导师波恩的高度评价，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是，彭桓武对自己的论文不满意。他对波恩说：“我只做了一半。”波恩说：“如果你都做了，就不能给你哲学博士，而是给你科学博士了！”

1941年 8月，经马克思·波恩推荐，彭桓武到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的研究学者，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下的理论物理所工作。薛定谔也是 20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是波动力学的创始人。

1941年 8月到 1943年 7月，彭桓武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宇宙线现象进行了较系统的解释。这些成果中最著名的是 HHP理论：HHP理论以三位作者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命名，其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之手。它发展了量子跃迁几率的理论，用能谱强度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分布和空间分布。在这个理论中已经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戴森 (DYSON)方程”的方程。

1945年夏，彭桓武以论文《量子场论的发散困难及辐射反作用的严格论述》顺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他所论述的问题是当时物理界认为最大的问题。同年，彭桓武与波恩合作以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

1946年夏，战后的第一次基本粒子会议在剑桥大学举行，彭桓武应邀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与来自法国的钱三强和何泽慧相遇，并在会上聆听了由钱三强宣读的何泽慧撰写的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论文。更让彭桓武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除了遇到胡济民、梅镇岳、胡宁、吴大猷等我国许多著名物理工作者，还有幸与周培源导师相会。

毅然回国

1947年秋冬时节，彭桓武冲破一切阻挠，踏上了东归的海轮。船到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周绮霖在码头上迎接。彭桓武到上海二姐彭楚秀家作短暂停留之后，便到上海数学研究所与时任所长的陈省身深谈，表示自己归国后教书育人、为祖国效力的决心。

紧接着，他分别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北京的清华大学作了学术报告。然后就匆匆踏上了去云南大学的旅程。

1949年 5月初，他得到严济慈的帮助，到达北平。第二天，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同志便来到清华大学看望他，并问他生活有没有困难。

1950年 5月 19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彭桓武、钱三强、吴有训、何泽慧等人成为我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拓荒者。彭桓武一边从事物理所的组建和课题研究工作，一边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研究生导师。彭桓武门下不乏高才生，如：黄祖洽成为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的主要设计者，周光召在两弹理论设计中功勋卓著，金南星、唐懋荧、张继恒、严肃等人在发展我国核事业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彭桓武运用他精湛的理论物理知识，丰富的研究工作经验，应用热传导、弹性力学的知识从理论上计算，建立物理模型，简化了数学计算，举重若轻地求出了高温加热中钢锭的安全直径。他同时还证实这个理论适用于炭钢，而特殊合金不能采用。彭桓武参与了我国钢锭高温热处理第一个规程的制订，完成了论文《高温加热中钢锭的安全直径》。由于这些突出贡献，彭桓武被誉为新中国理论物理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第一人”。

为了加快我国原子能和核物理项目建设的步伐，1955年 10月，彭桓武以中国特派实习生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学生黄祖洽，他们的任务是向“老大哥”学习核反应堆理论。在异域学习，彭桓武的时间抓得非常紧，看资料，参加学习报告会，还要代表中国前往设在杜布纳的联合原子核所开会，与各国的科学家交流学习。

半年的时间里，彭桓武他们掌握了核反应堆理论。在对苏联援建我国那座核算反应堆进行独立的物理计算时，在国内已钻研了一年中子运输理论——反应堆的理论基础的黄祖洽还纠正了设计书中的一个错误。后来移交时，苏方认为反正中方已经可以设计了，就不把设计书给予中国。

从苏联回国后，彭桓武全面负责原子能、核物理研究的学术理论工作，同时协助钱三强搞好组织指挥。1956年 10月，中央批准选址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1957年 6月后，彭桓武受命搬进坨里全面主持原子能反应堆工程。

1957年冬天、彭桓武领队代表中国前往印度参加亚洲第一座核反应堆开堆典礼。1958年 6月 13日，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达到临界开始运转，彭桓武、黄祖洽作为理论物理师开堆值班。

原子能反应堆工程，给我国原子能研究事业带来了辉煌，一时间，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等中央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都前来视察参观，表现了极大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随着核反应堆开堆正常运转，研究制造核潜艇，增强我国海防实力的计划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决定，由二机部下达研制核潜艇动力堆的任务，彭桓武欣然受命，负责核潜艇动力堆工程的组织领导和堆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任科技领导小组组长。不久，一支由 200多名科研工作者组成的科研队伍陆续开展了堆设计、堆物理、堆材料、材料防腐、元件工艺、热工水力、自动控制等一整套有关堆工程的科技研究工作。

这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的核潜艇建成下水，他们对研究技术严格保密，彭桓武带领的科技人员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们不畏艰难，刻苦攻关，通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于 1960年 6月提出了《核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 (草案 )》。虽然国家计划调整放缓了“核潜艇动力堆”工程，但这一草案为 1965年工程重新上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两弹巨擘

1961年初春的一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派专车接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三位科学家进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说：“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你们当之无愧，党和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啊！”周总理对科学家们服从祖国需要，加入到核武器研究行列中来非常赞许。

周总理亲切地询问彭桓武老家何处。彭桓武回答：“父母亲是湖北麻城人，我出生于长春。”

周总理继续对彭桓武说：“这一次，调你去研制原子弹，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啊！”彭桓武握着周总理的手连连点头，无言的回答，显示无限的坚毅和极大的信心。

周总理一席话，让彭桓武记住一辈子。从此，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成为我国核武器原子弹研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

很快，他们就组织展开了紧张的研制工作。他们手下的骨干力量还有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黄祖洽、于敏、龙文光、杨承宗、王承书、周毓麟等。

不久，彭德怀、陈毅等老帅们都到核物理研究基地来看望科学家们，陈毅元帅握着彭桓武的手高兴地说：“有你们科学家撑腰，把原子弹造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部长也好当了！”

为了尽快完成这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了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彭桓武、郭永怀忘我工作，斗志昂扬，他们带头在讲座会上各抒己见，在黑板上写着一个又一个的计算公式，以他们深厚的理论基础启迪着年轻人的思路……

大量的分析和计算之后，从纷纭的数据之中，一个个在当时文献和资料上找不到的公式终于被列出来了，一个繁复的联立非线性偏方程组由这些天才而勤奋的探索者创造出来！

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方程组几乎不可解！大量的计算工作只靠法国的手摇计算机，每秒 10次。苏联的乌拉尔先进一些，叫电动计算器，不过每秒 100次，算一个除法要分好几步走，若要开方，还要查巴罗表。

彭桓武运用他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方程组予以简化，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粗估计算，科学地划分了反应堆反应过程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和物理图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彭桓武除了领导理论方面的攻关外，还在科技大学担任着两门课，另外，还带着六个毕业生。教育部规定一个教授的工作量是两门课或六个毕业生。彭桓武干的是两个教授的工作，且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完成的。

攻关在继续。中央领导深知科学家的辛苦、疲劳和营养不足。一天，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等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突然，掌声响起来，周恩来、陈毅、聂荣臻走进宴会厅。聂荣臻举杯宣布：“会议开始！各位辛苦了，为感谢大家，总理要我和陈老总请大家来开会，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乌兰夫敦促身边的彭桓武多吃肉。

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不会忘记彭桓武等科学家对国家的一片忠诚。

当原子弹理论方案陷没在迷雾之中，科学家们在 A方案和 B方案之间举棋不定时，彭桓武请周光召复查邓稼先小组 B方案的计算数据。周光召在复查时发现年轻人的计算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问题出在表达方式上，而不是结果有错误。周光召向彭桓武一一说明了检查结果，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终于从迷雾中走出来。

点火装置，在原子弹的设计中占有重要位置。彭桓武作为第四委员会主任，亲自领导并参加了中子点火装置的研究设计工作。他和钱三强、何泽慧、王方定及原子能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把生死置之度外，亲监现场做一比二核装置集合爆炸试验工作，直至成功。

1963年 3月，第一枚原子弹理论方案正式出台。理论方案出台后，便是按图纸生产了。原子弹的主要部件是铀芯、浓缩铀球。世界上被科学家称为难以捕捉的铀 -235的生产面临安全和是否成功的问题。为了使浓缩铀厂尽快投人生产，作为核工业部临界安全小组第一任组长，彭桓武奉命去甘肃某地解决临界安全的问题。他赶到生产现场，加班加点，直至通宵达旦，拿出了安全生产具体方案。1964年 1月 14日，成功生产出铀 -235，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生产出这种产品的国家。

整装待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指日可侍。最后时刻到来之际，为了缓解科学家们的紧张情绪，周总理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刘柏罗和总指挥张爱萍派专机接送彭桓武、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邀清他们进行一次短暂的旅游——去古楼兰国观光，同时观看原子弹爆炸实况。

面临我国进行的一次破天荒的大试验，研究中科学家们争论方案，一次次碰撞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场景，一幕幕地展现在王淦昌面前，他紧张凝重，放心不下。彭桓武却高兴得拍手称好。他是自然之子，要融入大自然；他是浪漫诗人，要走进构思的天国……

在彭桓武的意识里，这次原子弹爆炸没有不成功的。这之前，理论方案已经过无数次的理论验证，均无丝毫差错，9个月前的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炸试验，在实践上对理论方案进行了最重要的检验。

终于，广播里传来倒计时的报读声“10、9、8、7、6、5、4、3、2、1，起爆！”

闪光，强烈的闪光！

比太阳更大更亮的火球欢腾着向上，向上！

一个巨大的蘑菇状烟云柱矗立在试验场中心。

原子弹试验成功啦！

观察区一片欢腾！

彭桓武和陆祖荫站在一起。彭桓武没有叫，也没有跳，更没有与人拥抱……

当蘑菇烟云消退，沸腾的场面平静下来之后，彭桓武才感到一阵酸楚，突然想哭……他想起了周总理和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的话，原子弹爆炸成功，祖国的强大感随之上升，他激动了！

当晚的祝捷酒宴上，在张爱萍举酒与之碰杯时，彭桓武赋诗一首，以抒发他对祖国国防事业的热爱和这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万端感慨：

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努力，焉能数理化成功。

事实上，在原子弹方案诞生之后不久，彭桓武就受命带领着他的队伍悄悄地向新的课题氢弹项目进发了。

为落实毛泽东主席“氢弹要快”的指示，彭桓武在心中立下氢弹爆炸赶在法国人前面的雄图壮志。要完成这一庄严的政治任务，就依赖于氢弹设计方案。设计方案是龙头，设计方案好坏决定事业的成败。

在彭桓武、朱光亚的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工作大纲，最终形成三个方案。彭桓武以学术领导人的魄力和智慧，艺术地指导讨论，肯定了亮点，破解了疑点，推出了新的思路，进行了综合升华，形成了新的方案。彭桓武对新的方案有十足的信心。他这个学术权威领导人的气魄，为国家领导人下最后决心，加了一个重要砝码。

聂荣臻元帅又一次来到罗布泊，坐镇指挥。1966年 12月 28日12时，在一片蓝天下氢弹装置按时起爆……

大量的测量数据表明，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2月 30日、31日在马兰招待所，聂荣臻元帅连续两天主持座谈会讨论氢弹试验问题。张震寰、李觉、张蕴钰、钱学森、胡若瑕、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郭英会、陈能宽、方正知、于敏、周光召等科学家先后发了言。

高尚情操

心中只有共产党，只有祖国和人民，这就是彭桓武。一头钻进祖国科学事业的彭桓武已至中年，建立家庭的事却高高挂起，直到1958年夏秋之交，43岁的彭桓武才认识了在国务院幼儿园工作的刘秉娴大夫。

刘秉娴，幼年丧父母，与两个姐姐相依为命，学当护士自食其力。几年后，大嫂病故，大哥抛弃三个儿女娶妻成家，她和大姐承担父亲和母亲的职责抚养三个侄子。为了这三个孩子，她到三十六岁还未婚嫁。

彭桓武了解这位文静、漂亮的姑娘的身世经历后，不禁产生敬意和爱慕。但他给刘秉娴去信，不加掩饰地把自己的缺点列举出来，如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对当官不感兴趣等等二十几条。刘秉娴立即回信：你不会……，我会……。

为了不影响工作，彭桓武、刘秉娴把结婚的日子定在 1958年最后的一个星期天。这天晚上，国务院幼儿园以娘家的身份主办了舞会。没有婚礼，没有宴会，一对新人就这样正式成了夫妻。婚后，彭桓武生活规律多了，饱一餐饿一顿的日子少了，着装整齐了，这是妻子刘秉娴的得意之作。刘秉娴只知道自己丈夫是一心为国的高科技文化型的干部，自己的责任是：安排好他的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好些，好为国家多作贡献。

1959年年底，彭桓武的儿子彭征宇降生了。这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做母亲的刘秉娴没有奶水喂儿子，商店买不到奶粉，新鲜牛奶更订不到。老科学家赵九章、傅承义知道了此事，找到彭桓武，执意把他们自己的一份牛奶让给孩子。

小征宇满月后不久，彭桓武再也不忍心接受老科学家们让出的牛奶，便动员妻子刘秉娴调出国务院幼儿园，把家搬到坨里卫生室，那里有科学院的奶牛基地，用这种办法解决了供应小孩征宇的奶水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应对一些特殊场面，更表现出彭桓武的耿直和正义感，他的举止言行又往往令人忍俊不禁。一位领导对彭桓武说：“大家都在批钱三强，你是钱三强的朋友，对他更了解，

应该带头批，你为什么不批？”彭桓武说：“钱三强是党员，对我的生活关心，对我工作帮助

很大，我找不出他有什么毛病。”“别人怎么批，你也怎么批，这总该行了吧！”彭桓武说：“我不会写。”有造反派质问彭桓武：“支持革命的夺权运动的大字报总该会写吧？”彭桓武仍然说：“不会写。”有些人不信：“堂堂一个大物理学家，难道连篇文章也不会写？”彭桓武说：“不错，搞物理，我能行，离开物理就无理了。你们如果不信，就去我家调查，我在家里听夫人的，去公园听孩子的，到单位来，我听大家的。”众人被他的话逗得哈哈大笑。彭桓武以为一笑就没事了，谁知道他们搬出“大棒”高高举在这位“不谙世事”科学家的头上：“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彭桓武无奈，声情并茂地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诗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造反派们也无奈……刘秉娴虽然不知道丈夫领导和参加了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制造工程，但丈夫是科学院的科学家，是比“黄豆干部”还要大的“罐头干部”，是受国家特殊照顾的，这一点，她心里清楚明白。所谓“黄豆干部”、“罐头干部”是指在困难时期享受一点黄豆、罐头补助的国家干部。

她预感丈夫将是受批判、被抄家的反动学术权威。彭桓武同样有预感，他把家里的沙发扣起来不用，表示向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决裂，迎接造反派的检查……

1976年十年动乱宣告结束，国家对外学术交流渐渐活跃起来。一天，彭桓武以中国科学院主人的身份接待日本高能物理学会的客人登长城八达岭。饭后，彭桓武陪客人走出饭馆。饭馆建在山腰处，就在下台阶时，彭桓武觉得头昏眼花，突然眼睛一黑摔下山去。人们小心翼翼地把他抬上汽车，送到积水潭医院。经检查，彭桓武被确诊为左脚跗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一根钢筋永远钉在彭桓武的左脚骨中。

然而，祸不单行，也就在这时刘秉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在彭桓武没有告诉妻子检查结果之前，刘秉娴已经猜准了病根。彭桓武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说：“我们一起和它斗争，我们努力奋斗，一定能战胜它！”

在刘秉娴病重期间，“文革”中被逼离开彭家的保姆李大姐又回到了刘秉娴身边照顾她的生活。刘秉娴意识到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她把李大姐叫到跟前说：

“我唯一的牵挂是他的生活。我担心我死后，他会连饭也吃不上的。”李大姐说：“你别担心，我给他做饭，不会让彭先生挨饿的。”“他最喜欢吃牛肉炖红萝卜，这道菜也最有营养。”“我记住了。”“还有，你要尽量照顾他，让他多活几年，他活着对国家有用……”李大姐泣不成声，连连点头。给刘秉娴开完追悼会的那天晚上，彭桓武被外甥朱德熊接回家。

半夜，他要水喝，等朱德熊把水送来，却发现他已经昏死过去。

彭桓武高烧不退，脉搏微弱，昏迷不醒。

已经七天过去了，病房外站满了前来看望他的领导、朋友、老师、学生……人们呼唤着彭公、彭先生、彭教授、彭爷爷……

北京三医院全力抢救。七天后，彭桓武终于听到儿子彭征宇的声音：“爸爸，您总算醒了。”醒来后，彭桓武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智力退化，不能钻研科学了。他连忙用英语背诵 31年前看过的哈密顿写的一首诗予以验证，结果一字不漏。彭桓武喜形于色。

1978年，我国科技界最高层决定：彭桓武任首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即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彭桓武乐意接受这副高科学技术的重担，但他明确表示不开会、不出国。他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应酬上。

上任初期，彭桓武就向上级备案并和同志们约定：所长“轮流坐庄”，废除终身制，每届任期两年。1980年，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已初具实力时，彭桓武递上了一份辞呈：他要把机会交给更年轻的同志。在大家希望他连任时，他又递上第二份辞呈，提出不但不连任，而且“从我开始，不设名誉所长”。

卸任后，彭桓武把精力放在凝聚态物理上。根据彭桓武的建议，科学院数理学部成立了统计物理与凝聚态物理学术小组，彭桓武出任第一任组长。他亲手创建起一个形散神不散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研究小组，在国内尚属薄弱的理论研究领域里拓荒。1981年，在一次会议上，彭桓武从凝聚态物理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邀请交叉学科——化学和生物方面的专家做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虽然分散在全国各地，但他们协调作战，使整个学科各方面均衡发展。他们的工作，为迎接新技术的挑战，作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储备。

两年后，彭桓武又把组长的位子让给了别人。

1982年，我国首次试行科学基金制，彭桓武被推举为科学院数理学部基金组组长。

1983年，彭桓武又担任了科学院数理学部的规划组组长，为2000年以前中国数理科学的发展勾画蓝图。

彭桓武曾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换届之前，他上书谢绝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职务提名。

1984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20周年前夕，国家颁发国家自然科学奖，彭桓武领导和研究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荣登榜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按国家规定，这个奖项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当有关方面负责人代表组织给彭桓武送奖章时，他坚持不受。彭桓武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

在颁奖和受奖形成矛盾、相持不下时，彭桓武略一思索，接过奖章说：“好，既然这么说，我就先收下。”然而，话峰一转：“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我就有权处理它，请你带回去，就将它放在研究所，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

随即，彭桓武扯下一张日历，提笔在上面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在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20周年的展览上，国家颁发给“两弹”理论设计功臣们的奖章和奖状旁也摆放着彭桓武的这两句题词。

1995年 10月 15日，81岁的彭桓武在钓鱼台国宾馆骤雨般的掌声中，接过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证书和一百万港元的存单。面对台下的观众，彭桓武面对话筒感慨万千，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我非常感激能得到这个奖，但回想起来，我思想不艰苦，没有周培源先生勤能补拙的精神。我锲而不舍不够，对科学研究缺乏磨砻砥砺的精神。”

会上，包括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得主王淦昌在内的许多新老科学家向彭桓武表示祝贺。热烈的场面、滚烫的语言和一百万港元的奖金，使得彭桓武更加冷静和沉着。

一日成百万富翁，不少好心人劝彭桓武出国治疗糖尿病、脉管炎、肾衰等病痛。彭桓武说：“不！”他要按照自己为人的准则办事，他要用特殊的方式奖励那些当年为祖国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而现在年纪大了，无精力再去竞争奖项的人们，他把这一计划定名为：“彭桓武纪念赠奖”。

他成立了只他一人参加的“评奖委员会”，他既是评审委员会主任，又是办事员。经过测算，他确定生前的奖励办法：把百万元奖金作为基金全额封存，第一年年息 3万元奖励一个人，第二年 6万元奖励 2个人，第三年 9万元可以奖励 3个人。后来由于利息降低，他宁可将工资补上，也要保证奖额到位。彭桓武写信告诉“获奖者”，劝说“获奖者”接收他的奖励。强调说：“不是馈赠，更不是施舍，而是奖励！”

赠奖工作他都是在暗地里做，不露声色。活着，彭桓武用这种特殊的形式，鼓励那些颇有成效的科研工作者；死后，以什么形式定格，他还没有想好。

凡是有抬高他的身份之嫌的场面，彭桓武即挥手作罢。一次，某大出版社根据有关部门安排，出版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一书，出版社主要负责人特地邀请彭桓武到人民大会堂出席该书的首发式。彭桓武不同意。他认为宣传他个人大可不必，用我国的“两弹一星”精神去鼓励青年人扎扎实实多读点书，多做些科学研究，多搞些创造发明，为中国的富强多做些贡献，才是应该共同努力去做的事。

彭桓武 86岁后，独居生活，怡然自得，时而与人谈笑风生，时而埋头著述。他添置了电脑，全神贯注地整理自己创作的诗词，以结集出版。同时，应答有关部门高科技课题立项和高科技成果的评选咨询，撰写研究论文。还研究被誉为“数学的女王”的尖端边缘学科——拓朴学。

彭桓武认为，从前科学发展的程度，非线性化的物理问题，线性化后可以得到解答。现在，科学的发展要求直接针对非线性问题时，这就需要拓朴学的方法了。

彭桓武经常与朋友、同事、甚至学生切磋学艺，回顾我国高科技原子能基地初创时期的战斗场面。他品味着人生的美丽，不时闭目低吟自己的诗作：喜迎晚景清真，诗思萦盈。廉颇刀利，太公钩直，又几番壮我征程。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唯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选自 2002年第 1期《世纪行》

红军老战士傅兴贵

金仕善熊文祥丁永淮

傅兴贵，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连指导员，身经百战，两次荣立二等功。长征路上，他在战斗中头部负重伤，成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1951年他主动申请离开荣军医院，回到家乡当农民，先后担任互助组长、乡党总支部书记、县贫协副主席。1970年离休时，谢绝组织上要他在城里休息的安排，做出再次回乡的选择。建国十周年大庆时，他参加了全国群英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建国 40周年，他作为全国十位“老有所为精英”之一参加国庆观礼，并同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一

1934年，傅兴贵调任 115师 223团 2营 4连任指导员。这年冬天，红 25军越过伏牛山，向陕北进发，来到陕西省商南县更家河镇。更家河镇三面奇峰林立，红 25军军部刚刚驻下，敌庞炳勋部尾随而至。又一场严酷的战斗打响了。

这是一场空前的恶战，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都挂了彩。

我 74师 224团团长叶光宏，身先士卒，狙击数十倍于我之敌，壮烈牺牲。傅兴贵所在的 223团 2营 4连顶上去了。持续激烈的恶战，敌我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忽然，副排长、湖北英山籍的肖逸山向指导员傅兴贵报告：连长牺牲了！

傅兴贵吼了声：坚决守住阵地！

敌人又扑上来了，杀红了眼的傅兴贵决定组织反冲锋。他挥舞着驳壳枪，喊叫着：“共产党员跟我上！”肖逸山等几十名战士随即一跃而起，跟着指导员向敌人猛扑过去。

哒哒哒哒……敌人的机枪吐着火舌，子弹雨点般向傅兴贵和战士们射来。幸亏傅兴贵训练有素，卧倒迅速，两颗机枪子弹在他的头盖骨顶端划下两道深深的沟槽，一颗子弹揭去右脑一块硬骨。傅兴贵当即昏死过去。经过浴血奋战，我红 25军终于冲出重重包围，转危为安，向延安进发。军长徐海东宣布给傅兴贵记大功。可是，直到这时，傅兴贵仍旧没有苏醒过来。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指导员一动不动，肖副排长急了，战士们急了，都巴望着这位英勇的红军战士睁开眼睛。后来，上级领导做出决定，把傅兴贵交给 74师行军医院。可傅兴贵还是昏迷不醒。七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傅兴贵也许是凭着惊人的毅力，也许是凭着大别山儿子对母亲——党的深深依恋，第八天黎明，他终于抬起了沉重眼皮……

二

1951年，党对延安荣军疗养院的数千名荣军做出如下安置：一，伤病未痊愈者继续留下养伤；二，身体完全康复者可以回原部队；三，愿意复员者可以申请复员，不愿复员者另行安排工作。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傅兴贵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他经过反复考虑后，向组织递文了申请书：复员回家生产！

傅兴贵做出复员当农民的决定，是基于自身身体健康状况的考虑。自脑部负伤后，非常敏感，稍一受凉即有反应；即使是三伏天，也要戴上夹底帽，一看书就头疼，不能适应革命工作。便决定复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临行时，疗养院为傅兴贵开了欢送会。岳父王老汉设宴为女儿女婿饯行，组织上派了毛驴和挑夫一站一站往前送。

1951年 5月初，傅兴贵夫妇和儿子傅崇远经过半个月跋涉，来到汉口。

早饭后，傅兴贵来到武汉曹家花园省民政厅优抚处转办手续，走进一楼接待室门口，习惯地喊了声“报告”。年轻的工作人员立即把这位军人让进来，接过介绍信看了看说：

“同志，请稍候。”

工作人员随即上了二楼，把介绍信摆在优抚处副处长兼一科科长肖逸山面前。

年的肖副排长在后来的战斗中负了伤，辗转回到湖北工作。当“傅兴贵”三个字跳入他的眼帘时，神情即刻振奋起来，指着介绍信好像是问工作人员，又好像是问自己：

“他就是傅兴贵？”

“对，他就是傅兴贵。”工作人员机械地重复着。

“傅兴贵！他没死？还活着？”

工作人员不知所措。

“首长，傅兴贵就在楼下接待室。”

肖副处长这才猛然省悟过来，连连说：

“快带我去看看！快！”

肖副处长跛着受过伤的脚，蹬蹬蹬跑下楼去，来到接待室。

两位出生入死的战友的目光相碰了，互相凝视着。肖副处长终于认出了老首长，猛地抓住傅兴贵的手：“指导员！真是你呀！”傅兴贵也认出了肖逸山，握紧他的手直摇：“肖逸山！肖副排长！”“你还活着呀！”“哈哈哈哈！”久别重逢，道不尽千言万语。当肖副处长得知老首长的爱人和儿子也一同来汉时，迫不急待地说：“指导员，快领我去看看嫂子和侄子！”肖副处长看望了王岱英后，傅兴贵催着他给自己办理手续。肖副处长说：“那怎么行，玩几天再说。”傅兴贵拗不过，只好住了下来。肖副处长请了假，陪着老首长一家逛中山公园，逛归元寺，逛六渡桥，连蛇山龟山也都逛到了。

肖逸山的老家也是农村，因此他对农村情况很了解。他考虑到指导员伤成这个样子，若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困难是很大的；加上优抚处人手少，忙不过来，给指导员安排一个适合的工作，无论是对革命事业还是对他个人都有好处。但肖副处长明白，若从照顾身体的角度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指导员一定不会接受。所以在闲聊中，肖副处长有意识地把话题从优抚处人手少、工作难度大方面引。无奈指导员还是当年的老脾气，反倒开导肖副处长多动脑筋、依靠党员开展工作。直到傅兴贵定下行期，肖副处长才不得不“摊牌”，明确提出要指导员留下来助他一臂之力的要求。

傅兴贵感谢老战友的好意，但他诚恳地说：“逸山，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去留之事早在延安我就想过了，最后还是决定回家务农合适些。”说时，傅兴贵脱下特制的夹底军帽，诙谐地说：“你看看我这半边脑壳，三伏天少不了夹底帽，而且经常头晕，怎么能做领导工作呢？回乡务农肯定要辛苦些，艰难些，但那是我个人的困难，咬咬牙可以坚持。我想来想去，还是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好。再说，种好庄稼也是为革命做贡献嘛！”

一席话，说得肖副处长激动不已。肖副处长眼眶湿了，眼前模糊了……

“逸山，你看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指导员！……”肖副处长说不出话来。

三

要想建设好家乡，必须首先学会做农活儿。傅兴贵参加红军前，年纪还小，只是放放牛。薅薅草，扯扯花生，帮大哥二哥做些辅助性的活儿，犁田打耙等主要农活尚未沾边。严重受创的头部，刮风下雨阵阵疼痛，太阳一晒又痛又发晕。一天中午，他在花生地里薅草，猛烈的阳光像无数根金针一样，刺进他的头部。他开始发晕了，但却不肯休息，他想迟早总是要过这一关的。无情的太阳不肯松一口气，晒得大地快要冒烟。突然，傅兴贵一阵心悸，接着两眼一黑，扑通一声，晕倒在地，当时附近没人，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慢慢苏醒过来。

如果说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一道难关的话，那么，犁田打耙这些技术性强的农活，则是另一道难关。傅兴贵为了学会犁田，曾经一连换过三具犁。

第一次犁田，套上犁就赶牛。牛不往沟里走，犁也不听话。一时浅了，牛就疯跑；一时深了，牛喘着粗气拉不动。没犁上几圈，只听“咔嚓”一响，犁辕拉断了。

怎么办？买！换一具犁再干。

新买的犁辕，要放在水中浸透了才能用，傅兴贵不懂得这个道理，迫不及待地套上牛犁开了。不一会儿，楔掉了。傅兴贵以为在水田不好学，就把牛赶到旱地去。他上好楔，套上牛，刚刚犁到地角边，“嘣”的一声脆响，铧尖碰在树根上，折断了。

傅兴贵急得满头大汗，终于，他拍打着脑壳站起来，跑去找师傅。他很快找到了老大哥傅兴田。

傅兴贵又换了一具新犁，重新下田。傅兴田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用犁诀窍。轮到傅兴贵掌犁的时候，兴田跟着在一边指点，必要时把着手教。就这样，傅兴贵学会了犁田、耙田、耕田等技术农活，渐渐地成了一个种田的熟手。

学会犁田后，傅兴贵一家种了九斗五升田，二斗五升地（共折合八亩）。这多田地，主要靠他一双手，是很吃力的。按当时政策规定，象傅兴贵这样的二等甲级残废荣军，应该享受代耕。乡里每次派工来，傅兴贵都辞掉了。干部登门做动员工作，傅兴贵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让别人给我种田，我坐享其成，岂不成了吃租课的老财？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干！”

四

1956年，中共乘马区委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任命傅兴贵为中共江树乡党总支书记。

第一次发工资时，副书记江淑天发觉傅兴贵月工资只有 34元，比自己还低两级，他找到区委书记何於文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十多天后，傅兴贵到区里开会，何书记为了核实情况，问道：

“兴贵同志，你现在的月工资是多少？”

傅兴贵含糊其词地微笑着回答：

“不少哇。”

“不少是几多呢？”

“34元。”

何书记见情况属实，心里直冒火：怎么把老红军的工资级别定得这么低？他径直往办公室走，抓起电话就摇。他要质问县人事科是怎么搞的？“人事科吗？我是何於文，你们怎么把老红军傅兴贵的工资——”话未说完，话筒就被人夺下了。夺话筒的是傅兴贵。傅兴贵心平气和地说：“何书记，为工作打电话是应该的，但这个电话就不要打了。

跟我一起投红军的七个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想起他们，心里不好受啊！”

何於文是十分了解眼前这位红军老战士的，明白如果继续坚持向上反映情况，会伤害傅兴贵的感情。他深情地唤了声“老傅！”便紧紧抓住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傅兴贵对自己要求极严，却时时、事事、处处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特别是对贫苦农民，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早在 1933年，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北上抗日的途中，傅兴贵遇到一个妇女，全身没穿一件衣服，只有下身围着一块破布，在深秋的风中瑟瑟发抖，见了红军战士，不躲不闪，神情木然。傅兴贵鼻头一酸，不忍多看这位妇女，忙从包中拿出两件仅有的换洗衣服，送给了她。担任乡党总支书记以后，更是保持和发扬着红军关心群众疾苦的光荣传统。一天，傅兴贵来到星火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检查工作，发现陶绪普、陶绪亮、郑良玉三个社员没有出工，觉得有些奇怪，就问队长：

“他们三人为什么没出工呀？”

“还不是懒。”队长回答说。

“不是这么回事吧？”傅兴贵不满意队长的回答，说：“这几个人都不是懒人，恐怕是有么事困难吧？”

“那……”队长摸着后脑壳：“我就不清楚了。”

傅兴贵便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到田畈看完庄稼后，就分别到三家跑了一遍。

陶绪普没出工的原因是小孩生了一头疱，没钱诊，借钱没借着，在家生闷气。

陶绪亮、郑良玉两家都是正愁买盐钱。

傅兴贵当即拿出身上的伙食钱分别给了三家。

事后，队长既惭愧又感动，问傅兴贵为什么分析到了他们三家遇到了困难。傅兴贵说：“我是乡总支书记，谁的家底和为人么样，我心中有数，所以估计得出来。”

傅兴贵担任总支书记后，很少回家，对妻子照顾极少，心里很不过意。那天他在家里歇了一夜，见妻子的日子过得很苦，畈里屋里两头忙不说，油水也少，大白菜水煮盐拌，锅里都起了一层薄霜似的盐干。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提了只篮子去王福店，打算割两斤肉让妻儿打打牙祭。路过竹林垸时，听见垸里有人在打小孩。小女孩的哭声很凄惨，傅兴贵不忍再听，随着哭声走进垸去。

原来，是烈属陶绪远在打他的女儿。

傅兴贵一把拉过陶绪远，严厉地责问道：“绪远，这伢才十几岁，她娘又死了，你打得下手呀？”

陶绪远一看是傅兴贵，就像遇到亲人一样，伤心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诉说：

“三哥，我屋里的事你最清楚，自从去年伢她娘死去后，还真亏了她，十几岁的细伢又是烧火料灶，浆衣洗裳，还要带她的两个细妹妹，我何尝忍心打她呀！”

“还说没打？要不是我进来，怕不把她打死了！”傅兴贵埋怨地说，“这大一点伢，犯了哪样法？”

“唉！”陶绪远抓着袖口直抹眼泪，“刚才我从畈里回家吃早饭，灶上连锅都没有，伢也不见了。我出去一找，发现她在屋侧哭。她刮锅烟子把锅打破了！”

“又不是伢有意打破的，你打她做么事？”

“是，是我糊涂，可我是急的呀！三哥，不怕你笑话，我是连……”陶绪远话到嘴边，又不好意思地咽了下去。

“是连锅也买不起，对吧？”

陶绪远惭愧地低下头去。

“你呀！”傅兴贵叹了口气，对陶绪远说：“先到哪家借口锅用用，吃了饭下畈做活去，莫要耽搁生产。锅的事我替你想想办法。”

傅兴贵说到这里出了门，匆匆忙忙赶到王福店，到供销社买了一口新锅。因不便自己送去，托人带给了陶绪远。可是，他却把割肉打牙祭的钱用得一干二净，只好提着空篮子回了家。王岱英满以为篮子里有肉，一看却是空的，间傅兴贵道：

“肉呢？”

“嗬嗬！”傅兴贵摸摸后脑壳，笑了起来，故作糊涂地说：“忘了。”

王岱英没有说什么，只对着傅兴贵会心的一笑，这一笑是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还有一次，傅兴贵路过方兴门前，不经意地看见方兴低头坐在门口，一副愁眉苦脸的神情。傅兴贵随便问了问：“方兴，有么事不快活呀？”方兴既没答应，也没抬头。若是换了别人，也许会生方兴的气，一走了之。可傅兴贵却停住脚步，心想方兴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才无心答理。这么想着，他抬脚就进了方兴家的门，看见方兴屋里人偎着被子坐在床上。傅兴贵关切地向她：

“病了是么样？”

“又生了伢。”方兴的女人回答说。

“生了几天？”

“十几天了。”

“生了十几天，么样还不下床？”

方兴的女人“嗯喔”了半天，才不好意思说：“我只有一条裤子，撕给细伢做了尿片，没得裤子穿，下不了床！”

“原来是这样！”傅兴贵心中一阵发酸，他的眼前又浮现长征途中赤着上身在秋风中冻得发抖的那位妇女，止不住两眼闪动着泪花。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口袋里只有五角钱（当时五角钱可买一斤半红糖），于是转身出了房门，生气地对方兴说：

“你这个人呀，象霜打蔫了样，有困难就跟我说一声嘛！幸亏我进去望了一眼，要不还不晓得是么样回事。你不要女人下床是么样？”

方兴噙着眼泪说：“三哥，是我故意不理你，怕你晓得了又要管。”“你看你，我又不是外人，是乡总支书记，么样能不管！”傅兴贵说时把五角钱塞到方兴手中：“你快把这五角钱拿去称一斤红糖，给你女人补补血，没裤子的事，我再去想办法。”方兴哽咽着说：“三哥，众人的事那么多，你么样管得过来！”傅兴贵说：“有困难慢慢克服嘛。我走了，你快去买红糖。”傅兴贵回到家中，让妻子王岱英挑了一条半旧的裤子，给方兴

的女人送去。

傅兴贵担任中共江树乡党总支书记后，在家的时间极少，王岱英是外乡人，儿子正在读书，生产生活上有不少困难。这些，都被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1956年冬天，降下一场大雪，乡亲们见大雪封山，傅兴贵又没回家，星火二社党支部副书记，约了 20个社员踏雪上山砍柴。北风呼叫，天寒地冻，手、脚、耳、鼻冻得发麻，大伙儿只因想到是为傅兴贵砍荣，都不叫苦。有人打趣地说：“要不是看见三哥家没柴烧，大冷的天，准定在家偎着老婆烘火。”大半下午，20副柴担子浩浩荡荡下了山，直奔傅兴贵家而来。真是雪里送炭啊！王岱英感动极了，执意要留大家吃饭，可谁也不肯留下，扯这个跑了那个，扯那个跑了这个。王岱英站在门口发愣的功夫，码得整整齐齐 20担柴静静地立在大门前。隔天，傅兴贵回到家里，岱英就把大伙运柴一事详细告诉了他。

傅兴贵问：“留乡亲们吃饭了吗？”“咋没留？可扯了这个跑了那个，拉了那个又跑了这个，大冷天累得咱流一身汗哩！”“把钱没有？”傅兴贵又问。“吃饭都留不住，哪里还肯收钱？”傅兴贵皱着眉头说：“这么样要得？你快去把钱拿来，我一家一户送去。”傅兴贵拿着钱，踩着积雪出了门。送钱到东家，东家笑着解释说：“三哥，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我们总记在心里，这回砍了几担柴，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么样能收你的钱啊！”送钱到西家，西家把脸一沉，说：“三哥，若要提钱，我就要生气了。你的心是肉长的，难道我的心是铁打的不成？”送钱到北头那家，那家说的话俏皮些：“三哥，就许你帮人家，就不兴人家也帮帮你呀？”有几个性子硬的汉子险些要发火：“三哥，给钱？这是什么话？你家不买柴，我也不卖柴，就算卖柴，也不卖给你家！”有的，这样说：“快莫提钱的事，你若给钱，不如打我两耳光！”

“……”

二十家走尽了，一分钱也没有送出去。

傅兴贵和群众的关系，是一种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

五

1979年，傅兴贵办理了离休手续。

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政府可以在市区建一幢小洋楼。供这位离休红军安度晚年。可傅兴贵谢绝了组织上的好意，他说他离不开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执意要回到他的家乡傅家塝。组织上只好同意他的要求。

傅兴贵离休回家后，当时的傅家塝大队党支部，决定拨出一排牛栏地基，给这位有功之臣盖一幢房子。傅兴贵坚决不同意，对党支部书记彭从春说：

“这样做要不得，哪有拆屋退基的道理？若这样做我的住房，后代儿孙要骂我的！”彭从春笑着说：

“三爷，您想得太多了，牛栏放在垸中间碍眼不说，还不卫生，我们早就想把它挪个地方。您为大家辛辛苦苦几十年。难道给块地皮也不行吗？”

傅兴贵说：“话不能那么说，这牛栏在垸中间，是块现成的好基，若一般的群众要它，你们给不给？恐怕不会给吧？”彭从春说：“那当然不会给，垸里几十家，把给哪家好？”

傅兴贵说：

“是呀，你们不能给一般群众，么样要把给我？这基我不能要。”

彭从春直话直说：

“三爷，您不同，您是老红军，这基把给您，垸里人没话说。”

傅兴贵摇摇头说：

“不行不行，老红军更不能搞特殊，我另外造地基好了。”

彭从春说服不了他，叹了口气，说：

“那我在后山给您一块基。”

傅兴贵又摇了摇头，说：

“三包面积我不要，我已选好了一块基。”

彭从春问：

“您选在哪里？”

傅兴贵说：

“我想把垸中间那口烂泥塘填起来。”

说起那口烂泥塘，可真是傅家塝的一块心病。那口废塘横在半坡间，一到三伏天臭气熏人，大家早想把它填平，可一年三百六十天总是忙，就把这件事压下来了。傅兴贵选那口塘做地基，用意再清楚不过了。彭从春说：

“那不行，三爷，那不行，不管么样说也不能让您在那里做屋。要您填塘，群众倒真要骂我们！”

傅兴贵笑了笑说：

“这是我自愿的，又不是你们的主意，群众骂你们做么事？反正我是退休的人，闲着没事，填塘做屋，有么事不好？”又磨了几回嘴皮，彭从春见傅老主意已定，只好由他。傅老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把那口废塘填起了大半边。

县里听说傅兴贵自己动手盖房子，批给他 2.5万块红砖，可他嫌红砖砌墙“越格”、“刺眼”，让给了卫生所，自己用自制的青砖、土砖建房。

碾土砖的时候，正值三伏大旱，傅兴贵每日五更起床，挑水浇田。7000块土砖碾成后，他又头顶烈日，一块一块翻晒、修边、码齐。一天中午，老伴送饭到砖场，见傅老头枕土砖，脸盖草帽，仰躺在砖田里，知道事情不好。她赶走几步，蹲下去揭开草帽，见傅老虚汗直淌，已昏迷过去。老伴慌了，赶紧把他扶在怀里摇，一边摇一边喊：

“兴贵！兴贵！”傅兴贵终于醒了过来，艰难地睁开眼睛，却见老伴热泪直淌。

傅兴贵叹了口气，又笑了笑。老伴见傅兴贵醒了过来，这才稍稍放心，说：“你躺下，我去喊人把你抬回去。”傅兴贵急了，扯住老伴的袖子，费力地嗫嚅着说：“快莫喊人，我只是有点头晕，躺一会儿就没事了。”老伴泣不成声，心疼地说：“看把你累的！这屋要做不成就算了。我就担心，屋没做成，人就累死了。”傅兴贵笑了笑，说：“我这人命大，累不死的。你这话千万莫对别人说，领导晓得了，可就麻烦了。”“……”不管傅兴贵如何勤扒苦做，如何节省开支，区区 2000元建房补助费哪能做成一栋房子？最后还是欠下 1800元债务。大队党支部向县里写报告，要求追补 1800元。傅老截住不让送，说是要“知足”，又说普通农民盖房，一分钱的补助都没有，那又怎么办？新居落成，县、区领导同志前来祝贺，赠送了一副大红对联：

革命千秋业

江山万代红

傅老则自拟横批：

七个红军战士的纪念

节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1年出版的《纯粹的人》

传奇农民龚安柏

——沧桑岁月里一个农业劳动模范的风雨人生

郑重建周汝茂熊明修

世纪之交春季某日，我们驱车前往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去采访一个令人迷惑、令人思索、令人振奋的农民，他就是原白果区建国农业社社长龚安柏。

然而，我们不禁惊叹，抚案无语，一任泪水纵横。此刻，任何灵丹妙药都无法驱赶我们心中的隐痛。

第一章神奇的土地，朴实的农民，由于历史原因，在为中国写下光辉一页的同时，也给中国留下沉重的记忆。

在白果镇档案资料室中，我们查到一本 1986年白果区志办公室编写的《白果区概况》。这本小册子其中有段话是这样写的：“1958年 8月，建国乡王乾成农业社的 1.016亩水稻丰产田，制造出早稻亩产 36956斤 7两的‘高产卫星’……”

这个记载告诉我们，这个卫星不是龚安柏放的，而是他的继任王乾成放的。

但是，当年很多人将这“功劳”记在龚安柏的头上。为什么？

因为当时年纪轻轻的龚安柏，第一个在建国组织了互助组，而成为麻城农业互助合作的领头雁，并作为劳模到北京参加了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因此，这一“功劳”非他莫属。

这一接见，龚安柏便很快成了县内外众目睽睽的红人。“报纸上有名，广播中有声”，关于龚安柏的先进事迹，随处可见，随处可听。这样一来，人们心中形成了一个定律：建国乡等于龚安柏。换句话说，建国的成绩是龚安柏的，建国的问题也是龚安柏的。

我们就近访问了当年的知情人。知情人证实建国放“卫星”的时候，龚安柏在大冶铁山参加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我们不禁纳闷起来：作为麻城建国人民公社的创始人，1955年就是全国第一届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怎么忽然甩手放弃轻车熟路的农村工作不干，竟跑到一百公里外的大冶去开矿？于是我们放弃了初衷，决定探访龚安柏人生的轨迹。

麻城到白果的途中，有个村叫龚埠村。龚埠村有个很有名气的牛皮制革厂就在路边，厂房靠公路的白墙上，用红漆刷有一幅大标语：“昔日吹牛闹饥荒，今朝制革奔小康。”

不言而喻，这里就是当年亩产“三万六”的发源地。

这幅对联式的标语，单刀直入，揭示吹牛皮的后果，也道出只有实干才能致富过好日子。不难看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彻底清醒了，不再胡说乱吹了，他们敢于揭自己身上的历史疮疤，也勇于挑战未来。

就是这幅标语的公路对面，有条通往龚埠村的机耕道，沿着这条机耕道，大约走一百米左右，便到了村部。

村部后有口水塘，水塘边有好几户人家，你见到数口大海缸底朝天围着的平房瓦屋，不用问，那就是龚安柏的家。

我们推门进屋时，龚安柏一人在家看电视，见有客人进屋，他忙起身拉亮电灯，才使暗淡的堂屋明亮起来。

他的房子是“明五暗六”的，堂屋两边各有两间房，堂屋后是一间厨房，由于大门口围的院墙超过门高，所以室内采光就成了问题。

室里的摆设极普通，最现代化的东西，也只有大门进去靠左角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最令我们难以忘怀的是陈旧的墙上，那几幅年画。

年画既不是美女头，也不是山水画，全是伟人像。如中国十大元帅、毛主席、周总理的全身像、半身像都有。由此可见龚安柏对老一代伟人的特殊情感。

从屋外到屋内，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老人的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上蓝下黑的中山装，仅仅是没有打补疤，色泽已经老气了。

他家里很清静，除了一只黑猫、两只鸡，再就是老俩口子。龚安柏与老伴只生育了一胎，是个女孩，不到两个月小孩病死了，由于身体缘由，以后再没有生育。后来抱养了一个女儿。如今女儿已出嫁成家，在城里工作。女儿对两个老人很孝顺，时常回家看看。龚安柏除了在门口转转，再就是在家看看电视，很少与人交往。

他不与人交往不是别的，是怕人提他的过去。

提他到北京，他激动得掉泪；提他遭打击受陷害，他伤心得落泪。他怕平静的心脏再狂跳起来，因为严重的心脏病时时在警告他。他想多活几年，再看看这世界的变化。他要将那些往事尘封起来，带进坟墓。

他不责怪谁，也不埋怨谁，他说全是自己吃了自己的亏。从四几年当儿童团长开始，几十年为党工作，什么组长、队长、书记、社长、院长、劳模他都当过，最终还是个农民。

龚安柏倒不是说农民低贱，他认为中国是农民支撑起来的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农民，什么现代化，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说一个农民，特别是到黄土埋到脖子的老农民，要是身体有病，无儿无女，那活路就长不了。

他说如果身体不发生突然大的变故，尽管患有这病那病，手里还有当个体户时攒的几个钱，两个老的生活勉强还是可以撑过去的。

他说他的命是党给的，赚钱也是靠党的政策，荣誉也是党给的。

我们说明来意后，他说，你们要说采访、录相，那就对不起，请你们走人。去年，市委书记也是带着一帮子人，先是问有没有困难，我说没有困难，书记说有困难找镇里，镇长当时也在一旁问我，有困难直说不要存心。我一摇头，谢谢他们的好意。有这份心就够了，说明领导还记得我这个老朽。聊几句后，他们说要录相；我见要录相就出了门，不配合他们。市委书记只好作罢。你们今天来要采访，我就不喜欢这东西。过去好多人来过，也是说写我，有什么好写的，该写的过去都写了。

我们见顶了牛，就换了策略，说与他聊聊、笑笑、乐乐。于是我们就你一嘴我一嘴聊起来，乐起来。

龚安柏入了套，一聊就不知道收场，老伴打岔也打不住他的话头。中午我们吃了他老伴做的几大碗好菜，又接着侃，直聊到日落西山。老伴说，不知怎的，老龚今天动了感情，说了几十年想说的话。

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听了后才知道他不愿提这些往事的原因。

当我们说要看看资料时，龚安柏没说半个字，到房里将一包奖章、奖状、书籍资料抱出来让我们大饱眼福。

我们从 1955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的一本《伟大祖国的忠实儿女——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简要事迹》中找到，龚安柏是作为湖北省麻城县陈家铺乡建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参加这次大会的。书的第二百八十页，是这样概括他的事迹的：

1951年，他积极响应党的“组织起来，多打粮食”的号召，串联六户农民，组织了一个长年互助组，他被选为组长。由于他和全体组员的努力，互助组增加了生产。52年 8月，在县委的领导下，以他的互助组为主，试办了全县第一个农业社。建社后，为了搞好社里的生产，他积极想办法改进耕作技术，挖增产潜力。53年他领导社员推广“南大二四一九”小麦和“温汤浸种”、“条播”等新的耕作技术，并且创造了一个简单的条播工具，一天能播五亩六分地。小麦亩产 250斤，社外每亩平均只收80斤左右。55年社的小麦亩产量又达到三百五十斤。他还在社里组织了一个青年突击队，担任改造社里“落后田”的任务。55年春天，他亲自领导突击队队员到四十里外开荒田 38亩，地 30亩，预计可多收谷一万斤，花生二十五萝，红薯一千斤。

当然，龚安柏实际工作远不止这些，编书人捞的全是“干”的。

在与他聊天时，为了不让他意识到我们的用意，我们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引出他的话后，就让他说，不插言，当听筒。北京的会议细节，他就是这样向我们介绍的。

他说他永远也忘不了，会前在武汉一个月的短训。什么会议纪律、作息时间、言行举止等等，他感到一个月学的东西，要比他三年读书学习的东西还要多，由于他记性好，所以后来发言、讲话、做报告就显得有风度、有水平多了。

湖北参加北京劳模代表会的是六十七人，带队的是团省委书记陈扶生，龚安柏是最年轻的代表。由于他活泼，口齿快，肯做事，陈书记有事无事就带着龚安柏。年轻的龚安柏无事找事，无论在途中，还是在住所，代表们都喜欢麻城的“小龚”。

他不仅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八大顶尖级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主席还与他敬酒碰杯。

那天，周总理与邓副主席从别的餐桌走过来，陈扶生书记提醒龚安柏说：首长要敬酒。龚安柏的心一下提到嗓门眼，涨红着脸不眨眼地瞅着两位首长神采奕奕地微笑着走过来。全桌的人不约而同站起来迎接首长。

龚安柏没想到，总理竟伸出他那双扭转乾坤的大手，与他盘泥巴的手握在一起。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劲地说：“首长好！首长辛苦了！”

总理笑容满面，向全桌代表说：你们来自五湖四海，你们为人民立了功，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一杯，回去后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痛痒！说罢，一仰身子，干了杯。

本来桌上每个人面前放有饮料、葡萄酒、茅台，没有人强迫，各取所需；滴酒不沾的龚安柏，慌乱中，错将茅台当作了饮料。两位首长刚离席，龚安柏便倒在餐桌下。

听陈扶生书记说，由于大会医护人员及时打了一剂解酒针，才没影响参加后来的会议。

我们问他毛泽东到宴会厅敬酒没有，他说毛主席没有敬酒，但是做了一个动作：军人一样向前有力地迈开右脚，左脚紧跟着上，然后站住巨人般的身子，抬起右臂向前一挥。后来陈扶生书记从小组会回来，跟大家解释说，毛主席这个动作的意思是叫大家大步往前走，明天是属于你们的。

会议一共十五天，后八天安排参观。没想到故宫在北京市中心。皇帝住的地方也真气派。记得当时讲解员说，这座皇宫建于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1406—1420），后经多次重修与改建，但仍保持原有的规模。房屋 9000多间，占地 72公顷，周围有 10余米高的城墙和 50多米宽的护城河，四边有角楼，南面正中为午门。

他喝口茶，啧啧地说，那房子的布局、层次、式样算是让我开了眼界。这些帝王为什么江山坐不牢？就是太奢华、太浪费了！人民怎么会允许他们继续喝百姓的血呢？

有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到了长城算不算好汉，那时，我认为自己是条好汉，现在还算不算？龚安柏说到此处自嘲地笑笑，不语。

“就是因为你是条好汉，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找你聊聊，弘扬你那不屈服命运的精神！”

“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他感慨地接过我们的话茬说。

当我们问北京之行有无遗憾的事，他思忖片刻后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本来大会安排我发言，后来因为发言的代表都非常激动，发言超时了，而发言又以姓氏笔划为序，我的龚姓繁体字笔划太多，所以被挤下来了。

第二章在日本人枪炮声中成长的龚安柏，渴望和平，过好日子；听说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幸福，他满腔热情，十二岁就参加革命，光荣地在李先念主席亲自指挥修建的大坳水库工地上加入党组织。

龚安柏出生在白果镇上，是因为他祖父与父亲在镇上开“福顺永”商行。

“福顺永”除了经营粮食油料，还经营副食杂货，带屠宰、轧花。项目多，加之经营有方，“福顺永”很快在镇上红火起来。将龚埠村的田地雇工耕种，出产的五谷杂粮又拿到“福顺永”去卖，农商这样一结合，龚家的日子有如吃甘蔗上楼梯——节节甜、步步高。

不愁衣食的龚家，十分注重子女的文化教育。当时叔伯兄弟四个中，龚安伯最小。按家谱辈派，他这一代是“安”字辈。很有些墨水的祖父，给四个孙儿，用了“泰、山、松、柏”四个字寄托美好的愿望。

也许是命运注定，他这棵“柏树”要经受狂风暴雨的洗礼；全家正欢天喜地地为龚安柏做周岁的时候，日本人攻陷鄂东，还派飞机来白果轰炸。

当龚安柏的小手准备“抓”算盘的时候，轰隆轰隆的日本飞机时不时结队在白果镇上空盘旋。异常镇定的祖父，抱着小孙子，一边往门外跑，一边吩咐大家赶快散开到野外躲起来。

日本飞机一阵狂轰滥炸，炸掉了龚安柏周岁的喜悦，炸掉了他家的“福顺永”。一夜之间，龚安柏的命运改写了。

龚安柏小学没毕业，父母只好忍痛让他辍学在家，自食其力。

贫穷使人气短、自卑，同时也使人聪明、能干。

龚安柏不气短也不自卑，春天赶着牛羊到山上放牧，腊月里跟着父亲到白果街上炸油条、炒瓜子卖，只要是能挣钱的事他都乐意学着干。

“听说你还当过儿童团长?”我们问他。

龚安柏一笑说，那是日本人投降后的事，没想到日本人赶走后，中国人自己又打起来，后来才知道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叫解放战争。我就是这时候当的儿童团长。

开始也不知道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见他们都穿军装戴军帽，所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兵下乡乱来，杀老百姓的鸡和猪吃，不像共产党的兵守纪律，拿走百姓的东西照价付钱。凭这个感觉我们就和大人一样，帮共产党军队放哨、送信。我的年龄不大，但个子比其他同龄孩子高大，所以大家选我当团长。

就是因为那时候锻炼了我，解放后搞互助组的时候，大家又选我当互助组长。开始串联六户农民，干了几个月，大家觉得比单干强多了，不扯水筋，插秧有帮手，这样由短期互助变成长年合作。没想到这个作法正符合上面“组织起来，多打粮食”的精神呢！

1953年，县里以龚安柏互助组为主，试办了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于是大家又推选他为社长。

说是社长，其实是怄气社长、做事社长、吃苦社长。夫妻吵架找社长，婆媳不和找社长，儿子不孝找社长，张家的猪吃了李家的菜、王家的羊啃了赵家秧苗找社长，为灌田的水打架找社长。龚安柏开始没有经验，成天累得腰酸背胀，嘴说得起了水泡，有人还说他的闲话。时间长了他慢慢摸索出了经验，召集社干部，来个“青菜萝卜姜，各人管一汪”，分工负责，责任到人；将自己从日常的琐事中解放出来，听汇报，管一些够斤上两的大事，研究社里的发展方向。

1952年秋天，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使龚安柏猛然觉得人不是万能的，人在大自然面前，有时束手无策，眼看成片的禾苗成了干柴，举水河断流缺水，直接威胁着人的生存空间，找水成了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

有人发现麻溪河的尾部，有一天然屏障，高低错落，如修个水库，既可以发电又可以灌溉下游的大片田地，即使是大旱之年，也可旱涝保收，不用愁水了。龚安柏带着社里的干部到实地考察之后，将这个建议向县里住点的领导反映了，恰逢省里张体学副主席来麻城考察工作，县领导根据群众的要求，深入实地调查后写了一份在大坳修建一座水库，使大坳下游两万多亩农田旱涝保收的报告，呈送到张体学同志手中。张副主席详细了解后，立即向省主席李先念做了汇报。

李先念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创举。水库建成后，不仅使几万亩农田旱涝保收，实现了“让洪水听候使唤”的理想，更重要的是湖北省有了第一个中型水库的典型示范工程。

选坝址、筹资金、定班子等准备工作在李先念主席亲自关怀下很快完成，决定尽快破土动工。

龚安柏听到这个消息，自然非常高兴。上面有省领导掌舵，下面有县里撑腰，主要受益者又是自己的建国社，这样的好事，只有共产党能办。

那天夜里，他到白果开完抽人上水库的会回来，一个人坐在田埂上。他就想：共产党也真神，说干就干，也不说这水库主要是为建国修的，应该由建国承担主要人力物力，一揽子事全由县里和省里挑过去了，不说水库是谁的，只说是大家的，全县或者说是全省打总体战，大家出力。

大家出力又不是大家沾光，共产党伟大就在这里，为了一方百姓的困苦，可以调动八方百姓支援，团结得像个家一样。我作为全社的当家人，必须向群众讲清楚，我们不是为别人修而是为自己修，我们要超出区里定给我们的民工人数，拿出最大的力量为党分忧……

他好激动，好想写点什么，可惜肚里的墨水太少，写不出，只是喃喃说：“党啊党！儿子雪中您送炭，儿子饥中您送粮……”“社长，你怎么坐在这里？”这一问，把龚安柏吓了一跳，忙站起来，见是二组组长，忙说，快去通知各组长开会，明天要上水库！我去社里同其他人先扯几句！说罢，两人分田埂走了。龚安柏在他社里选了一批政治思想好，遵纪守法，团结互助，身体健康的积极分子扛着红旗上了工地。

在工地，他的工作是“指挥土”，所谓“指挥土”就是施工员，负责发筹码，指挥运送方位。大坝截流的那几天，龚安柏没眨过眼，日夜加班干。领导见他眼睛熬红了，要他休息，他硬是坚持口子合拢后才休息了一下。

有一天，李先念和张体学视察工地。见他活泼肯干，李先念主席停下来问他：“小伙子多大年纪？”“报告首长，我今年 16岁。”“是团员吗？”“是团员。”“是党员吗？”“不是，领导说我年纪不够。”“年纪不够个头够了嘛，刘胡兰 14岁就是党员，好好干！”“他是我们的社长呢！”随行一路的县里负责人插话说。不久工地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就凭李先念主席那句话，龚安柏是其中之一，还是在大坝上宣的誓，令数千民工羡慕不已，士气大增。

从 3月 13日开工到 7月 7日完工，经过 117天的日夜拼搏，一座总库容 2640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1725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 28400余亩的湖北省第一座中型水库——麻城县大坳水库，在李先念主席亲切关怀、指挥下，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胜利建成了。龚安柏为此获得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大坳水库竣工纪念章，并且珍藏至今。

第三章做报告有警卫，是保他的安全；坐牢派警卫，是怕他逃跑。怪不得有人说，天堂与地狱仅一步之遥。

龚安柏不仅第一个在全县首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各项工作任务都率先完成，于是县领导抽他去落后的地方搞初级社的建立。

龚安柏没有讲价钱，只要组织一声令下，说叫东他不到西。这样，他在麻城阎家河一住两个多月。那正是 1954年冬天，麻城下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雪。下雪时已经到了年关，他可以趁路好走回家过年，可他不忍心走，几家困难户的过年物资没有着落。为了帮助这几家过好年，他一直拖到腊月二十四。

当时的县委书记听说龚安柏还在阎家河，火了，发阎家河区委的脾气，下死命令，雪再大路再难走，你们就是抬也要将龚安柏抬回家去。他的父亲病在床上，又是过年，再不让他回去看一眼，我们就不是人。

阎家河区委接到县委书记的命令，将这个任务交给武装部长去想办法，一定要将龚安柏送回家。

大雪齐膝，没有别的办法，部长就派了三个年轻力壮的民兵，叫他们用绳子将几个人串起来，即使是有人滑倒或掉进深坑，其他人可以帮忙拉起来。办法虽然笨，但在途中还真起了大作用。

就这样，他们三个民兵加上龚安柏，低一脚高一脚，摔倒拉起来，回到家已经鸡叫三遍了。

母亲见儿子雪人一样回来，心痛得直掉泪。龚安柏不以为然，笑着安慰母亲：“这算什么呢，送我回家的几个兄弟不也是一样吗？他们还要像雪人一样赶回去过年哩。”

三个年轻民兵见龚安柏家里柴没有一担，米没有半斗，过年肉也不知在哪里，自然想起龚安柏在点上帮困难农户上山打柴、送过年肉的情景，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想留下帮龚安柏挣点过年钱，买点年货。龚安柏说啥也不同意。他们喝了安柏母亲煎的姜汤后，在安柏的再三催促下，带着十分不安的心情离开了龚家。

龚安柏不怕吃苦，就怕自己不愿干的，领导又非要干。为群众为大家，领导叫干，他是不讲价钱，雷厉风行。他最不愿意的是自己歌颂自己宣传自己。

他从北京回来后，县领导要他参加地区组织的报告团到各县各单位讲自己的模范事迹。他不答应。领导火了，说，这也是工作需要。“让别人代可不可以？”龚安柏想缓和一下气氛问。“你是不是烈士？”“我当然不是烈士，我还年轻哩！”“不是烈士还年轻，干工作还讲什么价钱？”“我说电台播了，报上也登了，再这样讲过来讲过去没有必要！”“是你说了算，还是组织说了算？”……没办法，龚安柏只好违心参加了地区组织的事迹报告团。他没想到每人还配了个警卫，吃饭跟着，睡觉跟着，做报告时他们站在后台，没有自由不说，两个警卫就像搭在身上的秤砣，让人不自在，心里不舒服。为此他还向领导提出撤掉警卫，领导说这是为了报告团成员的安全。

在红安做报告的一天夜里，龚安柏起床开门小解，警卫也许睡着了，没有跟着。但是他没想到警卫在门庭上挂了个小石头，他出门将石头碰掉了，石头正好砸在他的脚趾上。

脚趾砸出了血，第二天走路跛跛的。领导问他脚如何搞了，他没说是石头砸的，说是自己走路扭了的。

领导问警卫，警卫不敢隐瞒真相，如实招供。领导一听是警卫贪睡想了这个歪点子，一下子脸上青筋立刻鼓胀起来，恶狠狠地说，要处分他。

警卫含着眼泪请领导宽恕他这一次，说要是受处分回去，未婚妻就不会理他了。

龚安柏作完报告回到住所问警卫，怎么不到会场，警卫说了领导要处分他的事。龚安柏二话没说跑去找领导，开始领导不同意，龚安柏说：“那你就将我一起处分得了！”

“那是为什么呢？”领导大惑不解地问。

“因为，警卫的石头本想砸坏人，结果坏人没砸着，而我碰下来砸了自己！”

“既然龚社长出面求情，那就饶他这一次吧！”

后来这位警卫只口头作了检查，算是过了关。

龚安柏老人讲完这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接着说了件令人沮丧的事。

在北京的会议上，中央领导讲到要开发荒山，多打粮食，多栽树。龚安柏回来向县领导汇报，领导问，你想到哪里去开挖荒山，他说到老区乘马、顺河一带去。县领导答应了他的要求。

龚安柏在社里组织了“向荒山宣战”突击队，打着背包，戴着草帽，扛着挖锄，像当年南泥湾开展生产自救一样，安营扎寨荒山野岭。

队员们虽然餐风露宿，仍然干劲冲天，一边劳动，一边唱《南泥湾》、《突击队之歌》。青年队员唱得热血沸腾，唱得干劲倍增。如今年近古稀的龚安柏仍然还能唱出：

珍贵的灵芝深山里埋，

美丽的珍珠大海里采。

假如你要认识我，

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

……

唱着的时候，青春似乎又回到他身上。我们为他高兴，为他喝采。

为了与当地群众搞好关系，他还将社里的土剧团带去唱戏，空余还帮助五保户挑水砍柴，打扫卫生，只要有时间，他们就见缝插针帮忙。他们在新开的十万亩土地上栽了马尾松树，还有茶苗等经济林木。当他们要接受新任务，离开这里时，这里的老老少少，跟着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真有点象“十送红军”里唱的那种意味。

他们是这里的第一批垦荒者。后来这里成立国营林店茶场，接受了他们开发的全部土地。现在这里林木苍翠，茶叶香飘。品尝林店茶场果实的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

本来龚安柏想把他的突击队带到五脑山继续开荒。突然领导不让他挖，他不知为什么，领导也不明说，只是告诫他不要骄傲自满，说休息休息再说。

后来从小道消息才弄清楚，是有领导说他有野心，不该说“把红旗插到五脑山”。“红旗插到乘马、顺河”是县领导讨论同意的，红旗插到五脑山是什么意思？五脑山就在县城边上，这不是要抢班夺权吗？所以这位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的领导坐不住了，四处煽风点火，使龚安柏第二个目标付诸东流。

其实龚安柏没想要夺谁的权，他只是觉得组织给了他荣誉，应该做点事，才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群众。

龚安柏就是龚安柏，哪怕现在还是个农民。龚安柏最痛恨的就是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不论是他的下级还是他的上级，他都针锋相对，面对面揭你的短。

那年，有个县领导在他社里住点，说是住点，这位领导不是讲吃喝，就是躲着睡懒觉。有次地区领导来麻城检查工作，理所当然要到龚安柏这个示范社来看看。听说地区领导来了，这个正在家睡懒觉的住点领导怕从大门出去碰个正着，就从睡房的窗子翻出去，跑到烂泥田将脚抹上泥，然后再去见地区领导。

龚安柏看得清楚，就对地区领导说：“县里领导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吃早饭后一直在田里干到现在！走！我们先去学学县领导的！”说着要带地区领导去参观。这位县领导怕露了马脚，红着脸忙拦住地区领导：“我们住点是应该的，不必看，不必看！”龚安柏还算留个面子，没坚持让地区领导看。为此，这位县领导后来多次给他小鞋穿。

在工作中，龚安柏慢慢发现，共产党内并不完全是蓝天白云、纯洁无瑕的。

突击队解散后，领导没安排他具体工作。从忙中一下闲下来的龚安柏，有些承受不了。领导说叫他休息，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不叫休息，这叫折磨他。

记得那年从铁山被叫回麻城，说是搞清经济问题，但回来后，却把他晾在一边，让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晚上人躺在床上，心却满天飞，加上住房挨着生产队的队部，队部经常有人闹到深夜。他们闹什么呢？龚安柏屏住呼吸细一听，有锅铲、碗筷响，他心里直打问号，半夜三更队部怎么有这个声音？他怕自己听错了，又听一遍，还是这些物件的撞击声。

起来从门缝一看，见是小队干部瞒着群众搞吃喝。他愤怒了。这是闹饥荒的年份，群众吃野菜、啃树皮，饿得青肠见白肠，有的已经饿死了。你们这些小萝卜头干部也知道利用职权躲着吃小灶？一想，也许是研究事扯晚了，吃夜宵，这样想后，他回房又躺下。接着观察两个晚上都是如此，他再也忍不住了，操着一粪勺跑到队部门口先是骂一通，然后一气之下将队部的锅砸了。

这些队干部当面不敢言怒，背后陷害他。

一天早晨，龚安柏起来开门后，发现大门口有一麻袋东西立在门边，口子是封着的，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红苕。

看起来，龚安柏是吃国家皇粮的，实际是工分加补助的干部。因为当时他家庭困难，在家生产的劳动力比国家干部收入多，领导为了照顾他，在队上算一个劳动力，得工分，国家按月补助，这样两项加起来，家里的开支才勉强能够支撑。

遇上天灾人祸，问题就来了，农业没有收入，他也就没有收入，补助也是发一个月不发一个月，数额也相对减半。参与工业建设后，他靠拿工资吃饭。现在工作丢了，工资停了。所以这袋红苕成了他的及时雨。况且他当互助组长，初级社、高级社社长的时候，也搭救过不少人。他想兴许是哪个送的。

于是将这一袋红苕提进了屋。就在他准备蒸几个红苕充饥的时候，队干部找上门来，说队上种苕被盗，正好人赃俱获，案件很快报到了区派出所。

捉他的那天，阴云惨惨。就在后来出产“三万六”的河滩上，搭台开群众大会，记恨他的那个县领导讲话后，叫两个武装民兵配合派出所将龚安柏送到了县公安局。

经过审讯，公安局见事出有因，又是参加过北京模范代表会的人，叫他回去。龚安柏说：“回去没有吃的，在你们这里有吃的喝的，我不回去。”

公安局一听急了，就向当时的县长报告了此事。县长觉得龚安柏是个人才，工作也吃苦，就是火气太大，经常顶撞领导，想了想说：“要不这样，关几天压压他的火。”

公安局不敢随便关这样上不了法律档次的人，也不敢违抗领导的指示，办案的人就让县长写个条子。

龚安柏就这样成了看守所的“犯人”。是犯人就不是龚安柏上北京时的风光，那是高墙铁窗，戒备森严，有武装战士在号子上头走动，只准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开始，龚安柏不适应这样的环境，几天之后，他慢慢好了些。他想，做报告搞演讲配警卫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这牢里派警卫是怕他们这些犯人闹事逃跑，怪不得有人说，天堂与地狱只一步之遥。

有一天，龚安柏带犯人到福田河砍柴。有人听说他就是报上登的那个龚安柏，问他为什么成了犯人，他不答。男女老幼不罢休，依然围着他问这问那，有的送茶，有的递烟……

他不回答大伙的问题。问急了他只说一句：他是带班的。说到这里龚安柏不由得悲从中来，老泪横流。停顿了一会，抹干眼泪他继续说，自己一生就吃了自己的亏，但不后悔。

正因为龚安柏不后悔，我们才觉得应该张扬他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共产党一贯倡导的也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真理，不屈服于邪恶的重压，保持人格尊严。

第四章吃苦耐劳的龚安柏，即使在坐牢的时候也从不愉懒。洗不清不白之冤，他宁可饿死也不愿回家。然而面对爱民如子的好县长，他这块铁被熔化了。

公安局按照县长写条子限定的时间，要放龚安柏，叫他回去。

龚安柏说：“我不回去，你们给定个罪名。”

“开始我们就让你回去，你不回去。关你是县长写的条子，你要定罪，我们向县长汇报后再说！”公安局对他有些无可奈何。恰逢县长出差不在家，时间又到了，叫他走他又不走，公安局不敢再

将他关在号子里，临时找个住处让他住着，要他帮助管犯人。

龚安柏想着好笑，互助组，大家选他当组长，那时才十五六岁，后来当村长、当书记、当社长，他没想到自己与官的缘份竟这么浓，浓到了牢房，管起杀人放火的人来。

既然看守所领导信任我，那就当呗！这个官也不是好当的，你说坐牢的哪个是苕，都不是差脚色，只是一时糊涂，才栽进这牢坑，出去他们又是好汉。

正规值班的看守警官是大轮换，而他是固定不变的，今天张三带班喊：“龚安柏，搞几个人把院子卫生打扫下”；明天小陈带班，叫：“龚安柏，厨房没有米，带几个去粮店买米。”他龚安柏是天天当班，天天带犯人干这做那。

吃苦耐劳是中国农民天生的秉性，龚安柏这个地道的中国农民，即使是坐牢的时候也从没想过偷懒。时间一晃过了半月有余，看守所忽然接到通知说叫放龚安柏回家。若是真的犯人，回家该是多么美的字眼，但龚安柏却不领这个情。他说，当初，我是开群众大会押来的，现在不把话说清楚，让我这样不明不白回去，没有那么简单吧！

龚安柏不肯回家，看守所的领导犯了难；轮番做工作，大劝小说不但工作做不通，倒把龚安柏一肚子屈辱扯出来，泪水长流线地往外淌。领导知道再劝也是白劝，都退出住房，让他独自镇定一会儿。随后让司务长弄了碗肉丝面条送他吃。怎么说龚安柏也不吃。还说，我自己饿死算了，免得连累你们这些好心人。龚安柏说到做到，立马蜷缩在号房角落里，连着两天水米不沾，任你怎么开导，他都缄口不开。

所长没料到弄成这个僵局，于是赶忙找陈县长汇报。

学生出身的陈县长是个南下干部，他为人正直，举止儒雅，在麻城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陈化民县长的领导作风，按龚安柏的话说，是说的轻，落的重，想人民，爱群众。因此，龚安柏对陈县长一直十分敬重。听说龚在看守所绝食，陈县长心里一惊，他太了解这个虎气十足的年轻人了；这个虎气用在农业生产上能创造出物质财富来，用在不吃饭上，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县长同志当下丢开繁冗的政事，先到商店买了糕点补品，然后风风火火赶到了看守所。

安柏，怎么了？一句轻轻的问话，撬开了龚安柏紧闭多时的眼皮。朦胧中映入眼帘的那个和蔼可亲的身影马上变得模糊起来，龚安柏象受了委屈的娃儿看见了亲娘，泪水扑簌簌地泉水般往外涌。

你这样不对呢 !当初从北京开会回来你跟我汇报是么样说的？

你不是要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么？记着，身体不是你个人的，是属于党的，人民的。人非圣贤，怎么会不犯错误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还只有二十几岁，以后的路长着呢。好了好了，吃饭吃饭。

面对这样的长者，这样的领导，龚安柏还能说什么呢？他饱含热泪端起所长送来的饭菜，狼吞虎咽起来，一海碗饭几下便亮了底。所长乐颠颠地又去跟他添饭去了。这时，陈县长拿过随身的黄色军用挂包，从里面扯出一双崭新的解放球鞋，一包糕点，然后掏出票夹，拿出 5元钱和 10斤湖北省粮票（注：当时国家粮店标米价格是每市斤一角三分二厘钱），一起放在龚安柏面前，说这鞋的码子不晓得合不合你的脚，这钱和粮票回去买点米度过暂时的困难。你的问题我清楚，县里决定让你先回家，具体怎么处理待以后再说。

龚安柏本来立定把问题搞清楚的架式，该他的罪他认，该坐的牢照坐，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他不甘心。但德高望重的陈县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只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临告别时，细心的陈县长专门写了一个字条：龚安柏同志的问题，查无依据，事出有因，区乡组织应正确对待该同志，并给予适当照顾为是。落款：陈×月×日。

受了几十天的牢狱之灾，龚安柏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上，而他的问题最终是没有结论。那些诬陷龚安柏的人怎么能做出结论呢！

第五章增产增收的农业技术革新，龚安柏全力支持。群众认为有损收成的革新，他不讲情面，坚决抵制，哪怕县委领导也一样赶他出门。

料峭春寒时节被突降横祸惹得进了班房，从看守所无罪释放回家已是春暖花开，杨柳青青，油菜花香。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滚滚的麦浪象龚安柏难以平静的思绪，把人带到了过去的时光。

从建国农业社这个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诞生那天起，县、区、乡几级的领导就把他们建国农业社当作重点。各种名目的工作组、各种级别的蹲点干部，车轮大战，来了一批又一批，一个又一个。客观地讲，那时候我们党和政府在史无前例地进行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翻身农民焕发出了改天换地的无限豪情，劳动干劲和劳动热情凌云冲霄。那时候的蹲点干部也真是让人敬重，他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图个啥？图的是奔社会主义，干集体事业，哪里想过自己呢？老龚如是说。

作为农业重点，建国农业社为增产增收搞过很多农业技术革新。作为一社之长，龚安柏时常外出开会参观学习，象浠水的十月饶兴礼农业社，蕲春高荫余农业社，新洲刘集农业社等等，这些全湖北省闻名的农业社，安柏都去参观学习过。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学习生产经验，回社后积极大搞农业技术革新。

“南大二四一九”这个小麦优良品种，穗长粒大，亩产一般可达 250—300斤，比麻城本地麦种亩产高出一二百斤，龚安柏就首先在建国农业社大面积推广种植，并且获得了丰收。

过去麻城人遵循“椿树蓬头浸谷种”的祖宗成法，浸种时将稻草编成圆圆的茅包，把谷种严严实实包在里面，然后放进池塘里浸泡催芽。用这种方式浸种，发芽慢，出芽率低，是听天由命的技术方式。这个传统浸种方式，在龚安柏领导的农业社里被彻底摒弃了。他们在县里派来蹲点的农技员的指导下，采用黄泥水选种，选定种再用温水浸种，浸到一定时候，再放入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催芽。这种温汤浸种的新技术，操作简单，便于管理，提前了种子发芽的时间，提高了发芽率，使水稻生产季节提前，从而为增产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事实上，科技社会的每一点进步，往往需要有开路先锋的大胆探索，在工业领域是如此，在农业领域也不例外。

过去麻城人种麦子是把田地一犁二耙三耖之后，再把麦种撒播或穴播（亦称点播）在田地里，老乡们戏称是“满天星”。龚安柏他们社则再改祖宗成法，用条播的方式播种，待麦苗出土后，一条线一条线地排列得像出征的将士。这种方式便于锄草中耕，提高耕作效率。在条播的过程中，龚安柏他们还尝试着自己制作了一种条播器并且获得了成功，播种效率比单纯人工播种提高了几倍。这真是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呀。

龚安柏爱搞农业技术革新、支持技术革新一时传为佳话。但是，老龚自己讲，后来有件事的发生，使他戴了一顶反对农业技术革新的帽子，并且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事情是这样的：

1956年春天，县委工作组决定在建国农业社推广棉花新品种——岱字十五号。当时麻城农家的当家棉种是中棉。中棉的特点是株型不大，棉桃较小，但是它耐旱，抗病虫害；棉质很好，织的土布细腻；棉种可在麦林撒播，也可待麦收后点播。岱字十五号棉种的种植则要求提前用营养钵育苗，育好苗之后，待麦子灌浆时节，通过麦林进钵，把棉花苗移栽下去。

开始做营养钵时，龚安柏的劲头挺足，社员们也是热火朝天。后来要搞麦林进钵了，龚安柏也开始犹豫起来。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当年儿童团一起摸爬滚打的黑子跑来，扯着他的袖子，说，你想这南大二四一九小麦的禾秆齐人的腰高，人钻进麦林里一折腾，那丰收在望的粮食岂不只能收一把麦草？

黑子这一说，越发坚定了他的想法。因此，等县委工作组组长召集社干部开会谈麦林进钵的事时，龚开始死不吭声，待后来逼他表态时，他忍不住说，要搞你自己搞去，我不搞。组长说你是社长，你不是普通群众，你这种态度不行。龚安柏说，民以食为天，眼看自己种的麦子被自己糟蹋了，你不怕群众骂娘，我还怕哩！说完，一甩袖子径直走了。这会也就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一大早，龚安柏就去白果区找区长汇报工作。等他一回社，只见工作组长（兼任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带几个社员正在搞麦林进钵，他气不打一处来，朝着县委工作组组长怒吼：你是个么吊鸡巴干部？你个么吊鸡巴共产党员？瞎指挥！

正在兢兢业业劳作的县委工作组长听他这么一吼，刷地一下子气得脸发白，口发颤，说，你你你么样骂人呢？龚安柏说，你这样的人，群众都想骂不敢骂哩，吃了群众的饱饭，不为群众着想，我还要你滚呢！

龚安柏不仅这么说了，还真的跑到工作组长蹲点住户家里，将人家的行李丢出了门外。

这一丢不打紧，丢出他一生甩不脱、吃尽苦头的好几条罪名，从此也丧失了龚安柏原本锦绣的前程。

时至今日，老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并不那么在意，只是觉得有些对不起那位工作组长，毕竟人家是受组织委派来这里工作的，而且人家生活上没有搞半点特殊化，社里没给人家送一针一线，人家不过是推广新技术时急躁了些，工作方法简单些罢了，可自己当时那样做，的确伤了同志间的感情，也有损党的威信。怪只怪自己当时年轻气盛，做事不计后果。

第六章命运之舟一夜之间从波峰跌入谷底，代表着他政治生命的党内外 24顶桂冠连同党籍化为乌有。不向命运屈服的龚安柏幸亏还有许许多多好心人的关心扶助。

1956年的冬天与 1954年的冬天相比气温要高得多。1954年寒冬，龚安柏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扩社任务，忙到腊月二十五才被上级派人冒着大雪送他回家过大年。尽管当时人冻得成了冰棍，但心里没有一丝寒意，他觉得他够得上是伟大祖国的忠实儿女，他对得起父老乡亲。

然而，两年后的这个冬天，龚安柏领导的百十户人家的初级社虽然已经发展壮大成具有 1039户规模的全县最大的高级农业社，社里的生产红红火火，群众的生活红红火火，但是，他却感受到了一丝令人不安的寒意。这个寒冷的信息源便来自于县委工作组。

这次的工作组来头不小，组长由县委书记亲自担任，组员 10多人中有七八个是笔杆子。工作组这次来社的目的只有一个：整社。

县委书记进社后，曾找龚安柏这个社主任谈过一次话。书记先头自然是表扬了一番，肯定了一番，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小龚呀，这次整社，主要是跟社里干部整整风哩。外面说你把这个农业社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呢。你是不是当了模范进了北京就骄傲自大呀？怎么连农业技术革新你也抵制？你还把人家蹲点的同志臭骂一顿，连行李都扔了，你的胆子不小咧！还有，社里生产搞上去了，但不能忘了国家，可你对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消极对抗哩，这还了得？！还有社员反映你脱离群众，骑着马检查生产，你比我这县委书记还风光些呢……

这一串连珠炮似的问话是话中有话。龚安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心底无私自然口无遮拦，他还是忍不住想趁此机会把这些问题一一向县委书记解释清楚。他说，书记，这几年您是看着我成长的。我年轻没文化，搞工作经验少，的确是做了一些糊涂事，一些错事。但是掏心窝子说，我龚安柏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对人民群众是真心实意的。说我搞独立王国这是造谣，说我骄傲自大，细想一下的确有这个苗头，书记你指出来，我今后保证改就是。说我抵制技术革新那是别有用心，但我把蹲点的干部骂了，行李甩了这的确有错，我已经道过歉，也接受了组织的处分。说我消极对抗统购统销政策我实在想不通，不信您去收购部门了解一下，看今年我们社的国家统购任务是不是超额完成的？至于今年制订秋收分配方案时，我向社员们宣布每人留足 600斤谷子作口粮，还让留几十头猪给群众过年，这有么事错呢？毛主席、周总理叫我们要关心群众的痛痒嘛。再说骑马检查生产的事，那是我的青年突击队到乘马垦荒，因路远我是骑了一回，可这马当初是县农民协会焦主席代表县委、县政府奖给我的呀！要说我骑马骑错了，那首先是您书记错了，因为……

你，你太不像话了！怪不得有人说你不好领导啊？！县委书记可从未遇上这样一位直接顶撞他的下级，一时间真是火冒三丈：好，是我错了，你也把我的行李扔了吧！

好一个龚安柏，此时已将所有的顾虑全抛到了九霄云外：书记，您干吗发这大的火呢？俗话说有理打得爷咧！您真错了，我同样敢甩您的行李。

县委书记和年轻社长的谈话彻底崩了。竟敢顶撞县委书记，龚安柏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麻城有句俗话叫松毛丝打要子——自己转弯。其实，只要龚安柏低个头，多检讨自己的错误，不指出领导的不是之处，可能命运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但是，不管多少人劝他跟书记陪不是，他始终犟着不肯去，而且社里的挑子他也撂下不干了。

几天之后，社里召开大会重新选举包括社长在内的干部，连选了几次，直到龚安柏落选才公布出结果来。此期间，曾经有 600多名社员联名写请愿书要求选龚安柏继续当社长，这从侧面说明群众对龚安柏的拥戴程度。但是请愿书没有保住他们的社长，反倒增加了他收买拉拢群众的一条罪名。

紧接着，工作组的笔杆子连日连夜组织开会，搜罗材料，最终列出了龚安柏的五大错误：一是窃取他人功劳，骗取荣誉；二是搞独立王国，抗拒领导，破坏法制；三是阶级出身不纯，破坏党的阶级政策；四是地位第一、金钱第一；五是伪装关心群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

说到他五大错误，龚老激动了，很气愤地说，我说这些人吃饱了胀不过，找地方拉屎。什么独立王国，他们指的是办农业大队的事？这有什么错？一是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二是上级点头同意。搞出成绩后，上面还当典型推广，后来又说这是独立王国，你们说这是哪家的王法？我们不好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头。

他将热乎乎的饮料瓶重新换上开水，接着说，说我权力大于法律，我有什么权力？大于法律的权我能用么？无非指的是我对社里一些“游子哥”、“九头鸟”狠了一点，把他们弄到农场劳动。劳动也是坏事吗？是帮助他们改掉好逸恶劳的习惯。在农场也不是另眼看待他们，一样同工同酬。开始这些伢和家人有些想法，后来感谢我办了一件好事。虎子这伢的老子一见着我就扯着我的手说，这伢不是你，就是牢里的客，发了财的虎子每次回家，都要来看我这个当年管教他的叔叔，还捎上两瓶酒，或是几斤水果……

龚安柏承认也有考虑欠周到的事，但大是大非的问题他还是分得清楚的。尽管如此，龚安柏仍然是有口难辩，有口也无处辩。但他毕竟是出了名的人物，要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还得上报省地两级领导审批。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批下来。尽管他的人事档案里有报告没有批文，但他为之流过血流过汗的政治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彻底改写了。一夜之间，他的社主任、乡支书、团县委委员等大大小小 24顶桂冠连同党籍均不复存在，龚安柏这个青年农民又返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位置。

对于这个处分，他当面逐一争辩过反驳过。其中最让他欲哭无泪的是，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贫农阶级被说成是破产的漏划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也就是说，他这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根本不配斗地主，打土豪，不配当家做主人，而应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如今取消阶级斗争，再不讲阶级成份，对新生代而言，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从贫农变成地主那是怎样一种待遇，那可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坏人啊！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当主人与被人专政，决不仅仅是表格栏目变换了两个汉字。

龚安柏就是龚安柏，他生性倔强，是个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宁可站着死、竖着埋的角色。他本可以直接越级向上申诉，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有草民的意识。他深知一颗露水养一棵草，天无绝人之路。他想凭自己的力气和智慧重开一条生路。

在湖北沙市，龚安柏有个娘舅在那里工作，他决定去沙市闯荡一番。为了不虚此行，也为了弥补路费及生活费用不足，他在隔壁垸几家农户赊购了十几匹土布，挑着布，步行到了百里外的阳逻港乘船西行。

俗话说，货到地头死。意思是货物到达目的地之后，其价格受市场行情影响，再想变化不容易。龚安柏在沙市拜见了娘舅，吃罢饭，便按舅爷的指点，到沿江边一带去找渔民销布。那时节，渔民们经常买些土布用来做船帆或是船蓬。由于口音不对，渔民便大杀他的布价，杀得比他进货的价还低。

看到这种情形，龚安柏心想，痴汉不把本让人，不说赚钱起码要保个本。于是，他转而把土布挑到了集市上，想觅些识得货出得好价的主顾。

他漫无目标地走着，不时有人同他打听价钱，有的人还个价，有的价也不还。这时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说，卖布的，来，跟我走一趟。安柏以为遇上大买主了，岂知随那人走到地点再一看，市场管理所几个大字赫然在目。糟了，娘舅曾嘱咐说莫往热闹地方赶，怕遇上市场管理人员，这倒自己送上门了。罢罢，人背时，喝凉水也塞牙，看来只好听天由命，肉上案板，任他宰割。

在一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市场管理员拿出一张单子，开始查户口般地询问起来。

叫什么名字？

龚安柏。

哪里人？

湖北麻城人。

……

这时，旁边办公桌上一位埋头看文件的中年汉子忽地抬起头来，狐疑地朝龚安柏上下打量一番，似乎有些不相信地问：你是麻城的龚安柏？是呀，我是麻城的龚安柏。哎呀，你么样到我们这里来了呢？中年汉子惊讶地站起身来，并且把手伸过去要握龚安柏的手。龚伸出手说，我犯了你们市场管理的法，来受处理的哩！

中年汉子连忙把那个管理员叫到一边，咕叨了半天，然后拉老龚坐下，倒了一杯热茶。你可能不认得我，但我却认得你哩，前年在汉口开会，我听过你的劳模报告呢。

的确有这事。55年从北京开会回来，龚安柏是在省城作过报告。啊，对不起，当时人多，我记不得你，请莫见怪，龚说。

你为什么贩起土布来了呢？这可是投机倒把呀？

唉，说来话长。龚安柏如此这般地把怎么受处分的经过述说一遍。中年汉子啊了一声，又连忙摇了一个电话，一会儿接通了，是通往省里的长途。他又如此这般地把龚安柏的情况作了详细反映，对方说，过一会儿再回话。

直到这时，安柏才知道这人是市场管理所的所长。不一会，桌上的电话响了，所长嗯啊了一阵，便把电话挂了。

所长说，我把你的情况向组织上反映了，组织上立即跟麻城联系证实了你的情况。你贩土布违反了国家政策，按理要没收的，但组织意见，念在你过去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上，和你是初次违法这一点，决定从轻处理，土布作价收购，并且由我们买返回武汉的船票，送你回麻城。

这时候，安柏的舅爷闻讯赶到这里，目睹了这感人的一幕。老人家老泪纵横地说，伢呀，你要向前看，党和政府还是没忘记你呀！你要对得起党啊！

舅甥俩相拥而泣。此时所里的厨师急匆匆地跑进门说，所长，饭菜好了，您带客人来吃饭吧！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提这段往事，龚安柏仍然唏嘘感叹：这世上有杆秤，老百姓就是那定盘星啊。

第七章时来运转，昔日的农业劳模又成了工业战线上的风云人物。龚安柏在事业与爱情都春风得意的幸福时刻，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他不得安宁，他企图卧轨自杀。

1959年 4月 2日至 3日下午，身居中南海的毛泽东主席就湖北麻城举行万人大会的情况，连续写过三次批示。其中第一个批示原文如下：

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万人大会的情况》，

值得看，办法得当，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 1959年4月2日

既然惊动了毛主席，可见这个万人大会非同小可。

万人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再就是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问题，搞三个兑现：一是退钱退物，二是给缺口粮的农户安排口粮，三是支援穷队。万人大会实际是为了纠正 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给麻城政治经济带来的严重偏差。

按理这事与龚安柏无关，但是，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龚安柏被莫名莫妙地卷了进去。

195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龚安柏正在大冶铁矿人事科处理公务，突然一个电话传他到矿党委办公室去。去后才知是麻城来专人要求把龚安柏带回原籍，理由是龚在麻城的经济问题没搞清楚。

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顿时把龚安柏打懵了。我在麻城还有什么经济问题呀？龚安柏心里连连喊冤，可谁听你的呢？

和麻城来人一同走出办公室，他茫然不知所措，脚步不晓得朝哪里迈好。这时，妻子王文艳闻讯赶来了，见安柏失魂落魄的样子，忙安慰他说，安柏，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去把问题搞清楚了再回矿里来。

安柏点了点头，对妻子作了一番工作上的交待，然后与来人朝车站走去。行至一个矿山铁路道口，不远处一列满载矿石的火车正隆隆地驶过来，道口的栏杆缓缓地落下来，行人都止住了脚步。

突然，龚安柏喊了一声，我冤呀！飞快地跃过栏杆，一下子扑卧到铁轨上。幸亏是一列慢车，幸亏道口管理员拽拉得及时，不然，我们今天是见不到龚安柏的。

1957年年初，龚安柏受处分后到沙市贩布被送回家，他干了一段时间的农活。眼看着秋季征兵开始了，他就找县人武部要求参军。人武部的同志对他这个老民兵大队长是特别熟悉的，他们说，安柏呀，你想参军是可以的，但要县委领导签字同意。

龚安柏知道别人为难，便去了县委会。一进大院，刚巧碰上了县委孙副书记。孙副书记曾在红安工作，龚安柏当年在红安作巡回报告时，孙书记作全程陪同，彼此建立有一定的感情。孙书记见了龚安柏忙问有什么事，龚说我想当兵，可人武部说要县委领导签字。

孙书记沉吟了半刻，说，你去参军恐怕有些难办，你要是想当工人，我兴许能帮点忙。龚安柏不假思索地接道，当工人也可得。

那好。现在武钢大冶铁矿正在县里招收新工人，招工的孙科长就住在招待所里，你现在就去找他报名，就说是我推荐你来的，准行。

听孙副书记这么一说，安柏喜不自禁，乐颠颠地跑去找到了孙科长。介绍情况时，他把自己参加工作的经过以及受处分的情况全部讲了出来。

进门第一眼，红小鬼出身的孙科长就喜欢上了龚安柏这个豪爽坦荡的青年农民。他说，小龚呀，谁人能保证不犯错误呢？我在长征路上还犯过错误受过处分呢。毛主席说，错了就改，还是好同志嘛。换个新环境，相信你还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自受处分以来，无数好心人投来同情的目光，今天孙副书记、孙科长两位的言行更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鼓舞人心。龚安柏的人生之舟再次鼓满了风帆。

几天后，龚安柏和百余名麻城新工人一齐来到了铁山。

在铁山，矿党委陈书记在迎新大会上致辞说，欢迎你们这些来自革命老苏区的新工人！希望你们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再做贡献！

会后，孙科长找安柏谈话说，你的情况我直接向党委做了汇报，组织上打算重新启用你，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感谢矿党委，感谢孙科长，干部我是不想再当了，我只想当学徒，学技术。

孙科长微笑着问，为什么不当干部要当学徒？答曰，麻城俗话说百艺好藏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我书没读两年，再不学点技术，那就是茶壶断了柄，光剩一张硬咀巴，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毫无用处。

孙科长见他那说话的幽默劲和认真劲，抿嘴笑了。那你想学什么？

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我就学电工吧！

孙科长颔首微笑说，那好，我领你去认师傅。

在电工房，龚安柏见到了他的师傅。原猜想师傅肯定是粗门大嗓，虎背熊腰，胡子拉碴的赳赳武夫，又谁知眼前的师傅竟是一位亭亭玉立、皮肤白净、发似乌云、面容娇好的女中婵娟！一时窘得他满脸通红。

孙科长忙打破僵局说，小龚呀，别看小刘师傅是女同志，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高中生，技术能手哩！

我叫刘月英，老家东北的，今后呢，咱们互相学习。一口带东北味的侉腔，于豪爽中带着几分甜柔，煞是好听。一双纤纤玉手大方地伸过来拉起了安柏的手，一股淡淡的香味也迎面扑了过来。

通过见面后的交谈，师徒间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刘月英比安柏长一岁，未婚，为人热情大方，思想进步，技术拔尖。刘师博对这位名人徒弟颇有好感，时常在生活上给予关照，俨然一个大姐姐的样子，因此俩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一个星期过去了，突然来了通知叫刘师傅到人事科报到。师徒眼看就要分手，又一个调令过来叫龚安柏也去人事科报到。双双来到人事科，才知道矿里安排他俩负责新老工人的人事管理工作，并且由龚安柏掌管人事科的印章。

龚安柏心想，这不是还要我当干部吗？因此，他找到孙科长说：您还是跟矿领导说说，让我继续学电工吧，不然我就不上班。一向对他和颜悦色的孙科长火了，说：调令是组织部门下的，领导是爱护你嘛，你如果敢不到职，就处分你！

这时候，月英师博也过来劝他说，我们都是青年人，党叫干啥就干啥嘛，你想学电工，今后我继续教你嘛。

这么多年的沉浮起伏，让龚安柏感到当干部很疲惫，没意思，眼看别无选择，只得服从组织的安排到人事科上了班。他的办公桌与刘师傅的办公桌对着，每天上班面对面地坐，尽管隔着两张桌子，但师傅身上的香气时不时飘过来，师傅粉红色的笑脸总在他眼前晃，晃得那心里像揣了个兔子。

那时候安柏的烟瘾蛮大，工资不高，刘师傅工资高他一级，有时候眼瞅着烟盒子瘪了，月英就会变戏法似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红金或飞马递给他。月底要是没关饷，没钱买牙膏、肥皂时，他的桌上就会悄悄地出现牙膏、肥皂。

因工作关系，他俩经常外出，看个电影，逛个商店什么的，俩人总是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看电影总是师傅买好了票，还买些糖果瓜子什么的，钱自然也都是师傅掏的。

一次逛百货商店，安柏在一件漂亮的府绸衬衣前停留了片刻，发现标价是他半个月的薪水，便咽了咽口水离开了，待第二天上班时，他发现桌上正摆着那件衬衣。

回想进矿当工人以来，一切都那样顺心称意。在人事科的工作，他和刘师傅配合得特别默契，工作做得领导和群众都非常满意。为了便于工作和生活，矿里分给他和月英每人一个单间住房，人事科的电话分机直接装到了他龚安柏的床头边。

然而，龚安柏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个不对劲是从师傅的言行举止里流露出来的。作为已婚青年，他当然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暗示。说真心话，如果不是已婚，他一定会当面表示他爱她这个大姐师傅，一定会娶这位美丽善良的师傅大姐。如今，当师傅大姐用热辣辣的眉目传情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始终抹不去爱妻那摄魄勾魂的影子，他只将师傅放在大姐的位置上来敬重。

他决定去找孙科长吐露心迹，他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

在孙科长家里，他把所有的困惑全谈出来，拿眼睛征询这位可亲可信的长者。孙科长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小龚，我们老两口没儿没女，其实我很想把你和小刘认作干儿干女。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俩，你们各有各的长处，都是可造之才。把你俩调在一起工作，既是组织的决定，也有我个人的意见。我很想把你俩撮合在一起，不过没明说罢了。既然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怎么办呢？

求你跟组织反映一下，把我妻子从麻城调到矿山来！

好，就这么办。

不久，一纸招工表将龚安柏的妻子王文艳招进了大冶铁矿，安排当上了电焊学徒工。安柏夫妻与刘师傅成了很好的知心朋友，他们先后都成为铁矿的先进工作者，龚安柏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而正是进行新党员政审的节骨眼上，麻城来人要龚安柏回县里弄清所谓的经济问题，于是就有了本章开头龚安柏企图卧轨自杀的那一幕。命运再次捉弄了这个年轻的中国农民。

第八章为追求真爱，龚安柏费尽波折，差点让走火的枪弹弄残脚趾。为建国人民公社机械化电气化建设，他四处奔波，用忠诚换来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命。

采访龚安柏时，我们提出过一个假设：如果当年您提出离婚重组家庭，您的人生会是怎样的？

他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产生过与妻子分手的念头。其实我与妻子王文艳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但是我的家庭婚姻观念却是中国传统型的，我很欣赏举案齐眉，讲究相濡以沫，追求白头偕老。

原来，很小的时候，家里给他订了一门童子亲，解放后，他参加儿童团，当上民兵大队长时，自己做主把婚约毁了。这样，区里的领导很关心，纷纷给他介绍对象，他通过认识了解后都没有同意。区里的武装部长曾为此生他的气，俩人差点动了枪，为此他受过批评。

1953年，龚安柏担任白果陈铺乡的党支部书记。一次县剧团来乡里演戏，有位演七仙女、祝英台的女演员，让他看呆了。当时区里开各乡干部会，通过了解，这位演员是邻乡王家祠堂的姑娘，叫王文艳。于是他找到他们的乡妇女主任，请她从中介绍。主任非常乐意牵红线，这样他俩就认识了，话说得也很投机。

后来，区长知道了他谈恋爱的事，说，给你介绍根正苗红的姑娘你不肯，阶级成分高的姑娘你却舍命追，你这样搞，组织上首先通不过。龚安柏当时心想，我是找人生伴侣，又不是找党员干部，况且文艳的阶级成分是小资产阶级，毛主席说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反正没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认准了的人，海枯石烂我也不变心。

文艳小龚安柏一岁，无论长相、人品还是兴趣、脾性，都让他无可挑剔。他爱她，她也爱他。因此，19岁那年，龚安柏对区领导提出自己想要结婚。当时区长正在陈铺小学检查工作，他的堂兄龚安泰是村小学的校长。龚安柏刚把话说完，区长就表示不同意，说是女方不到法定婚龄。他一气之下，跑到乡政府把行李一扛就走了人。

后来区长派人通知龚安柏开会他不去，他说这个工作我不搞了。区长又再次派通迅员找他，他才勉强去了，但会上龚安柏死不发言。区长忍不住了，把手枪往桌上一拍，说，嘿，是你大于组织还是组织大于你？是我管你还是你管我？

龚安柏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嗬，你区长以官压人，拿手枪吓我？你往日布置的工作哪一样我不是尽心尽力地完成？你区长不讲理我也不讲理，你有手枪，我未必没有手枪？龚安柏边说边从腰间抽出县长发给他的“六零子”（一种小手枪）。堂兄见状连忙从后腰一把将他死死抱住，怕小弟真的跟区长动枪。谁知龚安柏的手指头刚好触到了扳机上，一使劲，枪扣响了，一颗子弹射在他的脚尖前打出一个深洞，再退几分龚安柏的脚趾头就没了。

为这事，龚安柏后来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乡党支书、团支书、民兵连长的职务都给撤了。由于区长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龚安柏耿直的个性还是很了解的。后来，区长叫乡妇女主任做龚安柏的安抚工作，让他继续在乡里搞，主要工作仍由他主持。

半年后撤小乡，建大乡，组织启用龚安柏担任麻溪河大乡的党支部副书记。1955年初龚安柏与王文艳在县剧团里举行了婚礼。到北京开代表会的时候，龚安伯穿的那双布鞋就是新婚妻子特意给纳的千层底。婚后，组织上为照顾他的家庭生活，让龚安柏妻子退出县剧团，将她安排到建国一社担任妇女主任。1957年受丈夫的牵连，妇女主任也没让她干了。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事多磨，正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听了老龚的这段婚姻往事，我们终于能够理解他当初为什么找领导，非要将妻子调到大冶铁矿去，这就是忠贞不渝啊！

龚安柏从大冶铁矿回到麻城，迟迟不见组织上找他弄清经济问题。当时农村正闹饥荒，附近一个小公社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个小垸子最后饿死的人竟没有人抬出去掩埋，那情形惨不忍睹。

正是群众饿得要命的时候，生产队的干部偷偷地半夜三更在队部打牙祭搞物殊，龚安柏于是就砸了他们的锅，骂了他们的娘。再后来，他就被陷害而押进了县公安局。

自从老龚回乡以后，王文艳在铁山整天为丈夫担惊受怕，工作也不安心。老龚坐牢，文艳不知情，直到陈县长写了条子让他回家，然后再去矿上的时候，文艳才晓得丈夫受的冤屈，夫妻抱头痛哭。刘师傅、孙科长也陪着落了泪。王文艳不怕丈夫丢官削职，就怕丈夫身体弄垮了。他身边不能没有她。于是，她毅然丢下矿山的工作和工段长的职务不要，返乡跟丈夫一起当农民。

当年的小王、现在的王大妈感慨地说，这一生中先是我拖累了他，后来他拖累了我，我俩真是一对打不死、拆不散的鸳鸯鸟，生就了土里扒食的命，要不然，我俩现在享受个退休干部待遇，每月还不拿个千儿八百的退休金。

假如龚安柏夫妇的人生一帆风顺，恐怕我们也不会采访他；没有他那五十多年来的坷坎命运，也就没法捉住我们的笔，龚安柏也就走不进读者的心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龚安柏夫妇双双重返农村，重操农业，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了改善生存状况，不安分的龚安柏时常设法搞点副业，进山挑竹子做箢箕，用农产品以物易物等等，弄点油盐钱，求个温饱。后来妻子想学做缝纫，龚安柏便跑县里找到商业局长，要求买一部缝纫机。局长见是老熟人，老朋友，也不隐瞒说，全县所有的商业仓库，仅宋埠镇存有两部“飞人牌”缝纫机，县财办主任说要一部，安柏赶巧你来了，那一部我就写个条批给你。听他这么一说，龚安柏喜得屁颠颠地往宋埠赶，最后来回步行百多里才算买到了这台宝贝，垸里好多人来看稀奇。那个时候物资匮乏，连买个火柴食盐都要凭票供应，更不用说大件耐用品了。

妻子当上了裁缝师傅，家里日子慢慢好起来。这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到建国公社搞组织发动的地委社教工作组组长，是麻城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夫人。她早就熟知龚安柏，所以，一来建国就登门找他，说，安柏呀，你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希望你能够站出来，继续为建国农业的发展做贡献。

安柏说，我已经习惯当我的自由百姓了，再叫我当干部我搞不来。组长说：领导有想法，想把建国的机械化电气化建设作个试点搞起来，我跟县里区里商量，让你来牵这个头，县里区里已经表态同意，就等你表态。

一提到地委书记，安柏的眼眶就有些发潮。当年搞互助组的时候，这位书记就时常来这里指导工作，教给他许多工作诀窍，是他最敬佩的第一个领导。既然老领导还惦着建国，还惦着我小龚，我还有什么理由推脱呢？

龚安柏走马上任了。他先是当公社的农机电气采购员，成年累月，天南海北地跑，每天挣 10个工分，领 6角钱的出差补助。一年下来，工分收入贴进去不说，还倒欠社里百把几十元的债。年复一年，他欠的债累计达到近千元。这欠的债，是他在为集体出公差时花掉的。尽管如此，他无怨无悔。

公社的农业机械、电气设备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安柏的体重一天比一天轻下去，个人负债的数字一点一滴地朝上涨。

后来，建国公社单独成立了一个机电大队，安柏被选为大队长。全大队在鼎盛时期，各种机耕、排灌、脱粒、轧米、磨面、轧花、榨油、粉碎等机电设备一应俱全，光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就有 68台，汽车两辆。

建国人民公社因此再度出名了，参观机械化电气化的人络绎不绝，省里、地区、县里都来这里召开现场会，外地外县都来这儿学习取经。无缘制造“三万六”水稻卫星的龚安柏，现在把他创建的建国农业社推向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的发展高度。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党和政府带领农民努力奋斗的结果。老龚如是说。

过去到过北京的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又连年被评为农业劳动模范。满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龚安柏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且再次在鲜红的党旗下重温了入党誓词。

第九章愿做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龚安柏当水库库长、电站站长、剧团团长，参加筹建白果麻袋厂，当养殖大队长，最后还当了一任电影院院长，为民做事不吃皇粮的官他干了许多许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在当年方毅、刘西尧、张体学领导抗日游击第五大队的根据地夏家山、芦家河一带，劈山造田、移河改道的炮声隆隆，河到滩、山到尖、田到边的治山治水治土工程旷日持久。粮食生产的产量上去了，然而自然生态却再次受到了严重破坏。大量的水土流失，使芦家河流域内原来属于县水电局管辖的大石板水库库容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当初按梯级开发的大石板五级电站，基本上无水发电，国家投入的上百万元财政拨款建成的电站设施成了一种摆设。于是，县管水库交给了白果人民公社。

这时候，白果公社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基础上办起了一个社直剧团，剧团的成员开进了大石板水库和五级电站，既演戏又当农工。

一段时间以后，那里的管理出现了混乱，剧团的农工们坐吃山崩，人心思走。于是公社党委决定，把龚安柏从建国机电大队调到大石板水库，一肩挑起了水库库长、电站站长、剧团团长的重担。

老龚回忆说，我年轻时就爱看戏，办高级农业社时还在社里组织过一个草台戏班，农忙生产，农闲自娱自乐。我曾经登台演过现代文明戏，戏名叫《秋生闹春耕》，我扮演秋生。记得我为此还被选为麻城县第一届文联委员。

走马上任之后，龚安柏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难搞的烂摊子，要钱无钱，要粮无粮，天天愁开支，单位食堂时常揭不开锅盖。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想办法支撑下来。单位有 78个职工，他就安排一部分排演连台本的传统剧目，先是请财政局等单位的头头看戏，看完戏找他们批点款子，作活动经费，添服装设备；然后把剧团拉到各乡镇去演出。当时刚粉碎“四人帮”，文化开禁，剧团的演员又大多是文革中毕业的初高中生里挑选出来的，素质都很不错，加上他们送戏下乡，很受群众欢迎，因此，不仅生活费用人家包了，还按演出场次给演出费。这一来，剧团唱红了，不仅在麻城出了名，还在邻近的新洲、黄冈、罗田、英山、浠水等地享有盛誉。

除了演好戏，他还将一部分同志组织起来，有的搞水库渔业生产，有的搞农副产品加工，丰水季节还抢时间搞水力发电。水库像一台锈蚀的机器又轰隆轰隆地运转起来了。然而，让人烦恼的事儿也接踵而来：

公社的书记突发兴致，半夜三更打电话来说要看剧团演戏。龚安柏说剧团到外地演出去了，一时半刻回不来。书记说无论如何明天要弄回来。好咧，你是公社一把手咧，搞回来就搞回来。人夫轿马地把剧团弄回来，演一台戏给书记看，看完了还要拉到白果镇再演。明里是看戏，实际是“看人”。龚安柏气呼呼说我要是往日的脾气，早就要骂他的娘，现在只好忍了。

水库库容小了，成鱼产量减了，但逢年过节的时候，你辛辛苦苦捕捞千把几百斤鱼，附近的农民群众想买一点尝个鲜，且慢，大公社干部来了，小公社干部来了，厂场企业的头头来了，他们拣大的一挑选，剩下的全是不够斤两的小鱼。老百姓说，老龚，你好大的肚子，怎么把大鱼全吃了？他只得跟群众说好话，陪笑脸。

尤其是年关逼近，你渔网还没起，办公室里就坐了一大屋头头脑脑，手里塞了一大把领导的批条，耳朵里灌了一大串要鱼的电话，气死人又急死人。龚安柏在心里说，老龚揭不开锅盖的时候，狗日的都哪里去了，如今闻着腥味，都一个个蚂蟥似地盯住不放，还要不要我老龚活啊？

如今的党风不好，其实也不是一天的积累，从“四清”运动后，就开始露了头，绿豆大的权力非要弄得篮球那么大，上行下效，像脱缰的野马。老龚愤愤地说。

这个吃谷不拿工资的官，龚安柏是一天也不想再当下去了，于是向公社党委提出辞职不干，理由是干不了，不适应。僵了一段时间，公社管企业的社长找到他，说，老龚，镇里办个麻袋厂，厂房设备都只开了个头，十几万块钱就没了，你的人头熟，老首长认得多，能不能帮忙去批点款子，或是弄些设备？龚安柏听说是办企业、为白果人民做好事，二话不说，问，还差几大的口子？社长说大概得四十几万。他说你们写个报告，我去找找试试，丑话说在前头，我只能尽力而为，要不到钱可别怪我。

反正吃了社里的粮，总要为社里办点事。于是，他跑到省里找姜老头。姜书记说，你去找林局长吧，她管财政。

拿着姜老头的条去找张体学省长的夫人林少楠局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了龚安柏，说，小龚，你怎么来了。龚安柏忙说，大公社建麻袋厂，缺点款子，想请您批一点。林老说，要是你困难找我，我私人可以借点你，国家的钱可不是我私人的哟。

龚安柏怕找僵了，重找了个话头说，公社在芦家河建了个纪念碑（确有此事），纪念张省长的抗日游击第五大队，您老晓得啵？提到张省长，林局长的眼眶就湿了。她说，小龚啊，老张他们拼着性命打江山，不是图建个纪念碑，是图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哟！龚安柏说，是的是的。

后来，林局长留他吃饭，饭后叫他住洪山宾馆，等一个星期听回音。

几天后，省财政局来人告诉龚安柏说，局长到上海开会去了，临走交待说你们的报告给领导看了，省里同意给二十万元；她说不给现款，她趁开会到上海去联系一套设备。

龚安柏算是千恩万谢，觉得首长的做法很好，若是批钱，只怕是挑净花（棉花）走刺篷，一路扯挂完了。

回到镇里，一汇报，社长喜笑颜开，说，老龚，你是大大的功臣！龚安柏心想，这样当伸手派的事我再不干了，不忍心再为难老领导。

于是，龚安柏又按公社要求回建国去，干他的老本行。

回是回去了，机电大队却不让他去，上级非要他去收拾另一个烂摊子：建国人民公社养殖大队。当时养殖大队位于一片荒河滩上，百十亩亮沙田，百十亩亮沙地，入不敷出，欠着小公社 800斤稻谷，几千元钱借账。龚安柏注定是劳碌命，没得现成饭吃。他跟小公社头头说，要我搞就签个奖惩合同，把条款写在里头，免得今后扯皮。领导就说照签照签。

在养殖大队，龚安柏先是做了个详细调查，认真听取社员意见，然后重新布局安排：亮沙地里栽果树，套种小麦、花生、黄豆，亮沙田肥力差的改挖成鱼池喂鱼。农忙时搞种植，农闲就组织社员磨豆加工粉丝，豆渣养猪喂鱼，豆浆水肥田。这样一来，当年把欠的粮、差的款全部还清，年终决算，社员的工分值决算达到了每 10个工分1元多。

第二年更是打翻身仗，每 10个工分分值 2元 8角，比上年翻一翻还转个弯。另外，按合同兑现，每个劳动力分得增产的小麦 300多斤、稻谷 400多斤。这在当时可是富裕得让人眼红的事。

见养殖大队增产增收，小公社要来调粮调钱，龚安柏说那不中，该上交的我都交了。领导因此说他目中无人，搞分光吃光。他据理力争说，集体的提留上交我都按合同兑现了，我龚某人一分钱的错都没有。

第三年开春，龚安柏说什么也不干了，因为吃力不讨好，受窝囊气。结果县委张书记检查工作时知道了此事，专门把小公社的负责人和他找到一起，劝他继续搞，龚安柏就数萝卜下窖般地说了不搞的理由。公社负责人怕县委书记见怪，就说，你不当养殖大队长，那你去当电影院院长么样？县委书记说，老龚呀，这也是对你这个老同志的照顾嘛。就这样，龚安柏又当起了电影院院长。

第十章三中全会的春风唤醒了农村大地，龚安柏放开手脚再显神通，五十年代的特等劳模又成了八十年代改革致富的带头人，受到了省委书记的亲切接见，先进事迹和图片资料载入了大型画册——《楚乡先行者》

按行政区划，白果人民公社原下辖 9个小公社，建国人民公社是其中之一。一个小公社建成一座拥有一千多个座位的正规电影院，是沾了八十年代初文化电影下乡的光。

作为全县第一个乡村电影院，的确为方便群众、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过去群众总是生产队包场看露天电影，不受座位限制，也不掏腰包买票，因此，常常是赶着场去看，乐此不疲。

现在有了电影院，自然要买票入场，而座位有限，想看的人多，所以秩序令人头痛，打架闹事层出不穷。

老龚当上院长后，由于他在群众中威信高、人头熟、敬业精神强，所以每逢新片、大片放映，都由他负责维持秩序，从来都是平安无事。

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电影的人逐渐少了，电影院的收入养活不了管理人员。为此，老龚又开始想点子，他找小公社领导说，我们办个粉丝加工作坊，用加工收入养院如何？领导说，哪来的人力，哪来的启动资金呢？

只要领导同意，人我负责去聘请，启动资金我去想办法。领导说行，你就按这想法搞吧。

好一个龚安柏，他赤手空拳跑到白果镇上副食品仓库，找到了仓库主任老董，说，老伙计，听说你仓库里积压着两万多斤蚕豆、豌豆呗？董说是呀是呀，其中有几千斤还是前几年积压的呢！

这样行不行，你把积压的豆子全部赊给我，帐面上值多少钱，我照数写欠条，半年后如数还钱，逾期追加利息，行不？

老董正愁这批货生虫、鼠耗，又无流转资金收购新豆，听老龚这么一说，心想这是饿老鹰遇上了死兔子，哪里找这好的事！连忙说，可以可以，现在就办手续。

就这会功夫，成了。老龚连忙找来汽车，把一主一挂十吨豆子运回了建国电影院。

半年后，老龚找老董还了欠款，还到餐馆请老董喝了一蛊，说感谢你的信任！感谢你的帮助！老董借花献佛说，感谢你帮我解决了积压，搞活了流通。以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自然更亲热了一层。

到年终，十吨豆子全部变成了粉丝，俏销一空，电影院管理人员不仅确保了收入，还分了点红。这一搞，公社干部眼睛也有些红，周围出现了一些流言说，龚安柏又当院长又当厂长，是夹地沟放牛，两边有草吃。意思是老龚占了公家的便宜。

龚安柏生性听不得冤枉话，第二年开春，他主动辞职不干这个干部不像干部、社员不像社员的电影院长了。

这一年，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进一步给农民松绑，生产队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开始分田到户，包干到户，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冒了出来。

面对这种农村经济形势，龚安柏决定由自己牵头，邀约了两位老伙计，物色了几十名职工，干起了粉丝加工联合体。

没有厂房，他就把自家的住房腾出来，在房前屋后垒起围墙做成院子，在院子里搭简易工棚。没有设备，他又买来一副大石磨，几十口大海缸。没有原料，他就跑汉口，找时任武汉市蔬菜公司干鲜果品批发部经理的老熟人。人家二话不说，赊给他一卡车豆子，还给他一包粉丝样品，说只要达到样品要求，加工出来的粉丝他们照数收购。

豆子运回家，员工们欢呼雀跃，干劲倍增，争着抢着没日没夜地干。他们觉得有龚安柏这样一位好领头，不愁不能脱贫，不愁不会致富。

老龚既当厂长，又当采购员、销售员，风里来，雨里去，把大伙的事当自家的事，出差住最廉价的旅馆，饿了啃个馒头吃碗面条，只讲填饱肚子就行。回家报帐给会计，该报销的报销，不该报销的自个贴。他的妻子王大妈负责给职工做饭，一天到晚，灶上一把，灶下一把，忙进忙出。

一间屋里睡觉，一口锅里吃饭，联合体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没有人耍滑玩刁，没有人躲事偷懒。

到了年终，仰着算盘一算，三一三余一，谁劳动了多少工，谁作的贡献大，奖罚分明。员工们揣着一包票子，欢天喜地地各人回家过一个快活年、富足年。人们从心底里说，亏了党的好政策，亏了安柏把我们组织起来，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第二年，安柏的经济联合体要扩大生产规模，场地不够，他就找生产队要了一块空地，搭起电磨坊，辟了晒粉场，挖了汾浆窖，占地多少按好田好地的标准完成公粮积累款。

加工量大了，汾浆水多了，能够蓄几十立方肥水的汾浆窖动不动就往外溢肥水。周围两丘水稻田的稻子肥得光长禾不结实。承包户找上门要求赔偿，安柏说，对不起，我照赔。于是按亩产量折算，每季赔偿现金 500元。

汾浆水是上好的追肥，附近的农民纷纷挑着粪桶来买汾浆水，每担一毛钱，大家争着要。有时候，汾浆水太多，流进了排水构里，有些群众就沿途拿粪勺舀。这一来，排水沟两侧的黄豆苗、绿豆秧、菜地被践踏得光光溜溜，于是，又一批农户找上门来，要求赔偿。老龚二话没说，算帐照赔。就这样，老龚的加工厂给附近一千多亩农田提供了肥料，农户们很少买化肥。

联合体发展壮大了，需要添职工，许多人都想进老龚的联合体。老龚想，我一人富不算好汉，带着条件好的家庭富也不算好汉，我要带着那些特困的农户走出经济困境。于是，除了开始进厂的 20余名职工，后来招收的 40多人，都是来自本地本乡镇及外地外乡镇特困农户家庭的富余劳力。

联合体壮大了，红火了，老龚又改年终分红为按月发工资，最高的工资每月达一二百元，比当时吃皇粮的工资收入还高。

1984年，麻城县委、县政府给龚安柏颁发了劳动模范奖状。1985年 2月，龚安柏出席了湖北省“两户一联”代表表彰大会，省委书记关广富亲切接见了龚安柏等与会代表。关书记通过听汇报看材料，知道了老龚的事迹情况，于是称赞他说，你是五十年代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又是湖北省第一届工农业劳动模范，过去为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很光荣，很不容易。现在改革开放，你又成了全省改革致富的典型，成了今日的劳动模范，这更难能可贵。

这次会议之后，湖北省委农工部主编了一本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涌现出的“两户一联”改革致富的农民先进典型事迹的大型画册——《楚乡先行者》，龚安柏的事迹和照片辑录在其中。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不是天生的，英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时甚至是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平庸者、一个不思进取者、一个思想保守不敢迎难而上的人、一个心中只有自己的人，是成不了英雄的。

第十一章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龚安柏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解决，但他不纠缠历史旧帐，却把一笔价值八万元的资产作为党费上交，以明心迹。

1957年受处分的时候，龚安柏身上还带着一支由县人武部配给他的小手枪。事后，人武部来收枪时，他要求说，我跟着党搞了这么多年的革命，能不能给点什么作纪念？人武部经过请示，给了一把三八大盖上卸下的军用刺刀。这把刺刀至今还被老龚用红绸布包裹珍藏着。

当时，县委李副书记代表组织给龚安柏送去 100元钱，作为处分回家的安家费，龚安柏说，我既然犯了错误，再白拿群众的血汗钱，那不是错上加错？请组织放心，我就是提篮子再去卖裹子（油条）住破屋，也决不找组织扯筋。

1979年落实政策，老龚找到县委组织部领导，领导说，老龚呀，你当时撤销了党籍，可如今你还是党员，也就不需要恢复党籍。另外，你当时是拿半工资，按当时的干部工资册上查不出你的名字，所以就不能确认你正式国家干部的资格，也就无法恢复你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他后来还找过几回，均无结果。

有人劝他上访，说某某人把毛主席纪念章别了一身，跑到中南海去请愿哩，你的证章奖状一大筐，背着去找嘛。老龚摇摇头，说，算了算了，一本历史旧帐纠缠不清楚。我一个出身苦寒的穷伢子，生就了鸡扒食的命，有那闲工夫扯筋，不如去开一片地种红薯。

大冶铁矿他也去找过，但当时就那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并且物是人非，知情人各奔东西，接待的人装模作样写了个记录，也没有回音。

此事若换旁人，可能中国要多一位上访专业户。但龚安柏秉承了中国农民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脾性，靠额头出汗、靠双手和双肩去谋生存去求发展。

在湖北省“两户一联”代表表彰会上，他见到了一位当年的同路人——湖北浠水的劳动模范饶兴礼。老饶时任湖北省农民协会主席，相当于副省级干部。见到老饶，安柏没有谈落实政策的遭遇，只是说联合体进货销货运输不方便，想弄一辆东风大货车。老饶马上向大会主席团汇报，于是，省里就奖给龚安柏粉丝加工联合体一辆东风车的计划指标。

老龚的事业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他的厂子里职工达到了 128人，生产的产品使用“大桥牌”武汉粉丝的商标，由武汉市蔬菜公司监制。由于做工讲究，货真价实，产品走俏全国，还行销到香港澳门，参加过上海举办的全国食品博览会。

当时，武汉市蔬菜公司的经理说，市委书记王群同志让他给新生监狱搞一个生产项目，希望老龚援一下手。龚安柏就挑选了四五个技术骨干去指导生产，他厂里照发基本工资。后来，政法系统搞整顿，这个项目撤了，他派出的工人才回厂里来。

厂子大了，又要扩充厂房设备，这时候，建国人民公社旁边有一排属于白果区办党校的房子正好闲置着，于是，老龚以两万元的价格买了过来。

老龚的事业继续火红着，一年年被各级评为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但他的年岁毕竟大了，身上的器官也不是铁打的机器零件，长期的负重劳作，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支气管哮喘、高血压、心脏病折磨着他，让他力不从心。

直到 54岁那年，老龚才偿清了大集体时期欠下的所有债务。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年过花甲的老龚才真正感到干不动了。龙无头不行，他精心操持的加工厂终于停产了。

撤厂的时候，他把两位掌握技术的老师傅和 10名生产骨干找来，让他们留守一年，工资照发。最终散伙的时候，每人给了 3000元，让他们各自再去创业。

劳燕分飞，人们都舍不得离开，又不得不含泪离开。

搞了十几年的粉丝厂，老龚落下的资财并不很多。他老俩口加上女儿，每年生活开销后节余的钱，年复一年地投入再生产，最终不过有几万元的现金存款和价值十几万元的机械设备和厂房。

麻城撤县建市之后，接着撤区建乡镇，原来的白果区一分为三，建国管理区一大部划入麻溪河乡。如今，老龚的厂子停摆了，厂房闲置着，市教委和乡教育组商量着想买过去建个勤工俭学基地，厂房出价八万。老龚没有卖。他想把这座厂房连同一套价值 2万元的发电设备一起作为特别党费交给麻溪河乡党组织。他找到了原任白果区区长现任麻溪河乡党委书记，表明了这个心迹。书记说，教委给你八万你不卖，你却无偿交给乡里，上面要查起来，会说我们得红眼病呢。老龚说，我是自愿的，上面要查你就找我。

果然上面找来了。因为老龚是湖北省个体户协会的理事，他的粉丝加工厂在省里是挂了号的民营企业，现在居然停了摆，连厂房都捐出来，所以省、地两级派人下来调查，看是不是经济环境有问题，是不是扶持不够？老龚主动说明情况，主动挑担子，上级才没有追究。

事实上，农村有句俗话说：一家饱暖千家怨，平地大树更招风。犯红眼病的事确实存在，不信就说两桩。

当初省里奖给龚安柏一辆东风车计划指标，他没有钱去买。于是就找县长批了贷款去提车。车提回后，区里说你个小厂哪有那么多货可拖，不如给区里汽车队。老龚就答应了，说贷款归区里还。区里也同意，并且决定就此奖励老龚 5000元钱。这钱老龚一分没拿，只是抵了区车队给联合体运输的运费，作了联合体的经济收入。后来有人告状，说老龚把上级奖的汽车卖高价，属于非法倒卖。上级财税部门派人一查，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老龚背的黑锅虽然端了，但是负面影响还是有的！

厂子正火红时，又有人举报说龚安柏的企业偷税漏税。于是，有关部门绕过本乡财政税务单位，另派别的财税单位来查帐。老龚把所有的往来帐目全部抱出来。整整查对了一个星期，没查出一笔违法经营的交易，倒是累计算出老龚的企业为国家创造了好几十万元的税利。最后的结论是：老龚不光带领群众脱贫致了富，还为国家作了巨大的经济贡献。

经历了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龚安柏，如今虽说老了，但是，中国农民的本色却始终未变。他甘于淡泊，生活俭朴。他创造财富，却不暴殄天物，不奢侈浮华。过去，他一天要抽两包劣质香烟，解解劳乏。如今身体差了，烟也戒了，平时就吃的是粗茶淡饭，别无其他嗜好。

其实，论他的经历和资格，他完全可以像住在城镇的一些老干部一样，平日里吃了饭，趁着风和日丽，打一打门球，练一练太级拳，病了找单位派个车送到医院享受一下公费医疗，有机会跟老干局的干部一道外出旅旅游，高兴起来，几个老哥凑在一起打打麻将，发一点小牢骚。

龚安柏革命一辈子，没有这好的命。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散步之外，喜欢看他 14寸的黑白电视，喜欢关心他关心不了的国家大事，并且喜欢把他脚下的这片土地联系起来，象干活干累了的老牛那样，把吃进胃里的草翻出来反刍。

他说，往日总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看了一些电视节目，对照身边的情况，才真正感到我们的土地并不多。而中国有 12亿人口，据科学家计算，全中国人的嘴巴加起来，据说比北京的昆明湖还大，这大一张咀，每天该要吃掉多少粮食？你们看看公路两边压了多少好田好地？盖了多少水泥楼房？再看看垸村里拆了多少老房子，荒了多少宅基地？我们这是吃的祖宗饭，夺了子孙的碗。

现在农村税费重，农民外出打工的多，该又荒废了多少好田好地？过去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水利建设，如今到处残残缺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光靠老天爷吃饭总是不行的。中国这大的国家，不解决农业的问题，不减轻农民的负担，不重视粮食的生产，再出现当年苏联卡脖子的事，如何对付得了啊？！

通过看焦点访谈，看法制节目，过去说的一餐吃掉一头牛，屁股下坐着一栋楼还是小巫见大巫，如今的贪官一窝一窝地出，以职权谋私的村官、乡官、县官，还有这经理、那厂长更是一团团的，一路路的，惩了一批又生出一批来，真是不得了啊！

最要紧的是农村的教育。过去我们没读书是社会黑暗，家里贫穷。如今，一些农村小孩连小学、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去打工，学校的老师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一些老师沾染不良习气等等，教育要是失了策，再影响到下一代人，那局面怎么收拾呢？

年初看电视，看到中央的决策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仍然是新世纪涉及大局稳定的关键，是国家战略的重点工作之一。我觉得是这个理，该这样抓。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就是龚安柏——一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中国农民的情怀。尽管进入了风蚀残年，尽管认识问题有其局限性，但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他始终关注着脚下这块土地的命运，为这块土地的繁荣昌盛而祈祷，为这块土地的沉浮而忧虑。

这就是一个完整而真实的龚安柏。

这就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中国传奇农民的风雨人生故事。

2001年底，龚安柏与世长辞。

棉花“营养钵”的发明者林世猛

江乐山周汝成

中馆驿镇沿举水一带的平原是棉麦两熟两高产的基地。这里的农民现在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村村楼房林立，家用摩托车小菜一碟，不少村民还开上了小轿车，真个是楼上楼下，人面桃花。可是原来这里的冲积平原沙多土少，不利于庄稼生长。经过长期改造，才有今日的肥沃。提起改土种棉种麦，实现棉麦双高产这件事，人们便会不约而同地怀念起林家下垸党支书林世猛。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林世猛就带领团员青年组成突击队，车干湖塘，把淤泥挖起来，运送到沙地里改良土壤，使沙地变成油沙地。这种油沙地最适宜于棉麦生长，大伙笑着说：“沙地掺泥，好得出奇；泥田掺沙，洋糖粘粑。”其实，这种改土只是提高棉麦产量的一个因素。推广棉麦良种，是提高产量的另一个因素。不过，林世猛并不满足于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想得更多更远，尤其是棉麦争时这个历史难题，做梦也想加以解决。苍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破解了这一难题，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一

林世猛取得惊人的成绩是他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这不仅仅是艰苦的体力劳动，更多的是脑力劳动。自古以来，总是当小麦抽完穗，正结实之时，就必须将棉籽撒播到麦丛中，因耘土掩盖棉籽往往损伤了麦禾的根系，影响麦穗的灌浆。更重要的是棉苗生出后，笼罩在麦禾丛中，得不到充足的阳光雨露，生长瘦弱；而在收割麦子时，又免不了践踏棉苗。尽管将小麦由点播改为了条播，但仍无济无事。这棉麦争时争地的矛盾如何解决呢？林世猛苦苦地思索着这件事。一次，林世猛见麦地边角空地生出的几棵棉苗格外茁壮，他小心地将这几株棉苗移栽到棉田里去，这几株棉苗一直“鹤立鸡群”，枝繁叶茂。到了秋天，满树棉桃炸开后，棉花洁白如雪，成了“棉花王”。由此，他就想在空旷地上育棉苗，待麦子收获后再移植到地里。但是，棉苗十分娇嫩，只要是根部土壤稍有松动，它就栽不活了。那年一场春雨，林世猛想到趁雨天移栽棉苗成活率一定高一些，他就冒雨移栽，全身透湿，淋成个落汤鸡，发高烧病倒了。他爱人又难过又心疼，埋怨说，“你是不是疯了，淋大雨栽几棵野苗，图个什么啊！”林世猛强打精神说：“我图的是提高棉花产量，增加群众收入。如果成功了，推广到全公社、全县、全国，对所有农民，对国家，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他爱人忍不住笑道：“哎哟喂，你好大的心，还想到全县、全国去了耶！”林世猛这位普通农民，普通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人朴实，语言简短，他真的是为全县全国农民着想。但他不一定想到这个“雨天移栽棉苗”将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

后来，林世猛试着将棉苗床改成茶杯大小，一杯一籽，这样做出的小苗床就是小泥钵。后来，他在土里掺了些肥料，就成了闻名全国、大幅提高棉花产量的“营养钵”。又经过上百次试验改进，终于制造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农具—营养钵制钵器。这一破天荒的发明，解决了制营养钵的困难，是个伟大的创造。此后，在全县、全省甚至全国都推广开了。林世猛“为民为国”的朴实理想，终于成功了。1957年，他种的棉花实现了亩产皮棉 103斤的高产，震动了县、地和省的领导。他成了闻名全国的植棉能手。

1958年 4月 11日，李先念副总理莅临麻城视察工作，亲自到中一区桃园察看改造沙滩为良田的劳动现场，并专程视察林世猛的棉花试验地，给予极高的评价和鼓励。

同年 10月 5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视察麻城，深入到中一人民公社五一大队三中队视察林世猛的棉花试验地，并在棉花丛中与林世猛等青年人合影留念。

1958年 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在武汉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十二月十三日的上午，林世猛正在给棉麦双高产的实验田送肥。由于天气晴朗，加上干劲大，所以脱下了棉袄，只穿着卫生衣。突然有人喊他，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陪着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向他走来了。他喜出望外地站立田头，心情激动，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已走拢来了，总理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他却更加拘谨了，自己满手粪土，怎么能和领导同志握手呢？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周总理却满心高兴地一把抓住他的手：“你辛苦了！”“不，不，总理辛苦了！”

“你搞棉麦双熟双高产实验，好哇！”接着，总理问了他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情况，特别详细询问了培养棉苗的“营养钵”的制作方法、及育苗、管理、移栽等技术问题。周总理见林世猛的衣裳单薄，就将遮挡了林世猛阳光的人拦开，并将自己的一件呢大衣亲手披到林世猛的身上。林世猛沐浴着阳光，披着总理的呢大衣，倍感温暖。一个在旧社会放牛、砍柴，受人欺凌的人，如今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样关心爱护，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他对总理的提问，一一作了如实的汇报。周总理满意地微笑着点头。最后，总理说：“我们来个合影吧！”

周总理把林世猛拉到自己身边并肩站着，陈毅副总理和吴德简书记也都站到一排，周总理见陈毅副总理戴着一副墨光眼镜，就轻轻拉他一下，示意摘下眼镜照相。陈毅副总理立刻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虽然眼疾畏光，但农民不习惯墨光眼镜。”于是摘下眼镜在手里拿着，四人一起照了像。

二

一九五九年秋，林世猛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一天上午，周总理派小车把他接到家里去作客。被接去的还有上海的工人代表，共七、八人。在车上，林世猛心里很不安，不知周总理会问些什么，自己虽说用科学种田、搞实验，但成绩还不大，怎么好汇报呢！一下车，就见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站在门口迎接。

周总理的家，简朴而整洁。林世猛坐在沙发上局促不安，其他几位同志也有些拘束。周总理首先声明：“你们都是各条战线上的模范，这次来北京开会，我很高兴。今天请你们到家里来玩一下，吃一顿便饭，不谈具体工作啦！不要拘束，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嘛！”紧接着总理给大伙散香烟、倒茶。屋里的气氛很快就活跃起来。林世猛这个来自大别山南麓的农民，对北方的气候不太适应，因而有点咳嗽。可是，在总理家这个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怎么好爽快咳嗽、吐痰呢？细心的周总理在和大家交谈中，发现了林世猛的不适，他连忙到走廊里端来一个痰盂，特地送到林世猛的身边，并关切说：“你吐痰吧，不要紧的。”林世猛真是不好意思，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的关心爱护多么细致呀，他怎么会想到我要咳嗽、吐痰？还亲自给我这个乡下的“泥巴腿”端痰盂，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事呀！

吃饭的时候，总理又一个劲地往客人碗里挟菜，见林世猛是从农村来的，挟的菜也更多。饭后，还特地问林世猛：“你吃饱了没有？可不能饿肚皮啦！”休息了一会儿，大家又和周总理一起在院子里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林世猛无比珍贵，装了镜框一直挂在家里。可惜的是，一次武汉大学的学生来作社会调查，看到照片后，借去了，一直不见还来。

当周总理送大伙出门时，一再嘱咐，回去后要努力搞好生产，给国家多作贡献。打这以后，林世猛牢记周总理的教诲，兢兢业业地工作，勤勤恳恳地战斗在农业第一线，不断地取得新成绩。

三

林世猛在种植棉花方面的创造发明，不仅引起各级领导直至中央首长的重视，更使农业科研单位惊讶。许多农业院校和农科单位前来考察取经，都觉得他是真正的植棉专家。他不仅解决了“棉麦争地”的矛盾，而且棉田管理也很周到：“施足底肥保早发，及时追肥保壮苗，除草除虫莫放松，整枝打杈满结桃。”

一天，地委组织部一位科长和地区农科所的所长在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陪同下，一道来到林家下垸，在田畈里找到了林世猛。他们看了满畈的棉苗青枝绿叶，繁花盛开，一派喜人景象。三人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林世猛干得好，还说他思维开阔，富有创造精神，林世猛总是谦虚地说：“这是各级领导关心指导和群众齐心苦干的结果。”他们三人还你一言我一语地赞赏新洲县刘集公社种棉花的模范提升为国家干部了，又说麻城梁家畈的劳模彭思汉也调公社当了国家干部。林世猛毫不在意，只随口连说：“那好，那好！”原来这三位上级领导是来动员林世猛的，想调他到地区农科所去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对一般的干部调动无须这样重视，只要一纸调令就解决问题。而对于林世猛这位著名劳模，特地事先打个招呼表示尊重。谁知他们道出来意后，林世猛并不立即表示“服从”，而是脸上露出极其“为难”的面色。他虽然满口道谢，但是他要求容他考虑几天，他说：“我还要和支部及群众商量商量再作决定。”

当天夜里，林世猛躺在床上怎样也睡不着。他的心思像潮水一般翻滚着，想起了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日子，16岁那年，一次拉壮丁，把他捉到牛栏里关了起来，还把他父亲打倒在地，家里仅有几升米都给抢去了。“那是讹诈钱财呀，谁把我穷人当人呢？如今，领导和群众这样看得起我，我没有多少文化，还能去领导科研吗？离开了这里的群众，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我不能走啊！”第二天晚上，他召开了支委和生产队长会，把自己对于“不服从”组织安排的想法全部抖落了出来。大家听后都舍不得他离开，支持他的“不服从”。但是，也有人为他惋惜，说：“你失去了这次升为国家干部的好机会，太吃亏了！”林世猛站起来高兴地说：“哪里吃亏？我有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沾了党的大光，沾了群众的大光啊！”话音未落，大伙

儿都大笑起来。就这样，林世猛拒绝了“升官”，一直在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干了 40年。

林世猛是一位难得的好支书，他清正廉洁，舍已为公，一直受到群众的拥戴。这里仅举一例。

1958年，周总理深入林家下垸接见林世猛时，发现他家的房屋很破旧，指示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给他解决一批木料建住房。林世猛收到组织上送来的桁条后，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待到大队建办公用房时，他将这批木料全都拉去修建了大队部。后来四清工作队查到此事时，给予了高度赞扬。

这位 1924年出生于农民家庭的全国劳模，保持了劳动人民勤劳俭朴的高尚品格和敢于创造的可贵精神，直至 1998年离开人世，从未脱离群众，从未脱离劳动，成了林家下垸的灵魂，成了中国千千万万农民的灵魂，成了永远闪闪发光的一座丰碑。

平民县长郑贤文

钟式金金仕善郑良友

郑贤文（1939—2012）麻城市乘马岗镇得胜寨村郑家冲人。幼家贫。1950年入小学读书后任少先队大队长，1955年加入青年团，1961年在麻城一中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政教系，分配在中共麻城县委办公室工作。后任麻城棉纺厂党委秘书、五七干校学员、市检察院副科长、县委办公室主任。1983年 11月任麻城县政府县长。1984年 11月调任黄梅县政府县长。1986年底患肺癌做手术。1987年 7月改任麻城市政府顾问。2012年 5月 7日因病逝世，享年 74岁。“平民县长郑贤文”一文由钟式金的“我所知道的郑贤文”，金仕善的“我所认识的郑贤文”，郑良友的“我眼中的父亲郑贤文”三篇回忆文章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共产党员、草根出身的平民县长郑贤文的多彩人生和感人事迹。

我所知道的郑贤文

五十多年前，我和郑贤文在麻城一中同学六年，高考前的一个学期同班。我们同为家庭贫困者，只好“勤工俭学”，一起当挑夫、做苦力，结伴挣学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麻城县法院工作，他调县检察院工作，我们又成了同行。后来他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长，我在检察院工作，接触就更多了。他病后从黄梅县县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回麻城担任市政府顾问后退休，我在麻城市内转了几个单位后退休，我们相聚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就连在龟峰山干休所休息，我们也是食同桌、眠同室、乐同场。2010年初，我的另一位同学金仕善受他的学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程远忠之托，筹建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我和贤文同被聘为常务理事，参与领导促进会的助学及文化建设工作，交集更频繁了。

贤文学习刻苦，知识面广，悟性好，综合素质强。即使这样，他也从不放松对新知识的汲取。他在县检察院工作时，正值《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全国大学习大宣传，贤文学的是政治教育，检察工作对他是新领域，为打好工作基础，他如饥似渴学习和钻研《刑法》、《刑事诉讼法》，很快进入刑检工作角色，得到了“老政法”们的认可和赞赏。担任麻城县县长后，更是刻苦学习财政金融税务等政策法规和专业知识，没日没夜忙于工作，家里的事全都丢给了在农村种田的嫂子。说他是忘我学习和工作，一点都不为过。退休以后，他仍注意学习新知识，探究新问题。

贤文同志担任麻城县县长时，正是改革开放关键时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的调研针对性强，重实情讲实效。他一个人能解决问题的，绝不带第二个人，县直单位的事能抽空晚上办的就不安排在白天。如果安排在白天，他定会在上班前步行或骑自行车到相关单位，只要求相关单位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绝不要过多的领导和同志接待、陪同。那时县政府车辆极少，他下乡有时干脆步行。有一次为调查山区出现的乱砍滥伐林木问题，他和另一位县政府领导，从三河区沿山间小路步行到张广河、木子店、熊家铺、龟山一线乡镇山区，沿途找基层干部群众了解情况，查询原因，征询加强森林保护的意见和办法，还到山上查看滥伐的现场。一路吃在农家，住在农户。基层干部和群众只知道这两个“林业干部”好过细、好认真、好实在，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有天早上到一个小乡，还帮炊事员烧火煮粥，等他们吃过早饭离开后，县政府电话查询郑县长是否到过该乡，经问明身材相貌后，乡里的同志才知道帮忙烧火的竟是县长。他任黄梅县长时也是如此。一位黄梅朋友告诉我，贤文同志骑自行车下乡调研和处理问题在黄梅传为佳话，社会反响极佳。一修车工人对他说：郑县长经常骑车下乡，在我这里修车充气、歇脚聊天，和气得很。时间久了，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过了很久，才知道他是县长。

贤文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他到县检察院工作不久，被宣布为起诉科负责人，不久调来一位老同志当科长，他当副科长。有些同志感到不解，他主动做工作，说老同志经验丰富，这样安排更有利工作。在黄梅县长任上患肺癌，手术后需休养较长时间，为不影响工作，他对前来看望的领导提出不能因他养病影响黄梅县的全局工作，请求考虑让他辞职，被领导劝阻。有次我出差黄冈，见到时任专员的漆林同志，他问及贤文的养病状况后叫带话给他只管静心休养，不要牵挂工作，康复后有更重要工作等他做。又过了一段时间，黄冈地委组织部主要领导去看他，他又提他辞职的意见。这位领导劝慰他并征询他的意见，是否在他养病期间安排较为轻松点的岗位，待康复后再安排重要岗位。贤文同志说：感谢组织关心，为我治病养病，国家花费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这种病不是短时间能康复的。我占个县长的位子不能在职履事，影响一个县的正常运转，问心有愧，到新单位同样影响工作，为了我个人的进退让组织花费精力，心中不安，恳请答复我的辞职请求，这对于党的事业有利，我也可安心养病。经他再三要求，组织上同意他调回麻城，安排他当市政府顾问，他考虑现任市长是他任县长时的副职，可能因此会影响市长大胆施展才干，不愿接受顾问一职。后还是市长亲自登门请他帮忙，他才应允，并给自己约法三章：多调查研究，多听取政府部门的意见，多反馈基层要求，尽力当好参谋。不越权，不逾距，不添乱。担任顾问后，政府办的同志说他工作劲头不减当年，不像大病过的样子，真是难能可贵。他受托协助市长分管财贸口工作，配合市长的工作十分默契，转换角色的功夫十分到家。在当时困难的形势下，尽心尽力，贡献了他的才智和力量。

1980年，国家启动十多年首次全国性的工资调整工作，靠工资维持生计的人翘首以待，谁都希望加几元钱解困。可政策规定是以单位领薪人为基数，调资面为百分之四十，由各单位民主评定，是少数人欢喜多数人忧，其具体评定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当时各单位成立由领导和群众代表组成“考评小组”，负责调资工作。贤文同志是县检察院中层干部，被推举为“考评小组”组长，面临着实际问题和诸多矛盾，贤文同志为了院里调资工作顺利开展，主动在全院干部会上宣布他只搞考评，不升工资，这一举动在院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知道他是家大口阔的“半边户”，加一级工资，对他来说十分需要。凭他参加工作以来的表现加一级工资理所应当。他的举动，胜过最精彩的说教，对检察院顺利完成调资工作起了极有力的推动作用。他当市政府顾问期间，政府班子鉴于他的工作实绩，把奖励一级工资的名额定给他，并瞒着他让经办的同志填表报批。贤文得知后立即请经办同志把填好的报表扣下，随即找到市长说：我不否认我做了些工作，但同志们工作都很积极，班子成员贡献都比我大，我不能要这一级工资。还要考虑市委、政府的顾问不只我一人，需从全局权衡利弊。市长被他处处顾大局、为工作着想、不计个人利益的思想境界所感动，接受了他的意见。1999年正月，他 60岁生日刚过，就找组织部分管老干部工作的副部长，要求办理退休手续。副部长说：你急什么。他说：我已经不上班了，再不办退休手续，多拿工资不应该。副部长说你办退休要黄冈市委领导来给你做退休前的谈话。他说：退休手续先办，要谈话以后有的是时间。在他的再三催促下，黄冈市委按时给他办了退休手续。

贤文同志一贯坚持原则，维护公众利益。他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后，与干部、职工接触多了，逐渐发现一些影响形象、影响机关团结、早就应该解决却久拖未决的问题。本来交党费是党员的义务，但有的支部反映有些党员未及时交党费。他是县委机关党总支书记，认为交党费事关原则，就请各支部详细清理党费收取情况，结果发现欠交党费的人为数不少，其中还有县委班子成员。贤文同志立即找人以党总支名义，用大红纸抄写按时交党费的党员名单，用白纸抄写未按时交党费的党员名单，一起张贴在机关大院内，引起了轰动，未交党费的同志纷纷补交，领导班子成员补交后还主动向贤文同志做检讨，诚恳接受批评。那时私人在机关食堂打开水按规定要付费。可有的人总是只打开水不给钱，食堂职工反映很大，说这是食堂亏损的原因之一。贤文经过了解，发现原因在于炊事员见打开水的是干部不敢管、相关科室怕得罪人不愿管，小问题成了“老大难”。他没有批评炊事员和管理部门，决定自己“唱黑脸”，在锅炉旁贴了一张请自觉付开水费的告示，他连续几天大清早坐在锅炉旁边，那些不交开水费的人看“郑主任是来真的”，都交费打水，没带钱的返回家拿了钱再打水。多年“老大难”的“小问题”就此得以解决，干部和食堂职工无不称快。那时县委机关干部职工大都住机关宿舍，有好几位同志找贤文同志诉苦，说经常晚上加班，指望能睡个午觉弥补睡眠不足，可有位领导在宿舍院子里养了一只大公鸡，午休时叫个不停，令人无法入睡。贤文同志直接找这位领导同志反映群众的意见，这位领导对贤文的诚恳和直率十分感激，当即决定杀掉公鸡。解决了这一问题。

贤文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为政清廉，当清白官，在麻城、黄梅乃至黄冈地区，贤文同志的这一品德有口皆碑。不论涉及落实政策还是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以政策为依据，解决了一些人的实际问题，有的人心存感激，带了礼物上门致谢。贤文总是做工作，拒收任何礼物。对一些提出非分要求的人，他则强调政策规定，陈明利害，严辞拒绝，宁肯得罪人也不失原则。在担任麻城县长时，有人送他一套运动服，他严辞拒绝，那人放下衣服就走。贤文同志笫二天上班时将运动服挂在他办公室门外“示众”。政府的工作人员说那是对送礼者的正告。在黄梅当县长期间，有些乡镇干部见他是“半边户”，有时晚归还得自己做饭，带点鱼等新鲜食物给他，他都如数送到机关食堂。

贤文同志植根基层，心连群众。他生在农家，知道农民的甜酸苦辣，长期置身基层，深切了解基层群众的艰辛。在麻城和黄梅任县长乃至任麻城市政府顾问期间，一心想的是农村的脱贫解困和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一心做的是维护群众利益，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此作为是否有政绩的标准。他在职期间，为此尽心尽力，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被誉为“平民县长”。不论下乡还是在机关，他都注意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他认为大多数群众不是遇到过不了的坎是不会轻易到政府上访，更不会动辄要找县长接谈的，真正胡搅蛮缠的人为数极少。黄梅县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屡屡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没有得到解决，成了老上访户。贤文同志到任后经过了解，按当时政策志愿军转业是应安排工作的，黄梅全县只有三个人没安排工作，现均年老。贤文同志认为这虽不属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件，仍属历史遗留问题。他接谈来访人，说明该同志已过退休年龄再安排工作不现实，商量是否安排其一个孩子工作，来访人满口答应。问题解决后来访人感激不已，在县城拉起感谢郑县长郑青天的横幅。贤文对“官出数字，数字升官”一类的鬼把戏十分厌恶，对以捞官位为目的、以用国家严重经济损失为代价换取个人声誉的“形象工程”，他不仅坚决反对，还告诫下面干部要严防杜绝。对于社会上各类“造假”现象，他有深刻的见解。他原在黄梅县政府同班子的一位同志，后在黄冈市担任副地职，有人劝他搞个大学毕业文凭，可搞个正地级。可这位同志说：谁都知道我是初中文化，几十年再也没去上个学，突然冒出个大学文凭，还不让人骂娘？这种欺骗组织、遗害群众的事我绝不做。贤文给我们讲了这个例子后说，凡是弄虚作假的人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可能他一时如愿以偿，但受害的是党的事业，群众的利益，干部的信誉。一个失去诚信的人最终失去的是民心。个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失去，唯独诚信不能失。

贤文同志一生胸怀坦荡，诚挚待人。他以待人以诚去其诈、待人以宽去其隘的做人理念赢得人们的祟敬与爱戴。他尊师，小学的启蒙老师，他不忘探望，在县城工作时会去给住城内的中学老师拜年问好，有的老师有实际困难，只要不违背政策原则，他尽力帮助解决。他为人厚道，真诚帮助别人。上高中时，经常去二、三十里外的地方为学校食堂挑木柴、砍茅柴。他常常将年纪较小、体质偏弱的同学挑的木柴拿些放到自己的担子上，以减轻同学负担。有次去离校二十多里的山上砍茅柴，时近中午，大家饿累交加，挑着柴返校时，不见江同学。这位江同学眼晴近视，砍柴外行。贤文急忙撂下担子，疾步返回几里路赶到山上，见江同学站着发愁，割下的茅柴散在一地。贤文立即帮他捆好柴禾，挑起就走，叫江同学紧随其后，直到他自己的柴担子旁，才让江同学接肩上的茅柴。回到学校时两人都已筋疲力尽。1978年冬，有次同贤文闲谈时，我说家里食油好紧张（那时还是计划供应）。一个星期天早饭后，他说他回家，顺路帮我买点油，我俩骑自行车到了二十多里外的一个小村子，他找人帮我买了十斤花生油，为我解了难，可他回家却要绕行二十多里路。他帮人排难解困的事例也常有其他同志说起。他在麻城多个单位工作过，直到担任政府县长、顾问，凡与其共过事的干部、职工，无不为他诚挚助人、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品格所感动。与他共过事的年轻同志受他熏陶，获益匪浅，无不对他敬重和爱戴，视他为良师益友。2012年 5月 9日贤文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不少人骑自行车赶到，为的是来看德高望重的老县长、老朋友最后一眼。5月 12日，贤文同志的骨灰回原籍安葬，沿途群众设案焚香，烧纸鸣炮，迎平民县长魂归故里，那情那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我个人无法对贤文同志的一生做评价。市委领导在贤文遗体告别仪式上对贤文的评价，是贤文同志一生的真实写照。在贤文同志 70寿诞时，我作为他的老同学、老朋友送给他一首贺诗，录在这里以表达对他深切的怀念。

贤文同学七十寿诞志贺

人生七十不为稀，贵在官时爱布衣。

府北同谋兴业策，州南共扛脱贫旗。做官最恶官场秀，为庶尤帮庶众祈。任是风云花世界，清明洁白志无违。

我所认识的郑贤文

郑贤文年长我三岁，虽然同学但不同班，在校无交往，是后来在县人武装部任参谋的李敬晖处相交熟识后渐渐成为朋友的。

当年麻城的“四清”运动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与此前两年我随新洲县委书记处书记陈焕彬搞的和风细雨的“小四清”大相径庭，“下水过关”的农村基层干部被整得很惨，甚至有被逼自杀的。李敬晖和参加工作不久的郑贤文同在“四清”工作团一起参加“碰头会”。在一次“碰头会”上，多数工作组长将情况汇总后得出还要“深挖细找”贪污分子，“争取更大胜利”的结论，巡视组组长郑贤文，以他们经过调查核实的情况摆事实，讲道理，还举出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们调查统计到，有个生产队的干部一年间“贪污”的“集体财产”，合起来竟超过那个生产队全年收入的总和，人为制造了冤案。现在不是“深挖细找”的问题，而应该“甄别落实，纠正错案”。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是要冒头戴“右倾”帽子风险的，尤其他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面临的风险更大。到了“清政治”阶段，郑贤文又提出，清政治不能无限上纲，重点是看干部是否爱集体。生产要讲实效，讲收成，不能一窝蜂抢进度。还提出“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等等难以反驳的说辞，惹得一位县委副书记十分恼火。幸亏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郑贤文因此逃脱了“穿小鞋”的厄运。

“文革”后期，郑贤文调任麻城棉纺厂党委秘书。在讨论对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如何处理时，有人提出，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郑贤文又一次唱起了“反调”，他说这个问题要分析清楚，广大群众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立组织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况且党的组织前些年瘫痪了，现在运动出了偏差，根子不在群众和头头。只要没有组织打砸抢，不涉及违法，就不能将有错误的人定为坏头头，更不应以党纪论处。他的这些说辞，挽救了一位党员“坏头头”的政治生命。后来他带头出席这位“坏头头”的婚礼，不仅促使这位党员改正了错误，进而使他时时刻刻按党章要求自己。郑贤文也因此受到大家的钦佩和爱戴。

上面举出的几件事例，说明了年轻的郑贤文有比较深刻、成熟的政治见解，他得到提拔选用是有道理的。

与郑贤文在“四清”工作团共事的人武部参谋李敬晖，不久又和我一起在当年的麻城县革委会办事组共事。在李敬晖的周围，聚拢了一批“不受人左右”的“闲散说客”，人人畅所欲言，“纵横捭阖”，说些不能公开的悄悄话，比如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说“江青不宜参政”，还对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流露出“谨慎的不满”，等等。说客中我最年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后来任麻城市委书记的张自安曾正告我“嘴上应挂把锁！”然而我还是闯祸了，一不小心把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和江青不宜参政的话传出去了，被人举报了。当年有个“追谣办公室”。“追谣办”的罗同志找到我要我交待这些话的出处。我思忖片刻，爽快地承认了。罗同志表扬说，你不掩盖，不隐瞒，态度是老实的，接下来转入正题，暗示我要把李参谋为首的“小集团”供出来，“只要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就可以从轻处理”。这个实话可不能说，我当时准备当作家，编个故事还是不难的。我交待说，“江青不宜参政”是在汉口立新旅社听一群采购员说的。“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看大字报知道的。罗同志大失所望，就差没点“李参谋”的名，说我打马虎眼，态度极不老实。战了几个回合，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死不改口，他也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

两年后，我奉调从事专业创作。

也许是看中我“口风紧”，也许是看中我“应变能力强”，郑贤文出任麻城县县长后，把我找去，说是给他帮帮忙，要调我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我说，对不起，我只想说想说的话，不愿说违心的话，恕不从命。他说你这叫什么道理，又没人强迫你如何说话。我又说，我只喜欢文学创作，不愿从政。他气愤地说，你搞文学创作大个卵子，怎么不能来帮帮忙。我也来气了，我说你当县长大个卵子，想调到政府办的人多的是，为什么非要找我（不可）！说着吵着，抽了支烟，两人都笑了。这事也就过去了。

有关郑贤文在麻城县长任上的工作情况，钟文已有详细介绍，我补充一件事。城区护城河脏乱差状况由来已久，大家提议他管一管。他马上作了计划，将护城河分为东西两段，他和一位副县长各得一段，每段拨清理费 7000元。郑贤文将他得的西段委托给土门小乡的一个大队。该大队用拖拉机将河中污泥拉回去稍作处理，就成了上好肥料，还得到 7000元运费，大队的干部群众都乐得眉开眼笑。这件小事不仅体现了郑贤文的执政能力和智慧，还可以看出草根出身的县长的农民情结。

一年后，郑贤文奉调担任黄梅县县长，工作得十分出色，黄梅人对他的赞誉有口皆碑。郑贤文去世后，“李参谋”几次跟我叨唠这么一件事用以分析黄梅人看重郑贤文的原因。黄梅县有一座小储量铁矿，含铁量极高，本来已将矿石以理想的价格卖给了武钢，武钢自行运输。后来发生了一件怪事，省里某单位和黄梅某单位上门找郑贤文协商，将矿石转卖鄂钢，运费由黄梅县自理，省里解决柴油指标。事情办成后，就把郑贤文调到省里升任副厅职。郑贤文懒得去弄清内中猫腻，只是笑着说，我是黄梅县县长，如何能让黄梅加重负担呢，你们不用劝我，我还是在黄梅当县长好。“李参谋”由此得出结论，黄梅人若知道这件事，怎么能不爱戴他们的好县长呢！

我们退休后，还是一如既往地聚在“李参谋”那里畅所欲言，谈天说地。郑贤文和“李参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见面就是国际国内大事，天花乱坠，唾沫飞扬，好像世界全在他二人掌控之中。因我已痛改前非，不谈国是，时不时泼泼冷水。我说小人物空谈国家大事浪费精神力气，于国事无补，何况你郑贤文连小人物都没当好，不如打打麻将消消火。我揶揄他“连小人物都没当好”是有根据的。一次，他在街边象棋摊看人下棋，忍不住多了句不能拱卒要跳马的嘴，那人扭着脖子吼道：你算老几？我走象棋你插什么嘴？快跟我走远些！可怜堂堂郑县长只得灰溜溜逃走了。郑贤文见我揭他的短，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劲叫我“滚远些”，大家笑了一阵后又喝茶抽烟，打麻将消气，如此循环往复，我们渐渐越来越老了。

2010年，我的“学生”（实是忘年交）程远忠出钱（目前已出资 800万元）资助麻城文化教育事业，要我出面创办“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我把“李参谋”、“郑县长”以及熊副县长、钟副主任等德高望重的一批老同志拉进来帮忙，封“李参谋”、“郑县长”等四位为“常务理事”，遇到为难之事就毫不客气地让他们打头阵。可他们也有不好商量的时候，出资人程远忠要我每月给四位常务理事发点“交通补助”，他二人带头反对，坚决拒收。郑贤文说得最难听，“难道你老金要我在你这里挣火葬费不成？”意思是我小瞧他们了。真让我哭笑不得，左右为难。他对小他近 20岁的程远忠非常尊重，每次见面分别时，总要目送小车离去才返身。

逢到开会，我要派车去接他，他不让接。他走路飞快，往往不等人到齐，他就风风火火赶来了。有几次参加社会活动，他不吃举办方的招待餐，连我们的工作餐也不吃，半路下车回家了。记得有一次开完会天色尚早，我们打小麻将误了餐，他建议吃一碗五元钱的手擀面了事。他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在向郑贤文同志遗体告别的那天，82岁高龄的“李参谋”，顽固地挨到老朋友的遗体旁泪流满面，长坐不起。大家怕他发生意外，一致要我把他搀扶出来。这次他还算听话，我把他搀扶出来后，他还是一个劲抹泪。一时间，我突然感觉到席终人散的悲哀。我所认识的郑贤文即将作隔世的远行，他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过后一想，我还是为郑贤文同志骄傲：他走得坦然，走得没有遗憾。

我眼中的父亲郑贤文

我重新翻看着父亲生前的相册，从他 1939年 3月出生到满头灰发的老者，注视着其间定格在永恒瞬间的一些相片，我的内心满是炽热的涌流，我从小到大，所到之处、所见之人，从没听人说过我父亲的不好处，全是对他如何公道正派的赞美之辞。正因为这样，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洁身自爱，虽无甚成就，却从不敢辱没家风。那么，我的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父亲有着以公服众的处事之道。父亲能一步步在仕途上出众，能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很大成分与父亲一生都秉持以公服人的处事之道有关。父亲青少年时代受过很多磨难，自然对贫苦土地上的人民有着深情厚意，所以诸事唯公、为公。无论是回复普通交往或有求于他的书信，无论处理日常工作事务，还是化解社会矛盾，他都以社会公德良知为己任，始终以理服人，以公服人，20多年间成了老家七村八垸的乡亲和一些并不熟悉的社会各派纠纷的调解人。在老家无论老幼都爱和他聊天侃地，而他也常常借此由浅入深分析，抓住要理，并引导他人向善。

父亲有着宽人严己的自修之德。父亲在世时，一直过着非常朴素、严谨的生活，常穿的衣裳有很多是打补丁的，这一点在别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每当熟人笑他，他也只是浅笑了之。上世纪 90年代初始，物价开始疯狂上涨，连我都分明感觉到父亲身上的压力，吃穿用度更是只解决基本需要，仅在每次出外开会时，外套才会显得很整洁利落以保持公众人物的体面。父亲熟知古今历史掌故，最喜欢的著作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两书他读过多遍，厚重的历史感也启迪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在他退休后，每年订了多种刊物，每天会花固定时间去阅读和静思，他甘于清贫，秉承着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优秀品质。父亲的严格还表现在党性上，举一个小例子，他近乎刻板地在每年的一月去单位缴纳全年的党费。他在对自己严的同时，对待别人是很宽和的，从不挖苦、迁怒于人，从不记仇；他乐善好施，每遇捐献，总是率先示范；农村有许多穷乡亲穷亲戚，他虽没为谁安排过工作，但是家家、事事都牵挂着，从不计回报。

父亲有着慎言慎行的处世之风。由于 50年代亲眼目睹了反右整风运动，加之后来走上从政道路，所以父亲一生都养成慎言慎行的习惯，秉持了较好的职业操守。在不能充分把握的情况下，他从不率性从事，每遇棘手事，总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定夺；每助人一臂之力，从不于人前提及。父亲的内心对社会上一些腐败是很不满的，却从来不在人背后道人长短。退休后有不少人打着他的旗号去上访，他不仅拒绝上访者，在不泄露上访者的情况下还主动通告被上访者，事情非他所为，他一直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一生提拔过不少干部，有的后来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但是他非常低调谦逊，每在人前，即便对方是晚辈，向以职务称呼他人，从无倨傲之心。

父亲有着刚正廉洁的为官之格。父亲的刚正廉洁在本地和黄梅县是有名声的，至于在官场上惩恶扬善的一些事例，作为直系后代我不便列举，只记录近 30年我亲眼所见诸多事中的一两件。

大约 1988年春夏之交，有一天，一个自称父亲熟人的人提着大包小包来到家里，说明来意，见忙于工作的父亲不在家，便放下礼物起身骑车就走。下午父亲回来，不仅呵斥了无辜的母亲，还对我近乎怒吼了，要我亲自把东西退回去。当时我还很小，尽管知道不能收别人的东西，但着实被父亲的怒吼吓住了，我和母亲提着人家送来的东西找了好几处，硬是找到了那人的工作单位，退回去全部礼物。回到家里后，心里才感到踏实。

还有件事发生在 1994年，当时我们家居住在柏树林，那屋子地势低，前后巷子仅二米宽，每年夏季一遇暴雨天，必然会水倒灌一楼达一尺余，加上潮气很重，我家是不堪其扰。居住附近的一位父亲认识几年的人知道后，说正好自家在装修，可以顺便帮着给我家一楼铺地面砖，父亲说可以，但必须按市场价付款。地面砖铺好后，父亲付了款。某晚那人来拜访，见父亲不在，顺便说有个密封着的信封要交给父亲，父亲回来后，才知里面装着五千元，他当夜去那人家退还。但是惊人的是后面的事，次日，父亲给那人写一封近似绝交的信。信全文在此转录：

某经理：“5000如数退返，这在您来讲，是个人情和帮助，可就我来讲，是不义之财。得不义之财，在我一生还未有过，我虽穷，有时也被人看不起，可我感到自乐！我很想保持这些特点，望能同情和谅解！我们相交几年了，多次交道中，均感觉到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过去了的，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为了各自保持自己的长处，我们的关系应由朋友降为一般的邻居关系，这对您和我都是有益的。您应当发财，不去发财是傻子。我退休前只能穷，幻想发财是疯子。所以我讨厌别人无故给我钱财，并认为这有损我的人格！我愿意尊重别人，也希望别人能尊重我！！”（父亲有写信重录的习惯，此信附录件我于十年前就看到过，父亲病故后，仍一直保存在父亲的笔记中）。

父亲有着旷达从容的乐天之真。特别从 1986年手术后，父亲从领导岗位抽身而出，心境愈加淡泊天真，对己之生死泰然处之，对社会诸相从容观之。父亲在手术后的若干年里，伤口处遇潮冷天气会经常疼痛，却从没见他皱过眉。在术后 26年时间里，不断有癌病患者找他咨询求生诀窍，他都毫无保留的告诉别人，有时候我也在旁，我记得他说的最多的大意就是：忌讳上要遵医嘱，心理上要不怕死。父亲退休后，愈加地亲近田园，喜欢乡土气息，每天清晨傍晚，不论风霜雨雪，都会不知厌倦地行走在乡间田埂，那时他是最自在的。他爱山水，每有佳友出游，总喜欢拉上他，一来因他的掌故多，二来因他的幽默爽朗，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辞，所以退休后游历了不少地方。对待世态万象，他总能从容地直抵事物本质，看得清晰透彻，所以不像一些人那样整天忧心忡忡指责他人和社会，或者像一些人那样昏昏噩噩不明真假囿于困惑被表象左右。

上述的还远不能真实地还原父亲，诸如他有着敏捷洞察力、超强应变能力、超强的记忆力、善于演讲、非常固执等特质，我在此不复赘述。前人自有后人评，也许在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一个人物的离去，就如同微风吹皱的一点波澜，日子一长，就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可对于我，有许多话来不及对他说，有许多疑惑还需要他给我作向导，父亲的远去，直让思念成了永恒！父亲魂栖故里青冈，若有灵，但愿他一切毋以后人为念，永乐山水之间！

后记

由于麻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支持，经过广大文友四年来的团结协作，积极撰搞，《麻城文化丛书》终于面世了！2012年年底，在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育局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的通力合作和我市四家知名企业的赞助下，《麻城文化丛书》前三卷印行了。之后，编委会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 2014年年底，丛书的后五卷编写成功，由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以内部资料印行数百册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经过慎重的斟酌取舍，决定将八卷本缩编为现在的七卷本，对丛书的编目有较大的调整，让文稿各归其位，更加合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再版。按照最初本丛书编辑“三步走”的设计，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并未完结，还要由我们智慧的后起之秀精雕细刻，斟酌完善，最终把这套丛书打造成乡土教材、传世读本。

首先谈谈主编编辑理念：历史眼光，现实，包容，见贤思齐。历史眼光就是要反映麻城有代表性的、真实的历史文化。现实，就是立足于麻城现有的文化人的集体参与和集体智慧，尽最大的努力把丛书编好。包容，简言之是要容纳与主编不同见解的见解，不能一花独放，而要百花齐放。所谓见贤思齐，就是能者为师，本丛书的主编要海纳百川，从善如流，集合大家的长处，力戒自以为是，多想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知人之明。

《麻城文化丛书》应有文化价值标准，也就是评价这套丛书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既要有在文脉中的价值，也要有创造性的价值。最权威的评判是时间老人和读者上帝，无论这两位权威的评论是刺耳的批评还是吝啬的赞扬，编者只能洗耳恭听和虚心接受。

编者想要说明的是编辑原则。

首先还是政治原则，用时兴的话就是“传播正能量。”大而言之是不能违背宪法，不能有悖于党的宗旨，引导读者向上、向善等等。好在本丛书主编、副主编、文稿作者都是认真负责的。“传播正能量”，引导读者向上向善是本丛书的宗旨和出发点，还有中国文史出版社最后把关，应该出不了问题。

二是麻城史实的准确性问题。多部旧县志所载麻城史实既有互相矛盾之处，又有明显不合常理之处，还有研究者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之处，对史实的采信就成了检验编者眼力学识的一道难题。编者既不能以学识有限的托词认同不负责任的文稿，又不能专横武断地“枪毙”有价值有特色又有不足的文稿，因此，既要讲“包容”又不能放任，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求同存异。因此，编者自订了几条编辑原则。

1、麻城史实的采信，应以《麻城市志》为准。这是基于相对真理总是不断向绝对真理过渡靠拢，人们的认识是有过程的永无穷尽的。市志办是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麻城市志》有一套分析筛选程序，应视为权威发布。个人的研究成果即使自认很有道理，如与《麻城市志》的说法有矛盾时，可汲收其合理部分，但仍应以市志办的结论为准。如果不前置“以《麻城市志》为准”这一原则，将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状态，丛书的编辑工作势必无法进行。

2、对旧志互相矛盾、明显不合情理、市志办不及认定的史实，用加“编者按”的方法予以澄清。如“龟峰摩崖诗”的作者多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有其他几种说法，均不合情理。故在《编者按》中指出：“以寺号能仁天子封”句推断，应是“能仁寺”建成后某位诗人所作。又如旧志记者载了两个阎伯屿。乾隆六十年版 129页记为“唐阎伯屿，户部侍郎。”康熙、光绪版记为“阎伯屿，阎家河人，唐进士，官洪州都督。”比较而言，后者较为可信，这是因为后一个阎伯屿与《滕王阁序》扯上了关系，且见于《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等多种较权威的书籍。基于这一认识，编者加“编者按”将江乐山《唯才是举的好官—麻城志书上第一进士阎伯屿》编入《麻城名胜暨旧事》一书中。

3、对文稿作者自认很有把握的内容见解，编者不能完全认同又难以割爱的文稿，也以加“编者按”各抒已见的方法。这是基于作者和编者都不是完人，二者不是从属关系，是互有短长，平等合作的关系。正确与否要由时间老人读者上帝评判，正确者不全是胜利者，不太正确者绝非失败者，都是真理的探索者。以上认识可理解为注释“包容”的初级版本。如编者在处理郑重建的“苏东坡与陈季常”一文中，郑文引用临川才子谢无逸词“江城子”是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说临川谢无逸过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疾书有“杏花村馆酒旗飘”句的《江城子》一阕于壁。后过者抄誊，必索笔于馆卒……（馆卒不胜其烦），因为泥涂之。然而近来有人著文考证：谢无逸穷愁潦倒，终生未出临川。完全推翻了郑说。编者以为二说都属一家之言，应取二说并存较为公允，加编者按表明了态度。又如刘宏文章《<金瓶梅 >书成麻城》，作者多方求证，言之凿凿，但缺乏几乎搜寻不到的直接证据，尚未形成刑侦学意义上的“证据链”，建议作者通融一下，改为“或成于麻城”，不被采纳。编者只好各说各词：若退一步说该书或成于麻城，似乎更为妥当。我以为这种做法相互包容互相尊重，不影响文稿的刊用，应属可取。

4、对诸部旧县志或载或不载的一些说法，如唐太宗李世民、诗仙李白、魏武曹操曾亲临麻城并赋诗，还有晋名医王叔和墓、抗金民族英雄牛皋墓等在麻城找不到依据和难以认定的说辞，编者本应取“熟视无睹，不置一辞”的“绕道走”法。然而有时绕不过去。如《毛玠来麻城定居的前前后后》作者之一的毛茂楠，此前据家乘著有《毛玠传记》，明明白白的记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回军邺城的路上，行至西陵（今麻城）境内，人困马乏。“曹操传令大军休整三日”，说明曹操的确到过麻城。作者只是就事论事，行文自然，没有夸耀的意思。综观旧时编《麻城县志》的人士，绝大多数是严肃认真的，但也不排除“好心文人”拉大旗作虎皮牵扯大名人为家乡增色的可能。麻城历史是麻城人自己书写的，我们当然希望大名人垂青麻城，但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想当然，编者必须恪守“言必有据”的底线。何况麻城是中国的一个县份，说到曹操来过麻城，那也是路过很平常的一件事，无须大做文章，更不必争出个水落石头现。若某位作者在某篇有价值的文章中要涉及难以认定的史实，编者只好加上“相传”二字。所谓“相传”，就是有可能发生有可能没有发生。这类事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5、对《麻城文化丛书》文稿的质量追求及其它。丛书的内容大体分为文化文史两部分。但这两部分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丛书文稿不同于文史资料，应力求具有文采。这是因为文史资料定位于资料的准确性，对文采不作苛求。而丛书文稿除了传播知识外，还应具备欣赏功能。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蚕吃桑叶而吐丝，后以蚕丝织成锦衣，“资料”好比理好的蚕丝，而文章则要求是锦衣，富于文采的文章便是鲜艳夺目的锦衣。若心中无此目标，丛书的编辑就可能停留在说清楚了事的档次上，调动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编者主张《麻城文化丛书》的编辑分三步走，既非首创，也不是别出心裁，而是出版界普遍认可出精品图书的必要过程和一般规律。这是因为打造精品书籍少不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这样一个过程。编者和作者再聪明再能干，只是个小圈子，千万不要忘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画匠不如瞄匠高”等谚语俗语的真理性和哲理性。所谓集思广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浩大工程的参与者中只有六位文科高级职称的文人，虽然不可妄自菲薄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但万不可自视甚高，自谦一点有百利而无一害。

尽管我们对史实的真伪，文稿的选用取舍，乃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的正确、准确与否，错别字的纠正等费尽了心力，终因专业人手太少，水平有限，错谬之处的改正，只有寄望于智慧的后起之秀了。

《麻城文化丛书》能够顺利出版，还要得益于本丛书的顾问——麻城籍老领导毕志伦、市委书记杨遥和市长蔡绪安、市政协主席戴福生，以及深情关心此书的程远忠、鲁功亮等诸多人士；早在丛书前三卷筹印时，杨遥书记、蔡绪安市长分别作出了“发掘优秀历史文化，助推文化麻城建设”和“实施文化兴市战略，促进麻城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麻城大地留下殷殷之望、绵绵之意；市档案局为丛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档案资料，他们还表示要为丛书续编竭尽全力搜集整理资料，以便不断完善这一传世读本。

编者2015年 6月